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韻的離騷:一葉武夷茶的跨洋、宿命與主權啟示錄
楊純華
1.從大西洋底撈起的一抹閩南音節
歷史的伏筆,往往埋藏在人類最習以為常的日常消費品中。
當我們翻開西方近代民主憲政的宏大史詩,1773年12月16日的那個深夜,永遠是不可磨滅的經典場景。在波士頓港那凜冽的寒風中,一群憤怒的殖民地居民喬裝改扮,登上了東印度公司的三艘商船。在徹夜的喧囂中,他們將整整342箱茶葉,一箱接一箱地傾倒進冰冷的大西洋海水中。這場史稱「波士頓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的抗稅行動,以「無代表,不納稅」的決絕姿態,徹底激化了英美之間的宗主國與殖民地矛盾,進而拉開了美國獨立戰爭的序幕。
然而,在宏大的歷史教科書中,有一個極具社會學異化色彩的細節卻鮮少被提及:那342箱改變了人類政治文明走向的茶葉,並非產自新大陸,亦非產自大英帝國的歐洲本土,而是全部來自大洋彼岸那個正處於封閉、專制落後的盛清中國。
英國國家檔案館至今仍完好地保存著當年的索賠清單,那是帝國官僚用羽毛筆記錄下的經濟損失。在這份決定了美利堅命運的清單上,赫然寫著五種茶名:Bohea、Singlo、Hyson、Congou、Souchong。這五個詞彙在英文詞典裡找不到任何字根,它們全是不折不扣的中文閩南方言音節。其中,Bohea 正是「武夷」二字在閩南語中的發音。在被傾倒的342箱茶葉中,光是武夷紅茶就佔了240箱,比例高達七成以上。
換言之,西方自由憲政體制誕生的第一聲啼哭,竟是由福建武夷山深谷裡的幾片黑色葉片所催化的。這是一場全球化早期最深刻的社會學奇觀:在專制與封建壓迫最深重的土地上,由最底層的中國農民用血汗勞作生產出來的商品,跨越重洋之後,竟變成了西方世界砸向專制王權、爭取「人民主權」與「自由憲政」的政治導火線。
我的故乡在绵延百里的武夷山脉西南麓。在这里我说的是在地球兩端、跨越兩百五十年的与我故乡的武夷茶有关的事与感慨。我从中看到了勞動者的身體與血汗如何被編織進全球資本主義的壓迫網絡,我更感叹命運的荒誕悖論——生產了「自由催化劑」的土地,至今仍未長出自由的果實。
2.全球商品鏈中的勞動、身體與權力壓迫
從社會學的視角審視,那一箱箱沉入波士頓港的 Bohea 武夷茶,並非天然的造物,而是近代早期全球商品鏈與國際勞動分工體制下,對個體身體進行極致壓榨的產物。
閩南的舌尖吐出 Bohea 的嘆息
那是武夷山的雲霧
與採茶人馱駝的脊梁
他們在封建的泥土裡躬身
在季風裡揉捻
將血汗与叶子的清香封入木箱
經由東印度公司的巨輪
編織進全球資本最初的網
那時的東方,麻木的帝國正陷入沉睡
並不知道這黑色的葉片
已成為跨洋流轉的商品權力
兩百多年前的武夷山,茶農與採茶工的生活是一部無聲的血汗史。社會學家卡爾·馬克思曾提出過「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的概念,指的是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被掩蓋成了物與物之間的關係。當倫敦的貴婦人在沙龍裡優雅地端起瓷杯,當波士頓的紳士在港口討論大英帝國的稅收政策時,隱匿在茶香背後的,是武夷山茶農在專制官僚與買辦商人雙重剝削下、近乎窒息的生存狀態。
茶農們必須在季風來臨前的短短數週內,赤腳在濕滑的岩壁與山谷間攀爬。他們的十指因長時間揉捻茶葉而磨出鮮血與厚繭,他們的脊梁因長年背負沈重的茶簍而變得駝背畸形。在清代中央集權的極權政治與行商制度(十三行)的壟斷結構下,這些底層勞動者沒有任何政治權利,沒有自由言論的空間,更沒有對自身勞動成果的定價權。
這是一種極致的社會學諷刺:武夷山的茶工們是在完全被剝奪了自由、完全缺乏權利保障的體制下進行生產的。然而,他們所生產的茶葉,卻具備了一種超乎尋常的「商品權力」。當這些茶葉被裝進木箱、貼上海關的標籤,經由跨國壟斷的東印度公司的巨輪運往西方時,它們就從封建專制的泥土,躍升為全球資本流動與帝國稅收的核心支柱。大英帝國依靠這些茶葉的進口稅來維持其全球擴張的財政結構,而美洲殖民地的人民,則在這片葉子上看到了母國對他們經濟自主權的瘋狂蠶食。
那時的盛清帝國,正在文字獄與高度中央集權的麻木中逐漸走向腐朽。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陷入了一種歷史的盲目與沉睡中。他們一邊享受著茶葉貿易帶來的白銀流入,一邊對外部世界正風起雲湧的啟蒙運動、社會契約論與權力分立學說一無所知。中國人以極致的隱忍與身體的勞奉,供養了西方的消費社會,也無意中為西方的制度變革準備了火種。
3.歷史的斷裂與悖論——為他國作了自由的嫁衣
歷史在1773年的波士頓港口發生了驚心動魄的斷裂。
