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暑夏日亿童年往事 我小的时候，是文革年代，哪时候没有空调，家家户户乘凉，就是用一个竹制的竹塔铺在院子里，大人们摇着扇子，彼此客客气气拉着家常，孩子们则欢天喜地跑到各家去串门； 乘凉时候，条件好的人家，会拿出一些西瓜、水蜜桃、绿豆汤、全家人消暑，条件差一点的人家也会准备一点西红柿、黄瓜、酸梅汤，再差的都会准备一壶凉白开； 我们家整个夏季，是不缺西瓜的，原因是我父亲是部队的高级干部，部队很多农场自己种瓜，到夏季采摘的时节，往往会送很多西瓜到领导机关，部队干部每个人都能分到不少西瓜，所以我们家，基本每周都会由部队的战士，给送来又大又甜的大西瓜。 我们大院里面有一口井，听老人说，井很深，曾经淹死过人，所以大人们都很警觉，不允许孩子们随便靠近井口。但是井水很清凉，不少人家会去打个几桶水，拎上来冲凉避暑； 很快也就有人，在井口拴着细麻绳，吊着一个尼龙网袋，里面冰着一个西瓜，上端的绳口，粘着胶布上写着瓜主人的名字或者是门牌，到晚上乘凉时候，拎上来全家吃个冰西瓜； 我们家兄妹三人，也欢欢喜喜地放下了我们家的西瓜，一连几日，都吃到了可口的冰西瓜。 因此，早上把瓜送过去，晚上去井口取瓜，成了我们兄妹三人每天很愉快的活动； 结果有一天，我小妹发现我们家的瓜，大瓜被换成了小瓜，被人掉包了，气愤不已的三兄妹，决心找到掉包之人。 于是我们兄妹三人，天天悄悄蹲守，终于给我们抓到了，掉包的居然是邻居司马家三姐妹；大姐是我的同班同学、二姐是我弟的同班同学、小妹是我妹的同班同学、我们两家是非常熟悉的邻居； 当时司马姐妹跟我们兄妹吵得不亦乐乎，她们先是抵赖不承认，结果被我拿她们家吃完了扔出来的西瓜皮，跟我们家床底下的西瓜做外形花纹比对，拿她们家的存货的小西瓜，跟掉包我们家的被我们在井里面捞上来的小瓜，也做了花纹和品种比对，在如此明显的证据面前，结果是一目了然的。 那个时候，围观的其他邻居家的孩子已经很多，而我们大院的向阳院主任的张奶奶，出来上纲上线了。 文革期间，到处都是居民大院，建立了所谓的向阳院，类似于现在的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往往由革命警惕性很高的，类似于朝阳大妈的人来担任，张奶奶就是我们大院的向阳院主任。 张奶奶来了就说司马家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家的成分，爷爷辈是反动学术权威和资本家，司马三姐妹的父母都是中共建政前，在民国政府时期的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司马爸爸是耳鼻喉科主任，司马妈妈是妇产科医生； 张奶奶认定，司马一家，属于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而盗窃无产阶级，革命军人家庭的西瓜，等于是资产阶级在反攻倒算。 这张奶奶一定性，司马的父母就相当地紧张，他们两位家长不断地找到我父母求情，司马妈妈当场都哭出声来的。 而我爸大手一挥，说孩子们可能搞错了，我们家放到井里的就是小西瓜。别冤枉人家司马一家，让张奶奶带着众人散去。 我爸这么一说，我们三兄妹不依不饶啊，然后我爸，把我单独叫回家，要我这个当哥哥的带好弟妹们，咱们家多吃一个瓜，少吃一个瓜，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因为一个瓜，就毁了人家司马医生一家。 然后，我爸立即从床底下滚出三个大瓜，要我们兄妹三人，一人一个捧着送到司马家。 当时虽然我还很小，也就十来岁，但是我爸爸对我的教诲，我是听得懂我爸爸语中的含义的。 我们敲响了司马家的门，看到我们兄妹三人，送到司马家的三个大西瓜，司马父母感动的要命，连声道谢，当时他们父母含泪的眼神，我至今都还记得。 几年后，文革结束了，有一天我在《扬子晚报》上看到一篇报道，叫做“一门三女杰”，报道了司马家三个女儿，全部考上了上海和南京的医学院，成为了我们曾经居住过大院的一段育才佳话。 