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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剛平 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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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阎锡山看到在大陆大势已去,就顺从蒋介石的安排,去了台湾。到了台湾后,阎锡山非常活跃,还给蒋介石献上自己和一帮幕僚搞了几个月炮制出来的“反攻计划”,无非是想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没想到老蒋重新出任总统,只给了阎锡山一个虚职,阎锡山知道自己在老蒋心目中芥蒂很深,干脆辞职不干了。 辞职那天他把办公室收拾得干干净净,连一张纸片都没留下。跟着他从山西一路跑到台湾的几个老部下站在门口,谁也不说话。阎锡山看了他们一眼,说你们也别在这儿耗着了,该找门路的找门路,该做小买卖的做小买卖,我这辈子算是到头了。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在台北郊区找了一处偏僻的房子住下来,房子不大,院墙倒是挺高。刚开始那几个月,还真有人上门来看他,有的是以前的老部下,有的是想打听山西旧事的记者。阎锡山一概不见,让一个老勤务兵在门口挡着,说身体不好,谢绝会客。时间一长,就没人来了。 他每天的生活变得极有规律。早上五点起床,在院子里打一套自己编的拳,然后吃早饭。早饭是小米粥配咸菜,几十年不变。吃完饭他就钻进书房,开始写东西。他写的东西没人看,也没地方发表,就是自己写给自己看。有时候写累了,他就走到院子里,盯着墙角那棵老榕树发呆。 有一天,他正在书房里翻看以前的日记,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吵吵嚷嚷。他推开门一看,是那个老勤务兵在跟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拉扯。中年人手里提着一个皮包,说自己是“总统府”派来的,有要事面见阎长官。阎锡山本来想摆手说不见,但转念一想,老蒋的人来了,不见不合适。 他把中年人让进客厅。中年人坐下后,从皮包里掏出一封信,双手递过来,说这是总统亲笔。阎锡山拆开一看,上面就几行字,大意是说现在局势艰难,希望阎锡山能出来担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为党国尽一份力。阎锡山看完把信放在桌上,没说话。 中年人以为他嫌官小,赶紧补充说这个职位虽然是副的,但实际工作都由阎长官来抓,主任委员只是挂个名。阎锡山笑了一下,说你知道我跟了蒋先生多少年吗。中年人愣了一下,说知道,几十年了。阎锡山说这几十年里,我给他出过多少主意,你数得过来吗。中年人不敢接话。 阎锡山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中年人说,你回去告诉蒋先生,就说我阎锡山老了,脑子不好使了,写不了什么计划了。台湾这地方气候不错,适合养老,我就在这儿安安稳稳过完下半辈子,别的事我一概不过问。中年人还想再劝,阎锡山一抬手,说就这样吧,你回去复命。 中年人走后,阎锡山在客厅里站了很久。老勤务兵进来收拾茶杯,看见他脸色不太好,就轻声问要不要叫医生。阎锡山摇摇头,说你去买点纸钱回来。老勤务兵以为自己听错了,问买什么。阎锡山说纸钱,就是烧给死人的那种。老勤务兵不敢多问,转身出去了。 当天晚上,阎锡山在院子里烧了一堆纸钱。火光照着他的脸,看不出什么表情。他一边烧一边往火里扔东西,仔细看是他这些年写的那些日记和手稿。老勤务兵在旁边看着,心疼得直搓手,说长官这些东西烧了多可惜。阎锡山说可惜什么,人都没了,留着这些有什么用。 烧完东西,他回到屋里,倒头就睡。第二天起来,他像换了个人似的,开始收拾院子,种菜养鸡,跟邻居也搭上话了。有人问他以前是干什么的,他说以前是当兵的,现在退休了。邻居说你这退休金不少吧,能住这么大的院子。阎锡山笑了笑,说够吃饭就行。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他种的菜吃不完,就分给邻居。邻居们觉得这老头挺和气,就是话不多。偶尔有认识他的人从门前经过,看见他在院子里浇菜,都不敢认,回去跟别人说阎锡山在种菜,别人还不信。 直到有一年过春节,几个老部下凑钱买了点酒菜来看他。酒喝到一半,有个老部下忍不住说,长官,当年在山西的时候多威风,现在怎么落到这个地步。阎锡山放下酒杯,说你以为我现在不好吗。老部下说好什么,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阎锡山说以前在山西,每天睁开眼就是打仗、争权、算计人,晚上闭上眼还在想明天怎么对付这个对付那个。现在我想种菜就种菜,想睡觉就睡觉,不用防着谁,也不用算计谁。你说哪个好。 一桌人都不说话了。阎锡山给他们每人倒了一杯酒,说吃菜吃菜,这鸡是我自己养的,比外面买的好吃。那天他喝了不少酒,话也比平时多,但说的都是山西老家的风土人情,一句没提台湾的事,也没提蒋介石。老部下们走的时候,他送到门口,说以后别来了,路远,你们也不年轻了。老部下们知道他的脾气,点点头就走了。 从那以后,再没人来打扰他。他在那所房子里又活了好些年,每天种菜养鸡,看日出日落,像一个最普通的老头。临死前,他把老勤务兵叫到跟前,说我这辈子争了一辈子,最后才明白,争来的东西都是假的,只有这院子里的菜是真的。说完就闭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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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愧做过王爷,脑袋瓜灵光,再晚几年就惨死了。 1950 年,大清国的最后一任摄政王载沣还活着,而且也才67岁。他因为缺钱缺粮,一咬牙干了一件大事,把自己家族住了几辈子的醇亲王府给卖了。 ​ 消息是悄悄放出去的。载沣没找熟人,也没敢走老关系,直接托了个中间人,说王府愿意出售。他心里清楚,这宅子普通人家接不住,也买不起,能接手的最可能是公家。