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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人民日报记者赵景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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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人民日报记者赵景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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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s Daily Overseas-Haiwainet
@haiwainet
2026.07.21 14:37
Naadam archery competition: Grassland men show their skills and perform "piercing a willow leaf from a hundred paces" in China. 那达慕射箭比赛,草原汉子各显身手,上演“百步穿杨”。#
那达慕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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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箭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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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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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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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人民日报记者赵景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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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发
@wangdefapodcast
2026.10.24 05:30
1975年4月4日早上,沈阳监狱,枪决前,"张志新被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地用普通刀子割断了喉管"。辽宁当局这样做,是怕她在公判台上和刑场上当众喊冤。她是辽宁省委宣传部的干事,这年四十五岁,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1968年前后的一个星期天,她到一个同事家借江青的讲话资料,同事劝她站到自己这一派来。她说,她考虑的不是这一派那一派,是文化大革命本身,文革有好多问题她不能理解。同事当天就向派里的头头汇报,写成文字,装进了她的档案。不久,省直机关干部下放到盘锦五七干校,她在干校被揪出来,成立了专案组挖她的"黑思想"。专案组整理的"张志新反动言论"里有这样几句:"再过十年人们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以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可笑""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三面红旗的问题上"。那几个人把记录稿递给她,问这些是不是她的观点。她看了一遍,说:"是我的观点。不过你们记的不完整,我可以再给你们写一份。" 1969年1月5日晚上,她给丈夫曾真写了一封信:"结婚十四年我们生下了一男一女,我没有也无力完成自己的义务,希望你很好地抚养下一代……彻底把我忘却,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对不起你。"她准备自杀,被发现,罪加一等。9月,她被捕入狱,曾真和两个孩子被遣送农村。女儿林林给她写信:"妈妈,我和弟弟都很想您。我求求您:您承认错误吧!您承认了错误就是我的好妈妈了。"她回信一句:"妈妈一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做个好妈妈。" 办案人员后来说,逮捕她的时候,原打算只要她认罪,判几年就算了。她不认罪。1970年5月,下面报上来的是死刑。省高院一位副处长私下说,她动口不动手,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构成犯罪吗?他被换下,案子还是死刑,立即执行。最后报到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那里,他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于是改判无期徒刑。8月24日公判大会,她被拉去陪斗,嘴里堵了海绵,同两个要处决的犯人一起绑到刑场陪斩。事后问她有什么感想,她说:"我的立场观点未变。如果再出现今天这样的宣判,我是不甘心的,死不瞑目!" 她被关进"小号",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有一天审讯,她承认过"错误",第二天又翻过来。有人说她不要脸。她答:"我连命都不要了,我还要脸干什么?"监狱里的人后来写材料说,她在床上大小便,用窝头蘸着自己的经血吃。狱警把这些情况上报,称她"装疯卖傻"。 1973年11月16日,监狱开批林批孔大会。报告人讲到林彪推行极右路线,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几个人扑过去,把她押了出去。监狱认定她"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提请加刑,报了死刑。 1975年2月26日,辽宁省委常委开扩大会议,审批"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的案情报告"。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这时主持辽宁省委的日常工作,他说:"判无期以后,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又说:"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3月6日,监狱有人提出她是否精神失常,报了上去。3月19日批示下来:"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省委批示执行。" 初春的一天,沈阳法院来了两个人,通知曾真和两个孩子到县城开会,说是办个"学习班"。一个人掏出《毛主席语录》念了两段,然后问林林:"你知道你妈妈在监狱中的表现吗?"林林摇摇头。来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林林答不上来。曾真替她答:"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来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曾真说:"我们什么都不要。"他们让林林在写好的东西上签字,按手印。回到家,没有做饭,曾真把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头掰成两半,分给两个孩子。他以为孩子睡着了,翻出妻子的照片,流了泪。林林扑进他怀里大哭,他拍着她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 4月3日,沈阳市中级法院判决:"依法判处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死刑,立即执行。"不给上诉期,不通知家属。下午六时,办案人员到监狱向她宣读判决书。问她还有什么话说,她说:"需要对这个判决认真看一下,再回答。"不给看。她说:"不给看无法回答,不要再问了。""我的观点不变!"第二天早上,她被押到四大队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割断了喉管。她奋力呼喊。一个女管教员惨叫一声昏倒在地,被拖了出去。她站起来,张了张嘴,没有声音。七点半,犯人们来到四大队,她戴着手铐脚镣,胸前湿了一大片,被人架上了公判大会的台。宣判完,卡车把她运到沈阳大洼刑场。执行记录八个字:"弹中头部一枪击毙。"尸体没有交给家属。辽宁中医院一位读者后来写信给报社,说"把她剖腹挖心,取得内脏"后才火化。 1979年,《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到沈阳采访,看了案卷和割喉管的那间屋子。