后来到了八九六四时候，有一天在南京鼓楼广场上，我们广播站的同学来喊我，说有一位老人，自称是我的邻居，要喊总指挥过来说几句话，我走过来一看，原来是已经退休的医疗老专家，司马老先生和他们家最小的女儿司马艳小妹。 老先生说了很多鼓励我的热心话，说他年轻读书的时候，也上过街，反对过国民党的腐败，现在共产党比国民党腐烂的多，支持你建民，带领广大同学，争取国家的民主。 他当时还顺便提起当年我爸爸，要我带弟妹给他们家三姐妹送去的三个瓜的往事，他说真的感谢你爸爸，当年的深明大义，在现场他拿出了三百块钱，投到南高联在广播站的捐款箱，这一幕，就像发生在昨天。 现在她们三姐妹，早已经成为江苏和上海知名的医疗专家，虽然多少年，我们彼此两家，不再有任何交集，但是我内心里面，一直为我有这几个邻居姐妹感到高兴的。

朝鲜战争中，7名弹尽粮绝的志愿军战士被200名英军包围！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年仅19岁的小战士郑起用尽力气吹响了手中的冲锋号，谁也没想到⋯. 那是1951年1月3日的朝鲜釜谷里南山阵地，寒风卷着硝烟在焦土上盘旋，郑起所在的39军116师347团7连已经在这里坚守了整整一天一夜 。 战斗从拂晓打到黄昏，英军第29旅皇家来复枪团——这支被英国女王亲自授予“猛虎团”称号的王牌部队，在半小时内就向阵地倾泻了5000发炮弹，阵地上的积雪都被炮火烤化，又在零下20度的严寒中冻成坚硬的冰壳 。 连长厉凤堂身负重伤，指导员、副连长和所有排长全部牺牲，全连130多人打到最后只剩下7个满身血污的战士，每个人的弹药都已告罄，连步枪都成了烧火棍 。 郑起是连队的司号员，19岁的年纪放在今天还是个孩子，可他已经从军五年，入朝作战也有三个月 。连长临终前把那支勃朗宁手枪塞到他手里，用最后一口气说“守住阵地”，这句话像烧红的烙铁刻在他心上 。 他看着逼近的英军，那些穿着厚实军装、端着先进步枪的士兵，正一步步缩小包围圈，距离阵地前沿只剩40多米。身边的战友们都上了刺刀，眼神里没有丝毫畏惧，只有与阵地共存亡的决绝 。 “吹号！”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这句话像闪电劈开郑起的思绪。他猛地想起自己的职责，司号员的军号就是战场上的命令，是战士们的精神支柱。他顾不上头上呼啸的子弹，挣扎着从弹坑里站起来，双手紧紧攥住那把伴随他征战的军号，号嘴刚贴上嘴唇，就被冻得生疼。 他深吸一口气，把全身的力气都灌注到这把黄铜军号上，“嘀嘀嗒——嘀嘀嗒——”，冲锋号的旋律突然在阵地上空炸响，清脆而激越，穿透了所有的枪炮声，在山谷间反复回荡 。 奇迹真的发生了！正猫着腰往上冲的英军突然集体愣住，像被施了定身咒般停在原地 。他们面面相觑，脸上写满了惊恐，这支在二战中横扫欧洲的王牌部队，早就被志愿军的冲锋号声吓破了胆——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志愿军的军号是“催命的女巫”，那声音总能让士兵们莫名溃散。 不知是谁带的头，一个英军士兵转身就往山下跑，紧接着，所有英军都像潮水般掉头逃窜，连滚带爬地退到了山下，原本即将形成的合围攻势瞬间土崩瓦解 。 郑起站在阵地最高处，看着敌军溃逃的背影，紧绷的身体终于垮了下来，重重地坐在雪地里。军号从他手中滑落，他才发现自己的嘴唇已经被号嘴冻得发紫，双手因为用力过度而颤抖不止。 身边的战友们也都瘫坐在地上，有人放声大笑，笑着笑着就哭了，泪水在布满烟尘的脸上冲出两道沟壑。他们知道，这不是军号有魔力，而是志愿军的冲锋号早已刻进了敌人的骨头里，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噩梦 。 郑起捡起军号，紧紧抱在怀里。这把军号不仅吓退了敌人，更守住了阵地，为大部队的反击争取了宝贵时间。没过多久，志愿军援军就如泰山压顶般赶到，将英军皇家来复枪团两个连全歼，彻底打通了议政府通往汉城的公路 。