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弄得好累 一點也不舒服 現在全身的每一個細胞 都在叫囂著要被粗暴地插入 好想要那種沉甸甸的充實感 直接狠狠地撞進來 不想再自慰了 今晚誰要來幫我把這個壞掉的身體填滿🥵🥵

這一波股票狂飆，如果有跟上MU、AMD這些妖股，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什麼時候下車。叫你長期抱著狂飆股的人，是壞蛋。沒有一個正常人認為泡沫會天長地久，但什麼時候賣？每次漲個10%，內心就天人交戰一下，漲得越高，就越心驚肉跳，這時候就會有人告訴你，獲利了結落袋為安，「沒有人因為提前獲利了結而賠錢」，但也沒人因為提前獲利了結而發大財，更可怕的是，通常在獲利了結出清後，狂飆股又再漲得更多，投資人一邊猛槌心肝，一邊思考要不要再吃回頭草。股市投機就是這麼難，賠錢的時候很痛，賺錢的時候也不開心。 狂飆股的下車時點，不在於上升的階段，而在於走下坡的時候。股市裡最厲害的作手，不會期望賣在最高點，但也不會冒然在上升階段獲利了結，因為永遠不會有人猜得到，到底高點在哪裡。既然不知道，就等高點過後再賣，犧牲一點獲利，但把握住大部份的主升段。這個操作的道理，一百多年前的Jesse Livermore，就已經教過所有的股市作手，描述他股海浮沉的「作手回憶錄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是股票投資的經典，人人必讀。但道理容易懂，實際操作起來，還有許多的障礙。首先，我們怎麼知道狂飆股開始走下坡？從高點跌10%？20%？不一定，跌了20%，還是有可能反手再繼續上漲。Livermore教人要看大勢，大勢還沒停的時候，狂飆股不算走下坡，現在的AI大勢還沒停，所以狂飆股不可能走起下坡。另外的一個招數來判斷氣數是否已盡，是看消息面。如果有絕佳的好消息，但股票應聲下跌，那可能就是氣勢反轉，主力在走人了。 「作手回憶錄」的這些實務操作，練得爐火純青的時候，錢雖然賺到了，但心理層面就開始受影響。我還沒看過一個像Livermore一樣的作手，他們的人生是快樂的。因為他們的內心一天到晚在和心魔交戰，「到頂了？」「下坡了？」「加碼？」「獲利了結？」「落袋賺一百萬，還是忍住等到兩百萬再出？如果不賣，後來跌光光呢？」自己內心已經混亂不已，如果再加上市場各式各樣的小道消息，很難內心不起漣漪，弄到最後，連賺錢都不開心。Livermore賺了大錢，但最後自殺離世，也許這是讀「作手回憶錄」所最需要學得的教訓。黎智英年輕的時候，因為熟讀了「作手回憶錄」，放空恆生指數，賺得了他創業需要的資金。但他很懂這種賺錢方式的問題，所以他創業後，去關公面前發誓，如果再炒股，他就要來關公廟斷手指。也許是要有這樣的決心，才能守住靠著「作手回憶錄」賺來的財富。但人世間，有幾個黎智英呢？ 年輕的時候，覺得「作手回憶錄」是聖經，為自己在市場的走跳，感到充滿智慧。但要到一定的年紀，才知道巴菲特式的投資，才是在能賺大錢的同時，又能人生美滿的股市正道。所以不要問我什麼時候從MU、AMD下車？那不是我的車，我既然不會上，就不用擔心下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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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前後的蘇聯，有一個不同於毛澤東時期中國的人口問題，俄國男人死光了。