當這批來自中國福建的 Bohea 紅茶在寒風中被一箱箱倒入海中,大西洋的海水被染成了苦澀的深褐色。這一歷史事件在政治社會學上具有標誌性意義——它是一場反抗「無代表納稅」的階級與政治結構抗爭。波士頓的傾茶者們,並不是在簡單地毀壞財物,他們是在摧毀大英帝國強加於他們的、未經同意的權力枷鎖。
波士頓的冬夜,寒風如刀
“無代表,不納稅”的怒吼撕裂了海港
三百四十二箱中國茶
在反抗殖民的巨浪中
化作大西洋泛起的一夜苦澀
七成是武夷的紅——
它用在專制土地上長出的血肉,
點燃了西方自由憲政的導火索
一葉落而帝國傾
美利堅在茶香的餘燼中誕生
這場由武夷茶引爆的烈火,最終焚毀了舊帝國的殖民枷鎖。僅僅三年後,《獨立宣言》發表;幾年後,世界上第一部現代成文憲法在美利堅誕生。美國人建立了基於人民主權、權力制衡、言論自由與私人財產不可侵犯的憲政屏障。
然而,當我們將社會學的目光從繁華、自由的西半球,重新投向那片長出茶樹的東方土地時,我們會被一場巨大的荒誕感與悲劇性所震懾。這是一道跨越兩百五十年的歷史傷口,至今仍在流血。
歷史在此處
卻割開了一道荒誕的社會學傷口
兩百五十年的煙塵散盡
那片催生了西方自由
催化了現代民主的茶葉
它的母體
卻至今仍在專制的陰影裡掙扎
為他國作了自由的嫁衣
而採茶人的子孫
卻依舊沒有“代表”
依舊在替不曾同意的權力納稅
這何其可悲!那片用自己的血肉與勞動,為西方現代憲政與民主制度點燃了導火索的中國茶葉,它的母體與子孫,卻在往後的兩百五十年間,不斷在專制、極權、動盪與思想禁錮的泥潭中輪迴。
直至今日,中國人是否真正獲得了「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的憲政保障?兩百多年前美國人高喊的「無代表不納稅」,在今日的中國社會,依然是一句無法公開談論的政治禁忌。十四億人民在高度精密的現代國家機器下,承擔著沉重的直接稅與間接稅,但他們在決定國家前途、監督權力運行的公共場域中,卻依然缺乏實質性的、合法的「政治代表」。採茶人的子孫換上了現代的服裝,走進了科技化的工廠與高樓,但在政治身份上,他們與兩百年前在武夷山躬身勞作的祖先,並沒有本質上的結構性跨越——他們依然是權力體制下的「客體」,而非國家主權的「主體」。
中國用集體主義的自我犧牲與勞動紅利,為世界的現代化與西方的自由繁榮作了無聲的嫁衣。而中國人自己,卻被永遠隔絕在現代憲政民主的制度紅利之外。這是一首獨屬於中國人的、綿延數百年的當代《離騷》。
4.茶館裡的當代反思——精緻的麻醉與消逝的自由空間
歷史的指針來到了當代。今天,武夷茶不再需要通過十三行與東印度公司的木箱遠涉重洋,它換上了極盡奢華的包裝,變成了中國本土政治與經濟精英生態中不可或缺的社交貨幣。
時至今日,武夷的茶香依然氤氳
它是高官案頭的雅趣
也是平民市井的慰藉
然而,在當下中國那些精緻的茶館裡,
在朋友之間隔牆有耳的淺酌低吟裡
究竟還容得下幾多思想的自由
那裊裊升起的青煙
究竟是點燃思辨的火星
還是麻醉清醒靈魂的溫柔鄉?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茶館」在中國歷史上曾具有特殊的公共領域屬性。它是市民階層交換資訊、評議時政、甚至調解地方矛盾的半制度化空間。然而,在當代中國的社會結構中,茶館的公共性已經被高度的政治恐懼與精緻的消費主義徹底解構。
在那些裝潢典雅、古風古色的當代茶館包廂裡,武夷岩茶大紅袍、肉桂的香氣四溢。端坐在茶桌旁的,有手握重權的官員,有依附體制的商人,也有滿腹經綸的知識分子。茶香氤氳中,人們談論著佛學、周易、文玩、甚至全球金融的波動,但每當話題觸及這片土地的體制弊端、權力腐敗、或是公民權利的缺失時,空氣便會瞬間凝固。
「隔牆有耳」、「莫談國事」的集體無意識,像一隻看不見的政治幽靈,籠罩在每一張精緻的茶桌上方。朋友們之間的交流變成了相互試探與淺酌低吟,真正的思想在審查與自我審查中被閹割。茶館不再是孕育公共理性的搖籃,反而變成了逃避現實政治、麻醉清醒靈魂的「溫柔鄉」。知識分子在茶香中找到了犬儒式的安寧,官員在茶湯中體會著權力的運籌帷幄,而普通人在茶餘飯後的八卦中消解了對自身權利受損的痛苦。
這正是現代極權統治最可怕的社會學景觀:它用物質的極大豐富與精緻的文化消費,消解了人們對自由的渴望。那裊裊升起的茶煙,原本應當是點燃批判性思辨的火星,如今卻成了遮蔽雙眼、掩蓋社會矛盾的迷霧。
5.主權覺醒與中國人的天命破曉
「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祖國。」這是無數流亡者與民主鬥士在經歷了制度性壓迫後,從靈魂深處發出的吶喊。但對於留在那片土地上的十幾億人民而言,更深重的歷史使命在於:如何讓自由在自己的祖國生根發芽,如何讓那片長出了武夷茶的土地,真正建立起庇護每一個個體尊嚴的憲政屏障。
這需要當代中國知識分子進行一場深刻的、斷奶式的歷史自省。
這裊裊茶香
正苦苦等待一場真正的醍醐灌頂
當代的知識分子啊
是否聽見了歷史在茶盞底部的沉吟?
