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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敢想象?1979年时候的人民日报,还公开宣传鼓励吃野味打野味呢![捂脸]这文章里津津乐道的各种禽兽如今可都是保护动物。。。果然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声音啊。 让我们看看当年这篇登上了国家最权威媒体的文章吧(《人民日报》1979年3月18日): 野味香飘海内外——访广州市野味食品购销部 广州是一个很讲究吃野味的地方,许多肉菜市场、宾馆、酒家都有野味食品供应。广州市野味食品购销部简直就好象一个小小的动物园。 一排排整齐的铁笼里,关着箭猪、豹狸、猴子、山狗等野生动物和野鸡、野鸭、白鹤、鹧鸪、猫头鹰等各种野禽。还有那一条条五颜六色的毒蛇,外行人见了可能怯步不前。 野禽野兽的肉被人们誉之为天然食品,有些外国朋友和华侨、港澳同胞,人还未到,就用电话、电报预先向广州的饭店订包野味筵席了。 陪同参观的购销部的同志说,这些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野货,经高级厨师之手,可以做成山珍海味、美食佳馔。象广州的“三蛇烩”、“龙虎凤”、“燕窝炖山鹰”、“北菇炖果狸”、“珊瑚猴子脑”等高级野味名菜,都是国内外驰名的。一席野味有时价值五百元以上。 据各宾馆、酒家不完全统计,广州市仅去年春秋两届交易会期间,卖给外宾、华侨、港澳同胞的野味食品,总值就达五十万元。 野禽、野兽的皮毛、内脏、骨骼,也是贵重原料和出口物资, 经济价值极高。在国际市场上,一两蛇胆就值一两黄金。六张狗皮加工出口后,就可换回一吨小麦。 到哪里去采购野生动物?有些野生动物、野禽在一个省、一个地区来说不算多,但从全国范围讲,潜力很大。 广州市野味食品购销部打破省界限制,到全国各地去收购,开辟货源。 现在,这个野味食品购销部同十九个省建立了联系,经营的品种有一百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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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历史中学习金融:看完你会比90%的人更懂金融! 金融从来不是孤立的钱的游戏, 本质就是人性逐利冒险与文明规则约束的千年博弈。 人性要逐利冒险,文明要立规矩防混乱, 正是两者不断拉扯,才长出了今天我们熟悉的金融世界。 其实咱们现在天天纠结的: 该不该买股票? 利率涨了怎么办? 本质和几千年前古人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 借粮食怕还不上,就像现在怕房贷断供; 想多赚点利息,就像现在想靠理财增值。 金融的源头,本来就是人性的真实需求,加上文明为了满足需求搭起的规则框架。 今天我们就顺着时间线,把这场跨越千年的博弈理清楚。 01)金融的起源:信用从泥板里诞生,规则从约束贪婪开始 很多人都觉得一定是先有货币,才有金融。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请看以下这张图,这是公元前2800年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文明泥板上的借据——核心两个字:信用。 那时候两河流域还没发明像样的货币,但苏美尔人已经把借贷关系刻在泥板上了。比如一块出土泥板清楚写着:「普兹拉姆从太阳神沙马什那里领了三巴舍克勒白银,收货时连本带利还,利率百分之二十」。 为什么选泥板?因为黏土在当地遍地都是,烧硬了能保存几千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合同——就算双方翻脸,旁人看泥板也能说清谁欠谁。这就是最早的信用凭证:金融的起点从来不是钱生钱,而是「我信你能还,咱们留个证据」。而且泥板上不仅记账,还写清楚了违约规则:还不上就用小麦抵押,实在还不上就当三年奴隶——从一开始,信用就和规则绑在了一起。 只靠熟人信任和简单约定,应付不了复杂情况,总有人把利息抬得离谱,逼得借债人卖儿卖女,整个社会都会乱套。于是文明出手定规矩,就有了我们熟悉的《汉谟拉比法典》——这其实是人类最早的金融监管法。 公元前1750年的古巴比伦,法典专门给借贷定了红线:借谷物,利率上限是33.3%;借白银,利率上限是20%;谁敢超收,直接没收他借出去的东西。为什么定这么严?当时美索不达米亚人爱喝啤酒,40%的小麦都用来酿酒,如果高利贷把农民逼得种不出小麦,不光没酒喝,整个社会的粮食供应都要出问题。所以规则的意义从来不是扼杀金融,而是保护信用不被贪婪破坏,让借贷能长久做下去。 到了古希腊,金融又长出了新玩法——期权的雏形。哲学家泰勒斯其实是个隐藏的金融高手:有一年他通过天文观测,预判来年橄榄会大丰收,就提前付了定金,锁定了当地所有橄榄榨油机的未来使用权。等真的丰收,农民们都要榨油,只能从泰勒斯手里租机器,他一下子赚得盆满钵满。 这操作放到今天就是标准的期权:用少量定金锁定未来资源,按约定条件交易,本质和我们现在买期货期权没区别,支撑这笔交易的核心还是信用——泰勒斯信农民会履约,农民信泰勒斯会付定金。 说到这里我们再想「利息」的起源,其实特别实在:苏美尔语把利息叫「moss」,埃及语叫「ms」,都和「声誉」挂钩;日语里利息的词源,本意是「子嗣带来的利益」。这不是古人浪漫,而是本质就是:借出去一头牛,明年可能多一头牛犊;借出去一袋小麦,明年能多收半袋。利息本来就是对出借方「信用风险和机会成本的补偿」,你帮了我,我得让你不吃亏——这本身就是最朴素的规则。 所以金融的源头其实很清楚:信用是地基,没有信任,没人愿意把钱或东西借出去;规则是承重墙,没有规矩,贪婪会把整个信用体系拆塌。 