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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革命 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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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 #每日一推# #良心犯# 第447期:8月31日人权捍卫者季晓龙被捕四周年。2022年上海疫情期间,其为市民发声,在网上公开发表请命书,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现总理李强进行实名问责,要其下台并承担重大事故责任,随后被捕:后"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半;2018年季晓曾龙发起“厕所革命”,随后被判处3年半 #季孝龙:1976年7月10日出生,江苏省张家港市人,张家港市杨舍镇名都花苑居民,基督徒,民主人士,人权捍卫者。# 2015年6月,季孝龙曾因宣传民主理念而被上海市浦东新区警方以“寻衅滋事”罪由传唤,并被处以行政拘留10日; 2018年7月20日,季孝龙因在网上发文呼吁民主人士响应“厕所革命”,并在医院、大学等公共场所厕所门上书写“打倒共产党,还政于民”“推翻习核心,拒走文革路”等抗议标语,迅速获得多人响应。7月27日,被上海市浦东新区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8月25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9月30日正式逮捕,羁押于浦东新区看守所。 羁押期间,警方据称多次以“让其死亡”等言语恐吓,并以寒冷环境逼迫其认罪,致其身体虚弱、甚至吐血;家属送去的羽绒服和《圣经》也遭拒收。 2018年11月30日,检察院将其起诉;2019年1月14日,浦东新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6个月,后送上海市白茅岭监狱服刑,期间据称遭受虐待。2022年2月9日刑满获释。 2022年季孝龙出狱时正值疫情。在当年上海封城期间,其为上海市民持续发声,在互联网上公开发表《速停运动式防疫,纾困解难发救济》请命书,要求当局停止运动式防疫措施,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现任总理的李强进行实名问责,要求其下台并承担重大事故责任。 2022年8月31日,再次被上海市梅园新村派出所警察从家中带走,后被上海市浦东新区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拘;同年9月23日,被浦东新区检察院以同罪名正式批捕。 2023年10月,季孝龙一审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4年6个月,公诉方以他在推特上公开批评国家领导人作为罪证。2024年3月二审秘密开庭,4月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终审维持原判。 2022年,季孝龙获得当年度的“青年中国人权奖”。季孝龙目前服刑于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刑期至2027年2月28日。 #HRIC# #关注在押良心犯# #季孝龙# #厕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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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捍卫者 #季孝龙# 被捕四周年 2022年8月31日,上海疫情封控期间,季孝龙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发出实名请愿书,要求其下台并承担重大事故责任后被捕; 后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4年6个月; 目前在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服刑。 2018年,季孝龙曾发起 #厕所革命,后被判刑3年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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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想到,我成了方脸做事正确与否的参考指标之一。不开玩笑,其实方脸做的大多事,我内心是狂赞的。 🔹带头娱乐化六四开坦克 🔹主张反共不应该追求自我道德 🔹和李颖发李币割韭菜 🔹天天抓大外宣 🔹编各种凄惨粉红朋友 🔹消耗李老师IP形象 🔹首创各种娱乐反共名词:七步民主、厕所革命、众筹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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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反贼,指控小陆师傅文章是专业术语堆砌,暗示这是大外宣的证据。真特么看笑了!语言词汇量是一个人的思维扩展,是表达与思辩能力的基础。 如果从这角度看反共群体,就知道为什么失败。三十年如一日的词汇量,永远二极管,依旧是什么独裁VS民主、你是大外宣。