文革那几年,沈阳枪毙的犯人里,有人临刑大声喊冤,有人喊口号,有的"反革命犯"喊"毛主席万岁",当局认为影响极坏。辽宁省公安局的一个法医提出枪决前先割断喉管。主持辽宁的毛远新等人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新生事物"。第一个被割喉管的是沈阳一个小学的青年教师,他一直喊冤。到张志新,已经是第三十多例。 1979年3月27日,沈阳市中院的新判决书写道:"张志新纯系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被判处无期徒刑,……所谓事实,均系在精神失常情况下所为,不应视为犯罪。……宣告张志新无罪。"3月31日,省委开平反昭雪大会,林林捧的是一个空骨灰盒。 5月,陈禹山到沈阳采访了四天,写了一整夜。稿子送到北京,报社领导觉得太血淋淋,报到中宣部,部长是胡耀邦。胡耀邦批准发表,要求只写她"反对四人帮",不写她获罪的真正原因。几天后,总编杨西光把陈禹山叫到办公室,说耀邦同志自己没有动笔,文章一个字没改,连标点都没动,但交代了一句:"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话去掉。" ——孙钧、苗家生、陈禹山《一份血写的报告——记党的好女儿张志新》,《光明日报》1979年6月5日第1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为真理而斗争》专辑第1辑重印,第15—18页) ——中共辽宁省委《共产党员》杂志社供稿《要为真理而斗争》,《人民日报》1979年5月25日第1版(同上专辑第1辑重印,第11—14页) ——《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张志新烈士狱中斗争纪实》,《光明日报》1979年8月11日第2版(同上专辑第4辑重印,第6—11页) ——李菁《回忆烈士张志新:我们民族那份带血的记忆》(陈禹山口述),《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1月 ——朱建国《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1998年7月21日访陈禹山),《南方周末》1998年8月7日 ——卫毅《张志新 死神也不能夺去的勇气和美丽》(访张志勤),《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9月 ——张志新女儿林林关于"死囚家属学习班"的回忆(转引)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1975年3月19日批示(转引) ——苏铁山《在历史大背景下的张志新案》,乌有之乡(相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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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发
@wangdefapodcast
2026.10.25 04:30
几代中国人都在课本、小人书和电影里见过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庄园的水牢:地主把交不起租的农民关进污水里,水里泡着人骨,牢里有带铁刺的笼子。陈列馆的解说词说:“据说,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又说:“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同志是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一九八八年四月,四川省文化厅一纸批文下来,这间地下室摘掉了“水牢”的牌子,改挂“鸦片烟室”,官方承认水牢是编造的。 刘文彩一八八七年生在大邑县安仁镇。他的弟弟刘文辉是四川的大军阀。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刘文辉驻防宜宾,刘文彩替他总管税收,鸦片、军火这些最赚钱的买卖几乎都攥在他手里,家财大多是那时攒下的。一九三三年,刘文辉和侄子刘湘争夺四川,打了一场“二刘大战”,刘文辉战败,退到川西的西康,刘文彩也回了安仁老家。 回乡以后,他把大笔钱花在家乡。成都到大邑的公路、万成堰水利工程、地方上的电厂,都是他出钱修的。一九四二年,他个人拿出两亿五千万元和三千亩田产,办起文彩中学,花重金请好教员,成了当时全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中学,还常给家境贫寒的学生减免学费。他还立下规矩,校产归学校,刘家子孙不得占有。他因为兴学,两次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行政院的嘉奖。 安仁的老佃户记得的是另一些事。佃户唐学成对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说,有一年天旱,家里的牛又被土匪抢了,交不起租,父亲被收租的管事带去见刘文彩,跪下求情。刘文彩把他扶起来,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明年交明年的;临走又问了一句,被抢的是什么牛。第三天,刘文彩买了一头大黄牛,叫人牵到他家。老佃户李福清九十岁时说起去交租:“高兴得很,那里摆了十几张桌子,交了就去吃饭,随便吃饱。”当地人叫刘文彩“刘大善人”。一九四九年十月,刘文彩因肺病去世。 一九五一年,大邑县搞土地改革。土改的做法,是由工作队发动贫苦农民上台诉苦,控诉地主,再斗地主、分田产;在大邑,工作队要农民控诉的是大地主刘文彩一家。 刘文彩已经死了,挨斗的是他在成都的家人。刘小飞那时五岁。他后来对采访的人说,祖母、也就是刘文彩的妻子被抓走两天后的一个深夜,几个背枪的民兵把他父亲和小姑姑从床上抓走,带去看祖母受刑。祖母被反吊在梁上,“他们在一旁查看我爸爸和姑姑的表情,看他们是否流露出不满、悲痛”。祖母被打成内伤,土改结束后不久就死了,不到五十岁。土改快结束时,小姑姑的保姆专门从乡下赶来,进门几乎要给小姑姑跪下:“对不起呀,三小姐,是上面工作组逼我说的呀。你们对我这么好,我怎么会忘恩负义?” 一九五一年大邑乡下的一次会上,发言的人里有一个农妇。她娘家姓吴,一九一一年生在彭山县一户穷人家,八岁被卖给地主当丫头,十岁半受不了虐待,逃出去讨饭,十三岁找到在新津当长工的父亲,后来嫁到大邑冷家。她家佃的是地主刘伯华的田,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侄儿。这场土改里她当选农会分会的妇女委员,土改工作队给她取名冷月英。她在会上说: “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三天,就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七天七夜……” 她说的是刘伯华,是“刘家”,没有说刘文彩。最早报道她的一个人,三十年后对来访的人说,她当时讲的是欠了刘家的账,被蒙上眼睛关起来,“下面还有水淹到脚肚子,因此我按她讲的做了报道”。 一九五四年一月,大邑县文化馆办“农业合作化”展览,用模型和图片对比解放前后的日子,冷月英被关“水牢”选作展区的重点。据后来的记述,具体筹办展览的人“为了使展览内容更突出、动人,具有说服力,他们根据地主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是刘氏家族这个根,提出‘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主管部门认可了。展览的总结报告说,讲到冷月英坐水牢,“每天都有好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一九五八年,阶级斗争的调子升高,四川决定把刘文彩树成恶霸地主的典型,把他的庄园办成地主庄园陈列馆。刘文彩的坟被掘开,遗骨被随意丢弃,下落不明。庄园老公馆西侧有一间地下室,一九四五年秋天才修,原本空着。陈列馆照搬一九五四年的模型,往地下室里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做了血水、血手印,挂上“水牢”的牌子。为了回答“为什么只有冷月英一个人见过水牢”,主管部门在解说词里特意写明:修水牢的工人全被杀了,冷月英是唯一活着出来的人。 冷月英也从劳动模范变成了“阶级斗争活教材”。她识字不多,讲稿是主管部门给她的,她背得滚瓜烂熟。稿子里的故事也改了,她作忆苦思甜报告时念的是:“因欠刘家地主五斗租谷,被地主狗腿子抓去,眼睛蒙上黑布,丢进大恶霸刘文彩的水牢,关了七天七夜”。 大饥荒那几年,刘少奇主持救灾、恢复经济,一九六〇年还定下政策,表现好的地主、富农可以改变成份、摘掉帽子。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借此清算刘少奇的纠错。给地主摘帽的政策随之废除,地主、富农又成了阶级斗争的靶子。第二年起,全国搞“阶级教育”,目的是“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各省、市、地、县普遍办阶级斗争展览,让人忆苦思甜,“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四川省按中央的要求拨出巨款,重新装修刘文彩庄园,专门宣传地主欺压农民,大邑这里成了其中最典型的一处。水牢和冷月英被写成报告文学,编成戏、画成连环画,后来写进了中小学课本。 