果然,风声传出去没几天,就有了回音。 来谈的人穿着中山装,说话和气,说是代表国家接收一些历史建筑,用作公共用途。载沣没多问什么用途,他心里有数。价格上双方没怎么扯皮,对方给了一个实在数目,现钱,不拖欠。载沣知道这比市面上可能低些,但他要的是快,是稳。他点了点头,算是应了。 签契约那天是个阴天。载沣坐在正厅里,看着人把厚厚的房契地契拿出来,自己拿起笔,顿了顿。旁边站着他的几个儿子,脸色都不大好看,尤其是大儿子,眼睛盯着桌面,嘴唇抿得紧紧的。载沣也不看他们,稳稳地签下了“载沣”两个字,按了手印。然后他摘下眼镜,慢慢擦了擦,对来人说:“这宅子,以后就拜托了。” 钱拿到手,他先把欠的几笔不大不小的债还了。剩下的,他分成几份。一份给家里每房分了点,让他们各自去找房子安家。一份留作现钱开销。还有一份,他悄悄换成了一些小黄鱼,藏了起来。这是他历经过乱世的经验,手里不能没点硬货。 搬家那天很安静。几十口人,零零散散地往外搬东西。家具大多不带,只收拾细软、书籍和贴身物件。载沣自己最后走,他在空荡荡的王府里走了一圈。从前厅走到后花园,花园里的树还郁郁葱葱的,亭子有些旧了。他记得宣统年在这里接过圣旨,也记得在这里听过革命的炮声。他在一棵老槐树下站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新家在魏家胡同,一座两进的四合院。对普通人来说算是阔气,但对住惯了王府的一家人来说,挤。各房分了屋子,难免有些磕碰抱怨。载沣不管这些,他自己要了东厢房一间清净屋子,把带来的书和那几件宝贝的天文仪器摆好,就算安顿下来。 日子一下变得简单,也冷清。没了成群的仆人,许多事得自己动手。载沣学着生炉子,起初弄得满屋烟,后来也熟练了。每月开销他亲自算,一笔一笔记得清楚。他偶尔会听说,醇亲王府挂牌成了什么机关的办公地,后来又听说要改建成纪念馆。他只是听听,从不打听细节。 从前的老相识,有些听说他卖了祖宅,便不再登门。载沣乐得清静。也有些人,日子过不下去,拉下脸来求助。载沣不摆架子,能帮一点就帮一点,给点钱,或者让家人拿点粮食,但话也说在前面:“我也就这点能力,如今都是新社会了,得学会自己谋生。” 1950年的冬天特别冷。小四合院没王府的地龙暖和,烧煤也得算计着。载沣常坐在屋里,腿上盖条毯子,就着窗口的光看报纸。报纸上都是新名词、新消息,他看得慢,但看得认真。家里人有时议论时事,他很少插嘴,只是听。 转过年来,春天刚到,载沣就病倒了。起初是咳嗽,后来就起不来床。请了大夫来看,说是老了,心肺衰弱。他知道时候差不多了。他把几个儿子叫到床前,也没什么长篇大论的交代,只说:“以后的日子,靠你们自己。做人要本分,做事要踏实。祖上的风光,忘了它。” 1951年2月3日,载沣在魏家胡同的家中去世,平静无波。后事办得简单。他卖王府剩下的钱,刚好够用。没有遗老来扶棺痛哭,也没有盛大的仪式,就像一片叶子落了地,悄无声息。 那所他卖掉的醇亲王府,后来成了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办公地,再后来,一部分辟为宋庆龄故居,一部分成了卫生部所在地。游人络绎不绝,看那花园楼台,听讲解员说这里曾走出两位皇帝。很少有人会想到,那位最后离开这里的王爷,用这座煊赫的府邸,换了一家人平平凡凡的善终。历史的大浪头打过来,他没能站在潮头,却也没被拍碎在岸边,只是顺着水流,悄悄地、安稳地,靠了岸。 载沣的后人主要有两支。一支是次子溥杰一脉,他的次女嫮生定居日本,嫁给福永健治,子女都随父姓福永,从事护士、港口调度等普通职业。另一支是四子溥任(后改名金友之)一脉,他的子女都姓金,长子金毓嶂是地质勘探专家,次子金毓峑是环保教授,三子金毓岚是中学历史教师,女儿们是普通职工,后代也都姓金,在教育、科研等行业过着普通生活。长子溥仪和三子溥倛都没有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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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前一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夜里十点左右,张学良从宴会上赶回西安的公馆,把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叫进客厅。东北军的几个高级将领都坐在屋里。他当着众人下令:明天凌晨去临潼华清池,把住在那里的蒋介石扣起来。 “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孙铭九正要退出去,张学良回过头盯着他,又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他用手比了一个鸡蛋大的圈。 张学良这时的官衔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剿的是陕北的红军。他敢在这一夜押上身家性命,是因为他剿了一年的陕北中共告诉他,斯大林会扶他。 他这样指望斯大林,因为他手里只剩一支军队,脚下已经没有一寸自己的地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东北军没有抵抗,退进关内,东北老家丢给了日本;一九三三年又丢了热河;一九三五年,南京照日本人的要求,把留在河北的东北军也调走。从此东北军每月二百万元的军饷,只能向南京要。照他的想法,吃人家的饭,也得听人家的话。 南京要东北军去打红军。部下私下抱怨:“副司令真傻!”“人死了,枪丢了,国民党政府也不给补……都打光了怎么办!”有人把这些话说给张学良听,他有时说:“要相信到西北以后我会有办法的!” 到了西北,先来的是败仗。一九三五年秋天,东北军在陕北的劳山、直罗镇被红军接连吃掉两个师,两个师长阵亡。张学良向蒋介石请求补充枪弹,给两位阵亡师长各发十万元特别抚恤。蒋介石的答复是:“特恤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撤销。”东北军上下都明白,蒋介石派他们剿共,是要他们和红军两败俱伤。再这样打下去,东北军打光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要另找靠山,新疆的盛世才就是个样子。他几次私下请苏联驻华大使转告斯大林:靠苏联撑腰坐稳新疆的盛世才,是他的老部下,苏联扶得了盛世才,也该扶他。