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历史 漫画：“救命”！！ 华君武 作 （1960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 注：1960年11月11日处于中国三年大饥荒（1959年—1961年）的最严重、最严峻的峰值阶段。

为什么4万多座过期水库，是悬在14亿中国人头上的定时炸弹，看数据： 一，水利部长李国英说：截至2025年，中国现有94877座水库，80%以上兴建于上世纪50到70年代——就是说,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大跃进”时代前后修起来的问题老坝。 二，中国水利部门给土坝的设计寿命是50年。但中国超过50年运行的水库有4.2万座，超过60年的有2.1万座。按设计寿命大部分土坝早已超期服役，按维护程度，大部分带病挡水。 三，2021年时任水利部副部长刘伟平曾无意间透露：“我国的大坝，92%是土石坝。”普及一下，土石坝，就是六蓝水库那种易溃的坝。另外，时任水利部副部长刘伟平曾在一次会议上证实：我国溃坝和出险的坝型，绝大多数是土石坝。中国官方从未直接宣布中国到底崩溃多少座土石坝，但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大师钮新强曾透露：我国溃坝中以土坝最多，占溃坝总数的93%。 四，中国现有94877座水库，但2011年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却有水库98002座。这15年间中国一直在建新水库,为什么反倒减少3125座，这太奇怪了，是拆除了还是溃坝了？官方从来没给过解释。 水利专家王维洛质疑：五年里少了三千多座而无任何官方说法，这不正常。 五，供职于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减灾研究所的何晓燕统计，1954－2003年50年间的溃坝事故(台湾除外)共3481起，而“泄洪能力不足和质量问题是导致溃坝发生的主要原因，而发生垮坝失事的水库中有96.4%是小型水库”。 中国官方从未正式向公众通报溃坝详情数字，但看了以上中国最专业人士提供的数据，说“十四亿中国人头上悬着随时倾泄而下的四万多座水库”，不是危言耸听，而且已是事实。 点击进入我的油管第三期《4万座过期水库，悬在14亿中国人头上的定时炸弹》：

