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第一课就是学习党史国法、慰问老同志、参观我国数学研究展馆；第二课就是学习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我国数学研究的核心指导思想；第三步就是入党宣誓随时准备奉献一切🫡

川普在周二初选前下达了最后宣判。 目标是肯塔基州国会议员 Thomas Massie。 原话没有留任何余地：“抹去我们党史上最烂议员留下的恶臭。” 他直接把 Massie 的投票底牌全掀在了台面上。 反对给老人减税。 反对给加班工和小费收入者减税。 反对边境安全拨款。 反对核验福利领取资格，让救济金无门槛发放。 边境危机导致政府停摆时，他甚至投票停发美军的薪水。 在这些关键节点上，他的选择和民主党严丝合缝。 川普现场送了他一个外号：小兰德·保罗。 遇事专投反对票。 但两人的待遇完全不同。 兰德·保罗靠川普的两次背书拿下了选举。 Massie 等来的是一张政治逐客令。 初选票箱一开。 打着保守派旗号执行左翼路线的政客，正在被剥离基本盘。

1997年7月，沈阳东华门，工人在施工时，挖掘到两具姿势奇特的遗体，一男一女，大张着嘴巴，相互依偎，让人震惊的是两人十指交握的手被一副手铐锁住，脚上还各带着一副锈迹斑斑的铁镣。 工地负责人不敢耽搁，立刻停工上报，公安、考古和党史专家很快赶到现场封锁勘验。骨龄鉴定显示， 两人牺牲时都只有20岁出头。骸骨上遍布伤痕，男子腿骨粉碎、下颌碎裂，明显受过老虎凳、棍棒殴打；女子肋骨多处断裂，头骨留有钝器凿击的创口，脖颈还有勒痕， 可见日军当年用尽酷刑折磨过他们。 查阅伪满时期留存的审讯档案，这对烈士的身世终于清晰。男子叫张一楠，隶属东北抗联第十军；妻子张兰是地方妇救会联络员，两人伪装成街边杂货铺店主，在奉天城里传递日军兵力情报、接应突围的抗联战士。 1943年冬天，组织内部出了叛徒，夫妻二人一同被捕。 整整半个多月的酷刑，辣椒水、烙铁、 电刑轮番上阵，夫妻俩没有吐露半个同志的名字，也没泄露任何联络路线。见威逼利诱全都没用，恼羞成怒的日军把他们戴上全套刑具， 拉到后院土坑活埋。 泥土一点点落下，窒息的痛苦袭来，他们没有松开彼此的手。哪怕生命走到最后一刻，依旧紧紧依偎相互支撑。考古清理遗骸时，专家在张兰贴身衣襟里找到一块残破怀表，表盖内侧刻着四个字:永不分离。一句简单的承诺，他们用血肉和生命践行到底，至死都没有松开彼此，更没有向侵略者低头！ .

【纪念江泽民百岁冥诞 习近平高度评价、胡锦涛未到场】 前中国领导人、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2022年11月30日逝世，今年8月17日是他的百岁冥诞。这天，中国官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替他举行纪念大会，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大约40分钟的演说。 据香港《明报》报导，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已故领袖诞辰通常只会举行座谈会，仅替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人举办过纪念大会，江泽民是第七位。此外，今年中国官方还替江泽民发行纪念币、纪念邮票；央视连日播出文献纪录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则在《人民日报》发表超过6千字的长文回顾他的一生。 在纪念大会上，习近平高度评价江泽民的生命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并多次强调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有巨大贡献。 习近平提到江泽民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说江泽民“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深刻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越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越要加强党的领导，抓好党的建设”。 习近平不忘借这次演说，重申自身的主张，包含要做到“两个维护”，也就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还说，在江泽民卸下党与国家领导职务后，仍然“坚决拥护和支持党中央工作……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谈到江泽民“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习近平称他“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习近平并以“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风波”来称呼六四天安门事件，赞赏江泽民当年“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 事实上，六四事件是江泽民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点。当时，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因反对镇压学生而失去权力，由江泽民取而代之。德国的汉学家列维（Katja Levy）曾形容他在外国观察家眼中是“机会主义者”，“如果不是赵紫阳下台，江泽民不会得到权力”；中国历史学者章立凡亦曾指江泽民善于在党内各派系间灵活运作，最后形成自己的派系，也就是所谓“上海帮”。 2002年，江泽民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位，将权力交给被普遍视为邓小平隔代钦定接班人的胡锦涛。值得注意的是，在江泽民百岁诞辰纪念大会上，卸任的前领导阶层人士多数都到场，但胡锦涛并未出席。 海外民主人士、《北京之春》期刊荣誉主编胡平在X平台发文指出，到场参加的「元老」包含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俞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岚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缺席的有胡锦涛、李瑞环、吴官正、罗干。 胡锦涛现年83岁，今年7月底曾有未经证实的传闻称他“食物中毒身亡”，在网路上引发热议。他上一次公开露面是2022年底参加江泽民的告别式；此前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胡锦涛曾被工作人员“请出”会场。官方当时说法是胡锦涛“身体不适”，但有观察认为，这展现出习近平与胡锦涛的立场与路线冲突，而胡锦涛被带走的画面象征性地呈现出“旧时代的终结”。 另一方面，在江泽民的纪念会隔日，刚于今年8月12日逝世的前总理朱镕基，遗体即将火化。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导，北京天安门，还有各省级特区政府所在地都会降下半旗致哀。

