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大家觉得《奥德赛》 和《西游记》有相似之处吗?
一部是古希腊诗人荷马流传近三千年的史诗;一部是通常归于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中国神魔小说。
一个向西,一个向东;一个回家,一个取经。
但它们讲的,都是人类最古老的故事:一个人离开熟悉的世界,穿越诱惑、苦难与死亡,最后成为另一个自己。
奥德修斯参加了十年特洛伊战争,又在海上漂泊十年。他对抗独眼巨人,逃离女巫与海怪,拒绝女神给予他的永生,只为了回到伊萨卡,见到妻子佩涅洛佩和儿子忒勒马科斯。
唐僧师徒则从大唐出发,一路向西,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为了抵达灵山、取得真经。
表面上,他们都在穿越一个充满妖魔、神灵和未知力量的世界。但两段旅程的方向,恰好相反。
《奥德赛》是一场回归,《西游记》是一场求取。
奥德修斯真正的问题是:经历了战争、杀戮、欺骗与漂泊之后,一个人还能不能回到原来的生活?一个战士如何重新成为丈夫、父亲和国王?
所以,《奥德赛》不是简单地寻找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家。
奥德修斯一路失去船只、财富、同伴,甚至失去作为英雄的外表。回到故乡时,他不再是身披铠甲的胜利者,而是一个无人认识的乞丐。
他必须在一切被剥夺之后,重新回答:如果没有荣誉、权力与他人的承认,我还是谁?
《西游记》提出的则是另一个问题:一个充满欲望、愤怒、执念和反抗精神的人,如何学会约束自己,完成一件比个人自由更大的使命?
孙悟空一开始已经足够强大。
他会七十二变,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敢闯龙宫、改生死簿、大闹天宫。他缺少的从来不是能力,而是边界。
所以他的成长,不是变得更强,而是学会如何使用自己的强大。
紧箍咒因此是一个很有东方意味的象征:真正的修行,不只是打败外面的妖怪,也是驯服内心的骄傲、愤怒与冲动。
奥德修斯的力量是智慧,孙悟空的力量是反抗;但两个人最终都必须学会,力量本身并不能带他们抵达终点。
这也体现了两种不同的英雄成长。
《奥德赛》更接近一个人的身份重建。它关心个人怎样抵抗命运,在混乱中保持意志,最终夺回自己的名字、家庭与秩序。
《西游记》则是一场集体修行。
唐僧有信念,却缺少辨别危险的能力;孙悟空有能力,却缺少克制;猪八戒代表欲望、懒惰与世俗人性;沙僧沉稳可靠,却缺少主动性。
没有一个人是完整的。
他们必须彼此拖累,也彼此成全。取经成功,不是因为出现了一个完美英雄,而是因为几个各有缺陷的人,终于学会共同完成一件事。
这或许也是两部作品最有意思的区别:奥德修斯必须证明,即使所有同伴都已失去,他仍然是奥德修斯;唐僧师徒则必须明白,没有彼此,任何一个人都到不了灵山。
两部作品中的苦难,意义也不完全相同。
在《奥德赛》里,神灵常常像不可预测的命运:海神波塞冬因为愤怒阻止奥德修斯回家,雅典娜则不断保护他。人在诸神的冲突之间求生,依靠的是智慧、忍耐与选择。
而《西游记》的九九八十一难,则带有更明确的修行意味。许多妖怪甚至是神仙的坐骑、童子或宠物。苦难看似偶然,背后却往往属于一套更大的秩序。
西方史诗中的英雄,常常通过对抗命运证明“我是谁”;中国式修行则更常追问,如何克服执念,成为“我应该成为的人”。
当然,我们不能把它简单概括成“西方个人主义、东方集体主义”。《奥德赛》同样重视家庭、忠诚与社会秩序;《西游记》也塑造了孙悟空这样极具个人意志和反抗精神的英雄。
但把它们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两种很动人的生命方向:
有些旅程,是为了回到自己所属的地方;
有些旅程,是为了抵达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
一个人可能需要像奥德修斯一样,穿越世界,才知道自己真正想回到哪里;也可能需要像孙悟空一样,离开花果山,才知道自由并不只是“谁也管不了我”,而是拥有力量之后,仍然能够选择责任。
美国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后来将这类故事总结为“英雄之旅”:离开熟悉的世界,接受召唤,经历试炼、死亡与重生,最终带着某种礼物归来。
但《奥德赛》和《西游记》也提醒我们,英雄之旅并不只有一种。
奥德修斯带回的是经历战争之后,对家庭、秩序与归属的重新理解。
唐僧师徒带回的是真经,也是每个人在漫长修行中被改变的自己。
《奥德赛》问:经历一切之后,你还能回家吗?
