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九八四年某市工商局的招干简章,招干条件是从城镇户口中的高考落榜生中择优录取。
本人是一九八三年应届参加的高考,对八十年代历史情况非常熟悉,就发生在我身边,所谓的高考落榜,也就是说没被大中专、大专和本科录取。
截止目前机关事业单位退休的,都不是像现在通过公务员考试考进去的,他们的退休收入平均是我们由国家统分到企业的全日制正规本科生的一两倍,早知道当年我不如故意高考考不上或放弃填志愿,然后招干进入机关单位,退休金能比现在从企业退休高两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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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中国人都在课本、小人书和电影里见过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庄园的水牢:地主把交不起租的农民关进污水里,水里泡着人骨,牢里有带铁刺的笼子。陈列馆的解说词说:“据说,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又说:“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同志是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一九八八年四月,四川省文化厅一纸批文下来,这间地下室摘掉了“水牢”的牌子,改挂“鸦片烟室”,官方承认水牢是编造的。
刘文彩一八八七年生在大邑县安仁镇。他的弟弟刘文辉是四川的大军阀。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刘文辉驻防宜宾,刘文彩替他总管税收,鸦片、军火这些最赚钱的买卖几乎都攥在他手里,家财大多是那时攒下的。一九三三年,刘文辉和侄子刘湘争夺四川,打了一场“二刘大战”,刘文辉战败,退到川西的西康,刘文彩也回了安仁老家。
回乡以后,他把大笔钱花在家乡。成都到大邑的公路、万成堰水利工程、地方上的电厂,都是他出钱修的。一九四二年,他个人拿出两亿五千万元和三千亩田产,办起文彩中学,花重金请好教员,成了当时全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中学,还常给家境贫寒的学生减免学费。他还立下规矩,校产归学校,刘家子孙不得占有。他因为兴学,两次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行政院的嘉奖。
安仁的老佃户记得的是另一些事。佃户唐学成对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说,有一年天旱,家里的牛又被土匪抢了,交不起租,父亲被收租的管事带去见刘文彩,跪下求情。刘文彩把他扶起来,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明年交明年的;临走又问了一句,被抢的是什么牛。第三天,刘文彩买了一头大黄牛,叫人牵到他家。老佃户李福清九十岁时说起去交租:“高兴得很,那里摆了十几张桌子,交了就去吃饭,随便吃饱。”当地人叫刘文彩“刘大善人”。一九四九年十月,刘文彩因肺病去世。
一九五一年,大邑县搞土地改革。土改的做法,是由工作队发动贫苦农民上台诉苦,控诉地主,再斗地主、分田产;在大邑,工作队要农民控诉的是大地主刘文彩一家。
刘文彩已经死了,挨斗的是他在成都的家人。刘小飞那时五岁。他后来对采访的人说,祖母、也就是刘文彩的妻子被抓走两天后的一个深夜,几个背枪的民兵把他父亲和小姑姑从床上抓走,带去看祖母受刑。祖母被反吊在梁上,“他们在一旁查看我爸爸和姑姑的表情,看他们是否流露出不满、悲痛”。祖母被打成内伤,土改结束后不久就死了,不到五十岁。土改快结束时,小姑姑的保姆专门从乡下赶来,进门几乎要给小姑姑跪下:“对不起呀,三小姐,是上面工作组逼我说的呀。你们对我这么好,我怎么会忘恩负义?”
一九五一年大邑乡下的一次会上,发言的人里有一个农妇。她娘家姓吴,一九一一年生在彭山县一户穷人家,八岁被卖给地主当丫头,十岁半受不了虐待,逃出去讨饭,十三岁找到在新津当长工的父亲,后来嫁到大邑冷家。她家佃的是地主刘伯华的田,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侄儿。这场土改里她当选农会分会的妇女委员,土改工作队给她取名冷月英。她在会上说:
“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三天,就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七天七夜……”
她说的是刘伯华,是“刘家”,没有说刘文彩。最早报道她的一个人,三十年后对来访的人说,她当时讲的是欠了刘家的账,被蒙上眼睛关起来,“下面还有水淹到脚肚子,因此我按她讲的做了报道”。
一九五四年一月,大邑县文化馆办“农业合作化”展览,用模型和图片对比解放前后的日子,冷月英被关“水牢”选作展区的重点。据后来的记述,具体筹办展览的人“为了使展览内容更突出、动人,具有说服力,他们根据地主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是刘氏家族这个根,提出‘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主管部门认可了。展览的总结报告说,讲到冷月英坐水牢,“每天都有好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一九五八年,阶级斗争的调子升高,四川决定把刘文彩树成恶霸地主的典型,把他的庄园办成地主庄园陈列馆。刘文彩的坟被掘开,遗骨被随意丢弃,下落不明。庄园老公馆西侧有一间地下室,一九四五年秋天才修,原本空着。陈列馆照搬一九五四年的模型,往地下室里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做了血水、血手印,挂上“水牢”的牌子。为了回答“为什么只有冷月英一个人见过水牢”,主管部门在解说词里特意写明:修水牢的工人全被杀了,冷月英是唯一活着出来的人。
