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发帖说，只要中国继续在公共场合重复南京大屠杀，日本就永远不可能和中国和平相处！咱们为什么一遍遍提？不是咱们祥林嫂附体就爱念叨过去的苦，是因为总有人想把这事儿给糊弄过去，想把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说成是一个“有争议的事件”，把几十万条人命说成是一个“需要考证的数字”。 日本在二战侵略历史上长期态度矛盾且毫无底线，一边用空洞话术假意敷衍，一边纵容右翼美化战犯、篡改教科书，把血腥侵略洗白成所谓“进出”，这种毫无诚意的操作，是对中国等受害国人民情感的公然践踏，更是对历史正义的无耻亵渎，本质就是不愿承担罪责的懦夫行径。 德国在战后选择直面历史罪责，通过全民深刻反思、立法严惩否认纳粹罪行行为、在教育中全面还原战争真相，用勃兰特华沙之跪等真诚行动彻底认罪赎罪，这种敢于担当、直面过错的态度值得全世界赞赏，也让德国重新赢得国际社会尊重与谅解，这才是文明国家该有的历史自觉。 日本从国家层面始终缺乏对侵略历史的真诚反省，政客频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教科书不断删减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铁证史实，还试图淡化战争罪责，这种颠倒黑白的历史修正主义，不仅伤害亚洲受害国人民，更让日本永远背负历史骂名，成为东亚和平稳定的顽固障碍。 我们铭记那段被日本侵略的苦难历史，从来不是为了延续民族仇恨，而是要以血泪过往警醒自身奋发自强，守住历史真相不被篡改与抹杀，不让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不让同胞遭受的苦难被轻易遗忘，这是对先烈的告慰，也是对民族未来的责任担当。 日本政府至今不愿正视侵略历史、不愿彻底认罪忏悔，本质是右翼势力把持政坛、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他们害怕承担战争赔偿、害怕失去政治资本，更害怕年轻一代知晓真相后推翻其虚伪叙事，这种自私狭隘的算计，注定让日本永远走不出历史阴影。 德国用几十年如一日的真诚反思，彻底清除纳粹思想土壤，主动向受害国赔偿道歉，在国内修建大量战争纪念馆警示后人，用法律与教育筑牢历史记忆防线，这种彻底的自我革命与责任担当，不仅修复了国际关系，更塑造了德国的文明形象，值得所有国家学习借鉴。 日本一边想和中国发展经贸合作获取利益，一边在历史问题上反复挑衅伤害中国人民感情，这种两面三刀的做法极其虚伪可笑，既想当又想立的心态暴露无遗，也让中日关系始终被历史心结困扰，难以实现真正的互信与友好。 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右翼妄图通过美化侵略、歪曲史实来洗白罪行，完全是痴心妄想，南京大屠杀的累累白骨、731部队的惨无人道、无数同胞的血泪控诉，都是铁一般的证据，任何狡辩与篡改都改变不了侵略的本质。 德国正视历史的核心价值，在于承认罪责、承担责任、警示未来，不回避、不推诿、不美化，用全民共识守住历史底线，这种坦荡胸怀与正义立场，让德国彻底告别战争黑暗，走上和平发展正道，也为世界各国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树立了标杆。 日本对侵略历史的拒不反省，本质是对二战胜利成果的公然挑战，对《波茨坦公告》等国际公约的肆意践踏，更是对亚洲和平秩序的严重破坏，这种背道而驰的行为，只会让日本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孤立，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我们强调铭记历史、以史为鉴，核心是警醒自己落后就要挨打、软弱就要受欺，唯有国家强大、民族复兴，才能守护和平、抵御侵略，同时坚决抵制任何历史虚无主义，不让日本的篡改行径得逞，守护好全人类共同的历史记忆。 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美化战犯的行为，是对战争遇难者的极大不敬，是对受害国人民的二次伤害，更是对人类良知的公然挑衅，这种毫无道德底线的操作，充分暴露其军国主义复辟的野心，必须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强烈谴责。 德国的历史反思告诉世界，只有彻底认罪、真诚忏悔，才能化解仇恨、实现和解，逃避责任、歪曲历史只会加剧矛盾、埋下祸根，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文明社会的基本良知，日本却始终视而不见、执迷不悟。 