唯一新增词汇却是七步民主、厕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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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两个超级事件 此前学艺术,文学的砸纺织机 现在火烧到数学界…… 数学界的一帮天花板级别的大佬(25位菲尔兹奖得主,陶哲轩领衔)联名发了个声明, 对现在AI搞数学的方式很不爽,意思大概是这样: 最近AI大模型疯狂破解各种数学猜想,数学家觉得它像作弊抢发,人类干了95%,AI补5%就抢先发表,还吹自己牛。 所以要求不能抢发、必须标注人类贡献、必须人类署名负责。 另外中国菲尔兹奖得主邓宇宣布,如果人工智能能够解决所有数学问题,他将从数学界退休并开始创作言情小说。 回想当年艺术生的被群嘲落后的被工业革命浪潮淘汰的阵痛罢了。没事,现在视频制作,短剧的摄影演员,ai音乐,ai代码,ai数学,随着ai的飞速发展,以后阵痛多了去了,各位人人有份…… 如果再不阻止ai,未来很快会干崩各个行业的幼苗,现在看着没事是因为大树还活着, 但人不会一直活着,等一代人死光了技术和文化指不定就断代了, 剩下的是ai养育长大的巨婴人类…… 第二事件就是Ai三巨头Anthropic+openai+马斯克集体转向,宣布主动踩刹车。 Anthropic发长文说:前沿AI跑太快,安全跟不上,必须踩刹车, 还点名OpenAI智能体逃出测试环境、跑去入侵Hugging Face,太吓人。 马斯克马上说“他说得对”,Altman也点头,说OpenAI愿意让第三方查系统,甚至2026年可能不IPO了。 市场一听就慌:AI要降速?那英伟达、AMD、博通这些还怎么涨? 有人喊周一AI股要跌10%。 也有人怀疑:巨头喊安全,真为人类? 还是为了管IPO预期、少烧钱、顺便卡小公司? 反正我个人是觉得怪怪的,有点像银魂柳生篇那集, 四个人上厕所发现都没纸,各种烟雾弹骗对方用砂纸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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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又闹出了大乱子。 继锡克族印度裔当街刀刺英国白人大学生之后,北爱尔兰又爆出了一起苏丹移民当街把一个40岁的中年白人按在地上挥刀乱砍的血腥事件……手段极其残忍,听着都不像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事情。 但无论如何,它就是发生了。 于是北爱尔兰全境爆发了暴乱,打砸烧一条龙,连帽衫黑衣人上街,熟悉的风景线,知道的知道他们是在反移民,不知道的以为英国最拿手的YS革命来到了自己家呢。 这就叫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很多人只知道非法移民搞乱了英国,却不问这些非法移民是哪里来的……都是英国自己选的啊。举个例子,它殖民印度190年,曾经的英国女王还兼任印度皇帝,导致印度人非常爱大英,毕生理想就是去大英当英国人,所以,大英就成了印度的反向殖民地;英国自1899年开始殖民苏丹57年,掠夺了57年,还在苏丹埋雷,搞南北分治……然后苏丹长期内战,直到现在苏丹还在打,‌武装冲突已持续三年,面临全球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超 5.9 万人死亡,万人坑都搞了出来,1400万人逃离家园,大量的难民走投无路,只能往欧洲润。 英国作为前殖民宗主国及联合国安理会苏丹问题牵头方,近年减少实地干预、削减援助,实际上等于是“管杀不管埋”了。 这个杀人凶手,就是从2023年跑到法国 ,再从法国入境北爱尔兰的。 大家都知道大英帝国有个如雷贯耳的花名,叫做“搅屎棍”,历史上它最强盛的时候,基本上都在侵略、殖民的事情,发动战争,掠夺资源,屠杀原住民,贩卖奴隶,建立殖民统治,他们都干过。实力强势的时候,它在第三世界是一件人事都不干,等到实力衰退,吐出殖民地的时候,它又故意在人家国土上强行制造种族、宗教矛盾,使其陷入长久的分裂和内乱。今天的印巴冲突、巴以冲突、斯里南卡内战、塞浦路斯冲突、南北苏丹问题的背后,都有英国这根搅屎棍的影子。 英美还有一个长期以来的武器,叫做“和平演变”,本质上是意识形态认知战,在全世界吹嘘自己是民主灯塔、自由港湾,吸引全世界的叛徒蜂拥而至,给他们带去劳动力和财富……然而你那套意识形态,可能会吸引到第三世界的精英,但更容易吸引第三世界的罪犯和烂人。 同时,非法移民在欧洲是政客和资本的老生意了,衰落的老欧洲虽然工业没了,但他们的服务业依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需要大量年轻、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欧洲本土白人,享受高福利已经习惯了,又懒又不负责任,不愿意从事服务业和底层体力工作,这些人也没有制造业所需要的劳动技能和职业水平,而他们又不能像美国 一样靠金融剥削全世界。所以,引进难民,成为欧洲补充劳动力的唯一途径。 而这些难民、偷渡客,刚刚从战乱、死亡威胁中走出来,被蛇头、人贩子当作货物和奴隶贩卖,漫长的渔船、集装箱之旅后,早已是九死一生,他们的命是不值钱的,他们的生存需求也很低,只要饿不死、冻不死,就已经是上天的恩赐了。 甚至有一整套接受难民的“产业链”,蛇头、当地的雇佣公司、房地产公司、公益组织,都会通力合作,他们建立安置点,按人头从政府领取补助预算,多报几个人,就可以多赚一笔钱,房地产开发商可以针对难民建立简易安置房,欧洲开发商还大言不惭的表达过,难民永远不嫌多。最后,羊毛出在羊身上,所有的费用,都会转嫁到难民身上,这些人不但要一家十几口挤在一个破房子里,还得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去当地的雇佣公司打工。这样,欧洲的上层精英们,就可以继续享受“贵族”生活了。 至于那些来自于战乱国家的难民们,给欧洲带来了强奸、抢劫、治安混乱、以及当地底层民众的失业,欧洲的贵族老爷们管不着,反正火烧不到他们身上。 