冷月英也从劳动模范变成了“阶级斗争活教材”。她识字不多,讲稿是主管部门给她的,她背得滚瓜烂熟。稿子里的故事也改了,她作忆苦思甜报告时念的是:“因欠刘家地主五斗租谷,被地主狗腿子抓去,眼睛蒙上黑布,丢进大恶霸刘文彩的水牢,关了七天七夜”。
大饥荒那几年,刘少奇主持救灾、恢复经济,一九六〇年还定下政策,表现好的地主、富农可以改变成份、摘掉帽子。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借此清算刘少奇的纠错。给地主摘帽的政策随之废除,地主、富农又成了阶级斗争的靶子。第二年起,全国搞“阶级教育”,目的是“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各省、市、地、县普遍办阶级斗争展览,让人忆苦思甜,“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四川省按中央的要求拨出巨款,重新装修刘文彩庄园,专门宣传地主欺压农民,大邑这里成了其中最典型的一处。水牢和冷月英被写成报告文学,编成戏、画成连环画,后来写进了中小学课本。
一九六四年陈列馆改馆。改馆前,大邑县委宣传部长批示,展出内容“必须旗帜鲜明,对地主阶级的揭露,没有保留的必要。一事一物都要服从这一点”。改完以后,温江地委宣传部长批了一句:“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同年,冷月英从蔬菜农场场长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办了“农转非”,从农民变成国家干部,大部分时间用来外出开会、作报告。
一九六五年,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在庄园的收租院里塑了一百多个真人大小的泥像,叫《收租院》,塑的是刘文彩和狗腿子逼租。他们下乡“访贫问苦”,找到刘文彩家的老长工谷能山,想让他出来控诉。谷能山说他在刘家吃得很好,三天一个小牙祭,七天一个大牙祭,肉随便吃。做了许多工作以后,他说:“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是个好人!”很快,民兵把他抓走关了起来。后来《收租院》里有一尊替刘家收租的帮凶,就是照他的样子塑的。这年年底,《收租院》的复制品运到北京展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说,它能“激发人民的阶级仇恨”。
一九六七年元旦,四川美术学院的红卫兵整理过一份冷月英的讲稿。这一稿里,年份成了一九三七年,田成了刘文彩的,水从脚肚子涨到齐腰,“这手抓住一根人骨头,那足又踩着一个人的脑壳”,最后刘文彩亲自来提审,“先问我愿死愿活”。
文革那些年,冷月英常坐专车去部队、机关、学校、工厂作报告。她面前总摆着一个印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搪瓷缸,先喝口水,再从黑色手提袋里取出一份一万一千字的讲稿,边讲边哭,台下也跟着哭。后来她年过六十,有心脏病,讲一场要歇两三天,县革委会只好规定,请她作报告要先经批准。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七七年以前她讲了近千场,听众上百万人次。
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上中学时,政治老师把他叫进办公室,给他看《四川日报》上一篇讲他爷爷“罪行”的文章,最后一个小标题是“小蒋介石”,告诉他下午政治课要学这篇,要他有思想准备。一九七六年,庄园又把四间放瓷器的房子布置成“行刑室”,泥塑的农民坐老虎凳、被吊打。刘小飞说:“那间刑室和那些折磨人的手法,倒是运用在了我们刘家人的身上。”他的一个堂兄逃到新疆库尔勒,当地村民被宣传里刘文彩迫害农民的罪恶激怒,把他活活勒死,又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砍死。
文革结束后,陈列馆从一九八一年起访了七十多个知情人。刘文彩的一个老朋友说,地下室那个位置原先是一间堆鸦片的平房,叫红仓,一九四五年失火烧了,刘文彩才在原地修了地下室;冷月英说的一九四三年、一九三七年,这间地下室都还不存在。一个在刘家帮过工的人说:“我知道没有。后来有人说关过,哪有那事?……那次不知是哪里来人访问我时,我照实说了,后来有人……说你就说关过人算了,顺水推舟嘛。”调查报告的结论是:“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报告还写明,冷月英“不是刘文彩的佃户,而是刘文彩的侄儿刘伯华的佃户”。
一九八一年一月八日,陈列馆的人到唐场找冷月英。问她坐水牢时多大,她说:“我记不得了。”问她是不是一拖进去就被甩进铁笼,她说记不起了,又说:“县革委会指示,叫我不要随便说……除非有组织部的介绍信和革委会开的证明才说。”后来有记者找到她,追着问,她脱口而出:
“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要问,你们问县委去!”
调查在一九八二年基本结束。陈列馆请求撤掉水牢的报告送上去,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提醒馆长,水牢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要多从政治角度考虑”。批复拖了六年。冷月英一九八一年退休,一九八四年去世,七十三岁。
一九八八年四月五日,批文下来。当时的副馆长后来说:“我和安馆长带人把‘水牢’牌摘了,骷髅画擦了,木制‘铁笼’搬了,可惜没有保存嘛,只保留了‘水牢’牌。‘水牢’墙上的血手印,颜料粘的,擦了。”
这位副馆长后来当了馆长,前后又撤掉一些:“行刑室”关了;一组叫“圈地霸产”的泥塑,他说“不符合事实嘛,就撤去了”;刘文彩打人的扁担、杀人的文明棍、脚镣手铐几块展板,他说“杜撰的嘛,也撤了”。其余还没来得及核实的展品基本没动,比如那张据说是刘文彩睡过的龙床。二〇一六年,刘小飞站在庄园里一间挂着“刘文彩住房”牌子的屋里,指着一张几乎和房间一样大的鎏金雕龙床,对围上来的游客说:“这个‘龙床’根本不是我们家的。以前解说词说这是刘文彩花了三万斤大米做的。其实那都是60年代,正是老百姓最饿的时候,庄园找人打造的!”