中日关系的最大症结，从来不是经贸分歧或地缘竞争，而是日本在历史认知上的顽固错误，只要日本不彻底反省侵略罪行、不停止美化历史，两国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战略互信，民间情感的隔阂也永远无法消除。 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向年轻一代灌输错误史观，是在毒害下一代、制造历史认知断层，让日本年轻人不知战争罪恶、不懂和平珍贵，这种自欺欺人的教育，只会让日本重蹈历史覆辙，最终付出惨痛代价。 赞赏德国直面历史的勇气，唾弃日本逃避罪责的懦弱，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态度，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口碑与发展前景，一个赢得尊重走向和解，一个饱受诟病陷入孤立，高下立判、善恶分明。

如果同时以俄国和英美为敌，这仗总是很难打的。德国在一战、二战中同时与俄国、英美作战，都输掉了。 日本总是在思考二战失败的历史教训，其实如果同时与苏联和美国开战的话，是一定会输掉的。与其思考为什么输掉，不如思考为什么无法避免同时与苏联和美国开战。 当然这个有地缘战略对日本不利的因素（比如印度就不用思考与俄国、美国同时开战的可能性），但清国灭亡后，日本本身在远东也缺乏大国俱乐部博弈的平衡感。比如中国应该就会避免与俄国和美国的同时开战。#乱翻书#

【一语中的｜美国记者痛批日本篡改历史叙事：用“核苦难”掩盖侵华罪行】 美国独立记者肯·拉科特指出，日本原子弹事件使其成功重塑国家叙事，掩盖了作为二战侵略者的真实历史。他批评日本政府刻意将公众焦点从南京大屠杀等战争暴行转移至自身遭遇的苦难，从而逃避了应有的历史罪责。这种叙事逻辑的转变不仅导致许多民众遗忘了日本的加害者身份，更使日本得以在国际社会以“核战受害者”自居。

从世界历史中学习金融:看完你会比90％的人更懂金融！ 金融从来不是孤立的钱的游戏， 本质就是人性逐利冒险与文明规则约束的千年博弈。 人性要逐利冒险，文明要立规矩防混乱， 正是两者不断拉扯，才长出了今天我们熟悉的金融世界。 其实咱们现在天天纠结的： 该不该买股票？ 利率涨了怎么办？ 本质和几千年前古人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 借粮食怕还不上，就像现在怕房贷断供； 想多赚点利息，就像现在想靠理财增值。 金融的源头，本来就是人性的真实需求，加上文明为了满足需求搭起的规则框架。 今天我们就顺着时间线，把这场跨越千年的博弈理清楚。 01）金融的起源：信用从泥板里诞生，规则从约束贪婪开始 很多人都觉得一定是先有货币，才有金融。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请看以下这张图，这是公元前2800年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文明泥板上的借据——核心两个字：信用。 那时候两河流域还没发明像样的货币，但苏美尔人已经把借贷关系刻在泥板上了。比如一块出土泥板清楚写着：「普兹拉姆从太阳神沙马什那里领了三巴舍克勒白银，收货时连本带利还，利率百分之二十」。 为什么选泥板？因为黏土在当地遍地都是，烧硬了能保存几千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合同——就算双方翻脸，旁人看泥板也能说清谁欠谁。这就是最早的信用凭证：金融的起点从来不是钱生钱，而是「我信你能还，咱们留个证据」。而且泥板上不仅记账，还写清楚了违约规则：还不上就用小麦抵押，实在还不上就当三年奴隶——从一开始，信用就和规则绑在了一起。 只靠熟人信任和简单约定，应付不了复杂情况，总有人把利息抬得离谱，逼得借债人卖儿卖女，整个社会都会乱套。于是文明出手定规矩，就有了我们熟悉的《汉谟拉比法典》——这其实是人类最早的金融监管法。 公元前1750年的古巴比伦，法典专门给借贷定了红线：借谷物，利率上限是33.3%；借白银，利率上限是20%；谁敢超收，直接没收他借出去的东西。为什么定这么严？当时美索不达米亚人爱喝啤酒，40%的小麦都用来酿酒，如果高利贷把农民逼得种不出小麦，不光没酒喝，整个社会的粮食供应都要出问题。所以规则的意义从来不是扼杀金融，而是保护信用不被贪婪破坏，让借贷能长久做下去。 到了古希腊，金融又长出了新玩法——期权的雏形。哲学家泰勒斯其实是个隐藏的金融高手：有一年他通过天文观测，预判来年橄榄会大丰收，就提前付了定金，锁定了当地所有橄榄榨油机的未来使用权。等真的丰收，农民们都要榨油，只能从泰勒斯手里租机器，他一下子赚得盆满钵满。 这操作放到今天就是标准的期权：用少量定金锁定未来资源，按约定条件交易，本质和我们现在买期货期权没区别，支撑这笔交易的核心还是信用——泰勒斯信农民会履约，农民信泰勒斯会付定金。 说到这里我们再想「利息」的起源，其实特别实在：苏美尔语把利息叫「moss」，埃及语叫「ms」，都和「声誉」挂钩；日语里利息的词源，本意是「子嗣带来的利益」。