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韻的離騷:一葉武夷茶的跨洋、宿命與主權啟示錄
楊純華
1.從大西洋底撈起的一抹閩南音節
歷史的伏筆,往往埋藏在人類最習以為常的日常消費品中。
當我們翻開西方近代民主憲政的宏大史詩,1773年12月16日的那個深夜,永遠是不可磨滅的經典場景。在波士頓港那凜冽的寒風中,一群憤怒的殖民地居民喬裝改扮,登上了東印度公司的三艘商船。在徹夜的喧囂中,他們將整整342箱茶葉,一箱接一箱地傾倒進冰冷的大西洋海水中。這場史稱「波士頓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的抗稅行動,以「無代表,不納稅」的決絕姿態,徹底激化了英美之間的宗主國與殖民地矛盾,進而拉開了美國獨立戰爭的序幕。
然而,在宏大的歷史教科書中,有一個極具社會學異化色彩的細節卻鮮少被提及:那342箱改變了人類政治文明走向的茶葉,並非產自新大陸,亦非產自大英帝國的歐洲本土,而是全部來自大洋彼岸那個正處於封閉、專制落後的盛清中國。
英國國家檔案館至今仍完好地保存著當年的索賠清單,那是帝國官僚用羽毛筆記錄下的經濟損失。在這份決定了美利堅命運的清單上,赫然寫著五種茶名:Bohea、Singlo、Hyson、Congou、Souchong。這五個詞彙在英文詞典裡找不到任何字根,它們全是不折不扣的中文閩南方言音節。其中,Bohea 正是「武夷」二字在閩南語中的發音。在被傾倒的342箱茶葉中,光是武夷紅茶就佔了240箱,比例高達七成以上。
換言之,西方自由憲政體制誕生的第一聲啼哭,竟是由福建武夷山深谷裡的幾片黑色葉片所催化的。這是一場全球化早期最深刻的社會學奇觀:在專制與封建壓迫最深重的土地上,由最底層的中國農民用血汗勞作生產出來的商品,跨越重洋之後,竟變成了西方世界砸向專制王權、爭取「人民主權」與「自由憲政」的政治導火線。
我的故乡在绵延百里的武夷山脉西南麓。在这里我说的是在地球兩端、跨越兩百五十年的与我故乡的武夷茶有关的事与感慨。我从中看到了勞動者的身體與血汗如何被編織進全球資本主義的壓迫網絡,我更感叹命運的荒誕悖論——生產了「自由催化劑」的土地,至今仍未長出自由的果實。
2.全球商品鏈中的勞動、身體與權力壓迫
從社會學的視角審視,那一箱箱沉入波士頓港的 Bohea 武夷茶,並非天然的造物,而是近代早期全球商品鏈與國際勞動分工體制下,對個體身體進行極致壓榨的產物。
閩南的舌尖吐出 Bohea 的嘆息
那是武夷山的雲霧
與採茶人馱駝的脊梁
他們在封建的泥土裡躬身
在季風裡揉捻
將血汗与叶子的清香封入木箱
經由東印度公司的巨輪
編織進全球資本最初的網
那時的東方,麻木的帝國正陷入沉睡
並不知道這黑色的葉片
已成為跨洋流轉的商品權力
兩百多年前的武夷山,茶農與採茶工的生活是一部無聲的血汗史。社會學家卡爾·馬克思曾提出過「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的概念,指的是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被掩蓋成了物與物之間的關係。當倫敦的貴婦人在沙龍裡優雅地端起瓷杯,當波士頓的紳士在港口討論大英帝國的稅收政策時,隱匿在茶香背後的,是武夷山茶農在專制官僚與買辦商人雙重剝削下、近乎窒息的生存狀態。
茶農們必須在季風來臨前的短短數週內,赤腳在濕滑的岩壁與山谷間攀爬。他們的十指因長時間揉捻茶葉而磨出鮮血與厚繭,他們的脊梁因長年背負沈重的茶簍而變得駝背畸形。在清代中央集權的極權政治與行商制度(十三行)的壟斷結構下,這些底層勞動者沒有任何政治權利,沒有自由言論的空間,更沒有對自身勞動成果的定價權。
這是一種極致的社會學諷刺:武夷山的茶工們是在完全被剝奪了自由、完全缺乏權利保障的體制下進行生產的。然而,他們所生產的茶葉,卻具備了一種超乎尋常的「商品權力」。當這些茶葉被裝進木箱、貼上海關的標籤,經由跨國壟斷的東印度公司的巨輪運往西方時,它們就從封建專制的泥土,躍升為全球資本流動與帝國稅收的核心支柱。大英帝國依靠這些茶葉的進口稅來維持其全球擴張的財政結構,而美洲殖民地的人民,則在這片葉子上看到了母國對他們經濟自主權的瘋狂蠶食。
那時的盛清帝國,正在文字獄與高度中央集權的麻木中逐漸走向腐朽。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陷入了一種歷史的盲目與沉睡中。他們一邊享受著茶葉貿易帶來的白銀流入,一邊對外部世界正風起雲湧的啟蒙運動、社會契約論與權力分立學說一無所知。中國人以極致的隱忍與身體的勞奉,供養了西方的消費社會,也無意中為西方的制度變革準備了火種。
3.歷史的斷裂與悖論——為他國作了自由的嫁衣
歷史在1773年的波士頓港口發生了驚心動魄的斷裂。
