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在1999年出版过一个上下册的《谁领导了克格勃》大厚本著作，书中罗列了克格勃从上到下的大大小小的头目。一个令人悲哀事实是，从1934-1941年的克格勃管理层人员几乎无一例外的没有善终，全部死于非命。大概没有人知道在30年代后半的“大肃反”中那些昨天的审判者很快便成为罹难者，仅1937年就有大约4万多名内务部的工作人员也成了“冤死鬼”。恐怖之斧对谁也不放过，包括曾经作为“工具”的执行者。有人说这是“报应”，但问题绝不是这么简单。 苏联人都知道，内务部机构是“大清洗”的重灾区，那些内务部官员别看今天人五人六的大权在握，没准那句话没说对脑袋就搬了家，或者不需要任何原因就成了阶下囚。1934-36年克格勃头目雅戈达被捕以后，新上任的领导叶夫若对整个内务部系统全部洗牌大换班，把他认为的不可靠者全部送进了古拉格。 而1939年叶若夫倒台之后，贝利亚又在中央和地方展开了更为广泛的清洗运动。贝利亚之后，对他任内人员的清洗规模更是前所未有，很多人被捕的理由只有一条，“谁让他是贝利亚当部长期间的工作人员呢”。就像索尔仁尼琴所说的，“那几年抓人的真正规律是数字的规定，分级摊派，统一分配，每个市、区，每个单位都接到规定数字，必须按期完成”，对专政机构亦不例外，而且下手更狠。 这几乎成为一个惯例，前任成为后任的“刀下鬼”，人们早已见怪不怪了，成千上万令人敬畏的“人民法官”和“祖国卫士”，一夜之间变成了一支罪犯和敌人的大军不是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 在一个源源不断地制造出“人民公敌”的流水线上，把制造者变成产品不就是来源于一个指令吗，既然斯大林认为“对他个人专权制度不够忠诚的公民都算作人民的敌人”的话，对“敌人”的标准全凭他个人来判定，——因为斯大林不相信，在某个地区里、某个部门或部队里突然间没有他的敌人了，在专政机构的核心部门尤其需要高度警惕，要像筛子一样的过滤。 内务部人员落入镇压机器并非由于践踏法律、捏造罪行、滥杀无辜的罪名而到惩处，而是被扣上他们自己非常熟知的一套罪名：非议党的政策、背叛祖国、充当间谍、颠覆政权、从事破坏、企图谋杀国家领导人等等。这些指控有没有证据根本就无关紧要，给被捕者编造罪行是审案人员驾轻就熟的“职业技能”。 罪名是预先确定好的，不允许自辩，因为根本就不需要证据。内务部人员原来以为自己掌握了所有人的命运，殊不知自己不过是专政机器的运转的齿轮和螺丝钉，不但随时可以替换掉，而且也会像其他受害者一样，被随便以什么借口而治罪灭口。 恐怖手段的执行者在奉命办案时可能没有想到有一天这种手段会反馈到自己身上，没有想到作为工具的下场比无权者更悲惨。发布命令的人是不承担后果的，而没有自己意志的执行者最后要替这种结果责任。不知道每个执行者在为虎作伥的时候，考虑过这种因果关系没有。 当然也许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当时审判机关的行话是，“不能让犯人招供的特工注定都是短命的”。如果执行者办案不利，很快就成为被审判者，而他们空缺出来的位置马上就被其他人填补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