02)中世纪金融:禁令下的博弈,逼出更灵活的创新 等到了中世纪的欧洲,这套「信用+规则」的逻辑突然被打乱了——基督教直接出台利息禁令:说「时间是上帝的,收利息就是赚上帝的钱」,给刚发展起来的金融套了个紧箍咒。 但规矩是死的,人要做生意要谋生,金融总能绕着禁令找活路,反而在道德枷锁和现实需求的拉扯里,催生出了更灵活的金融玩法。 我们先看看这个禁令有多严: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就规定,神职人员不能放贷收息;过了500年,到850年直接加码:放贷的人直接逐出教门。可现实呢?国王要打仗,商人要运货,农民要种庄稼,谁都有急用钱的时候。12世纪的意大利,商人运丝绸从威尼斯到布鲁日,光成本就要几千金币,自己拿不出只能借,禁令再严,也不能眼睁睁看着生意黄了。 所以第一个妥协的,反而是出台禁令的教会。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上,教会松口了:「要是借债人逾期不还,收点罚金,不算利息」——这其实就是换个说法,本质还是补偿出借人的损失。后来更直接,你放贷赚了钱,买张赎罪券就能免罪,变相承认了利息的存在。甚至教皇克雷芒七世出身的美第奇家族,直接发行教廷公债,每年付10%的利息——毕竟教会要盖教堂、养神职人员,也需要钱。再严的道德禁令,遇到真实的资金需求,也得给现实让路。 那普通人借钱找谁呢?犹太人成了这个领域的主力军。犹太教规矩里有一条:「借给弟兄不能收利息,但借给外邦人可以」。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是少数群体,不能买土地,不能当公务员,只能靠商业谋生,放贷就成了他们的主要活路——不是犹太人天生爱做高利贷,是规则把他们逼到了这个领域。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原型就是中世纪的犹太放贷人,他要一磅肉的极端约定,其实也是无奈:犹太人没有土地做担保,只能靠这种极端方式保障自己的本金。 伊斯兰世界的玩法更聪明:伊斯兰教也禁止收利息,但商人想出了「贸易差价」的办法——我帮你买一批香料,你卖掉再给我钱,我多收的服务费,其实就是变相利息;他们还早早搞出了汇票,商人在开罗买货,不用带沉甸甸的金币,开张汇票到巴格达就能兑钱,比欧洲早了好几百年。没办法,横跨欧亚非的商路需要便捷的支付工具,禁令反而倒逼出了更聪明的创新。 除了这些玩法,中世纪还给金融打下了两个关键的技术基础:一个是斐波那契把阿拉伯数字引入欧洲,写了《计算之书》,替代麻烦的罗马数字,算清复杂生意账;另一个是卢卡·帕乔利发明了复式簿记,一笔生意有借必有贷,赚了多少欠了多少一目了然。这看似是数学和会计的小事,其实是金融的基础设施——只有算清账,商人才能攒下信用,才能聚集更多资本做大事。 所以你看,中世纪的金融没被禁令打死,反而在博弈里攒下了一身新本事:有了变相收息的办法,有了跨区结算的汇票,还有了算清账的工具。这些积累都不是白费的,等大航海时代来了,要给哥伦布的探险凑大钱,这些本事正好派上了用场。 03)大航海时代:资本的地理冒险,改变了整个世界结构 大航海时代探险家们敢闯大洋,从来不是只靠勇气,背后是资本在赌一把——赌新航线能带来比陆地贸易高几十倍的利润,这就是一场资本的地理大冒险:敢花钱、敢担风险,为的是赚别人赚不到的差价。 这场冒险最大的诱饵,就是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胡椒。在16世纪的欧洲,胡椒比黄金还金贵:欧洲吃的胡椒都从印度东南亚运,中间经过伊斯兰商人好几手倒卖,每过一次价格翻一倍,到欧洲内陆,价格已经是产地的十倍,普通农民根本吃不起。所以商人都琢磨:要是能绕开中间商,直接从产地运,利润不就全归自己了?开辟新航线的需求,本质就是资本想赚差价的需求——没有高利润诱惑,谁也不会拿大笔钱赌远洋航行。 那钱从哪来?我们都熟的哥伦布,其实就是一个找投资的「连续创业者」:一开始找葡萄牙国王,人家觉得他算错了航线,不投;又找法国贵族,人家也不感兴趣;最后磨了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好几年,还承诺找到新陆地,西班牙分一半收益,女王才咬牙拿出钱。这不就是现在创业公司融资的样子吗?创始人画饼,投资方看收益评估风险,最后才掏钱;而且哥伦布还特别懂「定制方案」:跟西班牙说能找到亚洲捷径,跟法国说能发现新金银产地,这套看人下菜碟的融资逻辑,放到现在风投圈也不过时。 新航线打通之后,资本带来的连锁反应,直接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最典型的就是「白银引发的价格革命」:1545年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波托西银矿,之后大量白银顺着航线流回欧洲,1595年美洲出口商品里95%都是白银。这么多白银突然涌入,欧洲物价直接涨了四倍——原来一个金币能买一百斤小麦,现在只能买二十五斤。 这一下子就冲击了旧秩序:靠固定地租吃饭的封建主惨了,收的地租还是老价钱,却买不到原来多的东西,慢慢就破产了;商人却赚翻了,用白银进货再高价卖出,差价越赚越大。资本就这么悄悄完成了社会结构洗牌:旧贵族退场,新商人崛起,资本开始主导社会财富分配,这就是大航海给文明带来的最深刻改变。 还有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我们现在说「美元」,其实根子能追溯到这场大航海。美洲白银发现之前,欧洲有个「泰勒银币」,用波西米亚山谷的白银铸造,成色足分量准,成了欧洲通用货币。后来这个银币传到西班牙叫「dolara」,传到英国变成「dollar」,几百年后传到美国就成了「dollar」也就是美元,甚至我们人民币的「元」,日元的「円」,都和这个银币有关系。货币从来不是凭空造出来的,都是跟着资本和贸易走的,大航海把银币带到全世界,也为后来的全球货币体系埋下了种子。 