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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强声出生于1940年,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先在公安系统工作,后调入国安系统,1983年国安部成立后,他任北美情报司副司长兼外事局主任。1985年夏,他已被列入副局长提拔名单,却早已在1981年被CIA用金钱加美人计策反,眼看形迹将败露,便仓皇出逃。   早在1981年,俞强声就遭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反。据称,美方采用了金钱和美人计等方式,让他逐渐倒向美国。几年时间里,他一边继续在重要岗位工作,一边向美国提供信息。   为什么直到1985年才出问题?   情报工作有一个特点,很多风险不会马上出现。一个人只要没有明显异常,掌握的信息又不断被包装成正常工作成果,外部很难立刻看出破绽。等到内部怀疑形成,相关人员往往已经接触了大量材料。   俞强声显然感觉到自己的身份可能暴露。1985年,他没有等到组织作出处理,而是仓促出逃,前往美国。   这次叛逃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一个人离开。   抵达美国后,俞强声向中央情报局交出了核心机密,并直接指认了金无怠。对美国方面来说,这等于拿到了一把打开旧档案的钥匙。此前许多无法确认的线索,开始出现清晰指向。   金无怠的经历,本身就带有很强的隐蔽性。   他出生于北京,祖籍背景与广州驻防汉军正黄旗有关,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48年,他进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后来又转到香港和韩国。   1952年,金无怠进入中央情报局冲绳分支机构。1965年,他加入美国国籍,后来担任中央情报局东亚政策研究室主任,能够接触最高级别机密。   这意味着什么?   一个人如果只是普通岗位人员,即便身份暴露,造成的影响也许有限。可金无怠长期处在东亚政策和情报分析的重要位置,了解的内容不只是单个行动,而可能涉及人员、渠道、判断和政策走向。   也正因为如此,他被认为是美国情报史上隐藏时间最长的间谍之一,潜伏时间达到37年。   37年是什么概念?从1952年进入中央情报局,到1985年被捕,金无怠经历了美国情报系统多次调整,也经历了亚洲局势和中美关系的变化。一个人能够在如此长时间里持续隐藏,靠的绝不只是运气。   更关键的是,他拥有合法身份和稳定履历,工作表现也没有让同事轻易产生怀疑。情报系统越看重专业能力,越容易把一个人的熟练表现理解成职业素养,而不是另一层身份。   但长期潜伏并不意味着永远安全。   俞强声的叛逃,让这条隐藏多年的线索突然有了具体名字。1985年11月22日,金无怠被联邦调查局逮捕,罪名多达17项。   从叛逃到被捕,时间并不算长。这个变化说明,情报案件一旦出现关键证人,过去分散的线索可能迅速串联起来。对调查机构来说,最难的常常不是掌握某一份材料,而是确认材料究竟来自谁。   金无怠没有等到审判结束。   在狱中,他用鞋带绑住塑料袋蒙头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让案件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当事人。关于他的具体动机、长期活动方式以及究竟造成了多大损失,外界后来仍有许多讨论。   这里需要把两个角色分清楚,中央情报局负责对外情报工作,联邦调查局则承担美国国内的反间谍和联邦刑事调查。金无怠长期在中央情报局工作,却最终由联邦调查局逮捕,正体现了案件从内部情报问题转变成国内司法案件的过程。   类似的长期渗透,并不只发生在金无怠这一案中。199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奥尔德里奇·艾姆斯因向苏联和俄罗斯提供机密被捕,他的行为持续多年,造成了美国情报网络重大损失。2001年,联邦调查局人员罗伯特·汉森也因长期向苏联和俄罗斯提供情报被捕。   这些案件有一个共同点,涉案人员都不是系统外的陌生人,而是能够接触机密、熟悉流程、了解调查方式的内部人员。   不过,长期潜伏也不等于每个案件都会以同样方式结束。有人因为叛逃者指认而暴露,有人因为生活异常、资金往来或内部审查出现漏洞,最终被调查机构盯上。不同案件的突破口并不一样,真正关键的始终是内部信任一旦出现裂缝,过去隐藏的身份就可能被重新审视。   回到俞强声和金无怠这条线,冲击最大的地方在于,俞强声原本处在重要岗位,并且已经进入提拔名单,金无怠则在美国情报系统里工作了37年。一个正在上升,一个已经深度融入对方机构,二人最后却因为同一条情报线相继暴露。   这场案件也说明,情报斗争并不只是电影里那种单人行动。它更像一张长期运转的网络,人员身份、工作履历、机构权限和信息流向,任何一个环节发生变化,都可能牵动整条链条。   如果没有俞强声叛逃,金无怠还会潜伏多久?如果没有这次直接指认,美国方面又要花多长时间确认他的身份?   这些问题已经很难得到完整答案,但1985年11月22日这个日期,仍然留下了一个清晰结果,金无怠长达37年的潜伏,在俞强声出逃后迅速走向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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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 #绑架# #驷马# #闻鞋# 雨下得很大。 傍晚六点,天已经完全暗下来。女大学生林晚穿着湿透的白色衬衫和短裙,一手撑着快要撑不住的透明伞,一手抱着书包,低着头快步走在人烟稀少的小路。雨水顺着她的刘海往下淌,衬衫几乎全湿,隐约透出里面的浅色内衣。 她刚走出校园五百米,一辆黑色面包车突然从侧面冲出,车门猛地滑开。一只戴着黑手套的手捂住她的嘴,另一只手迅速把她拖进车里。伞掉在雨里,书包被一起扔进来。车门“砰”地关上,车子立刻加速驶离。 林晚拼命挣扎,却被死死按在车座上。湿冷的胶带“撕拉撕拉”地缠上她的手腕,反绑在背后。紧接着是脚踝,粉色胶带一圈圈勒紧,把她整个人固定成跪坐的姿势。嘴被塞进一个圆润的粉色口球,宽皮带扣在脑后,口水立刻不受控制地往下淌。眼睛被黑色眼罩完全遮住,世界瞬间陷入一片漆黑。 雨水从她湿透的衬衫上不断滴落,冷得她浑身发抖。绑匪没有立刻说话,只是用手指慢慢抚过她被胶带勒紧的大腿内侧,再顺着湿透的衬衫往上,捏住已经硬挺的乳尖。林晚发出含糊的“呜呜”声,身体剧烈扭动,却只换来更紧的胶带固定。 车子最终停在一处废弃的地下室。 她被拖下车时,鞋子已经掉了一只。冰冷的水泥地贴着她赤裸的膝盖。眼罩被取下,刺眼的白灯让她瞬间眯起眼睛。眼前是一间被布置成“调教室”的空间——墙上挂满胶带、绳子、跳蛋、乳夹,正中央是一张金属固定椅。 绑匪把她直接按在椅子上,继续用粉色胶带把她的大腿、小腿、腰部、胸口全部缠死,连手指都一根根固定住。湿透的衬衫被从中间撕开,露出因为寒冷和恐惧而完全挺立的胸部。跳蛋被直接贴在已经湿透的内裤上,开到中档。口球让她只能发出断断续续的呜咽。 “放学路上就敢一个人走这种小路……现在好好体验一下,什么叫真正的‘被带走’。” 林晚的眼泪混着雨水往下掉。她还保留着最后一点理智,拼命摇头,喉咙里发出哀求的声音,可身体却在跳蛋的持续震动下不受控制地发抖。胶带勒出的红痕在雪白的皮肤上格外刺眼,湿漉漉的短裙已经被完全掀到腰间。 从高傲的女大学生,到被胶带、口球、跳蛋彻底固定的雨中猎物——她的第一次“驯服”,就在这个雨夜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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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斗倒王明? 一九四二年三月,延安中央医院,王明病好转了,正准备出院。三月十三日,主治医生金茂岳给他吃了一片药。后来医生会诊的总结写着:“三月十三服一片即头晕,三月十四服二片,即呕吐头晕、肝剧痛、脾肿大、心区痛。”