一位女游客低声对同伴说:“你看他这讲的都和标牌上讲的是两码事啊。”
——笑蜀《刘文彩真相》第三章《“水牢”传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据新唐人2010年1月12日连载本;解说词、1954年展览记述与总结、1958年布置、讲稿、1967年整理稿、1981—1982年调查报告与访谈、冷月英问答均据该书转引;冷月英生平据该书转引《大邑县志·名人》)
——王永华《大地主刘文彩:集体记忆的重构》,《炎黄春秋》2010年第2期第43—44页(文彩中学出资与嘉奖,转述笑蜀《大地主刘文彩》;1964年两条批示,转引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B4卷)
——高华《历史笔记》,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56—557页(1963年阶级教育与阶级斗争展览)
——谭松《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2019年,第397—399页(刘小飞口述:祖母、保姆);黄微《独家对话刘文彩嫡孙刘小飞》,新唐人2017年3月5日(中学政治课)
——刘小飞《〈收租院〉真相》,新唐人2013年2月26日(唐学成、李福清、谷能山)
——Vanessa Piao《为祖父正名:大地主刘文彩之孙的孤军奋战》,纽约时报中文网2016年8月11日(刘文彩生平、宜宾管税、1958年树典型与掘坟、堂兄一家、龙床);吴宏远口述《我见证刘文彩地主庄园变迁》,凤凰网2013年9月28日;《人民日报》1965年12月26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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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大门已经彻底关上了。
特朗普这回动真格了。他宣布了三条新政策,条条都像在给美国的大门上锁,还是焊死的那种。
五月底的华盛顿,空气里已经有了夏天的黏热。但在美国移民局的系统里,有六十万份正在走流程的绿卡申请档案,几乎在同一秒,状态灯变红了。
五月二十二日,新规落地。用了七十四年、允许人们在美国境内等待绿卡的旧规矩,一夜作废。从学生变成上班族,从租房到申信用卡,一切都按部就班的外国精英们,突然收到了一个荒唐的指令:收拾东西,带上家人,回到你来的地方,从大洋彼岸重新排队。
这位在硅谷从事五年编程工作的印度技术人员,其缴纳的每一笔税款都有着完整清晰的登记记录,没有任何遗漏。一个读完七年书、在美工作五年、离绿卡只差最后两个月的中国博士生,他的人生规划里从未写过“返乡”这一条。
现在,他们面前的路标指向孟买,或者北京、上海的某个美国领事馆。排多久?不知道。能不能批?不知道。唯一确定的是,你得先辞职,退掉租来的房子,把十几年的职业积累和人生计划,暂时清零。
这还只是第一把锁。
把时间线拉长一点看,组合拳打得更密。今年年初,七十五个国家的移民签证审理被按下暂停键,全面的,没有期限。与此同时,已经入籍的公民也并不安全。司法部要求官员们每月主动寻找并推荐一百到两百个案件,调查是否要剥夺其国籍。
去年,移民执法部门抓了近三十八万人,遣返了超过四十七万五千人。本年度八十二位全新的联邦移民法官正式履职上岗,这是美国司法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招录,他们肩负的唯一使命便是提升案件处理效率。
身份定不下来,定下来也可能被拿走。那生存的根基呢?五月,一纸行政令送到了银行监管机构手里,要求它们把无合法身份者从金融体系里拎出来。
没有银行账户,在今天的美国意味着什么?工资发不进卡里,房东没法收你的房租,连手机套餐都办不了。这种做法根本算不上合理管理,而是强行将一个人从现代社会的运转体系里硬生生剥离出来。
三把锁,扣得死死的。让等待的人失去希望,让得到的人失去安全,让所有人失去立锥之地。波士顿有联邦法官站出来说,这涉嫌歧视,违法。但新规的列车,依然碾过法律的旷野,轰鸣向前。
为什么这么狠?答案藏在选票里。
特朗普的核心票仓,正是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被甩在身后、深感利益受损的白人蓝领群体。这群人深信,移民是抢走饭碗、压低薪酬的元凶,挤压了本土劳动者的生存空间。兑现“收紧移民”的承诺,就是给这盘基本菜,浇上最对味的汁。
至于更长远的?硅谷靠谁运转?顶尖大学的实验室里,有多少非本土的面孔?医院的急诊室呢?当“美国梦”的门对普通人彻底关上,只留下一条标价五百万美元的“金卡”快速通道时,这个国家赖以领先的人才活水,会不会慢慢干涸?
这让人想起一九五二年。二战刚结束,美国缺人,缺人才,缺劳动力。于是移民法白纸黑字,允许人们在这里等待机会。七十四年,几千万人通过这个机制,成了美国故事的一部分。那是一个吸引世界、而非排斥世界的年代。
现在,执笔的人换了,故事的开头被撕掉重写。新规被裁定违规,但刀锋在选票箱前晃了晃,未必真的会落下。有人将此举视作维护国家利益,也有人认为这是在自毁根基,还有人觉得这只是大选前的造势烟雾,等风潮过去,一切便会消散。
只是,那些档案已经变红的人,他们的时钟,在滴答作响,无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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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零年,台北,三十岁的郭台铭抱着幼子郭守正站在户外,头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笑得见牙不见眼。镜头外,是他连一罐奶粉都买不起的日子。
倒回一九七四年。退伍回来的郭台铭不想给人打一辈子工,要自己开厂。家里穷,连注册的三十万股本都凑不齐。
母亲初永真一声不吭跑去标会,凑出二十万台币塞到儿子手里。他把钱一劈两半:一半办婚礼,一半当本钱,再拉几个朋友,才凑够三十万。工厂落在台北县,不到一百平,一台二手注塑机,十五个工人,招牌写着"鸿海塑料"。
活儿是给黑白电视机做选频旋钮,工期紧。厂里没有模具车间,他只能一家家模具厂跑,陪笑脸说好话,求师傅加班赶工。没多久石油危机来了,原料价格猛飙,货压在手里没人要,三十万不到一年烧了个精光。朋友一个接一个撤资,只剩他一个人顶着。连丈母娘都劝:要不找份正经班上吧。
最难的是那晚。他难得回趟家,半夜被孩子的哭声吵醒。妻子林淑如这才开口:你已经三个月没往家里拿钱了。
她是富商林百欣的女儿,本可以不吃这份苦,可她拉不下脸回娘家伸手,就天天给孩子煮米汤。米汤哪顶饿,孩子夜里饿得直哭。郭台铭听完,红了眼,撂下一句话:再怎么苦,也要买奶粉啊。
那时候他连长途电话都要跑到父母家去打。有一年发完员工年终奖,他口袋里只剩两千块:初一给父母一千,初二给太太娘家一千,初三就身无分文,一头扎回工厂。为防票据出事坐牢,他把公司搬去了土城,因为那边的监狱专门关经济犯,真进去了,员工还能天天来隔着墙汇报。
一九八五年,他揣着"富士康"这块牌子闯美,住十二美元一天的汽车旅馆,几天跑遍三十二个州。一九八八年,他第一次到深圳考察,当场拍板建厂。
当年那个买不起奶粉的年轻人,后来有了上百万人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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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〇年秋天,上海一户人家的大女儿被抓走了。一年多以后,家里才开始收到她从看守所寄出来的信。每封信都要家里送白被单进去。母亲和妹妹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关在号子里的人,要那么多白被单做什么。
大女儿叫林昭,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一九五七年五月北大鸣放。十九日黄昏,大饭厅东门外的墙上贴出一张红纸大字报,是同学张元勋和沈泽宜合写的诗《是时候了》。诗里问:“为什么有无数墙壁隔在我们中间?为什么你和我不能坦率交谈?”末尾是:“歌唱真理的兄弟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另一些同学反对,说五四的火炬是对敌人的,对人民内部不该再举起来,还说这诗的情调简直像白毛女伸冤。林昭也写了诗支持它。
大字报上的笔仗打了三天。五月二十二日夜里,宿舍楼外的马路上围满了人,讲话的人站在饭厅的餐桌上,批张元勋的一个接一个,有人说大字报里的话是反革命煽动。林昭也登上一张餐桌: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黑暗里有人吼了一声:“你是谁?”