1972.3.23上海市工人对《571工程纪要》的反映（绝密） 按： 报告第二段开头描述上海工人听到571工程纪要后的第一反映，就犹如“热油锅里撒上了一把盐，顿时炸开了”。这说得很形象，也很准确。即便人们早已知道林彪一家政变未遂而出逃毙命的事情，但571纪要的内容仍然让人大吃一惊。 571纪要中的很多话 切中时弊，反而是当局强词夺理的强行批判令人啼笑皆非。比如纪要中说“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而上海有些青工原来也对工资低想不通，但大批判的结论是“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有利于促进思想革命化，有利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备战备荒，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有利于支援世界革命。”明明是没有本钱给工人发工资，却厚着脸皮说“有利于支援世界革命”，可笑之极。 当局对于难以完全驳倒571纪要并非没有预期，“有这祥那样的担心，在组织传达讨论工作上，主观主义地设想了不少框框”，所以就避难就易，重形式而轻内容，走走过场而已。具体表现包括： 由于时间比较短，《“571工程”纪要》中的许多内容，特别是一些“尖端”问题，很多单位还没有很好批。有些问题虽然批了，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还不够。 约百分之十左右的单位，由于领导上抓的不得力，那里的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学习和批判有点深不下去。 有的满足于“开会不缺席，发言不冷场，声讨会上有气氛，传达以来很平稳”；有的认为“集中搞十天、半月过去了，计划会议传达了，工资调整快要开始了，批判‘571’可以告一段落了”。 ～～～～～～～～～～～～～～～～～～～～～～～～ 沪革工交[1972]第094号 绝 密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报告） 关于在工人群众中 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的情况报告 中共上海市委： 工交系统在工人群众中传达讨论中央[1972]四号文件，批判《“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已经半个多月了。 林贼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文件，一经和上海工人阶级见面，犹如“热油锅里撒上了一把盐，顿时炸开了”，立刻激起广大工人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遭到迎头痛击。在头几天的声讨批判会上，许多工人同志气得浑身发抖，火冒三丈，抢着发言。他们说，听到林贼这样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好比“刀割我的肉，针刺我的心”，真恨不得咬他几口。上海火柴厂老工人、共产党员张瑞娣同志，由于极度气愤，在高呼“打倒林贼”口号后，气得当场昏了过去。广大工人对林贼越恨，对毛主席越亲。物资局日晖港供应站老工人李丛润在批判会上激动地说：“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泥不生根，如果没有毛主席，那有劳动人民得翻身，林贼反对毛主席，我们工人豁出老命也要和他拼！”林贼《“571工程”纪要》中散布的那些反革命的谎言和谬论，逃不出广大工人的“火眼金睛”。有的说：“我们虽然文化低，识字不多，但道理能懂，是非能辨。”有的说：“什么叫失业，什么叫剥削，我们最有发言权；那个制度好，那个制度坏，我们心里有本账。”在上海港第四装卸区工人举行的一次批判会上，大家愤怒地说，林贼抛出这个黑纲领，为的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就是要我们再回到“臭苦力”的地位，让“钱守维”重新上台。这时，全体码头工人异口同声的高呼：“我们坚决不答应！”现在，工交系统各单位，在车间，在班组，到处摆开了大批判的战场，林贼《“571工程”纪要》这棵大毒草好比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大批判推动了大学习，广大工人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他们说：打狼要有棒，打虎要有枪，要批深批透林贼这个黑纲领，就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大学习、大批判的群众运动正在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 在这次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中，各单位普遍认真学习了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并以此统帅整个学习和批林斗争。大家体会到，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是开展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总纲，其中关于反面教员作用的问题、关于秦始皇的问题和关于反共的右派政变问题的论述，对林贼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谬论是最有力的驳斥，对我们是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上海钟表理化厂、梅林罐头食品厂、上钢五厂等单位的同志，逐字逐句地讨论，领会毛主席这些教导的历史背景、精神实质和现实意义，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他们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秦始皇问题的一段论述时，开始不少同志不太理解，后来认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论述，学习了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关于不应当割断历史的教导，又学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中评价历史人物的立场、观点、方法，有的还看了有关秦始皇的史料，再对毛主席的这段教导逐字逐句地进行讨论，逐步加深了理解。大家从“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认识到要用阶级的、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从“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认识到无产阶级为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对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实行独裁，必须以百倍的力量，回击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以“十倍的努力”进行的复辞行动；从“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认清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与历史上一切反革命专政的根本区别，秦始皇虽然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主席相比，犹如彼得大帝比之列宁一样只是沧海中之一粟。经过这样反复学习，并把学习同批判紧密结合起来，对毛主席指示的基本观点学得深，记得牢，对“571”反革命纲领的实质看得清，要害抓得住。工人们说：不管林贼三十六变，七十二变，只要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就能识破它的反革命原形，把它批得体无完肤，遗臭万年。 广大工人群众听了“571”反革命纲领传达后，纷纷以亲身的经历，列举了大量的事实，痛斥林贼一伙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对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污蔑和攻击。