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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独裁者的行动手册《革命蓝图》】 新书出版‼️ 六四37周年之际,我们推出中文版 #革命蓝图# 以飨读者! 作者斯尔贾·波波维奇是推翻塞尔维亚独裁者米洛舍维奇的抵抗运动领导人之一,创办“应用非暴力行动与战略中心”培训50多国活动家,其学员参与格鲁吉亚玫瑰革命 乌克兰橙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社会运动 该书是务实的社会抗争行动指南,可以说是“社会活动家必备手册”。该书以故事丰富、可读性强、实用性强、创新性强著称,受到包括《卫报》和《纽约时报》在内多家媒体好评。《纽约时报》称,波波维奇愉快地颠覆了大多数人对非暴力斗争的常见认知。《波士顿环球报》称,该书提供了一套清晰、结构良好、易于应用的实践原则,适用于“大卫对抗歌利亚式”以小博大的抗争。 根据基于1900–2019年间大量历史数据的政治科学国际前沿研究,非暴力抗争不但是1970年代以后各国社会占压倒性多数的主要抗争形式,其成功率还是暴力抗争的两倍。 对简体中文读者来说,《革命蓝图》确实堪称颠覆了中国人对非暴力抗争的认知,有助于纠正社会偏见和认知误区,填补视野盲点和补充抗争工具箱。不管是访民、维权人士、人权活动家、不同政见者、新闻出版和传媒工作者,还是广大的政治反对派群体,乃至Z世代一般网友,都可以从本书中获得直接启发。专制政权的统治及其弱点将不再是秘密。将这些秘密祛魅以后,务实的抗争者将不再被恐惧束缚手脚。 务实的社会活动家和各种类型的实践者们,正好利用该书来充实知识库和武器库,也可以用来培训和自我训练。中国眼下抗争活动陷入低潮、抗争形式多样性衰竭、社会变革道路受阻,正好需要像《革命蓝图》这样的专业指导来补充新鲜血液。 公众在政治热情尚未被残酷现实扑灭之前,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绝处逢生:从行动指南中,找到振奋社会和荡涤悲观情绪的灵感启发,让公民社会从灰烬中重燃希望,为改变现状和推进社会变革,酝酿新一轮抗争浪潮。 《革命蓝图》简体中文版由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策划、#中国行动出版社# 出版,向广大中文读者免费发行,希望借此鼓励公众积极学习各国抗争经验,自发探索属于中国的社会变革道路。 电子中文版《革命蓝图》将于六月四日 正式在 中国行动网站、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网站、光覆之路网站 刊发,届时读者将可免费下载《革命蓝图》。 #最好的纪念是新的抗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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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加拿大的咨询公司合伙人、飞马国际出版社创办人李丰果先生(@LifengguoCanada)信奉保守主义价值,对西方的左右派博弈认知深刻。他近日在一篇书评中指出:“近年来海外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裂变。相当一部分人仍然依照多年的认知惯性,将西方自由民主社会整体视为一座灯塔,并在主流媒体和左派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没有充分认识到‘两个西方’,左与右的撕裂,左派的极端泛滥对西方社会的伤害,已经到了关乎文明社会生死存亡的程度。” 他认为,“ 而在应对西方左派泛滥的大潮中,日本社会天然的保守传统,又使其成为全世界几乎硕果仅存的文明样板之一,也必然成为美国保守主义复兴的最佳盟友。” 他高度评价川普总统和高市早苗首相的联手,认为“让人期待看到当年美国总统里根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联手的再现。”——这是全球无数保守派的期待,甚至确信。 世界大变局中的日本 ——读康尼、曹长青新作《高市早苗》 作者:李丰果 (台湾《锐传媒》编者注:作者李丰果先生现居加拿大,担任咨询公司合伙人,飞马国际出版社创办人,著有长篇小说《病理笔记》。) 二战奠定了我们今天的世界格局。在几十年的发展演进中,有两个最大的变化因素令人深省:一个是中国的崛起,一个是西方世界内部的分裂,即左派的极端化。 中国经济的崛起并未改变其政治倾向,相反,随著经济能力和科技力量的增强,对国内的控制变本加厉,对世界的威胁也与日俱增。用中国政府的话说,“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试图重新划定原有的国际势力框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过去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变种表达。 中国从外部对自由民主世界构成威胁,而欧美传统民主国家内部左派势力的极端化,则从内部对文化、传统、政治和社会体系进行全方位的摧毁。可以说,西方世界的文明危在旦夕,以西方文明为基础的世界文明格局也同样危在旦夕。 虽然西方左派在传统意识形态的惯性上仍然秉持著民主这面大旗,甚至很多人都认为,左派对价值观的坚持让他们在对待极权中国的问题上立场更为坚定,但实际上,西方左派的意识形态基因和共产极权有一脉相通之处,中国、苏联的共产极权,其思想和实践渊源也本自欧洲。 一个最为意味深长的现象就是,苏联解体之后的俄国,长期无法进入西方世界的怀抱,仍然被视为比共产中国更具威胁的敌对力量。这背后其实透露出俄罗斯在传统保守价值上与西方左派意识形态的冲突,也让很多人看不见俄乌战争背后更为复杂的历史与观念因素。 而中国则几乎获得了歌颂般的欢迎。如果不是因为新的领导人颟顸自大,以中国的迷惑性,加上骨子里天然亲近的西方左派的合作,对西方的渗透和影响会更加不可限度。在经济全球化、各国经济高度联动的情况下,极权和左派政府在利益寻租的空间上更为灵活,整个自由世界势必受到更加严重的侵蚀。长此以往,内外夹击,文明世界危乎殆矣。 幸运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毕竟有著深厚的自由传统和保守主义根基。以川普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力量开始艰难地改变这一格局:在美国社会内部遏阻左派的泛滥,在国际上结束跛脚的经济全球化,重新以关税等手段改变和重塑世界格局。 在这个美国孤军奋战的过程中,日本尤其关键。 在亚洲地缘政治上,日本长期处于战败的阴影之中,隐忍苟且,任由中国以二战受害者的道义制高点肆行其意。二战结束至今已经八十年,日本对中国进行了大量援助,日本人已经成为世界公民的道德典范,日本社会对国家正常化的渴望,就像德国和意大利那样,完全是合理诉求。 尤其在中国经济崛起之后,其专制面目日益暴露,并不断挑战国际规则,这更令国际社会渴望出现一个亚洲的文明代理人,日本无疑是最合适的候选者。 而在应对西方左派泛滥的大潮中,日本社会天然的保守传统,又使其成为全世界几乎硕果仅存的文明样板之一,也必然成为美国保守主义复兴的最佳盟友。在整个世界试图突破二战以来形成的格局,应对中国崛起与左派泛滥这两大威胁的转变中,日本地位的上升,是其内部呼声和外部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为高市早苗的第一本中文传记,作者曹长青和康尼伉俪,可以说天然就是这本书最合适的作者。他们的经历、学识和思想储备,使这部作品得以在短时间内以高质量面世。 曹长青先生作为中国异议人士,对中国极权体制有深入的了解和批判。近些年来,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左派极端化的批判逐渐成为曹长青先生关注的重心。 由于世界格局日益深化的复杂性,近年来海外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裂变。相当一部分人仍然依照多年的认知惯性,将西方自由民主社会整体视为一座灯塔,并在主流媒体和左派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没有充分认识到“两个西方”,左与右的撕裂,左派的极端泛滥对西方社会的伤害,已经到了关乎文明社会生死存亡的程度。更有甚者,在光怪陆离的信息面前失去了常识和理性,陷入各种荒诞的阴谋论之中。 具有中国成长背景的人,能冲破中共极权宣传,认识到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适价值,已属不易;能进一步冲破西方左派的迷魂大阵,则是更加不容易的一件事。正因为作者有这样一贯清晰独到的思想见解,本书才能准确而全面地把握高市早苗的特质,以及她在所处时代中的特殊意义。 本书把高市早苗当选将会带来的日本变革称之为再一次的“明治维新”,指向的包括日本国家正常化在内的一系列呼声。这些呼声的背景,也正基于前述自由世界所面临的内部左派政治和外部新兴强权的双重威胁。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川普总统与高市早苗的联手,让人期待看到当年美国总统雷根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联手的再现。本书详细介绍和分析了高市早苗所面临的内外部挑战和施政方向,包括对中日关系未来走向的推演,理据扎实令人信服。 高市早苗之所以能担此重任,实非偶然。本书对其所取法的保守主义思想渊源的介绍,堪称一份保守主义思想与实践的资源地图:从美国的建国先贤汉密尔顿、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到亚洲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台湾总统李登辉,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所言所行,都值得读者潜心玩味。 高市早苗的个人奋斗尤其励志。在男性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日本传统社会,女性首相的出现,而且获得压倒性的支持,实属罕见。书中高市早苗的个人成长和奋斗历程,对青年人的个人职业和事业发展亦极具启发。 从我们对台湾社会的观察就可以看到,无论在当下世界,还是人们所期待的中国社会民主化之后,左派思维都具有极大的蛊惑性和破坏力。围绕高市早苗的思想和行动,本书既呈现了世界格局正处于转捩点的重大意义,又向中文社会对什么是保守主义价值观念作了切实而深入的提示。 当下我们都习惯于在手机上碎片化地汲取信息,而这样一本难得一见、发人深省的好书,值得我们持茗安坐,获得一份深度沉浸的精神滋养。 ——原载台湾《锐传媒》2026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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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白人更加高大强壮,为什么冷兵器时代打不过黄种人?因为真相是,白人的强壮能打是假的,黄种人才是真正的好战。   真正决定胜负的从来不只是块头把今天欧洲街头年轻人的身材直接搬回中世纪,很容易得出一个看起来挺顺的结论:个头高、骨架大、力量足,拿起刀剑自然更加占便宜。   可真正翻开战争史,会发现战场根本不按健身房里的规则计算胜负。一个士兵能举多重的东西固然有用,一支军队能不能在几十公里甚至几百公里范围内保持队形、听从命令、及时补充人员和物资,分量往往重得多。   欧洲人自古就普遍高大,其实也是现代视觉印象投射到了过去。