一九六四年陈列馆改馆。改馆前,大邑县委宣传部长批示,展出内容“必须旗帜鲜明,对地主阶级的揭露,没有保留的必要。一事一物都要服从这一点”。改完以后,温江地委宣传部长批了一句:“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同年,冷月英从蔬菜农场场长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办了“农转非”,从农民变成国家干部,大部分时间用来外出开会、作报告。 一九六五年,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在庄园的收租院里塑了一百多个真人大小的泥像,叫《收租院》,塑的是刘文彩和狗腿子逼租。他们下乡“访贫问苦”,找到刘文彩家的老长工谷能山,想让他出来控诉。谷能山说他在刘家吃得很好,三天一个小牙祭,七天一个大牙祭,肉随便吃。做了许多工作以后,他说:“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是个好人!”很快,民兵把他抓走关了起来。后来《收租院》里有一尊替刘家收租的帮凶,就是照他的样子塑的。这年年底,《收租院》的复制品运到北京展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说,它能“激发人民的阶级仇恨”。 一九六七年元旦,四川美术学院的红卫兵整理过一份冷月英的讲稿。这一稿里,年份成了一九三七年,田成了刘文彩的,水从脚肚子涨到齐腰,“这手抓住一根人骨头,那足又踩着一个人的脑壳”,最后刘文彩亲自来提审,“先问我愿死愿活”。 文革那些年,冷月英常坐专车去部队、机关、学校、工厂作报告。她面前总摆着一个印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搪瓷缸,先喝口水,再从黑色手提袋里取出一份一万一千字的讲稿,边讲边哭,台下也跟着哭。后来她年过六十,有心脏病,讲一场要歇两三天,县革委会只好规定,请她作报告要先经批准。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七七年以前她讲了近千场,听众上百万人次。 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上中学时,政治老师把他叫进办公室,给他看《四川日报》上一篇讲他爷爷“罪行”的文章,最后一个小标题是“小蒋介石”,告诉他下午政治课要学这篇,要他有思想准备。一九七六年,庄园又把四间放瓷器的房子布置成“行刑室”,泥塑的农民坐老虎凳、被吊打。刘小飞说:“那间刑室和那些折磨人的手法,倒是运用在了我们刘家人的身上。”他的一个堂兄逃到新疆库尔勒,当地村民被宣传里刘文彩迫害农民的罪恶激怒,把他活活勒死,又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砍死。 文革结束后,陈列馆从一九八一年起访了七十多个知情人。刘文彩的一个老朋友说,地下室那个位置原先是一间堆鸦片的平房,叫红仓,一九四五年失火烧了,刘文彩才在原地修了地下室;冷月英说的一九四三年、一九三七年,这间地下室都还不存在。一个在刘家帮过工的人说:“我知道没有。后来有人说关过,哪有那事?……那次不知是哪里来人访问我时,我照实说了,后来有人……说你就说关过人算了,顺水推舟嘛。”调查报告的结论是:“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报告还写明,冷月英“不是刘文彩的佃户,而是刘文彩的侄儿刘伯华的佃户”。 一九八一年一月八日,陈列馆的人到唐场找冷月英。问她坐水牢时多大,她说:“我记不得了。”问她是不是一拖进去就被甩进铁笼,她说记不起了,又说:“县革委会指示,叫我不要随便说……除非有组织部的介绍信和革委会开的证明才说。”后来有记者找到她,追着问,她脱口而出: “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要问,你们问县委去!” 调查在一九八二年基本结束。陈列馆请求撤掉水牢的报告送上去,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提醒馆长,水牢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要多从政治角度考虑”。批复拖了六年。冷月英一九八一年退休,一九八四年去世,七十三岁。 一九八八年四月五日,批文下来。当时的副馆长后来说:“我和安馆长带人把‘水牢’牌摘了,骷髅画擦了,木制‘铁笼’搬了,可惜没有保存嘛,只保留了‘水牢’牌。‘水牢’墙上的血手印,颜料粘的,擦了。” 这位副馆长后来当了馆长,前后又撤掉一些:“行刑室”关了;一组叫“圈地霸产”的泥塑,他说“不符合事实嘛,就撤去了”;刘文彩打人的扁担、杀人的文明棍、脚镣手铐几块展板,他说“杜撰的嘛,也撤了”。其余还没来得及核实的展品基本没动,比如那张据说是刘文彩睡过的龙床。二〇一六年,刘小飞站在庄园里一间挂着“刘文彩住房”牌子的屋里,指着一张几乎和房间一样大的鎏金雕龙床,对围上来的游客说:“这个‘龙床’根本不是我们家的。以前解说词说这是刘文彩花了三万斤大米做的。其实那都是60年代,正是老百姓最饿的时候,庄园找人打造的!” 一位女游客低声对同伴说:“你看他这讲的都和标牌上讲的是两码事啊。” ——笑蜀《刘文彩真相》第三章《“水牢”传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据新唐人2010年1月12日连载本;解说词、1954年展览记述与总结、1958年布置、讲稿、1967年整理稿、1981—1982年调查报告与访谈、冷月英问答均据该书转引;冷月英生平据该书转引《大邑县志·名人》) ——王永华《大地主刘文彩:集体记忆的重构》,《炎黄春秋》2010年第2期第43—44页(文彩中学出资与嘉奖,转述笑蜀《大地主刘文彩》;1964年两条批示,转引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B4卷) ——高华《历史笔记》,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56—557页(1963年阶级教育与阶级斗争展览) ——谭松《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2019年,第397—399页(刘小飞口述:祖母、保姆);黄微《独家对话刘文彩嫡孙刘小飞》,新唐人2017年3月5日(中学政治课) ——刘小飞《〈收租院〉真相》,新唐人2013年2月26日(唐学成、李福清、谷能山) ——Vanessa Piao《为祖父正名:大地主刘文彩之孙的孤军奋战》,纽约时报中文网2016年8月11日(刘文彩生平、宜宾管税、1958年树典型与掘坟、堂兄一家、龙床);吴宏远口述《我见证刘文彩地主庄园变迁》,凤凰网2013年9月28日;《人民日报》1965年12月26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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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祚来
@wuzuolai
2026.08.27 16:16
偶然看到这篇,当年薄熙来还是不错的,重庆日报以公函方式向我道歉,并在报纸上刊登了道歉。第二年我去重庆参加会议,薄还亲自陪同会议人员观看了演出,相当文革的演出风格,薄进入重庆大礼堂,确实有地方领袖风采,一些人惊呼。 大礼堂晚上要演出,薄要参加,但上午,我在大礼堂小广场上,居然还有维权人士扯条幅抗议,还有散发维权传单的。警察也不怎么管。 晚宴,薄也出席了,当然不与我一桌,我桌子上有重庆宣传部官员,一位处长吧,看到我桌牌上的名字,吃了几口就走了,他可能百思不得其解,这家伙怎么也是开会嘉宾? 处长不明白,为什么薄愿意掏钱办一场文化类全国性会议。 因为与会者有一二位来自北京的要人,薄要通过他子解一些中南海信息。 薄在面子上,做的还是不错的。唱红打黑,太过了,运动式的,急着出成果,表红心,不如习那样,装傻充楞,欺骗了党和国家所有领导人以及公知以及人民群众。 《重庆日报》假新闻遭当事学者公开揭穿作者:凯文 《重庆日报》2月3日报道《2010年知名专家“热评”重庆:很现代很亲民》,其中引述“吴祚来”的话称,“红歌是精神食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重庆市委、市政府就是在发掘和调动这种精神力量。”除吴祚来外,被提名引述的学者还包括王大伟、李林、胡星斗、胡鞍钢、崔之元、李希光等人。 吴祚来本人于当日晚间发微博郑重声明,他没有说过文中引述的话,“完全是欺骗,请重庆市委宣传部核实!”并感慨道:“重庆媒体,你不能这样公然造谎啊!!!” 在随后的微博中,吴祚来继续指责称,这已经是重庆媒体在他身上第三次制造假新闻了。他提供了前两次的网址,但据本台记者检视,这两次其实都是2010年8月27日题为《“唱读讲传”培育出重庆独具特色的城市精神》的同一篇文章。但吴祚来本人又提及还另有一篇关于青海的假采访。 在回答网友的询问时,吴祚来表示他没去过重庆,更没有与重庆媒体有任何接触,“我没见过任何重庆官员啊,红歌,我没亲身去听,根本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他还严肃地表示:“谁唱红我都没意见,但我对唱红歌行为还是难过,因为唱红歌时代,伴随着国家苦难,个人崇拜,民生凋比,我不会支持唱红歌的,请任何人不要借我名义支持红歌。” 最后,吴祚来讽刺道:“他们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勇气是哪里来的呀,这是新闻史上一个奇迹吧”,并称“重庆不是要打假新闻么,大家看看他们如何打!” 近几个月来大陆言论状况明显收紧,“假新闻”成为当局打压言论的有效武器,先有《成都商报》记者龙灿因“复旦黄山门”报道被逐,最近又有成都《看历史》编辑马兰因抗战老兵晚年待遇问题被指为“虚假报道”被辞退。此外,著名评论人长平也从南方报业集团“被辞职”。而重庆也于去年12月开展“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专项教育活动动员大会,要求“对编造、刊播、炒作虚假新闻的,坚决严肃查处。” 现年48岁的学者吴祚来则是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曾于2010年在媒体发表文章,炮轰赵本山小品《捐助》不尊重弱势群体,并称以赵本山为核心的文化集团已经同中央电视台结成利益共同体。民间文化集团借助央视的文化垄断,实现了文化效益与经济利益双丰收。他呼吁措施来限制这样的利益集团对民间公共文化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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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空道人