我們不能永遠只在杯中品嚐順從的甘甜
是時候用針砭時弊的鋒芒,去喚醒自己
去喚醒那群被霧氣遮蔽雙眼的人民
让主权意识像沸水中的茶叶一样舒展开
唯有當每個人都意識到自己是這片土地的主人
那遲到的憲政破曉
才會真正落進中國人的茶杯裡
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指出,知識分子的天職在於「清明」與「責任」。面對歷史的悖論與當下的思想困局,中國的知識分子不能再沉溺於茶館裡的淺酌低吟,不能再用犬儒主義的姿態去配合權力的敘事。
歷史已經給了我們最清晰的啟示:250年前,中國茶葉以商品的形式,在西方世界完成了一場關於自由與主權的啟動。250年後,中國人必須在自己的土地上,完成這場未竟的民運與天命。
這場覺醒,必須是「主權意識」的徹底復甦。我們要像沸水沖淋茶葉那般,用啟蒙的思想、理性的批判與無畏的行動,去沖刷那層積澱在人民心中長達數千年的臣民心態與奴化思想。要讓每一個普通的採茶人、工薪族、農民工和知識分子都明白——我們不是體制的耗材,不是高官案頭的順民,我們才是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我們有權利要求屬於自己的「政治代表」,有權利對未經同意的權力說不,有權利要求憲法將「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以不可剝奪的形式確立為國家運行的根本基石。
唯有到了那一天,當主權的意識在十四億人的心中如茶葉般在沸水中舒展,那片長出了 Bohea 的武夷山,才不再只是全球商品鏈上流血的邊緣地帶;那座精緻的當代茶館,才不會是思想的停屍間。
這是一篇無韻的離騷,它發軔於苦澀的歷史,流轉於跨洋的波濤,但它的終點,必然是中國人自主握住自身命運的憲政破曉。當自由的陽光終於照進那隻古老的茶杯,這首延續了數百年的歷史悲歌,才算真正迎來了它的落幕與新生。
2026.7.6
作者/楊純華,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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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1949 年的上海,赫赫有名的商人丁永福,把自家的洋房全賣了,換成了美金。旁人都說他傻,他卻拿著這筆錢,扭頭買了六張去美國的三等艙船票,頭也不回地走了。
丁永福在上海經營棉紗和百貨生意二十餘年,南京路的兩間臨街鋪面是他打拚半生的根基,法租界的三層洋房是他給家人置辦的安穩居所,在滬上商界,他也算小有名氣的實業商人。周圍的街坊、生意夥伴全都無法理解他的舉動,時局交替的關口,房產是最保值的資產,美金匯率隨時可能浮動,放著殷實的家業和舒適的生活不要,偏要換幾張漂洋過海的廉價船票,所有人都認定他是被時局嚇昏了頭。
沒人知道,丁永福並非衝動行事,他提前半年就通過海外華商和往來滬港的商船,摸清了時局走向。他親眼見過身邊家底豐厚的私營商人被無端盤查,也聽聞不少工商界人士因資產問題身陷困境,他清楚留在上海,自己的產業和家人都會面臨無法預估的風險。他反覆權衡後認定,只有離開故土,帶著家人去往局勢穩定的海外,才能保住一家人的性命和基本生計。
賣洋房的過程十分順利,買家是上海本地的綢緞商,對方多次勸說他留下房產,稱洋房是不可再生的硬通貨,就算時局變動也不會有太大損失。丁永福始終堅持全款收取美金,他深知當時的本土貨幣信用崩塌,只有美金能在海外通用。拿到錢款後,他立刻前往輪船公司購票,彼時前往美國的高等艙位早已被權貴富商預訂一空,僅剩三等艙還有餘票,他沒有絲毫猶豫,直接買下六張,剛好適配他、妻子和四個孩子的出行需求。
家人對此極度牴觸,妻子整日以淚洗面,指責他拋家舍業,讓一家人放棄優渥生活去異國他鄉受苦;四個孩子捨不得熟悉的家園和玩伴,整日哭鬧不止。丁永福沒有過多辯解,只是默默收拾行李,只攜帶換洗衣物和必備生活用品,家中的古董字畫、金銀細軟全部留在洋房內,他清楚這些貴重物品無法攜帶,也沒必要為了身外之物耽誤行程。
出發當日,上海港碼頭人頭攢動,逃難的百姓、急於離境的商人、維持秩序的軍警混雜在一起,場面混亂擁擠。丁永福緊緊牽著最小的孩子,讓妻子帶領另外三個孩子緊隨其後,攥緊船票和裝著美金的皮夾,艱難擠過人群登船。三等艙的條件極為簡陋,狹小的艙室擺滿上下鋪,空氣里充斥著海水腥味與汗味,床板堅硬硌人,每日伙食只有干硬的麵包和淡水。
海上航程共計二十三天,丁永福幾乎未曾合眼,一邊照料哭鬧的孩子,一邊安撫情緒低落的妻子,手中的美金分文不敢亂花,僅用於購買家人必需的飲食。他時常站在甲板上眺望大海,心中對未來並無十足把握,但他始終堅信,留在上海的風險,遠大於異國漂泊的艱難。
抵達舊金山港口時,一家人早已疲憊不堪,因語言不通,入關流程耽擱了近兩個小時,幸好他提前聯繫了遠房堂叔,堂叔在唐人街經營小餐館,專程開車前來接應。最初的生活極為窘迫,一家人擠在唐人街一間十平米的小公寓內,丁永福放下上海富商的身段,每日凌晨前往批發市場進貨,在唐人街擺攤售賣華人常用的日用品與調味品。
他從零學習基礎英語,面對本地商販的排擠與刁難,始終隱忍退讓,靠著誠信經營和實在的價格,慢慢積累了固定客源。半年後,他用剩餘美金租下一間小鋪面,開設華人雜貨鋪,生意逐漸步入正軌。
三年後,丁永福收到上海舊友的來信,信中提及,當年勸說他留房的綢緞商資產被全部沒收,洋房收歸公有,本人被下放至郊區勞動;眾多留在上海的商界同行,要麼失去全部產業,要麼流離失所,曾經人人艷羨的房產與家業,最終都化為泡影。
丁永福看完信件,只是默默將其收好,並未向家人提及太多。他的雜貨鋪後來逐步擴張為連鎖超市,四個孩子都在美國接受了完整的教育,各自成家立業。晚年時,他坐在自家的獨棟小屋內,向孫輩講述當年的抉擇,他說自己從不是聰明人,只是懂得在變局中守住底線,家人的平安,遠勝於洋房、財富等所有身外之物。旁人眼中的愚蠢,不過是他藏在心底的清醒,他從未後悔賣掉洋房、遠渡重洋,因為他用看似決絕的選擇,給了一家人安穩活下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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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手難遮的仰望:從家庭教會的屋頂,看極權與信仰的生死結
楊純華
這幾年,關於中國大陸家庭教會被查封、牧師被帶走、十字架被拆除的新聞,早已不再是新聞,而是變成了一種常態性的背景噪音。那些本該在主日傳出讚美詩的聚會所,被貼上了冰冷的封條;那些拒絕將政治標語掛進講壇的傳道人,轉瞬之間成了法庭上的囚徒。
每當看到這類消息,人們總不免產生一個巨大的困惑:中國《憲法》第三十六條明明赫然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為什麼一個掌握著軍隊、武警、大數據監控和龐大經濟體系的強大政權,會如此容不下幾十個、幾百個在民房裡低聲祈禱的普通信徒?為什麼他們甘願公然撕毀自己寫下的憲法承諾,也要把這群人趕盡殺絕?