十五日金茂岳又让他吃了一片。此后几个月,金茂岳给他开大剂量的甘汞加小苏打。王明自己记下的是:“从1942年3月到5月,金茂岳逐渐用大剂量的含汞药物来毒害我。”“我常常失去知觉。” 陪他住院的是妻子孟庆树。她不懂医,看他吃了药反应异常,不许他再吃,把药扔了。后来她连药方也不照了,自己去找中医西医。王明晚年写:“我能够免于一死是由于当时陪我一起住院的、我的妻子孟庆树的精心照料和警惕性。” 四年多以前,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坐苏联军用飞机到延安,毛泽东在机场的欢迎大会上讲话,说这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他那年三十三岁,是斯大林派回来督促中共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课本里讲的“王明路线”,说的就是他。 他带回来的是莫斯科的方针。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讲“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要中共服从国民政府的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到前线去打日本。毛泽东的方针是另一套。四个月前的洛川会议上他已经定下:军队不受国民政府调动,避开日军的正面,绕到敌后去打游击,趁日本占领中国的时候全力壮大,等日军杀伤了国军再夺国民党的天下。八路军出发前,他和朱德召集干部训话,据后来投向国民党的八路军支部书记李法卿说,定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十二月会议上多数人站在王明一边。毛泽东表面不否定王明的口号,内部照旧指示八路军、新四军不受国民政府调遣,对日军避战。王明会后去武汉主持长江局。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提出王明不要再回武汉去,表决,五票反对,三票赞成,他只好把事放下。 八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回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中共的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九月六中全会,毛泽东作报告,把避战的方针叫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只准打游击,擅自对日军开战的干部要受军纪处罚;王明接着作报告,讲的还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一回在座的高层多数站到了毛泽东一边:一年多下来,军队翻了两番,地盘大了,延安太平无事。全会照王明的提议决定召开七大。七大要选新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担心王明在七大上接任最高领袖,这个会他拖着不开。手握新四军的项英明说要在七大上支持王明取代毛泽东。毛泽东先把新四军九成的部队调到江北交给刘少奇,只留项英和军部在皖南;一九四一年一月军部按毛泽东指示的路线南下,被国民党军围住打散;三月,项英在逃亡途中被随行的副官枪杀。这就是皖南事变,毛泽东是借它除掉项英的。六月,德国进攻苏联,斯大林顾不上延安了。毛泽东让胡乔木、王首道等人编《六大以来》,收进五百多篇文件,对他不利的删掉,加进他在党内一贯正确的话;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整风,全党拿这本书作学习范本。 十月四日,毛泽东把季米特洛夫的来电交给王明,让他先考虑怎么回。电报问了十五个问题,其中一条是:德军还在继续进攻苏联,中共准备在中国战场上采取什么行动打击日军,让日本腾不出手去打苏联;另一条问中共对统一战线的团结究竟持什么立场。问的还是四年前争过的那两件事。王明的老师米夫,三年前已经在苏联的大清洗中被处决。近三年王明没有直接收到过季米特洛夫的联络。七日晚上,毛泽东带着任弼时、王稼祥到他住处商量回电,他当面说:“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左。”整风前,他还要求在党的大会上和毛泽东辩论,请共产国际评判。八日晚上书记处开会,他又作了长篇发言。 毛泽东接着说。王明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的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在座的人一个接一个批评他,康生也在内。 这之后王明病了,住进中央医院。在医院里他写诗:“自是凛然争气节,独逢乱谄不低头。”他说毛泽东是在“建立个人党内专制和个人军事独裁”。毛泽东那段时间写了九篇文章,骂王明和王明从前的同盟者。文章里叫他们“最可怜的小虫”。毛泽东把文章改了又改,没有发表,收了起来。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整风的事归总学委管,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事也归了总学委。金茂岳是中央医院的妇产科主任,王明住院,院里派他做主治医生。八月十三日王明回到杨家岭家里,他继续上门给王明治病。 整风期间,刘少奇几次告诫王明:“你千万不可冒犯毛泽东同志。”王明说,我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很正常的吗。刘少奇说:“中国国情不同,批评毛泽东同志就是犯上!”王明问,党章上有这一条吗。刘少奇说,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形成的,他的领袖权威不能碰。王明说,你这么说,毛泽东同志岂不是成了皇帝。刘少奇说:“是的,你说得一点都没有错,毛泽东是皇帝,是革命的皇帝,是中国革命的皇帝。” 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两个苏联军事记者来看王明。他问,能不能用他们的电台给季米特洛夫发一份电报。他们同意了。他后来写:“我想,这是我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二月,回电到了,季米特洛夫说:“我们设法用飞机把你接到莫斯科治病。” 二月十二日,金茂岳又给他开了甘汞加小苏打。一星期后开了单宁酸灌肠,浓度高到会诊总结说的“有严重危险”。王明没有吃,也没有灌,把处方留了起来。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不在。会议把中央书记处改成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个人,毛泽东任主席,并且规定:“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两天以后,三月二十二日,王明把金茂岳开的处方交给了苏联医生阿洛夫。 会诊安排下来了。一位医生搬到王明家里住了一个月,为他熬了一个月的尿,把薄金片丢进尿里再夹出来,放到显微镜下看,金片上要是有红色,就是汞沾在上面。“里面有几次阳性。他是慢性中毒。”六月三十日正式会诊,七月二十日作出结论:金茂岳给王明吃的汞“超过极量”,“足以引起数人中毒或致死”。金茂岳在结论上签了字。一次开会,当着一屋子医生,他跪在孟庆树面前哭了很久,说他是错了,但不是故意。他随身带的一本《军医必携》里写着甘汞不能和小苏打配用,那一行下面有他自己用红笔画的线。跪在王明床前那次,他说得更明白:“是李富春吩咐的。他说,您是个教条主义者,是反对毛主席的,因此决定要除掉您。我是主治医生,他们就把这事委托给我了。”李富春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下毒,是毛泽东指派金茂岳做的。 当局的结论不是这样。