也就是说,今天北欧一些国家接近一米八甚至更高的平均水平,不能直接套到一千年前。   中国自己的数据更直观。从战国时代开始,持续数百年的诸侯竞争迫使各国不断强化征兵、行政和军事组织。剑桥中国史研究指出,战国时期已经发展出广泛的兵役制度,战争规模随之扩大,国家对人口和军事资源的直接控制也越来越深。   秦国为了增强军力,又建立更专业的军事力量并扩大征兵范围。一个农民进入军队以后,面对的已经不是几十个人临时凑起来的械斗,而是编制、命令、训练和国家动员共同组成的战争机器。 这种传统后来并没有消失。唐代前期以府兵体系为重要基础,到了8世纪以后,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越来越多,并逐渐成为边疆军队的重要力量。   宋代更值得重新认识,剑桥大学出版社刊载的研究明确指出,宋朝长期维持规模庞大的常备军,中央和地方都有由政府发薪、训练和装备的职业士兵,军事行政体系也相当庞大。   过去把中国古代军队简单理解成“农民发把刀就上战场”,和真实历史相差很远。欧洲中世纪当然也有极其精锐的武装力量,尤其是骑士阶层。   剑桥战争史把骑士视为公元1000年至1300年前后西欧战争的重要核心,不过欧洲长期处于数量众多的王国、公国和领地并存状态,不同领主掌握自己的军事资源,军队的持续性、训练水平和组织方式差别很大。   直到中世纪后期以及近代早期,越来越多欧洲国家才逐渐以职业常备军替代封建征召力量和雇佣军组合。问题到这里就清楚了一半。单个欧洲骑士很强,并不等于一支欧洲军队在所有战场上都占优势。 很多网络文章爱说欧洲骑士穿三四十公斤板甲以后行动困难,这个说法也经不起资料核对。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给出的资料显示,典型战场全身甲通常约20至25公斤,而且重量分散在身体各部位,经过训练的人仍然能够保持相当好的活动能力。   欧洲骑士真正遇到麻烦的地方,并不是穿了铁甲以后走不动,而是他们碰到了一套完全不同的作战系统。蒙古军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剑桥《蒙古帝国史》把蒙古军事体系概括为以十进制组织起来的高度机动骑射军队,这套编制还方便不断吸收其他地区的士兵。   美国陆军大学出版社的军事史研究则指出,蒙古军大量依靠骑射、机动和佯退,通过速度拉开敌人阵形,再寻找机会包围或分割。骑兵携带所需物资的能力,又降低了高速机动作战对传统补给线的依赖。   1241年的中欧战场把这种差别摆得很直接。1241年4月9日,蒙古军一部在利格尼茨击败波兰及其盟军;4月11日,蒙古主力又在莫希击败匈牙利军队。 剑桥出版的蒙古帝国史资料确认了这两个具体日期,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学对两场战役的研究则把蒙古军的优势归纳为速度、欺骗、快速集中和包围。   两场重要战斗相隔只有两天,这种跨地区协调能力,本身就比“谁长得壮”更能解释问题。再往深处看,冷兵器战争里真正昂贵的东西也不是肌肉,而是组织。   一名壮汉可以挥动更重的兵器,却解决不了数万人的粮食;一个勇猛骑士可以冲垮一排步兵,却无法代替侦察、通信和指挥;单兵力量再出色,只要队形散掉、命令传不出去、后勤跟不上,很快就会变成一群各自作战的人。   战国时代长期形成的大规模动员传统,中国历代不断变化的常备军与职业军人制度,再加上北方草原社会形成的骑射和机动作战能力,使欧亚大陆东部很早就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大军团战争经验。   所以历史上某些东方军队给人留下“特别能打”的印象,关键并不需要诉诸某种固定的人种生理属性。更加准确的解释是,长期战争竞争催生了更强的动员、更严密的编制、更成熟的战术以及对大规模人员和物资的调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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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个姊妹提到自己78年上大学时不满16岁,跟着77级的师姐去找一个还在上海监狱里的老师学法语。这个老师叫金鲁贤,中共建政初期,许多海外游子怀抱报效祖国的初衷回归,学理工的还会受到中共待见,学人文的就要看运气了。1916年出生于上海的金鲁贤1947年游学法国,1950年获罗马宗座额我略大学神学博士学位。1951年,金鲁贤回到上海,曾出任徐汇修道院代院长,很快又继任耶稣会中华会省代巡阅使。 1955年9月8日夜,中共对天主教上海教区采取镇压行动。时任上海教区主教、苏州及南京总教区宗座代办龚品梅主教(后由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擢升为枢机主教)及包括金鲁贤在内的大批神父,以“反革命”罪名同时被捕入狱,后来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金鲁贤在监狱中度过18年又接受劳动改造9年,1982年,金鲁贤才获释,担任佘山修院院长。恢复自由后,他调整了与中共的关系,采取合作态度。1985年1月27日,金鲁贤由周村教区宗怀德主礼、汉口教区董光清和南京教区钱惠民主礼襄礼,祝圣为上海教区助理主教,获得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承认,但未得到教宗任命和批准。 1988年,张家树去世后,金鲁贤接替其职务。1989年,上海教区信徒在弥撒中恢复为教宗祈祷。2004年,他向罗马教廷请求宽恕,并恢复与教宗的共融,获教廷认可为上海教区助理主教,因此成为教廷与北京政府双方都承认的主教。 金鲁贤能够说多种欧洲语言,曾经会见许多中国教会的海外神长、国外关心人权和宗教自由的人士,如陈日君枢机主教、谷寒松神父、美国总统克林顿、德国总理默克尔等。 2006年5月23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见金鲁贤主教并参观徐家汇主教座堂,金鲁贤用德语当场谢绝了默克尔关于由德方援助复建毁于“文革”的徐汇大堂管风琴的提议。 2007年,上海辞书出版社为金鲁贤出版了《金鲁贤文集》,该书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间的部分牧函,以及金鲁贤主教在罗马宗座额我略大学攻读神学博士时的博士论文等。还有一些是金鲁贤对教会面临相关问题的看法和建议。 2009年,金鲁贤出版自传《绝处逢生·上》,该书记载了金鲁贤早年的生活经历,以及20世纪50年代回国后的种种遭遇,颇具史料价值。金鲁贤在书中为自己的行为作出很多辩护。该书出版时一波三折,遭到宗教主管部门严格审查,最终未能正式出版,金鲁贤自费少量印刷赠送友人。 2013年4月27日,金鲁贤在上海瑞金医院逝世,享年96岁。8月19日,依据金鲁贤“葬礼从简、骨灰海葬”的遗嘱,上海教区为金鲁贤举行了骨灰海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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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二年秋天,广州。陈公博的家事已经料理完,去美国留学的护照已经领到,还等美国领事签字和船期。这时候张太雷来了。他是党中央从上海派来的,带着党的书记陈独秀的亲笔信,要陈公博立刻离开广州去上海,因为上海到处传说,陈公博帮了陈炯明。陈炯明是广东的军政首脑,几个月前刚把孙中山赶出了广州;而上海的党这时已经站到了孙中山一边。陈公博问,凭什么证据。张太雷说,上海许多国民党员都这样说,香港的报纸也登过。陈公博说: "我没有做过陈炯明的官,没有拿过陈炯明的钱,并且也没有见过陈炯明。" 多数人知道陈公博,是因为他后来的事。他从美国读书回来,成了汪精卫的亲信;一九三八年汪精卫要离开重庆,单独出面同日本讲和,他劝汪这样做必定身败名裂,劝不住,一九四〇年还是去南京进了汪精卫的政府。汪精卫死后他做了代主席,抗战胜利后以叛国罪被判死刑,随后被枪决。很少有人记得,张太雷来的一年前,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十三个代表之一。他后来写,他离开共产党,起因就在那次大会。 一九二一年六月,广州的共产党小组收到上海来信。信上说,共产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请广州派两个人去,随信寄来二百元路费。共产国际是莫斯科管各国共产党的机关:各国的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按它的章程,支部对它绝对服从;钱也从它那里来。这一次开会,各地代表的路费都是它出的,每人一百元,散会再领五十元,那时在湖南教书的毛泽东,月薪八元。 在广州当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兼着一个校长,正在争一笔修校舍的款子,也不满外国人突然发通知包办会议,没有去;派了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刚结婚,带着新娘坐邮船到了上海。 七月二十三日,大会在法租界李汉俊家里开幕。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科尔斯基,都在座,路费是他们出的。北京来的张国焘去过俄国,被推做主席。会上表决一个议案:共产党员不许参加政治,连校长也不许当。陈公博反对,说共产党本来就是要去斗争的,为什么连校长都不能干。张国焘坚持表决,多数赞成,通过了。第二天晚上,张国焘提出把昨晚的决议取消。陈公博问,大会通过的议案怎么可以取消。张国焘说,是俄国代表的意见。陈公博气极了,说昨天我反对,大会否决了我;今天只因为一个俄国人反对,又要取消: "这样不必再开大会,只由俄人发命令算了。" 决议还是取消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法租界的警察搜了会场,剩下的会改到嘉兴南湖一条船上开,两个外国人怕被盯梢没有去,陈公博也没有去。大会决议还规定:党中央每月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散会,每人再领五十元。 回到广州,陈公博和谭平山、谭植棠都在学校教书,每月把薪水的赢余拿出来当党费。办《广东群报》没钱,他的衣物典尽当光,妻子的金钏也进了当铺,换排字工人的伙食。他后来写,广州的共产党没有用过苏联一个钱,这样辛辛苦苦撑了一年。 上海不是这样。八月,陈独秀回上海做书记。马林要张国焘拟一份工作计划和预算,给党的工作人员定月薪。陈独秀冲着张国焘发火:这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当无报酬地为党服务。张国焘反问他:我们自己没有钱,今天筹到了,明天怎么办? 十月四日,法租界巡捕把陈独秀抓走了。马林替他请外国律师、找铺保,前后花了几万元。陈独秀在监房里对同时被抓的同志说,统治者这样无情地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必再有疑虑。出狱以后,他按马林的要求定期写工作报告,按月领款。第二年六月他给共产国际算了一笔九个月的账:党的经费,共产国际给了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己募捐一千元。那个不肯要钱的人,坐了一回牢,想明白了:没有俄国的钱就没有这个党,要当这个党的领袖,就得听莫斯科的。 陈独秀出狱后的那个冬天,马林到广州,国民党的张继陪着他,约陈公博在长堤的西濠酒店谈话。张继提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并,听得出两个人已经商量好了。陈公博很诧异:一大的宣言不是还把孙先生骂得一文不值吗,怎么变得这样快?他问,合并以后共产党解散不解散。