也不是只有死於希特勒的炮火下，在二戰前有史達林的大清洗政治迫害，死的多半是男性，再早一點，集體化又餓死幾百萬人，也是男性居多，然後再之前是紅白內戰，死的也是男性，然後就是歐戰，死的更多，又是男多於女。如果俄國男人都死光了，就沒有俄羅斯民族了，所以赫魯雪夫出面主張生育政策改革，1944年在戰爭結束前，蘇聯出現新政策，國家出面給單親媽媽扶養小孩的經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不用負擔扶養費用、出生登記的父親欄可以留白、離婚變得困難、多產家庭給予榮耀與金錢，政策目標都在鼓勵男人亂搞生小孩，有些鄉下地方，稀少的男人像公有財產一樣，給女人搶來搶去。俄羅斯全國，在戰後差不多有五分之一的小孩是非婚生子女，大城如列寧格勒和莫斯科，這數字可以到近一半。你可以想像這樣的制度，破壞了多少傳統社會價值，改變了多少俄羅斯人對愛情、婚姻、家庭的看法。 我很討厭俄國這種集體主義，「祖國」、「祖國」地叫，只有祖國，沒有個人，真的是祖你媽。所以祖國小孩不夠了，祖國的女人就變成生育工具，管你是怎麼找到男人。現在祖國又在打一個不是戰爭的「軍事行動」，眼看又要死上個百萬俄羅斯男人，等到打完了，祖國是不是又要把祖國的女人叫去狂生小孩？ 東方大國也是這樣的集體主義。中國共產黨也是整天「祖國」、「祖國」、「祖你媽的國」叫叫叫，之前祖國說人太多，所以要「一胎化」，泯滅人性到連足月嬰孩都要打掉。結果現在好了，人口不夠了，祖國是不是要學俄羅斯鼓勵年青人亂搞？我看倒也不用，文革把傳統價值都革掉了，現在的年輕男女，亂搞的人還怕少嗎？少的只是生育，不是性交，所以赫魯雪夫的招數肯定無用。那要怎麼辦呢？如果說，祖國開始要用人工子宮來大量生產製造中國人，我也不會覺得意外。中國人和俄國人一樣，在領導的眼裡，永遠都不是人，只是個數字，調整調整就好。

台灣第一季經濟成長率超過13%，是1980年代以來的最高紀錄，我們這種經歷過經濟起飛大家樂年代的人，都以為不會再看到這個榮景，所以看到這個結果，感到非常不可思議。在世界的歷史裡也少有進入已開發經濟的國家，還可以有這樣的成長率。我有幾個觀察重點。 第一，很多人都說台灣運氣好，搭上這波AI的順風車，我說不是運氣好，而是台灣一直都選對陣營壓寶。從國民黨來台之後，台灣因為全球戰略的關係，一直採取「親美」的國策，蔣介石靠美國保護而得以偏安，蔣經國搭上出口美國的大潮，創造了台灣第一次的經濟奇蹟。民進黨因為反共而親美，自然不用說，但除了馬英九要把台灣綁進中國的那幾年外，其它的國民黨政策也都是親美的。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的二十年，台商瘋狂投資中國，那也是親美的政策造成，台商去中國蓋工廠，因為要賣產品到美國，因為要幫美國公司生產，所有的終極目標都是對著美國，連台積電都是美國人張忠謀成立的。美國巨大的商業市場，自由的經濟，加上法治的人權保護和發達的金融市場，得以一再地創造新科技，一再地把生產力提升帶來的繁榮富庶，帶給美國及親美陣營。親美的國策，給了勤奮、聰明的台灣人一個發達的機會，那不是是運氣。光憑這點，台灣花再多錢買美國武器都值得。 第二，一如1980年代的大家樂瘋狂，一旦台灣人發財了，各式各樣的泡沫，就會出現。但這一次不一樣的是，台積電帶來的「雨露均霑」溢流效應，還連帶地促進了股票市場的發達，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不同於1980年代之處。