这不是古人浪漫，而是本质就是：借出去一头牛，明年可能多一头牛犊；借出去一袋小麦，明年能多收半袋。利息本来就是对出借方「信用风险和机会成本的补偿」，你帮了我，我得让你不吃亏——这本身就是最朴素的规则。 所以金融的源头其实很清楚：信用是地基，没有信任，没人愿意把钱或东西借出去；规则是承重墙，没有规矩，贪婪会把整个信用体系拆塌。 02）中世纪金融：禁令下的博弈，逼出更灵活的创新 等到了中世纪的欧洲，这套「信用+规则」的逻辑突然被打乱了——基督教直接出台利息禁令：说「时间是上帝的，收利息就是赚上帝的钱」，给刚发展起来的金融套了个紧箍咒。 但规矩是死的，人要做生意要谋生，金融总能绕着禁令找活路，反而在道德枷锁和现实需求的拉扯里，催生出了更灵活的金融玩法。 我们先看看这个禁令有多严：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就规定，神职人员不能放贷收息；过了500年，到850年直接加码：放贷的人直接逐出教门。可现实呢？国王要打仗，商人要运货，农民要种庄稼，谁都有急用钱的时候。12世纪的意大利，商人运丝绸从威尼斯到布鲁日，光成本就要几千金币，自己拿不出只能借，禁令再严，也不能眼睁睁看着生意黄了。 所以第一个妥协的，反而是出台禁令的教会。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上，教会松口了：「要是借债人逾期不还，收点罚金，不算利息」——这其实就是换个说法，本质还是补偿出借人的损失。后来更直接，你放贷赚了钱，买张赎罪券就能免罪，变相承认了利息的存在。甚至教皇克雷芒七世出身的美第奇家族，直接发行教廷公债，每年付10%的利息——毕竟教会要盖教堂、养神职人员，也需要钱。再严的道德禁令，遇到真实的资金需求，也得给现实让路。 那普通人借钱找谁呢？犹太人成了这个领域的主力军。犹太教规矩里有一条：「借给弟兄不能收利息，但借给外邦人可以」。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是少数群体，不能买土地，不能当公务员，只能靠商业谋生，放贷就成了他们的主要活路——不是犹太人天生爱做高利贷，是规则把他们逼到了这个领域。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原型就是中世纪的犹太放贷人，他要一磅肉的极端约定，其实也是无奈：犹太人没有土地做担保，只能靠这种极端方式保障自己的本金。 伊斯兰世界的玩法更聪明：伊斯兰教也禁止收利息，但商人想出了「贸易差价」的办法——我帮你买一批香料，你卖掉再给我钱，我多收的服务费，其实就是变相利息；他们还早早搞出了汇票，商人在开罗买货，不用带沉甸甸的金币，开张汇票到巴格达就能兑钱，比欧洲早了好几百年。没办法，横跨欧亚非的商路需要便捷的支付工具，禁令反而倒逼出了更聪明的创新。 除了这些玩法，中世纪还给金融打下了两个关键的技术基础：一个是斐波那契把阿拉伯数字引入欧洲，写了《计算之书》，替代麻烦的罗马数字，算清复杂生意账；另一个是卢卡·帕乔利发明了复式簿记，一笔生意有借必有贷，赚了多少欠了多少一目了然。这看似是数学和会计的小事，其实是金融的基础设施——只有算清账，商人才能攒下信用，才能聚集更多资本做大事。 所以你看，中世纪的金融没被禁令打死，反而在博弈里攒下了一身新本事：有了变相收息的办法，有了跨区结算的汇票，还有了算清账的工具。这些积累都不是白费的，等大航海时代来了，要给哥伦布的探险凑大钱，这些本事正好派上了用场。 03）大航海时代：资本的地理冒险，改变了整个世界结构 大航海时代探险家们敢闯大洋，从来不是只靠勇气，背后是资本在赌一把——赌新航线能带来比陆地贸易高几十倍的利润，这就是一场资本的地理大冒险：敢花钱、敢担风险，为的是赚别人赚不到的差价。 这场冒险最大的诱饵，就是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胡椒。在16世纪的欧洲，胡椒比黄金还金贵：欧洲吃的胡椒都从印度东南亚运，中间经过伊斯兰商人好几手倒卖，每过一次价格翻一倍，到欧洲内陆，价格已经是产地的十倍，普通农民根本吃不起。所以商人都琢磨：要是能绕开中间商，直接从产地运，利润不就全归自己了？开辟新航线的需求，本质就是资本想赚差价的需求——没有高利润诱惑，谁也不会拿大笔钱赌远洋航行。 那钱从哪来？我们都熟的哥伦布，其实就是一个找投资的「连续创业者」：一开始找葡萄牙国王，人家觉得他算错了航线，不投；又找法国贵族，人家也不感兴趣；最后磨了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好几年，还承诺找到新陆地，西班牙分一半收益，女王才咬牙拿出钱。这不就是现在创业公司融资的样子吗？创始人画饼，投资方看收益评估风险，最后才掏钱；而且哥伦布还特别懂「定制方案」：跟西班牙说能找到亚洲捷径，跟法国说能发现新金银产地，这套看人下菜碟的融资逻辑，放到现在风投圈也不过时。 