要理解這種近乎偏執的恐懼,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民主在美國》中留下的洞見,恰好提供了一面最好的鏡子。
兩套靈魂重塑計畫的對撞
托克維爾在19世紀考察美國時,曾驚嘆於宗教信仰與自由制度之間的微妙平衡。他發現,美國的宗教不直接掌權,也不靠政府強迫,卻能通過家庭、社區和道德,在社會深處發揮約束人心、維系穩定的作用。
「自由如果失去信仰,很容易變成放縱;民主如果失去道德,很容易滑向多數人的暴政。」
托克維爾敏銳地看到,宗教為世俗社會提供了一個超越物質的道德邊界和最高責任。
而這,恰恰點中了中共最深層的政治死穴。
在極權主義的邏輯裡,政權不僅要統治人民的肉身,更要壟斷人民的靈魂。中共的意識形態本質上是一種「世俗宗教」,它要求絕對的效忠、唯一的真理,以及對領袖和組織的無限崇拜。當一個基督徒宣稱「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並將《聖經》的誡命置於世俗政權的指令之上時,在統治者眼中,這不是個人的信仰選擇,而是一種政治上的不絕對忠誠。
如果人民心中有了更高的敬畏,他們就不再容易被恐懼徹底瓦解;如果社會有了獨立於權力之外的道德準則,政權的黑白顛倒、指鹿為馬就無法輕易得逞。打壓宗教,本質上是為了清除思想市場上的「競爭對手」,確保權力對靈魂的絕對壟斷。
恐懼自治:組織化的焦慮
托克維爾特別指出,美國的偉大在於把「政治自由、社會自治和宗教信仰」結合在一起。宗教培育了守法的公民,同時也訓練了人們在社區中彼此連結、共同承擔責任的能力。
然而,在中國的統治術中,「社會自治」本身就是一個禁忌的詞彙。
極權統治的底色是原子化社會——把每個人孤立成無依無靠的個體,讓他們只能向權力依附。而家庭教會恰恰具有極強的橫向連結能力。在這裡,沒有官方的行政撥款,信徒們卻能自發組織聚會、彼此互助、關懷弱勢、甚至自辦教育。這種基於共同信仰而產生的凝聚力、信任感和高度自治性,讓習慣了控制一切的體制感到極度焦慮。
在他們眼裡,一個不受黨委書記領導、不聽從街道辦指揮、卻能讓成百上千人風雨無阻聚在一起的組織,就是對政權潛在的威脅。不管你是在查經還是在祈禱,只要你「非官方組織化」,就是原罪。
憲法只是權力的「晴雨表」
那麼,既然要打壓,為何又要在《憲法》裡寫上「信仰自由」?
這恰恰展現了實用主義的犬儒本質。在外界看來,《憲法》是一國之根本,是限制政府權力的法律邊界;但在這裡,《憲法》往往被當作對外展示的櫥窗、或是特定歷史時期統戰的工具。
當政權需要營造開放形象、吸引外資時,「信仰自由」就是寫給國際社會看的漂亮履歷。
當政權感到安全感缺失、社會控制需要收緊時,憲法條款就可以隨時被各類「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的行政法規和內部文件架空。
正如托克維爾所言,美國的宗教與國家保持距離,反而獲得了更廣泛的社會影響力。而在中國,當局試圖通過「宗教中國化」將所有教會閹割為權力的附庸,要求「愛國教」必須高於「愛信仰」。這種對憲法條款的公然踐踏,暴露出的是統治者對社會失控的極度恐懼。
結語:高牆與小草
托克維爾看到,宗教提醒人們「個人並不是世界的中心,欲望不能成為唯一準則」。一個缺乏信仰與敬畏的社會,最終會滑向道德的沙化與權力的暴政。
中共對家庭教會的打壓,看似是一場力量懸殊的圍剿:一邊是國家機器的鋼筋水泥,一邊是手捧聖經的血肉之軀。但歷史無數次證明,權力可以拆掉有形的十字架,卻無法拆除人心中對超越性價值的渴望;高牆可以禁錮肉體,卻無法阻擋靈魂向光生長。
當一個政權需要動用整部國家機器去對抗幾個在客廳裡唱讚美詩的信徒時,這場博弈的勝負,其實在精神層面上早已有了定論。
作者系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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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天上人间的老板覃辉跑到香港去招商,经曾志伟介绍认识了李嘉欣。本来约了几次,挺顺的,结果李嘉欣突然就不愿再见他了。覃辉急得让曾志伟去说情,李嘉欣只回了一句话,让他当场下不来台。
曾志伟传话回来时,覃辉正坐在半岛酒店的套房里看文件。他头也没抬,问了句:“她怎么说?”
曾志伟摸了摸鼻子,在沙发边上坐下。“她说……最近拍戏忙,身体也不太舒服。”
覃辉把文件往桌上一放,笑了。“老曾,你跟我打马虎眼?”
曾志伟沉默了几秒。“她原话是:覃先生太忙了,我不好总耽误他谈正事。”
“就这句?”
“就这句。”
覃辉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下面的维多利亚港。他掏出烟,点了一支。“我哪里得罪她了?上次吃饭不还好好的?”
“女人嘛,心思变得快。”曾志伟说。
“不对。”覃辉转过身,“上次在游艇上,那几个内地来的行长一直灌她酒,我替她挡了。她当时还冲我笑了笑。”
“那就是笑完觉得没意思了。”
覃辉盯着曾志伟看。曾志伟避开他的目光,拿起茶杯喝了一口。
“你问过原因没有?”覃辉问。
“问了。她没说。”
“再问。”
“阿辉,这样不太好看。”
“有什么不好看?”覃辉声音提高了些,“我覃辉请人吃饭,还得求着不成?”
曾志伟放下茶杯,站起来。“话我传到了。你们的事,我不好多掺和。”
走到门口,他又停下。“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讲。”
“讲。”
“李小姐这个人,和你在北京认识的那些不太一样。她看事情……看得比较透。”
门关上了。覃辉站在房间中央,烟烧到了指尖才反应过来。
他拿起手机,翻到李嘉欣的号码,拨过去。响了六声,转到语音信箱。他又拨了一次,这次直接关机了。
第二天早上,覃辉让秘书去买了一对钻石耳环,送到李嘉欣经纪公司。下午耳环被原封不动退回到酒店前台,附了张卡片,打印的字:“谢谢覃先生美意,心意已领,礼物太贵重不便收。”
覃辉把卡片揉成一团。
晚上他和几个香港本地商人吃饭,席间有人提起李嘉欣,说在慈善晚宴上见到她,和许晋亨一起来的。
“许晋亨?”覃辉问。
“是啊,许家的少爷。两人聊得挺开心。”
覃辉没接话,低头吃菜。过了一会儿,他状似随意地问:“许家现在生意怎么样?”
“老牌家族,底子厚。不过许晋亨不管具体生意,整天就是玩。”
旁边另一个人插嘴:“管不管生意无所谓,人家姓许就行了。”
一桌人都笑起来。覃辉也跟着笑,笑完觉得嘴里发苦。
饭局散后,他一个人坐在车里,让司机绕着中环开。霓虹灯的光划过车窗,他想起上个月和李嘉欣吃饭时,她问过他一个问题:“覃先生的公司主要做哪些实业?”