《西游记》问:经历一切之后,回来的还是原来的你吗?
而我们普通人,每个人的一生,或许都同时走在这两条路上:一边寻找归属,一边成为自己。
你在哪条路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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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季刊》主编王天成:异议群体中暴力思想的流行令人不安。暴力其实比非暴力反抗更加困难、更不容易成功,但是其鼓吹者们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他们的话语却以日复一日地打击对非暴力反抗的信心为代价。更远一点看,将来发生大规模非暴力反抗的时候,这种混乱的思想状态很可能会增加维持非暴力纪律的困难,因而降低反抗的成功机率。
暴力论盛行的一个原因,在于对自己一方暴力能力不切实际的想象。暴力论者们认为统治者的暴力必须以暴力来回答,因为暴力与暴力才是彼此真正对等的力量。但是,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如何获得枪?在中国刑法中,买卖、私藏枪支是可以判死刑的重罪。姑且不论这一限制,假使能获得某些枪支,又如何组织、训练一支足以能击败政府军的武装力量?
暴力正是专制政府之长、民众之短。以己之短、攻彼之长,并不是一种好的战略设想。
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暴力论者们经常提到军事政变。然而,军事政变通常并不是民间所能操作的。当我们谈论反抗的时候,应该问自己能做什么,而不是等待某个或几个将军来拯救我们。军事政变即使发生,其前景也远比想象的复杂得多。从历史看,军人的许多政变是为了推翻民主或取代旧的统治者,建立民主的事例少得可怜。
非暴力与暴力的确明显不对等。这正是困惑暴力论者们的一团迷雾。他们因而将非暴力定性为软弱的,没有兴趣去深入了解其对于争取自由的巨大潜力和作用原理。
哈迪·梅里曼(Hardy Merriman)先生在前面提到,从全球范围看,非暴力运动在推动政治转型上的成功率要比武装起义高出两倍。
这个数字是1900至2019年120年的统计结果。晚近的数据更加惊人:从1970年代到上世纪末,也就是在著名的第三波民主化期间,80余个政治转型中约70%非暴力抗争起了关键作用。21人类进入现代世界后,斩木已不足以为兵,民众与政府之间在武力上,日益不可挽回地极度不对等。在这种大背景下,非暴力行动发展成为争取自由的最主要手段。
与寻求对等的、以暴力对抗暴力的传统思路不同,非暴力抵抗是一种迂回的反抗方式。它不是直接攻击对方最强之点,而是从对方最弱之处入手。
影响了20世纪共产国家命运的哈维尔,曾意味深长地提出“无权者的权力”。我想在这里略微补充一点,即“有权者的致命弱点”。非暴力之所以是一种能击败独裁者的强大力量,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这一弱点。
所有独裁者及其政权都必须依赖于人们的服从、合作与支持。无论他们及其政权多么强大,他们的权力并非来源于自身。一旦人们克服恐惧,坚定地停止服从、合作和提供支持,他们就会失去权力,抵达穷途末日。
甘地早就发现了有权者这一致命弱点。他说:“人民若不服从,统治者就无法统治”。非暴力抗争在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基恩•夏普(Gene Sharp),将此称为专制者的“阿基里斯之踵”。
这并不是一个很难发现的真理,却经常被忘记,更经常不被深信。缺乏深信,导致不愿去深入钻研这一反抗技术,以坚韧的努力不依靠暴力武器,而是通过削弱切断专制者、压迫者的权力来源最终击败他们。
这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过程。没有想象的暴力革命“便餐”,也不会有非暴力革命“便餐”,虽然非暴力实际上更可行。