新航线打通之后，资本带来的连锁反应，直接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最典型的就是「白银引发的价格革命」：1545年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波托西银矿，之后大量白银顺着航线流回欧洲，1595年美洲出口商品里95%都是白银。这么多白银突然涌入，欧洲物价直接涨了四倍——原来一个金币能买一百斤小麦，现在只能买二十五斤。 这一下子就冲击了旧秩序：靠固定地租吃饭的封建主惨了，收的地租还是老价钱，却买不到原来多的东西，慢慢就破产了；商人却赚翻了，用白银进货再高价卖出，差价越赚越大。资本就这么悄悄完成了社会结构洗牌：旧贵族退场，新商人崛起，资本开始主导社会财富分配，这就是大航海给文明带来的最深刻改变。 还有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我们现在说「美元」，其实根子能追溯到这场大航海。美洲白银发现之前，欧洲有个「泰勒银币」，用波西米亚山谷的白银铸造，成色足分量准，成了欧洲通用货币。后来这个银币传到西班牙叫「dolara」，传到英国变成「dollar」，几百年后传到美国就成了「dollar」也就是美元，甚至我们人民币的「元」，日元的「円」，都和这个银币有关系。货币从来不是凭空造出来的，都是跟着资本和贸易走的，大航海把银币带到全世界，也为后来的全球货币体系埋下了种子。 当然，这场冒险从来不是稳赚不赔：投资的船队遇到风暴沉了，钱全打了水漂；囤白银赌涨价，结果白银太多价格跌了，反而亏了本——这和现在的风险投资一模一样，高收益必然带高风险，资本愿意冒这个险，只是因为一旦成功，收益能翻几十倍。 大航海能成，本质就是中世纪金融经验的升级：复式簿记能帮商人算清远洋贸易的成本利润，汇票能不用带金币就完成跨洲结算，甚至中世纪的放贷逻辑都用来给船队融资。这些攒了几百年的基本功，才是资本敢闯大洋的底气。但远洋贸易成本越来越高，一趟下来成本是中世纪陆地贸易的十倍，单靠几个商人凑钱根本扛不住，还得有新的组织形式，把很多人的钱聚起来，还能分摊风险——于是，改变现代金融的两个发明就登场了：股份制公司和证券交易所。 04）现代金融基石：公司和交易所，是资本的双刃剑 荷兰人拿出的两个发明——荷兰东印度公司和阿姆斯特丹交易所，被板古敏彦称为「资本的双刃剑」：一边解决了「聚钱+分摊风险」的大问题，让大航海能规模化推进；另一边，也催生出人类第一次全民投机泡沫，告诉我们：再好的制度，也挡不住人性的贪婪。 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核心的制度突破，就是有限责任。在这之前，欧洲的公司基本都是无限责任：你投100吨开公司，万一船沉了欠了500吨债，你得卖掉房子田地凑钱还债，一次投资就赌上全部身家，谁敢轻易投？所以那时候要么是家族小生意，要么是国王特许的垄断商，做不大。 但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一样：明确规定股东只以出资额为限承担风险，你投100吨，最多亏100吨，不用卖房子还债。就这一条，彻底改变了资本的态度：原来只有大富豪敢投资，现在普通工匠、店主都愿意拿出积蓄——反正亏了也不影响生活，赚了能分远洋贸易的利润。公司成立的时候一下子募集了650万荷兰盾，是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十倍，没有有限责任根本凑不齐这么多钱。 它还有个更绝的设计：不按单次航海结算，做长期事业。原来的贸易公司，一趟航海回来就分钱散伙，下一趟再重新凑钱；荷兰东印度公司直接把21年的航海计划打包成长期项目，股东的钱能一直用在开辟据点、垄断贸易上，就像现在的长期基金，能做需要长期投入的大事——建商馆、控制航道，这些都不是一次航海能搞定的。也正因为事业长期稳定，股票才有了交易价值，这就为交易所诞生埋下了伏笔。 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作用，就是给资本找了个公开流动的「菜市场」：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急用钱，想把股票换成现金，不用挨家挨户问，直接去交易所卖就行。这个交易所不止交易股票，还能做期货、期权：有人觉得明年胡椒涨价，就提前约定价格买东印度公司股票；有人怕股票跌，就花点钱锁定下跌风险；甚至连盐渍鲱鱼都能做期货，鱼还没捞，就先把未来的鱼卖掉，和现在农民提前卖粮食锁定价格逻辑一模一样。 但制度的另一面很快就露出来了——郁金香泡沫。17世纪30年代，荷兰人疯狂炒作郁金香球根：普通球根能卖几十吨，稀有品种「总督」球根能卖两万吨，相当于一个工匠十年的工资。为什么会炒成这样？有限责任让普通人也能进场投机，交易所让球根交易和股票一样方便，大家根本不关心郁金香能不能开花，只关心下一个人会不会出更高价买。结果1637年2月，球根价格突然崩盘，很多人早上还以为能靠球根发财，晚上就血本无归。 