當這批來自中國福建的 Bohea 紅茶在寒風中被一箱箱倒入海中,大西洋的海水被染成了苦澀的深褐色。這一歷史事件在政治社會學上具有標誌性意義——它是一場反抗「無代表納稅」的階級與政治結構抗爭。波士頓的傾茶者們,並不是在簡單地毀壞財物,他們是在摧毀大英帝國強加於他們的、未經同意的權力枷鎖。
波士頓的冬夜,寒風如刀
“無代表,不納稅”的怒吼撕裂了海港
三百四十二箱中國茶
在反抗殖民的巨浪中
化作大西洋泛起的一夜苦澀
七成是武夷的紅——
它用在專制土地上長出的血肉,
點燃了西方自由憲政的導火索
一葉落而帝國傾
美利堅在茶香的餘燼中誕生
這場由武夷茶引爆的烈火,最終焚毀了舊帝國的殖民枷鎖。僅僅三年後,《獨立宣言》發表;幾年後,世界上第一部現代成文憲法在美利堅誕生。美國人建立了基於人民主權、權力制衡、言論自由與私人財產不可侵犯的憲政屏障。
然而,當我們將社會學的目光從繁華、自由的西半球,重新投向那片長出茶樹的東方土地時,我們會被一場巨大的荒誕感與悲劇性所震懾。這是一道跨越兩百五十年的歷史傷口,至今仍在流血。
歷史在此處
卻割開了一道荒誕的社會學傷口
兩百五十年的煙塵散盡
那片催生了西方自由
催化了現代民主的茶葉
它的母體
卻至今仍在專制的陰影裡掙扎
為他國作了自由的嫁衣
而採茶人的子孫
卻依舊沒有“代表”
依舊在替不曾同意的權力納稅
這何其可悲!那片用自己的血肉與勞動,為西方現代憲政與民主制度點燃了導火索的中國茶葉,它的母體與子孫,卻在往後的兩百五十年間,不斷在專制、極權、動盪與思想禁錮的泥潭中輪迴。
直至今日,中國人是否真正獲得了「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的憲政保障?兩百多年前美國人高喊的「無代表不納稅」,在今日的中國社會,依然是一句無法公開談論的政治禁忌。十四億人民在高度精密的現代國家機器下,承擔著沉重的直接稅與間接稅,但他們在決定國家前途、監督權力運行的公共場域中,卻依然缺乏實質性的、合法的「政治代表」。採茶人的子孫換上了現代的服裝,走進了科技化的工廠與高樓,但在政治身份上,他們與兩百年前在武夷山躬身勞作的祖先,並沒有本質上的結構性跨越——他們依然是權力體制下的「客體」,而非國家主權的「主體」。
中國用集體主義的自我犧牲與勞動紅利,為世界的現代化與西方的自由繁榮作了無聲的嫁衣。而中國人自己,卻被永遠隔絕在現代憲政民主的制度紅利之外。這是一首獨屬於中國人的、綿延數百年的當代《離騷》。
4.茶館裡的當代反思——精緻的麻醉與消逝的自由空間
歷史的指針來到了當代。今天,武夷茶不再需要通過十三行與東印度公司的木箱遠涉重洋,它換上了極盡奢華的包裝,變成了中國本土政治與經濟精英生態中不可或缺的社交貨幣。
時至今日,武夷的茶香依然氤氳
它是高官案頭的雅趣
也是平民市井的慰藉
然而,在當下中國那些精緻的茶館裡,
在朋友之間隔牆有耳的淺酌低吟裡
究竟還容得下幾多思想的自由
那裊裊升起的青煙
究竟是點燃思辨的火星
還是麻醉清醒靈魂的溫柔鄉?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茶館」在中國歷史上曾具有特殊的公共領域屬性。它是市民階層交換資訊、評議時政、甚至調解地方矛盾的半制度化空間。然而,在當代中國的社會結構中,茶館的公共性已經被高度的政治恐懼與精緻的消費主義徹底解構。
在那些裝潢典雅、古風古色的當代茶館包廂裡,武夷岩茶大紅袍、肉桂的香氣四溢。端坐在茶桌旁的,有手握重權的官員,有依附體制的商人,也有滿腹經綸的知識分子。茶香氤氳中,人們談論著佛學、周易、文玩、甚至全球金融的波動,但每當話題觸及這片土地的體制弊端、權力腐敗、或是公民權利的缺失時,空氣便會瞬間凝固。
「隔牆有耳」、「莫談國事」的集體無意識,像一隻看不見的政治幽靈,籠罩在每一張精緻的茶桌上方。朋友們之間的交流變成了相互試探與淺酌低吟,真正的思想在審查與自我審查中被閹割。茶館不再是孕育公共理性的搖籃,反而變成了逃避現實政治、麻醉清醒靈魂的「溫柔鄉」。知識分子在茶香中找到了犬儒式的安寧,官員在茶湯中體會著權力的運籌帷幄,而普通人在茶餘飯後的八卦中消解了對自身權利受損的痛苦。
這正是現代極權統治最可怕的社會學景觀:它用物質的極大豐富與精緻的文化消費,消解了人們對自由的渴望。那裊裊升起的茶煙,原本應當是點燃批判性思辨的火星,如今卻成了遮蔽雙眼、掩蓋社會矛盾的迷霧。
5.主權覺醒與中國人的天命破曉
「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祖國。」這是無數流亡者與民主鬥士在經歷了制度性壓迫後,從靈魂深處發出的吶喊。但對於留在那片土地上的十幾億人民而言,更深重的歷史使命在於:如何讓自由在自己的祖國生根發芽,如何讓那片長出了武夷茶的土地,真正建立起庇護每一個個體尊嚴的憲政屏障。
這需要當代中國知識分子進行一場深刻的、斷奶式的歷史自省。
這裊裊茶香
正苦苦等待一場真正的醍醐灌頂
當代的知識分子啊
是否聽見了歷史在茶盞底部的沉吟?