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李富春、李克农组成调查委员会,前后讯问金茂岳十二次,结论是医疗事故,“由于操作疏忽、经验不足”。一九四四年十月,延安市法院判金茂岳有期徒刑五年,缓刑五年。同一个月他回到中央医院,仍旧当妇产科主任。 接王明的飞机来了。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架苏联飞机落在延安,机组等了又等,空着飞走了。十月二十日又来一架,等了四天,带走几个苏联情报人员,没有王明。苏联联络员孙平在日记里写:“医生们一次一次地被叫到行政领导机关去,要他们说王明病得很厉害,王稼祥身体也不好,他们都受不了飞行的劳累。”十月二十八日,苏联医生阿洛夫去看王明,王明一看见他就哭了。王明的儿子记得,母亲有一次关上门,在屋里的土地上又踢又滚,用布堵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 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主持高级干部大会。王明没有来,孟庆树代表他出席。一个叫李国华的干部从关押的地方被带到台上,揭发说,孟庆树头一年对他讲过,“王明同志之中毒是中央某某人所为”。孟庆树上台,否认说过这话。十五日,她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说李国华是“撒谎”“造谣”,信里写道:“再一次以十万分的热忱感谢毛主席。” 十一月十三日到二十七日,政治局开会,继续批王明。王明没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从前年九月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两年,我还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不忙解决这个问题。”他说的码头,是眼下这个中央委员会。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四中全会,共产国际的人把王明一派扶上台;一九三四年的五中全会,是博古他们主持选的。延安的这个中央,还是这两次会以来的班底,当年给毛泽东定“机会主义”的也是他们。他现在管着这个中央,名分上却还是人家选出来的,所以要再忍一忍,等七大来选一个新的。他又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 二十九日,李富春代表中央去和他谈话,要他检讨。十二月一日,孟庆树代笔、王明签名,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写了一封信:“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一切问题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十二月十三日,季米特洛夫给王明来电:“至于你们党内的事,你们自己去解决吧,我这儿一时鞭长莫及。”二十二日,他给毛泽东发了一封长电。电报说,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它过去的领导人不得干预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日,毛泽东回电。关于周恩来:“我们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关于王明:“王明一直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在我看来,王明是不可靠的”。他举了两条,一是王明从前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过,在狱里承认了党员身份才放出来;二是王明和米夫的关系可疑。关于康生:“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七大开会前,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毛泽东以前的历任领袖都定成犯了“左倾”或“右倾”错误,王明是“左倾机会主义”。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王明病重,要请假,毛泽东亲自到他家里,请他务必参加开幕式。他被担架抬进会场。四十四名中央委员,王明和博古排在最后两名。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西柏坡,毛泽东的住所。王明问他,六中全会上刘少奇把“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释成“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整风时又把“一切服从”“一切经过”这两个口号定成“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你现在怎么想。毛泽东答:“这完全不是少奇的发明,这都是我的发明。”“在这些方面,我都是不对的。”王明说欢迎他的进步。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满脸通红,敲了一下桌子,喊起来,说他一定要创立毛泽东主义,党的历史要写成他个人的历史,七大党章已经定了,王明不承认也办不到。至于今天谈的话,“你应该像太庙里的金人那样三缄其口,不能对任何人讲!而一旦讲了,那么,哼,你知道,我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两个人又争了两个来小时。孟庆树找来,说到处找遍了,回家吃晚饭吧。一直坐在屋角听的江青站起来:“这两个老公鸡真是厉害得不得了;一见面就斗;一斗起来就没个完。”第二年三月十六日下午五点,毛泽东带着博古、张闻天、杨尚昆写的交代材料到王明住处,要他也写一份,骂自己,骂博古他们,骂俄国人。他说:“如果你不交代,我就要像对待博古那样来对待你!”王明让他把材料带回去。 中共建政后,王明当了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后来长期卧病。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在刘少奇和其他同志,其中还有几位苏联同志的帮助下”,他从北京医院的病床上直接上了苏联飞机。二月一日,他写道:“我再次来到我们大家的亲爱的莫斯科。” 九月八大,九十七名中央委员,王明得票最少。他的工资按行政五级发,秘书代领,换成卢布,半年寄一次。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起,再没有寄过。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王明死在莫斯科。从一九五六年上飞机那天起,他没有再回过中国。三个月后,毛泽东把一九四一年那几篇骂王明的文章找了出来,仔细看了一遍。一九七六年八月,他死前一个月,又请人读给他听了一遍。