这就是泡沫的本质：当制度让交易变得太容易，人性的从众和赌性就会被无限放大，最后把资产价值炒成空中楼阁。不过这场泡沫也不是全没意义：它让人们意识到，光有聚钱的制度不够，还得有防炒作的规则——后来荷兰政府开始限制无实物交割的期货交易，就像现在监管裸卖空一样。而且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没受太大影响，因为它有真实的胡椒贸易利润支撑——这也告诉我们，有真实收益支撑的资产，才经得起泡沫的考验。 公司和交易所解决了「资本怎么聚、怎么流动」的问题，但还有两个大风险没人扛得住：国家要打大仗，动辄几百万英镑，国王自己掏不起；商船出海，万一沉了被抢了，船主一辈子家底就没了。单个机构和个人扛不住这么大的风险，就需要能把风险拆碎分摊的新工具——于是，国债和保险就诞生了。 05）风险分摊神器：国债和保险，把大风险拆给所有人 国债和保险的核心逻辑其实一句话：不消灭风险，而是把风险拆成小块，卖给很多人——国家把战争风险分给成千上万投资者，船主把海上风险分给成百上千投保人，这就是金融最聪明的「风险分摊术」。 先说说国债：本质就是国家学会了「靠谱借钱」。在这之前，欧洲国王借钱就是一锤子买卖：打赢了可能还点，打输了直接赖账。1672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欠了金匠银行家一大笔钱，直接宣布不还，好多银行家直接破产——所以那时候没人敢给国王借钱，谁愿意把钱借给一个说赖账就赖账的人？ 直到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明确国王不能随便征税，也不能随便赖账，国债才真正有了信用。法案写得清楚：没议会同意，国王不能征税——这就意味着国债的还款来源有了保障，不是国王一句话就能改的。1692年英国出台专门的国债法，把原来国王的私债，变成了国家欠所有人的钱，还发明了「统一公债」：没有偿还期限，每年固定付利息，想变现随时能在交易所卖掉。 这下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原来投资者怕国王赖账不敢买，现在知道有议会担保，还能随时卖，纷纷掏钱买。英国国债从1739年的4400万英镑，涨到1816年的7亿英镑，全靠这套靠谱规则。国家把战争风险变成了「每年拿利息」的投资机会，投资者自然愿意接。而且设计还特别灵活，曾经发行过「彩票型国债」：买100英镑国债，不光每年拿利息，还能抽奖中额外奖金，一下吸引了很多普通民众，街边面包师都愿意拿出积蓄买，国家轻轻松松就凑够了军费——背后逻辑很简单：风险越大，就要给投资者越多甜头，大家才愿意一起扛。 再看保险：本质就是把「小概率大风险」，变成「大概率小支出」。最早的海上保险雏形古希腊就有了：船主借钱买货，约定船安全到港就还本金加利息，要是船沉了就不用还——其实就是用高利息买风险保障，只是没形成正规制度。真正把保险做成生意的，是伦敦的劳埃德咖啡馆。 1687年爱德华·劳埃德开了这家24小时咖啡馆，水手、船主、商人都爱来这歇脚，慢慢就有人在这「赌船」：船主花点钱，找几个有钱人约定，船安全到了，钱归有钱人；船沉了，有钱人赔船主钱——这些签字画押的有钱人，就是最早的承保人，这就是现在劳合社的前身。那时候承保人要承担无限责任，船沉了得卖房子赔钱，但还是有人愿意干，因为大多数船都能安全到港，保费攒下来就是稳赚的。 这就是保险的本质：大多数人没出事，他们的保费就用来补偿少数出事的人，大家一起扛住单个扛不动的风险。后来保险还扩展到了人寿：苏格兰的牧师们看到同事早逝后妻儿没人养，就搞了「苏格兰寡妇基金」，大家每年交一点钱，有人去世就从基金里拿钱给遗属；他们还聪明地用了哈雷生命表，算清楚平均多少牧师会去世，每年该交多少钱——这就是最早的保险精算，让保险从「凭感觉凑钱」变成「靠数据定价」。 不管是国债还是保险，核心都是「信任+规则」：国债靠议会担保、税收兜底，保险靠精算数据、契约精神，少了哪一样都玩不转。但随着战争规模变大，贸易范围变广，资本永远会跟着「安全+信用」走，金融中心也就开始慢慢转移——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再从伦敦到纽约，每一次转移都是一场信用的较量。 06）金融中心迁徙：资本永远选择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金融中心的转移从来不是靠军队抢来的，是资本用脚投票选出来的：谁能给资本安全感，谁能守住还钱的规矩，资本就去谁那里。 第一个转折点，是阿姆斯特丹的衰落。17世纪阿姆斯特丹本来是全球金融心脏，东印度公司股票在这交易，霍普商会能帮瑞典、俄罗斯发国债，但拿破仑战争打碎了一切：拿破仑要征重税，还要把荷兰的黄金运去法国充军费——资本最怕什么？怕被强征、怕没保障。