当团长李刚和政委任奇智登上阵地时，看见的是7个衣衫被刮成碎片、满脸烟尘却眼神坚定的士兵 。 “谁在这里指挥战斗？”团长声音哽咽地问。郑起“啪”地立正敬礼，大声回答：“报告团长！司号员郑起！”团长和政委再也忍不住，冲上去和7个战士紧紧拥抱在一起，热泪交融 。 战后，郑起荣立特等功，志愿军总部授予他“二级战斗英雄”称号，他还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那把创造奇迹的军号，如今作为解放军辉煌战史的重要见证，静静地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向每一位参观者讲述着那段铁血岁月 。 而郑起所在的7连，也因为这场战斗赢得了“钢七连”的称号，这个名字后来成为中国军队钢铁意志的象征，永远载入了军史 。 郑起后来在部队里继续服役，离休前任39军116师政治部副主任，他把那把军号的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告诉每一个年轻人，军人的勇气和智慧，有时比武器更有力量 。 他常说，那天他不是在吹号，是在和阵地对话，和战友们的灵魂对话，是在向敌人宣告，志愿军的阵地永远攻不破，志愿军的意志永远打不垮 。

周咏南 1943年常德会战，一群日本兵与一名中国军人展开了白刃战。刺刀劈开钢盔，一头长发散落下来，日本兵当场愣住了，这个用大刀砍死5名日本的鬼子的中国军人，竟然是个女人。 日本兵的失神只有一刹那。战场上容不得半点犹豫，周咏南也没给他们反应的时间。她手腕一翻，刀锋斜劈，离她最近的那个日本兵喉头喷血，直挺挺倒下去。剩下三个日军这才惊醒，呀呀吼着重新端起刺刀，可眼神里的凶狠已经掺进了别的东西——那是惊疑，甚至是一丝恐惧。 他们遇到过不要命的中**人，但没见过这样的女人。头发散在硝烟里，脸上混着血和泥，只有眼睛亮得吓人。周咏南左腿疼得发颤，刚才厮杀的劲一松，伤口就扯着神经跳。她咬紧后槽牙，把重心移到右腿，大刀横在身前。 一个矮壮的日本兵率先冲上来，刺刀直捅她心口。周咏南侧身让过，刀背顺势砸在枪身上，震得对方虎口发麻。她没抢攻，反而退后半步，背靠一段炸塌的战壕土坡。不能让他们围住，得借着地形一个个收拾。 另一个日本兵从左侧绕过来，想包抄。周咏南佯装没看见，等刺刀快到腰间了，猛地矮身，大刀自下往上撩。那兵惨叫一声，小腹开了口子，肠子都流了出来。剩下的两个红了眼，并排冲过来。周咏南知道自己没力气硬拼了，她抓起一把土，朝前面那人脸上扬去，趁对方眯眼的瞬间，用尽力气把大刀掷了出去。 刀插进胸膛的闷响听起来很远。最后一个日本兵已经冲到面前，刺刀尖离她脖子不到一尺。周咏南手里没武器了，她下意识抬手去抓枪管，烫手的金属擦破掌心。两人扭在一起，滚进战壕的泥水里。 日本兵比她壮，压在上面，双手死死掐住她脖子。周咏南眼前发黑，手指在泥地里乱抓，碰到一块硬东西——是半截砖。她抓起砖头，狠狠砸在对方太阳穴上。一下，两下，身上的力道松了。她推开瘫软的尸体，趴在壕沟边剧烈咳嗽，每一声都扯着肺疼。 枪炮声从远处一阵阵传来，这里的角落却突然安静得可怕。五具日兵尸体横在周围，硝烟慢慢散开，露出铁灰色的天。周咏南瘫坐着，摸索着从腰间解下绑腿，缠住流血的小腿。手抖得厉害，系了几次才打好结。 “连长！”嘶哑的喊声从后面战壕传来。她回头，看见两个满脸焦黑的女兵连滚带爬奔过来，是班长老田和小兵秀芹。“那边……那边撑住了，鬼子退了一波。”老田喘着粗气说，看到满地尸首和散着头发的连长，喉咙像被堵住，半天才挤出一句：“您受伤了。” 周咏南摆摆手，想站起来，腿一软又坐回去。秀芹赶紧蹲下帮她包扎，手碰到伤口，周咏南额角渗出冷汗，但一声没吭。“还有多少人？”她问。“能动的……不到二十个。”老田声音很低，“王排长没了，李排长重伤抬下去了。” 周咏南闭上眼睛，吸了口充满火药味的空气。“子弹呢？”“每人不到五发了。”“手榴弹？”“还剩箱底七八个。” 她点点头，睁开眼：“把能动的都叫过来，抓紧挖深战壕，鬼子还会上来。”