“我是林昭!……你是谁?还是你们是谁?你怎么不敢也报报你的家门?”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社论,说有右派分子借机向党进攻。她在日记里写:
“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她被划成右派,开除团籍,劳动察看。母亲后来告诉张元勋,女儿划成右派,是因为那句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还有和他来往多。她自杀过一次,救过来以后大声说,我决不低头认罪。学校说她态度恶劣,处分加重成劳动教养三年,留在学校苗圃劳动。一九五九年她回上海养病。大饥荒正在蔓延,几个同样戴着右派帽子的年轻人编了一本刊物,叫《星火》,她在上面发了长诗。那个把党叫作母亲的学生,丢掉了共产主义信仰,皈依了基督教。她后来写道:
“正因为我本来是党的追随者、拥护者,所以才更要反党!”
《星火》的人很快一个个被抓。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她以反革命罪被捕。公安人员到家里搜查,父亲在一旁看着,当场变了脸色,说起胡话来,没过多久就自杀了。林昭后来在给母亲的信里写,正在我被捕整整一个月以后,爹爹毅然殉难。
一九六二年三月,她保外就医回到家里。家里人问她要那么多白被单做什么,她支支吾吾。母亲看见她手腕上的伤痕,一把拉起她的袖子,整条手臂上都是细小的切口疤痕。送进去的被单,她都撕成了布条,割开血管,蘸着血在上面写字。母亲放声大哭:
“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贱自己?这也是我的血肉呀!”
在家这几个月,她和朋友起草了一个“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的纲领,又托人把她的文章带到国外发表。十一月,她又被收监。
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她绝食,喊口号,整夜敲牢门。看守给她上手铐,她后来一样一样记了下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她绝食的时候不解,胃病发作疼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不解,来月经的时候也不解,两副里头暂时取下一副都没有过。她提出抗议,得到的回答是:
“手铐该怎样戴或该戴几副又不曾有过规定!”
一九六四年,她在一件衬衣的背上用血写了四个字:天日何在。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法院判她有期徒刑二十年。第二天她用血写了一份声明: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
判刑以后她关进提篮桥监狱。母亲去探监,公安局希望母亲说动她坦白认错,他们也好借此收场。母亲说得口干舌焦,她一句也听不进去,说他们是不会放过她的,她一定会死在他们手里。母亲急了:
“你死后谁也不会追认你为烈士的,你死在沟壑中,无声无息……你的所作所为,只会给我们家庭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她回答,那也只能对你们不起了,我为真理不惜任何代价。
张元勋也被打成右派,劳改了好几年。一九六六年,他请假赶到上海探监。林昭出来的时候,头上顶着一方白布,布上是血写的一个冤字。她取下白布,分开头发给他看:头发已经白了一半,发根上一块一块是被揪掉头发的秃皮,大的像枣,小的像蚕豆。她说,监狱知道他要来,怕她给打伤了见不得人,这几天才停了她的斗争会,让她养伤。她的衣服和裤子用针线缝死在一起,大小便时撕开,完了再缝,线是妹妹每个月送进来的。她说,他们想强奸她,她只能把衣服缝起来。她一边说一边咳嗽,把带血的唾沫吐在卫生纸上。她问张元勋知不知道什么叫背铐。一直在旁边的管教干部再也装不下去了:
“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
林昭顶了回去:“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在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
她提起九年前餐桌上那次发言:“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还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
接见一结束,张元勋被领进二门里的一间办公室。一位处长对他说:
“我们对林昭已仁至义尽,她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他又说:“林昭最严重的问题是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以后,监狱不让母亲见她了。发给她的接见卡上印着罪犯两个字,她坚不认罪,接过卡就把那两个字涂掉。她在信里写,他们妄想让她处在孤零无助的地位上,好促使她屈服。从十月起,她差不多每天用血给母亲写一封信。她写,痰里带血,想买一斤葡萄糖调养也没人理;这信很难指望他们寄去,但至少可以留作他日的见证。她写,已经足足一个半月没让她用水洗脸洗衣裳了。她写,天一天天冷了,被子还没缝上,因为被单让他们拿走了不还。十一月她写,现在我的血好像稀薄了,凝血率很差。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她在这个月的家信末尾写:
“我要吃呀,妈妈!给我炖一锅牛肉,煨一锅羊肉,煮一只咸猪头……烧一副蹄子,烤一只鸡或鸭子,没钱你借债去。”
她手里本来是二十年的刑期。提篮桥监狱给她另写了一份材料,题目是《林昭在服刑改造期间重新犯罪的主要罪行》,列了她一长串血书的篇目,说单独关押、专人管教、家属规劝都用过了,“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
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给她下了死刑判决书,落款是四月十九日。判决书头上印着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判决书说她在狱中大量书写反革命日记、诗歌和文章,“尤其不可容忍的是,林犯竟敢明目张胆地多次将我刊登在报纸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象用污血涂抹”;在审讯中,林犯拒不认罪,态度极为恶劣。为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是谁批准杀她,判决书上没有写。
四月二十九日,她被带出监号。同号的丁芸在日记里记下了她最后的样子:她向难友们一再招手,笑着说,诸位小姐妹,再见了。走出总监门,她想唱《国际歌》,狱卒用棉花团塞住她的嘴,她还在喊,妈妈,你在哪里。狱吏拿早就备好的布条,把她的头裹了起来。当天下午她被枪决,三十六岁。