当然,这场冒险从来不是稳赚不赔:投资的船队遇到风暴沉了,钱全打了水漂;囤白银赌涨价,结果白银太多价格跌了,反而亏了本——这和现在的风险投资一模一样,高收益必然带高风险,资本愿意冒这个险,只是因为一旦成功,收益能翻几十倍。 大航海能成,本质就是中世纪金融经验的升级:复式簿记能帮商人算清远洋贸易的成本利润,汇票能不用带金币就完成跨洲结算,甚至中世纪的放贷逻辑都用来给船队融资。这些攒了几百年的基本功,才是资本敢闯大洋的底气。但远洋贸易成本越来越高,一趟下来成本是中世纪陆地贸易的十倍,单靠几个商人凑钱根本扛不住,还得有新的组织形式,把很多人的钱聚起来,还能分摊风险——于是,改变现代金融的两个发明就登场了:股份制公司和证券交易所。 04)现代金融基石:公司和交易所,是资本的双刃剑 荷兰人拿出的两个发明——荷兰东印度公司和阿姆斯特丹交易所,被板古敏彦称为「资本的双刃剑」:一边解决了「聚钱+分摊风险」的大问题,让大航海能规模化推进;另一边,也催生出人类第一次全民投机泡沫,告诉我们:再好的制度,也挡不住人性的贪婪。 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核心的制度突破,就是有限责任。在这之前,欧洲的公司基本都是无限责任:你投100吨开公司,万一船沉了欠了500吨债,你得卖掉房子田地凑钱还债,一次投资就赌上全部身家,谁敢轻易投?所以那时候要么是家族小生意,要么是国王特许的垄断商,做不大。 但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一样:明确规定股东只以出资额为限承担风险,你投100吨,最多亏100吨,不用卖房子还债。就这一条,彻底改变了资本的态度:原来只有大富豪敢投资,现在普通工匠、店主都愿意拿出积蓄——反正亏了也不影响生活,赚了能分远洋贸易的利润。公司成立的时候一下子募集了650万荷兰盾,是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十倍,没有有限责任根本凑不齐这么多钱。 它还有个更绝的设计:不按单次航海结算,做长期事业。原来的贸易公司,一趟航海回来就分钱散伙,下一趟再重新凑钱;荷兰东印度公司直接把21年的航海计划打包成长期项目,股东的钱能一直用在开辟据点、垄断贸易上,就像现在的长期基金,能做需要长期投入的大事——建商馆、控制航道,这些都不是一次航海能搞定的。也正因为事业长期稳定,股票才有了交易价值,这就为交易所诞生埋下了伏笔。 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作用,就是给资本找了个公开流动的「菜市场」: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急用钱,想把股票换成现金,不用挨家挨户问,直接去交易所卖就行。这个交易所不止交易股票,还能做期货、期权:有人觉得明年胡椒涨价,就提前约定价格买东印度公司股票;有人怕股票跌,就花点钱锁定下跌风险;甚至连盐渍鲱鱼都能做期货,鱼还没捞,就先把未来的鱼卖掉,和现在农民提前卖粮食锁定价格逻辑一模一样。 但制度的另一面很快就露出来了——郁金香泡沫。17世纪30年代,荷兰人疯狂炒作郁金香球根:普通球根能卖几十吨,稀有品种「总督」球根能卖两万吨,相当于一个工匠十年的工资。为什么会炒成这样?有限责任让普通人也能进场投机,交易所让球根交易和股票一样方便,大家根本不关心郁金香能不能开花,只关心下一个人会不会出更高价买。结果1637年2月,球根价格突然崩盘,很多人早上还以为能靠球根发财,晚上就血本无归。 这就是泡沫的本质:当制度让交易变得太容易,人性的从众和赌性就会被无限放大,最后把资产价值炒成空中楼阁。不过这场泡沫也不是全没意义:它让人们意识到,光有聚钱的制度不够,还得有防炒作的规则——后来荷兰政府开始限制无实物交割的期货交易,就像现在监管裸卖空一样。而且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没受太大影响,因为它有真实的胡椒贸易利润支撑——这也告诉我们,有真实收益支撑的资产,才经得起泡沫的考验。 公司和交易所解决了「资本怎么聚、怎么流动」的问题,但还有两个大风险没人扛得住:国家要打大仗,动辄几百万英镑,国王自己掏不起;商船出海,万一沉了被抢了,船主一辈子家底就没了。单个机构和个人扛不住这么大的风险,就需要能把风险拆碎分摊的新工具——于是,国债和保险就诞生了。 05)风险分摊神器:国债和保险,把大风险拆给所有人 国债和保险的核心逻辑其实一句话:不消灭风险,而是把风险拆成小块,卖给很多人——国家把战争风险分给成千上万投资者,船主把海上风险分给成百上千投保人,这就是金融最聪明的「风险分摊术」。 先说说国债:本质就是国家学会了「靠谱借钱」。在这之前,欧洲国王借钱就是一锤子买卖:打赢了可能还点,打输了直接赖账。1672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欠了金匠银行家一大笔钱,直接宣布不还,好多银行家直接破产——所以那时候没人敢给国王借钱,谁愿意把钱借给一个说赖账就赖账的人? 直到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明确国王不能随便征税,也不能随便赖账,国债才真正有了信用。法案写得清楚:没议会同意,国王不能征税——这就意味着国债的还款来源有了保障,不是国王一句话就能改的。1692年英国出台专门的国债法,把原来国王的私债,变成了国家欠所有人的钱,还发明了「统一公债」:没有偿还期限,每年固定付利息,想变现随时能在交易所卖掉。 这下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原来投资者怕国王赖账不敢买,现在知道有议会担保,还能随时卖,纷纷掏钱买。英国国债从1739年的4400万英镑,涨到1816年的7亿英镑,全靠这套靠谱规则。国家把战争风险变成了「每年拿利息」的投资机会,投资者自然愿意接。