@Kongkongda5882
2026.11.12 20:03
信息量炸了!举报朱之文的两人,底细被媒体扒了个干净。 一个叫刘明,浙江湖州人;一个叫王平,山东济宁人。两人看着八竿子打不着,可把他们的说法摆在一起,这几个月搅黄十几场演出的事,脉络就出来了。 刘明接到记者电话时承认得很干脆,说自己就是实名举报人,材料递到了国家税务总局,理由是偷税漏税,还强调“有证据”。这个名字,朱之文不陌生。2023年,朱之文曾因名誉权纠纷起诉过他,庭外调解时,刘明亲手签下一份承诺书,白纸黑字写着不再在网络上发布关于朱之文的不实消息、不再侵害其名誉,签完字,朱之文撤了诉。 结果消停了几个月,举报的电话又响了。这回他不光自己打,还开始牵头组织别人一起打。记者问起那份承诺书,他的回答是,那只是承诺不发表没有依据的东西,“我们不是黑粉,也不是恶意举报,我们是正义的”。 王平的说法更绕,记者电话刚接通,他先纠正措辞:别说我举报,我是反映情况。反映什么呢?查朱之文演出穿的服装跟报备材料对不对得上,查他去学校参加活动教英语合不合规,理由是他觉得朱之文只有小学文化,去教英语会给孩子带来不好影响。他自己承认,从2020年就开始向部门反映,断断续续盯了快六年。 两个人的身份和理由摆出来之后,真正该看的是他们举报的那几件事,官方核查下来是什么结论。 网上传得很凶的那份“十五年纳税1.18亿”的稽查报告,菏泽税务部门明确说过从未对外发布,单县税务局把这条信息定性为虚假信息。也就是说,刘明用来举报的核心材料,税务部门早就给过否定答案。 翻唱剽窃这条,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规则写得很清楚,商演授权一般由主办方办理,不是谁唱谁申请。到媒体报道时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权利人公开站出来说朱之文侵权。 “劣迹艺人”这顶帽子更没着落,文旅、广电、税务几个系统的公开通报里,翻不出一条对朱之文的处罚记录。台儿庄那场穿“员外服”的演出,当地文旅核查完给的结论是手续齐全、内容合规,不立案、不处罚。 记者向多地主办方和相关部门求证,说法一致:那段时间取消的演出各有各的客观原因,没有一场是因为朱之文被官方定了性。 可演出照样黄了,朱之文自己统计,8月到10月,青岛、潍坊、西安、郑州、泰安、淄博、济南、曲阳,至少十五六场签了合同的演出被取消。在济南,妆化好了,演出服换好了,站在后台候场,开演前几十分钟被叫停。在泰安,人已经在高铁站排队检票,电话追过来,说不用来了。 主办方为什么这么怕?因为举报的人不光往文旅和税务打电话。有主办方透露,电话直接打到单位领导的办公室,话讲得很直:朱之文敢来,就带鞭炮到现场轰。一个县城开业请人唱三首歌,主办方算的账很简单:违约金赔得起,现场真出了事,签字的人担不起。取消,最省事。 朱之文把这轮举报概括成四个词:有组织、有预谋、有分工、有计划。举报的人建了群,群名就叫“扒朱”“打猪”,每个群上百人,有人盯演出行程,有人整理各地文旅部门和12345的电话,群成员照着统一话术打,打完把通话截图发回群里报备,连续几天不参与的直接踢出群。 事情走到这一步,朱之文没有坐在家里等。10月23日,他一个人去了单县郭村镇派出所,手机里存着群聊截图、举报录音、12345回执,在里面待了三个多小时。几天后又带着从北京请来的律师杨安明去了一趟,公安机关已经受理。他公开喊话,让举报的人亮出真名和单位,说自己本来就是农民,大不了不唱了,回去种地。 11月6日,他在高铁站候车时接受采访,说已经接到商演和公益演出,但不便透露地点,要防着坏人。他还提到,黑粉打电话来求和了,他没同意,因为对方打着举报他的名义募捐,募来的钱几个人分了。 举报是每个人的权利,这一点没有争议。可刘明签了承诺书又回来,王平盯了快六年,他们手里的指控被税务、文旅、版权规则一条一条核查否定之后,演出照样被搅黄。 人民日报评论这件事时提到一个细节:事实还没查清,被举报者的演出机会和声誉已经受到影响,而举报者隐于幕后。举报门槛低、保护力度高,本是为了鼓励知情者提供线索,属于合理的制度设计。但当这套机制被批量化、组织化地滥用,成本就全压到了被举报的人身上——清白证完了,合同已经作废了。 公器不能当暗器用。这句话,说给刘明,也说给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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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发
@wangdefapodcast
2026.10.25 10:30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晚上,北京。王晶垚回到家,接到一个电话,是妻子学校里的人事干事打来的,说:"卞校长受伤了。"九、十点钟,他带着孩子赶到邮电部医院。妻子躺在那里,遍体鳞伤,眼睛还睁着。头肿得很大,全是乌青色。孩子们被领到另一间屋子里。接待他的是七个人,学校里现在掌权的委员会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他要他们把名字写下来。这张写着七个名字的纸片,他留了下来。 第二天,他到西单商场买了一台照相机。照相机那时候是贵重东西,家里从来没有过,他花了几个月的工资。他拿着相机回到医院,在太平间里给妻子拍照。黑白照片上,身上大片的血斑看得清楚。她上身的衣服已经撕破了、剪开了,穿不上,他把这些衣服全都收起来。后面几天,清洗、换衣、火化,每一步他都拍了照。 死去的人叫卞仲耘,五十岁,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学校没有正校长,她排在三个副校长的第一位,在这里工作了十七年。这所学校里有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女儿,毛泽东的两个女儿也在这里读过书。她是被自己的学生打死的。前一天夜里王晶垚很晚才回家,她告诉他,下午红卫兵已经动手打了校领导,很危险了。他劝她暂时回老家躲一躲。她说,自己一走,就更证明她有问题,不能走。她说,打死像她这样身份的一个人,"就像打死一条狗。"两个人商量过给中央领导人写信,也商量过逃走,哪一样都没有做。八月五日早上,她起得早,走到他的房间说要走了。家里的老保姆劝她:"别去学校了。"她还是要去。临出门,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握了握手。 六月一日晚上,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那张大字报,是毛泽东批的,他批示说,"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女附中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署名的学生里有一个叫宋彬彬,高三,父亲是东北局书记宋任穷。隔一天,团中央派来领导学校运动的工作组进了学校,一进校就宣布热烈支持宋彬彬她们,支持学生造校领导的反。校领导靠边站,大字报贴满了学校,给卞仲耘定的罪一条一条写出来。一条是"反对党的阶级路线",证据是一九六二年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差两分没被录取——录不录,是学校请示了市委和教育局、按上面的指示定的,罪却算在她头上。一条是"反对毛主席",证据是三月里北京附近地震,她告诉学生地震来了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要不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她没有说带,只说要尽快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去。 六月二十三日,工作组开全校大会批斗她。她被押到台上,弯腰九十度。有学生跑上台,拿学校自制的、枪头包着铁皮的假步枪,这个一枪,那个一枪,把她捅倒在地。她几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浇她的头,揪着头发把她拖起来。工作组在旁边,不干涉。会后,她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检讨自己的"错误",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然后请求不要再对她用暴力。