我們不能永遠只在杯中品嚐順從的甘甜
是時候用針砭時弊的鋒芒,去喚醒自己
去喚醒那群被霧氣遮蔽雙眼的人民
让主权意识像沸水中的茶叶一样舒展开
唯有當每個人都意識到自己是這片土地的主人
那遲到的憲政破曉
才會真正落進中國人的茶杯裡
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指出,知識分子的天職在於「清明」與「責任」。面對歷史的悖論與當下的思想困局,中國的知識分子不能再沉溺於茶館裡的淺酌低吟,不能再用犬儒主義的姿態去配合權力的敘事。
歷史已經給了我們最清晰的啟示:250年前,中國茶葉以商品的形式,在西方世界完成了一場關於自由與主權的啟動。250年後,中國人必須在自己的土地上,完成這場未竟的民運與天命。
這場覺醒,必須是「主權意識」的徹底復甦。我們要像沸水沖淋茶葉那般,用啟蒙的思想、理性的批判與無畏的行動,去沖刷那層積澱在人民心中長達數千年的臣民心態與奴化思想。要讓每一個普通的採茶人、工薪族、農民工和知識分子都明白——我們不是體制的耗材,不是高官案頭的順民,我們才是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我們有權利要求屬於自己的「政治代表」,有權利對未經同意的權力說不,有權利要求憲法將「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以不可剝奪的形式確立為國家運行的根本基石。
唯有到了那一天,當主權的意識在十四億人的心中如茶葉般在沸水中舒展,那片長出了 Bohea 的武夷山,才不再只是全球商品鏈上流血的邊緣地帶;那座精緻的當代茶館,才不會是思想的停屍間。
這是一篇無韻的離騷,它發軔於苦澀的歷史,流轉於跨洋的波濤,但它的終點,必然是中國人自主握住自身命運的憲政破曉。當自由的陽光終於照進那隻古老的茶杯,這首延續了數百年的歷史悲歌,才算真正迎來了它的落幕與新生。
2026.7.6
作者/楊純華,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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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深處的隱形藩籬:海外民主化運動的思維慣性與自我啟蒙》——王戴
在通往政治清明與社會進步的崇山峻嶺中,那些自詡為盜火者的反抗者們,往往只顧著對抗眼前的銅牆鐵壁,卻鮮少有人願意停下腳步,俯身端詳一下自己鞋底沾上的泥土。
我們義正辭嚴地批判威權體制,矢志不渝地追求憲政民主、言論自由與多黨競爭,這些宏大目標無疑是照亮黑暗的燈塔。然而,在與惡龍纏鬥的漫長歲歲年年裡,我們自己身上是否也悄然長出了閃爍著寒光的鱗片?這並非一種居高臨下的道德審判,而是一個必須共同面對的切膚之痛:反對某個政權的統治,絕不意味著我們已經在潛意識裡與它徹底切割。
專制教育就像一種無色無味的慢性毒素,在漫長的歷史歲月裡,早已滲透進我們不曾起疑的常識、習以為常的情感以及對歷史的全部想像中。我們在理智上砸碎了它的神壇,卻在不經意間,依然沿用著它編織的邏輯框架去理解國家、民族與大眾的權利。這種思想上的「借屍還魂」,正是當前海外民主化運動最深沉的悲哀,也是無數抱持進步理想的同道至今未能跨越的隱形藩籬。
要看清這一思想迷局,就必須將目光投向海外民運風雨漂泊的歷史脈絡與二十一世紀的宏大背景中。回望過去,自1989年那一場震驚世界的地緣政治與民主浪潮之後,三十多年來,海外民主運動在異國他鄉的風雨飄搖中艱難前行。而在中國大陸,一種更為精細、隱蔽且強大的意識形態控制術正悄然升級。
尤其是進入2010年代和2020年代以後,伴隨著大數據和國家民族主義的狂熱聯姻,專制政權成功地進行了一場跨世代的思想格式化。它將「疆域版圖」幻化為不可觸碰的圖騰,將「大一統」塑造成不容置疑的歷史宿命,並把「愛國」與「順從」天衣無缝地焊接在一起。在這種溫床中孵化出來的知識分子,即便有一天走出了國門,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氣,甚至加入反抗的行列,他們的思維底色卻依然帶有某種深刻的「出廠設置」。
這種思維慣性在海外民主化運動的各派系演變中,留下了極其深刻且難以磨滅的歷史烙印。回顧老一代古典自由派或傳統改良派的觀點,他們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往往寄希望於經濟發展帶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溫和路徑,或者試圖在傳統儒家天下觀的宏大框架內去拼湊出一幅理想主義的憲政地圖。在他們的論述中,民主往往被降格為一種復興大國、重振漢唐雄風的工具,只要建立了民主體制,國家就會更加強大,疆域就會更加穩固。這種將民主工具化、將國家強盛作為終極目的的邏輯,在不經意間為強權威權留下了隱蔽的後門,使得反抗流於形式,而內核依然缺乏對多元個體的終極關懷。
而到了二十一世紀初,伴隨著激進革命派與改良溫和派的路線之爭,關於邊疆與台灣問題的分歧開始全面爆發。部分激進派雖然在反共立場上最為決絕,主張採取最徹底的手段推翻體制,但在國家觀上卻走向了另一種極端。他們將疆土的完整、民族的純潔性與歷史的命定論視為不可逾越的政治紅線,甚至不惜祭出民族大義的旗幟來排斥內部的異見。
隨後興起的聯邦改良派,雖然試圖通過多聯邦或邦聯的架構來包容地方差異,但在探討具體的主權歸屬時,依然無法擺脫中心輻射邊緣的盲目優越感。每當話題轉向台灣的民主實踐與前途抉擇,或者邊疆地區的自決訴求時,這幾派人骨子裡的家長式作風和唯我獨尊的強權崇拜便會按捺不住地跳出來。他們會用一種居高臨下的傲慢去評判台灣民眾的身份認同,把對方對自由的堅守貶低為歷史的任性,甚至用自古以來的宏大敘事去壓制活生生的人民意願。
正如古人所云:「欲正其末者,必端其本;清其流者,必潔其源。」如果我們連鄰人最基本的自由選擇權都無法包容與尊重,如果我們依然將某種疆域的完整視為高於人權的絕對真理,那麼我們口中承諾的民主,究竟是解放個體的靈藥,還是換了包裝的另一場集體主義壓迫?
在這種群體性的集體盲區中,反抗者與其說是在解構暴政,不如說是在用另一種視角重塑暴政的邊界。這種思想的作繭自縛與派系撕裂,最終在海外民運圈子裡演變成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精采絕倫的幽默喜劇。
在無數個海外的研討會、沙龍或是網絡論壇上,我們常常能看到這樣一幅奇景:幾位在不同時期流亡海外、各自代表著古典派、激進派或聯邦派的反抗派精英,前一秒還在用流利的英語或慷慨激昂的言辭,向西方社會控訴專制政權對言論的鉗制、對人權的踐踏,雙方引經據典,惺惺相惜。
然而,一旦進入茶歇時間,有人不小心提到了台灣的民主現狀或是某些民族的歷史傷痕,飯桌上的空氣便會瞬間凝固。剛才還在一起抱團取暖的民主同道,會立刻擼起袖子、拍桌子瞪眼,因為地圖上的一條線吵得面紅耳赤。有人搬出九十年代的傳統大一統綱領,有人則揮舞著當下最新潮卻依舊排他的民族主義大棒,用當年政治課本上學來的套話互相扣帽子,甚至指責對方是民族敗類,最後不歡而散,在社交媒體上互相拉黑。
這群誓言要推翻威權體制的人,在這一刻,完美地展現了什麼叫「身體走進了現代,腦袋還留在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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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手難遮的仰望:從家庭教會的屋頂,看極權與信仰的生死結
楊純華
這幾年,關於中國大陸家庭教會被查封、牧師被帶走、十字架被拆除的新聞,早已不再是新聞,而是變成了一種常態性的背景噪音。那些本該在主日傳出讚美詩的聚會所,被貼上了冰冷的封條;那些拒絕將政治標語掛進講壇的傳道人,轉瞬之間成了法庭上的囚徒。
每當看到這類消息,人們總不免產生一個巨大的困惑:中國《憲法》第三十六條明明赫然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為什麼一個掌握著軍隊、武警、大數據監控和龐大經濟體系的強大政權,會如此容不下幾十個、幾百個在民房裡低聲祈禱的普通信徒?為什麼他們甘願公然撕毀自己寫下的憲法承諾,也要把這群人趕盡殺絕?