今年的七一安静的让人有些不适应，或许如今在中共眼中，赞美过于用力也是一种罪过，国内外的压力让人认识到维持形象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沉默，宣扬伟光正是容易露怯的。习近平曾经在电视里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的画面，估计全国没几个人能绷得住。网络时代的造神机会只有一次，而他们已经用了，接下来就是不断的合订本和回旋镖。有谁还记得2021全面小康社会，又有谁还记得所谓全面脱贫，人们记得的只有三年疫情和动态清零以及最后狼狈的14亿人民群体免疫，所见的只有越来越多的街头摆摊，和静坐周围的失业人群。事实就是共产党玩弄数据和标准的政绩工程只会记录在肮脏的党史之中，而在悠长的人类文明史中则不会有他们的位置。共产党的日子越来越少了，而共产党的节日也会越来越“安静”，可能到最后也只有共产党的掘墓人习近平能获得暂时的“永恒”。一个人，如果极力宣扬他自己都不信的东西，那他就是做好了干任何坏事的准备…反共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宏大的理想主义，越是宏大的理想主义，越是面临着一个近乎绝望的现实：反共者们反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最残暴的政党。

1949年最危险的，不是炮弹。是所有人都觉得“划江而治” 很合理——苏联觉得合理，美国觉得合理，国民党觉得合理，连不少自己人都觉得南北分治总比接着死人强。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觉得不合理。 1949年春天，长江两岸的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长江北面是刚结束三大战役的解放军，身后胜利的余温还在，谁也没有贸然渡江。 南边，南京当局忙着调兵布阵，手上约70万江防军坐镇，政治人物来来去去喊着和谈。 大江成了天然屏障，一眼望不到头，有意思的是，当时不少中间势力、地方士绅，甚至美英方面，都觉得划江而治是个能少死人的办法。 但美苏的态度并不能一概而论，南京想借和谈拖时间，美方更多是观望，苏方则对中共一举过江存有顾虑。 中共中央反倒铁了心，八项条件一句不让，革命必须到底。 很多人都在问：大家都想在江边休战，为什么共产党还要坚持打过去？ 三大战役打完，国民党主力基本被歼，只能把希望和最后家底押在长江以南。蒋介石表面上做姿态，1949年1月1日抛出求和声明，又在21日引退，由李宗仁代总统。 可南京根本没真打算靠和谈收场，江防军天天加固阵地、暗地重组旧部，和谈本质是拖字诀。 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条件：惩办战犯、废除伪宪法伪法统、改编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接收南京政府一切权力。 每一条都不是给南京留余地，而是要彻底翻桌子，和谈节点定在4月1日北平。 这个背景下看美苏心思得分开讲，美国那边，司徒雷登当时留在南京没走，表面观望，实际想看局势往哪倾；他对中共新政权的试探和接触，史料里有记载，但没到私下定调那一步。 苏联方面，1月31日至2月8日米高扬到西柏坡，名义是听取中共意见。 后世有说法认为苏方担心美国干涉、倾向中国止于长，但米高扬是否正式转达过斯大林不要过江的口信，党史界并无定论——师哲等回忆称米高扬带着耳朵来，没带口信；另有老同志回忆则说米高扬提过类似警告。 毛主席自己早把话挑明：要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这一步不会让。 划江而治说到底，是南京主动做局，也合了部分美英不愿中国彻底统一的心思。 李宗仁多熬几天、多点筹码，蒋介石退到溪口幕后调度，本质都是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完整。 这盘棋，中共不跟着下。 4月1日，张治中率南京代表团北上，周总理带中共代表接谈。 拉锯半月，4月15日拿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八条二十四款，全按1月八项条件来，限定4月20日前表态。 李宗仁、何应钦拿到文本，表面说研究，心里想的是守江拖时间。蒋介石虽退幕后，调度没停，根本没让步念头。他们看的不是协定内容，是能不能再编练出兵力。 中共这边也不是没权衡，为配合谈判，渡江时间此前已数次推迟；但底线一直清楚——谈不成立刻打，没有灰色地带。 真正的节点在4月20日，南京拒绝签字，和谈门关死。当天夜裏，中集团（谭震林指挥）率先从裕溪口至枞阳段发起渡江；21日，毛主席、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东、西两集团相继跟进，二野三野百万大军在湖口至江阴一线强渡。 江对岸守军抵抗意志早已垮了，解放军靠木船渔船横渡，一夜之间中线被劈开。汤恩伯部开始西撤，李宗仁22日离开南京。 4月23日晚，三野35军渡江进占南京；24日凌晨，104师312团3营9连接管总统府，红旗插上门楼。 南京没血战、没僵持，地下党此前已组织工人护厂、船工备船，守方早没力气撑。 这结局其实早写了，南京不是真要和平，是要拿和平换喘息，最后连喘息都没捞着。长江不是界，天险也保不住政权。和平不是谁施舍的妥协，是把残局打透、权力交割清楚才来的。 妥协要是拿来维护既得利益，只是耽误时间。政权归属不是谈判筹码，不靠分国土换停战。 当年最缺的也不是打仗本事，是不被外人劝和、劝退牵着走的定力。 底线守得住，国家才不会在美苏角力里再被摆一道。

