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创始选民」选民故事 006 ——在更大的天空下理解“自由” 作者：@Fingding8964，推特账号同名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自由”是一种很简单的东西，无非是周末不用写作业，暑假可以睡到中午，是父母不再追问成绩与排名。那种对“自由”的渴求甚至影响了我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抉择，尽管家乡城市有许多优秀的大学，为了彻底摆脱父母的管教与日复一日的约束，我毅然选择了一所千里之外的学校。那时候觉得，只要离开了充满规训的家，自由就是“没人管”。可慢慢长大后我才发现，我们以为的自由，往往只是习惯了某一种环境，甚至从未认真想过：一个人究竟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表达、选择。 真正让我重新理解“自由”的，是来到加拿大之后。出国定居前，我对国外的印象多停留在几次短暂的旅游经历里。作为游客，眼里的世界总是被筛选过的，只看到光鲜的景点、舒适的酒店与礼貌的微笑。那种感受很浅，像隔着玻璃看风景，并不曾真正深入社会生活的肌理。我那时并不觉得国外有多么特殊，只觉得那里的人似乎总是很松弛，敢于公开表达不同意见、议论公共事务。这些在以往环境里不常被讨论的话题，在当时的我也只是转瞬即逝的异域风情，而生活依然是“不要惹麻烦”“别太突出”“大家都这样”。 然而，当真正扎根于这片土地，去经历柴米油盐、观察社会运转时，过去的模糊印象才与现实碰撞出了清晰的回响。回望在国内生活的岁月，那种社会压抑往往不是通过暴烈的方式呈现，而是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中。从求学时的标准答案、作文的“正确立意”，到职场与社会交往中的察言观色，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常常伴随着下意识的自我审查。有些话能说，有些话不能说；有些情绪可以表现，有些情绪只能藏起来。久而久之，人会形成一种条件反射：不是先思考真实的想法，而是先判断“这样说会不会有问题”。这种环境像空气一样自然，以至于人们会慢慢习惯，甚至觉得这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 相比之下，真正让我对中国社会的底层逻辑与个人命运产生深刻省思的，是在加拿大街头的一次偶然目击。那是我刚来不久，路过市中心时，看到一群人举着标语、喊着口号，在政府大楼前表达对某项政策的不满。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甚至下意识地感到一阵莫名的紧张。我站在人群边缘，看着警察在旁边平静地维持秩序，甚至还有警察在和示威者交谈，路边的行人匆匆经过或停下来看热闹。那场景并没有想象中剑拔弩张的压迫感。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原来面对冲突与分歧，社会可以有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公民表达不同意见，是可以被视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而不需要感到恐惧。这种视觉与心理上的冲击，引发了我对个人命运与宏观环境关系的反复思索。 后来，我越来越频繁地感受到这种变化。在网络上，社会议题能够被自由讨论；在日常生活中，一个普通人也能坦然地说“我不同意”。这种环境未必完美，也会有争吵与偏见，但它让我明白：自由并不是世界上所有人都认同你，而是即使别人不认同，甚至观点与主流相左，你依然有表达自己的权利。 以前的我，很多时候并不是真的沉默，而是害怕说错话、害怕被误解、害怕成为异类。可来到加拿大后，我逐渐发现，一个成熟的社会，并不是要求所有人思想一致，而是允许不同的人以不同方式存在。这种不同的社会契约，直接决定了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个体的命运底色，是在整齐划一的规训中消磨棱角，还是在包容多元的空间里舒展生命。 当然，加拿大并不是“完美世界”。这里也有孤独、文化差异与生活压力。冬天漫长，房租昂贵，移民要经历语言、工作与身份上的焦虑。有时候我也会怀念国内深夜街头的烟火气与熟悉的语言。 但即便身在异国，故土的脉搏始终牵动着我的目光。展望未来，我对中国社会的愿景不再停留于表层的繁荣，而是指向一种根本性的文明觉醒。我由衷地希望，未来的中国能够拥有真正自由表达的空间，让每一个人不再因说真话而惶恐；希望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能够享有切实的投票权，让公民的意志真正成为决定公共事务的力量。我更期待看到一个充满温度的社会，在那里，每一个卑微的生命都能够被郑重以待，无论遭遇怎样的风浪与冷眼，其尊严与权利都不容践踏，即使它的名字叫“旺旺”。 更多选民故事，请前往中国议会官方网站《选民故事》栏目了解：

