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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警察署長 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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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昨晚去商K,回来直接喜提派出所一日游。 事情是这样的。 他进包厢后看到一个妹子,个子一米五出头,体重目测得有180斤。 当时他脑子里就冒出一个问题: 现在行情已经卷成这样了吗? 然后越想越好奇,这种类型平时到底是谁在点? 于是喝了几杯之后,他就坐旁边跟人家聊了起来,纯属想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 结果正聊得起劲,门突然被推开。 警察查房。 进来以后扫了一圈,最后目光停在我朋友身上,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几遍。 朋友当时还挺淡定,心想自己又没干啥。 下一秒—— “起来,跟我们走一趟。” 手铐直接安排上。 朋友人都懵了:“不是,为什么抓我?” 警察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旁边那个女孩: “你不是这里的男模吗?” …… 今天刚去局子里把他接出来。 一路上他一句话都没说。 我估计这辈子第一次被人误会,能让他这么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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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创始选民」选民故事 006 ——在更大的天空下理解“自由” 作者:@Fingding8964,推特账号同名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自由”是一种很简单的东西,无非是周末不用写作业,暑假可以睡到中午,是父母不再追问成绩与排名。那种对“自由”的渴求甚至影响了我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抉择,尽管家乡城市有许多优秀的大学,为了彻底摆脱父母的管教与日复一日的约束,我毅然选择了一所千里之外的学校。那时候觉得,只要离开了充满规训的家,自由就是“没人管”。可慢慢长大后我才发现,我们以为的自由,往往只是习惯了某一种环境,甚至从未认真想过:一个人究竟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表达、选择。 真正让我重新理解“自由”的,是来到加拿大之后。出国定居前,我对国外的印象多停留在几次短暂的旅游经历里。作为游客,眼里的世界总是被筛选过的,只看到光鲜的景点、舒适的酒店与礼貌的微笑。那种感受很浅,像隔着玻璃看风景,并不曾真正深入社会生活的肌理。我那时并不觉得国外有多么特殊,只觉得那里的人似乎总是很松弛,敢于公开表达不同意见、议论公共事务。这些在以往环境里不常被讨论的话题,在当时的我也只是转瞬即逝的异域风情,而生活依然是“不要惹麻烦”“别太突出”“大家都这样”。 然而,当真正扎根于这片土地,去经历柴米油盐、观察社会运转时,过去的模糊印象才与现实碰撞出了清晰的回响。回望在国内生活的岁月,那种社会压抑往往不是通过暴烈的方式呈现,而是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中。从求学时的标准答案、作文的“正确立意”,到职场与社会交往中的察言观色,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常常伴随着下意识的自我审查。有些话能说,有些话不能说;有些情绪可以表现,有些情绪只能藏起来。久而久之,人会形成一种条件反射:不是先思考真实的想法,而是先判断“这样说会不会有问题”。这种环境像空气一样自然,以至于人们会慢慢习惯,甚至觉得这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 相比之下,真正让我对中国社会的底层逻辑与个人命运产生深刻省思的,是在加拿大街头的一次偶然目击。那是我刚来不久,路过市中心时,看到一群人举着标语、喊着口号,在政府大楼前表达对某项政策的不满。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甚至下意识地感到一阵莫名的紧张。我站在人群边缘,看着警察在旁边平静地维持秩序,甚至还有警察在和示威者交谈,路边的行人匆匆经过或停下来看热闹。那场景并没有想象中剑拔弩张的压迫感。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原来面对冲突与分歧,社会可以有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公民表达不同意见,是可以被视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而不需要感到恐惧。