很多人搞错了！长征一开始根本不是奔陕北，原定目的地是湘西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不少人会疑惑，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1935年10月就已经到达陕北，为什么纪念长征胜利以1936年会宁会师为准？ 提起长征，大家下意识就认为红军从江西出发，目标就是陕北。其实并不是。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于都启程长征，最初的计划，是突围西进，奔赴湘西，和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湘江战役惨烈一战，红军从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蒋介石早已在湘西布下重兵，张开大口袋等着红军。继续前往湘西，极有可能全军覆没，原定计划只能放弃。 之后红军转战云贵川，不断尝试寻找能够扎根的地方，先后考虑在川北、云贵边境建立根据地，都因敌军压力太大未能实现。一直走到哈达铺，缴获国民党报纸，党中央才知晓陕北还有刘志丹、习仲勋创建的陕甘根据地，才最终下定决心向陕北前进。 长征不是一条提前画好的直达路线。是在敌人围追堵截的生死绝境里，边打边走，不断调整战略，艰难寻找可以生存、继续革命的落脚点，拼尽全力保存革命火种。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率先抵达陕北，党中央安全落地，但此时红二、红四方面军仍然在西南险境苦战。直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全部主力红军完成战略转移，长征才算取得整体胜利。这也是我们今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缘由。 #长征# #党史##陕北##真相##革命##火种#

为了防止一些新翻墙的网友忘记了，这里重新发一下任志强的长文《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疫情已经结束了，现在再看，任志强说的基本上是全对 2月18日落笔了“记忆与反思”，本想就此罢手了，尤其是不愿再碰触2月19日的伤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 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 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在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讲话分为一、二、三、四和最后，我也来个一、二、三、四和最后吧！ 一、 第一部分是“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这里讲的是表彰自己的伟大成绩，包括1月7日的批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要靠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国体制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失序，以及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总之都是一尊亲自靠“巨大政治勇气”做出的决策和亲自指挥而取得的重大成绩。 网上有位名为李锦的专家，出版过国企政策的书籍多本，被媒体誉为“我国国企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专门写了篇《“17万人大会”的抗疫历史传奇》的长文，将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与“17万人大会”并列称为党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将载入史册。对此次会议大肆吹捧，已到了无耻之极了！ 中国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可谓是党内执政的一次危机，并提出了“不怕批评，敢于接受批评，敢于自我批评”的信息。对“反右倾”和“大跃进”及瞒产、瞒报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对真相的追查，最终刘少奇用“三七”开承认了七分人祸的错误。毛则在大会上终于作了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事后还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这才让危机渡过了。 这次的大会，也许同样面临的是党内执政的危机，但人们没有看到大会上有批评的意见，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批露，没有查清疫情暴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日的批示才开始。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信息？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中央电视台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为什么会有1月3日的训诫？为什么会有1月3日对美国通报的疫情信息？为什么不提1月7日之前已发生的各种危机？为什么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会公布？至今也未公布！为什么1月7日之后还会召开了各种聚集性的全国大会？为什么还出境访问？为什么在云南敲鼓庆春节？…… 这所有只用1月7日和1月20日来试图终止与斩断国民与社会对疫情发生原因和扩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权力者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也拒绝社会追究这些责任。只想用伟大成绩来为自己遮羞，同时动用各种党所控制的媒体，用所谓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宣传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迹，引导舆论的正能量等方式坚决堵住各种追查事实真相的言论。坚决堵住追究造成这次疫情责任的言论，坚决不承认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认体制与决策无能的事实！ 但这种遮羞式的宣传，大约只能欺骗那些愿意被你欺骗的人，却无法欺骗那些只相信事实与真相的人。 无论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无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欢乐的节日，失去了亲人的破碎家庭。