而且设计还特别灵活,曾经发行过「彩票型国债」:买100英镑国债,不光每年拿利息,还能抽奖中额外奖金,一下吸引了很多普通民众,街边面包师都愿意拿出积蓄买,国家轻轻松松就凑够了军费——背后逻辑很简单:风险越大,就要给投资者越多甜头,大家才愿意一起扛。 再看保险:本质就是把「小概率大风险」,变成「大概率小支出」。最早的海上保险雏形古希腊就有了:船主借钱买货,约定船安全到港就还本金加利息,要是船沉了就不用还——其实就是用高利息买风险保障,只是没形成正规制度。真正把保险做成生意的,是伦敦的劳埃德咖啡馆。 1687年爱德华·劳埃德开了这家24小时咖啡馆,水手、船主、商人都爱来这歇脚,慢慢就有人在这「赌船」:船主花点钱,找几个有钱人约定,船安全到了,钱归有钱人;船沉了,有钱人赔船主钱——这些签字画押的有钱人,就是最早的承保人,这就是现在劳合社的前身。那时候承保人要承担无限责任,船沉了得卖房子赔钱,但还是有人愿意干,因为大多数船都能安全到港,保费攒下来就是稳赚的。 这就是保险的本质:大多数人没出事,他们的保费就用来补偿少数出事的人,大家一起扛住单个扛不动的风险。后来保险还扩展到了人寿:苏格兰的牧师们看到同事早逝后妻儿没人养,就搞了「苏格兰寡妇基金」,大家每年交一点钱,有人去世就从基金里拿钱给遗属;他们还聪明地用了哈雷生命表,算清楚平均多少牧师会去世,每年该交多少钱——这就是最早的保险精算,让保险从「凭感觉凑钱」变成「靠数据定价」。 不管是国债还是保险,核心都是「信任+规则」:国债靠议会担保、税收兜底,保险靠精算数据、契约精神,少了哪一样都玩不转。但随着战争规模变大,贸易范围变广,资本永远会跟着「安全+信用」走,金融中心也就开始慢慢转移——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再从伦敦到纽约,每一次转移都是一场信用的较量。 06)金融中心迁徙:资本永远选择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金融中心的转移从来不是靠军队抢来的,是资本用脚投票选出来的:谁能给资本安全感,谁能守住还钱的规矩,资本就去谁那里。 第一个转折点,是阿姆斯特丹的衰落。17世纪阿姆斯特丹本来是全球金融心脏,东印度公司股票在这交易,霍普商会能帮瑞典、俄罗斯发国债,但拿破仑战争打碎了一切:拿破仑要征重税,还要把荷兰的黄金运去法国充军费——资本最怕什么?怕被强征、怕没保障。于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人连夜打包资产,有的去伦敦,有的去汉堡;1806年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交易量,只剩原来的十分之一——没了资本信任,再繁华的金融中心也会变成空城。 接着就是伦敦崛起,它赢就赢在靠谱的规矩和安全的环境。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一边打仗,还能让资本安心:第一,英国有统一公债,不管战争打得多凶,每年利息从不拖欠,投资者知道买了不会亏;第二,英镑和黄金稳定兑换,拿着英镑在哪都能换成黄金,比法国法郎靠谱太多;最关键的是,英国议会管住了国王的手,《权利法案》明确国王不能随便赖账,这比任何军事威慑都管用。1803年拿破仑要卖路易斯安纳给美国,美国拿不出1500万美元,最后还是英国的巴林商会帮忙发行债券凑齐了钱——连法国的交易都要靠伦敦资本,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还有谁能抢? 但伦敦的地位,最终还是被两次世界大战打垮了。一战之后,英国为了筹军费,卖了海外资产还欠了美国一大笔钱,从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二战的时候,伦敦被德国轰炸,交易所好几次停市,资本怕被炸没,纷纷跑到纽约。纽约道琼斯指数在战争期间涨了近一倍,伦敦股票市值跌了一半。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一开,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和美元挂钩,伦敦彻底失去了金融主动权——不是英国不想争,是战争耗光了它最核心的「安全+信用」,这两个恰恰是资本最看重的东西。 而纽约呢?两次世界大战都没烧到本土,还靠帮各国发债积累了信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又给了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自然就接住了金融中心的接力棒。但掌握主动权不是一劳永逸,纽约成为中心后,现代金融很快就陷入了「规则防贪婪,贪婪破规则」的循环,一次次引发动荡。 07)现代金融的循环:规则永远在给贪婪补课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到日本泡沫经济,再到2008年金融危机,本质都是同一场博弈:规则想给资本划红线,贪婪却总在找漏洞,每次博弈过后,要么是体系动荡,要么是规则升级。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现代金融第一次认真建规则:1944年四十四个国家约定,美元跟黄金挂钩,其他货币跟美元挂钩,固定汇率做生意,避免二战前汇率乱涨乱跌,让国际贸易安稳发展。结果才运行20多年,就被美国的贪婪打破了:美国为了打越战,搞「伟大社会」福利,印了太多美元,黄金储备根本不够兑换;其他国家拿着美元要换黄金,美国拿不出来,1971年尼克松直接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一下子就崩了。之后汇率自由浮动,通胀起来,石油输出国因为美元贬值,直接把油价涨了三倍,第一次石油危机就来了——这就是第一个回合:规则想绑定美元信用,美国为了自身利益突破规则,留下烂摊子给全世界收拾。 