于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人连夜打包资产，有的去伦敦，有的去汉堡；1806年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交易量，只剩原来的十分之一——没了资本信任，再繁华的金融中心也会变成空城。 接着就是伦敦崛起，它赢就赢在靠谱的规矩和安全的环境。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一边打仗，还能让资本安心：第一，英国有统一公债，不管战争打得多凶，每年利息从不拖欠，投资者知道买了不会亏；第二，英镑和黄金稳定兑换，拿着英镑在哪都能换成黄金，比法国法郎靠谱太多；最关键的是，英国议会管住了国王的手，《权利法案》明确国王不能随便赖账，这比任何军事威慑都管用。1803年拿破仑要卖路易斯安纳给美国，美国拿不出1500万美元，最后还是英国的巴林商会帮忙发行债券凑齐了钱——连法国的交易都要靠伦敦资本，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还有谁能抢？ 但伦敦的地位，最终还是被两次世界大战打垮了。一战之后，英国为了筹军费，卖了海外资产还欠了美国一大笔钱，从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二战的时候，伦敦被德国轰炸，交易所好几次停市，资本怕被炸没，纷纷跑到纽约。纽约道琼斯指数在战争期间涨了近一倍，伦敦股票市值跌了一半。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一开，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和美元挂钩，伦敦彻底失去了金融主动权——不是英国不想争，是战争耗光了它最核心的「安全+信用」，这两个恰恰是资本最看重的东西。 而纽约呢？两次世界大战都没烧到本土，还靠帮各国发债积累了信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又给了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自然就接住了金融中心的接力棒。但掌握主动权不是一劳永逸，纽约成为中心后，现代金融很快就陷入了「规则防贪婪，贪婪破规则」的循环，一次次引发动荡。 07）现代金融的循环：规则永远在给贪婪补课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到日本泡沫经济，再到2008年金融危机，本质都是同一场博弈：规则想给资本划红线，贪婪却总在找漏洞，每次博弈过后，要么是体系动荡，要么是规则升级。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现代金融第一次认真建规则：1944年四十四个国家约定，美元跟黄金挂钩，其他货币跟美元挂钩，固定汇率做生意，避免二战前汇率乱涨乱跌，让国际贸易安稳发展。结果才运行20多年，就被美国的贪婪打破了：美国为了打越战，搞「伟大社会」福利，印了太多美元，黄金储备根本不够兑换；其他国家拿着美元要换黄金，美国拿不出来，1971年尼克松直接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一下子就崩了。之后汇率自由浮动，通胀起来，石油输出国因为美元贬值，直接把油价涨了三倍，第一次石油危机就来了——这就是第一个回合：规则想绑定美元信用，美国为了自身利益突破规则，留下烂摊子给全世界收拾。 再看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就是典型的「规则跟不上贪婪」。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被迫升值，日本出口不好做，政府就放水降利率，鼓励大家借钱。这下贪婪直接冒头：企业拿着低息贷款不搞实业，全都去炒股炒房；普通人觉得房价只会涨，砸锅卖铁买房；银行也不管风险，有土地担保就放贷。那时候东京的房价能买下整个美国，日经指数从1985年的12000点，涨到1989年的38915点，所有人都觉得泡沫不会破。但日本政府那时候根本没跟上规则：没限制房地产抵押融资，也没管企业脱实向虚，等想加息降温的时候，泡沫已经太大了。1990年股价房价一起崩，日本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这告诉我们，规则要是滞后于贪婪，哪怕是经济强国，也会栽大跟头。 到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贪婪钻了规则的漏洞」。美国银行把次级贷款打包成次贷债券，还找评级机构给这些高风险债券评AAA级，卖给全世界投资者；银行明明知道这些贷款会坏账，还是拼命放拼命卖，因为卖出去就能赚手续费，风险都是别人的。贪婪到这一步，规则却没跟上：监管机构没查次贷打包的猫腻，也没限制银行的杠杆。