有的以全国、本市、本厂生产建设方面的巨大发展，痛斥林賊的“国民经济停滞不前论”；有的以自己子女在农村的茁壮成长，痛斥林贼的“变相劳改论”；有的以令人和家庭在新旧社会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境遇，痛斥林贼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论”；有的以自己或亲人在五·七干校受到的锻炼和教育，痛斥林贼的“变相失业论”。在批判中，很多单位注意把摆事实同讲道理结合起来，把戳穿林贼一伙的无耻谎言同揭露其罪恶的政治目的结合起来，开展“三对比”（新旧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林贼的修正主义路线），“忆四史”（家史、厂史、党和国家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把回忆对比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许多钢铁工人对比我国解放前后的钢产量，对比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钢铁增长速度，对比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钢铁生产飞跃发展与在刘少奇一类骗子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钢铁生产“十年徘徊”的两种结果，既驳斥了林贼“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的谬论，又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比正确。沪江机械厂、上海色织二厂等单位有些青工原来对工资低想不大通，通过回顾家庭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看我国分配制度和政策的优越性；回顾本厂生产面貌的变化，看增加社会主义积累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回顾我国解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看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必要性；回顾苏联变修的教训，看工资高低悬殊的危害性，从而认识到：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有利于促进思想革命化，有利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备战备荒，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有利于支援世界革命。经过这样讨论，不仅比了苦与甜，而且分清了纲和线。 在这次传达讨论中，许多单位对《“571工程”纪要》中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些“尖端”问题，也不是回避它，而是认真地进行研究和批判。上无二厂、建工局五0一工程队等单位，工人同志在研究、批判这些“尖端”问题时，先弄清楚每一条谬论的含意，再揭露其攻击的实质和要害，把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同林贼一伙的黑话相对照，把我党几十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事实同林贼一伙的无耻造谣相对照，理论联系实际，寻根究底，批深批透。他们的体会是：打蛇打七寸，批林批要害，尖端批得好，教育受得深，大毒草可以变为好肥料。 这一段广大群众学习中央文件、批判“571”反革命纲领的实践，使各级领导骨干受到了深刻教育。原来有些同志对中央决定将《“571工程”纪要》发给全国人民来批判的重大战略意义认识不足，有这祥那样的担心，在组织传达讨论工作上，主观主义地设想了不少框框。通过反复学习中央四号文件和讨论市委负责同志讲话精神，认识逐步提高。重机公司、钟表公司、一织公司等系统的有些同志都深有体会地说，林贼的《“571工程”纪要》，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我们应当抓紧这个极好时机，组织群众认真研究，深入批判，增强对反革命毒素的免疫力，提高对一切政治骗子的识别力，在思想上筑起反修防修的长城，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意义是极其深远的。从这个认识出发，许多单位都提出：搞好这次大学习、大批判，出发点要放在对广大群众进行—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着眼点要放在放手发动群众、坚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立足点要放在搞好班组。上海照相机二厂开始规定先讨论什么，后讨论什么，工人不赞成这样傲，要求先开声讨会，让他们出气解恨。这对厂领导教育很大，于是因势利导，从全厂到车间，从车间至班组，掀起了一个万跑齐轰、声讨林贼的热潮。在组织批判活动时，他们提倡人人准备，个个口诛，不强调写稿子，工人反映很好。有个老工人说为了发言，我事先准备了整整一天，虽然在批判大会上只讲了几句，但对林贼的仇恨在我心里扎得更深了。实践证明，要充分发挥《“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面教材的作用，通过批判，大大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关键在于领导，而领导又在于指导思想是否明确。是从防修反修的长远战略目标着眼，还是就事论事只搞十天、半月；是充分相信群众，放手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还是怕这怕那，用一些条条框框去束缚群众；是注重实际效果，还是满足于“表面文章”，这实际上是对待这场严肃的斗争的根本态度问题，是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半个月来，工交系统广大工人学习中央四号文件、批判“571”反革命纲领的形势很好，发展健康，目前正在继续深入，但是发展很不平衡。由于时间比较短，《“571工程”纪要》中的许多内容，特别是一些“尖端”问题，很多单位还没有很好批。有些问题虽然批了，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还不够。还有约百分之十左右的单位，由于领导上抓的不得力，那里的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学习和批判有点深不下去。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部分干部中出现了自满、松劲思想。有的满足于“开会不缺席，发言不冷场，声讨会上有气氛，传达以来很平稳”；有的认为“集中搞十天、半月过去了，计划会议传达了，工资调整快要开始了，批判‘571’可以告一段落了”。如果这些问题不很好解决，就有走过场的危险。 目前，中央[1972]十二号文件已经下达。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问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是我们深入批判“571”反革命纲领新的有力武器。各单位正在组织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并且和学习中央四号文件结合起来，把对《“571工程”纪要》的革命大批判持续地开展下去，在这场斗争中，既要坚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又要加强领导，注意发挥骨干的作用。对部分群众中暴露出来的模糊认识和错误思想，坚持正面教育，在批林这个大方向下，通过学习讨论求得解决。认真总结经验，抓先进典型，抓薄弱环节，不断把学习和批判引向深入。当前工作多，任务重，学习和批判活动的时间虽然不能象前一段那样集中，但是批林斗争仍然是头一位的大事。一定要遵照毛主席“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教导，以批林斗争为纲，化毒草为肥料，化义愤为力量，推动其他各项工作。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指示。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出处：上海市档案馆B246-1-431 ---发帖者：陈闯创@1957spirit 来源链接： 中共国史料:

追忆1970年全民大练兵：大中小学全部拉练 曹顺妮：1969年3月，珍宝岛武装冲突爆发，苏军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1969年10月，全军进入战备状态，毛泽东要求全党学习军事，注重战争，准备打仗，采取积极防御的战备思想。 1970年11月24日，毛泽东这样批示：“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 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 各地纷纷成立“野营拉练指挥部”，全国掀起野营拉练潮。 拉练前，整编队伍、全副武装是两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完全仿照部队编制，三个教学班(各40多人)合编为一个连，每个教学班就是一个排。连长由男班主任、教珠算的马老师担任，指导员由女班主任、教语文的田慧珠老师担任。学生里的红小兵大队长当副连长，中队长当排长、排副，小队长当班长、班副，其余都是战士。” 至于武器，“每个班一支枪，空枪没子弹，晚上站岗吓唬人用。枪都是杂牌，有三八大盖，有汉阳造，最好的是捷克762，还有的干脆就是气枪、运动枪。” 据《中共上海历史实录》称：“截至1974年11月底，全市共有307万人参加了野营训练，造成生产、教学正常秩序的混乱和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

1968.6.26中情局给美国总统每日简报：香港近日发现17具从广东漂下来手脚被绑的尸体。 这事竟然登上中情局的总统每日简报PDB。 ---发帖者：陈闯创 中共国史料:

谭松：自由天空下的第一行眼泪 2017年11月20日，我离别的前一天。这天，重庆气温陡降，风雨交加。 这时我才去告诉母亲，我要走了。我不敢看她，怕她受不了。这些年来，母亲独自住在养老院，一直是我去看望她关照她，是她的最大的安慰和依托。当我告诉她第二天我要走了时，母亲并未露出我所担心的那种 反应。她沉默片刻，很理解地说：“走了好。”看来，我虽然是她最大的安慰和依托，但也是她长期的“心病”和“负担”。 “这些日子我电话都不敢给你打，怕他们追踪到你的行踪。”母亲说。 同去世的父亲一样。母亲在很年轻（18岁）时，受中共《新华日报》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宪政的新中国”的感召，在重庆女子师范学校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开始了提心吊胆的地下工作。“新中国”到来后，母亲仍然提心吊胆，批胡风、反右派……尤其是文革期间，批斗、逃亡……我亲眼目睹了那些年她的提心吊胆。 这些年来，晚年的她又为我提心吊胆。十余年前，我从狱中出来后她对我说：“我没法阻止你，因为你做的是对的，当年我同你爸也是这样在做，这样在追求。但是，作为一个母亲，多么担心……” 母亲掏出钥匙，打开抽屉，拿出她的全部积蓄——十余张存折。存折零零碎碎，五千、一万、两万。“你出去后花费大，要尽量多备点钱。” 我不要，说这些钱换成美元也没多少，而且我第二天一早就走也来不及换了。母亲坚持要给我，仿佛不这样我就会流落街头，她就更加不安。 什么是一颗母亲的心！ 我没带身份证，只有她亲自去取。于是我扶着90高龄的母亲在风雨中走进一家又一家银行，取出她一点一点存下的五千、一万、两万。 近黄昏时，我同她告别，她站在养老院大门的外面。初冬的冷雨悄无声息，飘洒在她花白的鬓发和苍老的脸上。 我一再叫她进去，她不肯，怔怔地望着我。我不敢看她，怕看到一行苍凉的老泪，从此成为我心灵上凝固的悲伤。 到西雅图的当天晚上，对朋友谈起同母亲的告别。 突然，泪水夺眶而出！ 多年来，我在这块沉冤浩浩的大地上奔走采访，心灵早已被种种悲情和苦难打磨成钢，炼就了一种超强的耐压能力。可是，分别时，母亲冷雨中无言的凝视，竟让人肝肠寸断！ 我双手捂脸，失声痛哭。在刚踏上据说是自由的国土时，不是一声自由的欢呼，而是一行悲痛的眼泪——既为生我养我的苍老母亲，也为我爱恨交织的苍茫大地——祖国母亲。 图：妈妈与读小学时的谭松