五月一日下午两点左右,楼下有人喊母亲的名字,妹妹彭令范下楼开门。进来一个穿警服的男人,问:“你是林昭的家属吗?”听到回答是,他说:“你们得交5分钱的子弹费。”彭令范什么也没说,上楼从抽屉里找出五分钱,下楼交给他。跟着下楼的母亲问了一句为什么,人就昏了过去。
过了几天,监狱通知家属去取遗物。彭令范陪着神志恍惚的母亲领回一个包裹:一卷拆碎检查过的棉袄,几条血迹斑驳的被单,不少写着模糊血书的白布条。她们翻来覆去地找,她在狱中写在纸上的东西,一片纸、一个字也没有。大约半个月后,有人悄悄告诉彭令范,虹口一根电线杆上贴着她姐姐的判决书。她等到天黑,带着手电筒去,找了很久才找到,把判决书背了下来。母亲许宪民为了林昭的缘故,自己也成了反革命分子,一九七三年死了。
一九七九年,北京大学把林昭的右派问题改正了。彭令范开始申请复查,几年里写了几百封信。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二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告林昭无罪。判决书说,她被错划右派以后,精神上受了刺激,一九五九年八月起患有精神病,接着写道:
“林昭被错判服刑后,精神病复发,又曾用写血书、诗歌、日记以及呼喊口号表示不服,1968年将林昭在病发期间的行为,又以反革命罪处以极刑,显属错杀,应予纠正。”
彭令范接连给上海高院新上任的院长写信。一九八一年一月,《人民日报》登出长篇通讯,写到五分钱子弹费,说唯有在林彪、江青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她是医生。二月,她对复查的人说,姐姐去精神病院鉴定过几次,鉴定完还是关回监狱,从没住过精神病院。年底,上海高院又发了一份判决书,说林昭写血书、喊口号根本不构成犯罪,上一份判决拿精神病当理由,也一并纠正。
一九八二年春末,彭令范被叫到上海市公安局。进来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人,没报姓名。他说,她姐姐的案子从头到尾有两种意见,有些干部为这个案子丢了工作,坐了牢。接着他说:
“你姊姊的死刑判决,是中央政治局作出的最后决定。”
屋里死一样地静。临走,他拿出几本笔记交给她,是林昭在狱中的日记和写作摘要,问她这是不是她姐姐的笔迹。彭令范说,是的,这正是她的笔迹。
——《林昭文集》,谭蝉雪、倪竞雄编,2013年印本,第6、133、140、170、230—234、305—349页
——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下卷,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590—592页(探监细节、彭令范回忆和丁芸日记均转引自此书)
——张元勋《“篮桥”监狱会林昭》;《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知情者回忆》(《是时候了》贴出经过、1957年5月22日餐桌发言、“受骗”一语、母亲所说划右原因、处长谈话)
——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8页(《是时候了》诗句);《反右派运动中的大字报》,《文史精华》典藏版第5册,河北人民出版社,第189页(反对者的说法)
——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一九六七年度沪中刑(一)字第16号,1968年4月19日(录文)
——彭令范《我的姐姐林昭》(1998年,林昭写诗支持《是时候了》);《林昭案卷的来龙去脉》,《南方周末》2013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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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秋天,贺龙和妻子薛明已经在北京西山一处平房院子里关了大半年,除了看守,什么人也见不到。年初送他上山时,周恩来答应过秋天来接他。天凉以后,他天天等。树叶黄了,落光了,没有人来。他对薛明说:“总理没有派人来,说明总理已无能为力了。”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休息室里,把一封告状信递给贺龙。信是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写的,告的就是贺龙,林彪转上来的。贺龙看完,问要不要找吴法宪他们谈一谈。毛泽东说,有什么好谈的。又说:
“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
贺龙那年七十岁,元帅,军委副主席。毛泽东接着说,他对贺龙的评价还是过去那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三天以后,林彪在一个小范围的会上,要大家对贺龙的“夺权阴谋”提高警惕。
那一年,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军队得由林彪替他压住。头一年冬天,林彪先要拿掉总参谋长罗瑞卿,那是毛泽东自己的爱将,毛泽东照样撤了他。有林彪撑腰,接下来几位老帅都可以一并整肃。
告他的材料一份接一份送上去。有一份说,贺龙枕头底下压着一支进口小手枪;又有人说,这支枪藏在董必武的女儿那里,准备在怀仁堂开会时刺杀毛主席。董必武的女儿从箱子里把枪翻出来交上去,那是一九五七年贺龙拿给孩子们玩的,枪栓锈得拉不动,验枪的人笑着说,这支枪根本不能用。林彪还是把这些材料一起送到了毛泽东那里。
年底造反派要揪斗他,他和妻子薛明躲进了周恩来的家。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周恩来找他正式谈话,转告林彪的话: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到处伸手,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洪湖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你也有责任。贺龙几次站起来想说话,周恩来不让他说:
“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贺龙说,他没想到把他看成这样的人。
第二天凌晨,贺龙和薛明被送上西山。他起身穿鞋,说要回去找他们算账,看见门外警卫走来走去,又坐了下来。
在山上,他对薛明说,湘鄂西肃反要他负多大责任,他想不通,那时审讯、杀人他都不知道。说起当年被杀的那些人,他说:“啊,一滩滩的血,真是血的教训噢!”又说:“把革命的同志当作敌人对待,是要不得的呀。我真担心有人再搞这一套!”