斯大林这时最怕日本从东边打苏联,要的是蒋介石领着中国去打日本,不会为张学良拆蒋介石的台;可他也不把话说死,只让人捎话,叫张学良去和中国共产党联系。他就去了。 这时的中共也走投无路。红军长征到陕北,剩下几万人,四面是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和马家军,陕北地瘠人穷,养不活这支队伍。围剿他们的主帅自己找上门来,毛泽东求之不得。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秘密到了洛川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他自己带着密码,借军长王以哲的电台,在洋蜡烛底下译电,往陕北发报。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给再去洛川的李克农下了谈判训令,头一条是“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二十八日,李克农和王以哲谈定一个口头谅解,里面有一句:“红军过路应予通行”。 这时红军主力已经从陕北渡过黄河,到山西去弄粮食和兵。红军在山西打土豪,也向县城要钱,彭雪枫打电话给浮山县县长,“要他交出5万元款子,否则就派兵攻打县城”。阎锡山向南京告急,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匪主力过河既已明了……则我军应速向北推进,封锁黄河西岸各渡口。此机万不可失。”张学良回电推说陕甘边区“股匪极为活跃”,要“先行肃清”。蒋介石再三催,他不动。 三月五日凌晨,张学良自己开着飞机到洛川,见了李克农。中共让李克农备好一套话,预备张学良替蒋介石说话时驳他,几乎没用上。张学良只催着要尽快见中共的领导人,还请中共替他介绍代表去苏联。 四月九日晚上,周恩来被张学良派去的人接进延安城,两人在城里的天主堂从九点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张学良说,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周恩来会后给中央的报告里,记下了他那一夜问的事: “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 周恩来请他到时候放红军渡回黄河西岸,再接济红军弹药。张学良都答应了。两边谈定了停战、通商、互派代表,“无线电、药品他可代购办,并可送弹药”。跟周恩来同去的戴镜元记得,张学良“先拿出二万银元,说是他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他又送给我们二十万元法币。”周恩来报告中央:“张对经济、通商、交通上助我,确有诚意。”张学良也有自己的算盘:他想让红军留在黄河东边和中央军拼,自己好扩大地盘。 二十二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头一句是“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又说:“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刘鼎临走,周恩来交代他:“你带报务员去建立秘密电台,密码由你自己掌握”。张学良在洛川见到刘鼎,握着他的手说:“好呀,你再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了。”又对他说,延安那一夜,“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最后说: “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几天后,张学良亲自开飞机带刘鼎回西安,让刘鼎坐到驾驶座上,绕道黄河上空。刘鼎住进张公馆的东楼,对外是张学良的随从军官。他在东楼地下室装了一个小电台,中共中央和张学良之间的来往电报,从此都从这间地下室进出。 五月初,红军在山西站不住了,带着钱粮,押着近万山西壮丁,分批渡回黄河西岸。西岸是东北军的防区,红军西渡没有受到东北军阻碍。五月十二日夜里,周恩来又和张学良谈了一次,张学良答应给红军七九子弹十万发;六月一日,其中六万发送到了延安。 这年夏天,中共长征以来和莫斯科断掉的电讯,借张学良剿总的电台接上了。李克农后来说:“张学良部队还给我们送电台、送药品过来。”线一接通,中共就向莫斯科要钱,理由是东北军的军饷“全部靠南京拨款”,一旦起事就会断,问能否“每月给我们300万元的援助”。 六月底,刘鼎给中央发电报,电报里的“日”是张学良的代号: “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 七月二日,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把这件事报告莫斯科。电报说东北军“虽附属于蒋介石,并未给他地盘,且在待遇上歧视他”,又说“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到了最后决斗的时期”;对张学良入党,写的是:“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八月九日,毛泽东等人给张学良的信里已经叫他“同志”,说“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 八月十五日,莫斯科回电。电报说,叫他们特别不安的,是“你们关于甚至打算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说法”,“只有那些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工人、农民和学生才能加入党的队伍”;同张学良的接触必须保持,“利用这种接触在张学良的军队中开展我们的工作”,“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同盟者”,他“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动摇甚至是公然背叛我们”。 