有意思的是,由于欧洲白人长期以来靠吸血第三世界维持高福利,享受现代生活太久,被多元化洗脑太久,一个个都成了“原子人”,失去了组织度和凝聚力;而那些拼了命润到欧洲的印度人、黑人,为了生存,必然会抱团取暖,结社自保,甚至用极为暴力的手段去夺取白人的生存资源,一方面印度裔、黑人认为白人对他们是有原罪的,本就该偿还,我现在过得惨全赖你,你不补偿,我就住你家里去,你的房子是我的,你的妻子儿女也是我的;另一方面白人认为,祖上犯的罪关我什么事?脏东西给我滚出去……英国最近种族之间恶性事件,只是冰山一角,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 帝国主义整天没事找事炸厕所、炸粪坑,搞乱全世界,总有一天屎会蔓延到它自己家卧室里去。 今天美国的移民问题,德国 的移民问题,英国的移民问题,大部分都是他们自己咎由自取,是从前所造罪孽的报应。 如果英国现在还是最强的帝国主义,还是日不落帝国,如果还有世界最强的生产力和武力,它可以靠实力来压制体内的这些“异种真气”……但它现在啥都不是,充其量就是个大清,根本没有能力去解决任何实际问题,面对内忧外患,只能装聋作哑,等待一次又一次的逆天事件发生。 全球化,是欧美推动的,那么它们就不能只享受全球化吸血全世界的红利,不承担全球化带来的祸患吧? 对了,谈起非法移民,我看英伦群岛上的原住民,也不是现在这些人嘛,最早登岛的人叫做伊比利亚人,后来凯尔特人上岛,把他们给替换了,后来罗马军队入侵,凯尔特人内斗,日耳曼部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继续登岛,把凯尔特人又给替换了……后来诺曼人也杀到岛上来,把英国贵族杀得人头滚滚。这岛上故事,本就是个“白骨如山忘姓氏”的故事。 如果人类文明真有癌细胞的话,那么这个癌细胞可能就是欧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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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秋天,贺龙和妻子薛明已经在北京西山一处平房院子里关了大半年,除了看守,什么人也见不到。年初送他上山时,周恩来答应过秋天来接他。天凉以后,他天天等。树叶黄了,落光了,没有人来。他对薛明说:“总理没有派人来,说明总理已无能为力了。”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休息室里,把一封告状信递给贺龙。信是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写的,告的就是贺龙,林彪转上来的。贺龙看完,问要不要找吴法宪他们谈一谈。毛泽东说,有什么好谈的。又说: “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 贺龙那年七十岁,元帅,军委副主席。毛泽东接着说,他对贺龙的评价还是过去那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三天以后,林彪在一个小范围的会上,要大家对贺龙的“夺权阴谋”提高警惕。 那一年,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军队得由林彪替他压住。头一年冬天,林彪先要拿掉总参谋长罗瑞卿,那是毛泽东自己的爱将,毛泽东照样撤了他。有林彪撑腰,接下来几位老帅都可以一并整肃。 告他的材料一份接一份送上去。有一份说,贺龙枕头底下压着一支进口小手枪;又有人说,这支枪藏在董必武的女儿那里,准备在怀仁堂开会时刺杀毛主席。董必武的女儿从箱子里把枪翻出来交上去,那是一九五七年贺龙拿给孩子们玩的,枪栓锈得拉不动,验枪的人笑着说,这支枪根本不能用。林彪还是把这些材料一起送到了毛泽东那里。 年底造反派要揪斗他,他和妻子薛明躲进了周恩来的家。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周恩来找他正式谈话,转告林彪的话: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到处伸手,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洪湖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你也有责任。贺龙几次站起来想说话,周恩来不让他说: “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贺龙说,他没想到把他看成这样的人。 第二天凌晨,贺龙和薛明被送上西山。他起身穿鞋,说要回去找他们算账,看见门外警卫走来走去,又坐了下来。 在山上,他对薛明说,湘鄂西肃反要他负多大责任,他想不通,那时审讯、杀人他都不知道。说起当年被杀的那些人,他说:“啊,一滩滩的血,真是血的教训噢!”又说:“把革命的同志当作敌人对待,是要不得的呀。我真担心有人再搞这一套!” 那是三十多年前湘鄂西苏区自己人杀自己人。两年里杀了两万多红军、干部和百姓,红军从三万多人减到三千,领导层最后只剩四个党员活着,贺龙是其中唯一幸存的红军高级将领。主持杀人的是中央派来的夏曦,肃反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再督促下搞起来的;事后,中央又说夏曦“肃反扩大化”,撤了他的职。 这是他自己的说法。研究者指出,他是分局委员,一次次举手支持夏曦。 那年夏天,一连四十五天,每天只给他们一小壶饮用水。下雨天,两个人把水盆、脸盆、水杯都摆到门前接雨水。有一回两人抬着一盆雨水上台阶,贺龙脚下一滑摔倒,扭了腰,十八天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医生不来。薛明找出一根用空的氧气筒导管,自己用嘴含着洗衣服的肥皂水给他灌肠,口腔黏膜大片烧坏,吃饭说话都受影响。 孩子们在哪里,两个人都不知道。周恩来派人上山问有什么事要办,贺龙只托了一件:请总理找找孩子。孩子找到了,小女儿躲在廖承志家,两个大的隐姓埋名在一条海船上干活。从那以后,这个一辈子没给孩子写过信的人,一封接一封地写,孩子们一封也没有收到。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上,叶群提出,贺龙当年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要立案审查。