那是三十多年前湘鄂西苏区自己人杀自己人。两年里杀了两万多红军、干部和百姓,红军从三万多人减到三千,领导层最后只剩四个党员活着,贺龙是其中唯一幸存的红军高级将领。主持杀人的是中央派来的夏曦,肃反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再督促下搞起来的;事后,中央又说夏曦“肃反扩大化”,撤了他的职。
这是他自己的说法。研究者指出,他是分局委员,一次次举手支持夏曦。
那年夏天,一连四十五天,每天只给他们一小壶饮用水。下雨天,两个人把水盆、脸盆、水杯都摆到门前接雨水。有一回两人抬着一盆雨水上台阶,贺龙脚下一滑摔倒,扭了腰,十八天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医生不来。薛明找出一根用空的氧气筒导管,自己用嘴含着洗衣服的肥皂水给他灌肠,口腔黏膜大片烧坏,吃饭说话都受影响。
孩子们在哪里,两个人都不知道。周恩来派人上山问有什么事要办,贺龙只托了一件:请总理找找孩子。孩子找到了,小女儿躲在廖承志家,两个大的隐姓埋名在一条海船上干活。从那以后,这个一辈子没给孩子写过信的人,一封接一封地写,孩子们一封也没有收到。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上,叶群提出,贺龙当年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要立案审查。周恩来附和了。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批准立案。
所谓投敌,说的是一九三三年蒋介石派来劝降的说客熊贡卿。贺龙把他枪毙了,又把经过报告了中央。专案组翻出了这份报告,压着不报,照样往上写贺龙投敌叛变。康生和叶群批准的专案工作设想里,要求专案组“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贺龙写的交代材料送上去,康生批:“我建议专案组要仔细研究,寻找漏洞,现在不必传阅,以免干扰。”
一九六八年三月,贺龙突然说不出话来,被送进医院,接诊的医生诬称他是“诈病”,病没好就让他出院了。六月,专案组接管了西山的住处,窗帘拉上,不许再拉开,被褥和枕头收走,两个人睡在光木板上,拿胳膊当枕头。过年过节,看守杀猪会餐,他们吃忆苦饭。
九月,第一批问题写在纸上递了进来:一九三三年熊贡卿到你那里叙旧,你是怎样表示乞降蒋介石的?贺龙把纸往桌上一摔:
“真是活见鬼!哪里有这种事。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
一连几天,他抽烟很多,话很少,有时翻开笔记本,用毛笔一遍一遍写“冤枉”两个字。六年前,贺龙主持审查彭德怀,用的是同一套办法,把彭德怀定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中国代理人、篡党篡军的头子。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对贺龙不保了。同一次全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原来给贺龙看病的,是警卫部队营部的沈医生,常帮他买药,有时还给买点吃的。年底,总参谋长黄永胜把专案组的副组长找去,说听说贺龙那里还有不少药,“中央决定给他派个医生或护士,专门管他吃药问题,把他的药收管起来。”沈医生不见了。换来的人经过六次政审才挑中,叫“医生”,其实是神经科的男护士,不懂糖尿病,也不懂高血压。他一来,就把贺龙从家里带来的药全部收走。贺龙有糖尿病,每天三片最普通的降糖药,从此也没有保证了。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五日,专案组给这个“医生”下了指示:
“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向(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
一天,送来的胶囊破了,药末漏出来,上面还有手印,薛明退了回去。过了几天,药里多了一片别的药,那人说是送错了。贺龙问他,把药都送错了,你还算个医生吗。他说:“要不是上级决定,我还不愿意来呢。”贺龙拿手杖往门口一指,叫他滚。人走了,贺龙对薛明说:
“他们硬是想把我困死、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到底。”
四月,九大开幕。贺龙让薛明给他弄了个布挎包,装上一点粮票、钱和常用药,挂在墙上,说随时准备出去,去见群众,跟他们讲毛主席对他的那三条评价。一天,他用手指着墙上毛泽东和林彪的像片说:
“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指林彪)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毛泽东)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
五月上旬,他接连摔倒了七次,看守日志上都记着。薛明一次次要求给他查血糖、尿糖,始终没有得到同意。
六月八日早上,贺龙连吐了三次,喘不上气,浑身没有力气。薛明去找那个“医生”,人出去了,中午才回来,下午三点打了一针止吐针,没有止住。有人送来一碗黄瓜汤,薛明端到他面前,贺龙说:“你看那汤。”薛明拿筷子一挑,里面全是老黄瓜皮。这是他最后一顿饭,没有吃成。
下午五点,血压往下掉,看守的人这才往上报。那天晚上,专案组几个人正在办公室打扑克,西山来电话,说贺龙病重。一个副组长说:“报告总理吧!”另一个人把牌一扔:“不用,我要个车先去看看。”
派来的医生到的时候,离早上发病已经十三个钟头。他们不验血糖、尿糖,先把他的尿样送到丰台的药品检验所,想坐实他是畏罪自杀。九日零点五分,已经确诊是糖尿病酸中毒,他们照样给他输高渗葡萄糖,不用胰岛素。贺龙看见两个医生都走出了房间,对薛明说:
“他们都跑了!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早上七点左右,三〇一医院回话可以送来。贺龙不肯去:“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他们说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贺龙仰起脸看着薛明:
“我去住院,你呢?”
薛明看看周围的专案组人员和医生护士,没有一个人表态。她说:“如果他们不允许,我就在这间房子里等你。”贺龙躺上担架,她握住他那只瘦得皮包骨头的大手,他也紧紧握住了她。上救护车的时候,她跟在后面想一起上去,医生护士用膀子把她挤到一边,关上车门开走了。
医院这边,总后勤部长邱会作事先交代过:专案组要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贺龙八点五十五分住院,十点二十五分才开始治疗。十一点半,主治医生提出请专家会诊,医院负责人不许请管糖尿病的代谢科专家,又把会诊推迟两个钟头;会诊时不让专家接触病人,也不告诉他们病人是谁。下午三点零四分,贺龙死了。从进医院算起,六个小时零九分钟。
薛明被叫到医院,有人对她说:“人已经死了。”又说:“在他死以前,他的反革命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遗体躺在一张单人钢丝床上,脸上蒙着一块纱布,一头蓬乱的长发从纱布底下散出来。专案组的人问她遗体怎么处理,她只说了一句:“由组织决定吧。”
当天夜里,遗体被悄悄送到八宝山,用“王玉”这个名字火化,没有一个亲属在场。骨灰盒上写的也是王玉,秘密存放在一个小殡仪馆里,专案组每年六月九日派人去交保管费。
第二天,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把专案组的人召去,交代死亡报告怎么写:“要写得详细,某年某月治过病,(让人们)知道我们做过许多工作”,“专门有医生照顾到,人家一说,我们尽到了责任”。六月十一日的报告上说,贺龙“经多方全力抢救终于无效而死”。
贺龙死后,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说薛明对我们的情况很了解,要把她送得远远的:“一不能让她死,二不能让她逃,三不能让她胡说八道。”薛明被押到贵州一个山沟里,走路、吃饭、上厕所、睡觉都有人看着,每天去茶田里干重活。后来周恩来派人把她接回北京,她已经满头白发。