这封回电,毛泽东瞒住了张学良。他一面向莫斯科表示服从,一面告诉张学良,入党的申请批准了,往来的密信里照旧叫他同志;还说苏联已经在新疆备好了大批军火,等红军去取,请他配合打通道路。张学良信了,以为是斯大林接纳了他。早在七月里,他已经和周恩来商定了一个西北大计划:打通苏联,割据西北,成立西北国防政府。计划里要打的是中央军和宁夏青海的马家军,华北的日军不在里面。计划成了,他就有了西北这块地盘,背后靠着苏联。中共也指望它救命:八月二十五日给莫斯科的电报说,红军财政粮食已经十分困难,联不成东北军反蒋,南京又不肯停止剿共,就只好放弃陕北。 钱也一直从他这里出。八月,中共派到西安的潘汉年报告:“我们借钱,立刻应许,已交五万元(存刘处)”。十月,叶剑英到了西安,说红军经费困难已极,冬衣更难,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学良借三十万元。张学良一口答应,只说西安一下只能办到五万元,其余二十五万元到上海去想办法;棉衣给一万套,从西安送往兰州,请红军半路去取。入冬以后,中共给莫斯科的电报叫苦:“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这时中共向张学良借的钱已经有六十万元;十一月下旬,又从他那里借了十万元。 十一月底,德国和日本签了反共协定,矛头对着苏联。斯大林更要蒋介石领着中国抗日,严令中共放弃反蒋,拥护蒋介石。毛泽东不理会这道命令,反倒派周恩来去和张学良商量:把蒋介石请到西安来,扣下。张学良几次打电报请,又亲自到洛阳去请蒋介石来西安,给将士们训话。 蒋介石这边,红军已经被压在陕北一角,他要趁这时一举剿灭。十二月四日,他住进临潼华清池,召见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给了两条路: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开上前线剿共;不然,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陕甘交给中央军。杨虎城是陕西本地人,十七路军三万来人,全靠陕西这块老地盘,调去安徽就什么都没有了;他身边多年埋着中共党员,妻子谢葆真也是党员。七日,张学良当面求蒋介石停止剿共,蒋介石说,剿共已经到了最后五分钟。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动手。张学良发电报到陕北,要中共的叶剑英回西安一起策划。毛泽东回电说叶剑英已经上路,其实没有让他动身。 十一日夜里,张学良对将领们说,蒋拍着桌子骂他:“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一位军长问:“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说: “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孙铭九出门的时候,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旁边对他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十二日凌晨,卫队营的卡车冲到华清池门口,门卫开枪拦,被打倒,枪声和喊声混成一团。孙铭九一路趴着往前爬,摸进蒋介石住的五间厅,人已经不在了。他摸了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朦胧的曙色里,他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乱摆在桌上。一个卫士跑来报告:“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蒋介石的亲信蒋孝先从西安往这边赶,在公路上被截住,枪毙了。 天色快要全亮的时候,卫队营满山搜。一个叫陈思孝的班长在前面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他们先前看见一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走动,搜过去,洞里蜷着一个人。士兵喊,再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蒋介石钻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光着两只脚,上身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一条白色睡裤,浑身是土,冻得发抖。他抬头看了孙铭九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 “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上午,蒋介石被押进西安城的新城大楼,一言不发,送来的大衣不穿,牛奶不喝,只问孙铭九:“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大约半个钟头后,张学良穿着一件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带着得意,对他微微欠身: “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 蒋介石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孙铭九退出门,就听见两个人在屋里吵了起来,声音很高。 同一天将近中午,陕北保安毛泽东住的窑洞里,中共的领导人围着读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张国焘也在场。有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朱德抢先说:“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指的是蒋介石和他的随员。