不解散。那么党员就有了两个上级,两个上级的命令不一样,服从国民党就是背叛共产党,服从共产党就是背叛国民党,叫党员怎么做人?张继说,两个党都是革命党,发的命令自然不会不同。辩了两个钟头。马林话不多,说他要先去桂林见孙中山。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晚,孙中山登上军舰避难;十六日凌晨,陈炯明的部队炮击总统府。孙中山八月到了上海,要打回广东,缺钱缺枪。马林在上海见了他,他答应支持苏俄的军队留在蒙古、苏俄保有中东铁路(俄国在中国东北修的那条铁路),请苏俄出钱帮他打陈炯明。苏俄要的就是这样一个肯合作的人。共产国际此前已经指示:共产党员全体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孙中山,反陈炯明。 可是陈炯明两年来一直是广州共产党的庇护人。孙中山在广东连年打仗,为军费横征暴敛,陈炯明不肯再跟他北伐,要保境安民。他让陈独秀在广州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讲习所,出钱给陈独秀办《广东群报》,支持了那年一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陈公博说他没拿过陈炯明的钱,办报的这笔钱,拿的人是陈独秀。陈独秀在六月以前还在劝陈炯明加入共产党。 八月底,马林在杭州西湖召集中共中央开会。五个中央委员,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一致反对加入国民党。马林问:中国党服从不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陈独秀后来写下了这一句: "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 命令传到广州:联孙反陈。广州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不肯像陈独秀那样,共产国际说什么就做什么,继续拥护陈炯明保境安民。谭植棠被开除,陈公博受到严重警告。他反对俄国人操纵这个党,照样在报上写文章支持陈炯明。接着,张太雷带着陈独秀的信到了广州,要他去上海。 陈公博对张太雷说,他是个穷教授,不能花着留学的钱呆在上海等。张太雷劝他:要留学,何必去美国,何不去莫斯科。陈公博说,他联陈不联陈,陈独秀应该知道;去美国,也是陈独秀在广州时就赞成过的。 他一口拒绝了,只托张太雷带一封一千多字的信给陈独秀。他后来回忆自己当时声明: "我声明自今以后独立行动,绝不受党的羁束了,我也从此脱离共产党了。" 十一月,他从香港搭船走了。 ——陈公博《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我与共产党》,包惠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均见《"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77、386—390、416—430页;《"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75—578页 ——石源华《陈公博全传》,稻乡出版社,1999年,绪言及第371、428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东方出版社,第159、164页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19、304、318—319、340—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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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斗倒王明? 一九四二年三月,延安中央医院,王明病好转了,正准备出院。三月十三日,主治医生金茂岳给他吃了一片药。后来医生会诊的总结写着:“三月十三服一片即头晕,三月十四服二片,即呕吐头晕、肝剧痛、脾肿大、心区痛。”十五日金茂岳又让他吃了一片。此后几个月,金茂岳给他开大剂量的甘汞加小苏打。王明自己记下的是:“从1942年3月到5月,金茂岳逐渐用大剂量的含汞药物来毒害我。”“我常常失去知觉。” 陪他住院的是妻子孟庆树。她不懂医,看他吃了药反应异常,不许他再吃,把药扔了。后来她连药方也不照了,自己去找中医西医。王明晚年写:“我能够免于一死是由于当时陪我一起住院的、我的妻子孟庆树的精心照料和警惕性。” 四年多以前,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坐苏联军用飞机到延安,毛泽东在机场的欢迎大会上讲话,说这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他那年三十三岁,是斯大林派回来督促中共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课本里讲的“王明路线”,说的就是他。 他带回来的是莫斯科的方针。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讲“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要中共服从国民政府的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到前线去打日本。毛泽东的方针是另一套。四个月前的洛川会议上他已经定下:军队不受国民政府调动,避开日军的正面,绕到敌后去打游击,趁日本占领中国的时候全力壮大,等日军杀伤了国军再夺国民党的天下。八路军出发前,他和朱德召集干部训话,据后来投向国民党的八路军支部书记李法卿说,定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十二月会议上多数人站在王明一边。毛泽东表面不否定王明的口号,内部照旧指示八路军、新四军不受国民政府调遣,对日军避战。王明会后去武汉主持长江局。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提出王明不要再回武汉去,表决,五票反对,三票赞成,他只好把事放下。 八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回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中共的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九月六中全会,毛泽东作报告,把避战的方针叫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只准打游击,擅自对日军开战的干部要受军纪处罚;王明接着作报告,讲的还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一回在座的高层多数站到了毛泽东一边:一年多下来,军队翻了两番,地盘大了,延安太平无事。全会照王明的提议决定召开七大。七大要选新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担心王明在七大上接任最高领袖,这个会他拖着不开。手握新四军的项英明说要在七大上支持王明取代毛泽东。毛泽东先把新四军九成的部队调到江北交给刘少奇,只留项英和军部在皖南;一九四一年一月军部按毛泽东指示的路线南下,被国民党军围住打散;三月,项英在逃亡途中被随行的副官枪杀。这就是皖南事变,毛泽东是借它除掉项英的。六月,德国进攻苏联,斯大林顾不上延安了。毛泽东让胡乔木、王首道等人编《六大以来》,收进五百多篇文件,对他不利的删掉,加进他在党内一贯正确的话;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整风,全党拿这本书作学习范本。 十月四日,毛泽东把季米特洛夫的来电交给王明,让他先考虑怎么回。电报问了十五个问题,其中一条是:德军还在继续进攻苏联,中共准备在中国战场上采取什么行动打击日军,让日本腾不出手去打苏联;另一条问中共对统一战线的团结究竟持什么立场。问的还是四年前争过的那两件事。王明的老师米夫,三年前已经在苏联的大清洗中被处决。近三年王明没有直接收到过季米特洛夫的联络。七日晚上,毛泽东带着任弼时、王稼祥到他住处商量回电,他当面说:“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左。”整风前,他还要求在党的大会上和毛泽东辩论,请共产国际评判。八日晚上书记处开会,他又作了长篇发言。 毛泽东接着说。王明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的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在座的人一个接一个批评他,康生也在内。 这之后王明病了,住进中央医院。在医院里他写诗:“自是凛然争气节,独逢乱谄不低头。”他说毛泽东是在“建立个人党内专制和个人军事独裁”。毛泽东那段时间写了九篇文章,骂王明和王明从前的同盟者。文章里叫他们“最可怜的小虫”。毛泽东把文章改了又改,没有发表,收了起来。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整风的事归总学委管,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事也归了总学委。金茂岳是中央医院的妇产科主任,王明住院,院里派他做主治医生。八月十三日王明回到杨家岭家里,他继续上门给王明治病。 整风期间,刘少奇几次告诫王明:“你千万不可冒犯毛泽东同志。”王明说,我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很正常的吗。刘少奇说:“中国国情不同,批评毛泽东同志就是犯上!”王明问,党章上有这一条吗。刘少奇说,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形成的,他的领袖权威不能碰。王明说,你这么说,毛泽东同志岂不是成了皇帝。刘少奇说:“是的,你说得一点都没有错,毛泽东是皇帝,是革命的皇帝,是中国革命的皇帝。” 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两个苏联军事记者来看王明。他问,能不能用他们的电台给季米特洛夫发一份电报。他们同意了。他后来写:“我想,这是我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二月,回电到了,季米特洛夫说:“我们设法用飞机把你接到莫斯科治病。” 二月十二日,金茂岳又给他开了甘汞加小苏打。一星期后开了单宁酸灌肠,浓度高到会诊总结说的“有严重危险”。王明没有吃,也没有灌,把处方留了起来。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不在。会议把中央书记处改成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个人,毛泽东任主席,并且规定:“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两天以后,三月二十二日,王明把金茂岳开的处方交给了苏联医生阿洛夫。 会诊安排下来了。一位医生搬到王明家里住了一个月,为他熬了一个月的尿,把薄金片丢进尿里再夹出来,放到显微镜下看,金片上要是有红色,就是汞沾在上面。“里面有几次阳性。他是慢性中毒。”六月三十日正式会诊,七月二十日作出结论:金茂岳给王明吃的汞“超过极量”,“足以引起数人中毒或致死”。金茂岳在结论上签了字。一次开会,当着一屋子医生,他跪在孟庆树面前哭了很久,说他是错了,但不是故意。他随身带的一本《军医必携》里写着甘汞不能和小苏打配用,那一行下面有他自己用红笔画的线。