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6、151、168—169、287—289、306、589—590、603、634、636—637、642页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943年11月13日—27日条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4、295—296页(1974、1976年毛泽东重读九篇文章;王明1943年12月1日信)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孙平)《延安日记》中译本,1943年8月26日条 ——王明《中共五十年》,徐小英等译,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38、40—44、71、76—79、145、152页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第223—229页(1943年7月延安医生会诊总结、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会诊医生口述及胡乔木语,均转引自此书) ——司马璐《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刘少奇的党的工具论」一节(刘少奇与王明的对话,王明身边的陈女士在莫斯科告诉司马璐)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一),第358页(李法卿所述毛泽东、朱德训话) ——余汝信《康生年谱》,新世纪出版社,2023年,第128页(金茂岳案调查与判决) ——《王明回忆录》,哈耶出版社,2009年,编者按(八大得票、工资) ——霞飞《王明中毒事件》,《党史文苑》2007年(当局“医疗事故”结论) ——田中仁《王明著作目録初稿(III)》,《大阪外国語大学アジア学論叢》第3号,1993年,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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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晚上,北京。王晶垚回到家,接到一个电话,是妻子学校里的人事干事打来的,说:"卞校长受伤了。"九、十点钟,他带着孩子赶到邮电部医院。妻子躺在那里,遍体鳞伤,眼睛还睁着。头肿得很大,全是乌青色。孩子们被领到另一间屋子里。接待他的是七个人,学校里现在掌权的委员会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他要他们把名字写下来。这张写着七个名字的纸片,他留了下来。 第二天,他到西单商场买了一台照相机。照相机那时候是贵重东西,家里从来没有过,他花了几个月的工资。他拿着相机回到医院,在太平间里给妻子拍照。黑白照片上,身上大片的血斑看得清楚。她上身的衣服已经撕破了、剪开了,穿不上,他把这些衣服全都收起来。后面几天,清洗、换衣、火化,每一步他都拍了照。 死去的人叫卞仲耘,五十岁,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学校没有正校长,她排在三个副校长的第一位,在这里工作了十七年。这所学校里有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女儿,毛泽东的两个女儿也在这里读过书。她是被自己的学生打死的。前一天夜里王晶垚很晚才回家,她告诉他,下午红卫兵已经动手打了校领导,很危险了。他劝她暂时回老家躲一躲。她说,自己一走,就更证明她有问题,不能走。她说,打死像她这样身份的一个人,"就像打死一条狗。"两个人商量过给中央领导人写信,也商量过逃走,哪一样都没有做。八月五日早上,她起得早,走到他的房间说要走了。家里的老保姆劝她:"别去学校了。"她还是要去。临出门,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握了握手。 六月一日晚上,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那张大字报,是毛泽东批的,他批示说,"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女附中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署名的学生里有一个叫宋彬彬,高三,父亲是东北局书记宋任穷。隔一天,团中央派来领导学校运动的工作组进了学校,一进校就宣布热烈支持宋彬彬她们,支持学生造校领导的反。校领导靠边站,大字报贴满了学校,给卞仲耘定的罪一条一条写出来。一条是"反对党的阶级路线",证据是一九六二年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差两分没被录取——录不录,是学校请示了市委和教育局、按上面的指示定的,罪却算在她头上。一条是"反对毛主席",证据是三月里北京附近地震,她告诉学生地震来了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要不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她没有说带,只说要尽快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去。 六月二十三日,工作组开全校大会批斗她。她被押到台上,弯腰九十度。有学生跑上台,拿学校自制的、枪头包着铁皮的假步枪,这个一枪,那个一枪,把她捅倒在地。她几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浇她的头,揪着头发把她拖起来。工作组在旁边,不干涉。会后,她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检讨自己的"错误",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然后请求不要再对她用暴力。信里写: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叫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 信寄出去,没有回音。 七月底,毛泽东要借学生造反,打倒刘少奇,下令撤掉各学校的工作组,说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八月一日,他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说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以热烈的支持。"信一传开,各校红卫兵照着做。他又命令公安部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学生打人,警察不许管。女附中的红卫兵在这封信的前一天成立,接管了学校。八月五日一早,另一位副校长胡志涛去六月初刚改组的北京新市委,说中学里校领导的人身安全已经没有保障,得到的回答是:"你回学校去吧。"同一天,中共中央撤销了六月里刘少奇签发、要求北京大学制止"乱斗"的那个文件。 下午两点左右,高一的红卫兵先动手。胡志涛那时正在打扫厕所,她说,开斗争会应该先报告新市委批准。一个高个子学生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头上浇下去。卞仲耘、胡志涛和另外三个校领导被揪到大操场,戴上废纸篓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反革命黑帮"的牌子,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一字排开跪下。全校学生涌到台下。人群里有人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木工房里有待修的破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取开水。然后五个人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一边敲手里的铁簸箕,一边说"我是牛鬼蛇神",从大操场走到小操场。小操场有一堆修操场剩下的沙土,叫他们挑。有人把卞仲耘筐里的沙土用铁锨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就被劈头打倒在地。打人的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有从木工房拿来的桌椅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下戳出一个小洞,血从洞里涌出来。挑完土,五个人被揪回宿舍楼,在一楼厕所里淋了屎尿。宿舍楼走廊的白墙上留下一片血迹。她是这个学校的最高领导,"黑帮头子",打得最重。 