毛泽东一直在那里狂笑,接着说: “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张、杨,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国焘记得,当天发给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说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拟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决裂。他给张学良起草复电,尊他为全国抗日领袖,夸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说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朱德要毛泽东明明白白叫张学良杀蒋,毛泽东笑着说,他已经着力暗示了,“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他对张国焘解释过,电文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 十三日晚上,莫斯科的电报到了,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西安事变是日本的阴谋,苏联不会给任何支援,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能领导抗日的只有蒋介石,中共要促成和平解决。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后来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说斯大林当时对他讲,张学良分量不够。窑洞里,毛泽东踱来踱去,急躁地说: “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周恩来坐着张学良派去的飞机到了西安。张学良见面就问:莫斯科有没有电报?对西安的事是什么态度?周恩来告诉他,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当场发了火,觉得自己被共产党卖了:从前他们一直说苏联会帮忙,现在他骑在虎背上,他们临阵抽腿。周恩来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中共一定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凭本身的力量,来担当一切。 宋子文、宋美龄先后飞来西安谈判。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带去斯大林的许诺:把蒋介石的长子、扣在苏联多年的蒋经国放回来。蒋介石的态度一下子变了,答应停止剿共,事变照斯大林的意思收了场。毛泽东想借张学良的手除掉蒋介石,没有做成;被围在陕北、眼看要被剿灭的红军,倒因此活了下来。 二十五日下午,张学良陪着蒋介石夫妇和宋子文飞离西安。孙铭九后来记得,他临走前说过,三天以内就回来。飞机上,蒋介石对他说: “你闯下了这样大祸,如果这时去南京,南京方面众怒难犯,定要杀你,你去不得的。” 张学良说:“应该杀我,我是有罪的人。” 很多年以后,他说起这一趟:“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枪毙了,我不在乎。我到南京送蒋先生,我是请罪,简单地说,我甚至把后事都预备好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的急电到了保安。张国焘记得,毛泽东显得特别焦急,断断续续地说,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向中共头上? “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 他接连给周恩来发电报,要周恩来对蒋介石的亲信说明中共事先并未参与,和张、杨断绝明显的来往,还要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件。 二十六日中午,蒋介石的飞机落在南京,林森以下文武百官都在机场,军乐、爆竹,人山人海。下午两点左右,张学良和宋子文坐的第二架飞机落在城外一个军用机场,没有欢迎的人,只有宪兵和特务。宋子文和军统的戴笠把他拉上汽车,送进北极阁宋子文的公馆。两天前的晚上,戴笠已经把话交代给手下:“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他让特务队长刘乙光挑十几个机灵可靠、仪表好的人,都穿蓝色中山服,佩二号左轮,去看守张学良。 也是这一天,保安的中共中央听说蒋介石已经由张学良送回南京,立即把中央机关往延安搬。张国焘记得,从那不成样子的保安迁到延安,大家心胸都大为开朗。 十二月三十一日军法会审,张学良在庭上说,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他没有把反蒋的责任推到中共头上,反倒替中共开脱。判决是有期徒刑十年。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国民政府特赦了他,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他被扣以后,军需账上查明,前后接济红军的钱有七十六万元。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宣传指示。第一条说,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主张和平解决。第二条说,本党“对于张、杨十二月十二日所采取的方法却并未曾赞同过”。第三条说: “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置,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 西安城里,张学良没有回来。