一九七一年,专案组写出审查报告,定贺龙是通敌分子、篡军反党分子。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又说:“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一九七四年,中央发文给贺龙恢复名誉,文件上写他是病故。
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八宝山为贺龙补办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抱病来了,一下车就喊薛明,握着她的手说:“我没有保护好他呀。”他在遗像前一连鞠了七个躬。看过档案的人后来说,报给中央的审查报告正是经过周恩来的手,他亲自改过,写了大段批语;据知情人揭发,这些批语“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一句好话”。贺龙的逮捕令,也是周恩来签的。
一九八二年,中共中央为贺龙彻底平反,决定里写,贺龙是被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残酷迫害致死的,“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指示要为贺龙同志平反,恢复名誉。”
一九六九年春天,贺龙指着墙上的像片说过,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一九七三年二月底,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那时贺龙的骨灰还装在写着王玉的盒子里,已经存了三年零八个月。
——《贺龙传》编写组《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初版,此据1997年第3次印刷本,第610—636页
——张嵩山《一个中央专案组长的忏悔》,《炎黄春秋》1994年第9期,第22—34页(薛明1977年向中央所写材料,转引自此文)
——宋永毅《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阐释》,联经出版公司,2021年,第四章《皇权和相权》(知情人对批语的揭发,转引自此书)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第191页(审查报告经周恩来修改批示)
——张宁《尘劫》,香港明报出版公司,1997年,第330页(知情人对批语的揭发)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公开电子本页脚第340页(周恩来签署逮捕贺龙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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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也不想在世界上取胜,我总会藏得干干净净,你看吧,干干净净的失败。”顾城写给苇岸的信,苇岸日记一九八六年三月三日。
许世友晚年定居南京,外人都说是因为脾气倔。其实不是。
他心里有笔账。南京离北京不算远,儿孙们想来看他,一张火车票的事;南京离大别山也不算远,母亲的坟在那里,他年年惦记着去磕个头;南京还有像样的医院,人老了,这是顶要紧的一条。
三条凑齐,别的地方就都不用看了。所谓倔强,不过是把心里那点牵挂,按得妥妥帖帖之后,不再挪窝。
许世友面对的也是这道题,只不过他的答案比寻常人家重得多。一九八〇年他从一线退下来,北京有家,妻儿都在,医疗条件也是最好的。他偏偏提出回南京。家人不放心他一个人去,他也没多解释,收拾了一个旧布包就走了。外人看着像是老将脾气上来了,实际上他心里那本账从五十年代就开始记了。一九五六年中央提倡火葬,倡议书传到手里,他拒绝签字,还当面跟毛泽东说自己想不通。毛泽东当时笑了笑,觉得他年纪还不算大,以后也许会改主意。这个主意他一直没有改。一九五九年母亲去世,他赶回去送别,在父母坟边给自己看好了将来长眠的地方。从那一刻起,南京在他眼里的分量就不一样了。南京离河南新县那个山坳不算近,可比起北京,终究是往南靠了一大步。他怕的是一旦住到北京,将来病倒在那边,遗体火化,人就再也回不到母亲身边了。
这笔账里头藏着一种很旧的感情。许世友幼年丧父,兄弟姐妹八个人里只有他活了下来,母亲把他拉扯大,吃了多少苦他自己清楚。参加革命以后几十年顾不上家,一九五二年他回去,看见母亲头发灰白、背着一捆柴从远处走来,当场跪在地上,母子俩哭了很久。一九五七年他再回去,母亲已经七十八岁,说母子俩是见一次少一次了。母亲病危的时候他公务缠身,没能赶回去送终,这件事在他心里搁了一辈子。他后来反复说的就一句话:活着尽忠,死了尽孝。这句话搁在别人嘴里也许是场面话,搁在他身上是一笔实实在在欠下的债。他还不清生前那份陪伴,就把身后这件事看得比什么都重。
到了南京,他住进中山陵八号,把院子里的草坪全挖了,种上小麦、玉米、红薯,围墙下面砌猪圈,水塘里养鱼,自己认领了十几只兔子,身边人叫他“兔司令”。工作人员被他分了工,谁种地、谁喂猪、谁管鱼,安排得明明白白。一个指挥过千军万马的人,晚年每天惦记的是兔子吃了没有、菜地浇了没有。这种日子他不是做样子给谁看,他就是从那个土里长出来的人,转了一大圈,又落回土里去。他在南京待着,写回忆录,偶尔见见老战友,话题绕来绕去还是种地和腌咸菜。北京那边中顾委给他留了位置,他回话说顾而不问,继续住南京。退就退干净,不拖泥带水,这是他一贯的活法。
一九八五年元旦刚过,他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让秘书给中央写报告,正式提出土葬。理由写得很直白:自幼参加革命,对生母尽孝太少,死后葬在老母坟边,算是补上这份亏欠。报告送上去之后,病情一天天坏下去,每次从昏迷里醒过来,他都要问一句有没有回音。一直到他闭眼,回音没有来。最后是邓小平在那份报告上批了字,同意照办,同时写明下不为例。王震把批示带到南京的时候,人已经走了。他最终被送回河南新县许家洼,葬在父母墓旁,墓穴不起眼,没有立碑。一年以后去看的人多了,才由杨尚昆和徐向前以个人名义竖了一块花岗岩石碑。
一个在战场上硬了一辈子的人,最后把所有的软处都留给了一座坟。他选南京,选的不是城市,是一个能让他离母亲近一点的位置。活着的时候他属于队伍、属于战场、属于那些打不完的仗,死了以后他才终于只属于那个在村口背着柴等他回家的老太太。这笔账算了几十年,算到底就是一个儿子想回到母亲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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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晚上八九点钟,北京郊区大兴县委书记带着十几个干部,冲到马村外第三道防线前。马村从八月三十日起就在杀人,当天夜里他就来劝过,村支书不听。民兵拿着木棒、铁棍、铁锹守着三道防线,县里的人从凌晨冲到晚上,冲了三次。县委书记喊:“你们不让我们进村,就先杀了我这个县委书记吧!”
九天前,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三天后,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说,他刚从中央开会回来:“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打死了也就算了。”在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他说得更直白:“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吧?他答:“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大兴县公安局就传达了讲话。治安科一个副科长召集县城黄村的红卫兵负责人、镇长和民警开会,把镇上二十七户“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家一家介绍给红卫兵,划好谁包哪几条街,定下二十七日下午三点统一行动。红卫兵问:“打死怎么办?”副科长答:“打死就打死吧!”