他当时怎么回答的?他说了一堆数字,投资回报率、市场份额、未来估值。她听着,点点头,没再追问。
现在他忽然明白,她那不是听不懂,是听懂了,所以不想再听。
车开到半山,能看到李嘉欣住的那栋楼。覃辉让司机停下,他摇下车窗看了几分钟。楼里灯光星星点点,不知道哪一扇是她的窗。
手机响了,是北京打来的,问他什么时候回去,有个贷款文件急着签。
“明天就回。”覃辉说。
挂掉电话,他最后看了一眼那栋楼。“走吧。”他对司机说。
车掉头往山下开,维多利亚港的夜景在后方渐渐缩小,变成一片模糊的光斑。覃辉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他想起长城饭店里永不熄灭的水晶灯,想起包房里那些举杯的人,想起自己站在人群中央的感觉。
那些都是真的。至少在当时,都是真的。
手机又震动了一下,是条短信。他睁开眼看了看,是曾志伟发来的:“回北京一路平安。香港这边,慢慢来。”
覃辉删掉了短信,对司机说:“开快点,赶最早一班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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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亿高铁烂尾,日本破防:印度人毫无信誉!莫迪顾问喊话中国投资!
2015年12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印度期间,两国签署价值高达147亿美元的高铁订单,由日本承建印度第一条高速铁路——孟买-艾哈迈达巴德高铁。可谁曾想,转眼11年过去,日本人居然会被这条铁路搞破防:据《观察者网》报道,7月15日,曾在石破茂内阁担任法务大臣的牧原秀树在社交网站发文,痛骂印度方面“不守信用”、“蛮不讲理”,“项目已经彻底失败”,但责任“100%全在印度一方”。
平心而论,这个项目各方面看上去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铁路连接的是位于马哈施特拉邦的印度第一大城市孟买与古吉拉特邦第一大城市艾哈迈达巴德。两座城市人口加起来超过2000万,GDP总量加起来,乐观估计能达到4500亿美元左右,无论人口还是经济规模,都足以保证高铁建成后至少不会亏本;
线路全长508公里,看上去有些短,但却是全球大部分高铁单条线路里程的上限。尤其考虑到这是印度第一次拥有高铁,这个里程作为“新手实习线”,也足够稳妥。
按照计划,项目将在2023年竣工,设计最高时速达到320公里/小时,届时从孟买到艾哈迈达巴德所需时间将从6小时缩短到2小时左右。
2017年9月,莫迪和安倍亲自出席线路奠基仪式。眼看轻松拿下这么大一个项目,安倍的演讲异常动情:“为了印度的新干线,为了印度人民,日本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都会为之挥洒汗水。”
事实证明,日本人是真的非常在乎这份百亿美元大单,不仅提供了80亿美元的贷款,甚至破例大幅降低利息,从以往通常超过1%的年息降低到0.1%,还把30年的偿还期延长到50年。
然而等项目真的开工之后,日本人才知道,自己的热脸蛋,完全是贴在了印度人的冷屁股上。在印度建高铁,完全成了日本人过五关斩六将的艰难冒险。
这第一关,就是全世界搞基建都头疼的征地问题。
由于承认私有制、所有权高度碎片化、相关法律极度严苛、政府官僚办事效率又极度低下,这区区500多公里的线路征地,在一开始就几乎卡死,浪费了大量时间。
然而面对日方的催促,莫迪政府直接把锅甩给了反对党:2017年那会儿,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由反对党国大党执政,莫迪政府由此指责国大党“出于政治目的”故意阻挠土地征用。
随后而来的第二关,是在列车引进问题上,印度人反悔了。
按照原计划,项目将引进日本新干线的“E5”系高速列车。该系列是中国曾经引进的E2系的下一代车型,于2011年在日本本土投入大规模使用,在技术先进性与成熟度的平衡上做到了最好。
但很快,印度就以“价格太高”为由拒绝接受E5系,并提出要自行设计一款彰显“印度制造”的国产列车,但据爆料,订单只是外包给了一家只有韩国技术背景、毫无制造经验的企业。
但到了第三关,日本人才是真急了——印度人连配套的信号系统都要放弃日本制造。
信号系统相当于高铁的“神经中枢”,一旦采用日方系统,就意味着印度未来的高铁网络必须完全围绕日本标准来建设,其他国家的技术就很难再挤进来。这种放长线钓大鱼的操作,正是日本如此积极参与该项目的真正目的。
不过平心而论,印度既然是第一次建设高铁,采用作为世界最好信号系统之一的日本DS-ATC系统,这是理所应当的事,难道印度人还要自己手搓不成?
但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印度人硬是敢以“不符合国际标准”为由叫停DS-ATC系统的安装,随后于去年1月宣布以更低的价格采购欧洲ETCS-L2信号系统,彻底堵死了日方最后一丝幻想。
原本想着搞技术输出,结果变成了只是修铁轨的打工苦力,整个项目一拖再拖,成本也水涨船高:印度铁路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萨蒂什·库马尔今年1月表示,该项目的成本已达1.98万亿卢比,约合205亿美元,较此前预计的147亿美元暴涨近60亿美元。
日本向来是有所谓匠人精神的,看到自己付出无数心血的项目被印度人搞成这副鬼样子,也难怪身为内阁高官的牧原秀树会破防到破口大骂“(我爆料这些),只是为了维护所有对日印高铁项目付出努力的日本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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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侮辱人了!"深圳33岁女子相亲,要求男方年薪80万起步,有全款房,男子当场贴脸开大:我娶你养老吗?你这年龄配我爸差不多。除了硬性要求,这名女子对男性的外形条件也有部分要求:身高1.75米以上,且不接受胖 ,长得丑。
女子把咖啡杯往桌上一墩,瓷杯底在玻璃桌面上划出刺耳的响。“你什么意思?33岁怎么了?我保养得比25岁的小姑娘还好!”她抬手拨了拨刚做的法式美甲,指甲上的水钻晃得人眼晕,“就你这条件,年薪刚够我半年花销,还好意思嫌我年龄?”