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杨虎城把身边的中共党员南汉宸从睡梦中叫起来,对他说: “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来到,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可以看出来,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 南汉宸把这些话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让他回去告诉杨先生:“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对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东北军里,主和的将领要服从南京,少壮军官要接着和中央军打。周恩来没有告诉他们,中共已经向蒋介石保证不再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红军改换番号,反倒照毛泽东的盘算,鼓动孙铭九这班少壮军官去打: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打起来,红军好坐收渔利。二月二日早上,孙铭九他们开会,决定杀主和派的头领王以哲。奉命带兵去的连长于肇中说:“王以哲是我的老师,我去过他的家。”一排兵坐卡车到王家的胡同口,排成队唱着歌从门口过,走到一半突然散开,缴了门口警卫的枪,冲进屋,把王以哲打死在床上。传令的营长商同昌随后赶到,看见院子里绑着一个女人,是王以哲的太太。他叫人松绑,让她赶快买棺材把王军长收殓起来。她哭着说: “我们没钱买棺材,钱都让你们兵拿去了,十条金子,三万八千元钱。” 东北军的将领们一致要求惩办孙铭九。孙铭九跑去向周恩来跪下磕头,求他帮忙,周恩来派人把他送进红军的地盘暂避。东北军随后被拆散东调,从此不复存在。 红军保住了自己的队伍和地盘,换了个番号,每月从国民政府领二三十万元的军饷。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写道,八年剿匪之功,本来预计两个星期、至多一个月就能完成,几乎全毁于一旦。 张学良这一管束就是十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被关在重庆松林坡,军统的张严佛来报告他: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天拂晓从白市驿机场起飞,直飞南京。他信以为真,很高兴。当晚给他饯行,军统的毛人凤端起酒杯对他说,委员长来电,情况有些变化,不去南京了。张学良瞪着眼问,不去南京,去哪里? “委座指示,明天的飞机直飞台湾。” 张学良一掌拍在桌上。赵一荻忙拉住他,递给他一条湿毛巾。他呆坐了一会儿,闷声问什么时候走。看守他的仍是那个特务队长刘乙光,站起来开口:“报告副座……”他打断说:“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的,干脆把我看成犯人好了!” 第二天早上,赵一荻挽着他的胳膊上了飞机。他被关进新竹五峰乡的深山,在那里写过一首诗: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杨虎城后来被撤了职,打发出国考察,到了莫斯科,向斯大林要军火要钱,说回国要再发动一次兵变。斯大林转手把这些话通报了蒋介石。一九三七年底,杨虎城被宋子文的电报诱回国,随即被扣,从此再没有出来。他的妻子谢葆真一九四七年死在囚室里。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夜里,特务把杨虎城和儿子杨拯中带到重庆松林坡,说请他们暂住两天,等委员长接见。杨拯中走在前面,怀里抱着母亲的骨灰盒,一进门,埋伏在屋里的特务拿匕首扎了进去,血喷在骨灰盒上。杨虎城往前赶了几步,刀已经刺进他的胸口。第二天凌晨,他在狱中出生的小女儿杨拯贵也被杀了。命令是蒋介石亲自下的。 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台北给张学良办九十岁寿宴,他刚刚恢复人身自由。墙上挂着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发来的贺电: “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 这是五十四年来,他头一次当众答谢关心他的人。他站起来说: “我真是虚度九十,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的即保罗所说的话:‘我是一个罪人。’我不但是罪人,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自己感觉真是万分的惭愧。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这样来给我做寿,我怎么能做寿,我有什么寿!” 他说过:“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晚年说到西安事变,他把事全揽到自己身上:“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杨虎城只是同意。 后来他住到夏威夷。中共多次托人请他回大陆看看,他都推掉了。他对张家的后人交代,西安就不要再去了。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四日,张学良死在檀香山。从西安事变到九十岁恢复自由,他有五十四年是被人看着过的。