也无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和家庭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满篇的讲话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扩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会没有看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情况。同时不提党的领导的统一体制之下的弊病；不提谁应对疫情的扩大化承担责任；更不会检查和检讨自去年12月以来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诏”，七千人大会尚有检讨、自我批评和认错，但这伟大的“十七万人”的大会，却只有表扬和功劳，并无原因、真相与责任。 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见红卫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马后炮”。伟大与英明正确的战略策略，本应都是防御疫情发生和扩大的工作，但却都发生在钟教授的严重警告之后，而非发生在钟教授的呐喊之前。这也敢称是英明？也敢自吹为成绩？也敢自吹是“及时制定和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明明是在事后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挽救，是在补漏洞、堵窟窿，却被吹成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真是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二字了！ 皇帝可以骗自己是穿了衣服了，但连孩子们都知道皇帝是光着屁股的，那些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穿着新衣，什么是没穿衣服。齐奥塞斯库以为人民仍然会相信他的谎言欺骗时，却不知道船已调头了！ 二、 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 这段讲话的核心大约在“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是在告诉社会，目前的情况全党、全国都纳入了一体，是在同一条船上。将疫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下放到各级政府的头上，告诉全党和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去取得胜利。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我领导的，没我你们都不行。如果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则我死就会中国共产党死，中国共产党死，中国也就死了！ 因此必须保住湖北、保住武汉、保住北京，用举国体制支援重疫灾区，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尤其是防控的重点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做好防控工作，没有我不行，没有党不行，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没有所有人共同为维护核心的努力不行。 皇权意识的传统是国为君天下，臣为君命，故同船同命。没有了君，就没有了国，也就不会有臣的地位与权力了。因此只能是同船同命运，要先共同保住这条船，保住这个君，才能保住臣与民。 当一个现代的国家中，民为天下之主时，则并非是同船同命的概念，也并非都与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袖同命运。如果是个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制度可以选择谁当船长，也可罢免和撤换船长。同样不但可以撤换船长，还可以撤换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大副和水手们。 即使是现代的中国也同样，可以没有一尊，也可以没有执政党，但绝不能没有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 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君则只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地位与利益。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只听君命而不顾民情的情况。当疫情已经发生时，却不敢在没有君令的情况下，向民众公布疫情。不敢公布事实与真相，反而用抓批“谣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传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传播。 此时所有人并非站在一条船上，各自严守着各自的利益，却将一国之民抛弃于后。但当疫情发展到失控时，皇帝却变成了英明的指挥与部署者，让全党全国都被捆绑于这个指挥和部署的船上，成为了必须和只能为皇帝承担责任的人。皇帝可以随意的撤换任何不为维护皇权而献身的臣子，也可以用同船同命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为了党的利益去打好这场保卫战，迎接此次大考。 如果没有上命之错，又何来危机与大考？既然党中央已对疫情形势有了准确的判断，既然亲自指挥已采取了有力有效的举措，既然各项工作部署都是及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疫情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呢？这些并非事前、事中的举措与预防，而是造成了事后的补救。当疫情失控的大量传播时，也才出现了危机。如果是事前的预防，又何来的大考？ 当前的所有举措都是在失了先机的情况之下的补救，是在掩盖与纠正错误的不得已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如能提前预告与预防就不会有武汉500万人的流动，不会有武汉各种的聚会，不会有几十万人的密切接触，不会有几万人的确诊，也不会有几千人的死亡和全国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春节，更不会有不能营业与开工的各种经济损失了！ 