这种视觉与心理上的冲击,引发了我对个人命运与宏观环境关系的反复思索。 后来,我越来越频繁地感受到这种变化。在网络上,社会议题能够被自由讨论;在日常生活中,一个普通人也能坦然地说“我不同意”。这种环境未必完美,也会有争吵与偏见,但它让我明白:自由并不是世界上所有人都认同你,而是即使别人不认同,甚至观点与主流相左,你依然有表达自己的权利。 以前的我,很多时候并不是真的沉默,而是害怕说错话、害怕被误解、害怕成为异类。可来到加拿大后,我逐渐发现,一个成熟的社会,并不是要求所有人思想一致,而是允许不同的人以不同方式存在。这种不同的社会契约,直接决定了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个体的命运底色,是在整齐划一的规训中消磨棱角,还是在包容多元的空间里舒展生命。 当然,加拿大并不是“完美世界”。这里也有孤独、文化差异与生活压力。冬天漫长,房租昂贵,移民要经历语言、工作与身份上的焦虑。有时候我也会怀念国内深夜街头的烟火气与熟悉的语言。 但即便身在异国,故土的脉搏始终牵动着我的目光。展望未来,我对中国社会的愿景不再停留于表层的繁荣,而是指向一种根本性的文明觉醒。我由衷地希望,未来的中国能够拥有真正自由表达的空间,让每一个人不再因说真话而惶恐;希望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能够享有切实的投票权,让公民的意志真正成为决定公共事务的力量。我更期待看到一个充满温度的社会,在那里,每一个卑微的生命都能够被郑重以待,无论遭遇怎样的风浪与冷眼,其尊严与权利都不容践踏,即使它的名字叫“旺旺”。 更多选民故事,请前往中国议会官方网站《选民故事》栏目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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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精通四国语言的南京姑娘,身家过亿,却甘愿给一个初中辍学、在酒吧端盘子的英国混混当“提款机”,被打了几个月不报警、不分手、不告诉家人,最后在出租屋里“解脱了”,而凶手的动机荒唐到令人发指。 毕习习1992年出生在南京,15岁去英国,先在牛津读中学,后来进卡迪夫城市大学学管理。朋友说她聪明、开朗,除了英语还会法语和西班牙语。 她家什么条件,不需要渲染,她哥哥在法庭声明里说得很直白,她本该继承家族过亿资产,“有个无限光明的未来”。 2015年4月,她在一个交友平台上认识了乔丹·马修斯。这个人24岁,在卡迪夫酒吧工作,中学没读完,自称空手道黑带。两个人很快同居。谁付钱?她。 法庭上法官讲得清清楚楚:她给他提供住处,给他买衣服,给他买车。这不是“谈恋爱花点钱”,这是一个有收入、有住处、有车的人,把生存成本几乎全部转嫁给了一个比他小、比他有钱、比他脆弱得多的女孩。 我判断,经济上的单向供养本身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它和马修斯那种偏执的控制欲咬合在一起。 毕习习回中国探个亲他都“没有安全感”。他反复骂她“一钱不值”。她脸上开始出现瘀青,就化很浓的妆遮住,跟身边人解释说是“复习太累”。朋友看见了,邻居也听见过哭喊,劝她走,劝她报警,她没有走。 这里就到了“嫁老外要警惕”这个命题真正该被认真对待的地方。我不认为这个命题的答案是“别找外国人”。它粗糙,而且容易滑向排外。 但它粗糙的外壳下面藏着一个真实的问题:当一段关系里出现语言优势不对等、身份安全感不对等、经济地位不对等的时候,控制者会比在普通关系里更容易得手,也更容易让被控制者相信“离开他我什么都不是” 。 马修斯不需要多聪明,他只需要在一个她孤立的环境里,日复一日地告诉她:你只值这么多。而她身边没有一个能每天见到她、能强行把她拽走的人。 2016年8月19日凌晨一点半殴打持续到早上八点半,最后马修斯说“我失控了”。在警察局,警官问他是否对毕习习的死负责,他的回答是:“我觉得我只有一半责任。” 法官戴维斯在判刑时说了一句很重的话:马修斯“一次又一次地撒谎”,他的悔意“不真诚”。2017年2月,卡迪夫皇家法院判处他终身监禁,最低服刑18年。 但比刑期更值得停下来想的是另一件事。毕习习不是没有资源的人。她有钱,有学历,有语言能力,有家人。可她还是没有走。 这说明“条件好就不会被困住”是一个幻觉。控制型关系的第一步,从来不是让你穷,而是让你相信你不值得更好的,让你把遮瑕膏当成日常,把“他打完我又抱我”当成爱的证据。 马修斯打完她之后跟她“和好”,跟她发生关系,跟她说“我没想杀你,我本来要娶你”。这套东西,不分国界。 所以“警惕”的对象不该被简化成一个国籍标签。该警惕的是一种关系结构:一个人在经济、住所、情感安全感上全面依赖另一个人,而另一个人把这种依赖当成施暴的许可证。 跨国恋当然可以谈,但如果你开始替对方的暴力找理由,开始对家人说“没事”,开始把身上的伤解释成“自己不小心”,那已经不是文化差异的问题了。那是有人在用亲密关系的外壳,做一件和亲密完全无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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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现在告诉你,2026年全世界最顶级的奢侈品不是爱马仕,也不是保时捷,而是一张中国身份证,你信吗? 