老田犹豫了一下：“连长，您这伤……”“死不了。”周咏南截住她的话，扶着土壁慢慢站起来，“去。” 两个女兵转身跑开。周咏南弯腰捡起那把砍豁了口的大刀，在尸体上擦了擦血，挂回腰间。钢盔没了，她随手把长发挽成髻，用刺刀挑断一截绑腿布，胡乱缠紧。散落的头发容易碍事，也会让敌人分神——刚才的经历证明了后者或许有点用，但她不需要这个。 黄昏前，日军又冲了一次。这次是炮火覆盖后的小股试探。女兵连没放几枪，等敌人靠近了才扔出手榴弹，趁乱用刺刀和工兵铲解决战斗。周咏南没冲在前面，她靠在指挥位，用步枪点了两个鬼子。腿伤让她行动不便，但眼睛和手还稳。 天黑透后，团部传令兵终于爬过交通壕，带来命令：阻击任务完成，半夜向二线阵地转移。传令兵是个半大孩子，看见阵地上大多是女兵，愣了一下。周咏南没理会他的表情，只问：“常德城里怎么样了？” “还在守。”传令兵说完就缩回壕沟走了。 后半夜，残存的女兵互相搀扶着撤出阵地。周咏南最后一个离开，她回头看了一眼月光下的战壕，那里埋着今天战死的姐妹，也有昨天、前天的。没有墓碑，只有翻新的泥土。 走出很远，秀芹小声问：“连长，您说咱们守住了吗？”周咏南望着常德方向，那里火光隐隐。“今天守住了。”她顿了顿，“明天还得守。” 她们沉默地走在夜色里，像一群疲惫的影子。没有人哭，也没有人说话。只有脚步踩过碎砖烂瓦的声响，一下，又一下，稳稳地向前去

谁又能想到呢，打倒军人的不是国外的强敌，而是一段打着骗钱幌子的婚姻。 最近一名退伍军人刚刚脱下军服，都还没放凉，就被自己的老婆骗走了30万彩礼。 在法庭上，女方一边死死咬定两人感情并未破裂，另一边却又声泪俱下的控诉了自己经常遭到家暴，被强迫同房，甚至因此患上了抑郁症。 最终法院只好以情感未破裂为由，暂时驳回了男方的离婚诉求。走投无路的男方家属只能悲愤的租来礼炮车，堵在女方家门口讨要说法。 这看似是一起普通的家庭纠纷，但它背后隐藏着一条令人毛骨悚然的黑色产业链。女方之所以死拖着不离婚，根本不是什么感情，而是在精准计算彩礼时效期。

图1是美国常见的 POW/MIA 纪念车牌。 POW = Prisoner of War（战俘） MIA = Missing in Action（作战中失踪人员） YOU ARE NOT FORGOTTEN，你们没有被遗忘。 这个车牌代表对所有战争中被俘或失踪美国军人的纪念和承诺——尤其是越南战争中仍有下落不明的士兵及其家属。 图2真正的车牌，这是Vermont州的牌子，因为这里森林覆盖率高，也叫Green Mountain State（绿山之州），所以车牌底色纯绿。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笔谈《通向民主之路：军人的角色问题》： 从历史看，军人的许多政变是为了推翻民主或取代旧的统治者，建立民主的事例少得可怜”，在《中国民主季刊》2024年第2期的笔谈中，我曾这样写道。在此，我想先重申这一看法。 反抗的主体应该是民众，而不在别处。不要坐等军事政变，它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但是，军队角色问题之重要，在通向民主的道路上，不只是不可回避的，还必须纳入战略考虑。那么，对于战略规划者而言， 在发起大规模抗议的时候，是积极争取军队背弃独裁者、拒绝开枪镇压民众，还是要更进一步，鼓励、号召、支持军人发动政变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分享几项比较政治学界重要的研究成果： - 在大规模非暴力反抗的情况下，军事政变的机率会显著上升。根据1951-2005年的案例统计，军事政变在民众抗议期间的发生率比平时高大约2-3倍，而且，非暴力反抗要比暴力更可能激发军事政变； - 尽管军事政变在民众抗议期间的发生率会提升，但机率显著低于军方拒绝镇压、中立或站在抗议者一边。