二十七日,黄村打死两人。同一天,派出所指导员把各大队的治保主任、民兵连长叫来:“四类分子不老实,打死就埋。要狠批、狠斗、狠打,打死也就打死了,先下手为强。”话从县里传到公社,从公社传到村。新立村一个大队,打死了五十三人。
马村的治保主任把村里一百多个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子女关起来,老人、壮年男人、妇女、儿童分四处关押,另设一个刑场。村支书李恩元在大队部审问,随提随审,随杀随埋。
民兵经过请示,才让县委书记一行排队进村。同去的县委干部看见,审问的人拿着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逼被审的人交出枪支、地契、变天账——据说是地主富农等变了天好回来清算的账。说没有,就打。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反绑双手跪在七十多岁的奶奶身边,一个年轻人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账藏在哪儿了?”孩子说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一铁棍砸在他绑着的手上。孩子不久失血死了。两个人把一个打死的人抬上小推车,那人“还没有推出门又活了”,挣扎着掉到地上,一个人上去用铁锨狠拍了两下,又装上车运走。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交不出“准备反攻倒算”的枪,押去坟地找的路上跳进了水井。审他的人说他自绝于人民,拿四齿耙下井去捞。县里来的人就站在旁边,拦不住。
县委书记劝李恩元停手。李恩元把杀猪刀往桌上一拍:“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他反复说的还有一句:“要求杀绝,不留后患。”县委书记压不住,直到北京市委秘书长带着卫戍区的政委来,马村才停手。马村杀了三十四人,救出一百零八人。
动手最晚、杀得最多的是大辛庄公社。三十日,公社文革组长搭县公安局那个说“打死就打死吧”的副科长的车回公社,路上问:“打死这些人怎么办?”副科长答:“打死一个往市局报一个,市局也没有回信。”到了公社,副科长对公社干部说:“你们还等什么?等外援呢!”当晚公社开秘密会,文革组长宣布三十一日夜里十点半统一行动,“拔尖子”还是“一扫光”,各大队自己定;散会前宣誓:严守秘密,不做叛徒。一夜之间,九个大队杀了一百一十人。公社文革副组长到现场督战,嫌一个大队只杀了两个人,夸另一个大队杀了十一户、五十六口。
那几天,大兴全县的社队干部和民兵杀了三百二十多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出生才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全家被杀绝。
县里传达禁止屠杀的指示后,几个杀了人的大队很不服气,说即使错了,也是执行公社的命令。大兴的杀人震动了北京市委和中央。九月二日,市委发了紧急通知,要求“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十三天后,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大会上对全国来的红卫兵说:“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孙言诚《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第32—37页(谢富治讲话、大兴县公安局传达与部署、黄村、马村、县委书记在防线前的喊话、大辛庄经过、市委紧急通知均据此文;同去县委干部张连和所记原载张连和《五进马村劝停杀》,转引)
——遇罗文《北京大兴县惨案调查》,宋永毅主编《文革大屠杀》,香港开放杂志社,2002年,第25、27、30—33页(张连和所见男孩、跳井诸事,大辛庄干部不服气,林彪1966年9月15日讲话,均据此转引)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249页(毛泽东8月23日中央工作会议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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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红色王朝十周年,世人看到的是有盛大的阅兵式,宏大建筑的献礼,遍地的饥馑,饿死人的人祸却在暗地里悄悄蔓延。这一年,一位曾真诚相信共产党的许诺、与共产党携手打天下的民主党派要人在香港出版《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他叫周鲸文,曾是东北大学校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常委 、副秘书长,他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毛泽东、周恩来电召北上共商国是的八个人之一,其他七人分别是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陈其尤、郭沫若、茅盾。那次唯他一人没有应召,直到一九四九年三月才随民盟总部北上。他出席开国盛典,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在京八年,他的亲身经历使他做出了出走香港的决定,并写下这本书“向历史作证”。
周鲸文这本三十八万字的回忆录,将红色王朝第一个十年的真实内幕首次呈现在世界面前。他目睹了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司法改革、贯彻婚姻法、反胡风、肃清反革命……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每个运动几乎都浸透着血和泪,特别是他参加的司法改革运动,更使他看清共产党的本质。独占经济制度造成的铺张浪费和生产上的低效,特权阶级的奢侈腐化的生活服务,以及带给国人的灾难,都令他惊心。“人民公社”把善良的农民剥夺得一无所有,这是有史以来登峰造极的一幕。统一思想、指鹿为马和焚书坑儒带给文化上的浩劫,实际上没有等到文革,在第一个十年就已经展开。作为民盟的重要负责人,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有直接接触,对于他们如何利用统一战线的法宝,花言巧语骗取民主党派上船,与他们共建所谓联合政府这一幕看得尤其清楚。
就在一九四九年政协会议期间,说到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问题时,江山在望、毫无悬念的毛泽东说:“在选票上每个人有自由选举权,在选票上圈定什么人都可以,不过他抹了不想选的人名以后,最好别写西门大官人。”在场的人因此纷纷夸毛幽默。就在这次会上讨论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其实所谓讨论,无非是在文字上的“之乎者也”之间,文本的内容都是不许删动的。会上代表发言,也都是先拟好,然后交大会主席团看过批准。共产党称之为“新式民主”,特点是“背后协商”,具有特别的优越性。
政协会议开过之后,毛泽东被拥上大位,那么多民主党派似乎太多了,他想取消一些,剩下民盟、民革、民建三个,计画将救国会、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和九三学社取消,合并到民盟,将致公党合并到民革。后来毛泽东一想,这样合并于他一损,外边一定说他过河拆桥,拉完磨杀驴,因之他说:既然开销差不多,为何不多挂几个招牌,看来也火热。
从那时起,怀抱一脑子民主梦参加联合政府的周鲸文开始渐渐清醒,在未来的年月里,他进一步看清楚:党是光荣、利禄、权力集于一身的,是一切私人利益的源泉;于是在红色政权下,有很多的人想进党,而且也入了党。作了党员就一登龙门声价十倍,便处处有利可图,有权可施,有气可吐。他于是选择逃离虎口,并把自己知道的这些写出来。
---三篇宏文见证红色王朝
作者: 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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