最后次贷违约潮一来，雷曼兄弟破产，它的衍生品规模比美国GDP还大，银行倒闭、基金爆雷，全世界都跟着亏——这就是贪婪突破规则的代价，不止自己玩崩，还要拉着全世界买单。 但博弈从来不是只有贪婪赢，规则也会慢慢补课：2008年后，各国推出巴塞尔协议Ⅲ，要求银行提高资本金；美国重启类似《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规定，禁止银行一边做储蓄一边搞高风险投机；中国也出台资管新规，打破刚性兑付——这些都是规则在博弈后补上的漏洞。当然这场博弈永远不会停，现在的加密货币、算法稳定币，本质还是有人想绕开规则赚快钱，各国对这些新事物的监管，就是规则在跟上贪婪的新玩法。 08）金融史的永恒真相，听懂就能少踩坑 聊完了千年的博弈，最后我们总结三个不管时代怎么变，都不会变的真相，这些真相藏在泥板里，藏在股票里，也藏在一次次危机的教训里，对我们普通人特别实用。 第一个真相：金融的本质从来不是钱生钱，是信用。最早的泥板借据，苏美尔人愿意借白银，不是因为白银多，是相信刻在泥板上的承诺会兑现；英国统一公债能卖遍欧洲，不是因为军队强，是议会担保、税收兜底，不会赖账；我们现在敢把钱存银行买基金，也是相信银行不会卷款跑，基金公司会按规矩运作。信用看不见摸不着，但一旦没了，再复杂的金融体系都会塌——阿姆斯特丹被法军破坏了信用，资本立马跑光；2008年次贷骗了大家，信用破了整个市场就崩了。对我们来说，不管借钱还是投资，先想清楚「这事的信用在哪」，比先想「能赚多少」重要得多。 第二个真相：泡沫和危机是人性的必然，别指望彻底消灭。从郁金香泡沫里赌球根翻倍的荷兰人，到日本泡沫里买套房躺赢的日本人，再到次贷危机里借高利贷买房的美国人，本质都是同一种心态：「别人都在赚，我不赚就是亏」。这不是制度的错，是人性里的从众和贪婪天生就在，只要有赚快钱的诱惑，就会有人忘了资产本身值多少钱。没人能避开所有泡沫，但我们能做到不栽大跟头：别信「只涨不跌」的神话，别用自己输不起的钱去投机——要是记得郁金香不能吃不能用，只是个观赏品，很多人也不会血本无归。 第三个真相：金融不是洪水猛兽，是文明的加速器。我们总说金融干坏事，但别忘了：没有资本支持，哥伦布到不了美洲，荷兰东印度公司开不了新航线；没有国债，英国打不赢拿破仑，也建不起遍布全国的铁路；没有保险，商船不敢闯大洋，我们也用不上便宜的进口香料。金融的本事，就是把分散的小钱聚成大钱，把没人敢担的风险分给大家——它能帮普通人凑钱开工厂，帮国家修铁路，帮科学家搞研发，关键不是要不要金融，是怎么用规则管住它，不让它变成少数人投机的工具，让它服务真实的需求。 说到底，金融史就是一部「人性和规则的平衡史」： 太放任人性，就会泡沫破裂；太死守规则，就会耽误发展。 我们读金融史，不是为了记住一堆年份和事件，是为了下次听到「某某东西能翻倍」的时候，能想起郁金香的教训； 在所有人都抢着投资的时候，能停下来问问「这东西的信用在哪」。 毕竟，金融本来是为了让生活更好， 不是为了让钱焦虑，这才是学习金融史最该有的收获。

《美国花800亿轰炸3000亿v重建伊朗》 美国，历史上是喜欢在打赢了战争之后，向战败国支付战争赔款的。 1848 年的美墨战争，美军攻入墨西哥城，向墨西哥支付了 1500万美元并免除了数百万的债务。 1898 年的美西战争，美国摧毁了西班牙的太平洋和大西洋舰队，却在随后的巴黎条约中支付给了西班牙 2000 万美元。 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德国注入了海量资金，对日本提供了海量援助。 在中美建交之后不仅解封了中国大陆的资产，还让日本向中国以援助为名义支付了天价的战争赔款。更不要说在推翻伊拉克和阿富汗政府后，在两地进行的天价投资。 对于美国这个资本家主导的国家来说，战争从来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给资本家获得利益，战争只是打破对手秩序的暴力手段，而战后的"赔款”与美元支付，是美国的新一轮魔法攻击，是同化吸收对手，输出美元秩序的一种金融工具。

疯狂的“钱” 从下图可以看到，如果不计算二战期间、二战结束之后美联储曾经对长债收益率进行的十年管控，2022年至今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所处的水平基本就等于上世纪1962至1965年底的水平。 1965年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这是一个告别低通胀进入高通胀的时间之窗，当然也是美元纸币加速贬值的起点，参考下面的表格。 1965年之所以成为高通胀的起点有多重原因，不断持续的越战、1960年爆发的第一次美元危机，等等。 那么，形成今天高通胀的因素到底在哪里？