死前的一幕 一块大木牌挂到了老舍先生的脖子上，上书“反革命黑帮分子”。我们看到细细的铁丝，深深地嵌进他的皮肉里，老舍满头大汗，喘着粗气，他头上的绷带已经在混乱中被撕开了，血布条挂在脸上，两眼微闭着。人群里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尖着嗓子叫：“我揭发，老舍在解放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出 卖给了美国…” 这无异于火上浇油，使群情“爆炸”了，许多人喊着：“快说！”“快交代！”“你老实点儿！”……红卫兵为显示他们“坚定”的“革命精神”，又把老舍先生的胳膊使劲往后一背，背后又踢来一脚，老舍先生终于支持不住了，跌到在地。左右反剪着老舍先生手的红卫兵，又“威风凛凛”地一人踏上一只脚，一只手揪住老舍先生的头发，近乎趴在地上的老舍先生的脸，已经变得苍白，痛苦地抽搐着。谁看到那令人发指的暴行，都终生不会忘记。即使这样，我们仍听见老舍先生在一字一顿用力地说：“我没有卖国，事情是这样……”野蛮的岁月里，在失去理智的野蛮的人面前，正义的言辞只能换来无情的毒打和肉体的折磨。我们看不清老舍先生的面孔，只见掺着泥的汗水顺着脸颊一道道流下来，从那颤抖的双腿可以想见，老舍先生用最大的努力强撑着、忍受着。“你装死！”“到底说不说！”左边的那个女红卫兵还发疯似地跳起来按住老舍先生的头使劲往下压。 我们的心在流着泪与血，扭身想往旁边靠一下。人群的突然沉静，把我们的视线又带回到老舍先生那里，只见老舍先生猛地直起身来，这一突然的反抗动作，惊呆了围观的人群，也惊呆了压着他的人，恐怕这些人还没碰到过这么“顽固”的“黑帮”。瞬间，我们看到老舍先生目光中充满了愤怒，他挺直脖子，发出撕人心肺的呼喊：“你们让我说什么？”随着吼叫声，他突然猛一转身，将手中的木牌砸在刚才一直对他又压又打的女红卫兵头上。一切都发生在几秒钟之内。当我们清醒了眼前发生的事情时，老舍先生已经被红卫兵围在中间，斥骂、质问：“你竟敢打红卫兵！”老舍先生被拳打脚踢包围着，台阶下的人往上涌，乱成一片。我们已被推挤出了中心。这时，不知是谁从楼内搬出一张桌子，几个造反派把老舍先生从人群中拉了起来，拖到桌子上，让他跪着。我们终于又看清了老舍先生：眼镜早已破碎，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浑身是土，身上的汗衫已变成一条一条了，脚上的鞋剩下了一只，头无力地耷拉着，仿佛已是半昏死状态，只从他微微起伏的胸口，看出他还活着。 造反派们对奄奄一息的老舍先生厉声喝道：“你打了红卫兵知罪不知罪？”沉默，长时间的沉默，老舍先生仿佛刚明白了对方的话，头无力地点了两下。“把你的罪行写下来！”纸、笔已经摆在了老舍先生跪倒的膝盖前，老舍先生好一会儿才拿起笔，每写一笔似乎要付出全身的气力，“我打了红卫兵老舍”八个字，写了足有五分钟。写完，老舍先生目光呆滞，完全瘫倒在桌面上了。人群外，已经停好一辆吉普车，造反派和司机耳语了几句，车分开人群开到台阶下，几个人连推带架，把老舍先生扔进了车内。 我们竭力想看个究竟，于是跟着缓缓行驶的吉普车跑了起来。车驶出文联，开进电报大楼东侧一条胡同内，没走多远就停住了，听说是派出所。老舍被架进四合院北屋，人群被阻挡在门外。明亮的灯光下，我们隔窗望见墙跟跪着一溜“黑帮”，老舍先生被推了进去，一个好象打人打累了的小伙子站了起来，高高举起手中那无情的皮鞭…… ---张林琪、白瑜《宁折不弯--追记老舍死前的一幕》 载于1986年8月20日上海《文汇报》 ---《断简残篇------文革回忆摘钞》