信里写: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叫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 信寄出去,没有回音。 七月底,毛泽东要借学生造反,打倒刘少奇,下令撤掉各学校的工作组,说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八月一日,他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说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以热烈的支持。"信一传开,各校红卫兵照着做。他又命令公安部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学生打人,警察不许管。女附中的红卫兵在这封信的前一天成立,接管了学校。八月五日一早,另一位副校长胡志涛去六月初刚改组的北京新市委,说中学里校领导的人身安全已经没有保障,得到的回答是:"你回学校去吧。"同一天,中共中央撤销了六月里刘少奇签发、要求北京大学制止"乱斗"的那个文件。 下午两点左右,高一的红卫兵先动手。胡志涛那时正在打扫厕所,她说,开斗争会应该先报告新市委批准。一个高个子学生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头上浇下去。卞仲耘、胡志涛和另外三个校领导被揪到大操场,戴上废纸篓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反革命黑帮"的牌子,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一字排开跪下。全校学生涌到台下。人群里有人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木工房里有待修的破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取开水。然后五个人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一边敲手里的铁簸箕,一边说"我是牛鬼蛇神",从大操场走到小操场。小操场有一堆修操场剩下的沙土,叫他们挑。有人把卞仲耘筐里的沙土用铁锨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就被劈头打倒在地。打人的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有从木工房拿来的桌椅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下戳出一个小洞,血从洞里涌出来。挑完土,五个人被揪回宿舍楼,在一楼厕所里淋了屎尿。宿舍楼走廊的白墙上留下一片血迹。她是这个学校的最高领导,"黑帮头子",打得最重。 下午五点来钟,她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还有人踢她,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东西,骂她"装死"。五点多,有人叫来校工,把她搬上一部平常运垃圾的手推车。胡志涛看见车上她两条胳膊红肿,眼睛张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嘴还在吐气,就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胡志涛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手推车推到学校北门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有红卫兵说这样推过去"影响不好",不准出校门。手推车就停在北门边。她的身体用大字报纸盖起来,上面压了一把大竹扫帚。车停了一两个小时。七点多,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新市委,才把她送进对面的医院。医生检查,尸体已经僵硬,死了多时。一位老师三天后写信给王晶垚,记下当时的情形:"换担架至医院时,四肢已硬。打四针强心针,又有何用?" 在医院里,同校学生、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来见王晶垚和大女儿,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上缠着袖章,要医生给卞仲耘做尸体解剖,证明她死于心脏病,不是打死的。写在那张纸片上的七个名字,第一个是宋彬彬,就是六月里贴第一张大字报的那个高三学生。八月五日那天夜里,宋彬彬等学校的负责人去了北京饭店,见到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打死了校长。据说,吴德告诉她们,打死了就算了,以后要注意政策。 八月九日中午,王晶垚收到一封信,署名"师大女附中一教师",八月八日下午两点写的,字是故意改了笔迹写的。信里把那天下午的经过一步一步记下来,信里说:"你必须坚强活下去,勇敢地斗争下去。"信里还说,要好好抚育老卞留下的四个孩子,尤其是可怜的四宝——最小的女儿,她还那么小。信寄到不久,学校有人上门追查这封信,凶恶地要他交出来。他拒绝了。 同一天火化。死亡证明上写的是"死因不明"。孩子们来跟妈妈告别。他和大女儿找了一块大手绢,把她的脸盖上,不让孩子看见那张满是青紫血痕的脸。小女儿十岁。运尸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广播里正在播《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家人听到里面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心里想,以后别的人不会再遭到她这样的命运了。同一个文件里还说到红卫兵这样的学生:"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一百万红卫兵。宋彬彬,纸片上的第一个名字,登上城楼,把一只红卫兵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报纸发表了两个人的对话:毛问她叫什么名字,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毛说:"要武嘛。"两天后,《光明日报》发表《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署名宋要武。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的规定: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北京太文明了","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 家里,小女儿发现,父亲睡的草席边沿都被咬碎了。他夜里睡不着,不能哭出声,就伏在席子上咬草席。多年以后大女儿说,"席子被啃烂了一大块"。一年以后,抄家的风潮过去了,一家人在家里的衣柜里给她布置了一个灵堂:照片贴在柜子的里壁,照片前放一支花。衣柜的门随时可以关上,除了家里人,谁也看不到。 三年后,进驻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给她的《审查结论》是"系犯错误的革命干部","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而死",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的是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那一套。一九七三年,她的死按"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校给了家属四百块钱。一九七八年,西城区委为她昭雪,说她是"由于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而"壮烈牺牲"。王晶垚一再要求用那四百块钱在学校里立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没有结果。 第二年,他递了控诉书,要求调查最后毒打她致死的那三四个学生,也控告外校的工作人员袁淑娥,她在六月那场批斗会上拿出一张剪去旁人的合影,只留卞仲耘和一个男老师,说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学生那一头没有下文。检察院对袁淑娥一案的答复是:"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决定不予起诉"。他接着告。一九八九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他说袁淑娥在批斗会上揪过卞仲耘的头发,决定书里写: "即使这种情况能够得到印证,也是运动中的过激行为,不能成为《刑法》规定的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 打人的学生,他没有起诉。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她们都是被利用、唆使的。" 