男子靠在椅背上,指尖转着手机,屏幕亮着他刚收到的项目奖金到账提醒。“我年薪120万,前海有套四居室,身高1米82,符合你说的所有硬件。”他突然笑了,嘴角勾起的弧度带着点嘲讽,“但我没说要娶你啊,毕竟我爸今年58,退休金比你工资还高,长得也比你顺眼。”
邻桌的人都停下筷子,偷偷往这边瞟。女子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抓起包就要走,又被男子叫住:“别急着走啊,你刚才说要求男方父母有退休金,最好是体制内的,还得保证以后不带孙子,这些我都满足,要不要再聊聊?”
她猛地转身,包上的链条甩得叮当响:“你这种人根本不懂,我要的是优质生活!我前两年谈的对象,开的是保时捷,住的是别墅,你这点钱在深圳算什么?”男子挑眉:“哦?那他怎么没跟你结婚?是嫌你要求他把房产证加你名,还得给你弟弟买婚房吗?”
这话像针似的扎在女子心上,她的声音陡然拔高:“关你屁事!我弟弟结婚我当姐的不该帮衬?总比你这种冷血动物强!”周围有人掏出手机录像,她浑然不觉,还在滔滔不绝,“我告诉你,像我这样的条件,追我的人排到街尾,要不是我妈催得紧,你连跟我相亲的资格都没有!”
男子突然收起笑,从钱包里抽出两张百元大钞放在桌上:“咖啡我请了。”他站起身,整理了下西装袖口,“顺便提醒你,刚才你说不接受男方戴眼镜,可我这副眼镜是蔡司的,比你手上的包还贵。还有,你说不接受胖子,我健身卡的年费,够你买十个刚才那杯咖啡。”
女子愣住了,看着他走向门口的背影,突然想起介绍人说过,这男的是投行高管,离异带个女儿,对女方唯一的要求是性格温和。她刚才进门时扫了眼他的朋友圈,全是陪女儿去图书馆、做公益的照片,当时还在心里骂“没事业心”。
邻桌一个阿姨忍不住搭话:“姑娘,我刚才听你说要求男方80万年薪,你自己呢?”女子梗着脖子:“我月入两万,在私企做行政,怎么了?”阿姨摇摇头:“我儿子年薪90万,找的媳妇是大学老师,人家从来没提过钱的事,就说两个人合得来最重要。”
女子抓起桌上的钱狠狠摔在地上,踩着高跟鞋往外冲,路过男子身边时,听见他在接电话,语气温柔得能滴出水:“朵朵别急,爸爸马上就来接你,给你买了草莓蛋糕……”阳光透过咖啡馆的落地窗照进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她突然觉得眼睛有点酸,好像有什么东西,比刚才那杯加了三份糖的咖啡还甜,却被她亲手泼在了地上。
走到地铁站,手机弹出介绍人的消息:“人家男方说,你太看重物质,不适合过日子。”她盯着屏幕看了半天,突然想起刚才男子转身时,西装口袋里露出的卡通钥匙扣,上面挂着个小小的奥特曼,应该是他女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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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杨尚昆被错误关押在监狱中,严重的低血糖让他多次濒临死亡,正当他绝望之际,一位名叫田政红的年轻士兵冒险递给他一包糖,挽救了他的生命,八年后,当杨尚昆重获自由并恢复职务,他花了七年时间寻找这位恩人,只为了能当面道谢。
杨尚昆出来那天,北京的风挺大,他站在监狱门口眯着眼看了半天太阳。手里攥着那包糖的包装纸,早就皱得不成样子,但他一直留着。他知道,要不是那包糖,自己熬不过最凶险的那几次低血糖发作。当时那个小战士也就二十出头,个子不高,趁换岗的空当从兜里摸出糖,隔着铁栏杆塞进来,啥话没说就走了。杨尚昆连他全名都没来得及问,只记住了工牌上“田政红”三个字。
恢复工作后,杨尚昆第一件事就是找人。他托了警卫连的老战友去查当年那批看守士兵的名单,可时间过去太久,档案乱得很,部队又几经整编,光核对名字就折腾了大半年。反馈回来的消息说,叫田政红的有好几个,但年龄、籍贯对不上。杨尚昆不甘心,又让人去查当年监狱系统的后勤记录,看谁能接触到糖这类物资。查来查去,线索断了两回,有一回差点找到一个在河北的退伍兵,结果人家姓田没错,中间字是“振”不是“政”。
找人的第三年,杨尚昆已经有点灰心了。他坐在办公室里翻旧报纸,忽然想起个细节——那个小战士递糖时手腕上有道疤,像是烫伤。他把这个特征告诉助手,让去查各大军区医院的老病历。这一查又耗了两年多,翻出几十份带疤的记录,挨个排除,最后剩下三个疑似对象。杨尚昆亲自坐火车去见了前两个,都不是。第三个在四川一个县城粮站当保管员,杨尚昆赶到时天快黑了,那人正蹲在仓库门口修麻袋。
杨尚昆走过去,蹲下,直接问:“同志,你以前在卫戍区当过兵不?”那人抬头,愣了好几秒,手里的麻绳掉地上。杨尚昆看见他右手腕上那道月牙形的烫疤,心里一下子紧了。他又问:“1966年冬天,你是不是给一个犯人送过糖?”田政红脸涨得通红,嘴唇抖了半天,憋出一句:“首长,您……您就是那个……”杨尚昆点头,眼眶当时就红了。田政红赶紧站起来,手足无措,一个劲儿说“那不算啥”。杨尚昆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说:“你那一包糖,是我的命。”
田政红这才慢慢讲起当年的事。他那时候刚入伍半年,分到看守岗位,头一回看见杨尚昆犯低血糖,整个人缩在墙角发抖,脸白得像纸。他年轻不懂啥政治,就觉得这人快不行了,得救。糖是他从自己那份定量里省下来的,攒了三天,揣在贴身口袋里捂着,怕化了。换岗时胆子一横就递过去了。后来他听说杨尚昆被转走了,心里还惦记过一阵子,再后来自己退伍回乡,日子过得紧巴,就把这事埋在心底了。
杨尚昆听他说完,沉默了好一阵。他让随行的人拿纸笔来,当场写了份证明材料,证明田政红当年出于人道主义救助了自己,不存在任何违纪问题。田政红捧着那张纸,手直哆嗦。杨尚昆又掏出贴身放了多年的糖纸,展开给他看:“你看看,这包装我还留着。”田政红认出那是当年那种硬纸壳水果糖的封皮,眼泪刷就下来了。
那天晚上,杨尚昆在粮站旁边的小馆子请田政红吃了顿饭,点了四个菜一个汤,还特意要了一碟水果糖摆在桌上。他举起搪瓷杯以水代酒,敬了田政红三回。田政红不会说漂亮话,光重复“首长您太客气了”。杨尚昆笑着摇头:“别叫首长,叫我老杨。”