在1946-2014年发生的被称为“专制终结游戏”的40个大型抗议中，军队拒绝镇压的有15个，政变只有6个； - 冷战后的军事政变在5年之内举行选举的比例显著高于过去，但多数没能导致高质量的民主，而是建立了“竞争性威权政体”,或不久后回归完全的威权统治；在曾发生军事政变的国家，有相当数量后来又重复发生政变。 这些研究值得给与认真对待。那些将希望寄托在军事政变的人，并没有想过军事政变可能导致的复杂情况。与军人抗命、拒绝镇压不同，军事政变意味着接管政权。从那一刻起，主动权将落于军方。军队将处于国家政治方向掌握者的地位，承担起并不该由自己承担的责任，这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可能会有严重后果。 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军人领导的过渡政府可能会承诺制定新宪法、举行民主选举。它未必会兑现自己的承诺。以“秩序”、“防止国家分裂”、“为民主做准备”等名义无限制延迟甚至取消选举，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如果军方兑现承诺，它“在民主转型过程中仍会作为一个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者行事，在转型期间制定的新宪法中固化——或试图固化——其政策偏好”。它所设定的转型过程可能会力图保证产生有利于自己的宪法，并可能在新宪法中为自己保留实质性政治权力。 或许有必要略举几个例子，以更清楚说明在政变情况下民主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2011年，埃及军方在民众抗议中接管了政权，然后制定宪法、主持选举，2013年又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统。1991 年，马里军人停止了射杀和平抗议者、调转枪口推翻了独裁者，然后在2012、 2020年两次发动政变，中断并最终结束了民主。 1988年，我们的邻国缅甸发生民众抗议，军方发动政变并在不久后开启了选举，但软禁了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领袖昂山素季，而且拒绝接受这个政党接下来压倒性的胜利。另一个邻国泰国的政治现代化最早是1930年代军方通过政变开启的，军队从此在政治中获得了一种特殊地位；这个国家后来政变次数之多，不能不让人惊讶。 1974年，葡萄牙中下级军官的政变，即著名的“康乃馨革命”，不只成功在本国建立了稳定的民主，也揭开了世界范围第三波民主化的序幕，但它的成功是一个并不多见的例外。 最后，我还想提到，非暴力抗争技术中有个重要概念，叫“支撑性力量”（pillars of support）。军队无疑是独裁者最关键的支撑性力量之一。研究发现：非暴力反抗运动如果集中能量直接影响支撑性力量，更有可能促成这些力量背离独裁者，从而提高运动的成功机会。 至于“集中能量直接影响支撑性力量”意味着什么、如何做到，已超出这里的讨论范围，但值得有志于反抗运动的人给予特别关注。 此外，我想提到，非暴力抗争战略也应包括如何应对镇压的计划。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当镇压发生的时候，如何顶住镇压继续抗争，从而使镇压归于无效。不能指望非暴力抗争没有任何伤亡，但应尽量避免1989年那样的大规模流血。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笔谈《通向民主之路：军人的角色问题》： 怎样才能让军队不开枪呢？这取决于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但怎么才能促使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呢？这关系到抗争战略和技巧。 详见本期笔谈。