再看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就是典型的「规则跟不上贪婪」。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被迫升值,日本出口不好做,政府就放水降利率,鼓励大家借钱。这下贪婪直接冒头:企业拿着低息贷款不搞实业,全都去炒股炒房;普通人觉得房价只会涨,砸锅卖铁买房;银行也不管风险,有土地担保就放贷。那时候东京的房价能买下整个美国,日经指数从1985年的12000点,涨到1989年的38915点,所有人都觉得泡沫不会破。但日本政府那时候根本没跟上规则:没限制房地产抵押融资,也没管企业脱实向虚,等想加息降温的时候,泡沫已经太大了。1990年股价房价一起崩,日本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这告诉我们,规则要是滞后于贪婪,哪怕是经济强国,也会栽大跟头。 到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贪婪钻了规则的漏洞」。美国银行把次级贷款打包成次贷债券,还找评级机构给这些高风险债券评AAA级,卖给全世界投资者;银行明明知道这些贷款会坏账,还是拼命放拼命卖,因为卖出去就能赚手续费,风险都是别人的。贪婪到这一步,规则却没跟上:监管机构没查次贷打包的猫腻,也没限制银行的杠杆。最后次贷违约潮一来,雷曼兄弟破产,它的衍生品规模比美国GDP还大,银行倒闭、基金爆雷,全世界都跟着亏——这就是贪婪突破规则的代价,不止自己玩崩,还要拉着全世界买单。 但博弈从来不是只有贪婪赢,规则也会慢慢补课:2008年后,各国推出巴塞尔协议Ⅲ,要求银行提高资本金;美国重启类似《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规定,禁止银行一边做储蓄一边搞高风险投机;中国也出台资管新规,打破刚性兑付——这些都是规则在博弈后补上的漏洞。当然这场博弈永远不会停,现在的加密货币、算法稳定币,本质还是有人想绕开规则赚快钱,各国对这些新事物的监管,就是规则在跟上贪婪的新玩法。 08)金融史的永恒真相,听懂就能少踩坑 聊完了千年的博弈,最后我们总结三个不管时代怎么变,都不会变的真相,这些真相藏在泥板里,藏在股票里,也藏在一次次危机的教训里,对我们普通人特别实用。 第一个真相:金融的本质从来不是钱生钱,是信用。最早的泥板借据,苏美尔人愿意借白银,不是因为白银多,是相信刻在泥板上的承诺会兑现;英国统一公债能卖遍欧洲,不是因为军队强,是议会担保、税收兜底,不会赖账;我们现在敢把钱存银行买基金,也是相信银行不会卷款跑,基金公司会按规矩运作。信用看不见摸不着,但一旦没了,再复杂的金融体系都会塌——阿姆斯特丹被法军破坏了信用,资本立马跑光;2008年次贷骗了大家,信用破了整个市场就崩了。对我们来说,不管借钱还是投资,先想清楚「这事的信用在哪」,比先想「能赚多少」重要得多。 第二个真相:泡沫和危机是人性的必然,别指望彻底消灭。从郁金香泡沫里赌球根翻倍的荷兰人,到日本泡沫里买套房躺赢的日本人,再到次贷危机里借高利贷买房的美国人,本质都是同一种心态:「别人都在赚,我不赚就是亏」。这不是制度的错,是人性里的从众和贪婪天生就在,只要有赚快钱的诱惑,就会有人忘了资产本身值多少钱。没人能避开所有泡沫,但我们能做到不栽大跟头:别信「只涨不跌」的神话,别用自己输不起的钱去投机——要是记得郁金香不能吃不能用,只是个观赏品,很多人也不会血本无归。 第三个真相:金融不是洪水猛兽,是文明的加速器。我们总说金融干坏事,但别忘了:没有资本支持,哥伦布到不了美洲,荷兰东印度公司开不了新航线;没有国债,英国打不赢拿破仑,也建不起遍布全国的铁路;没有保险,商船不敢闯大洋,我们也用不上便宜的进口香料。金融的本事,就是把分散的小钱聚成大钱,把没人敢担的风险分给大家——它能帮普通人凑钱开工厂,帮国家修铁路,帮科学家搞研发,关键不是要不要金融,是怎么用规则管住它,不让它变成少数人投机的工具,让它服务真实的需求。 说到底,金融史就是一部「人性和规则的平衡史」: 太放任人性,就会泡沫破裂;太死守规则,就会耽误发展。 我们读金融史,不是为了记住一堆年份和事件,是为了下次听到「某某东西能翻倍」的时候,能想起郁金香的教训; 在所有人都抢着投资的时候,能停下来问问「这东西的信用在哪」。 毕竟,金融本来是为了让生活更好, 不是为了让钱焦虑,这才是学习金融史最该有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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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公务员高薪可惜香港的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 機管局,不是智力有問題,就是道德有問題。 這個由林天福掌舵的半公營機構,九月底放棄了新世界每年18億元租金,姑負納稅人,本已罄竹難書。豈料獲獲新鮮獲獲甘,現在被鄭氏家族的財技玩到謝,由「一齊贏」,變成CONDOM。 換在內地,這件事不會只是一則財經新聞。內地國資監管有一把尺:決策令國有資產出現重大損失,即使沒有私利,負責人一樣要被問責。按這把尺,一張價內14億元的期權,在大股東財技下變成價外13億元,簽約時沒有考慮攤薄?一定有人要交代,事前知情,抑或被人蒙在鼓裏? 姑勿論接管航天城的決定有多笨,作為負責任的公職人員,至少也應該捍衛一下香港人利益,而不是鄭氏家族的利益。回到當時,周大福企業以1元代價授予機管局一張期權,可用22.5億元買7.5億股新世界,即每股3元,由2027年4月1日起三年內行使一次。當時股價約5.8元,3元即半價。筍?條毛。 內地刑法第169條原本叫「徇私舞弊低價折股、出售國有資產罪」,2024年起擴至民企,改名為「徇私舞弊低價折股、出售公司、企業資產罪」。