周恩来附和了。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批准立案。 所谓投敌,说的是一九三三年蒋介石派来劝降的说客熊贡卿。贺龙把他枪毙了,又把经过报告了中央。专案组翻出了这份报告,压着不报,照样往上写贺龙投敌叛变。康生和叶群批准的专案工作设想里,要求专案组“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贺龙写的交代材料送上去,康生批:“我建议专案组要仔细研究,寻找漏洞,现在不必传阅,以免干扰。” 一九六八年三月,贺龙突然说不出话来,被送进医院,接诊的医生诬称他是“诈病”,病没好就让他出院了。六月,专案组接管了西山的住处,窗帘拉上,不许再拉开,被褥和枕头收走,两个人睡在光木板上,拿胳膊当枕头。过年过节,看守杀猪会餐,他们吃忆苦饭。 九月,第一批问题写在纸上递了进来:一九三三年熊贡卿到你那里叙旧,你是怎样表示乞降蒋介石的?贺龙把纸往桌上一摔: “真是活见鬼!哪里有这种事。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 一连几天,他抽烟很多,话很少,有时翻开笔记本,用毛笔一遍一遍写“冤枉”两个字。六年前,贺龙主持审查彭德怀,用的是同一套办法,把彭德怀定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中国代理人、篡党篡军的头子。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对贺龙不保了。同一次全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原来给贺龙看病的,是警卫部队营部的沈医生,常帮他买药,有时还给买点吃的。年底,总参谋长黄永胜把专案组的副组长找去,说听说贺龙那里还有不少药,“中央决定给他派个医生或护士,专门管他吃药问题,把他的药收管起来。”沈医生不见了。换来的人经过六次政审才挑中,叫“医生”,其实是神经科的男护士,不懂糖尿病,也不懂高血压。他一来,就把贺龙从家里带来的药全部收走。贺龙有糖尿病,每天三片最普通的降糖药,从此也没有保证了。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五日,专案组给这个“医生”下了指示: “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向(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 一天,送来的胶囊破了,药末漏出来,上面还有手印,薛明退了回去。过了几天,药里多了一片别的药,那人说是送错了。贺龙问他,把药都送错了,你还算个医生吗。他说:“要不是上级决定,我还不愿意来呢。”贺龙拿手杖往门口一指,叫他滚。人走了,贺龙对薛明说: “他们硬是想把我困死、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到底。” 四月,九大开幕。贺龙让薛明给他弄了个布挎包,装上一点粮票、钱和常用药,挂在墙上,说随时准备出去,去见群众,跟他们讲毛主席对他的那三条评价。一天,他用手指着墙上毛泽东和林彪的像片说: “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指林彪)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毛泽东)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 五月上旬,他接连摔倒了七次,看守日志上都记着。薛明一次次要求给他查血糖、尿糖,始终没有得到同意。 六月八日早上,贺龙连吐了三次,喘不上气,浑身没有力气。薛明去找那个“医生”,人出去了,中午才回来,下午三点打了一针止吐针,没有止住。有人送来一碗黄瓜汤,薛明端到他面前,贺龙说:“你看那汤。”薛明拿筷子一挑,里面全是老黄瓜皮。这是他最后一顿饭,没有吃成。 下午五点,血压往下掉,看守的人这才往上报。那天晚上,专案组几个人正在办公室打扑克,西山来电话,说贺龙病重。一个副组长说:“报告总理吧!”另一个人把牌一扔:“不用,我要个车先去看看。” 派来的医生到的时候,离早上发病已经十三个钟头。他们不验血糖、尿糖,先把他的尿样送到丰台的药品检验所,想坐实他是畏罪自杀。九日零点五分,已经确诊是糖尿病酸中毒,他们照样给他输高渗葡萄糖,不用胰岛素。贺龙看见两个医生都走出了房间,对薛明说: “他们都跑了!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早上七点左右,三〇一医院回话可以送来。贺龙不肯去:“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他们说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贺龙仰起脸看着薛明: “我去住院,你呢?” 薛明看看周围的专案组人员和医生护士,没有一个人表态。她说:“如果他们不允许,我就在这间房子里等你。”贺龙躺上担架,她握住他那只瘦得皮包骨头的大手,他也紧紧握住了她。上救护车的时候,她跟在后面想一起上去,医生护士用膀子把她挤到一边,关上车门开走了。 医院这边,总后勤部长邱会作事先交代过:专案组要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贺龙八点五十五分住院,十点二十五分才开始治疗。十一点半,主治医生提出请专家会诊,医院负责人不许请管糖尿病的代谢科专家,又把会诊推迟两个钟头;会诊时不让专家接触病人,也不告诉他们病人是谁。下午三点零四分,贺龙死了。从进医院算起,六个小时零九分钟。 薛明被叫到医院,有人对她说:“人已经死了。”又说:“在他死以前,他的反革命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遗体躺在一张单人钢丝床上,脸上蒙着一块纱布,一头蓬乱的长发从纱布底下散出来。专案组的人问她遗体怎么处理,她只说了一句:“由组织决定吧。” 