比一比俄国、柬埔寨和犹太人 王友琴：（2004年）今年3月25日，俄国发行了两张光盘，上面有130万个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生平资料。130万个名字。这两张光盘的内容不容人不震动不悲愤。报道还说，这是很有奉献精神的很小的一组人做的。 他们的发言人也说得非常好， 他说：这不仅仅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和记录斯大林的罪恶， 也是一项社会的道德自救。 　　 和中国比，柬埔寨是一个小国。但是对红色高棉在1975－1979年间的屠杀，他们已经作了很多工作，有了相当的成果。看看他们在互联网上的网站就能了解这一点。他们在去年，已经做完了2万2千多人的完整的受难记录。 　　 犹太人在记录大屠杀的受难者方面是典范。以色列国家博物馆制作了多种语言的表格，至今仍然在征求大屠杀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身份及受难时间、地点等等。他们收藏所有的受难者的档案资料。一位名叫Raphael Lemkin的犹太学者，创造了一个新词genecide，这个词的前一半出自希腊语，意思是“种族”“部落”，后一半出自拉丁文，意思是“杀戮”。他努力了一生，要人们认识genecide这样一种罪恶，并且制止和防止这种罪恶发生。 　　 但是中国的受难者，没有得到这样深入的完整的记录。 没有了在毛泽东时代被迫害、监禁和杀戮的人们的名字和故事，毛泽东就不会成为历史记载中的暴君。 ---“专访王友琴” 王友琴／高伐林 （2004年7－8月）

谭松提到一位台湾学者曾问他：你做这个调查，政府给了你多少资助？（全场大笑）谭松说，他所有调查都是自掏腰包，只要政府不因此迫害他就行了。他冒着风险自费调查是为了抢救历史，也是为受难者讨还公道。他家庭不是土改的受害者，父母都是贫下中农出身，但后来接触到真相，发现自己教育受骗，正义感 被激发。 他说，他的调查非常辛苦，一是受访者分散在川东深山老林穷乡僻壤，又没有电话联络，走访非常不易。二是土改时代久远，现仍在世的当时人已寥寥可数。谭松听说一位饱受点天灯酷刑的女子冯光珍仍然在世，立即赶去采访。冯光珍当年十八岁，还是一个学生，因酷刑双手残废。谭松上午采访她，下午这个不幸女子就逝世了。三是恐惧，中国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是毛泽东时代受害最惨因而恐惧感也最深的群体，虽然毛泽东时代早已过去，但恐惧仍深，很多人不敢接受采访。作为采访者的谭松本人也很恐惧，因为他在之前做川东右派调查被重庆当局关押了三十九天，刚获释不久，而且是在保释期间，被勒令不能离开重庆地区，因此他是私下秘密采访。 土改因为涉及中共政权革命合法性问题，是中国现代史中最敏感的禁区，敢于触及的学者少，而且多是以资料做研究，像谭松这样深入一个地区大规模采访做口述历史的可能绝无仅有。 ---蔡咏梅：谭松谈川东血腥土改

谭松：《血红的土地》前言 从2003年3月开始调查，到2017年11月6日我采访最后一名地主后代为止，共采访了100多人，勉强记录了那场惊心动魄运动的一些真相。 我希望这部采访录，既为人们展示当年那真实的一幕，也为有关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一部血肉文本 和相关资料。 现在对土改真相的研究还是禁区中的禁区， 但一定要有人来做！ 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些年的采访中，我设法把绝大部分被采访者录了像，虽然工具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数码相机（带录相功能），效果欠佳，但总能看到听到当事人的鲜活形象和生动讲述。 更有幸的是，几年前我遇到了一个很有正义感的学生——懂一些视频制作的丁然同学。在她一年多的艰辛劳作下（甚至冒着被抓捕的风险），九集纪录片《血红的土地》在2017年4月制作完成，从而使人们能感受到比文字更真切、更有冲击力的历史画面。

上海永安百货公司是1955年自愿要求公私合营的，他们的“自愿”有着非常实际的动机。1953年起，政府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如粮食、食油、棉布等都进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在批发贸易中，国营商业已经基本上代替了私营批发商，国外的东西进不来，国营批发部又限制数量，永安公司的货架 上很快就空空荡荡，无货可卖。 1954年相比上年，永安的营业额降了一多半，到1955年2月，他们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1956年1月14日，永安宣布“公私合营”。这一天，南京路上永安公司门楼上的老招牌“永安百货”卸了下来，在热烈的掌声中装上髙达五丈八尺的“公私合营永安公司”霓虹灯。 1966年，永安百货改成“国营东方红百货商店”；1969年时再度更名为“上海第十百货商店”；1988年，永安第三度改名，改为“华联商厦”；到了2005年，又回到了永安百货的店名。 ---宋燕 ：1956，交出你的财产