饭后杨尚昆上车前,把那个糖纸折好重新放回胸前口袋。他拍了拍田政红的肩膀说:“往后有难处就来找我。”田政红站在路灯下使劲点头。车开出去老远,杨尚昆从后视镜里看见他还站在原地挥手。七年的寻找,到这一刻总算踏实了。那包糖不仅救过他的命,也让他这辈子信了一件事,再黑的夜里,也有人愿意递过来一点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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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48岁大姐,出轨出了“新高度”,频率高到让人怀疑她是不是把出轨当上班打卡了。在大家的固有印象里,人到了五十出头,早就褪去了所有浮躁,日子只求安稳踏实。小半辈子都熬过来了,夫妻就算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也有相濡以沫的亲情,都会安安分分过日子。可我们小区这位48岁的刘大姐,彻底刷新了所有人的认知。
她跟她家老王结婚快二十五年,儿子都在上大学,平时俩人在小区里出双入对,早上老王拎着菜篮子跟她一起去早市买菜,傍晚俩人牵着手绕着小区湖边散步,所有人都夸刘大姐好福气,嫁了个体贴脾气又好的老公,家里拆迁分了三套房,老王在国企上班月薪八千多全上交,连家务都舍不得让她多做半分,结果谁也没想到,刘大姐这两年根本没闲着。
最开始是小区几个跳广场舞的阿姨发现不对劲,刘大姐每天准点下午两点准时出门,说是去社区老年大学上书法课,可大家好几次顺路过去,书法班的门都锁着,她朋友圈发的练字打卡图,全是去年的旧照片翻出来重复发。后来有邻居下午去高铁站接人,看见她打扮得花枝招展,拎着小皮箱跟个穿花衬衫的老头勾着肩进了高铁站,一问才知道她每周二周五都坐高铁去邻市找认识的男网友玩,转天下午才慢悠悠坐车回来,比上班打卡还准时,请假都不带漏一次的。
这还不算,后来查出来她在社区跳交谊舞的舞伴、楼下开棋牌室的老板、甚至经常来小区送桶装水的中年工人,全都跟她有不清不楚的关系,算下来前前后后七八个,时间排得比大厂高管的日程表还满:周一陪舞伴去郊外爬山,周三跟棋牌室老板逛花鸟市场,周四约送水工去家里修水管,周末还要假装跟老姐妹组团旅游,实则跟邻市的网友约会,连买菜的空隙都能抽空跟相好的去附近小旅馆坐半小时,一个月光是打给各路相好的零花钱,就要花掉大几千,连儿子要交的学费都偷偷挪去给别的男人买烟买酒。
她老公老王是个出了名的好脾气,平时连跟她大声说话都舍不得,要不是上个月刘大姐手机没锁屏,跳出来好几条露骨的暧昧消息被亲戚看见,转头偷偷告诉老王,老王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老王当时拿着手机手都在抖,顺着她的消费记录翻,两年时间她前前后后给外面的男人花了快二十万,连家里准备给儿子买婚房的二十万定期存款,都被她偷偷提前取出来,给邻市那个男网友还了赌债。
老王没闹没吵,当天就把所有证据整理好,直接把那些花出去的转账记录全部打印出来,挨个给那些男人的老婆打电话,把他们出轨的事全抖了出来,一周不到,那七个相好的家里全闹得鸡飞狗跳,棋牌室老板被老婆罚跪了三天搓衣板,送水工被老婆赶回了娘家,连邻市那个欠了赌债的男网友,都被他老婆追着把钱要回来大半。
之后老王直接向法院提交了离婚申请,因为刘大姐是婚姻过错方,还偷偷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最后法院判下来,三套拆迁房刘大姐一套都没分到,只拿了十万块钱就被赶出了家门,连儿子都站在老王这边,放话说这辈子都不认她这个妈,说她一把年纪一把年纪了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要作死作到头,谁也救不了她。
现在刘大姐在小区附近租了个八百块钱的老破小住,找了个餐厅洗碗的活,月薪才三千不到,之前那些围着她转的老相好,没一个敢沾她的边,路上碰见她都绕着走,她好几次堵在小区门口想跟老王求情回家,老王连看都不看她一眼,直接绕路就走。
小区里的老邻居现在聊起她都直摇头,说活了大半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拎不清的女人,放着好好的一家三口安稳日子不过,把出轨当打卡上班一样天天往外跑,一把年纪了名声全臭了,最后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真的是半点都不亏。
就想问问大伙,要是你家老伴人到中年一把年纪,放着好日子不过天天在外头瞎搞,把家里准备给孩子买房的钱都偷偷给外人花了,你是会像老王一样直接搜集证据离婚让她净身出户,还是会念着这么多年的情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凑活过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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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个好玩的:我原来单位的三个正式女民警(包括我),嫁给三个临时司机后,不同的人生轨迹。
1,先说我。
我嫁给了徐,当时是治安股的司机,后来变成刑警大队二中队的司机,再后来是缉毒大队的司机,然后通过招干,有了干部指标,已经从劳人局发文给公安局了,这个时候我俩决定脱产去公安大学进修。主要是觉得工作很枯燥,去进修回来徐可能会有更好的进步空间,我也有可能增加工资。我们就去上学了。
三年学上完后,回来我继续工作,徐的干部介绍信政工科的老马说不见了……神奇不?不见了……于是徐就暂时在家。
不久我参加深圳考公因为体检身高低了头,没录上,人很低落,上班也不积极。然后就发生了去凤凰网做节目的事,回来两周后,网上发酵,我被停职检查……有点担心有点难过,就举家搬到了北京通州,一直就没再回去。
工资领了两年多吧,突然有一天被停。说是局里有人盯上了,说我不上班不能领工资。我没异议。停就停了。之后在北京投资20万做酒吧,家里东拼西凑的,结果投资失败,没有一分回头钱,决定远离不开心的人和事,我们全家又去了大亚湾。呆了一年后,因为网站的问题,以及娃上学的问题,又回到北京。后来搬家到燕郊,首付不多买了自己的房子。