當台灣人在1980年代發財了，台灣人的理財方式相當受侷限，因此有些熱錢跑去炒消費品，跑去玩大家樂、六合彩，但更多的錢是進了銀行或是買了房產。銀行和房地產市場，對國家來說，都是比較差的儲蓄資源分配方式，因為相信「有土斯有財」，所以台灣人不但有超高的房屋自有率，還把房價炒到年輕人買不起房子。而銀行的保守放貸方式，也限制了資金流向新興科技業。因此，當台積電的高股價、高市值、高全球知名度，把一般不買股票的台灣人也吸進台股後，台灣的股票市場，變成一個更好的儲蓄及資源分配管道。當然，股市相對變得重要，也代表股市的榮枯，會是民心及政府執政的重要經濟指標，如何處理熊市時的低盪，也會是執政者未來的考驗。但總的來說，讓自由的股市來運用台灣人的儲蓄，是比讓銀行或是房市來吸納，更有效率。 第三，經濟成長帶來的財富及稅收，可以解決很多的政治問題，但執政者能不能抵抗亂花錢買票的民主壞習慣，變得相當重要。因為有高經濟成長的政府，很容易像中了彩券的個人一樣，把錢隨便就花掉，甚至花在需要長期供養的習慣上，那就會造成長期的問題。台灣因為一直有中國威脅及外交孤立的問題，在財政上比一般國家來得小心，但是還是得防範左派的正義魔人試圖綁架政策，「錢那麼多，福利多一點有什麼關係？」。大體來說，如果要花錢，要花在投資，而不是是消費。所以如果要在「加發失業救濟」和「提高基本工資」之間選一個，要選提高基本工資；如果要在「住房補助、社會住宅」和「捷運基建」之間選一個，要選「捷運基建」；如果要在「育兒補助」和「老人健保免費」，要選「育兒補助」。選未來，而不是買選票，保留經濟彈性，而不是綁住僵化的福利制度，就是一個比較理性的選擇。 台灣的問題很多，極待處理，但我想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會想要有台灣的這些問題。

前面說過我們學校的那個覺醒女牧師，我還有和她交手過一次，更確定她是個左派激進份子。美國的私立學校分兩種，有錢的和沒錢的。有錢的學校，通常發獎學金是看需要，而不是看成績。每一個能唸長春藤等級學校的學生，程度當然都很好，學校除了少數特別捐贈的獎學金外，多半不看成績發獎，另一方面，為了強化「社會階層流動」，所以好的私校，通常窮人唸書不用錢，有錢人則要付全額。敝校是沒有錢的那種，所以發獎學金，反而看成績，想用錢去收買一些程度好一點的學生。有的獎學金很大方，學費、住宿費全免，所謂的full ride(或稱free ride)。 有一年我給找去當多元化獎學金的評審，這獎的頭一名獲獎，就是full ride。我們由教職員和校友三人主持的這個小委員會，就可以給一個頭獎，再加幾個小一點的獎，這些獎，是給還沒來唸的新生，因為是full ride，幾乎給出去，就會來唸，所以學校和學生都很慎重，還會付飛機票錢讓學生來面試。我們三人小組，非常仔細地看資料，問學生，並且認真討論，看到一個個高中生的不同背景，為了獎學金寫的小論文介紹他們自己，有點開眼界的感覺，算是有趣的一個差事。 面試了幾個人之後，下一個就要輪到一個德州來的的黑人學生，在面試前，牧師進來和我們聊了一下，說接下來的這個學生的經歷很感人，是一個德州校友發現的，很有資格拿這個多元化獎學金。這黑人沒有爸爸，媽媽也因為吸毒，所以沒有養育小孩，小孩住過流浪漢的庇護之家，也在寄養家庭之間流轉，學上得不好，但很認真，沒有變壞，有打美式足球，教練說資質不錯。牧師意思是，如果可以，給他full ride，讓他人生有一個翻身的機會。我們就一個勁地點頭，但我們一看資料，一問學生，就知道不妙。