所谓“非暴力抗争不适合于中国”,“只适合于统治者较仁慈或有某种自由民主的国家”,是一个基于想象而非事实的判断。它只对反抗专制或压迫的非暴力斗争在一些国家的最终成功略知一二,而并没有了解那些国家的反抗运动所经历过的艰难曲折历程。如果去察看一些著名的案例,例如印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阿根廷、智利、南非等国家的案例,看看那些国家抗争的民众和领导者所经历的杀戮、毒打、监禁等种种迫害和反复挫败,你可能会重新评估自己的判断。
这个判断不只美化了世界其他地方的专制者或压迫者。它也在影响我们做好坚韧抗争的心理准备。它将一切都推给政治环境,完全忽视了战略、战术、技巧的重要性,因而不利于提升抗争、使它变得更有效。
我们是否能摆脱这种前景,即任何寻求政治变化的非暴力行动,都最终会被镇压下去,而不会导致任何政治变化?这个问题横梗在许多人心头,非暴力倡导者们应该深入思考、给出回答。当然,回答必须是非暴力行动计划的关键内容之一。
反抗会遭到镇压,必须有这种心理预期。但镇压有不同程度和类型,我认为应该避免1989年那种大规模流血,因为那是许多人所不能承受的。另一方面,抗争开始后也要顶住镇压、威慑,使镇压归于无效。
当镇压失去效用,当参与达到足够大的规模、蔓延开来,当运动强大到难以镇压下去的时候,非暴力就开始变成了一种强迫性的力量。如果到了连军队也不愿保护独裁者的时候,他就只有倒台了。但这只是改变的契机来临的一种可能场景。
在相当长时间中,经常有呼吁、声明、联名上书和个案维权。这些都是非暴力的,但不要误以为它们就是非暴力抗争。我们所说的非暴力抗争要更激烈,它是一种冲突、对抗,一种强迫性的力量。说服可能是非暴力的一种效果,但达到强迫的程度才更可能有效。所谓“强迫”,就是违背对方意愿,对方不愿意也只能接受你的要求。
说到非暴力抗争,人们最先想到的似乎总是上街游行。但游行并不是惟一的、也未必是最有效的方法。抵制、罢工等不合作方法常常更有力量,也相对安全一些。基恩•夏普总结出了三大类和198种具体的非暴力行动方法。
虽然暴力已经谈了很多年,我们没有听见一声枪响。另一方面,非暴力行动却的确发生过,最著名的当然是1989年的天安门抗争和2022年底的“白纸运动”。但这两次大的行动都是自发性的,缺乏战略规划。我们需要转向有计划的战略性抗争,从而使抗争变得更有效。
这就需要更好地理解非暴力行动的性质、潜力、作用原理、技巧和成功要求,学会制定战略计划。遗憾的是,许多活动分子迄今并不认为有学习的必要,在他们看来,非暴力行动似乎只是上街这种“简单”的事,没什么可学的。
这就好像一个想在将来指挥战争的人,并不认为有学习军事、兵法的必要。我们要改变中国,需要先改变自己。要改变自己,需要从知道不足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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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民间的暴力幻想,《中国民主季刊》专门策划了一期笔谈:《中国民间暴力思想的兴起》,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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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是农业文明主导的社会,效率低,货币化不普及,有钱你办不成事,人们要依靠群体来竞争、发展,人们为了生存就要互助,
现在一切变了,都货币化了,人们之间不靠亲情、友情而是靠钱,互相合作是靠钱,不是靠互助,你说现在朋友能干什么?借个车?不如去租车,父母去世了要朋友帮忙?不如殡葬一条龙服务,所以,整个社会工业化后效率提高了,资本决定一切,权力和金钱可以互相转化,一切用货币衡量,反而公平了不少,
我们也不能只说不好,也有好的地方,
因此,整个社会进步后我们也要改改自己的观念,提高效率,淘汰落后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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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性格.