别急着反驳,看看你周围:外卖随时能点,夜市照常热闹,深夜敢独自走在街上。你可能觉得这些,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 但“日常”这两个字,在地球的很多地方,是最高级的奢侈。 就在你划屏幕的这几分钟里,我们周边多个邻国早已沦为人间炼狱。泰国和柬埔寨,为争夺海底价值3000亿美元的油气资源,直接撕毁维持25年的和平协议。边境连绵的炮火,把当地人几代人积攒的家园炸成废墟。 你以为他们是在打仗?不,他们是在拼命求生。 先看一组真实数据: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的人口高达1.178亿。什么概念?接近整个日本的总人口。 这些人每天纠结的,不是生活内卷、是否躺平,而是今晚的住所、明天的安身之处是否还在。而饥饿,永远紧随流离失所而来。 同年,据联合国相关机构统计,全球超3亿人深陷严重粮食危机。这不是历史课本的陈旧数据,这是正在发生的2026年现实。 你或许觉得这些苦难离自己很远,其实近在咫尺。我们看看这些真实的国家现状: 斯里兰卡,2022年宣告国家破产,外汇储备可用余额不足5000万美元,外债高达510亿。 这不是单一行业萧条,而是整个国家的运转彻底停摆。加油站排队长达7公里,医院停掉手术,学校全面关停。就连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主妇,也在为抢高价米面奔波。 她们在绝望中感慨出一句扎心的话:我从来没想过,安稳和确定性,是需要花钱争抢的奢侈品。 黎巴嫩,货币三年贬值98%。你一辈子辛苦积攒、用来养老的积蓄,最后取出来,只够买三天的口粮。 阿根廷,年度通胀突破200%。今天标价100块的面包,一年后售价涨到300块。当地人发工资的第一件事,就是冲进超市把钱全部花光,因为手里的每一分钱,每多放一秒,都在持续贬值。 经济崩塌尚且能够勉强忍受,可如果连最后的社会秩序都彻底消失呢? 看看海地。首都太子港90%的区域被武装帮派掌控,政府军无法进驻,警察局形同虚设,就连救济粮运输车队,都要向黑帮缴纳过路费。 国家破产、货币作废、黑帮治城。这些地方的人,不比你愚笨,也不比你懒惰。 他们的苦难,与智商无关,与努力无关,只源于一件事:他们赖以生存的国家体系、安稳根基,彻底崩塌了。 而你脚下的这片土地,安稳的根基从未坍塌,反而日复一日愈发稳固。 中国高速公路总里程接近20万公里,全国公路总里程558万公里。 这意味着,哪怕身处偏远山区,超市货架永远物资充盈,粮油果蔬充足新鲜,衣食无忧从不是奢望。 中国高铁营业里程突破5万公里,你可以单日从哈尔滨直达昆明,全程准点高效、无需换乘。 这份安稳便捷,是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根本无法想象的体验。 全国铁路总里程16.5万公里,拥有270座民用运输机场,坐拥全球半数以上的地铁运营里程。 你春节抢到的机票、早高峰挤上的地铁、深夜下楼买到的热馄饨,看似平淡普通,背后都是强大的国家体系在默默为你兜底护航。 你很难想象,在十四亿级超大体量的人口规模下,维持整套交通、供电、供水、通讯、物流、医疗系统全年无休、稳定运转,究竟有多难。 这份安稳,相当于同时让几十个中等国家的民生体系持续正常运转,全世界,仅此中国一国能够做到。 所以我想说的是,不是劝你大度、不让你抱怨,更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生活固然有压力、有不易,但静下心细细思量,你所有的焦虑和烦恼,恰恰源于你身处充满希望、稳定有序的环境。 你努力买房、执着安家,是因为你深知,房产证上的名字,就是安稳的保障,不用担心家园被炮火摧毁、一朝归零。 你勤恳工作、偶尔吐槽,是因为你清楚,只要踏实肯干,运转有序的社会体系,永远能为你提供谋生的出路,你的付出,终会换来实实在在的回报。 这些你习以为常、觉得理所当然的安稳,在无数动荡国家的民众眼中,是穷尽一生都无法触及的奢望。 说白了,你如今感受到的艰难,不过是安稳系统里的自我进阶、正常历练。你的焦虑,始终建立在绝对安全的兜底之上。 你的困境,皆有解法;你有时间沉淀,有空间突破,有余地翻盘。 而世界上太多人的苦难,根本无解。不是他们不够努力,而是承载一切希望的国家体系,早已彻底破碎。 你手里的人生底牌或许不算最优,但你安稳坐在一张稳固不破、未曾倾覆的生活桌面上。 在当下动荡不安、乱象丛生的世界里,仅凭这一点,你就已经赢过了全球绝大多数人。 所以,请好好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安稳,不要辜负脚下的山河故土。 认真吃好每一餐饭,用心对待每一份工作,温柔善待身边的家人挚友,用心经营自己的生活。 在这个动荡的时代,能把平凡的日子过得安稳滚烫、岁岁安然,就是对这片土地、这份安稳最好的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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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些滋味,只在特定的年纪尝得到。 比如褚时健记忆中,女儿褚映群小时候捧着的搪瓷杯里,那杯两毛钱的糖水。 那种直白而廉价的甜,后来任凭他翻过多少高山低谷,再也没能复刻。 褚时健的大半辈子,都和“搞出名堂”四个字绑在一起。 