跪在王明床前那次,他说得更明白:“是李富春吩咐的。他说,您是个教条主义者,是反对毛主席的,因此决定要除掉您。我是主治医生,他们就把这事委托给我了。”李富春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下毒,是毛泽东指派金茂岳做的。 当局的结论不是这样。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李富春、李克农组成调查委员会,前后讯问金茂岳十二次,结论是医疗事故,“由于操作疏忽、经验不足”。一九四四年十月,延安市法院判金茂岳有期徒刑五年,缓刑五年。同一个月他回到中央医院,仍旧当妇产科主任。 接王明的飞机来了。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架苏联飞机落在延安,机组等了又等,空着飞走了。十月二十日又来一架,等了四天,带走几个苏联情报人员,没有王明。苏联联络员孙平在日记里写:“医生们一次一次地被叫到行政领导机关去,要他们说王明病得很厉害,王稼祥身体也不好,他们都受不了飞行的劳累。”十月二十八日,苏联医生阿洛夫去看王明,王明一看见他就哭了。王明的儿子记得,母亲有一次关上门,在屋里的土地上又踢又滚,用布堵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 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主持高级干部大会。王明没有来,孟庆树代表他出席。一个叫李国华的干部从关押的地方被带到台上,揭发说,孟庆树头一年对他讲过,“王明同志之中毒是中央某某人所为”。孟庆树上台,否认说过这话。十五日,她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说李国华是“撒谎”“造谣”,信里写道:“再一次以十万分的热忱感谢毛主席。” 十一月十三日到二十七日,政治局开会,继续批王明。王明没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从前年九月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两年,我还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不忙解决这个问题。”他说的码头,是眼下这个中央委员会。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四中全会,共产国际的人把王明一派扶上台;一九三四年的五中全会,是博古他们主持选的。延安的这个中央,还是这两次会以来的班底,当年给毛泽东定“机会主义”的也是他们。他现在管着这个中央,名分上却还是人家选出来的,所以要再忍一忍,等七大来选一个新的。他又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 二十九日,李富春代表中央去和他谈话,要他检讨。十二月一日,孟庆树代笔、王明签名,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写了一封信:“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一切问题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十二月十三日,季米特洛夫给王明来电:“至于你们党内的事,你们自己去解决吧,我这儿一时鞭长莫及。”二十二日,他给毛泽东发了一封长电。电报说,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它过去的领导人不得干预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日,毛泽东回电。关于周恩来:“我们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关于王明:“王明一直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在我看来,王明是不可靠的”。他举了两条,一是王明从前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过,在狱里承认了党员身份才放出来;二是王明和米夫的关系可疑。关于康生:“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七大开会前,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毛泽东以前的历任领袖都定成犯了“左倾”或“右倾”错误,王明是“左倾机会主义”。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王明病重,要请假,毛泽东亲自到他家里,请他务必参加开幕式。他被担架抬进会场。四十四名中央委员,王明和博古排在最后两名。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西柏坡,毛泽东的住所。王明问他,六中全会上刘少奇把“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释成“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整风时又把“一切服从”“一切经过”这两个口号定成“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你现在怎么想。毛泽东答:“这完全不是少奇的发明,这都是我的发明。”“在这些方面,我都是不对的。”王明说欢迎他的进步。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满脸通红,敲了一下桌子,喊起来,说他一定要创立毛泽东主义,党的历史要写成他个人的历史,七大党章已经定了,王明不承认也办不到。至于今天谈的话,“你应该像太庙里的金人那样三缄其口,不能对任何人讲!而一旦讲了,那么,哼,你知道,我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两个人又争了两个来小时。孟庆树找来,说到处找遍了,回家吃晚饭吧。一直坐在屋角听的江青站起来:“这两个老公鸡真是厉害得不得了;一见面就斗;一斗起来就没个完。”第二年三月十六日下午五点,毛泽东带着博古、张闻天、杨尚昆写的交代材料到王明住处,要他也写一份,骂自己,骂博古他们,骂俄国人。他说:“如果你不交代,我就要像对待博古那样来对待你!”王明让他把材料带回去。 中共建政后,王明当了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后来长期卧病。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在刘少奇和其他同志,其中还有几位苏联同志的帮助下”,他从北京医院的病床上直接上了苏联飞机。二月一日,他写道:“我再次来到我们大家的亲爱的莫斯科。” 九月八大,九十七名中央委员,王明得票最少。他的工资按行政五级发,秘书代领,换成卢布,半年寄一次。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起,再没有寄过。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王明死在莫斯科。从一九五六年上飞机那天起,他没有再回过中国。三个月后,毛泽东把一九四一年那几篇骂王明的文章找了出来,仔细看了一遍。一九七六年八月,他死前一个月,又请人读给他听了一遍。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6、151、168—169、287—289、306、589—590、603、634、636—637、642页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943年11月13日—27日条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4、295—296页(1974、1976年毛泽东重读九篇文章;王明1943年12月1日信)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孙平)《延安日记》中译本,1943年8月26日条 ——王明《中共五十年》,徐小英等译,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38、40—44、71、76—79、145、152页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第223—229页(1943年7月延安医生会诊总结、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会诊医生口述及胡乔木语,均转引自此书) ——司马璐《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刘少奇的党的工具论」一节(刘少奇与王明的对话,王明身边的陈女士在莫斯科告诉司马璐)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一),第358页(李法卿所述毛泽东、朱德训话) ——余汝信《康生年谱》,新世纪出版社,2023年,第128页(金茂岳案调查与判决) ——《王明回忆录》,哈耶出版社,2009年,编者按(八大得票、工资) ——霞飞《王明中毒事件》,《党史文苑》2007年(当局“医疗事故”结论) ——田中仁《王明著作目録初稿(III)》,《大阪外国語大学アジア学論叢》第3号,1993年,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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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中午,傅作义跟中共签下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已经十天,他的部队已经开出城去改编,他正沉浸在起义后的轻松里。他翻开当天的《人民日报》,脸色突变,喘着大气,不吭一声。报上登着城外解放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半个月前写给他的一封信,说“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说他的部队“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他读着读着,双手发抖,报纸瑟瑟作响。 这封信他没有见过。他把副总司令邓宝珊叫来问是怎么回事。邓宝珊吞吞吐吐,说信是一月十六日从林彪手里接的,交给傅冬菊了。傅作义又把女儿叫来骂了一顿,说她和邓宝珊误了他的事。 傅冬菊是他的长女,那年二十四岁,四个多月前搬回父亲家,说是来照顾父亲的生活。父亲骂她的时候不知道,那封信是她和邓宝珊商量了半天,放进他办公桌上的文件堆里的;她一九四七年就入了共产党;这四个多月,他唉声叹气、发脾气、想自杀,城外的解放军都知道,是她报出去的。 她是父亲疼爱的女儿。在天津《大公报》当编辑时,她入了党。父亲从她编发的文章里看出她跟共产党走得近,托北大校长胡适给她办了护照,劝她出国读书。她对父亲说,留在国内,她能为国家做许多事。她没有走。 一九四八年初,地下党要她拿父亲保险柜里的东西。父亲开柜子不避开她,密码她早知道了,可开柜还要钥匙,钥匙装在父亲上衣口袋里,晚上压在枕头底下。她买了几块当时很少见的巧克力给家里的小妹妹。父亲下班回家,小妹妹爬进他怀里要他讲故事,从衣袋里摸走了钥匙。等父亲去开会,她打开保险柜,用照相机把最重要的军事材料一页页拍下来,再让妹妹把钥匙放回去。妹妹又得了几块巧克力,和姐姐拉了勾,保证永远不说。