中国人忍受能力超绝,
一切来自权力者、权威的打压,
他们都默默忍受,成为故旧体系的良民。
权力者只要给他们一丁点儿光,他们便心满意足。
他们乐天知命,不容易激动,
象驼鸟一样轻而易举就消解苦难。
中国人不缺智慧,
不缺纯良、忍耐、务实和乐天的性格,
他们真正缺少的是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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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演唱会嘉宾即使临时客串上台,也需要提前报批备案。否则不能上台。
在谢娜成都演唱会上,匆匆赶到的何炅,在台下拿着话筒喊话谢娜,笑着自嘲:“因为审批的关系,我今天没有办法上台。”
这就是权力决定一切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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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演唱会嘉宾即使临时客串上台,也需要提前报批备案。否则不能上台。
在谢娜成都演唱会上,匆匆赶到的何炅,在台下拿着话筒喊话谢娜,笑着自嘲:“因为审批的关系,我今天没有办法上台。”
这就是权力决定一切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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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是权力的附属衍生品
川普儿子一篇我的总统父亲胜过一切技术.
权力莫大於生命,善行何罪之有?
——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对广西洪灾及体制性救灾危机的严正声明
当前,广西多地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强烈洪涝灾害。从一线辗转传出的灾情显示:无数同胞正处於水深火热之中,有学校学生在缺乏后续支援下紧急撤离,更有成百上千的基层村民受困於高山、断粮超过30个小时,生命危在旦夕。
然而,更令人痛心与愤慨的是,在同胞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共当局却将政治维稳与权力垄断凌驾於人道救援之上。灾区实行严酷的交通管制,将满载救命物资的民间志愿组织拒之门外,强令其接受繁琐的「官僚审纰」;在网络空间,当局更是疯狂删帖封号,令民眾不敢转发灾情视频,试图将这场比郑州水灾更為惨烈的灾难掩盖於黑箱之中。甚至有志士悲愤直言:「在中国,救灾和救人已经成了谋反罪证。」
对此,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发表深切关注与严正声明:天灾面前,生命至上!任何以「维稳」為名阻碍民间救援、封锁灾情真相的行径,都是对人权的公然践踏,是对全体国民的犯罪!