早年在元江农场改造,别人唉声叹气,他琢磨着怎么把地种得更好,怎么让自家酿的酒比别人香。 那股子钻劲,后来被他原封不动地带进了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 车间机器老旧,工人心气涣散,他就挽起袖子带头干,用奖金把大家的劲头重新点燃。 他跑到田埂上,把烟叶当成产品的第一道流水线来抓。 就这么一步一个脚印,硬是把一个破落厂子拉扯成亚洲闻名的烟草帝国。 红塔山香烟成了硬通货,批条子成了点石成金的神奇符咒。 他成了“亚洲烟王”,走到哪里都被簇拥着。 烟厂利税数字像滚雪球般膨胀,地方经济也仰仗着他的光环。 那时的褚时健,觉得自己能把所有事情都牢牢攥在手心。 但家里有个人,始终怀着不安。 女儿褚映群是跟着父亲在农场苦日子里泡大的孩子,她见识过生活的另一种面貌。 她看着父亲从早忙到晚,看着各色人等在褚家进进出出,脸上堆着她分辨不清真假的笑容。 她劝过父亲,说咱们家的日子已经够好了,厂子是国家的。 那些靠着批条差价和人情往来赚的钱,终究带着说不清的风险,不如早点退下来,过点清静日子。 可那时的褚时健听不进去,他放不下自己一手打造的帝国。 也割舍不了那种被需要、被仰视的巨大成就感。 父女俩那次并不深入的谈话,像一颗被忽略的种子,埋在了命运的转角。 转折始于1995年一封从河南寄出的举报信。 风暴来得迅疾,先是褚映群的舅舅、姨妈被带走。 接着是八月里的一天,洛阳的警察直接从珠海的家中带走了她。 理由是为家里处理过一些资金往来。 起初,褚时健和律师都觉得这只是配合调查,走个过场。 谁也没想到,这一走,女儿就再也没能回家。 看守所里的四个月,是与世隔绝的四个月。 反复的讯问、未知的恐惧、对年幼女儿的思念,日复一日磨损着一个单亲母亲的精神防线。 而在高墙之外,曾经手眼通天的褚时健动用所有关系。 却连女儿的确切消息都打听不到,那种无能为力的焦虑像钝刀子割肉。 十二月的消息最终击垮了他。 女儿用撕开的床单,在看守所里结束了三十九岁的生命。 据说留下的字条上写着“日子真过不下去了”。 官方没有透露更多,也没有让家属见最后一面。 当律师赶到办公室时,看到的是那个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男人彻底崩溃。 他瘫坐在那里,哭得撕心裂肺,像个弄丢了最珍贵玩具的孩子。 女儿的骨灰盒成了父女之间最后的实物联结。 那杯记忆中的糖水,从此永远定格在了泛黄的童年时光里。 女儿的离世只是这个家庭崩塌的开始。 1999年,褚时健因贪污等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从顶峰重重跌落。 法律自有其准绳,而人心自有其天平。 有人愤慨于其行为,也有人为他十八年创造八百亿利税、总工资仅六十余万的境遇发出叹息。 但对铁窗内的褚时健而言,所有的功过争论都抵不过深夜对女儿蚀骨的思念和悔恨。 他后悔没听她的劝,这种痛楚比任何刑期都更沉重。 2002年,因严重的糖尿病获准保外就医的褚时健,已经是一个七十四岁、家破人亡的老人。 寻常剧本到此,大抵是晚景凄凉的尾声。 但这个“闲不住”的老头,拖着病体,拉着老伴马静芬,一头扎进了哀牢山,承包了两千多亩荒山。 他要种橙子。 旁人不解,觉得这不过是老生意人不安分的最后折腾。 或许只有他自己明白,这片土地是他最后的救赎之地。 是他能为早逝的女儿、为远在海外的外孙女任书逸,留下的最后一点“干净”的东西。 这不再是依托于权力和批条的生意,而是重新与泥土、阳光、雨水打交道的劳作。 他把自己当年研究烟草的狠劲,全部倾注到了橙子上。 改良土壤,规划灌溉,控制株距,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像个老农一样在山上摸爬滚打。 十年光阴,荒山被郁郁葱葱的果林覆盖。 当以他姓氏命名的“褚橙”因口感出色和其背后的传奇故事风靡全国时,这次,光环之下是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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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晚上,北京。王晶垚回到家,接到一个电话,是妻子学校里的人事干事打来的,说:"卞校长受伤了。"九、十点钟,他带着孩子赶到邮电部医院。妻子躺在那里,遍体鳞伤,眼睛还睁着。头肿得很大,全是乌青色。孩子们被领到另一间屋子里。接待他的是七个人,学校里现在掌权的委员会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他要他们把名字写下来。这张写着七个名字的纸片,他留了下来。 第二天,他到西单商场买了一台照相机。照相机那时候是贵重东西,家里从来没有过,他花了几个月的工资。他拿着相机回到医院,在太平间里给妻子拍照。黑白照片上,身上大片的血斑看得清楚。她上身的衣服已经撕破了、剪开了,穿不上,他把这些衣服全都收起来。后面几天,清洗、换衣、火化,每一步他都拍了照。 死去的人叫卞仲耘,五十岁,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学校没有正校长,她排在三个副校长的第一位,在这里工作了十七年。这所学校里有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女儿,毛泽东的两个女儿也在这里读过书。她是被自己的学生打死的。前一天夜里王晶垚很晚才回家,她告诉他,下午红卫兵已经动手打了校领导,很危险了。