要理解這種近乎偏執的恐懼,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民主在美國》中留下的洞見,恰好提供了一面最好的鏡子。
兩套靈魂重塑計畫的對撞
托克維爾在19世紀考察美國時,曾驚嘆於宗教信仰與自由制度之間的微妙平衡。他發現,美國的宗教不直接掌權,也不靠政府強迫,卻能通過家庭、社區和道德,在社會深處發揮約束人心、維系穩定的作用。
「自由如果失去信仰,很容易變成放縱;民主如果失去道德,很容易滑向多數人的暴政。」
托克維爾敏銳地看到,宗教為世俗社會提供了一個超越物質的道德邊界和最高責任。
而這,恰恰點中了中共最深層的政治死穴。
在極權主義的邏輯裡,政權不僅要統治人民的肉身,更要壟斷人民的靈魂。中共的意識形態本質上是一種「世俗宗教」,它要求絕對的效忠、唯一的真理,以及對領袖和組織的無限崇拜。當一個基督徒宣稱「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並將《聖經》的誡命置於世俗政權的指令之上時,在統治者眼中,這不是個人的信仰選擇,而是一種政治上的不絕對忠誠。
如果人民心中有了更高的敬畏,他們就不再容易被恐懼徹底瓦解;如果社會有了獨立於權力之外的道德準則,政權的黑白顛倒、指鹿為馬就無法輕易得逞。打壓宗教,本質上是為了清除思想市場上的「競爭對手」,確保權力對靈魂的絕對壟斷。
恐懼自治:組織化的焦慮
托克維爾特別指出,美國的偉大在於把「政治自由、社會自治和宗教信仰」結合在一起。宗教培育了守法的公民,同時也訓練了人們在社區中彼此連結、共同承擔責任的能力。
然而,在中國的統治術中,「社會自治」本身就是一個禁忌的詞彙。
極權統治的底色是原子化社會——把每個人孤立成無依無靠的個體,讓他們只能向權力依附。而家庭教會恰恰具有極強的橫向連結能力。在這裡,沒有官方的行政撥款,信徒們卻能自發組織聚會、彼此互助、關懷弱勢、甚至自辦教育。這種基於共同信仰而產生的凝聚力、信任感和高度自治性,讓習慣了控制一切的體制感到極度焦慮。
在他們眼裡,一個不受黨委書記領導、不聽從街道辦指揮、卻能讓成百上千人風雨無阻聚在一起的組織,就是對政權潛在的威脅。不管你是在查經還是在祈禱,只要你「非官方組織化」,就是原罪。
憲法只是權力的「晴雨表」
那麼,既然要打壓,為何又要在《憲法》裡寫上「信仰自由」?
這恰恰展現了實用主義的犬儒本質。在外界看來,《憲法》是一國之根本,是限制政府權力的法律邊界;但在這裡,《憲法》往往被當作對外展示的櫥窗、或是特定歷史時期統戰的工具。
當政權需要營造開放形象、吸引外資時,「信仰自由」就是寫給國際社會看的漂亮履歷。
當政權感到安全感缺失、社會控制需要收緊時,憲法條款就可以隨時被各類「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的行政法規和內部文件架空。
正如托克維爾所言,美國的宗教與國家保持距離,反而獲得了更廣泛的社會影響力。而在中國,當局試圖通過「宗教中國化」將所有教會閹割為權力的附庸,要求「愛國教」必須高於「愛信仰」。這種對憲法條款的公然踐踏,暴露出的是統治者對社會失控的極度恐懼。
結語:高牆與小草
托克維爾看到,宗教提醒人們「個人並不是世界的中心,欲望不能成為唯一準則」。一個缺乏信仰與敬畏的社會,最終會滑向道德的沙化與權力的暴政。
中共對家庭教會的打壓,看似是一場力量懸殊的圍剿:一邊是國家機器的鋼筋水泥,一邊是手捧聖經的血肉之軀。但歷史無數次證明,權力可以拆掉有形的十字架,卻無法拆除人心中對超越性價值的渴望;高牆可以禁錮肉體,卻無法阻擋靈魂向光生長。
當一個政權需要動用整部國家機器去對抗幾個在客廳裡唱讚美詩的信徒時,這場博弈的勝負,其實在精神層面上早已有了定論。
作者系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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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崩解」論最有價值的部分,不是崩解二字
能源經濟學者Navneeraj Sharma與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資深研究員Arvind Subramanian在Project Syndicate提出一個「完美風暴」推演:習近平集權與持續清洗可能留下接班怨恨;房地產、人口、青年就業與民企信心削弱經濟;美歐反制又威脅出口;最被忽略的則是財政汲取能力。
兩位作者整理1952年以來的資料,指出中國長期依靠國企利潤與土地出讓等非稅收入,個人所得稅近十年平均僅約GDP的1.2%;不含社保繳款的稅收,從2012年的GDP 18.4%降至2025年的12.6%。土地財政衰退若未由穩定稅基取代,中央維持地方服務、內部控制與對外投射力量的成本就可能同時上升。
文章真正的洞見,是把「國家能力」從監控能力與外匯儲備,轉回可持續收入:能命令銀行放貸,不等於能永久替地方養老、醫療和基建缺口埋單。但「崩解」標題遠比證據走得更遠。作者以明清財政衰敗和福山的「壞皇帝」問題類比當代中國,帶有典型的制度主義與印度觀察者位置;它把人事清洗後的不滿推定為接班危機,卻承認中共內部資訊不透明。
反方證據包括中央政府仍有較低的直接負債、國有銀行與資本管制、龐大國企資產,以及把損失在部門與世代間攤延的行政能力。這些工具會降低突然崩盤的機率,但也可能延長低效率。
我的判斷是,「急劇崩解」不是目前最可能情境,「緩慢失血」才是。最值得追蹤的不是接班鬥爭傳聞,而是地方一般公共預算、社保缺口、土地收入替代來源,以及北京能否推動房產稅與更累進的所得稅。若公共服務收縮而家庭稅負上升,穩定—繁榮交換才會真正承壓;在此之前,把財政脆弱直接翻譯成政權崩潰,仍是缺乏足夠機率證據的躍進。