当天夜里,遗体被悄悄送到八宝山,用“王玉”这个名字火化,没有一个亲属在场。骨灰盒上写的也是王玉,秘密存放在一个小殡仪馆里,专案组每年六月九日派人去交保管费。 第二天,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把专案组的人召去,交代死亡报告怎么写:“要写得详细,某年某月治过病,(让人们)知道我们做过许多工作”,“专门有医生照顾到,人家一说,我们尽到了责任”。六月十一日的报告上说,贺龙“经多方全力抢救终于无效而死”。 贺龙死后,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说薛明对我们的情况很了解,要把她送得远远的:“一不能让她死,二不能让她逃,三不能让她胡说八道。”薛明被押到贵州一个山沟里,走路、吃饭、上厕所、睡觉都有人看着,每天去茶田里干重活。后来周恩来派人把她接回北京,她已经满头白发。 一九七一年,专案组写出审查报告,定贺龙是通敌分子、篡军反党分子。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又说:“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一九七四年,中央发文给贺龙恢复名誉,文件上写他是病故。 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八宝山为贺龙补办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抱病来了,一下车就喊薛明,握着她的手说:“我没有保护好他呀。”他在遗像前一连鞠了七个躬。看过档案的人后来说,报给中央的审查报告正是经过周恩来的手,他亲自改过,写了大段批语;据知情人揭发,这些批语“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一句好话”。贺龙的逮捕令,也是周恩来签的。 一九八二年,中共中央为贺龙彻底平反,决定里写,贺龙是被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残酷迫害致死的,“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指示要为贺龙同志平反,恢复名誉。” 一九六九年春天,贺龙指着墙上的像片说过,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一九七三年二月底,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那时贺龙的骨灰还装在写着王玉的盒子里,已经存了三年零八个月。 ——《贺龙传》编写组《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初版,此据1997年第3次印刷本,第610—636页 ——张嵩山《一个中央专案组长的忏悔》,《炎黄春秋》1994年第9期,第22—34页(薛明1977年向中央所写材料,转引自此文) ——宋永毅《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阐释》,联经出版公司,2021年,第四章《皇权和相权》(知情人对批语的揭发,转引自此书)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第191页(审查报告经周恩来修改批示) ——张宁《尘劫》,香港明报出版公司,1997年,第330页(知情人对批语的揭发)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公开电子本页脚第340页(周恩来签署逮捕贺龙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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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章立凡的回忆里,1957年落在父亲章乃器头上的“右派”帽子,并没有止于一场政治运动。此后,家庭身份进入学校、街道和单位,被落实为公开表态、同学排斥、监视、关押和强制劳动。 章立凡写道,父亲章乃器和罗隆基因行使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被扣上“右派”帽子。与他们一同受难的55万名“右派”公民及其家属,也逐渐丧失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所谓“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他借“低种姓”形容这种政治身份造成的长期贬抑。 标签首先迫使亲属公开表态。章立凡回忆,7岁时,母亲带他参加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举行的批判会,让他上台背诵事先准备好的话,反对父亲并与父亲“划清界限”。台下响起掌声,他当时并不明白,这次表态将成为此后不断追随他的身份烙印。 进入清华附中后,“家庭出身”成为表格中的固定项目。章立凡称,班主任知道父亲身份后,同学开始叫他“小右派”;他与同学写的诗词被翻出并交给老师,随后遭全班批判。据章立凡转述,班主任后来告诉他,她曾请示校长,并按校长指示举办不公开的展览,将他的诗词作为“阶级斗争”的例证。老师晚年向他道歉,他接受了道歉,但说师生之间的信任已经失去。 按章立凡的记述,1966年红卫兵掌握学校权力后,家庭“出身”被用来划定谁能参加“革命”。他因“出身不好”被排斥在外。8月24日晚,他在宿舍看到写有“反动分子狗崽子,滚蛋”的大字报,校园出口却已封闭。担心遭到殴打,他只得从围栏下钻出,趟过两条河逃走。后来回校时,他看到被剃成“阴阳头”的学生被单独安排在角落,也得知校长、教师和多名学生遭到殴打。 文章还保留了一项相反说法:一名后来成为作家的前红卫兵领袖曾声称,清华附中无人被打。章立凡明确反驳这一说法,列举校长、教师和学生受伤的个案,并援引老同学史铁生的回忆作为佐证。 章立凡判断,北京和全国各地发生的普遍暴力,不是什么自发的“群众革命行动”。