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〇年秋天，上海一户人家的大女儿被抓走了。一年多以后，家里才开始收到她从看守所寄出来的信。每封信都要家里送白被单进去。母亲和妹妹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关在号子里的人，要那么多白被单做什么。 大女儿叫林昭，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一九五七年五月北大鸣放。十九日黄昏，大饭厅东门外的墙上贴出一张红纸大字报，是同学张元勋和沈泽宜合写的诗《是时候了》。诗里问：“为什么有无数墙壁隔在我们中间？为什么你和我不能坦率交谈？”末尾是：“歌唱真理的兄弟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另一些同学反对，说五四的火炬是对敌人的，对人民内部不该再举起来，还说这诗的情调简直像白毛女伸冤。林昭也写了诗支持它。 大字报上的笔仗打了三天。五月二十二日夜里，宿舍楼外的马路上围满了人，讲话的人站在饭厅的餐桌上，批张元勋的一个接一个，有人说大字报里的话是反革命煽动。林昭也登上一张餐桌：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黑暗里有人吼了一声：“你是谁？” “我是林昭！……你是谁？还是你们是谁？你怎么不敢也报报你的家门？”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社论，说有右派分子借机向党进攻。她在日记里写： “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她被划成右派，开除团籍，劳动察看。母亲后来告诉张元勋，女儿划成右派，是因为那句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还有和他来往多。她自杀过一次，救过来以后大声说，我决不低头认罪。学校说她态度恶劣，处分加重成劳动教养三年，留在学校苗圃劳动。一九五九年她回上海养病。大饥荒正在蔓延，几个同样戴着右派帽子的年轻人编了一本刊物，叫《星火》，她在上面发了长诗。那个把党叫作母亲的学生，丢掉了共产主义信仰，皈依了基督教。她后来写道： “正因为我本来是党的追随者、拥护者，所以才更要反党！” 《星火》的人很快一个个被抓。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她以反革命罪被捕。公安人员到家里搜查，父亲在一旁看着，当场变了脸色，说起胡话来，没过多久就自杀了。林昭后来在给母亲的信里写，正在我被捕整整一个月以后，爹爹毅然殉难。 一九六二年三月，她保外就医回到家里。家里人问她要那么多白被单做什么，她支支吾吾。母亲看见她手腕上的伤痕，一把拉起她的袖子，整条手臂上都是细小的切口疤痕。送进去的被单，她都撕成了布条，割开血管，蘸着血在上面写字。母亲放声大哭： “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贱自己？这也是我的血肉呀！” 在家这几个月，她和朋友起草了一个“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的纲领，又托人把她的文章带到国外发表。十一月，她又被收监。 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她绝食，喊口号，整夜敲牢门。看守给她上手铐，她后来一样一样记了下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她绝食的时候不解，胃病发作疼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不解，来月经的时候也不解，两副里头暂时取下一副都没有过。她提出抗议，得到的回答是： “手铐该怎样戴或该戴几副又不曾有过规定！” 一九六四年，她在一件衬衣的背上用血写了四个字：天日何在。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法院判她有期徒刑二十年。第二天她用血写了一份声明：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 判刑以后她关进提篮桥监狱。母亲去探监，公安局希望母亲说动她坦白认错，他们也好借此收场。母亲说得口干舌焦，她一句也听不进去，说他们是不会放过她的，她一定会死在他们手里。母亲急了： “你死后谁也不会追认你为烈士的，你死在沟壑中，无声无息……你的所作所为，只会给我们家庭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她回答，那也只能对你们不起了，我为真理不惜任何代价。 张元勋也被打成右派，劳改了好几年。一九六六年，他请假赶到上海探监。林昭出来的时候，头上顶着一方白布，布上是血写的一个冤字。她取下白布，分开头发给他看：头发已经白了一半，发根上一块一块是被揪掉头发的秃皮，大的像枣，小的像蚕豆。她说，监狱知道他要来，怕她给打伤了见不得人，这几天才停了她的斗争会，让她养伤。她的衣服和裤子用针线缝死在一起，大小便时撕开，完了再缝，线是妹妹每个月送进来的。她说，他们想强奸她，她只能把衣服缝起来。她一边说一边咳嗽，把带血的唾沫吐在卫生纸上。她问张元勋知不知道什么叫背铐。一直在旁边的管教干部再也装不下去了： “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 林昭顶了回去：“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在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 她提起九年前餐桌上那次发言：“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还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 接见一结束，张元勋被领进二门里的一间办公室。