防控的重点不是在那些具体的工作上，而在于不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弊病，则无论用什么样的举国体制，能解决了此次的疫情问题，也还会再出现下一次的灾难。十七年前的教训，并没有让这个体制发生彻底的改变，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再次暴发。此次不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下次也一定会再出现更大的灾难。 疫情发生的原因也许尚未查清，但疫情出现之后，未能及时让国民知情，则在于“上无令则下不行”。同时也在于“媒体姓党”，没有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如今又加了个“对借机恶毒攻击”要严惩的罪名！ 真相并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反到是没有真相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当问题已经出现，社会要求查明真相时，执政党却将所有人的命运试图用捆在一条船上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共同努力来救这条船。并试图用同为一条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责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试用用以法制止借机恶毒攻击来扼杀可能对圣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条船上，各级的责任也各有不同。船长本就应承担船长的责任，这是大副及水手们无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体的概念掩盖船长应承担的责任则是幕后的真实目的。 “同舟共济”是当今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疫情的必要，但却不能用此来掩盖船长的责任。 三、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执政党的文化是习惯于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统一于一个命题之下。如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本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却能合并为一个特殊的无法合理解释的词。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担负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已经没有了民主而只剩下专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语，每当“既”和“又”连在一起时的两个定义通常是相对的，这大约就是一种两面开刀的艺术。 讲话的前者是强调防控的重点，后者则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于是就有了既要重点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经济发展工作的部署与安排。 如果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信息是完全开放与公开的，经济是由市场化的方式自我调节的，那么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之下，这个小政府都无法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去调控经济与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险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提出对疫情防控的要求，却无需为人民选择的市场行为提出限制。 但在一个专政的国家，一个非市场化的国家中，极权的宏观政策调控则成为市场经济的障碍。这个统一指挥的调控中，既包括了要服从于疫情防控的一切严格的要求，同时又要精准复工，却又难以获取疫情防控的真实信息，还要由企业承担重点防控的疫情控制，要保证不发生病情的出现，这就更难上加难了。疫情并不能将企业家们变成神仙！ 疫情是一种关系人情、生命和难以防控的风险。企业经营同样是有各种风险的，也涉及员工、股东和上下游等。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企业家会在这两种不同的风险中做合理的评估和防预的对策，并做出适当的选择。 但非市场的情况下，则难以进行合理的安排。也许上下游并不能因疫情和各种规定给以配合，也许你的生产复工也因各种规定而无法满足上下游的要求。尤其是当政治排在第一位时，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场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断而只能服从于政治的责任。又有谁敢跨越雷池呢？在这种连完全复工正常生产都难以兑现时，又何谈扩大与维护就业呢？ 两面开刀则必然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但这已成为执政党文化的特征。因此才有了冲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本是为挽救生命的主力军，却大量的被感染而变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许多的生命，失去了优秀的医学界人才。 为什么浙江也出现了全国病人第二多的地区，但却没有一例医务人员染病呢？原因与差别正在于一种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级绝对服从于上级，政治第一且信息无法公开。另一种则是市场化的方式，将信息公开并各有灵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与权利！ 