來源連結:Project Syndicate/Navneeraj Sharma、Arvind Subramanian,〈Is a Chinese Implosion Looming?〉,2026年10月23日;授權全文轉載與數據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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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海“封鎖”與大橋通車:解密中共獨裁體制末路的瘋狂與焦慮
作者:王戴
近期,網絡上流傳著各種關於台海、東海及黃海方向緊張局勢的傳言,其中一句“解放軍海軍在黃海簽生死狀、封鎖一個半月、中日之間摩擦加劇”的說法引起了海內外網友的廣泛關注。雖然“簽生死狀”帶有某種民間的戲劇色彩與江湖氣,在現代正規海軍編制中並不存在,但它卻折射出當下中國近海極為劍拔弩張的緊張氛圍。
事實上,根據中國海事局發佈的官方航行警告,鹽城海事局已正式宣佈:自10月15日至11月30日,黃海南部部分海域進行長達47天、全天候(每日0時至24時)的實彈射擊,禁止一切船舶駛入。 將黃海的這場超長封鎖演練,與幾乎同期發生的“中朝新鴨綠江大橋正式通車”,以及即將於11月底登場的台灣“九合一”地方選舉聯繫起來看,就會發現這絕非幾場孤立的軍事訓練。中共正在下一盤盤涉足東北亞與台海的“危險大棋”。剝離掉官方的宏大敘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套組合拳背後,獨裁政權真實的戰略意圖與深層危機。
一、 北線突破:中朝新鴨綠江大橋通車與後方補給線的“加固”
就在黃海大規模封鎖演練拉開帷幕的同一天——2026年10月15日,歷經波折、等了足足12年的“中朝新鴨綠江大橋”在遼寧丹東正式通車。
這座新大橋的開通,替代了運行超過80年、早已不堪重負的老舊中朝友誼橋,成為中朝之間最為核心的公路運輸與經貿大動脈。為什麼新大橋的通車偏偏會與黃海的47天封鎖產生微妙的時間重合?這絕非巧合,而是北京在戰略佈局上“前後呼應”的精妙算計:1. 鞏固東北戰略大後方: 在國際制裁與地緣對抗日益加劇的今天,朝鮮對於北京而言,不僅是意識形態上的“難兄難弟”,更是其地緣政治上不可或缺的北方屏障。通過打通新鴨綠江大橋,中共實質性地加固了對朝的陸路物流與後勤輸血通道。2. “陸上輸血、海上布防”的聯動: 朝鮮半島本就是黃海的北方延伸。當朝鮮半島方向的陸路通道全面暢通的同時,解放軍在黃海南部實施長達一個半月的超長禁航與區域拒止演練,其戰略意圖昭然若揭——北京正在向美日韓同盟發出強硬信號:一旦東北亞發生地緣衝突,中共不僅有能力在海上封鎖關鍵咽喉,更有向北方盟友源源不斷輸送戰略物資的戰略縱深。 這種兩面下注的姿態,充滿了冷戰思維的硝煙味。
二、 南線施壓:11月底台灣九合一選舉前的“極限干擾”
如果說黃海的封鎖和新大橋的通車構成了中共的“北線與近海防衛”佈局,那麼其目光緊接著就鎖定了南方——距離11月底台灣“九合一”地方選舉投票日已進入倒計時。
台灣的“九合一”選舉直接關乎島內各政黨的政治版圖和民意走向,歷來是台灣政壇的風向標。然而,中共選擇在10月中旬至11月底這段選情最熾熱、各方勢力激烈廝殺的關鍵窗口期,在黃海及中國近海開展超長週期的極限軍事壓測,其政治干預的意圖十分卑劣:1. 製造“兵凶戰危”的恐慌效應: 極權體制最擅長的就是通過極限施壓來操縱民意。北京企圖通過長達一個半月的持續實彈射擊和戰爭邊緣政策,在台灣社會製造“投票給某些政黨就等於走向戰爭”的寒蟬效應,企圖以此干預台灣選民的政治心理,達到其“以武促統”或“以武拒藍綠變局”的政治目的。2. 試探美日同盟的戰略底線: 選情敏感期與高強度軍事演訓的疊加,也是中共對美日等外部干涉勢力戰略耐受力的一次極端測試。北京企圖用這種“常態化、高強度”的近海封鎖姿態,迫使美日在台海和東北亞議題上有所忌憚。
三、 獨裁體制的末路狂飆:用外部危機掩蓋內部崩塌
透過這些看似氣勢洶洶的軍事演習與地緣動作,作為清醒的反對獨栽體制民運人士,我們必須看到其表象之下的本質——這是中共內部統治陷入嚴重危機、走向末路狂飆的必然表現。1. 經濟崩盤與社會矛盾的強行轉移: 當前,中國國內的經濟下行、房地產爆雷、失業率飆升、地方財政破產以及底層民眾生存困境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老百姓對極權統治的不滿情緒像地火一樣在地下蔓延。每當內部合法性徹底動搖時,中共歷來的慣用伎倆就是“轉移視線”——通過不斷渲染外部敵人(美、日、台、韓),挑起狹隘的民族主義狂熱,強行將國內民眾的憤怒導向外部世界。2. 窮兵黷武的維穩成本: 無論是47天的黃海實彈射擊,還是頻繁的海空聯合戰備警巡,其背後燃燒的都是中國納稅人血汗錢堆出來的天文數字。在民生醫療、教育養老嚴重欠賬的今天,獨裁者卻把巨額資金砸向冰冷的軍火和無休止的軍事對峙中。這種為了給搖搖欲墜的極權統治“續命”而進行的窮兵黷武,最終只會加速整個國家的經濟枯竭。黃海封鎖一個半月的傳言與演習、剛剛鳴笛通車的中朝新鴨綠江大橋、步步緊逼的11月底台灣九合一選舉,這三者絕非巧合,它們共同勾勒出了近期中共在內外交困下,北線穩固盟友、南線威懾台灣、近海對抗美日的焦慮與瘋狂圖景。對於渴望中國走向民主、自由與憲政的我們而言,必須擦亮眼睛向海內外同胞揭露:中共製造的每一次外部緊張,都不是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是為了它那見不得光的獨裁權力的苟延殘喘。 認清這一本質,團結起來反對極權暴政才是中國擺脫這種無休止的“戰爭邊緣噩夢”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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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跟一位在圈內闖蕩多年、已經財富自由的朋友交流。
她提出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洞察:
「現在的錢,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好用了。」
為什麼?