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1998年版,第330—335、342、347—348页;孙铭九《临潼扣蒋》,收入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17—223页,另孙铭九、商同昌回忆见第481、494、506—507页,高崇民《西安事变回忆》见第67—69页,戴镜元回忆见第52—53页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8、59、61、63、76、82—83、85、105—107、121—122、171、196、249、256—257页(李克农、周恩来、刘鼎、张闻天、潘汉年电报和报告,毛泽东等致张学良信,均转引自此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26、242、244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3页;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7—28、82页;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74—375页(蒋介石、张学良往来电报转引自此书);百年潮杂志社编《中国政治局势的重大转变: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36—37页(李克农谈话);侯金卓《红军东征中党的“扩红、筹款、赤化”工作研究》,太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32页 ——唐德刚访录、王书君著述《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下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第524、562、611、687—689、708—710、720—723、930—932、947、1063—1068、1194、1202、1206页;台湾档案管理局《幽禁岁月:张学良在台湾的后半生》,2016年;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小萝卜头的故事》 ——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收入《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9页;杨奎松《1920—1940年代莫斯科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概述》,《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第44—45页;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张学良口述历史》注释索引卷,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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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孙文西路步行街这种地方,昨天午后在中山站闸机前小跑,那几分钟像被节奏推着走,刚下课就接到上门安排,大学生那点慌跟着脚步提速,突然觉得这一幕有点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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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孙文西路步行街这种地方,前天晚饭后在中山纪念堂顺路去打印店,闹市里走路像在被推着走,刚下课就接到上门安排,大学生那点慌跟着脚步提速,忽然觉得这一幕有点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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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19:00~21:30 SSR姬🩷應該算成人展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8號B1 有訂閱我FO的可以來找我領聖誕小禮物🎁 剛好是我生日月 記得跟我說生日快樂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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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女的第一反应是弄死“受精卵”,而不是离婚,为此,还报警把丈夫弄进去五天。(转) 先划重点:她老公和第三者被关进去五天,不是因为出轨,是因为伪造结婚证。朱女士2019年查出肺癌,前后做了四次手术。 2025年10月,她翻老公手机,看到一条中山医院发来的短信。短信管她老公和另一个女人叫“夫妇俩”,让他们带身份证和结婚证原件去做手术。 她顺藤摸瓜一查——老公跟第三者早就在中山医院用假结婚证建了档,连受精卵都培育好了,就等着移植。她没犹豫,直接报警。伪造、使用国家机关证件,她老公和第三者都被行政拘留五天。 人进去了,事情没完。朱女士拿着自己的真结婚证去医院,要求销毁那枚胚胎。医院不给办。医院还补了一句:如果朱女士跟老公离了婚,她老公跟第三者重新领个真结婚证,这枚胚胎就能继续移植。 她转头找卫健委。卫健委回了一封答复函:医院按规定查了证件,目前没发现违法违规;胚胎已经封存了;销毁的事不归我们管,建议你走司法途径。没辙,她只能打官司。把老公、第三者、中山医院全告了,案由是人格权纠纷。 7月30号开庭。她刚到法院门口,收到一张传票——她老公起诉离婚,8月11号开庭。她看了一眼离婚起诉书,上面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共同债务、子女抚养费,全部写了“无”。结婚二十年、孩子刚高考完,她老公一分钱都不想给。 这就是为什么她第一反应是销毁胚胎——那东西只要还在,她离了婚,第三者随时能拿着新结婚证去移植。对她来说,那不是一枚胚胎,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刀。 律师的说法很简单:法律没规定冷冻胚胎怎么处置,目前的主流看法是把它当成“特殊伦理物”——不是人,也不是普通东西。 处置权归提供精子和卵子的两个人,也就是她老公和第三者。原配没提供精卵,光凭婚姻关系,没有权力直接要求销毁。 