大象公会：「五反」的斗争模式与农村土改高度相似，都是执行阶级斗争的策略。在农村是发动贫农、团结中农、争取富农、斗地主，在城市，根据刘少奇的批示，则是「以店员（工人）为基本群众，紧密团结中小职员，争取高级职员，孤立资本家。」 「五反」的骨干也直接来自土改——抽调斗争经验丰富的土改工 作队员编成「打虎队」，进驻各地一些「五毒」典型单位的工会组织，发动工人开展诉苦运动，「启发阶级觉悟，划清阶级界限，收集资本家的各种违法材料」，为揭批大会做好准备，鼓足气势。 不久之后，许多资本家都在办公桌上发现了一份措辞斯文的通知，要求其参加「劳资见面会」、「劳资洽谈公会」。等他们安心步入会场，才发现参加的原来是最后的审判：会场气氛庄严，根本没有什么「洽谈」的余地，就等他们老实交代罪行。 图：「劳资洽谈会」现场。动员工人揭批资本家的关键，在于让掌握资本家不法行为细节的会计、经理等高级职员跳反。但这些人往往与资本家沾亲带故，需对其强化阶级教育，并辅以一定的物质激励，才能让其「归队」

王友琴：1966 年 8 月，在毛泽东的热烈支持下，“红卫兵”迅速由一个中学生小组发展为全国每个学校都有的文革组织。校园暴力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开始。一大批教职员工被抓进“牛鬼蛇神队”中，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所谓“斗争”，实际上是被殴打和侮辱。一批教育工作者在所谓 “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 不但有中学老师被他们的学生打死，还有小学老师也被他们的学生打死。这是中国自有学校以后两千年来从未发生 过的暴行。 在文革领导者的引导下，校园暴力进而蔓延到校外。红卫兵学生走 出学校进行抄家和毒打城市和平居民。在焚烧书籍和砸毁文物的同时，一大批所谓的“牛鬼蛇神”被打死，还有一大批人被从城市扫地出门驱 逐到农村。 这场杀戮从 8 月初开始，延续了前后两个月的时间。全国的学校无 一例外，都发生了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击。仅仅在北京一地，就有近十万居民被驱逐，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在象征革命的红色装饰的背景 中，被害者的血淋淋的尸体被丢上卡车或者平板三轮车，驶过北京的街 道，运往火葬场。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燃烧，超负荷运作，却依然供不 应求。他们的尸体堆那里发臭，然后被烧掉。他们的骨灰被扔掉，没有保留。 1966 年杀戮的主要特点是：被害者未经任何哪怕是完全虚假的审判程序就被杀害；关于他们的死没有任何文字记录留下；他们不是由专业刽子手枪毙或者杀头的，而是被用棍棒打死或者用酷刑折磨死的；另外，大量的虐杀主要由中学生红卫兵执行的。十多岁的青少年当时有权对人施行酷刑、剥夺财产住房，直至杀死人。 ---《文革受难者 ——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

一个30岁左右的女破鞋（有“男女作风问题”的女人）跪在地上。被打得披头散发，一声不吭。抽她的两个女同学累了，我开始接替。用的军用皮带是从一初中小孩那儿借来的，很宽，带铜头。我没用铜头打，那样容易打出血，很快就死。只是用皮带抽，可让她多受点罪。 我刻苦练块儿，双臂悠双杠50多，远比女生抽得狠。每抽一皮带，女破鞋都疼得恐怖地望我一下。那目光是哀怨？是责备？是恳求？也说不准……但这张脸很一般，毫无动人之处。奇怪，她怎么能勾引男人？怎么能乱搞？不漂亮的破鞋，自然更招人恨。我毫无顾忌地挥舞着胳膊，当皮带抽在她身上时，她那嫩嫩的身体抽搐着，微微哆嗦。 可这女人自始至终没说一句求饶的话，默默忍受。 文革前打一架要受处分，现在可以随便开打了。越被禁的果子越想吃，怎不好好过过打人瘾？ 我抽她，因为她是流氓。自己与流氓思想斗了多年，也没把流氓思想消灭掉。自然恨这流氓思想，它丢了我的脸，让我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事，内心无比痛苦……我把对流氓思想的仇恨，全倾泻在这个跪在地上的弱女子身上。 打她个破鞋，打她个化成美女的毒蛇，打她个腐化堕落的臭肉。 当然玩儿命打流氓，也可以证明自己不流氓，能提高自己在同学中的威信。 ---马清波（笔名 老鬼）《血与铁》载于北京《中国作家》双月刊1998年第5期 ---《断简残篇------文革回忆摘钞》