胶卷转报中共中央,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刘仁托人带回一句话,话里的“老家”指党中央: “老家的人谢谢你。” 那年秋天,辽沈战役打响,东北的国民党主力眼看保不住,林彪的大军一旦入关,下一个就是华北。傅作义手里还有六十万兵马和华北一大片地盘。他不信共产党,认为共产党会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可国民党败局已定,他只得撇开蒋介石,单独跟毛泽东谈。打还是谈,守北平还是往西撤回绥远,城外的解放军都想知道他每天在想什么。 九月,她在北平办完事,坐上回天津的火车。车快开的时候,一个地下党员上车把她拉了下来: “天津那边来电话了,叫你留下来,以照顾你父亲生活的名义,多向党提供一些你父亲的思想动向等方面的情报。” 她住进了父亲家。她的组织关系还在天津,北平来接头的人不知道她已经入党,叫她再写一份自传,再入一次党。她又写了一份。 从那以后,她差不多每天去一个地下党员家里,把父亲的情形讲给北平地下党学委的佘涤清和崔月犁。崔月犁后来回忆: “每次见我总是高高兴兴,满面笑容,不慌不忙地把她父亲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傅作义有时思想斗争激烈,唉声叹气,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对他这些细微的情绪变化,我们都很清楚。” 她讲的话写成电文,经地下电台发到城外的前线指挥部。平津战役的指挥者之一聂荣臻后来写道: “几十年来,我打过许多仗,能够如此及时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 十一月三日夜里,父亲进门,嘱咐她少出门,免得特务盯梢。她说,今天见到一个老同学,共产党希望父亲和他们合作,和平解决平津问题。父亲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她说:“是毛泽东派来的!”父亲想了一会儿,说这是件大事,要好好想想,又叮嘱她: “不过你的行动,一定要小心,没事不要到处乱跑,正因为你是我的女儿,特务们会加倍地注意你的。” 父亲还问过她:“你是共产党吗?”她回答:“我的家庭出身这样坏,共产党能要我吗?我不过是替共产党跑跑腿而已。” 从此父亲常问她,共产党那边开什么条件,他的部下怎么安排。她答不上来,领导她的人就写很小的纸条,教她怎么回答,话说到几分。她也劝父亲:“你不是投降共产党,是和平起义,和平解放北平。北平那么多名胜古迹,你舍得破坏吗?那可要落下千秋骂名的呀!” 十一月十七日早上,父亲要她托那位同学给毛泽东发个电报。她转身要去拿纸笔,父亲生气了: “一个字也不能用笔记,只能记在脑子里,对你的同学,也只能口授,决不能字传,一点痕迹不能留下。” 电报的大意是:他愿把所属约六十万军队、二百架飞机交给毛泽东指挥,请派人来北平商谈和平。电报发出去,一直没有回音。第二天,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电报里谈到傅作义求和,写的是: “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 “不走”,就是不让他带兵往西撤回绥远;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城外的仗照样往前打。十二月,傅作义起家的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歼,军长自杀,往西的退路断了。二十五日凌晨,中共公布头等战犯名单,里面有傅作义。他把办公桌上的电话、茶杯和文件一胳膊扫到地上,往卧室走,撞在门框上,摔倒在地,躺在床上念叨:“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 他的老师刘厚同来劝他。傅作义说,共产党要的条件,“是让我当叛逆,落千古骂名!”刘厚同劝他,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只要接受和平起义,他和部下都会有个光明前途。这位老先生也早被地下党争取了过去。父亲摔东西、念叨“完了”的情形,女儿也报给了崔月犁他们。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十余万守军被缴械。第二天,邓宝珊代表傅作义在城外谈妥了出城改编的条件。临走,林彪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没封口的信,叫他转交。邓宝珊读了,觉得太严厉,怕傅作义看了变卦,压了下来。二十二日,傅作义签了和平协议。 过了几天,中央军委来电追问那封信交了没有,说要在报上公布。邓宝珊被催着进了城,还是不敢交,到后面傅冬菊的屋里,托她转交。她读了信,也吓了一大跳。邓宝珊说:“不交恐怕不行。”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把信放在了父亲的办公桌上,夹在一大堆文件里。父亲没有看见。 一月二十七日,林彪他们给中央军委发电报,说出城的傅部要打散了编进解放军,“如有反抗即行武力解决”: “我们须坚持军官集中受训,部队分散与我合编的原则。但在开始二十天切勿泄露此意见。” 军委当天复电:“完全同意”。 二月一日他读到那封信的时候,部队已经出了城,北平已经交了。本来说好解放军入城时,他去城门口迎接,因为这件事,他没去。他给毛泽东写信,一口气写满两张纸:既然我是战犯,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让我坐牢我立即自己去坐牢,反正现在北平的监狱全空了。没过几天,他托人向还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外交部要一本护照出国,没有办成。 她后来用的笔名傅冬,是当年父亲对她的昵称。一九五一年夏天,《人民日报》的同事金凤问起她当年的事,她讲了保险柜、钥匙和巧克力。金凤说,你好险啊,万一你父亲发现了怎么办?她温婉地笑笑: “最坚强的人身上也会有软肋,我父亲的软肋就是小妹妹。他再疲劳,小妹妹一扑到他身上,他的烦闷全消了,他对小妹妹绝对不会有任何戒备。我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啊!” 一九六六年,周恩来把傅作义列进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红卫兵照样用鞭子抽他。女儿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一次次批斗、审问。她一九四七年入党的事,被怀疑是自己编出来的。她前后写过两份入党自传,一份在天津,一份在北平,都交到了地下党手里。她给中央写信申诉,党籍问题才算澄清。 父亲挨了鞭子以后,她才开始理解父亲当年为什么认为共产党会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后悔背叛了父亲。一九七四年,傅作义在北京去世。 “文革”结束,她对金凤说,想收集材料,给父亲写一部真实的传记。九十年代的一个秋天,金凤到崇文门去看她。金凤穿着薄毛衣,她穿着小棉袄,说她怕冷。金凤问,傅将军的传记写好了吗?她沉默了很久,慢慢说: “困难太大,写不下去。” 她觉得对父亲了解得太少,又觉得愧对父亲。金凤劝她先写个草稿,留给后人。她苦笑着说:“不必了吧,这事不能勉强。其实,想开了,写什么传记?现在,回忆录成灾了吧,有多少人看?值得费那么大劲吗?”金凤还要再劝,她打断了:“茶已凉了,要不要我给你冲点热水。”那是金凤见她的最后一面。 晚年她病重,医院坚持只有副部级以上的人才能住干部病房,交涉了几次,没有住进去。二〇〇七年七月,她在北京去世,讣告上写着:原行政十三级。 那部写父亲的书,她一个字也没有写。 ——傅冬《我与父亲傅作义:有关北平和平解放的往事》,《纵横》2009年第1期 ——金凤《傅冬的特殊身份和特殊贡献》,《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第54—57页,第3期第54页更正 ——崔月犁《忆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革命史资料》第11辑,第32—33页 ——舒云《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的傅作义》,《炎黄春秋》1992年第4期,第48—52页 ——胡治安《统战秘辛》,天地图书,2010年,第247—248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948年11月18日军委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 ——邓野《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转引《罗荣桓年谱》第690—691页、《徐永昌日记》1949年2月4日) ——肖荻《傅冬菊:冬天里盛开的一朵菊花》,《今晚报》2009年10月22日 ——孙力舟《力劝父亲傅作义起义的傅冬菊》,《青年参考》2009年9月29日(转引傅冬口述、陈少艺执笔《我的父亲傅作义将军》) ——周恩来《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0页 ——《资深记者傅冬逝世 曾参与劝降父亲傅作义将军》,中国报业网,新浪网2007年7月5日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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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镇的彩虹(彩虹暴力终结所公众号)今天被微信公众号平台封禁🏳️‍🌈🇨🇳 这个账号背后是"彩虹暴力终结所"——中国第一家专门为性和性别少数群体提供性别暴力直接干预服务的机构,2016年6月25日在北京成立,旨在《反家庭暴力法》框架下为性与性别少数群体提供针对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暴力和歧视的直接干预服务。 它具体做过的事: — 一线个案服务:由社工和法律服务者组成团队接案,2021年共有19位服务者参与个案服务或咨询,社工年人均接案5例、法律服务者年人均接案4.4例,六年间累计受理500多个求助案例。即便长期只靠两位在职人员和十几位志愿者支撑,求助者遇到的暴力形式涵盖原生家庭施暴、扭转治疗、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等。 — 法律分析:2017年出品《〈反家庭暴力法〉一周年实施与法律评估》,同年又撰写覆盖十年行动研究成果的报告,对反家暴法适用于性与性别少数群体的不足提出政策建议;长期开放一对一法律咨询,覆盖校园欺凌、就业歧视、婚姻财产、生育收养、医疗健康等议题的法律咨询、援助和律师转介。 — 社群资源建设:连续多年制作和更新"同志家暴干预服务资源地图",方便各地遭遇暴力的性/别少数群体快速找到本地求助资源,并出版反家暴手册等科普资料。 