下午五点来钟,她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还有人踢她,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东西,骂她"装死"。五点多,有人叫来校工,把她搬上一部平常运垃圾的手推车。胡志涛看见车上她两条胳膊红肿,眼睛张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嘴还在吐气,就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胡志涛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手推车推到学校北门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有红卫兵说这样推过去"影响不好",不准出校门。手推车就停在北门边。她的身体用大字报纸盖起来,上面压了一把大竹扫帚。车停了一两个小时。七点多,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新市委,才把她送进对面的医院。医生检查,尸体已经僵硬,死了多时。一位老师三天后写信给王晶垚,记下当时的情形:"换担架至医院时,四肢已硬。打四针强心针,又有何用?" 在医院里,同校学生、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来见王晶垚和大女儿,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上缠着袖章,要医生给卞仲耘做尸体解剖,证明她死于心脏病,不是打死的。写在那张纸片上的七个名字,第一个是宋彬彬,就是六月里贴第一张大字报的那个高三学生。八月五日那天夜里,宋彬彬等学校的负责人去了北京饭店,见到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打死了校长。据说,吴德告诉她们,打死了就算了,以后要注意政策。 八月九日中午,王晶垚收到一封信,署名"师大女附中一教师",八月八日下午两点写的,字是故意改了笔迹写的。信里把那天下午的经过一步一步记下来,信里说:"你必须坚强活下去,勇敢地斗争下去。"信里还说,要好好抚育老卞留下的四个孩子,尤其是可怜的四宝——最小的女儿,她还那么小。信寄到不久,学校有人上门追查这封信,凶恶地要他交出来。他拒绝了。 同一天火化。死亡证明上写的是"死因不明"。孩子们来跟妈妈告别。他和大女儿找了一块大手绢,把她的脸盖上,不让孩子看见那张满是青紫血痕的脸。小女儿十岁。运尸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广播里正在播《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家人听到里面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心里想,以后别的人不会再遭到她这样的命运了。同一个文件里还说到红卫兵这样的学生:"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一百万红卫兵。宋彬彬,纸片上的第一个名字,登上城楼,把一只红卫兵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报纸发表了两个人的对话:毛问她叫什么名字,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毛说:"要武嘛。"两天后,《光明日报》发表《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署名宋要武。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的规定: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北京太文明了","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 家里,小女儿发现,父亲睡的草席边沿都被咬碎了。他夜里睡不着,不能哭出声,就伏在席子上咬草席。多年以后大女儿说,"席子被啃烂了一大块"。一年以后,抄家的风潮过去了,一家人在家里的衣柜里给她布置了一个灵堂:照片贴在柜子的里壁,照片前放一支花。衣柜的门随时可以关上,除了家里人,谁也看不到。 三年后,进驻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给她的《审查结论》是"系犯错误的革命干部","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而死",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的是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那一套。一九七三年,她的死按"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校给了家属四百块钱。一九七八年,西城区委为她昭雪,说她是"由于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而"壮烈牺牲"。王晶垚一再要求用那四百块钱在学校里立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没有结果。 第二年,他递了控诉书,要求调查最后毒打她致死的那三四个学生,也控告外校的工作人员袁淑娥,她在六月那场批斗会上拿出一张剪去旁人的合影,只留卞仲耘和一个男老师,说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学生那一头没有下文。检察院对袁淑娥一案的答复是:"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决定不予起诉"。他接着告。一九八九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他说袁淑娥在批斗会上揪过卞仲耘的头发,决定书里写: "即使这种情况能够得到印证,也是运动中的过激行为,不能成为《刑法》规定的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 打人的学生,他没有起诉。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她们都是被利用、唆使的。" 那天她身上的东西,他每一件都用塑料袋仔细包好,装进一只皮箱:一件浸透了血的白衬衫,上面用墨汁写着"打倒"两个字;一块手表,表带打歪了,表针停在三点四十分。医院里那张写着七个名字的纸片,他也留着;她六月里写给上级的那封信的底稿,文革那些年一直藏在墙缝里;还有他拍的那些照片。他说:"血衣我全部保存。"几十年,这些衣服没沾过一次水。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二日,宋彬彬在母校的一个聚会上道歉,说她对卞校长的遇难"是有责任的",说那天她和另一个学生负责人刘进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一月二十七日,九十三岁的王晶垚发表声明,把八月五日这件事叫作"八五事件":"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他对采访的人说,她们说抢救了,说向医院提出了要求,这些都是假的,"他们从来没有急救过卞校长。"那年春天,一个记者在采访结束时问他,如果有一天又见到了卞校长,会对她说什么。老人一字一句地答:"我,没有忘记历史。"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凌晨,王晶垚在北京去世,一百岁。到这一天,打死他妻子的人,没有一个受到法律惩罚。