一位处长对他说： “我们对林昭已仁至义尽，她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他又说：“林昭最严重的问题是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以后，监狱不让母亲见她了。发给她的接见卡上印着罪犯两个字，她坚不认罪，接过卡就把那两个字涂掉。她在信里写，他们妄想让她处在孤零无助的地位上，好促使她屈服。从十月起，她差不多每天用血给母亲写一封信。她写，痰里带血，想买一斤葡萄糖调养也没人理；这信很难指望他们寄去，但至少可以留作他日的见证。她写，已经足足一个半月没让她用水洗脸洗衣裳了。她写，天一天天冷了，被子还没缝上，因为被单让他们拿走了不还。十一月她写，现在我的血好像稀薄了，凝血率很差。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她在这个月的家信末尾写： “我要吃呀，妈妈！给我炖一锅牛肉，煨一锅羊肉，煮一只咸猪头……烧一副蹄子，烤一只鸡或鸭子，没钱你借债去。” 她手里本来是二十年的刑期。提篮桥监狱给她另写了一份材料，题目是《林昭在服刑改造期间重新犯罪的主要罪行》，列了她一长串血书的篇目，说单独关押、专人管教、家属规劝都用过了，“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 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给她下了死刑判决书，落款是四月十九日。判决书头上印着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判决书说她在狱中大量书写反革命日记、诗歌和文章，“尤其不可容忍的是，林犯竟敢明目张胆地多次将我刊登在报纸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象用污血涂抹”；在审讯中，林犯拒不认罪，态度极为恶劣。为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是谁批准杀她，判决书上没有写。 四月二十九日，她被带出监号。同号的丁芸在日记里记下了她最后的样子：她向难友们一再招手，笑着说，诸位小姐妹，再见了。走出总监门，她想唱《国际歌》，狱卒用棉花团塞住她的嘴，她还在喊，妈妈，你在哪里。狱吏拿早就备好的布条，把她的头裹了起来。当天下午她被枪决，三十六岁。 五月一日下午两点左右，楼下有人喊母亲的名字，妹妹彭令范下楼开门。进来一个穿警服的男人，问：“你是林昭的家属吗？”听到回答是，他说：“你们得交5分钱的子弹费。”彭令范什么也没说，上楼从抽屉里找出五分钱，下楼交给他。跟着下楼的母亲问了一句为什么，人就昏了过去。 过了几天，监狱通知家属去取遗物。彭令范陪着神志恍惚的母亲领回一个包裹：一卷拆碎检查过的棉袄，几条血迹斑驳的被单，不少写着模糊血书的白布条。她们翻来覆去地找，她在狱中写在纸上的东西，一片纸、一个字也没有。大约半个月后，有人悄悄告诉彭令范，虹口一根电线杆上贴着她姐姐的判决书。她等到天黑，带着手电筒去，找了很久才找到，把判决书背了下来。母亲许宪民为了林昭的缘故，自己也成了反革命分子，一九七三年死了。 一九七九年，北京大学把林昭的右派问题改正了。彭令范开始申请复查，几年里写了几百封信。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二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告林昭无罪。判决书说，她被错划右派以后，精神上受了刺激，一九五九年八月起患有精神病，接着写道： “林昭被错判服刑后，精神病复发，又曾用写血书、诗歌、日记以及呼喊口号表示不服，1968年将林昭在病发期间的行为，又以反革命罪处以极刑，显属错杀，应予纠正。” 彭令范接连给上海高院新上任的院长写信。一九八一年一月，《人民日报》登出长篇通讯，写到五分钱子弹费，说唯有在林彪、江青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她是医生。二月，她对复查的人说，姐姐去精神病院鉴定过几次，鉴定完还是关回监狱，从没住过精神病院。年底，上海高院又发了一份判决书，说林昭写血书、喊口号根本不构成犯罪，上一份判决拿精神病当理由，也一并纠正。 一九八二年春末，彭令范被叫到上海市公安局。进来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人，没报姓名。他说，她姐姐的案子从头到尾有两种意见，有些干部为这个案子丢了工作，坐了牢。接着他说： “你姊姊的死刑判决，是中央政治局作出的最后决定。” 屋里死一样地静。临走，他拿出几本笔记交给她，是林昭在狱中的日记和写作摘要，问她这是不是她姐姐的笔迹。彭令范说，是的，这正是她的笔迹。 ——《林昭文集》，谭蝉雪、倪竞雄编，2013年印本，第6、133、140、170、230—234、305—349页 ——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下卷，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590—592页（探监细节、彭令范回忆和丁芸日记均转引自此书） ——张元勋《“篮桥”监狱会林昭》；《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知情者回忆》（《是时候了》贴出经过、1957年5月22日餐桌发言、“受骗”一语、母亲所说划右原因、处长谈话） ——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8页（《是时候了》诗句）；《反右派运动中的大字报》，《文史精华》典藏版第5册，河北人民出版社，第189页（反对者的说法） ——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一九六七年度沪中刑（一）字第16号，1968年4月19日（录文） ——彭令范《我的姐姐林昭》（1998年，林昭写诗支持《是时候了》）；《林昭案卷的来龙去脉》，《南方周末》2013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