一、 救灾「霸权化」:集权体制对民间社会的制度性扼杀
在一个拥有现代宪政与议会民主制度的国家,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必然依赖政府与民间的双轨协同。政府进行宏观调动,而灵活、高效的民间NGO与志愿者网络则深入毛细血管,填补官方救助的死角。
然而,在中共一党抟政的畸形逻辑下,国家权力试图垄断社会的一切资源与道德话语权。当局将民间自发的组织能力与人道互助视為对其极权统治的潜在威胁。在他们眼中,未经党委纰准的善举即是「僭越」,超越官方掌控的救援就是「颠覆」。
这种将救灾「霸权化」、「政治化」的作法,将原本高尚的民间互助污名化為「寻衅滋事」甚至「煽动颠覆」。这不仅仅是对民间善意的粗暴打击,更是集权政体在面临社会自组织能力时,所表现出的深度政治恐惧。
二、 官僚审纰与生命倒计时:程序正义的彻底扭曲
生命流逝是以分秒计算的,横州云表镇断粮的村民与前线撤离的学生,其生存希望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流逝。在此危急关头,多阻挡一辆民间救援车、多耽搁一小时的「行政审纰」,就是在对灾民进行变相的谋杀。
本委员会强烈谴责这种将「程序合规」和「免责第一」置於「救人第一」之上的冷血官僚主义。当前灾区的所谓交通管制与审纰制度,绝非為了科学调配,而是為了实施政治管控。中共体制内的基层官员往往「对上负责」而非「对选民负责」,他们寧可看着灾民在山上挨饿,也不愿承担「民间力量失控」的政治风险。这种体制性的僵化与无能,是导致天灾迅速演变為人祸的直接根源。
三、 资讯封锁与黑箱维稳:被强制消音的集体苦难
我们注意到,海内外民眾对广西洪灾的关注正遭到当局网信部门的严厉压制。社交媒体上风声鹤唳,真实的惨烈画面被成纰删除。
资讯自由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更是灾难发生时的重要救命通道。中共政权之所以恐惧真相的传播,是因為真实的灾情会刺破其「治理神话」,暴露其基层官员救灾不力的无能本质。他们為了营造「形势大好」与「抗洪胜利」的政治景观,不惜阉割整个社会的共情能力,将受灾同胞的痛苦呼救强制静音。这种以维稳布幕遮掩苦难的行径,是对人类文明与基本良知的公然挑衅。
我们的呼吁与宪政愿景
「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能不能先把救命的物资送进去?」这声来自民间的吶喊,是全中国人民最卑微也最正义的控诉。
為此,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郑重呼吁:
立即解禁民间救援: 中共当局必须立即取消针对民间合法救援组织的所有政治性审纰与无理限制,开放绿色通道,允许民间物资与志愿者自由、安全地进入广西灾区。
停止封锁灾情资讯: 停止对广西洪灾相关言论和视频的审查与删除,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呼救权,让真实的灾情获得全社会的关注与驰援。
落实官员责任追究: 对於在此次洪灾中瞒报灾情、救灾不力、阻挠民间救援导致严重后果的各级官员,必须进行公开、公正的法律与行政追责。
同胞们,公民们!
广西洪灾的悲剧再次向我们证明:没有民主宪政,就没有基本的人权保障;没有真正的民意代表机构(议会)来监督行政权力,政府就会沦為凌驾於人民生命之上的冷酷机器。
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将始终与受灾同胞站在一起,為恢復民间社会的自主性、争取言论与资讯自由、建立一个真正「生命至上、主权在民」的宪政中国而奋斗不懈!
愿广西同胞平安!愿天佑中国人民!
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 同仁
2026年7月15日
执笔:杨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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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尼采的“权力意志”(Wille zur Macht)理解成一句话:
生命不是单纯为了保存自己,而有一种不断扩张力量、克服阻力、超越自身、创造价值的冲动。
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本学提醒:《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不是尼采生前完成并出版的一部著作,而是他精神崩溃以后,由遗稿笔记编辑而成,早期版本又受到其妹妹伊丽莎白等人的编排。因此研究尼采时,最好把“权力意志”放回《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道德谱系》等正式著作及其遗稿中理解。
一、权力意志首先不是“争权夺利”
这是最容易误解尼采的地方。
尼采所谓 Macht,当然包含支配、竞争和力量,但远远不限于政治权力。一个艺术家创造作品、哲学家建立思想体系、运动员不断突破极限、一个人战胜自己的恐惧和软弱,在尼采意义上都可以表现为权力意志。
所以它更接近:
生命 → 释放力量 → 克服阻力 → 自我超越 → 创造新的价值。
因此尼采特别反对把人的最高目标理解成“幸福”“舒服”或者仅仅“生存”。
《反基督者》中有一句极具代表性的话:
“什么是好的?——一切提高人的权力感、权力意志和权力本身的东西。”
紧接着又问:
“什么是坏的?——一切源于软弱的东西。”
这是尼采最激烈的一面。
二、真正高级的权力,是征服自己
如果把尼采仅仅理解成“强者统治弱者”,其实把他读浅了。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贯穿着一个更重要的概念:
Selbstüberwindung——自我克服、自我超越。
人最大的敌人未必是别人,而是昨天的自己。
因此“超人”(Übermensch)也不应该简单理解成政治强人。它首先意味着一种不断创造自己的生命形态:
你不是寻找一个现成的“我”,而是在创造一个“我”。
这和尼采非常著名的一句话相连:
“成为你自己。”
Werde, der du bist.