因為在高度工業化的現代,過去王公貴族才能享受的生活品質,現在平民老百姓都觸手可及。
這位朋友提出了一個經典例子:Jeff Bezos 拿的 iPhone,跟普通人拿的 iPhone 沒有任何差別。即便你再有錢,你也買不到一台比 iPhone 領先 50 年的通訊設備,因為技術邊界就在那裡。
我仔細想想,好像真的是這樣。
在清末,慈禧太后用的馬桶是檀香木刻、鋪著綢緞與香料的「官盆」,而平民用的是簡陋的茅坑,兩者有著天壤之別。但在今天,你家裡的馬桶跟首富家裡的,本質上已無代差。即便多花了幾十倍的錢,頂多也就是多了免治功能或自動掀蓋——在最基本的生理尊嚴上,現代工業已經抹平了階級的鴻溝。
這代表財富在「物質功能」上的邊際效應遞減得極快:
食: 財富自由的人吃一頓米其林三星,跟你吃一頓精緻料理的飽足感與美味落差,已不再是天壤之別。
衣: 頂級訂製西裝與優質成衣的差距,比起百年前的絲綢與粗麻,視覺上的階級感大幅縮小。
行: 頭等艙與經濟艙雖然舒適度有差,但抵達目的地的時間是一樣的。
如果第一個 100 萬美金帶給你的邊際效用是 10(它解決了安全感與基本自由);
那麼第二個 100 萬美金,效用可能就遞減到 5;
到了第三個,效用可能只剩下 1。
這個效用遞減函數不是線性的,而是斷崖式的(Cliff)。
這位朋友說,她見過不少人白手起家,資產從 A6 翻到 A9,又從 A9 跌回 A6(單位是美元)。
很多人財富增加了,心態卻仍停留在 Degen 慣性。簡單來說,就是賭上癮了。
他們成了數字的囚徒,為了追逐帳面上更高的收益,在錯誤的時間點重倉豪賭,冒著 100% 返貧的風險,去換取那早已遞減到幾乎為零的邊際效用。
我跟她也有類似的觀察。或許是華人基因裡帶有上一代的苦難記憶,我們普遍對金錢有一種深層的恐懼感,喜歡囤積數字、喜歡攀比。這種「匱乏感」就像是一種基因病毒,代代相傳。
即便我們已經生活在物質過剩的時代,腦袋裡的作業系統卻還停留在「飢荒模式」。我們習慣用資產的數字來填補內心的不安全感,卻忘了問自己:當邊際效應已經進入斷崖區,繼續透支生命去交換那些多出的數字,代價究竟是什麼?
如果你觀察那些在幣圈起伏、最終卻無法守住財富的人,你會發現,他們追求的往往不是「更好的生活」,而是「贏過別人的感覺」。
他們買超跑、買名牌,本質上不是為了自己爽,而是買給別人看的。
試想一下,如果你住在一個無人島上,你會想開一輛藍寶堅尼嗎?上下車得彎腰、椅子難坐得要死,進出車庫還怕刮到底盤。在沒有觀眾的地方,這些財富象徵反而是一種累贅。
有趣的是,這種「優越感」完全是比較出來的結果。再做另一個思想實驗:如果你住的不是無人島,而是所有人都開藍寶堅尼的小島,你還會想開它嗎?應該也不會,因為當超跑變成標配,它就失去了炫耀的價值。
這種對「優越感」的追逐,本質上是一場永無止盡的西西弗斯推石遊戲。
優越感不是來自於你「擁有的多」,而是來自於你「比別人多」。這意味著你的幸福感並非建立在自己的基座上,而是漂浮在別人的目光裡。一旦進入更高階層的圈子,原有的優越感會瞬間崩塌,迫使你投入更多的人生預算去換取下一個階梯的虛榮。
這正是為什麼有些資產 A9 的人依然活得像個飢餓的囚徒。因為在優越感的金字塔中,永遠有比你位居更高處的人。
真正通透的人生,是把自主權從別人的眼光奪回到自己手裡。
這意味著你清楚知道自己需要多少物質就能抵達「舒適」的邊界,而邊界之外的每一分精力,你都選擇用來餵養自己的靈魂,而不是用來滿足無止盡的攀比。
真正的自由,並非擁有買下一切的權力,而是擁有一種「即便不參與這場遊戲,也不覺得自己輸給任何人」的底氣。
當你不再是數字的囚徒,也不再是別人的對照組,你終於能在這擁擠的世界裡,找到一個最讓自己舒服的坐姿。
就像風清揚傳授獨孤九劍時,對令狐沖說的那句:「根本無招,如何可破?」
如果說人生也有獨孤九劍,那麼破除一切煩惱的招式,就是放下心中的比較心——「根本無人,何必去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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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蒙古人
楊純華(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委員)
我站在命運的邊緣,望向長城之外
那片被古老教科書折疊、簡化的荒原
在中國宏大的帝國敘事裡
你曾是成吉思汗遮天的鐵騎,是元朝的疆土
是地圖上被割裂、又被遺忘的「外蒙古」
同胞們對你如此熟悉,卻又如此陌生
熟悉你古代的征服,卻對你的今日一無所知
而我,一個在專制陰影下躑躅的民運鬥士
一個在風雨中籌築民主議會的行者
穿過地緣政治的冰冷迷霧
卻在你的草尖上,看到了刺眼的文明之光
你北靠俄羅斯,南貼中共的巨靈
沒有一片海洋作為自由的緩衝
你的財富深埋在礦坑,你的人口如此稀零
照強權的邏輯,你本該是跪伏的附庸
本該在兩大專制鋼鉗下,窒息成歷史的標本
但1990年,那一場沒有流血的和平革命
你硬是在鋼鐵的夾縫中,撕開了多黨選舉的黎明
1992年的新憲法,立起民主共和的骨骼
Freedom House 評下的八十四分,是自由的冠冕
你不是毫無瑕疵的童話,你也有貪腐與分贓的陣痛
媒體的偏頗、權力的博弈,在現實裡交織著泥濘
但你硬是把公民的自由、政權的輪替
像韁繩一樣,牢牢扣在草原兒女的手中
在俄中合圍的黑暗威權矩陣裡
你是一顆孤獨、卻傲然長明的啟明星
更少人知道,你的目光曾觸碰過星空
1981年,古爾拉格查搭乘蘇聯的飛船,躍入蒼穹
那本是冷戰鐵幕下,老大哥一場政治的秀場
如同阿富汗與敘利亞的同行者,本該隨戰火流亡或被遺忘
但蒙古沒有崩解,你在自由的土壤上完成了轉型
新時代的蒙古,沒有把紅色的英雄掃進歷史的垃圾桶
而是將他重新迎回,勳章閃爍著民族記憶的尊嚴
你成了第十個將公民送上太空的國度
那高度,遠遠超過了專制者所能理解的極限
中國的同胞,看世界的入口或許太窄
只要一個地方不再服務於中國中心的框架
不再服務於大國對抗的棋局,便從視野裡悄然淡出
但我看見了你,蒙古,現代的蒙古國
你提醒著我,提醒著我們這群為自由受難的人:
民主這顆種子,不一定只催生於溫潤的海島
也不一定只長在富庶的西方之邦
它一樣可以傲然挺立在凜冽的北國草原
長在俄中兩個龐然大物的陰影之間
長在一個曾被紅色帝國禁錮、卻絕不永遠困在影子裡的遠方
哦,蒙古,蒙古人
你用現實的堅韌,重寫了歷史的篇章
當我們還在黑暗中為中國議會的曙光而戰
你已在長城之外,用多黨的選票與太空的記憶
為整個亞洲的自由,高高擦亮了北方的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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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八次會晤第一階段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
當地時間9月12日下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八次會晤第一階段會議。
習近平發表題為《共擔時代責任 勇做先鋒力量》的重要講話。