香港沒有雙規,也不需要。 現在新世界供股方案出爐:機管局由「差一步變大股東」,變成一個2.5%的小股東候選人。 數字是這樣運算的:新世界總股數會由25.17億股變成約302億股。7.5億股原本佔29.8%,供股後只佔約2.48%,算式是7.5 ÷ 302。 機管局的帳面盈虧,難看。供股前,市價4.87元減3元行使價,7.5億股帳面上賺約14億元;供股後,理論除權價約1.23元,每股反而倒貼1.77元,7.5億股一共價外約13.3億元。由正14億元變成負13.3億元,一來一回差了27.3億元。 這27.3億元,比新世界當初付給機管局的23億元終止費還要多,即是說股價要由1.23元升到3元,即升約144%,期權才回到打和。有可能嗎? 回帶一下,九月和解時,這張期權令外界覺得機管局「有機會分享新世界復甦」,替一份放棄每年最少18億元保證租金的和解,加了一層體面的保護。現在和解已經簽好,用完即棄,這張期權就變成一個不折不扣的CONDOM。 當然,有一個可能會推翻以上所有算術:如果期權契約裏有防攤薄條款。一般的供股調整,會把股數乘以4.87 ÷ 1.23,行使價則同比例下調。照這樣做,機管局可買約29.7億股,每股約0.76元,權益約9.8%,帳面價值仍然保住約14億元。可惜,香港人deserve 一垃圾級別的機管局,他們冇寫這一條,結果是正14億元同負13億元的分別。 講完機管局,講返鄭家純掌舵的新世界。兩個字講晒:殘忍。 一位持有一萬股的退休人士,停牌前市值48,700元。要保住比例,他要再拿出99,000元,認購11萬股。不跟供而又不處理供股權,他的一萬股除權後理論上約值12,300元。供股權值的那36,300元,要靠他自己去賣或者靠配售代理配得出。對一個唔識、唔得閒或者冇錢跟供的人,這套財技很殘忍。 今次鄭氏出價,每股價錢只是帳面值59.5元的1.5%。不過,若你沒有能力做1供11,今次不跟供,配售代理又配售不到,小股東就會被攤薄到嘔。 本來,上市規則7.27B本身有一條紅線:供股的理論攤薄效應不可達25%或以上,除非屬特殊情況。今次是75.3%,等於紅線的三倍。不過古有刑不上大夫,現代有型不過新世界。公告說,已諮詢聯交所,聯交所同意新世界證明了特殊情況。哈哈。 周企最多可包銷約82.1億股,連同一致行動人士持股會由47.83%升至約72.74%。其他公眾股東則由52.17%,跌到只剩4.35%。 最可笑是,鄭氏家族要連「汁」也不流別人田。「包銷協議」一節寫明,包銷佣金是包銷股份價值的4%,由滙豐收取後轉付,其中周企按其包銷的82.1億股收取4%。你自己針:82.1億 × 0.9元 × 4% ≈ 2.96億元。做完呢單deal,周企收近3億元佣金。佣金率是誰定的?你唔好問啦。 頭先寫了「配售代理」這四個字。鱷魚淚是這樣的:配售代理會在2027年2月2日前,盡力把無人認購的股份以高於0.9元的價錢配出去,溢價歸不行動的股東。配不到的,就由包銷商接手,周企排第一。市況好,你分到少少溢價;市況差,股份以0.9元落入大股東手上,你一分都冇。 沒有這次供股,820億元貸款延不到期,新世界可能要賤賣資產,其實本來是一件公平事,不過cheng cares。Because you had a bad day, you're taking one down. You sing a sad song just to turn it around。無額外供股,街外人乜都無。 最後,講一句。2027年1月5日上午11時45分,新世界會召開股東特別大會。清洗豁免要獨立股東至少75%票數通過,供股本身要過半數。只要投票的獨立股東之中有超過四分之一反對清洗豁免,這次供股就不會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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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未如實申報 美公民2萬元現金被沒收 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表示,7月26日,一名俄亥俄州哥倫布居民準備搭機前往多米尼加共和國聖地牙哥。 在費城機場接受出境檢查時,最初他向海關人員報告,他攜帶約7,000至8,000美元現金。在海關向他說明美國現金申報規定後,他又在表格中填寫共攜帶1萬美元現金。 在海關人員進一步檢查其隨身行李後,發現該旅客身上實際攜帶2萬2,016美元現金。 CBP最後依法沒收了該名乘客2萬1,516元現金,基於人道考量歸還500元,而旅客則未遭刑事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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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騎車直衝櫃檯,43秒拿下萬元項鍊。店員看呆:第一反應是鎖門保護財產。#中國故事#
【國開行簿記發行50億元綠色金融債券】國家開發銀行日前在上海清算所成功簿記發行50億元3年期綠色金融債券,發行利率1.27%。本次發行的債券所募集資金將主要用於基礎設施綠色升級、節能降碳產業、能源綠色低碳轉型、生態保護修復和利用等重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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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快來.ᐟ.ᐟ.ᐟ ep2 ━━ 衛服部插手創作自由?「自由」與「保護」之間該如何權衡?】 2024年初,衛福部與iWIN以《兒少性剝削條例》為由,要求PTT等論壇下架「視覺偏幼態」且具性意象的二次元動漫創作,引發ACGN社群強烈反彈。