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四十二分，唐山地震的时候，毛泽东已经病重，工作人员把他从住处抬了出来，他似乎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一月周恩来去世，四月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被撤了职，华国锋当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全国正在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天中共中央给灾区发慰问电，电报说，相信灾区人民"一定会在省、市党委、革命委员会和部队党委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投入抗震救灾斗争，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号召灾区的党员、干部、群众和解放军"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团结起来，向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第二天《人民日报》登出第一篇地震新闻，标题是《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灾情只有一句"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死亡人数三年以后才公布，二十四万二千多人，重伤十六万四千多人。 地震的消息，外国政府当天就得到了。七月二十八日，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盖茨向华盛顿报告，在中国的美国人都安然无恙，他已原则上表示愿意提供中国人希望得到的任何援助。白宫新闻处同一天给记者准备的答问稿写着，国务院正在给盖茨拟指示，让他向中方提出，美国愿意提供中方认为合适的任何援助。七月二十九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从日内瓦给华国锋总理发电报，说联合国准备帮助灾区人民克服这场自然灾害。同一天，英国下院开会，前首相希思提出紧急质询，问政府是不是准备向中国提供医疗物资和设备。外交大臣克罗斯兰回答，政府愿意尽一切可能帮助，驻北京大使馆头一天已奉命去问中国当局需要什么援助，比如紧急物资和医药用品。议员丘吉尔，就是二战首相丘吉尔的孙子，建议派一架大力神运输机送医疗队和药品过去，还可以派一支皇家工兵部队去帮助恢复供水。克罗斯兰说这些建议都可以考虑，但要先等中国政府的答复，他还说，过去发生这类灾害的时候，中国政府的态度一向是非常自足的，不希望西方大张旗鼓地提供援助。 七月三十日，日本外相宫泽喜一在内阁会议上报告，对中国大地震，日本将采取迅速发出救灾物资的方针，内阁通过了。外务省当天动手准备药品、衣物、帐篷，宫泽指示驻华大使小川向中国政府转达：一俟中国方面作好接受的准备，就将发送。以色列总理拉宾地震后也给华国锋发了慰问电，电报里提出愿意提供医疗和其他援助。 也是七月三十日，中国外交部答复了日本大使馆。日本共同社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对日本大使馆说，中国谢绝外国因华北东部地震而提供的任何援助；外交部告诉日本大使，中国不接受外国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援助，中国人民正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震救灾，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精神克服困难。拉宾的电报在八月初被退回，附了一张便条，说北京同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不能接受这份电报。八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英雄的人民不可战胜》，说全国各地的医疗队和救灾物资源源运往灾区，"体现了我国人民自力更生的伟大力量和高度的共产主义风格"，"说明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把这篇社论散发给各国代表，以此谢绝了瓦尔德海姆提出的援助。八月十八日，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在华盛顿见基辛格。基辛格说，美国已经对地震表示过同情，对中国自力更生的处理办法也表示过赞同，在今天这是一种很不寻常的态度。黄镇答，地震很严重，但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有人民的支持，我们已经学会了克服大的困难。 地震当天，唐山机场卫生队的军医邵俊兰、汪雅莲把战备药箱全搬了出来，给伤员清创、固定、打强心针，急救药很快就紧张了，伤员越来越多，机场的各个角落都躺着人。开始手头还有强心针和绷带，后来只剩下红汞和四环素。有个八九岁的男孩哭着喊："阿姨！快救救我的哥哥吧，我的爸妈全没了，只有我哥了，你们救救他吧……"他旁边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满口吐血，胸前一片殷红，一看就是内脏砸坏了，正在内出血。军医后来回忆："可我们别说没有手术设备，就连止血药也已用完。孩子休克了，没法子，急慌了，给他掐'人中'。明明知道不管用，还是拚命地掐呀、掐呀，直到孩子的脑袋耷拉下来，身体越来越凉……"对尿闭的伤员没有导尿管，对骨折的人没有夹板，清创没有麻药。一个七岁的孩子头皮掀开一大块，里面全是沙子，只能用盐水冲、用刷子刷。当天晚上，解放军总医院的外科医生在机场搭起三个手术台，机场连自来水都没有，护士用煮沸的游泳池水消毒器械，医生在汽灯下开颅剖腹，没有血浆，伤员一个个在手术台上死去。手术帐篷外面有一个土坑，里面堆满截下来的胳膊和大腿。就在这几天，英国大使馆奉命去问中国需要什么援助，日本外务省在准备药品、衣物和帐篷，丘吉尔建议的医疗队、药品和工兵，英国政府说要先等中国政府的答复。 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刘贞找到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说："伤员得向外转送！这样做手术，几个月也做不完！"七月三十日，国务院决定把唐山伤员向全国十一个省市转运，到八月二十五日，一共运出去十万零二百六十三人。救人的部队是赤手空拳进去的，没有带大型机械，用小锯条一根一根锯钢筋，把预制板一小块一小块分解开。到八月七日以后，救灾部队才陆续配发吊车、电锯、凿岩机、电焊切割机。埋尸体的士兵在最初几天没有任何防护，八月一日以后才开始运到防护用品。 一九七〇年一月五日云南通海七点八级地震，死了一万五千多人。几个国家通过外交渠道表示愿意援助，周恩来在外交部的报告上批示："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不需要。我们要自力更生重建家园，这是毛主席的思想。"