那天她身上的东西,他每一件都用塑料袋仔细包好,装进一只皮箱:一件浸透了血的白衬衫,上面用墨汁写着"打倒"两个字;一块手表,表带打歪了,表针停在三点四十分。医院里那张写着七个名字的纸片,他也留着;她六月里写给上级的那封信的底稿,文革那些年一直藏在墙缝里;还有他拍的那些照片。他说:"血衣我全部保存。"几十年,这些衣服没沾过一次水。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二日,宋彬彬在母校的一个聚会上道歉,说她对卞校长的遇难"是有责任的",说那天她和另一个学生负责人刘进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一月二十七日,九十三岁的王晶垚发表声明,把八月五日这件事叫作"八五事件":"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他对采访的人说,她们说抢救了,说向医院提出了要求,这些都是假的,"他们从来没有急救过卞校长。"那年春天,一个记者在采访结束时问他,如果有一天又见到了卞校长,会对她说什么。老人一字一句地答:"我,没有忘记历史。"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凌晨,王晶垚在北京去世,一百岁。到这一天,打死他妻子的人,没有一个受到法律惩罚。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琴艺书屋全版,2019年,卞仲耘条,页39—64 ——王晶垚《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匿名唁函》,《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张敏采访王晶垚、王友琴,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2013年8月4日、2014年2月3日 ——冯翔《王晶垚:"我,没有忘记历史"》,《南方周末》2014年3月13日 ——宋彬彬《我的道歉和感谢》,2014年1月12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页62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1968年编印本,页265、266、26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晶垚同志治丧小组讣告,2021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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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发
@wangdefapodcast
2026.10.23 04:40
1959年到1961年,中国没有战争,也没有大的灾年,却饿死了几千万人。人口学者曹树基按各地方志统计,三年里全国非正常死亡约三千二百五十万。1961年秋收,毛泽东仍然要各地按"高产卫星"报上来的指标征购粮食。省、地、县的书记们知道,再这样收,还要饿死人。他们不敢批评大跃进,更不敢批评毛泽东,就换了一个说法:按党章规定,该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了。党的代表大会要选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再选政治局,开会就有换人的可能。11月,毛泽东决定另开一个会:把全国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和大厂矿的负责人都叫到北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工作会议不选举,不换届。会议保密,代表不许给家里写信、打电话,报纸电台不报一个字。1962年1月11日开会,到会七千一百一十八人,后来叫七千人大会。 会前 刘少奇1961年春天回了湖南。他在乡下走了四十四天,最后几天住回宁乡炭子冲的老屋。村民告诉他,塘里有水,没有旱。他姐姐哭诉,一个小队两个月就饿死了十一个人:"你在中央做事,要做点好事,要让人有饭吃呀!"路边电线杆上有张纸条,是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贴的:"我们饿肚皮,只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民兵把这当反动标语破了案,要给孩子挂牌、游乡。刘少奇对办案的人说:"你还不许人家骂娘?"他把孩子叫来问食堂好不好,孩子说:"好个屁!背时的食堂,害人的食堂,砍脑壳的食堂!"基层干部对他直说,要不再饿死人,只有包产到户。刘少奇表态:只要能恢复生产,什么办法都可以试。宁乡随即解散公共食堂,分田包产,湖南别的县跟着宁乡学,别的省跟着湖南学。回到北京,5月31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包产到户不止刘少奇支持。邓小平主张把它合法化,陈云、邓子恢赞成。到1961年底,毛泽东改口:生产已经恢复了,粮食增产了,要把责任田的办法变回来。安徽的曾希圣请求再试一段,毛泽东不置可否。 会上 毛泽东给这次会定的开法是:不开开幕式,每人发一份书面报告,直接分组讨论,各组记录先送他圈阅,再印发。全体大会原本只放在最后一天,聚一下就散。书面报告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 1月18日,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开会,彭真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第二天陈伯达开口:"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周恩来也说,主观上的错误"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 1月27日下午,人民大会堂第一次开全体会。刘少奇没有照念书面报告,手里拿着十几页用大字写的提纲,讲了三个小时。他讲了老家的水塘: "我问他们:一九六〇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 他说,过去讲缺点和成绩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讲到全党全民"饿了两年饭",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插了一句:"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病。" 刘少奇留着余地。他说三面红旗"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说"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有人问,彭德怀庐山上那封信讲的,不就是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吗?他答,信里不少具体事情符合事实,可彭德怀的问题"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但他提出,这几年反右倾中打错的人,要平反。 就是这样一篇讲话,各组的口开了。批评一直说到中央。有人问:全国到底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死了多少牲口,这笔账应算清楚。有基层代表问,"退居二线"是什么意思。主席台上的人都听得懂,这是在问领袖换不换。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用过的办法是:先休会,到会下找支持,再复会把方向扭回来。这次他照办。1月29日,林彪上台讲了三个小时:"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眼下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林彪讲完,毛泽东带头鼓掌:"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大会材料里留下一句没有署名的话:"拿人命作学费是不好的。" 林彪讲完,毛泽东当场宣布会期延长,大家留在北京过春节,开"出气"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1月30日,毛泽东讲话:"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还警告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书记:"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他同意退到二线,由刘少奇主持一线。 2月7日闭幕。邓小平读完决议,毛泽东问:"同志们有什么修改的意见没有?"全场鼓掌。"就不需要付表决了吧?"全场又鼓掌。散会。 会后 大会散后,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议题是基层代表提出来的:毛泽东辞去党主席。毛泽东带着林彪不到会,去了南方。