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笔谈《通向民主之路：军人的角色问题》： 苏利利：判断军事政变能否带来自由民主，关键不在于军队是否推翻政府，而在于军队是否受制于一个真正限制权力的宪法秩序。 苏利利认为由军队主导政体存在政治循环，她指的是什么意思？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笔谈《通向民主之路：军人的角色问题》： Gatekeeper Proposition）的探讨：它在面对民众的大规模抗议及反对派的挑战时，选择或拒绝镇压，关系转型成败；军队不可能单独达成民主，但却能决定民主能否建立。至于军队在转型中为何扮演了不同角色，最终态度的取舍，牵涉诸多其内部结构、运作方式，军队文化以及转型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国际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 以1974年被亨廷顿视为第三波民主发端的葡萄牙“康乃馨革命”为例，假如没有那些青年军官们精心策划领导的“武装部队运动”，那场革命是不可能发生也很难最后成功的。但那场运动的产生，则又是与整个二十世纪葡萄牙军人的历史以及当时的情境条件有关的。之前有过的数次军人起义与政变，指向不同，都决定性地影响了葡萄牙的世纪进程。如1910年10月推翻长达八个世纪的君主制建立共和国的革命，就是由里斯本的共和党士兵、水手以及平民发动起义引发的。但后来，激进的改革，各种内外因素，包括政治派别冲突造成政治与经济长期不稳定，又导致1926年的军事政变。此次政变之后建立了所谓的“第二共和”，亦称“民族专政”（Ditadura Nacional）政权，大学经济学老师萨拉查（Antóniode Oliveira Salazar）被执掌军人政权的若热·门德斯·卡贝萨达斯（José Mendes Cabeçadas）将军任命上台，开始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威权统治时代，其中军队一直是政权的最重要支柱。但随着葡萄牙在应对殖民地爆发的民族解放战争中陷入困境，高级军官利益与政治绑定固化，下级军官晋升制度上遭遇不公，军队内部挫败与不平感日增，最终又是军队终结了这个政权。是中下层军官们的选择，以及他们与和社会有极强关连带且厌战的义务兵结盟，带动了军队上层，决定了军队的走向。 以此来引申，探讨未来中国民主转型中军队的可能立场，也需要对军队内部结构，制度运作，包括对不同军人与权力体系的关系和对社会可能采取的态度，以及军队的文化跟传统等等做更细致的分析，这样相关讨论才有意义。例如军队内部高级军官与中低级军官利益同构或冲突的问题，又如现行法律名义上是义务役与志愿役相结合，但事实上以志愿役为主的征兵制对军队构成及立场可能的影响，再如受整体制度及社会环境左右衍生出来屡禁不止（已带有制度化特征）的大规模军队腐败及其后果，还有因军事现代化进展而有所强化的军人职业化趋势对型塑军人的自我认知、社会认知、以及军人的意识形态及政治倾向的作用等等……因各种显见的原因，我们缺乏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的条件，但起码要有意识且努力对每一个问题都尽可能做些细致研究，才不至于在军队与转型这个问题的讨论上陷于“空泛相因”，无的放矢。 以腐败为例：一方面因害怕利益受损，军队尤其是高级军官，对民主变革可能持敌视态度；但另一方面腐败也可能软化军官们固化的意识形态精神结构，这是否有助于将一些权力问题转换成可量化的利益计算呢？至于军队对党和党的领导人的忠诚问题，随着那批在文革期间为躲避去乡村或工厂从事严酷劳动，借助父辈关系进入军队，后成为高级将领的红二代陆续退役，未来民主转型中军队中立的可能性与“六四”期间相比是增加了还是弱化了？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