人生有些滋味，只在特定的年纪尝得到。 比如褚时健记忆中，女儿褚映群小时候捧着的搪瓷杯里，那杯两毛钱的糖水。 那种直白而廉价的甜，后来任凭他翻过多少高山低谷，再也没能复刻。 褚时健的大半辈子，都和“搞出名堂”四个字绑在一起。 早年在元江农场改造，别人唉声叹气，他琢磨着怎么把地种得更好，怎么让自家酿的酒比别人香。 那股子钻劲，后来被他原封不动地带进了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 车间机器老旧，工人心气涣散，他就挽起袖子带头干，用奖金把大家的劲头重新点燃。 他跑到田埂上，把烟叶当成产品的第一道流水线来抓。 就这么一步一个脚印，硬是把一个破落厂子拉扯成亚洲闻名的烟草帝国。 红塔山香烟成了硬通货，批条子成了点石成金的神奇符咒。 他成了“亚洲烟王”，走到哪里都被簇拥着。 烟厂利税数字像滚雪球般膨胀，地方经济也仰仗着他的光环。 那时的褚时健，觉得自己能把所有事情都牢牢攥在手心。 但家里有个人，始终怀着不安。 女儿褚映群是跟着父亲在农场苦日子里泡大的孩子，她见识过生活的另一种面貌。 她看着父亲从早忙到晚，看着各色人等在褚家进进出出，脸上堆着她分辨不清真假的笑容。 她劝过父亲，说咱们家的日子已经够好了，厂子是国家的。 那些靠着批条差价和人情往来赚的钱，终究带着说不清的风险，不如早点退下来，过点清静日子。 可那时的褚时健听不进去，他放不下自己一手打造的帝国。 也割舍不了那种被需要、被仰视的巨大成就感。 父女俩那次并不深入的谈话，像一颗被忽略的种子，埋在了命运的转角。 转折始于1995年一封从河南寄出的举报信。 风暴来得迅疾，先是褚映群的舅舅、姨妈被带走。 接着是八月里的一天，洛阳的警察直接从珠海的家中带走了她。 理由是为家里处理过一些资金往来。 起初，褚时健和律师都觉得这只是配合调查，走个过场。 谁也没想到，这一走，女儿就再也没能回家。 看守所里的四个月，是与世隔绝的四个月。 反复的讯问、未知的恐惧、对年幼女儿的思念，日复一日磨损着一个单亲母亲的精神防线。 而在高墙之外，曾经手眼通天的褚时健动用所有关系。 却连女儿的确切消息都打听不到，那种无能为力的焦虑像钝刀子割肉。 十二月的消息最终击垮了他。 女儿用撕开的床单，在看守所里结束了三十九岁的生命。 据说留下的字条上写着“日子真过不下去了”。 官方没有透露更多，也没有让家属见最后一面。 当律师赶到办公室时，看到的是那个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男人彻底崩溃。 他瘫坐在那里，哭得撕心裂肺，像个弄丢了最珍贵玩具的孩子。 女儿的骨灰盒成了父女之间最后的实物联结。 那杯记忆中的糖水，从此永远定格在了泛黄的童年时光里。 女儿的离世只是这个家庭崩塌的开始。 1999年，褚时健因贪污等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从顶峰重重跌落。 法律自有其准绳，而人心自有其天平。 有人愤慨于其行为，也有人为他十八年创造八百亿利税、总工资仅六十余万的境遇发出叹息。 但对铁窗内的褚时健而言，所有的功过争论都抵不过深夜对女儿蚀骨的思念和悔恨。 他后悔没听她的劝，这种痛楚比任何刑期都更沉重。 2002年，因严重的糖尿病获准保外就医的褚时健，已经是一个七十四岁、家破人亡的老人。 寻常剧本到此，大抵是晚景凄凉的尾声。 但这个“闲不住”的老头，拖着病体，拉着老伴马静芬，一头扎进了哀牢山，承包了两千多亩荒山。 他要种橙子。 旁人不解，觉得这不过是老生意人不安分的最后折腾。 或许只有他自己明白，这片土地是他最后的救赎之地。 是他能为早逝的女儿、为远在海外的外孙女任书逸，留下的最后一点“干净”的东西。 这不再是依托于权力和批条的生意，而是重新与泥土、阳光、雨水打交道的劳作。 他把自己当年研究烟草的狠劲，全部倾注到了橙子上。 改良土壤，规划灌溉，控制株距，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像个老农一样在山上摸爬滚打。 十年光阴，荒山被郁郁葱葱的果林覆盖。 当以他姓氏命名的“褚橙”因口感出色和其背后的传奇故事风靡全国时，这次，光环之下是沉静。

一日流程：下大雨還決定要跑去高美濕地看看，結果突然放晴 🤭 先去吃阿財米糕，再去高美濕地踩踩水，晚上趕在下映前去看《吉伊卡哇》 1️⃣阿財米糕 第一次吃到粒粒分明的米糕，很香 2️⃣高美濕地 之前已經去過幾次，到這次才發現原來橋的盡頭有體驗區，潮退時可以下去走走，風景真的好美 3️⃣IFG遠雄台中威秀映城 《吉伊卡哇 人魚島的秘密》，用滿懷興奮看小可愛的心情去看，結果最後心情超阿雜的，只能說這根本就不是給小孩看的…… #丁丁去哪裡# #阿財米榚# #高美濕地# #吉伊卡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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