學生的ACT只有14分，這是非常低的分數，ACT是和SAT同等地位的標準考試，全國平均是19，沒有考個 33、34以上，藤校不用想。再問學生一些基礎的數學問題，完全答不出來。沒辦法，因為選拔標準裡，有一項就是學業成績，這項算下去，就把他的分數拉下來。我們最後把頭獎給了個亞裔，被白人領養的那種，而把二獎給了黑人學生，兩個成績實在差太多。 審核結束的時候，牧師衝了進來，「你們怎麼沒有給德州學生頭獎」？吵了很久，原來她和校友，應該已經承諾了全獎給他，因為這學生在她眼裡，就是那種DEI最合格的學生，我們怎麼會無視他的黑人膚色？我們小委員會沒有讓步，你有本事去改審核標準，只要標準在那裡，我們就按規章來。她怒氣沖沖地走了，好像去幫學生又要了一些錢，但學生最後去了別的學校。我想也是，在那個「瘋狂的覺醒1.0」時代，多的是學校要表態挺黑人學生。 我後來就沒再被邀請去審核這種獎學金，我們專門打壞人家好事的，當然要列入黑名單。奇妙的是，牧師可能覺得我們學校還不夠覺醒，她也走人了。

博士班將畢業要上就業市場的時候，我聽從了當時正因為Freakonomics火紅，芝加哥大學教授Steven Levitt公開的建議，取了個美國化的名字。他說他都這樣建議他為數眾多的國際學生這麼做，因為他的研究證實，「名字」充滿了許多訊息，會給僱主認識到你是不是非常願意融入環境、擁抱當地的文化，你是不是想和其它人一樣，而決定要不要給你加分。講到這裡，就很多人想要舉反例，但是愛舉反例的人，常常不了解這種實證研究的意義，就業結果的差異，當然是有很多因素造成，但這種設計良好的實驗，真正的解讀方法是，「如果兩個各方面都一模一樣的人，取了一個美國化的名字那個，會有比較好的就業結果」。我那一年的就業市場正在金融風暴的谷底，任何一點加分的機會，我當然不能錯過。 Levitt的意見，放在今時今日，那是非常政治不正確的。我都可以想見各式各樣的批評，「死白男，你憑什麼要人家放棄自己的身份認同」「為什麼不擁抱自己的文化」「你很好，沒有需要改變」「是別人該來學你的名字怎麼唸，而不是你要配合他們」「世界本應該如此多元」諸如此類的看法。如果是個人的價值觀，自我的選擇，我都沒有意見，但在現實上，這些批評並沒有辦法改變這個世界上，人生下來就存在的偏見，也許社會比較文明了，社會比較多cancel文化了，這些偏見不敢顯露出來，但一直都在而去除不了，只是變成隱性的偏見而已，這也是Levitt和Ronald Fryer等人研究的價值，人是會說一套，做一套的，所以有人選擇保留自己驕傲的一切，有人極力融入新社會，那都沒有關係，「名字」的訊號傳遞機制，不會因為你做了什麼，或是不做什麼，而失去作用。所以，你看為什麼這麼多東亞移民，給小孩取名字，都是非常美國化的名字，那是一個想要融入的心情，那是一個務實的心態。反觀印度人...... 但這些強調要政治正確的左派意識型態，其實還是有害的。首先，這些高大上的多元價值讓新世代對社會的運行有誤解，造成他們的認知和現實有落差。但更大的問題是，這種多元價值幾乎都不可避免地變成紅衛兵的鬥爭手法，為什麼Levitt現在不太敢再講這些實證上反多元的研究？因為那是會被人cancel的大逆不道言論。現在美國的教育界，不管是中小學，還是高等教育，通通是這種多元的氛圍，所以多數的老師，自己言論審查的厲害，而一旦開始懼怕被告發，那就當不了老師了，因為老師很多時候，是要「教育」學生，是帶有價值判斷的傳道責任。而一旦老師不敢要求，那學生其實就失去了學習做人做事道理的機會。一如我之前所說，大學的價值一在credentials，二在無憂無慮的四年探索，而如果老師都是畏首畏尾，那這個探索的過程，這個讓青少年成熟的獨特經歷，就少了一些能導正行為和看法的力量。 