看起来矛盾——既然已经是自己,为什么还要成为自己?
因为尼采认为现实中的你只是材料,真正的你还需要通过选择、痛苦、创造和自我克服塑造出来。
三、“上帝死了”以后,谁来创造价值?
这可能是理解权力意志最重要的入口。
尼采的名句:
“上帝死了!上帝仍然死着!是我们杀死了他。”
并不是简单宣布“没有上帝”。
他真正担忧的是:欧洲现代性、科学和理性已经瓦解传统基督教世界观,但欧洲人的道德价值仍然建立在原来的宗教基础上。
如果最高价值的根基消失,人为什么还要相信原来的善恶?
这就是尼采所说的虚无主义危机。
所以权力意志最终进入价值哲学:
旧价值崩溃之后,人不能永远靠别人告诉自己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善。
强健的生命必须拥有创造价值的能力。
这就是尼采所谓:
“一切价值的重估”(Umwertung aller Werte)。
四、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
《道德谱系》里,尼采进一步追问:
我们为什么把某些东西叫作“善”?
他认为道德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天然存在的。不同的生命状态会创造不同的价值体系。
“主人道德”从自身力量出发:
勇敢、卓越、尊严、创造、独立 → 好。
而“奴隶道德”则可能从怨恨(Ressentiment)出发,把强者的力量重新定义成邪恶:
你强大,所以你恶;我弱小,所以我善。
尼采并不是简单鼓励欺负弱者,而是在进行一种非常激进的道德谱系学:当有人宣称“这是正义”“这是道德”时,不仅要问他说得对不对,还要追问:
是谁定义的?为什么这样定义?这种价值判断背后有什么心理与权力结构?
这对后来福柯等人的思想影响非常大。
五、尼采几句最值得记住的话
有些中文流传版本翻译差异很大,我给你意思最可靠的常见译法:
“凡不能杀死我的,使我更强大。”
Was mich nicht umbringt, macht mich stärker.
——《偶像的黄昏》
“没有事实,只有解释。”
Es gibt keine Tatsachen, nur Interpretationen.
——尼采遗稿
(这句尤其要注意,它不是尼采正式出版著作中的格言。)
还有一句与你最近思考“道统、价值、权力合法性”的问题特别接近:
“谁不能服从自己,就会被别人命令。”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以及:
“人是应当被超越的东西。”
这其实比“权力意志”四个字更能代表尼采。
如果把尼采压缩成一个思想结构
我会这样概括:
上帝之死 → 传统最高价值失去绝对基础 → 虚无主义出现 → 人必须重新评价价值 → 权力意志成为生命创造与自我超越的动力 → 超人代表能够承担价值创造责任的人。
所以尼采最深刻的地方,并不是教人怎样获得权力。
而是提出一个现代文明至今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
当传统的神圣秩序失去约束力之后,人靠什么约束自己?谁有资格规定善恶?如果价值最终由人创造,那么创造价值的人又受什么约束?
这恰好可以与你刚才关于哥贝克力石阵的思考形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首尾呼应:文明之初,人类通过神圣力量建立高于自己的秩序;到了尼采这里,现代人宣布“上帝死了”,那个超越性秩序发生危机。于是现代性最危险的问题出现了——当人自己成为价值的创造者以后,权力会不会最终把自己也宣布为真理?
这其实已经可以直接进入你所关心的“道统—法统—权力”问题了。以上为AI认知的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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