十年、500多个案例、几乎是国内这个领域唯一的直接干预服务窗口——今天被微信以违反《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为由屏蔽全部内容、停止使用,没有任何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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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一些新翻墙的网友忘记了,这里重新发一下任志强的长文《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疫情已经结束了,现在再看,任志强说的基本上是全对 2月18日落笔了“记忆与反思”,本想就此罢手了,尤其是不愿再碰触2月19日的伤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 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 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在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讲话分为一、二、三、四和最后,我也来个一、二、三、四和最后吧! 一、 第一部分是“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这里讲的是表彰自己的伟大成绩,包括1月7日的批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要靠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国体制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失序,以及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总之都是一尊亲自靠“巨大政治勇气”做出的决策和亲自指挥而取得的重大成绩。 网上有位名为李锦的专家,出版过国企政策的书籍多本,被媒体誉为“我国国企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专门写了篇《“17万人大会”的抗疫历史传奇》的长文,将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与“17万人大会”并列称为党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将载入史册。对此次会议大肆吹捧,已到了无耻之极了! 中国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可谓是党内执政的一次危机,并提出了“不怕批评,敢于接受批评,敢于自我批评”的信息。对“反右倾”和“大跃进”及瞒产、瞒报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对真相的追查,最终刘少奇用“三七”开承认了七分人祸的错误。毛则在大会上终于作了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事后还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这才让危机渡过了。 这次的大会,也许同样面临的是党内执政的危机,但人们没有看到大会上有批评的意见,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批露,没有查清疫情暴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日的批示才开始。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信息?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中央电视台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为什么会有1月3日的训诫?为什么会有1月3日对美国通报的疫情信息?为什么不提1月7日之前已发生的各种危机?为什么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会公布?至今也未公布!为什么1月7日之后还会召开了各种聚集性的全国大会?为什么还出境访问?为什么在云南敲鼓庆春节?…… 这所有只用1月7日和1月20日来试图终止与斩断国民与社会对疫情发生原因和扩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权力者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也拒绝社会追究这些责任。只想用伟大成绩来为自己遮羞,同时动用各种党所控制的媒体,用所谓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宣传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迹,引导舆论的正能量等方式坚决堵住各种追查事实真相的言论。坚决堵住追究造成这次疫情责任的言论,坚决不承认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认体制与决策无能的事实! 但这种遮羞式的宣传,大约只能欺骗那些愿意被你欺骗的人,却无法欺骗那些只相信事实与真相的人。 无论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无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欢乐的节日,失去了亲人的破碎家庭。也无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和家庭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满篇的讲话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扩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会没有看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情况。同时不提党的领导的统一体制之下的弊病;不提谁应对疫情的扩大化承担责任;更不会检查和检讨自去年12月以来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诏”,七千人大会尚有检讨、自我批评和认错,但这伟大的“十七万人”的大会,却只有表扬和功劳,并无原因、真相与责任。 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见红卫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马后炮”。伟大与英明正确的战略策略,本应都是防御疫情发生和扩大的工作,但却都发生在钟教授的严重警告之后,而非发生在钟教授的呐喊之前。这也敢称是英明?也敢自吹为成绩?也敢自吹是“及时制定和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明明是在事后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挽救,是在补漏洞、堵窟窿,却被吹成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真是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二字了! 皇帝可以骗自己是穿了衣服了,但连孩子们都知道皇帝是光着屁股的,那些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穿着新衣,什么是没穿衣服。齐奥塞斯库以为人民仍然会相信他的谎言欺骗时,却不知道船已调头了! 二、 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 这段讲话的核心大约在“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是在告诉社会,目前的情况全党、全国都纳入了一体,是在同一条船上。将疫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下放到各级政府的头上,告诉全党和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去取得胜利。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我领导的,没我你们都不行。如果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则我死就会中国共产党死,中国共产党死,中国也就死了! 因此必须保住湖北、保住武汉、保住北京,用举国体制支援重疫灾区,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尤其是防控的重点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做好防控工作,没有我不行,没有党不行,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没有所有人共同为维护核心的努力不行。 皇权意识的传统是国为君天下,臣为君命,故同船同命。没有了君,就没有了国,也就不会有臣的地位与权力了。因此只能是同船同命运,要先共同保住这条船,保住这个君,才能保住臣与民。 当一个现代的国家中,民为天下之主时,则并非是同船同命的概念,也并非都与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袖同命运。如果是个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制度可以选择谁当船长,也可罢免和撤换船长。同样不但可以撤换船长,还可以撤换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大副和水手们。 即使是现代的中国也同样,可以没有一尊,也可以没有执政党,但绝不能没有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 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君则只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地位与利益。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只听君命而不顾民情的情况。当疫情已经发生时,却不敢在没有君令的情况下,向民众公布疫情。不敢公布事实与真相,反而用抓批“谣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传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传播。 此时所有人并非站在一条船上,各自严守着各自的利益,却将一国之民抛弃于后。但当疫情发展到失控时,皇帝却变成了英明的指挥与部署者,让全党全国都被捆绑于这个指挥和部署的船上,成为了必须和只能为皇帝承担责任的人。皇帝可以随意的撤换任何不为维护皇权而献身的臣子,也可以用同船同命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为了党的利益去打好这场保卫战,迎接此次大考。 如果没有上命之错,又何来危机与大考?既然党中央已对疫情形势有了准确的判断,既然亲自指挥已采取了有力有效的举措,既然各项工作部署都是及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疫情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呢?这些并非事前、事中的举措与预防,而是造成了事后的补救。当疫情失控的大量传播时,也才出现了危机。如果是事前的预防,又何来的大考? 