他劝她暂时回老家躲一躲。她说,自己一走,就更证明她有问题,不能走。她说,打死像她这样身份的一个人,"就像打死一条狗。"两个人商量过给中央领导人写信,也商量过逃走,哪一样都没有做。八月五日早上,她起得早,走到他的房间说要走了。家里的老保姆劝她:"别去学校了。"她还是要去。临出门,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握了握手。 六月一日晚上,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那张大字报,是毛泽东批的,他批示说,"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女附中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署名的学生里有一个叫宋彬彬,高三,父亲是东北局书记宋任穷。隔一天,团中央派来领导学校运动的工作组进了学校,一进校就宣布热烈支持宋彬彬她们,支持学生造校领导的反。校领导靠边站,大字报贴满了学校,给卞仲耘定的罪一条一条写出来。一条是"反对党的阶级路线",证据是一九六二年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差两分没被录取——录不录,是学校请示了市委和教育局、按上面的指示定的,罪却算在她头上。一条是"反对毛主席",证据是三月里北京附近地震,她告诉学生地震来了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要不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她没有说带,只说要尽快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去。 六月二十三日,工作组开全校大会批斗她。她被押到台上,弯腰九十度。有学生跑上台,拿学校自制的、枪头包着铁皮的假步枪,这个一枪,那个一枪,把她捅倒在地。她几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浇她的头,揪着头发把她拖起来。工作组在旁边,不干涉。会后,她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检讨自己的"错误",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然后请求不要再对她用暴力。信里写: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叫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 信寄出去,没有回音。 七月底,毛泽东要借学生造反,打倒刘少奇,下令撤掉各学校的工作组,说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八月一日,他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说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以热烈的支持。"信一传开,各校红卫兵照着做。他又命令公安部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学生打人,警察不许管。女附中的红卫兵在这封信的前一天成立,接管了学校。八月五日一早,另一位副校长胡志涛去六月初刚改组的北京新市委,说中学里校领导的人身安全已经没有保障,得到的回答是:"你回学校去吧。"同一天,中共中央撤销了六月里刘少奇签发、要求北京大学制止"乱斗"的那个文件。 下午两点左右,高一的红卫兵先动手。胡志涛那时正在打扫厕所,她说,开斗争会应该先报告新市委批准。一个高个子学生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头上浇下去。卞仲耘、胡志涛和另外三个校领导被揪到大操场,戴上废纸篓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反革命黑帮"的牌子,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一字排开跪下。全校学生涌到台下。人群里有人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木工房里有待修的破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取开水。然后五个人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一边敲手里的铁簸箕,一边说"我是牛鬼蛇神",从大操场走到小操场。小操场有一堆修操场剩下的沙土,叫他们挑。有人把卞仲耘筐里的沙土用铁锨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就被劈头打倒在地。打人的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有从木工房拿来的桌椅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下戳出一个小洞,血从洞里涌出来。挑完土,五个人被揪回宿舍楼,在一楼厕所里淋了屎尿。