創作者與網友質疑認定標準模糊,且虛擬創作並無真實受害者,已影響到創作自由。 經社群發聲與跨部會協調,衛福部最終定調一般二次元創作回歸《兒少法》限制級分級與警語防護管理,不再以重刑法檢視,有驚無險劃清了保護兒少與創作自由的邊界。 iWIN是什麼樣單位?與衛福部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有什麼業務?有資格管理或有權進行裁罰嗎?實際情況真的是衛福部忽然間睡醒了要開始管嗎? 這次邀請到iWIN的組長來聊聊,究竟在「自由」與「保護」之間該如何權衡,以及當時的事件始末。 ❍ CAST 訪談人|吳亭臻 與談人|iWIN 韓組長/法老 ◼ 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構/韓組長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碩士,目前在iWIN擔任申訴自律防護組組長。 原本學的是怎麼好好說話,現在的工作卻是天天面對網路上的各種爭議。 投入兒少網路安全工作十多年,從網路內容申訴、平臺溝通到數位素養教育,持續在言論自由與兒少保護之間尋找平衡,偶爾也成為爭議中的當事人。 ◼ 法老 產於1986年,住在台北的高雄人。 從野外、婚禮、紀錄、人像、成人影像,一路始終用有點任性的方式走來,可以說是一個什麼都沾一點的人,只是現在剛好在這個領域罷了。 BarbarianImagr 野人寫真 攝影師 TAIWAN-HOT 台灣熱成人文創事業工坊 負責人 TWHC TAIWAN-HOTCOS 粉絲同樂會總召 ◼ 吳亭臻 產於1996年末,不適合住在台北的台北人。 興趣是寫字、設計、攝影、閱讀、看電影、旅行、爬山潛水。喜歡良善、流浪、夏天、陽光和海,討厭標籤、歧視、框架、雨天和冬天。廣告行銷出身,關心人權民主自由環境議題,現為自由工作者。 ❍ INFO 時間|2026/11/19 19:00-21:00 地點|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段33號2樓 主辦單位|台灣熱成人文創事業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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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河【中國買得更猛了】海關總署14日曬出中國外貿前三季度“成績單”:出口23#.2萬億元,增長16.4%;進口16.74萬億元,增長22.3%——進口增速比出口快了5.9個百分點。錢花哪了?中國企業買集成電路、存儲部件,是先進製造業的“食糧”;老百姓買榴蓮、三文魚、香水,生活越來越有品質。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部分西方聲音鼓吹所謂“中國擠壓論”之時,這組數據再次證明,中國不只是“世界工廠”,更是開放共享的“世界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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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對廉價包裹開徵新稅,中國電商遭遇考驗】 歐洲消費者從中國電商平台購買廉價商品,正在變得越來越貴。 據觀察者網報道,11月1日,歐盟正式開始對來自歐盟以外的跨境電商商品徵收2歐元海關處理費。這項新收費與今年7月實施的3歐元低價商品關稅疊加,意味着一件售價僅3歐元的小商品,可能需要額外承擔5歐元的稅費。 更值得注意的是,歐盟官員透露,自7月實施第一輪關稅以來,相關小包裹進口量已經下降約64%。如今第二輪收費接踵而至,中國跨境電商賴以快速擴張的低價直郵模式,正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 半年內兩次收費,廉價包裹優勢受到衝擊 根據歐盟規定,7月1日起,價值不超過150歐元的境外電商包裹,需要按照不同商品類別繳納每類3歐元的固定關稅。 11月1日開始實施的2歐元處理費,則適用於所有價值的境外直郵電商包裹,同樣按照商品類別計算。 例如,一個包裹裝有10件同類T恤,只需繳納一次相應費用;如果同時包含帽子和T恤兩類商品,費用就需要分別計算。 對於價值不超過150歐元的包裹,單一商品類別需要承擔的關稅和處理費合計達到5歐元,此外還可能涉及增值稅。 這意味着,一件售價3歐元的廉價飾品或生活用品,如果單獨從中國寄往歐洲,相關固定稅費甚至可能超過商品本身的價格。 受影響最大的,正是Temu、SHEIN、速賣通等依靠中國供應鏈和跨境直郵模式拓展歐洲市場的電商平台。 過去,極低的商品價格、龐大的產品種類和直接從中國發貨,是這些平台吸引歐洲消費者的重要競爭優勢。 但固定費用與商品售價無關,價格越低的商品,受到的衝擊反而越大。 歐盟為什麼接連出台這些措施? 一個重要原因是,來自中國的廉價包裹數量增長過快。 據歐盟公布的數據,2025年進入歐盟的低價小包裹接近60億件,其中約93%來自中國。 歐盟認為,大量低價包裹不僅增加海關監管負擔,還給歐洲本土零售商帶來不公平競爭,同時存在部分商品不符合歐洲安全標準的問題。 從目前的數據看,第一輪關稅似乎已經產生明顯影響。 法新社11月1日報道稱,自7月實施3歐元關稅以來,歐盟相關小包裹進口量已下降約64%。 不過,歐盟官員強調,現在斷言進口量下降完全由關稅造成還為時過早。企業調整物流方式、訂單結構變化等因素,都可能影響統計結果。 即便如此,固定關稅對低價值商品的成本衝擊已經十分明顯。 對於中國跨境電商而言,未來可能需要更多依靠歐洲本地倉、大批量進口和本地配送來降低直郵成本。但這種轉型又會增加倉儲、庫存和運營費用。 大型平台或許能夠消化這些成本,依靠薄利多銷的中小賣家卻可能被迫退出部分歐洲市場。 