一个结婚二十年、抗癌四年、做了四次手术的女人,在法庭门口收到了老公的离婚传票。庭审那天,老公本人没到,申请了不公开审理。案子还没判,接下来还有得打。 #她有权利弄死那个胚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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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晚年定居南京,外人都说是因为脾气倔。其实不是。 他心里有笔账。南京离北京不算远,儿孙们想来看他,一张火车票的事;南京离大别山也不算远,母亲的坟在那里,他年年惦记着去磕个头;南京还有像样的医院,人老了,这是顶要紧的一条。 三条凑齐,别的地方就都不用看了。所谓倔强,不过是把心里那点牵挂,按得妥妥帖帖之后,不再挪窝。 许世友面对的也是这道题,只不过他的答案比寻常人家重得多。一九八〇年他从一线退下来,北京有家,妻儿都在,医疗条件也是最好的。他偏偏提出回南京。家人不放心他一个人去,他也没多解释,收拾了一个旧布包就走了。外人看着像是老将脾气上来了,实际上他心里那本账从五十年代就开始记了。一九五六年中央提倡火葬,倡议书传到手里,他拒绝签字,还当面跟毛泽东说自己想不通。毛泽东当时笑了笑,觉得他年纪还不算大,以后也许会改主意。这个主意他一直没有改。一九五九年母亲去世,他赶回去送别,在父母坟边给自己看好了将来长眠的地方。从那一刻起,南京在他眼里的分量就不一样了。南京离河南新县那个山坳不算近,可比起北京,终究是往南靠了一大步。他怕的是一旦住到北京,将来病倒在那边,遗体火化,人就再也回不到母亲身边了。 这笔账里头藏着一种很旧的感情。许世友幼年丧父,兄弟姐妹八个人里只有他活了下来,母亲把他拉扯大,吃了多少苦他自己清楚。参加革命以后几十年顾不上家,一九五二年他回去,看见母亲头发灰白、背着一捆柴从远处走来,当场跪在地上,母子俩哭了很久。一九五七年他再回去,母亲已经七十八岁,说母子俩是见一次少一次了。母亲病危的时候他公务缠身,没能赶回去送终,这件事在他心里搁了一辈子。他后来反复说的就一句话:活着尽忠,死了尽孝。这句话搁在别人嘴里也许是场面话,搁在他身上是一笔实实在在欠下的债。他还不清生前那份陪伴,就把身后这件事看得比什么都重。 到了南京,他住进中山陵八号,把院子里的草坪全挖了,种上小麦、玉米、红薯,围墙下面砌猪圈,水塘里养鱼,自己认领了十几只兔子,身边人叫他“兔司令”。工作人员被他分了工,谁种地、谁喂猪、谁管鱼,安排得明明白白。一个指挥过千军万马的人,晚年每天惦记的是兔子吃了没有、菜地浇了没有。这种日子他不是做样子给谁看,他就是从那个土里长出来的人,转了一大圈,又落回土里去。他在南京待着,写回忆录,偶尔见见老战友,话题绕来绕去还是种地和腌咸菜。北京那边中顾委给他留了位置,他回话说顾而不问,继续住南京。退就退干净,不拖泥带水,这是他一贯的活法。 一九八五年元旦刚过,他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让秘书给中央写报告,正式提出土葬。理由写得很直白:自幼参加革命,对生母尽孝太少,死后葬在老母坟边,算是补上这份亏欠。报告送上去之后,病情一天天坏下去,每次从昏迷里醒过来,他都要问一句有没有回音。一直到他闭眼,回音没有来。最后是邓小平在那份报告上批了字,同意照办,同时写明下不为例。王震把批示带到南京的时候,人已经走了。他最终被送回河南新县许家洼,葬在父母墓旁,墓穴不起眼,没有立碑。一年以后去看的人多了,才由杨尚昆和徐向前以个人名义竖了一块花岗岩石碑。 一个在战场上硬了一辈子的人,最后把所有的软处都留给了一座坟。他选南京,选的不是城市,是一个能让他离母亲近一点的位置。活着的时候他属于队伍、属于战场、属于那些打不完的仗,死了以后他才终于只属于那个在村口背着柴等他回家的老太太。这笔账算了几十年,算到底就是一个儿子想回到母亲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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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天连锤多名“学术大佬”:曾因拒绝造假肄业的博士生突然爆火,得罪人太多,出门都要报备】 近日,网名“耿同学讲故事”的博主突然走红。原因是,他最近连续公开质疑多名高校顶级学者论文存在数据异常、图片重复、疑似造假等问题,而被点名的几乎全是学术圈重量级人物。 更戏剧性的是,耿同学本人曾是博士生。据其自述,自己当年因“不愿配合学术造假”,最终选择肄业离开。 而过去40天里,他连续发帖“开锤”: 4月8日,质疑同济大学王平(院长、长江学者、杰青)Nature论文数据异常。28天后,王平被免职降级,论文第一作者被解聘。 5月1日,质疑南开大学陈佺(院长、杰青、院士候选人)Nature子刊64组数据小数点后两位完全一致。 5月5日,质疑中山大学康铁邦(杰青、长江学者)Nature子刊图片重复。 5月8日,质疑中山大学邝栋明(副院长、杰青)今年2月刚发表的Nature子刊数据异常。 5月12日,质疑上海大学苏佳灿(院长、长江学者)Nature子刊数据呈“等差数列式”规律。 有网友统计,被其质疑的多位学术大佬,累计获得国家科研经费投入已超过145亿元。 而随着影响力越来越大,耿同学近日也表示:“现在处境很危险,出门都要向家人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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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学姐陈晚平日冷艳高傲少言寡语。进了酒店却主动换上紫蓝情趣上衣配白丝袜,双腿大大分开躺在床上任由金主后入猛X。她表情又媚又乖,咬着嘴唇发出软糯娇喘,身体随着抽插一下下颤抖。白丝美腿高高抬起夹紧对方腰部,蜜o被撑开又红又湿,水顺着交合处往下滴。她偶尔伸手去摸自己被顶到发胀的小腹,眼神迷离看着镜头,仿佛已经彻底沦陷在快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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