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琴艺书屋全版,2019年,卞仲耘条,页39—64 ——王晶垚《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匿名唁函》,《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张敏采访王晶垚、王友琴,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2013年8月4日、2014年2月3日 ——冯翔《王晶垚:"我,没有忘记历史"》,《南方周末》2014年3月13日 ——宋彬彬《我的道歉和感谢》,2014年1月12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页62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1968年编印本,页265、266、26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晶垚同志治丧小组讣告,2021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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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血战三日 成都的民主化运动,一开始就跟北京和中国其余地区有很大差别,最开始的抗议主要集中在反腐败和反官倒这样不痛不痒的口号中,甚至跟“民主”没有直接关系: “比如,当地一位英语说得很好的社会学教授,带我了解了豪华的锦江宾馆的情况。他指着那些独自坐在酒店酒吧喝着橙汁的女人说,这 里的消费是普通中国人负担不起的。看起来,这些女人似乎是妓女。我们看着一个年长的男人走到其中一个女人那里,然后两个人走出餐厅,消失在电梯里。他说,那名男子是一名著名的将军,公众知道酒店里发生的这种事情,并将其视为失业严重时期政府腐败的一个主要象征。”(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据我6月5日采访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斯科特·贝拉德(Scott Bellard)说,最开始在成都没有真正的学生民主运动,但在年轻工人和失业青年当中存在巨大的动荡,主要是对腐败和失业感到忧虑。”(同上) “不过他们的诉求有别于北京的学生。‘我印象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它从来不是为支持民主而抗议的。’金鹏程(Paul Goldin)说。这位宾州大学的中国思想教授,昔日是在四川大学学习中文的美国学生。从他的角度来看,学生的主要目的是要让体制从里到外变得更纯粹,他们并不想推翻共产党,反而希望党能遵守自己做出的承诺…之后很久,所有人都知道北京建了一座民主女神像之后,那时候,人们才开始使用自由、民主这种词”(《人民失忆共和国-成都》林慕莲) 紧接着,成都运动的第二个特点出现了:它是在不断的反抗政府的暴政之下,才越来越强大的。换句话说,对中国政府的仇恨,而不是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才是成都运动真正的核心动力: “五月十六日的清晨是成都抗议行动的转折点。当时超过千名的警察与大约两百名学生扭打成一团,警察在清场过程中动用棍棒和皮带殴打学生…那晚的暴力清场刺激了这场运动…有近几十万人在警方行动之后走上街头,还有多达一千七百名的学生参加绝食抗议。成都变成了游行参与者的聚集点,他们从四面八方的其他地区蜂拥而入,甚至有远至西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代表团来参加抗争。学生们在墙上张贴的海报中写满了他们的希望与渴望,像是‘不自由,毋宁死!’抗议在当时成了家常便饭,在某些圈子里,连日常的问候‘吃饭了没?’都会半开玩笑地变成了‘你抗议了没?’”(《人民失忆共和国》) 四川省曾是赵紫阳的封疆,时任四川省党委书记杨汝岱又是赵紫阳的门生,因此四川党委迫切的想要把成都的运动解释成为支持北京学生的运动:“党委副书记顾金池对学生说:‘我们清楚的知道你们的绝食运动是为了支持北京学生…”(同上)成都的抗议活动确实与北京的学生运动有一些理论上的联系,但两地的社会背景差距太大,产生运动的原因也如上述般各不相同,因此四川省委的举动更像是顺势而动,借机配合赵紫阳和中央党内支持学生的派系,而不是对成都运动一个符合事实的描述。 当然,成都与北京最大的区别和关联,都来自于6月3日当天。当北京的屠杀正在策划和进行的时候,成都的抗议者已经所剩无几。然而当北京屠杀的消息通过BBC和VOA传到成都以后,全城才真正的被点燃了。也就是说,北京的抗议结束以后,成都的运动才正式开始: “在几个小时之内,充满杂音的英国广播国际频道以及美国之音却传来了北京的屠杀消息,于是数千名愤怒的市民又再度回到了成都街头。这次的群众运动展现出坚定的团结与无畏的勇气,街头的抗议者清楚知道军队在北京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火。数千人在成都的主要道路上游行,他们举着哀悼的花环和标语,上头写着‘我们不怕死’、‘六四屠杀,七千人死伤’、‘打倒独裁政府!’当第一波的示威群众游行到武警部队面前时,局势变得一触即发。群众的攻势被警方挡了回来,武警开始用警棍殴打示威者。现场登时爆发为全面战斗,抗议者用鞋子,砖头,人行道上的碎片,以及任何他们能够取得的东西回击武警部队。”(《人民失忆共和国》) “然而,成都人并没有被政府撑腰的暴力镇压给吓唬住。相反的,他们被激怒,变得更加义愤填膺…一群人发现了一个没怎么伪装的警察。‘愤怒的群众立刻揪住了他,像成群的老鹰一般扑向他,在我们眼前血腥地将他踩死。这种严厉的私刑让我深深震撼,它血淋淋地显示了人民对警察有多么反感。’”(同上) 至此,长达三日的血腥巷战在成都市民与中国警察之间展开。尽管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多有出入,而且各方的描述区别甚大,但是有一点是所有人都可以同意的,那就是从6月4日下午开始,到6月6日晚,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都只有一个,就是中国政府及其代理人。不管是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局还是国有企业,都成了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他们忠实的履行了“打倒独裁政府”,“暴君人民绝不放过你”,“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承诺,在实力对比明显不利于自身的情况下,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巴蜀人反抗中国统治的悲歌: “到了六月四日傍晚,一群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任何属于公家的物品,包含公共汽车和警车。群众向广场附近一个殴打拘留者的警察局投掷石块,瓷砖和汽油瓶,最后还引爆火势。大火蔓延到早被洗劫一空的‘人民商场’ — — 一个占据了整个城市街区的国有市场…六月五日早上,成都的市民一觉醒来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景象。街上有很多焦黑冒烟的公车,现场出奇的安静。而且唯独国家的财产遭受攻击,政府大楼的每一块玻璃都被打碎,而旁边的私人企业则毫发无伤…政府当局好像完全失去了掌控能力。一份解密的美国电报指出,武警部队的人数远远不及民众人数,他们为确保自己的安全,被迫撤退到市政府大楼。每一次武装部队试图出击的时候,都因惊人的群众数量而迅速撤退,最多只能偶尔向人群投掷几颗烟雾弹。”(《人民失忆共和国》) 笔者曾在其他地方将巴蜀的抗议称为“六五”,而不是“六四”,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成都抗暴过程中,最有象征性的冲击政府大楼,和市民与警察最激烈的战斗,都发生在六月五日: “6月5日上午12:15,我写了如下: “街上到处都是人,一片混乱。” “当我沿着人民南路走向广场时,我开始见到倾倒的垃圾桶和路边的栏杆。