朱德、陈云、邓小平表态同意他辞任,其他人观望。周恩来出来说:"主席还是主席,党主席仍由毛泽东担任。"事情就这样定了。毛泽东不在会场,可会上谁说了什么,他都知道。 2月21日到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不在。刘少奇说:"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陈云说,全国大多数农民粮食不够吃。 春夏之间,田家英下乡回来主张包产到户,陈云找毛泽东谈分田,邓子恢带着调查材料力争责任田。主持一线的刘少奇没有拦。7月上旬一天下午,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在水里,刘少奇走到池边问候。毛泽东在池子里开口:"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在更衣棚坐下,等他上岸,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刘少奇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8月,北戴河会议。原定议题是农村、粮食、商业。8月6日毛泽东在全体会上问:这两年国内的形势究竟是一片光明还是一片黑暗?他说包产到户、闹单干就是搞资本主义,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骂邓子恢"带头刮单干风",领导的农村工作部"十年没干一件好事",说田家英是右倾分子。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检讨。9月八届十中全会,他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包产到户被禁止。 1964年底。这两年刘少奇挂帅四清运动,整掉一批大跃进里作恶的基层干部。毛、刘发动这些运动,各有打算,都想整掉一批干部,换上自己的人马。各地干部开会讲"贯彻刘主席指示",他的像开始和毛泽东的像并排挂。12月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提出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泽东说:"不管怎么提,主要是整当权派。"刘少奇讲到运动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毛泽东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毛泽东讲话时,刘少奇插了话。会前邓小平还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毛泽东认定,刘、邓这个中央"一线"要夺他的权。散会后毛泽东发火:"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12月26日,毛泽东七十一岁生日,在人民大会堂请四十多人吃饭,席间说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说党有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没有人接话。12月28日,他一手拿《党章》,一手拿《宪法》走进会场:"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对刘少奇,他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1965年1月3日,三届人大选刘少奇再任国家主席,当天晚上毛泽东批他:"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中组部长安子文受众人之托去劝刘少奇:局面已经非常严重,千万不能跟主席发生矛盾。刘少奇在生活会上作了检讨。 1970年,斯诺问毛泽东,什么时候明确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答:"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为什么毛泽东一定要整死刘少奇 七千人大会让毛泽东看明白一件事:他闯了天大的祸,七千名干部关起门来骂了一个月,可军队支持他,林彪替他讲话;多数干部跟着周恩来,周恩来替他圆场;政治局议他辞任,最后还是"主席还是主席"。没有人能追究他。 可是刘少奇在游泳池说了"历史要写上你我的",毛泽东回答的是"我死了以后怎么办"。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斯大林死了三年,罪状被接班人一条条念出来。消息传来,毛泽东要中共把斯大林的功过定为七三开,让《人民日报》发文替斯大林辩护——维护斯大林,就是维护他自己的地位。现在他自己的接班人,当着他的面把饿死几千万人记成"你我"的账,记成要上书的"人相食"。他活着,刘少奇不敢写;他死了,写不写由刘少奇定。1966年5月16日的中共中央通知,毛泽东亲手加了一段:"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8月5日,毛泽东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骂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五十多天"何其毒也",接着一句:"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刘源问父亲,这"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是什么。刘少奇给儿子讲的,就是游泳池那一场。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打倒之后,刘少奇要求回湖南种地,不准。1967年8月5日他在中南海被批斗,押回办公室后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9月王光美被捕,子女赶出中南海,他一个人关在家里,停药。1968年9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签报《关于刘少奇历史三次叛变的罪行材料》,称他"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全场只有陈少敏一人没举手。11月24日是刘少奇七十岁生日,中央这天把决定在全国广播,汪东兴送来一台收音机让他听。他听完浑身发抖,呕吐,血压陡升,从此再没有说过话。 1968年7月他就得了肺炎。医疗组接到的通知是:要尽力治好,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1969年4月九大开幕,毛泽东仍是党主席,林彪写进党章做接班人。10月17日,刘少奇只穿一件上衣,没穿裤子鞋袜,裹在被子里,用担架抬上飞机,运到开封。11月12日早晨6时45分死去,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 江青后来在文革中说,毛泽东"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11月14日零点,遗体送开封火葬场。专案组对火葬场说,烧的是一具烈性传染病尸体,只留两名工人看炉点火。火葬申请单由专案组填写:死者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亡原因,病死。申请人一栏填的是他儿子刘源的名字,签字也是专案组签的。他的子女对父亲是死是活一无所知,三年后才知道。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19—421、425—426、441页;《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1961年5月31日),同书第337页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71、108、110、129、137、144—148、153、164、167、265、300、347—349页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91、117—118页 ——《刘少奇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1961年湖南调查;1962年西楼会议、北戴河会议;1964年12月20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12—113、147—148、154、158、161页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年8月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90页;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1970年12月18日),同书第十三册,第173页 ——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156页(西楼会议陈云讲话) ——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百年潮精粹·伟人印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85—86页(肖伏良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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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 中文- 德国之声