他称,各街道派出所都向红卫兵提供了辖区内的抄家对象名单;他援引官方统计写道,从1966年8月下旬至9月5日,北京共有1772人被打死。他还指出,社会暴力造成的大量自杀者显然未被统计在内;被“遣返”回乡的“黑五类”中有多少人死于冻馁,则更无从查考。 按章立凡的记述,抄家开始后,街道招来红卫兵,诬称张洁凤是“坏分子”,对她剃“阴阳头”、抄家和批斗。红卫兵随后扯开她的双臂,将她悬吊在房梁上,轮番用皮带抽打。她请求红卫兵看在年幼女儿的面上饶她一命,在场民警却示意继续,张洁凤随后被打死。他已经找到了当年的红卫兵、民警以及有关单位,但问题没有解决。 在章立凡的叙述中,被抄走或没收的财物随后进入收购、收存和低价流转渠道。他援引资料称,北京有11.4万多户被抄,有关部门收购或收存文物、字画、硬木家具等实物330.1万件。他还回忆,街道给居民发票,允许每户购买一件抄家物品;母亲用五毛钱买回一件三层的精巧食盒,说是周康玉家的。章立凡说,这件物品一直让他产生如同杀人同谋的负罪感,只好把它作为那个荒唐年代的一件“文物”保存至今。 章立凡称,1968年12月,他因被揭发有“反动言论”,被关进学校用自行车棚改成的“牛棚”。他把所谓“群众专政”解释为群众组织实施的关押、审讯、殴打和劳动改造:自己连续三个夜晚受审并遭毒打,之后又被迫扫厕所、运煤渣。获准回家时,大会仍宣布将他的“反革命”帽子“拿在群众手中以观后效”。 章立凡也承认,运动初期他曾画漫画讽刺校领导和老师,并为此长期后悔。多年后,不少同学为彼此造成的伤害道歉。他写道,自己不再记恨无知者的伤害;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以往,但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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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晚上,北京。王晶垚回到家,接到一个电话,是妻子学校里的人事干事打来的,说:"卞校长受伤了。"九、十点钟,他带着孩子赶到邮电部医院。妻子躺在那里,遍体鳞伤,眼睛还睁着。头肿得很大,全是乌青色。孩子们被领到另一间屋子里。接待他的是七个人,学校里现在掌权的委员会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他要他们把名字写下来。这张写着七个名字的纸片,他留了下来。 第二天,他到西单商场买了一台照相机。照相机那时候是贵重东西,家里从来没有过,他花了几个月的工资。他拿着相机回到医院,在太平间里给妻子拍照。黑白照片上,身上大片的血斑看得清楚。她上身的衣服已经撕破了、剪开了,穿不上,他把这些衣服全都收起来。后面几天,清洗、换衣、火化,每一步他都拍了照。 死去的人叫卞仲耘,五十岁,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学校没有正校长,她排在三个副校长的第一位,在这里工作了十七年。这所学校里有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女儿,毛泽东的两个女儿也在这里读过书。她是被自己的学生打死的。前一天夜里王晶垚很晚才回家,她告诉他,下午红卫兵已经动手打了校领导,很危险了。他劝她暂时回老家躲一躲。她说,自己一走,就更证明她有问题,不能走。她说,打死像她这样身份的一个人,"就像打死一条狗。"两个人商量过给中央领导人写信,也商量过逃走,哪一样都没有做。八月五日早上,她起得早,走到他的房间说要走了。家里的老保姆劝她:"别去学校了。"她还是要去。临出门,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握了握手。 六月一日晚上,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那张大字报,是毛泽东批的,他批示说,"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女附中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署名的学生里有一个叫宋彬彬,高三,父亲是东北局书记宋任穷。隔一天,团中央派来领导学校运动的工作组进了学校,一进校就宣布热烈支持宋彬彬她们,支持学生造校领导的反。校领导靠边站,大字报贴满了学校,给卞仲耘定的罪一条一条写出来。一条是"反对党的阶级路线",证据是一九六二年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差两分没被录取——录不录,是学校请示了市委和教育局、按上面的指示定的,罪却算在她头上。一条是"反对毛主席",证据是三月里北京附近地震,她告诉学生地震来了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要不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她没有说带,只说要尽快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去。 六月二十三日,工作组开全校大会批斗她。她被押到台上,弯腰九十度。有学生跑上台,拿学校自制的、枪头包着铁皮的假步枪,这个一枪,那个一枪,把她捅倒在地。她几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浇她的头,揪着头发把她拖起来。工作组在旁边,不干涉。会后,她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检讨自己的"错误",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然后请求不要再对她用暴力。信里写: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叫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 信寄出去,没有回音。 