歐盟想保護本土商家,消費者會不會最終買單? 值得關注的是,新收費恰好趕在歐洲黑色星期五、網絡星期一和聖誕購物季之前實施。 歐盟強調,2歐元處理費原則上由電商平台、賣家或相關經營企業承擔,而不是直接向消費者徵收。 但企業承擔費用,並不意味着消費者不會受到影響。 商家完全可能通過提高售價、減少折扣或設置最低訂單金額,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歐洲消費者組織BEUC已經表達擔憂,認為一些平台可能在結算最後階段才將新增費用轉嫁給消費者。該組織提醒,按照歐盟法律,商品完整價格必須提前明確展示。 對歐洲消費者來說,政策存在明顯的兩面性。 一方面,更嚴格的監管有助於減少不合格商品進入市場,也可能改善本土零售商的競爭環境。 另一方面,低價商品減少、網購成本提高,受影響最大的可能恰恰是依賴廉價消費品的普通家庭。 歐洲本土商家或許能夠因此奪回部分市場,但這些商品是否真的能夠在歐洲以接近中國電商的價格生產和銷售,仍然是一個疑問。 從更深層次看,歐盟正在試圖改變中國跨境電商進入歐洲市場的規則。 過去,中國電商依靠極低的製造成本和直達消費者的物流體系,把幾歐元的商品賣到了歐洲。現在,歐盟則試圖通過增加進口成本,重新拉近中國電商與本土零售商之間的價格差距。 但價格優勢並不只來自關稅制度,也來自中國製造業龐大的產業鏈和供應鏈效率。 歐盟可以提高商品進入市場的成本,卻未必能夠讓本土企業迅速建立同樣高效的供應體系。 因此,這場政策調整的最終結果,可能不是中國商品退出歐洲,而是中國跨境電商加速轉型、歐洲市場出現新一輪洗牌,以及部分消費者為更昂貴的商品支付更高價格。 歐洲想讓廉價進口商品付出更多成本,最終究竟由中國賣家還是歐洲消費者承擔,將是接下來最值得關注的問題。(來源:香港新聞網) 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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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米克拉”致台灣多地淹水 民進黨被批不治水只會潑髒水】 受颱風“米克拉”外圍環流及西南氣流影響,全台出現強降雨,多地出現淹水災情。不料,積水迅速消退的台北市成綠營眾矢之的,災情更嚴重的高雄、屏東等南部縣市卻“無人問津”;台當局領導人賴清德更藉水患催審“總預算”,遭批滿腦政治算計。在民進黨“執政”下,這場水災正演變成一場荒謬的政治鬧劇。 6月25日,台北市降下短時強降雨,內湖區多處發生積水,水深甚至淹至成人大腿根部,部分山坡地更發生土石崩落,造成該區域20年來少見的大淹水。台北市長蔣萬安首當其衝,台北市政府則被質疑“調度緩慢”。 台北淹水災情很快演變成“政治攻防戰”。民進黨的議員、“立委”將矛頭直指蔣萬安,稱其施政無能、“市政神話破功”,親綠媒體隨之“帶風向”,“青鳥”(台灣綠營的激進支持者)則在社媒平台放話“這就是選蔣萬安的代價”,並為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造勢。據傳“深夜勘災”的沈伯洋本人更是“刷了一波存在感”,被綠媒直誇“看起來已經像台北市長”。 面對質疑,今天(26日)前往內湖勘災的蔣萬安回應,根據台北市各個雨量測站數據,在25日雨量排名前10的測站中,有7處都在內湖區,其瞬時雨量甚至超過100毫米,超出排水系統保護標準,造成積淹水災情,但也可以看到水排得非常迅速,代表市政府定期都有在做各項清疏工作。蔣萬安也表示,雖然積水很快消退,但仍為許多居民、店家帶來生活上的不便,“我們感同身受,也會持續檢討”,同時宣布只要符合災害救助標準,每戶最多可申請2萬元(新台幣,下同)救助金。 值得注意的是,全台多地發生淹水災情,台北內湖雖一度積水,但積水在1小時內就消退,但蔣萬安和台北市政府幾乎“霸屏”新聞版面;反觀淹水災情更嚴重的高雄、屏東、台南等南部縣市,卻得不到輿論關注。台灣網友直言:“為什麼只關注台北?”“青鳥看到綠色就眼瞎?” 不少輿論指出,這種落差背後,濃厚的政治操作意味不言而喻。年底選戰將至,蔣萬安作為藍營“明星市長”,民調持續領先民進黨參選人沈伯洋。曾有分析直言,除非蔣萬安“自己犯錯”,否則沈伯洋很難贏。 對此,藍營直指民進黨“不會治水,只會潑髒水”。國民黨“立委”陳菁徽批評,過去民進黨“在野”時,說治水責任在台當局,如今民進黨“執政”,看到水患卻只會見獵心喜,攻擊地方政府,完全是潑髒水、甩責任的政治操作。曾任中國國民黨發言人李明璇也發文質疑,綠營第一時間不是關心災情和後續的家園整理,而是“出征出征再出征”,“除了沒有人性,更沒有擔當”。 但最令人錯愕的,是賴清德的態度。賴清德25日聲稱,台當局總預算案還沒過,若發生災害,當局“拿什麼錢去救災”,遭台灣網友諷刺“有錢又怎樣,還不是要自己爬屋頂”。藍營也隨即反擊,痛批賴清德身為台灣地區領導人,竟帶頭製造恐慌,這不是負責任的防災態度,而是政治甩鍋。新黨台北市議員侯漢廷表示,全台淹水,民進黨卻只想到政治攻防,“值得唾棄”。 台灣《聯合報》指出,即使台當局總預算仍在審查,台當局仍可動支上年度已核准的經常性、延續性業務預算,目前台當局手上至少有147億元治水經費,救災工作根本不受影響。賴清德當過市長、“行政院長”,心裡比誰都清楚,如果不是從選舉攻防出發,何出此言?真相卻是,藍白放行治水等民生預算時,民進黨“立委”全數投反對票。如果台當局真的沒錢救災,民進黨才是元凶。 在台灣,民生議題政治化已不是新鮮事。淹水災情四起,當政客及輿論都忙於政治攻防而不是救災時,議題就已失焦。對此,台灣網友不由感慨:“以前不管哪裡淹水大家都是互相關心,現在淹水大家都是互相攻擊、嘲笑。這就是民進黨‘執政’十年帶給台灣人所謂的‘團結’。”(來源:香港新聞網) 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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