習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磚國家合作20周年。20年來,金磚合作機制不斷發展壯大,展現出蓬勃生機活力,成為當今世界最具影響力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合作平台。這是自立自強的20年。金磚國家積極探索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成為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聯合自強的典範。這是風雨同舟的20年。金磚國家攜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新冠疫情、氣候變化等挑戰,堅定維護全球南方共同利益,為世界提供穩定性和正能量。這是成果豐碩的20年。金磚國家實現歷史性擴員,建立起全方位、多層次合作架構,邁入「大金磚合作」高質量發展新階段。
習近平強調,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全球南方卓然壯大,世界多極化不可阻擋。與此同時,單邊主義、強權政治逆流涌動,多邊主義和國際秩序受到衝擊,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無減。金磚國家要堅定站在歷史正確一邊,勇做時代先鋒,引領國際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攜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一要做促進創新發展的先鋒。牢牢把握主動權,加強人工智能合作,鼓勵開源開放、合作共享,推動務實合作向新而行、向高攀登。歡迎金磚各國積極參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中方提出金磚國家人工智能賦能新型工業化倡議,願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發和應用成果,深化產業鏈供應鏈合作。
二要做維護和平穩定的先鋒。秉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反對冷戰思維和陣營對抗,反對侵犯別國主權、干涉別國內政,建設性參與熱點問題解決,為尋求標本兼治之道作出金磚獨特貢獻。中方願同金磚成員一道,為實現中東海灣地區和平安寧發揮應有作用。
三要做推動文明互鑒的先鋒。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倡導文明交流互鑒、和合共生。辦好金磚國家人文交流論壇,分享治國理政經驗,為國與國關係穩定發展匯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遊、教育等合作,加強青年交流,促進民眾常來常往、相知相親。
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鋒。順應國際關係民主化大勢,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維護聯合國權威。支持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護主義措施。引領網絡、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國家話語權。
習近平強調,二十年風雨兼程,團結合作始終是金磚事業發展的力量之源。要堅持坦誠相待、求同存異,尊重彼此核心關切,以溝通對話增進相互理解、妥處矛盾分歧,確保金磚合作行穩致遠。中國將於明年接任金磚主席國,主辦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九次會晤。中方願同各方凝聚共識、開創未來,開啟金磚合作第三個“金色十年”,共創繁榮進步的光明前景。
蔡奇、王毅等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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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的革命發生後,革命勢力都會忙著輸出革命,因為革命不但破壞了國內秩序,也改變了國際政治,一方面革命的意識型態經常讓革命家充滿使命感,需要把「好東西」和世人分享,另一方面,外國勢力經常「反動」,極欲恢復舊有秩序,因此對革命家來說,外國勢力是危險需要對付的目標,輸出革命,是為了製造對革命安全的環境。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是斷裂歷史的大事,因此輸出革命和保守反動的鬥爭,驚天動地,拿破崙戰爭打了近二十年。然後是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規模及影響,不下於法國大革命,到現在,我們都還在體驗這個餘震。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47年了,伊朗的神學政權一直是驅動中東騷動及全球政治的重要角色。許多人不知道,卡特的大衛營協定,算是解決了以阿衝突,如果不是伊朗,之後的美國,根本不用捲入這麼多的衝突。
但我要講的是這個輸出革命的心態,對這些革命起源國家的影響,尤其是共產革命。如果你戴上了意識型態的眼鏡,你看的世界從此不一樣,你以為不再「被唬弄」,你覺得「看清了世界運作的方式」,但你也「容不下其它的觀點」,當世界只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世界的運行都是靠階級鬥爭的時候,你如何心平氣和的看這世界?永遠都有不公不義,永遠都不可能享受繁榮富裕,因為朱門永遠酒肉臭,路上永遠有凍死骨。然而當你的無產階級專政了,財產都公有化了,為什麼人間天堂還沒來?為什麼外面的資本主義邪惡世界,歌舞昇平,他們不是該失敗了嗎?怎麼他們又有車、又有房、還有手機?為什麼我們什麼都沒有?這一定有原因,一定不是我們的革命理念出了問題,一定是有敵人在破壞我們,資本家的帝國主義,一邊破壞我們的發展,一邊還要假裝幸福快樂,邪惡地不得了,我們只能加強防備敵人,找出內部的反動份子,那些和外國勢力勾結的壞份子,一再鬥爭,一再肅清。
一旦了解了共產黨的「外敵理論」,我們就可以解釋共產黨的一些,我們外人覺得不可思議的行為。為什麼共產黨明明已經用高牆把世界擋在外面,但又不斷地滲透民主國家,搞大外宣、搞假消息戰、買通間諜?因為他們還在對抗外部敵人,還在相信社會主義遭到帝國主義的破壞,所以他們還是要輸出革命,為了天國到來,只能不停地鬥爭。因為是和強權鬥爭,所以沒有任何道德的底線,「結果合理化了手段」,偷搶拐騙,沒有關係,因為敵人更壞。
而輸出革命、抵抗強敵的這些心態,也讓我們可以預測出一些共產黨的未來行為。史達林一直要到希特勒把軍隊開到邊界,打了第一發子彈,才相信希特勒不能被收買,這一仗一定要打,不然,史達林死活都不願意放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因為共產黨的不安全感,讓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隨時都處於「求生存」的模式,為了存活,他們不會輕易開啟戰爭,他們可以移山倒海,但就是不要挑戰強權。這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因為要相信社會主義是別人害的才不能成功,所以要炮製一個外敵來破壞革命,而為了要強化這個威脅,不得不把外敵變成無所不能,時間一久,自己也相信外敵的強大,所以不敢輕易言戰。這是我一貫認定共產黨不會打台灣的重要原因。