当前的所有举措都是在失了先机的情况之下的补救,是在掩盖与纠正错误的不得已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如能提前预告与预防就不会有武汉500万人的流动,不会有武汉各种的聚会,不会有几十万人的密切接触,不会有几万人的确诊,也不会有几千人的死亡和全国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春节,更不会有不能营业与开工的各种经济损失了! 防控的重点不是在那些具体的工作上,而在于不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弊病,则无论用什么样的举国体制,能解决了此次的疫情问题,也还会再出现下一次的灾难。十七年前的教训,并没有让这个体制发生彻底的改变,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再次暴发。此次不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下次也一定会再出现更大的灾难。 疫情发生的原因也许尚未查清,但疫情出现之后,未能及时让国民知情,则在于“上无令则下不行”。同时也在于“媒体姓党”,没有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如今又加了个“对借机恶毒攻击”要严惩的罪名! 真相并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反到是没有真相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当问题已经出现,社会要求查明真相时,执政党却将所有人的命运试图用捆在一条船上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共同努力来救这条船。并试图用同为一条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责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试用用以法制止借机恶毒攻击来扼杀可能对圣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条船上,各级的责任也各有不同。船长本就应承担船长的责任,这是大副及水手们无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体的概念掩盖船长应承担的责任则是幕后的真实目的。 “同舟共济”是当今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疫情的必要,但却不能用此来掩盖船长的责任。 三、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执政党的文化是习惯于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统一于一个命题之下。如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本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却能合并为一个特殊的无法合理解释的词。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担负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已经没有了民主而只剩下专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语,每当“既”和“又”连在一起时的两个定义通常是相对的,这大约就是一种两面开刀的艺术。 讲话的前者是强调防控的重点,后者则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于是就有了既要重点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经济发展工作的部署与安排。 如果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信息是完全开放与公开的,经济是由市场化的方式自我调节的,那么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之下,这个小政府都无法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去调控经济与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险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提出对疫情防控的要求,却无需为人民选择的市场行为提出限制。 但在一个专政的国家,一个非市场化的国家中,极权的宏观政策调控则成为市场经济的障碍。这个统一指挥的调控中,既包括了要服从于疫情防控的一切严格的要求,同时又要精准复工,却又难以获取疫情防控的真实信息,还要由企业承担重点防控的疫情控制,要保证不发生病情的出现,这就更难上加难了。疫情并不能将企业家们变成神仙! 疫情是一种关系人情、生命和难以防控的风险。企业经营同样是有各种风险的,也涉及员工、股东和上下游等。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企业家会在这两种不同的风险中做合理的评估和防预的对策,并做出适当的选择。 但非市场的情况下,则难以进行合理的安排。也许上下游并不能因疫情和各种规定给以配合,也许你的生产复工也因各种规定而无法满足上下游的要求。尤其是当政治排在第一位时,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场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断而只能服从于政治的责任。又有谁敢跨越雷池呢?在这种连完全复工正常生产都难以兑现时,又何谈扩大与维护就业呢? 两面开刀则必然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但这已成为执政党文化的特征。因此才有了冲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本是为挽救生命的主力军,却大量的被感染而变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许多的生命,失去了优秀的医学界人才。 为什么浙江也出现了全国病人第二多的地区,但却没有一例医务人员染病呢?原因与差别正在于一种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级绝对服从于上级,政治第一且信息无法公开。另一种则是市场化的方式,将信息公开并各有灵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与权利! 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停工与延长假期本就给社会带来许多的问题,但试图用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前武汉发出了17号令,会后则撤消了17号令的原因。前者也许是想增加复工的可能,后者则重在疫情的防控,导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冲突。 靠中央或国家统筹,还是靠市场自我调节,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个别省市敢政府付费用专车、专列、专机去迎接农民工入境,支持企业复工,这也许是市场化的需要,政府给以支持和补充,但绝不是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企业的事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但双面开刀的统筹则将两种责任关系混为一谈了!企业也成为了防疫的责任主体了,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脚!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出现了疫情,但各国却采取了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措施。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社会承担社会的义务,企业负责企业的经营,各司其职让国家在没有统筹之中,也并未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正常生活。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无法认定疫情后续的变化,但分工与职责的承担,则十分清楚。这些国家并不会追求领导者的伟大胜利,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绝不会让人民用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胜利,并承担本应由决策者承担的错误责任。 国家为复工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减息、减费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业自救与发展,许多人将此认为是一种上天的恩惠。但却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布于众,并相应防治,又岂会有如今的各种损失与困境,又何需靠各种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与其说这是政府对企业的恩惠,不如说这是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恶果,是理应承担的赔偿。 在武汉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并非是党与政府走在了前面,而是各种民间组织与私人企业走在了前面,并无私的奉献了许多。为了人的生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的支持和支援,则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虽然中央下达了上千亿的资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没有此前不负责任的隐瞒疫情的错误,又岂会有后续的发展与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补救自己决策的失误,而民间的投入则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免受政府失误的侵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不能并列与同解,更不能将政府的责任与民间的奉献混为一谈。 但在一尊的眼中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伟大的亲自指挥与亲自部署! 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更重要的体现出的是人格上的素质差别! 四、 加强党的领导 这才是所有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引用唐太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言,一语道破了圣心之意。