七月底,毛泽东要借学生造反,打倒刘少奇,下令撤掉各学校的工作组,说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八月一日,他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说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以热烈的支持。"信一传开,各校红卫兵照着做。他又命令公安部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学生打人,警察不许管。女附中的红卫兵在这封信的前一天成立,接管了学校。八月五日一早,另一位副校长胡志涛去六月初刚改组的北京新市委,说中学里校领导的人身安全已经没有保障,得到的回答是:"你回学校去吧。"同一天,中共中央撤销了六月里刘少奇签发、要求北京大学制止"乱斗"的那个文件。 下午两点左右,高一的红卫兵先动手。胡志涛那时正在打扫厕所,她说,开斗争会应该先报告新市委批准。一个高个子学生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头上浇下去。卞仲耘、胡志涛和另外三个校领导被揪到大操场,戴上废纸篓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反革命黑帮"的牌子,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一字排开跪下。全校学生涌到台下。人群里有人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木工房里有待修的破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取开水。然后五个人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一边敲手里的铁簸箕,一边说"我是牛鬼蛇神",从大操场走到小操场。小操场有一堆修操场剩下的沙土,叫他们挑。有人把卞仲耘筐里的沙土用铁锨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就被劈头打倒在地。打人的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有从木工房拿来的桌椅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下戳出一个小洞,血从洞里涌出来。挑完土,五个人被揪回宿舍楼,在一楼厕所里淋了屎尿。宿舍楼走廊的白墙上留下一片血迹。她是这个学校的最高领导,"黑帮头子",打得最重。 下午五点来钟,她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还有人踢她,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东西,骂她"装死"。五点多,有人叫来校工,把她搬上一部平常运垃圾的手推车。胡志涛看见车上她两条胳膊红肿,眼睛张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嘴还在吐气,就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胡志涛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手推车推到学校北门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有红卫兵说这样推过去"影响不好",不准出校门。手推车就停在北门边。她的身体用大字报纸盖起来,上面压了一把大竹扫帚。车停了一两个小时。七点多,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新市委,才把她送进对面的医院。医生检查,尸体已经僵硬,死了多时。一位老师三天后写信给王晶垚,记下当时的情形:"换担架至医院时,四肢已硬。打四针强心针,又有何用?" 在医院里,同校学生、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来见王晶垚和大女儿,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上缠着袖章,要医生给卞仲耘做尸体解剖,证明她死于心脏病,不是打死的。写在那张纸片上的七个名字,第一个是宋彬彬,就是六月里贴第一张大字报的那个高三学生。八月五日那天夜里,宋彬彬等学校的负责人去了北京饭店,见到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打死了校长。据说,吴德告诉她们,打死了就算了,以后要注意政策。 八月九日中午,王晶垚收到一封信,署名"师大女附中一教师",八月八日下午两点写的,字是故意改了笔迹写的。信里把那天下午的经过一步一步记下来,信里说:"你必须坚强活下去,勇敢地斗争下去。"信里还说,要好好抚育老卞留下的四个孩子,尤其是可怜的四宝——最小的女儿,她还那么小。信寄到不久,学校有人上门追查这封信,凶恶地要他交出来。他拒绝了。 同一天火化。死亡证明上写的是"死因不明"。孩子们来跟妈妈告别。他和大女儿找了一块大手绢,把她的脸盖上,不让孩子看见那张满是青紫血痕的脸。小女儿十岁。运尸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广播里正在播《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家人听到里面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心里想,以后别的人不会再遭到她这样的命运了。同一个文件里还说到红卫兵这样的学生:"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一百万红卫兵。宋彬彬,纸片上的第一个名字,登上城楼,把一只红卫兵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报纸发表了两个人的对话:毛问她叫什么名字,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毛说:"要武嘛。"