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停工与延长假期本就给社会带来许多的问题，但试图用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前武汉发出了17号令，会后则撤消了17号令的原因。前者也许是想增加复工的可能，后者则重在疫情的防控，导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冲突。 靠中央或国家统筹，还是靠市场自我调节，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个别省市敢政府付费用专车、专列、专机去迎接农民工入境，支持企业复工，这也许是市场化的需要，政府给以支持和补充，但绝不是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企业的事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但双面开刀的统筹则将两种责任关系混为一谈了！企业也成为了防疫的责任主体了，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脚！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出现了疫情，但各国却采取了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措施。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社会承担社会的义务，企业负责企业的经营，各司其职让国家在没有统筹之中，也并未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正常生活。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无法认定疫情后续的变化，但分工与职责的承担，则十分清楚。这些国家并不会追求领导者的伟大胜利，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绝不会让人民用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胜利，并承担本应由决策者承担的错误责任。 国家为复工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减息、减费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业自救与发展，许多人将此认为是一种上天的恩惠。但却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布于众，并相应防治，又岂会有如今的各种损失与困境，又何需靠各种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与其说这是政府对企业的恩惠，不如说这是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恶果，是理应承担的赔偿。 在武汉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并非是党与政府走在了前面，而是各种民间组织与私人企业走在了前面，并无私的奉献了许多。为了人的生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的支持和支援，则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虽然中央下达了上千亿的资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没有此前不负责任的隐瞒疫情的错误，又岂会有后续的发展与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补救自己决策的失误，而民间的投入则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免受政府失误的侵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不能并列与同解，更不能将政府的责任与民间的奉献混为一谈。 但在一尊的眼中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伟大的亲自指挥与亲自部署！ 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更重要的体现出的是人格上的素质差别！ 四、 加强党的领导 这才是所有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引用唐太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言，一语道破了圣心之意。重不在我为上，重在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让党旗高高飘扬，尤其是用此疫辨诚臣。 你若冲在前，必被我所用，你若退于后，必被我所杀之“决不容忍”！关键时刻要冲上去，并用关键时刻来考察干部，委以重任。 此疫的责任在于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而非党的领导的失责失职，以此来推卸党的领导的相关责任。正是一边高喊加强党的领导，高喊此次“两个亲自”的功劳，一边却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将责任推给了党的领导之下的短板，似乎这样就能回避社会对疫情未能及时发布与公告真相的责任追究了。但这恰恰揭穿了这个体制的病根。所有在讲话中存在的这些党的组织中的问题，其根源都来自于一个不受人民监督，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政党，只忠于皇权与维护核心的体制，来自只讲对党负责在前，而将人民于后的责任关系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承包制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党的领导，党决定一切。承包制就是要让人民自己说了算，自己对自己负责，同时对人民负责。先交国家的，再交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如果坚持党的领导，又如何承包呢？这里最简单的道理正在于如果你要领导，你就必须承担责任。就像这次疫情的暴发正是在“东西南北中，一切服从于党的领导”之下发生的，那么这里所有的责任就不是哪一块短板的问题，而是党的领导的责任。而承包切割了党的领导，却明确了承担责任的人，也因此才有了改革的成功。 