@dw_chinese
2026.08.17 05:38
【纪念江泽民百岁冥诞 习近平高度评价、胡锦涛未到场】 前中国领导人、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2022年11月30日逝世,今年8月17日是他的百岁冥诞。这天,中国官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替他举行纪念大会,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大约40分钟的演说。 据香港《明报》报导,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已故领袖诞辰通常只会举行座谈会,仅替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人举办过纪念大会,江泽民是第七位。此外,今年中国官方还替江泽民发行纪念币、纪念邮票;央视连日播出文献纪录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则在《人民日报》发表超过6千字的长文回顾他的一生。 在纪念大会上,习近平高度评价江泽民的生命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并多次强调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有巨大贡献。 习近平提到江泽民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说江泽民“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深刻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越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越要加强党的领导,抓好党的建设”。 习近平不忘借这次演说,重申自身的主张,包含要做到“两个维护”,也就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还说,在江泽民卸下党与国家领导职务后,仍然“坚决拥护和支持党中央工作……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谈到江泽民“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习近平称他“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习近平并以“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风波”来称呼六四天安门事件,赞赏江泽民当年“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 事实上,六四事件是江泽民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点。当时,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因反对镇压学生而失去权力,由江泽民取而代之。德国的汉学家列维(Katja Levy)曾形容他在外国观察家眼中是“机会主义者”,“如果不是赵紫阳下台,江泽民不会得到权力”;中国历史学者章立凡亦曾指江泽民善于在党内各派系间灵活运作,最后形成自己的派系,也就是所谓“上海帮”。 2002年,江泽民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位,将权力交给被普遍视为邓小平隔代钦定接班人的胡锦涛。值得注意的是,在江泽民百岁诞辰纪念大会上,卸任的前领导阶层人士多数都到场,但胡锦涛并未出席。 海外民主人士、《北京之春》期刊荣誉主编胡平在X平台发文指出,到场参加的「元老」包含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俞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岚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缺席的有胡锦涛、李瑞环、吴官正、罗干。 胡锦涛现年83岁,今年7月底曾有未经证实的传闻称他“食物中毒身亡”,在网路上引发热议。他上一次公开露面是2022年底参加江泽民的告别式;此前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胡锦涛曾被工作人员“请出”会场。官方当时说法是胡锦涛“身体不适”,但有观察认为,这展现出习近平与胡锦涛的立场与路线冲突,而胡锦涛被带走的画面象征性地呈现出“旧时代的终结”。 另一方面,在江泽民的纪念会隔日,刚于今年8月12日逝世的前总理朱镕基,遗体即将火化。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导,北京天安门,还有各省级特区政府所在地都会降下半旗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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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xiao Han 韩云霄
@HanYunxiaoUK
2026.11.14 18:50
📚 推荐一个值得收藏的历史资料宝库: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1946—2026)! 如果你是中国大学生,或者能够使用大学图书馆的校园网,一定要试试这个网站。 这里收录了从1946年至今的《人民日报》历史报纸,可以查阅历史版面、新闻报道、社论和重大事件记录。 几个特别值得挖掘的历史时间节点: 1️⃣ 1989年4月15日—6月初:从胡耀邦逝世、四二六社论,到六四事件前后的官方报道,看看人民日报是如何一步步改变口径的。 2️⃣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看看当年报纸如何报道,再对比1997年邓小平逝世时的宣传,看看政治宣传是怎样制造领袖形象的。 3️⃣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看看当年铺天盖地的盛世宣传,再对照今天的经济、社会和舆论环境,感受时代的变化。 4️⃣ 其他重大历史事件:从建国初期、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翻翻当年的报纸,看看那些年官方究竟是怎样讲述历史的。 最有意思的不是看它宣传了多少伟大成就,而是看看同一个政党,在不同年代是怎样变换说辞、转移责任、塑造领袖,又怎样把昨天的口号变成今天不能提起的历史。 有些历史不需要别人替你总结,直接翻开当年的《人民日报》,看看它自己说过什么。 📌 数据库入口: 注意:通常需要大学订购权限,校内校园网或学校VPN可能可以访问。 建议收藏,没事多翻翻。看看几十年来中共宣传机器的变化,也许你会发现:变的不是历史,而是它讲述历史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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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 中文- 德国之声
@dw_chinese
2026.07.08 04:42
【抄袭LV “老花” 图腾 中国茶饮店遭判赔1030万】 中国茶饮品牌 “茉莉奶白” 花纹商标,去年遭法国精品品牌路易威登(简称LV)控告侵权。 中国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本月判决, “茉莉奶白” 构成商标侵权,需赔偿人民币1030万元。 综合中国媒体报道,法院一审认定LV名下持有7枚四叶花卉图形注册商标,且长期使用于产品,具备市场辨识度;而 “茉莉奶白” 在产品及装潢使用高度近似的图案,构成商标侵权,除了需在判决生效10日内赔偿LV,所有门市及宣传渠道,都不得使用 “涉案近似花卉图形”。 此案在中国社群引起广泛讨论,有中国网友指出,LV商标形似中国古代装饰花样 “柿蒂纹” 及 “宝相花”,认为这是LV对中国 “文化挪用” 却 “反向起诉” 中国品牌。 中国官媒《北京日报》也指出,这起诉讼 “敲响了保护中国纹样版权的警钟” 。 中国《国际金融报》报导,“茉莉奶白” 在2024年更换商标为黑色几何四叶花纹,曾申请商标却遭驳回,“品牌改版前已明确知晓标识侵权风险,仍持续落地全线应用。” 美联社报导,LV的四叶花卉 “老花” 图腾可追溯至1896年,品牌表示该商标设计灵感源于欧洲日本主义及新哥德式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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