1956年1月，上海召开工商界家属代表会，聆听有关领导宣讲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和政策。从照片上可以看到，与会者的穿着依然留有“旧时代”的痕迹，不失雍容与华贵，而她们的脸上却分明流露着对“新时代”的茫然与忐忑。 照片来自新华社 ---宋燕：1956，交出你的财产

野坂与庄涛：昙花一现的恋情 野坂参三当初随周恩来奔赴延安时，把妻子野坂龙留在了莫斯科。 1940年3月到达延安后的野坂，虽已年近半百，但一样有“寡人之疾”，不过也许是东方人，野坂表现得要比李德含蓄委婉得多。在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学校作了几次报告后，他便向敌工部部长王学文提出，要一位秘书帮 助工作。据赵安博披露：八路军总政治部经研究后，同意了他的要求。于是，上面再次像为李德挑选肖月华那样，将美貌的女学员庄涛安排到他身边。庄涛去野坂处工作不久，两人就公开同居了。当时延安的媒体，特别是外国记者对此十分关注，卡萝尔·卡特在《延安使命》里这样写道：“他是一个和善、说话轻柔的人，有一双清澈、洞察一切的眼睛。他来中国时，他的妻子留在了莫斯科，因此在延安时他与一位很有活力的中国女子一起生活，这名女子会说流利的日语。他们有一栋普普通通的新建造的石头房子，四周是大的菜园。他的研究图书馆建在房子后面一座陡峭山上的窑洞里，可以俯视下面的一个小山谷。他的‘日本研究小组’就住在邻近图书馆的窑洞里。”卡萝尔·卡特笔下的这位“中国女子”就是年方24岁的庄涛。 然而，“茕茕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庄涛出现时，野坂参三自然赞成“衣不如新”；而当与老妻重逢时，野坂又信奉“人不如故”了。野坂参三后来对庄涛的“薄情寡义”并非没有前兆，他早已将话向庄涛挑明：“我们的恋情是没有结果的，日本战败之日，就是我返国之时。”1945年9月，野坂离开延安时并没有带走庄涛，他拟绕道苏联回国，就最清楚地表明：他已有意与还在莫斯科的野坂龙重修旧好。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如此情况下，野坂参三选择原配发妻其实也是顺理成章的。试想：即便野坂龙是贤良淑媛，回国执掌日本共产党的野坂参三，身边若有一位娇美可人的中国如夫人，这多少与领袖身份不合。 于情于理，庄涛都扮演了一个悲剧角色。9月9日，当搭载着野坂参三一行的飞机腾空而起，庄涛的整个情感世界塌了一半。浪迹天涯、踏上归程的游子野坂透过飞机舷窗，满怀眷恋地望着在蓝天白云里渐渐远去的延安，“别了，美丽的黄土地！”“别了，美丽的庄涛……”野坂参三一走了之，庄涛烧成了一锅爱情“夹生饭”，独自一人黯然品味。最令庄涛心意难平的是，都说“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在延安的几对跨国婚姻中，庄涛、肖月华（李德的第一任妻子）都是“领导之命，组织之言”，但肖月华、李丽莲（李德的第二任妻子）毕竟是“明媒正娶”，有一纸薄薄的结婚证书，庄涛却连起码的“名分”都没有！ ---《日共主席野坂参三的延安恋情》 作者：宗道一

《春运中的母子》。 2006年1月18日，北京西客站候车室，一位母亲为了喂年幼的孩子把方便面咬成一小截，孩子却等不及地张大了嘴巴。新京报 薛珺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