当这个国家再次回到了党领导一切，但党绝不对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管理体制中时，那么不但会出现本不应出现的疫情暴发，也会让疫情扩大到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康幸福的地步，也许还会在党的领导中出现更严重的其他问题。 从彻底否定邓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到修改宪法都证明了，这个执政党在试图重新建立一党专政的党国体系。这个一党专政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将人民踢出去，由党代替了人民民主。此后看到的正是纪委领导着监察委、党的网信办领导着国家的体系B，并可任意的制定超越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而是只有党的国家，而无人民的利益与权利了！ 这段话还告诉所有的党员，你们今天都同在一条船上，但如果你不去努力的救这条党国的船，那么我就将你扔到船下去，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另想当“逃兵”，没门！加大问责的刀已经架在了你们的脖子上了！ 讲话的最后提出了三点要求，并引用了著名的古诗来鼓励全党下定决心冲向第一线，落实再落实这些党领导一切的指示。 我只好奇的是皇上重提了2018年1月就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姓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但这次为什么这句话没有用在自己身上？皇上自称今年的1月7日就做出了批示，说明早已知道了疫情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否则又何需批示？但为什么这个见叶知秋的敏锐却未能让这个批示公示于众，甚至没向社会透露丝毫疫情的公开消息？中国已于1月3日向美国通报了疫情情况，为什么如履薄冰的谨慎，却未能将在1月3日向美国通报的信息也同时向中国人民公告呢？ 从全文的开始到最后，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在用各种谎言来当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事实。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时，却已将自己置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之中。越是吹则让遮羞布飞的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和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也许这些口号与古诗会让许多人倍受鼓舞，但聪明的人都能看到这些美丽装饰的背后，是其绝不为此次疫情暴发和领导失误准备承担任何的责任，反倒准备用全国人民的努力与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防治的“胜利”为自己庆功，准备迎接全国人民欢呼“万岁”的战果。 中国执政党用隐瞒前期疫情暴发的原因，靠后续封城的举国之力，骗取了世卫组织的信任，并赢得了国际的称赞。但身历其中的中国人却难以再次欺骗。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痛苦，但中国人知道这次疫情的暴发和所引发的一切本不应出现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严禁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体制。 不管中国的管理体系上有多少的短板，但如果有了言论自由，那么国民在提前知道事实真相时，就会主动的采取各种自我保护，也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失控和传播。比如被当成谣言者的李文亮的微信，不正是在告诫朋友和亲属们要严防疫情的传播吗！如果这不当成谣言，而变成政府对社会警告，那么又何需1月7日的批示和后来发生的一切呢？或许仅靠民间的言论自由的传播就早已取得了防治疫情的伟大胜利了，也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巨大代价的付出！ 无论如何去吹嘘党的领导和“两个亲自”，都无法向中国人民解释1月1日的中央电视台的抓批“谣言”的广播，都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对疫情暴发现任的追究。也许不是今天，但迟早这些政党对人民欠下的债，都是要还的！ 我无法为2月23日的讲话欢呼，反倒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会在那些为讲话而欢呼的声音中更快的发酵。当无耻和无知的人们试图甘心于伟大领袖的愚蠢中生存时，这个社会就会在乌合之众中难以发展与维持了。也许不远的将来，执政党也会在这种愚昧中清醒，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的运动，再来一次邓小平式的改革，重新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 24日公安系统学习2月23日讲话的大会上，给出的信号是政治第一。全国的公安系统要为了“政治第一”而行动起来。拿起刀，扛起枪，坚决消灭一切借机恶毒攻击的势力，为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惜一切代价！ 你愿意成为这个代价吗？代价能让你从梦中清醒吗？

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南海：毛泽东一周不吃米饭，刘少奇自报粮食定量最低，每月只有18斤 在困难时期，毛泽东曾有过一星期不吃米饭、7个月不吃肉、不喝茶的记录。几位领袖都跟着毛泽东不吃肉了。周恩来过意不去，关切地劝毛泽东吃一点肉。但是毛泽东的一句“你吃了吗”的反问，就把周恩来的口给堵上了。 为了使毛泽东增加营养，中南海里负责为首长服务的部门领导费尽了心思。肉、蛋这些东西毛泽东绝对不碰，但是他不拒绝野食。像偶尔弄两只麻雀，在中南海里捞点寸把长的小鱼虾，还是能劝他吃一点的。于是工作人员就打几只麻雀或掏两个麻雀窝，或者用筐捞些小虾。但这只能间隔一段时间搞一次，也不能一次量太大。否则，主席同样不吃。 ——摘选自《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