2012年底去澳大利亚环澳游了一圈,就决定在澳大利亚生活。于是2813年6月到澳大利亚……期间经过很多困难,最终移民成功。现在我们定居在悉尼。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自己非常满意,尤其孩子有了更广阔的天地,我们个人觉得移民很值很值,因为我也确实非常喜欢澳大利亚的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
2, 和我几乎同时进公安局的一个女同事K。
K长得很漂亮,性格直爽,从不隐藏自己的情绪,人又没坏心眼,做朋友非常好。她当年和我一个宿舍,她也嫁给了一个司机,K老公最开始是我们办公室的司机,后来给政委开车。K老公是个本分老实稳重的人,长得也不错。
后来通过招工,政委帮了不少忙,还有K市里的亲戚领导的帮忙,K老公也成了单位的正式民警,但不是公务员,所以也没法升职。K工作认真,但不会寻情钻眼,不是个势利人,工作这么多年,还是个普通民警,说真的,我看了都愤愤不平。
前十多年K老公还得了尿毒症,换了肾,还好手术非常成功。真的是非常好的两个人,一直过着普通小县城民警的日子,两个人每月工资加起来1万出头吧……
3,比我们晚进公安局两年的女同事M。
M长相不张扬,属于憨厚类型的,说话圆滑从不得罪人。刚进单位时,我和她没啥深交,因为感觉不到她的个性。但她做事认真稳重。她当时在政工办公室,一般民警,但是听说她总是最早到办公室,最晚离开办公室。政工室和局长副局长政委办公室在同一层。她早出晚归的勤奋工作模样,领导很容易看在眼里。
她后来嫁给了司机C,C给单位最有根基的副局长开车。也是临时的。等我和徐上公安大学回来之后,就听说他转干部了。据说,据说冒用了我老公的那张干部介绍信。这个我是半信半疑的。
现在呢,前女同事M是局政治处处长,公安局常委之一。她老公C,一个原本没有文凭,没有身份资历的人,怎么一操作,现在也是局中层领导了。真的很牛。
我们三个人的经历一对比,你就知道,中国的社会,能如鱼得水的人是需要一定的背景、头脑和手段的,我们一般人,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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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团令"难挡台北
旅展赴陆咨询热
大陆是台湾旅客离
台旅行的重要目的地,
但台当局阻止台湾旅
行社组团赴陆的"禁团
令"一直未解。近日
"TTE台北国际观光
博览会"举行,岛内业
者宣传赴陆文化参访
团的揽客广告遭撤,
持续在岛内引发不满。
据台湾《旺报》23
日报道,岛内大型旅
展"TTE台北国际观光
博览会"22日至25日
举行,旅展正式开幕
前,岛内旅行业者已
在展位张贴广告宣传
"大陆文化参访团"。其
宣传的大陆旅游地点
相当多元,包括江西、
山东、重庆等,参访
时间为今年7月至12
月,行程天数约5天至
8天,价格在2万多元
至4万多元新台币不等,
还提供第二人优惠。有
宣传广告上特别标注,
"禁团令未开前,若有
整团考察文化交流,
参考此行程的内容及
售价推荐"。更有业者
提醒,"因需配合岛内
相关政策,公告日期
采预约模式,待相关单
位解除禁团令,就能正
式开团出发"。
2020年年初,民进党
当局发布"禁团令",
禁止岛内旅行社组团
赴大陆旅游,也阻碍
大陆人士赴台。
据台媒报道,台北旅
展近日开幕后,相关
展位宣传赴陆文化参
访团的图文已被台
"观光署"撤下。台
"交通部长"陈世凯还
声称,希望岛内业者都
遵照台当局规定。
但"禁团令"难挡岛内
民众的赴陆旅游咨询
热情,台媒观察到,旅
展上赴陆相关信息很
受关注。在海峡两岸旅
游交流协会摊位,民众
可免费获得大陆各地的
旅游信息,更提供代办
台胞证等服务,大陆航
司中国国航、春秋航空、
南方航空、厦门航空等
向民众介绍大陆旅游新
趋势,吸引许多民众驻
足询问。
相关统计显示,2025年
台湾居民来大陆489.18
万人次,同比增加86.88
万人次,增长21.6%。台
媒称,大陆是台湾旅客
的重要旅游目的地,岛
内旅行业者表示,根据
实际的市场情况,岛内
有明显的赴陆旅游需求。
中华两岸旅行协会理事
长许晋睿表示,近年来,
大陆成为台湾人离台旅
行人数第二多的目的地,
显示岛内消费者在有台
当局"禁团令"的情况
下,仍将大陆视为重要
目的地,呼吁台当局让
相关业者为岛内消费者
提供更周全的服务,一
起把市场做好,而非想
办法增加阻碍。同时,
许晋睿也呼吁台当局更
多开放直航。
台湾优质旅游发展协会
理事长李奇岳直言,台
当局的"禁团令"实施至
今,台湾赴陆旅行人数
却屡创新高,证明"禁团
令"已徒具形式。另有两
岸资深旅行业者痛批,民
进党当局为何不开大门
走大路,直接解除"禁团
令"。目前大陆希望开放
新航点,台当局却声称
"没需求",其歪理邪说
也是基于"禁团令"的存
在,"但应回归市场,由
航空公司自行评估"。该
业者直言,此举对台湾民
生与经济没好处,"一点
建树都没有,只会搞破
坏,该转弯了"。
台湾三三企业交流会理
事长林伯丰日前建议,
民进党当局应务实修补
两岸关系,包括恢复海
基会与海协会互动,恢
复及增加两岸直航航点
及航班,松绑赴大陆旅
游的"禁团令",欢迎大
陆企业等来台,支持产
业、学术及青年互动,
增加两岸交流活动,鼓
励岛内工商团体、产业
公协会、智库等民间团
体持续与大陆民间团体
进行交流。
台湾《中国时报》称,
2016年民进党上台后,
两岸关系降温,2020年
新冠疫情暴发,民进党
当局宣布暂停陆客来台,
并发布旅游"禁团令",
不允许旅行团赴陆,禁
令颁布转眼已超6年。文
章提及,台"行政院长"
卓荣泰日前辩称,"仍盼
两岸之间进行健康有序
交流……例如开放观光议
题,我方曾主动去函要求
答复,但至今未获对方正
式回应。"但经常往返两
岸的旅游业者直言台当局
"说一套做一套",这几年,
他们不知跑了台当局相关
单位多少遍,但台当局"说
不开放就不开"。
台湾《联合报》称,台湾
人赴陆旅游人数一再攀升,
可见"禁团令"早就名存
实亡。文章说,两岸同根
同源,大陆长期以来就是
岛内民众旅行的热门目的
地,民进党当局通过政治
政策阻碍两岸往来,但事
实上岛内相关需求依旧强
劲,"面对政策与市场脱节
的现实,赖当局还能头埋
在沙堆里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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