重不在我为上,重在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让党旗高高飘扬,尤其是用此疫辨诚臣。 你若冲在前,必被我所用,你若退于后,必被我所杀之“决不容忍”!关键时刻要冲上去,并用关键时刻来考察干部,委以重任。 此疫的责任在于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而非党的领导的失责失职,以此来推卸党的领导的相关责任。正是一边高喊加强党的领导,高喊此次“两个亲自”的功劳,一边却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将责任推给了党的领导之下的短板,似乎这样就能回避社会对疫情未能及时发布与公告真相的责任追究了。但这恰恰揭穿了这个体制的病根。所有在讲话中存在的这些党的组织中的问题,其根源都来自于一个不受人民监督,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政党,只忠于皇权与维护核心的体制,来自只讲对党负责在前,而将人民于后的责任关系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承包制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党的领导,党决定一切。承包制就是要让人民自己说了算,自己对自己负责,同时对人民负责。先交国家的,再交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如果坚持党的领导,又如何承包呢?这里最简单的道理正在于如果你要领导,你就必须承担责任。就像这次疫情的暴发正是在“东西南北中,一切服从于党的领导”之下发生的,那么这里所有的责任就不是哪一块短板的问题,而是党的领导的责任。而承包切割了党的领导,却明确了承担责任的人,也因此才有了改革的成功。 当这个国家再次回到了党领导一切,但党绝不对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管理体制中时,那么不但会出现本不应出现的疫情暴发,也会让疫情扩大到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康幸福的地步,也许还会在党的领导中出现更严重的其他问题。 从彻底否定邓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到修改宪法都证明了,这个执政党在试图重新建立一党专政的党国体系。这个一党专政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将人民踢出去,由党代替了人民民主。此后看到的正是纪委领导着监察委、党的网信办领导着国家的体系B,并可任意的制定超越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而是只有党的国家,而无人民的利益与权利了! 这段话还告诉所有的党员,你们今天都同在一条船上,但如果你不去努力的救这条党国的船,那么我就将你扔到船下去,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另想当“逃兵”,没门!加大问责的刀已经架在了你们的脖子上了! 讲话的最后提出了三点要求,并引用了著名的古诗来鼓励全党下定决心冲向第一线,落实再落实这些党领导一切的指示。 我只好奇的是皇上重提了2018年1月就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姓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但这次为什么这句话没有用在自己身上?皇上自称今年的1月7日就做出了批示,说明早已知道了疫情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否则又何需批示?但为什么这个见叶知秋的敏锐却未能让这个批示公示于众,甚至没向社会透露丝毫疫情的公开消息?中国已于1月3日向美国通报了疫情情况,为什么如履薄冰的谨慎,却未能将在1月3日向美国通报的信息也同时向中国人民公告呢? 从全文的开始到最后,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在用各种谎言来当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事实。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时,却已将自己置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之中。越是吹则让遮羞布飞的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和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也许这些口号与古诗会让许多人倍受鼓舞,但聪明的人都能看到这些美丽装饰的背后,是其绝不为此次疫情暴发和领导失误准备承担任何的责任,反倒准备用全国人民的努力与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防治的“胜利”为自己庆功,准备迎接全国人民欢呼“万岁”的战果。 中国执政党用隐瞒前期疫情暴发的原因,靠后续封城的举国之力,骗取了世卫组织的信任,并赢得了国际的称赞。但身历其中的中国人却难以再次欺骗。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痛苦,但中国人知道这次疫情的暴发和所引发的一切本不应出现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严禁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体制。 不管中国的管理体系上有多少的短板,但如果有了言论自由,那么国民在提前知道事实真相时,就会主动的采取各种自我保护,也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失控和传播。比如被当成谣言者的李文亮的微信,不正是在告诫朋友和亲属们要严防疫情的传播吗!如果这不当成谣言,而变成政府对社会警告,那么又何需1月7日的批示和后来发生的一切呢?或许仅靠民间的言论自由的传播就早已取得了防治疫情的伟大胜利了,也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巨大代价的付出! 无论如何去吹嘘党的领导和“两个亲自”,都无法向中国人民解释1月1日的中央电视台的抓批“谣言”的广播,都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对疫情暴发现任的追究。也许不是今天,但迟早这些政党对人民欠下的债,都是要还的! 我无法为2月23日的讲话欢呼,反倒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会在那些为讲话而欢呼的声音中更快的发酵。当无耻和无知的人们试图甘心于伟大领袖的愚蠢中生存时,这个社会就会在乌合之众中难以发展与维持了。也许不远的将来,执政党也会在这种愚昧中清醒,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的运动,再来一次邓小平式的改革,重新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 24日公安系统学习2月23日讲话的大会上,给出的信号是政治第一。全国的公安系统要为了“政治第一”而行动起来。拿起刀,扛起枪,坚决消灭一切借机恶毒攻击的势力,为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惜一切代价! 你愿意成为这个代价吗?代价能让你从梦中清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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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自由不是政权恩准的:从六四到中国的未来》——王苡儒 “各位牧長、各位前輩、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 我是公民抵抗協會的理事長王苡儒。今天因為人在臺灣,無法親自到場跟各位一同與會,我感到非常遺憾。但我也非常感恩,能夠透過錄影的方式,代表公民抵抗協會,向在場每一位為自由、人權、信仰,還有為中國未來持續守望的朋友,致上最深的敬意。 今天我們聚集在這裡,不只是為了紀念一場歷史事件,更是為了回應一個尚未完成的使命。三十多年過去了,六四不是過去式。因為真相仍然被掩蓋,受難者家屬仍然沒有得到公義,許多中國人仍然不能自由地哀悼、不能公開地發問、不能誠實地記憶自己的歷史。當一個政權害怕人民記得歷史,正說明歷史本身仍然有力量。 六四告訴我們,人的尊嚴不是國家賞賜的,人的自由也不是政權恩准的。天賦人權,意思就是人的良心、人的信仰、人的言論自由、人的政治參與權,不是任何極權政府可以任意剝奪的。坦克可以壓過街道,卻壓不碎人對自由的渴望;子彈可以奪走生命,卻不能消滅公義的呼聲。 今天我們談公民抵抗,並不是鼓吹仇恨,也不是追求暴力。真正的公民抵抗,是在恐懼面前仍然選擇站立;是在謊言面前仍然選擇說真話;是在犬儒與麻木成為常態時,仍然相信人可以被喚醒,社會可以被重建,中國也可以有不一樣的未來。 我們深知,中國民主化不會只靠某一個英雄,也不會只靠某一次運動。它需要長期的公民教育,需要跨族群、跨信仰、跨世代的連結,需要中國人重新學會什麼是責任、什麼是權利、什麼是自治、什麼是尊嚴。更重要的是,它需要我們在海外、在臺灣、在香港、在美國、在世界各地,把被中共切斷的歷史重新接起來,把被恐懼打散的人心重新連起來。 所以,公民抵抗協會存在的意義,就是希望與所有追求自由的人站在一起。與六四受難者家屬站在一起,與仍在中國境內受逼迫的基督徒、維權人士、良心犯站在一起,與香港人、維吾爾人、蒙古人、藏人,以及所有被極權壓迫的群體站在一起。因為我們相信,任何一個群體的苦難,都不應該被孤立;任何一個人的自由被剝奪,都是對整個人類尊嚴的挑戰。 作為一名來自臺灣的民間工作者,我也想特別說,我們的自由不是理所當然的。臺灣地區今天能夠公開討論六四,能夠紀念受難者,能夠批判極權,能夠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投票,這一切都提醒我們:自由需要被守護,民主需要被實踐,而中華民國的存在,本身就是對極權敘事的一種見證。 它告訴我們,華人社會不是天生只能接受專制。中國人不是天生不能民主。說中文的人,也可以擁有自由的國會、自由的媒體、自由的教會與自由的公民社會。 今天,我們在六四的記憶前低頭默哀;但默哀之後,我們仍要抬起頭來,繼續前行。 願我們記得死難者,不只是以悲傷記得,而是以行動記得。願我們紀念六四,不只是為了控訴過去,而是為了開啟未來。願我們推動公民教育,不只是傳播知識,而是幫助更多人重新成為有尊嚴、有良心、有責任感的公民。願我們的信仰參與,不只是停留在禱告,更能成為愛與公義的實踐。 最後,我代表公民抵抗協會,感謝今天所有主辦、協辦單位,感謝各位牧長、嘉賓、義工與朋友的付出。也向所有六四親歷者、天安門母親、政治受難者家屬,以及仍在黑暗中堅持的人,表達最深的敬意。 願真相不被遺忘,願公義終必彰顯,願自由的火焰,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繼續傳下去。願上帝賜福各位,也願上帝憐憫中國,帶領中國走向自由、民主與尊嚴的未來。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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