宿舍楼走廊的白墙上留下一片血迹。她是这个学校的最高领导,"黑帮头子",打得最重。 下午五点来钟,她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还有人踢她,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东西,骂她"装死"。五点多,有人叫来校工,把她搬上一部平常运垃圾的手推车。胡志涛看见车上她两条胳膊红肿,眼睛张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嘴还在吐气,就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胡志涛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手推车推到学校北门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有红卫兵说这样推过去"影响不好",不准出校门。手推车就停在北门边。她的身体用大字报纸盖起来,上面压了一把大竹扫帚。车停了一两个小时。七点多,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新市委,才把她送进对面的医院。医生检查,尸体已经僵硬,死了多时。一位老师三天后写信给王晶垚,记下当时的情形:"换担架至医院时,四肢已硬。打四针强心针,又有何用?" 在医院里,同校学生、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来见王晶垚和大女儿,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上缠着袖章,要医生给卞仲耘做尸体解剖,证明她死于心脏病,不是打死的。写在那张纸片上的七个名字,第一个是宋彬彬,就是六月里贴第一张大字报的那个高三学生。八月五日那天夜里,宋彬彬等学校的负责人去了北京饭店,见到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打死了校长。据说,吴德告诉她们,打死了就算了,以后要注意政策。 八月九日中午,王晶垚收到一封信,署名"师大女附中一教师",八月八日下午两点写的,字是故意改了笔迹写的。信里把那天下午的经过一步一步记下来,信里说:"你必须坚强活下去,勇敢地斗争下去。"信里还说,要好好抚育老卞留下的四个孩子,尤其是可怜的四宝——最小的女儿,她还那么小。信寄到不久,学校有人上门追查这封信,凶恶地要他交出来。他拒绝了。 同一天火化。死亡证明上写的是"死因不明"。孩子们来跟妈妈告别。他和大女儿找了一块大手绢,把她的脸盖上,不让孩子看见那张满是青紫血痕的脸。小女儿十岁。运尸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广播里正在播《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家人听到里面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心里想,以后别的人不会再遭到她这样的命运了。同一个文件里还说到红卫兵这样的学生:"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一百万红卫兵。宋彬彬,纸片上的第一个名字,登上城楼,把一只红卫兵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报纸发表了两个人的对话:毛问她叫什么名字,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毛说:"要武嘛。"两天后,《光明日报》发表《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署名宋要武。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的规定: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北京太文明了","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 家里,小女儿发现,父亲睡的草席边沿都被咬碎了。他夜里睡不着,不能哭出声,就伏在席子上咬草席。多年以后大女儿说,"席子被啃烂了一大块"。一年以后,抄家的风潮过去了,一家人在家里的衣柜里给她布置了一个灵堂:照片贴在柜子的里壁,照片前放一支花。衣柜的门随时可以关上,除了家里人,谁也看不到。 三年后,进驻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给她的《审查结论》是"系犯错误的革命干部","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而死",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的是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那一套。一九七三年,她的死按"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校给了家属四百块钱。