這個「求生存」的心態,也注定了和共產黨的聯盟,永遠都是脆弱而不可靠的。習近平願意一直挺普丁下去,「友誼沒上限」,不是因為他重情重義,而是中俄幾千里的邊界,如果邊界的另一方,變成了親西方的國家,那就是共軍得派重軍駐守的邊界,就是得從台海分兵的不良發展。這也是季辛吉當年分裂中蘇同盟,接近中國,而讓蘇聯害怕的同樣原因。但伊朗和中國的關係,不能與俄羅斯同日而語,如果為了生存,把德黑蘭出賣來換取中東的石油利益,那是可能發生,而且就會很快發生。在「強敵」川普的威脅下,中國暫時作小伏低,那是說得過去的,說實話,讓伊朗擁核,對中國一點好處也沒有。因此,伊朗因為群龍無首而無法向美國投降,導致波斯灣問題無法解決的困境,將會因為習近平放棄德黑蘭,而得到一個快速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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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上海合作組織+”會議上的講話(全文)
共同倡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 實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
——在“上海合作組織+”會議上的講話
(2026年9月1日,比什凱克)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習近平
尊敬的扎帕羅夫總統,
各位同事:
很高興同上海合作組織大家庭成員和國際夥伴一道,慶祝組織成立25週年。感謝扎帕羅夫總統的盛情邀請和吉爾吉斯斯坦政府的周到安排。
這次會議聚焦加強聯合國作用、構建多極世界,彰顯了上海合作組織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時代擔當。
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霸權主義、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逆流而動,但絕大多數國家並不認同強權政治、不希望衝突對抗、不願意封閉落後,而是期待通過自身發展和國際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擁有一席之地。近年來,全球南方卓然壯大,推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世界多極化大勢不可逆轉。
世界需要怎樣的多極化?各國如何參與和推動多極化?國際社會應當凝聚共識,作出經得起實踐和歷史檢驗的正確抉擇。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積極倡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
——主權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則。世界歷史由各國人民共同書寫,世界多極化、發展道路自主化、國際關係民主化是人間正道。我們要堅持各國無論大小、強弱、貧富,都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全球南方國家是多極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推進多極化的關鍵力量,應當提升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
——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確立了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是戰後國際秩序的基石。我們要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摒棄雙重標準、例外主義、干涉霸凌、叢林法則,推進國際關係法治化。大國尤其要帶頭守規矩、講法治,合作應對全球性難題。
——多邊主義、對話協商是關鍵路徑。少數國家主導國際事務是歷史不公,一國獨霸、幾方共治、集團政治不是真正的多邊主義。世界上的事應該由各國商量著辦,國際規則要由各國共同制定。聯合國權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類全球和區域多邊機制需要更加協同高效。
——互利共贏、普惠包容是發展方向。世界各國不是一個個封閉的孤島,而是命運相繫、休戚與共的夥伴。保護主義、脫鉤斷鏈沒有未來。我們要聚焦發展議題,堅持開放合作,彌合數字和智能鴻溝,讓技術革命和發展成果惠及各國人民。
各位同事!
上海合作組織經過25年發展,成功樹立起大國之間、鄰國之間、大小國家之間關係的典範,成功匯聚起全球近半數人口和四分之一經濟體量的發展合力。一個更加團結、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組織完全能夠為推進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貢獻更大力量。
第一,以“上合力量”驅動亞歐大陸繁榮共興。上海合作組織在政治、安全、經貿、人文各領域合作成果豐碩,已經成為亞歐大陸國家共謀發展、共迎挑戰的關鍵平台。我們要繼續發揮優勢、挖掘潛能,以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聯通亞歐大陸多個增長極,相互賦能、彼此成就,共創機遇、共享繁榮。
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動全球南方發展壯大。上海合作組織植根全球南方、心繫全球南方,是南南合作的重要支柱。我們要弘揚“上海精神”,團結和拓展“上海合作組織+”夥伴,共同為和平發聲、為發展聚力、為合作搭橋、為共贏鋪路。
第三,以“上合行動”引領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是上海合作組織的使命擔當。我們要堅持結伴不結盟、對話不對抗,堅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動各國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參與、普遍受益。
各位同事!
天下之治,不進則退。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和夥伴都應該把握歷史大勢,擔當時代責任。讓我們立足以人為本,堅持行動導向,共同倡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推動實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攜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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