距离毛泽东塑像一个街区的地方,年轻人正在建造一个简陋的路障。最终,我壮起胆子从广场中心穿过,满地都是碎玻璃和垃圾。 “看不见有警察,但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个扬声器播放公告,一个声音说到:“我们五分钟后就来抓你。”又一阵恐慌爆发了,人们都纷纷逃走。” “大约午夜12:15分的时候,我在广场往右转,看见路上有燃烧的物体。两辆城市大巴,也许就是下午5点左右我看到的警察拖过广场作为路障的那两辆大巴,烧的只剩车架了,轮胎仍在燃烧。再远一点,一辆三轮警用摩托车也在燃烧,然后我意识到我正在走过的街区有一半着火了。” “年轻人打烂窗户、摧毁建筑物,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成都体育大学的一位没有参与抢劫的学生告诉我:‘人们正在燃烧建筑物,因为政府不好。戒严是一个错误。我们不喜欢它。’” “三辆消防车从广场的方向开过来去扑灭熊熊大火。但当他们停下来,连接水管并对准火焰时,人们包围了消防车,并在五分钟之内将其中一辆点燃,并将另一辆翻过来!难以置信。人群吼叫着表示赞同。五分钟后,催泪瓦斯罐头开始爆炸,人们逃离,这种恐慌情绪并未停止,因为爆炸不断发生并且越来越靠近 — — 四,五,六个。” 我接着写道:“这是一个有趣的教训。从当局角度看,这展示了事情如何‘失控’,甚至可以‘证明’他们的论点,即骚乱是‘少数暴徒’或‘几撮不良分子’造成的。当局对于和平示威出重拳,激怒了他们。在开始实行强硬路线后,他们无法退缩,只能严厉打击。愤怒的人们,开始抢劫、放火。当局不能让建筑物就这么被烧毁,所以他们派出消防车。当人们把这些都点燃后,催泪瓦斯就来了。当局一旦开始犯错,并坚持下去,剩下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6月5日上午9时左右,一伙歹徒从东、南两个方向,用石头猛击市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将二、三、四楼临街办公室窗户的大部分玻璃砸烂。随后,这些歹徒手持钢钎,木棒,冲开东面铁门,打砸停在院内的汽车,并放火烧毁了三辆轿车。下午,一些歹徒又聚集在市人大常委会门前,向办公楼抛甩汽油燃烧瓶,将行政楼引燃,这些人还猛撞围墙,企图冲进办公区,未逞。他们便在办公楼下叫骂:楼上的人下来,把你们全部杀死… 6月5日,从下午到晚上,一伙歹徒围聚在市政府办公大院东墙外左侧,对着正在进行广播的房间高呼:杀死所有的共产党员,杀死所有的公安!” “6月5日,歹徒的暴行达到顶峰,他们倾巢出动,四面袭击,打砸警车,殴打武警、公安干警和解放军。从6月5日至6日,成都市区所有十字路口皆无交警上岗,街上亦不见穿警服、军服的军警人员。一些军警人员的家庭受到威胁,歹徒们叫嚣:先打警察,再打警察家属…歹徒们还闯进一、二、三、六等医院,搜寻受伤的武警战士,扬言‘搜出一个,就打死一个’。蜀都大道和一环路等地,每个交通路口都聚集着几百名歹徒。他们见军车、警车、轿车就砸,见军人、民警就打。他们喊着:‘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无冤无仇,就打欺头!’”(《成都骚乱事件始末》) 而武装斗争的主力,已经从学生转移到了长期受警察欺压的群众,这一点,共产党的材料其实比西方人看到的更清楚: “石头、砖块、玻璃瓶如雨点般向人民东路派出所袭击。手持匕首,钢钎,大刀,木棒,铁棍的歹徒,声嘶力竭的对着人东派出所嚎叫着: 警察,黑xx!今天老子们要把你们黑xx锤平! 黑xx警察!你们整老子,你们晓得有今天的下场哇。老子要点一把火,烧! 宋良志(人东派出所所长)!你xxx是对的就出来!人东(派出所)的,还有戴大盘盘(帽)的,是对的都出来!老子们今天统统的杀死! 共产党没有了!政府没有了!打!烧!冲哇!”(《歹徒们为什么要烧人东派出所》) 当然,和中国的材料想要宣传的相反,抗议群众其实在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武器,装备和经验不足的局面。从西方和共产党的记录我们都可以看出,抗议群众的武器非常简陋,最有效的也只有燃烧瓶和高压气枪(只有共产党的记录,西方记录里并未出现高压气枪)。面对全副武装的武警和解放军,抗议群众很快失去了气势。从共产党的材料里来看,抗议群众分成许多个小团体,彼此之间并没有足够的支持,而武警一次的出动数量居然可以达到800名!6月6日,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抛弃了部分由他煽动起来的学生和抗议,给武警下达了镇压的命令,武警开始放开手脚,血腥镇压抗议群众。在武器,装备,组织和经验全面领先的武警面前,抗议市民仅凭人数优势无法获胜,被分割开来,各个击破: 我问他,既然民众是多数,为什么不将警察制服。 “在成都,这是新事物。我们没有这样的战斗的经验。人们很害怕。但我们不能再忍受了,所以我们加入了。如果警察向人们开枪,他们就会变得更勇敢,并去战斗。我们医学院/医院的院长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参与学生示威,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真的。他们在布告栏上贴了通知。”(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武警在抓捕学生和抗议者期间,对他们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杀害: “我回到我之前待着观望事态的那间房间的阳台上。不久,有六辆卡车载着看起来像是士兵的人进入大院。他们没有持枪,但似乎有类似刺刀的武器。他们与我过去两天见过的武装警察不一样。有一个人非常醒目。他穿着不同的制服,有一把套在枪套里的手枪。 这些士兵跳出来,见一个抓一个。真是一片混乱。大多数示威者、袭击者和围观的人都跑了出去,但大约有三十多人被抓,不管他们是破坏了财产还是只是看热闹的,士兵们不知道也不关心。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们惊恐地看到这些士兵们殴打、虐待被捕的人。他们要每一个人向前迈出一步,双手绑在身后。他们给他们拍了照片,问了一些问题,然后把他们头朝下扔到水泥地的停车场。他们的头骨脑袋撞到地面发出的嘭嘭声,令人毛骨悚然。 我受不了了。我跑到酒店的大堂,那里全是碎玻璃,被砸得稀巴烂。我发现士兵的领导正和其他的士兵站在周围。我走到他面前,开始用英语对他喊:“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是在没有任何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杀人。”我也不确定自己具体说了什么,但我不会说普通话,而他不会说英语。很快,一些警卫把我赶走了,我又回到了阳台,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可奈何。 在他们“处理”完所有新的被捕者之后,士兵们又将他们扔到他们开来的其中一辆大卡车上,就像他们是一袋袋土豆。 如果那时那些人还没有死,那么压在下面的人很可能会窒息而死。凌晨3点刚过,他们就把车开走了。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死了多少人。”(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她看到了大约二十五个人跪在院子里,头朝下,双手绑在背后。他们先是被推到在地,然后卫兵围着他们走来走去将近一个多小时。最后,指令下来了。这时‘穿黑裤子白衬衫的人上来用铁棍把那些人的脑袋敲碎’。景象惨绝人寰,她吓得在浴室里呕吐。几天后,她逃离了中国。后来她告诉一家北欧的报纸,‘他们一个人一个人的杀,那些还活着的人不断哀求他们给一条生路。’”(《人民失忆共和国》) 惨烈的三日巷战,以巴蜀人民的失败而结束。 ---成都血战:巴蜀的1989 巴蜀独立会 1.6月4日警察对抗议者使用了催泪瓦斯和眩晕手榴弹,试图驱散主要广场的人群。 