一九七八年,西城区委为她昭雪,说她是"由于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而"壮烈牺牲"。王晶垚一再要求用那四百块钱在学校里立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没有结果。 第二年,他递了控诉书,要求调查最后毒打她致死的那三四个学生,也控告外校的工作人员袁淑娥,她在六月那场批斗会上拿出一张剪去旁人的合影,只留卞仲耘和一个男老师,说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学生那一头没有下文。检察院对袁淑娥一案的答复是:"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决定不予起诉"。他接着告。一九八九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他说袁淑娥在批斗会上揪过卞仲耘的头发,决定书里写: "即使这种情况能够得到印证,也是运动中的过激行为,不能成为《刑法》规定的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 打人的学生,他没有起诉。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她们都是被利用、唆使的。" 那天她身上的东西,他每一件都用塑料袋仔细包好,装进一只皮箱:一件浸透了血的白衬衫,上面用墨汁写着"打倒"两个字;一块手表,表带打歪了,表针停在三点四十分。医院里那张写着七个名字的纸片,他也留着;她六月里写给上级的那封信的底稿,文革那些年一直藏在墙缝里;还有他拍的那些照片。他说:"血衣我全部保存。"几十年,这些衣服没沾过一次水。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二日,宋彬彬在母校的一个聚会上道歉,说她对卞校长的遇难"是有责任的",说那天她和另一个学生负责人刘进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一月二十七日,九十三岁的王晶垚发表声明,把八月五日这件事叫作"八五事件":"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他对采访的人说,她们说抢救了,说向医院提出了要求,这些都是假的,"他们从来没有急救过卞校长。"那年春天,一个记者在采访结束时问他,如果有一天又见到了卞校长,会对她说什么。老人一字一句地答:"我,没有忘记历史。"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凌晨,王晶垚在北京去世,一百岁。到这一天,打死他妻子的人,没有一个受到法律惩罚。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琴艺书屋全版,2019年,卞仲耘条,页39—64 ——王晶垚《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匿名唁函》,《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张敏采访王晶垚、王友琴,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2013年8月4日、2014年2月3日 ——冯翔《王晶垚:"我,没有忘记历史"》,《南方周末》2014年3月13日 ——宋彬彬《我的道歉和感谢》,2014年1月12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页62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1968年编印本,页265、266、26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晶垚同志治丧小组讣告,2021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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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三餐,茶米油盐才是我们夫妻生活的主线!偶尔闲情逸致的时候才会看看X,看看哪些朋友有缘,哪些信息可回! 所以朋友你:要真诚礼貌,成熟稳重,落落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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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流程 - 宜蘭 先去蘇澳跟南澳的邊界看海,再去取回之前親手做的陶瓷盤子,晚上吃肉肉 1️⃣ 粉鳥林漁港 水很清澈,能看到很多魚,還有河豚餒 😆 2️⃣ 生活逃 3️⃣ 鬥炙原味炙燒牛排-羅東店 肉肉好吃,他家的洋蔥牛筋湯超甜超讚的😋 4️⃣ 魏姐包心粉圓 #丁丁去哪𥚃# #宜蘭# #宜蘭美食# #粉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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