一月九日，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按周恩来"重点应放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舞士气"的批示，打电话要求灾区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公粮照样上缴。全国各地送到灾区的，是十几万册《毛主席语录》、几十万枚毛泽东像章和十几万封慰问信。灾民在无粮、无水、无药、无衣的寒冬里大批死去，军队和军车把尸体运到山沟里掩埋。通海地震的死亡数字到二〇〇〇年三十周年纪念会上才公布。一九七五年八月河南板桥等水库垮坝，洪水淹死十万人，水退以后政府见死不救，又有十四万人死在无粮、无水、无药、无处安身的绝境中。这两次灾难，当局都封锁了消息。 一九七六年夏天，毛泽东病重，中共政治局正忙着一场权力斗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抓着批邓不放，邓小平的罪状之一是搞经济规划引进太多外国技术，不讲自力更生。拒绝外援的决定是这个政治局作出的，对外由外交部七月三十日答复日本大使馆，对联合国由驻联合国代表团散发社论，对灾区由率领中央慰问团的中央领导人在帐篷里讲出来，理由都是一个：自力更生。抗震救灾一开始就被放进批邓这场运动。七月二十八日的慰问电已经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邓。八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深入批邓　抗震救灾》说："解放以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也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激烈的时候。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妄图利用自然灾害造成暂时的困难，扭转革命方向，复辟资本主义。"社论接着说："抗震救灾的现场，也是批邓的战场。我们要以批邓为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八月号《红旗》杂志短评《人定胜天》写道，地震造成了困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灾害及其所造成的困难和一切'乱子'一样，具有二重性"。九月一日，华国锋在北京的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代表会议上讲话，会场的巨幅标语是"深入批邓，夺取抗震救灾的新胜利！"第二天的社论要求"批判邓小平鼓吹的洋奴哲学，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历史学者雷颐后来把那年的救灾纲领归纳成一句话："以批邓促抗震""不能以抗震救灾压革命、压批邓"，要以"抗震救灾"来证明自力更生。按这个纲领，救灾要证明的是自力更生能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谢绝外援的那几天，华国锋还处理了外交部的另一件事，讲的也是国家尊严。七月三十日，北京传来还要有一次更大余震的消息，外交部长乔冠华安排各国使馆人员疏散，余震没有来，第二天华国锋打电话斥责外交部擅自行动，说这是惊慌失措，没有纪律，损害了国家尊严。两天以后外交部开始天天批判乔冠华的"严重错误"。同一天，中央慰问团的三个分团到了唐山、天津、北京，华国锋当总团长，八月初到唐山，去了开滦煤矿和唐山钢铁公司。 接受外援，外国的医疗队和救援人员就可能进灾区，死了多少人、灾区是什么样子，他们会看见，也会说出去，而这些正是当局要瞒的。地震后的几个星期里，中国报纸没有公布过一个伤亡数字，唐山的日本、法国、丹麦游客说那里被夷为平地，《纽约时报》八月二十一日写道，北京到底为什么不愿让民众知晓灾难的真实程度，是一个谜。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公室一九七七年五月的报告里，唐山地震那一段记的是：中国没有提出国际援助的请求，也没有给出官方的伤亡数字。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全国地震会商会议在大连开会，最后一天向到会专家通报了唐山的死亡人数。新华社记者徐学江写了一条稿子，送大会秘书长审。秘书长问他："稿件一定要今天发吗？"徐学江说一定要今天发，又补了一句，这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不是人为的，与政府没有直接关系。秘书长签了字。 迟浩田那时是北京军区副政委，北京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领导成员。多年以后他对钱钢讲起"拒援"这件事："那是我们的失策啊。"又说："但那时我们谁意识到了呢？当时中央领导人率领中央慰问团到灾区，在我们的帐篷里，他说：'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我们当时听了很激动，鼓掌，流泪，也跟着那么喊。多少年后才知道是干了大蠢事！自然灾害是全人类的灾害，我们每年不也都向受灾国家提供那么多的援助么！" ——钱钢《唐山大地震》（特别增订本），中华书局（香港），2008年，第66—68、72—75、83、173、186—190页 ——《人民日报》1976年7月29日第1版（中共中央慰问电）；8月2日第1版社论《英雄的人民不可战胜》；8月5日第1版（中央慰问团报道）；8月11日第1版社论《深入批邓　抗震救灾》；9月2日第1、2版；1979年11月23日第4版 ——英国下院议事录，1976年7月29日，"China (Earthquake)"，vol. 916, cc. 873–875 ——白宫新闻秘书尼森档案，"Chinese Earthquake"，1976年7月28日，福特总统图书馆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9—1976年第18卷，第152号文件，基辛格与黄镇谈话备忘录，1976年8月18日 ——犹太电讯社，"Peking Rejects Israeli Offer to Aid Chinese Earthquake Victims"，1976年8月6日 ——联合国秘书长报告 A/32/64，1977年5月12日，第33段 ——雷颐《文革的三次地震与汶川之震》，《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第7—8页（《红旗》短评、救灾纲领、迟浩田回忆转引） ——徐学江《"迟到新闻"：唐山地震死亡人数的报道背后》，新华网，2006年7月28日 ——包德甫《唐山大地震之后，中国为何拒绝接受国际援助》，《纽约时报》1976年8月21日（纽约时报中文网2016年译文） ——Frederick C. Teiwes,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M.E. Sharpe, 2007, pp. 521–522（乔冠华事件、毛泽东震时状况） ——1970年通海地震周恩来批示及云南省革委会电话指示，据通海地震相关研究转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