2.6月4日武警清场后,警察和投掷石块的愤怒人群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3.6月4日成都。照片: AFP/Getty Images 4.在冲突中受伤的人等待接受治疗。头部受伤的情况很普遍,这说明警察采取了殴打抗议者头部的策略。伤者恳求西方摄影师 "告诉世界!"Kim Nygaard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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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中央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长吴大任表示,台湾的大多数劳动力受雇于科技行业之外,月收入不到1500美元。他说,台湾的经济增长成果主要流向富人,比如台积电股东。“但是一般人,他们的薪水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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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国立中央大学排名全国第一,清华第二,北大第三,新中国成立后,国立中央大学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南大除了保留文丶理学科外,其他都被拆分出去并成立了新的高校,有的学科拼入其他的高校,南大在再接收原金陵大学的文丶理学科后并在金陵大学的原校址上成为新的南京大学。南大虽然被拆分得七零八散,但现在的南京大学仍稳坐全国高校前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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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无声的家国大义:学者父女的敌后隐忍报国 1943年,地下党员马常卿秘密潜回早已沦陷的扬州。深夜推门归家,父亲看到冒险归来的女儿,瞬间眉头紧锁。 这位看似温和儒雅、不问世事的大学学者,心里飞速权衡生死利弊。随后,他用一套极致隐忍、滴水不漏的布局,骗过全城日伪特务、眼线密探,在虎狼环伺的沦陷区里,悄悄为抗日地下战线,铺出了一条隐秘生路。 世人皆知前线将士浴血冲锋、炮火硝烟的壮烈。 却极少有人知晓,在日伪高压管控、密不透风的江南沦陷区,还有无数普通人,以沉默隐忍、以身涉险,默默撑起民族救亡的微光。 1943年的扬州,早已彻底坠入黑暗。 城门层层岗哨、步步盘查,街巷遍布特务眼线。百姓噤声度日,风声鹤唳,稍有异动便会被抓捕、审讯、关押。 彼时苏北、淮南抗日根据地被日军严密封锁,物资断绝、经费紧缺,敌后地下情报工作举步维艰,无数隐蔽战线的战士在绝境中艰难坚守。 冒险深夜返乡的马常卿,绝非普通百姓。 她与丈夫张一锋,皆是中共南京地下情报骨干,后正式编入新四军二师城工部,长期潜伏敌占区,负责情报联络、秘密交通、敌后抗日工作。 为缓解根据地封锁危机、支撑地下组织运转,经过组织慎重研判,家世干净、熟悉本地环境、身份极具隐蔽性的马常卿,临危受命,独自潜回危机四伏的故乡扬州,承担秘密筹款、物资补给、掩护交通的关键任务。 很多人以为,报国就是沙场持枪、呐喊救国。 可在沦陷的敌占中心,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藏于眼底、藏于心间的隐忍。 一步失误,便是满门倾覆、整条情报线崩盘。 马常卿的父亲马景行,是被长期误传的传奇前辈。 他并非网传的银行大亨,真实身份是留美归国学者、中央大学教授。学识渊博、品行端正,在扬州学界、士绅阶层声望极高。 乱世飘摇,他一生深耕文教、潜心治学,从不涉足军政纷争。在外人眼中,他只是一位与世无争、只求安稳教书的文弱学者。 也正因这层“无害文人”的完美保护色,日伪始终对他放下戒备,从未将他与地下抗日力量联系半分。 可熟读史书、心怀家国的马景行,从来没有冷眼旁观山河破碎、百姓流离。 看似避世治学的岁月里,他始终心怀民族大义,静待报国时机。 当深夜归家的女儿,道出地下工作的艰难、根据地的绝境与筹款的重任,马景行瞬间陷入极致两难。 他比谁都清楚沦陷区的残酷规则: 名士家族是日伪重点监控对象,一举一动皆被监视。 一旦资助抗日、通联地下组织的身份暴露,不仅自己性命不保,全家满门皆会遭殃,女儿多年潜伏的革命身份彻底暴露,整条隐蔽情报线将瞬间瘫痪。 短暂沉默、飞速权衡之后,这位文弱书生父亲,做出了最冷静、最高明的保全布局。 他没有激动、没有表态、没有外露悲悯。 反而当着家中仆役、邻里耳目,刻意摆出严肃、不悦、责备的姿态,假意训斥女儿任性冒险、不懂时局凶险、擅自在外奔波。 旁人看在眼里,只以为是寻常父亲担忧女儿安危、嗔怪女儿不懂事。 这场恰到好处的“父女争执”,完美打消了所有眼线、特务、邻里的怀疑,为马常卿的潜伏工作,筑起了一道最安全的屏障。 人前,他冷漠责备、刻意疏远。 人后,他倾尽所有、默默托举。 无人知晓的暗处里,马景行动用毕生积蓄、半生人脉,全力支持女儿的地下筹款与物资工作。 史料虽无详细钱款、物资记载,但在当年根据地全面封锁、经费枯竭的绝境之下,这份来自学者家庭的鼎力资助,是雪中送炭的救命资源,极大填补了地下情报工作的经费缺口,支撑敌后隐蔽战线持续运转。 更令人敬佩的,是他极致的隐忍与克制。 此后时日,他依旧每日读书治学、正常应酬乡邻,维持着不问政事的学者模样。 不私下会客、不留文字痕迹、不接触革命人员、不显露分毫异常。 他以最安静、最谨慎的方式,护住女儿的身份、护住家族的平安、护住整条隐秘的抗日通道。 全城日伪特务密布、严密排查,却自始至终,无人识破这位温文儒雅的教授,竟是默默支援抗日的幕后功臣。 回望风雨抗战岁月,最动人的从不是金戈铁马。 有无数像马景行、马常卿父女这样的先辈: 他们没有上过战场、没有荷枪杀敌、没有赫赫战功,更没有勋章与盛名。 他们以文人风骨立身,以沉默隐忍报国。 在最黑暗的沦陷区,将个人生死、家族安危置之度外,以平凡之躯,担家国之重。 山河无恙,从不是少数英雄的传奇, 而是无数普通人,以赤诚赴危难、以平凡铸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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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就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国家原本重点扶持央财,把有限的教育资源和扶持政策基本都倾斜到该校。而其它的学校比如:上财、西财、中南财等只是跟着喝了一点汤,前几年中央财经大学确实也发展的不错,势头强劲,在财经大学中出尽了风头,特别是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没有根基、强行用政策和资金堆起来的大学永远是扶不起来的,结果这几年不论在教学质量、科研水平等退步极大,尤其表现在第五轮的学科评估中。它的评估结果与上财、西财根本没法比。如果中央财经大学继续萎靡不振,几年之后可能被东北财经大学摔在后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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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去佛山看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舞剧「她的龟兹」 舞剧主题是一个文物修复师对于龟兹千佛洞壁画和文物被西方探险家盗窃所产生的遐思。尽管这样的主题很难用舞剧表达,缺少戏剧性和诗性,但舞蹈、舞台设计和声光都很漂亮,在形式上是美的。 广州地铁连通南海、禅城和顺德,广佛完全连成一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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