所以，我的課，不准用手機和電腦。學生可以遲到，可以中途離席上廁所，但我都很明白告知，你有你的來去自由，但你要知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本帳，記載了和所有人的往來好壞，你每次上課都要晚來，或者是都要用上課時間上廁所，你雖然不會在這堂課被扣分，但你在我的私人帳裡，會一直都是負值，你的印象分數就是負的。當你身邊的人，對你的帳上，記的都是這些負值，你就把自己在社會成功、人生幸福的機會一降再降，如果不自己想辦法改變，那也不要日後悔恨。是的，我就是那個沒有政治正確危機感的說教老頭，但這不就是學校給我終身職的立意初衷？

週二威斯康辛州的初選，原本被看好拿下民主黨提名的Francesca Hong，最後以些微票數落敗，一般認為是民主黨的中間派，終於團結把社會主義的極左派打敗。也許是這樣，但我還是要忍不住批評這些珍奶左派，妳們這些亞裔的左派，沒有根正苗紅，不但沒有黑人祟高的受難者地位，現在連穆斯林的地位，都比亞裔在黨裡高，不要夢想當頭了，不然為什麼桑德斯和AOC都挺了密西根的穆斯林，然後在威斯康辛不表態支持Hong？早點覺悟左派對亞裔的遲疑、不信任，甚至是歧視，早點快活。 但Hong不是沒有嚐試要提高自己受害者的地位，她之前上節目說她自己有雙重人格，是醫生開的診斷，甚至還因此住進了精神病房。我們知道選舉要選賢與能，所以競選的政客，無不講自己多能幹，經歷多顯赫，然後把會讓人懷疑能力、道德水準的過往藏起來，但美國的左派突破了天花板，把精神疾病當成顯赫經歷來宣傳。但這不是失手，這真的是左派選人才的新標準，不看能力，不看經歷，只看身份，而人分三六九等的依據，完全是靠你在左派被害光譜的位置決定。黑人好，因為有些他們的祖先被奴役過，女人好，因為以前都是男性沙文主義欺壓女人，同性戀好，因為以前道德保守人士會迫害他們。當然，窮人、身心障礙這些弱勢也好，但太「普通」，太難拿來當作武器對付政敵，所以地位普通。 因為要拿身份認同政治來鬥爭，所以這個光譜還會變來變去，看敵人怕什麼，就拉高什麼，或者是看拉抬哪一類族群，可以製造聲浪，就拉抬他們。所以現在同性戀在身份認同政治裡地位低下了，LGBTQ裡的TQ，拿來當議題比同性戀強大多了，畢竟這世道，誰還真「恐同」呢？「恐變性人」不是比較有力道？可以打廁所的議題，而且確定宗教右派一定會跳腳！ 2023年的哈馬斯恐攻以色列之後，以色列強力反擊，在巴勒斯坦大力動武，但在中國、俄國和伊朗的宣傳機器動員下，左派身份認同政治狂熱，找到新的受害者，你看巴勒斯坦人多可憐，以色列多壞，西方國家還恐伊斯蘭，拒絕穆斯林移民，那還不趕快把穆斯林的地位再拉高一點？我是不太了解為什麼左派的身份認同政治可以這麼有流動性，流動到自己的角色錯亂了都不知道。信仰伊斯蘭的人，不但恐同，甚至厭女，你們把穆斯林抬這麼高，那女人，那LGBTQ怎麼辦？ Francesca犯的錯，就是她一開始以為亞裔女性也可以像其它非白人女性一樣，有身份認同政治加分背景，但她不知道，亞裔早就被左派當成是白人附庸，只有扣分，沒有加分，而女人的身份，又太普通，加分力道不夠，所以她的地位在這些社會主義眼裡是低下的。她努力想用精神異常加分，但這題不是現在流行的議題，沒用。她應該早早改信伊斯蘭，再不濟，學學隔壁明尼蘇達州那個剛剛成為民主黨參議員提名人的Peggy Flanagan，人家白女人一把頭巾戴起來，多適切，這不就選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