以下事实或许可以说明问题： 世界处于和平环境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石，在这样的环境下，各国开始将生产那要素投入到经济领域，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成为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在这样的环境下，所有生产要素都是中性的，更没有攻击性，只有如此才能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才有经济全球化。 现在，全球化正在解体或处于正在解体的路上，造成解体的根源就是战后建立的地缘政治秩序已经失去稳定性。美苏（俄）是战后实现稳定地缘政治秩序的主导力量，也是联合国的两大常任理事国，现在，这两个国家却持续在世界各地制造地缘政治纷争甚至战争，让地缘政治开始加速动荡。在地缘政治加速动荡、国家对抗加剧的环境下，生产要素开始武器化，这是时代带来的变化。 当今时代实行的是主权性质的纸币，在物理上纸币的价值几乎等于零，只有投入到经济活动中产生对应的GDP之后，纸币才有了对应的价值并成为流通手段，才成为货币。货币，货币，如果没有“货”（或服务），也就没有“货”币，就依旧还是纸张。可每张纸币对应的“货”是多少，即取决于纸币的发行机制，取决于纸币是否滥发，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还取决于经济活动的效率。 （有朋友说，AI技术的普及会极大地推动经济效率的提高，这意味着货币升值然后就会带来通缩。首先，这个结论要取决于纸币是否滥发，每个国家都有滥发纸币的历史时期，看起来这取决于纸币的发行规则，但实际上与世界的地缘政治变化紧密相关，比如在战争年代，每个国家都会不可控地滥发；其次，经济活动是一个整体，一般来说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AI产业是技术革命，是机器取代人的过程，是生产效率提高的过程，如果能源等供给体系是无限的、是稳定的，当然会让物质更加丰富，进而推动通缩，但现在的情形并不是如此，AI首先会在第一产业（主要包括能源、基础商品、农林产业）制造供给缺口，而供给缺口的产生会推高最基础的供给价格，所以，Ai首先带来的是对产业链的破坏，导致的是通胀而不是通缩，单这个话题不是今天的重点） 在全球化解体、生产要素告别中性、开始武器化的时期，让我们看看经济效率在怎么演变。如果找到了经济效率的演变方向，也就确定了通胀或通缩的方向和来源。 第一，美国从2018年开始发动关税战，到2025年更发起了对所有国家的全面关税战。 举例来说，加拿大是对美铝出口大国，在自由贸易时代这些铝可以顺利进入美国。但美国发动关税战之后，进出口成本剧烈上涨，就将美国本土铝锭价格推升至目前的每吨6300美元，而加拿大的铝锭却只能以每吨4300美元的价格向欧盟出售，结果就导致美加两国相关产业经济效率的下降，这就是关税战带来的效果。 所以，关税战导致全球经济“孤岛”化，让经济效率下降。 未来，一个行业会日渐繁荣，那就是走私。 第二，最近，德国的三大汽车公司纷纷转为军品生产，包括大众、宝马、奔驰等。 这些汽车公司都是全球性的，当全球化解体、市场被关税割裂变得日益“孤岛”化之后，他们就会陷入生存困境；当全球地缘政治开始陷入动荡之后，各国就必须增加国防支出（甚至需要进行军备竞赛），对军事装备和军火的需求快速增长，这是德国三大汽车公司转产军品的时代背景。 要说明的是，二战时期德国车企就是军事装备的主要生产商，比如宝马大规模制造航空发动机，现在他们只是回归老本行。 转型之前，这些车企赚市场的钱，整个过程都在为政府创收，这增强了主权信用，让纸币信用水平提升；转产之后，这些企业赚的是政府的钱，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税收，但政府却是亏本的，是财政效率和经济效率下降的过程，更是削弱主权信用的过程，是推动纸币贬值的过程。 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德国，美国、日本、英国等其它大国都在这么做，都在加速扩大军事支出，甚至已经开启了军备竞赛。 1929年美国爆发大萧条，1932年美国打响关税战，在大萧条和关税战的双重打击之下德国经济陷入危机，失业率暴增。小胡子在1932年上台执政之后开始进行他的经济刺激计划，第一是投资基建；第二是投资军工，当军火武器涨库、财政难以为继之后就面临货币崩盘、国家破产的后果，最终走上战场，这就是二战的发端。 历史惟妙惟肖。 政府大规模投资军火生产，尤其是陷入军备竞赛和战争之时，本质就是在进行纸币滥发。源于在这些活动中政府并没有对应的收入以覆盖支出，在主权货币体系下政府增发的每一张债券本质上都是一张滥发的纸币，结局就是国家破产或战争。

麦肯锡报告显示：中国大陆的制造业全球份额占比已经超过了50年代初的美国，接近50%,创世界历史记录 就是说以相对来说，中国比美国二战后最强的时候都要强 从绝对值来说，中国已经接近外国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