两天后,《光明日报》发表《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署名宋要武。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的规定: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北京太文明了","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 家里,小女儿发现,父亲睡的草席边沿都被咬碎了。他夜里睡不着,不能哭出声,就伏在席子上咬草席。多年以后大女儿说,"席子被啃烂了一大块"。一年以后,抄家的风潮过去了,一家人在家里的衣柜里给她布置了一个灵堂:照片贴在柜子的里壁,照片前放一支花。衣柜的门随时可以关上,除了家里人,谁也看不到。 三年后,进驻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给她的《审查结论》是"系犯错误的革命干部","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而死",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的是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那一套。一九七三年,她的死按"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校给了家属四百块钱。一九七八年,西城区委为她昭雪,说她是"由于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而"壮烈牺牲"。王晶垚一再要求用那四百块钱在学校里立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没有结果。 第二年,他递了控诉书,要求调查最后毒打她致死的那三四个学生,也控告外校的工作人员袁淑娥,她在六月那场批斗会上拿出一张剪去旁人的合影,只留卞仲耘和一个男老师,说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学生那一头没有下文。检察院对袁淑娥一案的答复是:"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决定不予起诉"。他接着告。一九八九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他说袁淑娥在批斗会上揪过卞仲耘的头发,决定书里写: "即使这种情况能够得到印证,也是运动中的过激行为,不能成为《刑法》规定的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 打人的学生,他没有起诉。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她们都是被利用、唆使的。" 那天她身上的东西,他每一件都用塑料袋仔细包好,装进一只皮箱:一件浸透了血的白衬衫,上面用墨汁写着"打倒"两个字;一块手表,表带打歪了,表针停在三点四十分。医院里那张写着七个名字的纸片,他也留着;她六月里写给上级的那封信的底稿,文革那些年一直藏在墙缝里;还有他拍的那些照片。他说:"血衣我全部保存。"几十年,这些衣服没沾过一次水。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二日,宋彬彬在母校的一个聚会上道歉,说她对卞校长的遇难"是有责任的",说那天她和另一个学生负责人刘进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一月二十七日,九十三岁的王晶垚发表声明,把八月五日这件事叫作"八五事件":"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他对采访的人说,她们说抢救了,说向医院提出了要求,这些都是假的,"他们从来没有急救过卞校长。"那年春天,一个记者在采访结束时问他,如果有一天又见到了卞校长,会对她说什么。老人一字一句地答:"我,没有忘记历史。"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凌晨,王晶垚在北京去世,一百岁。到这一天,打死他妻子的人,没有一个受到法律惩罚。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琴艺书屋全版,2019年,卞仲耘条,页39—64 ——王晶垚《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匿名唁函》,《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张敏采访王晶垚、王友琴,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2013年8月4日、2014年2月3日 ——冯翔《王晶垚:"我,没有忘记历史"》,《南方周末》2014年3月13日 ——宋彬彬《我的道歉和感谢》,2014年1月12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页62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1968年编印本,页265、266、26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晶垚同志治丧小组讣告,2021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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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一镜到底,你都不敢信真有这种设计😅 某牛马电子厂车间: 一边是工位,一排人坐着干活; 另一边抬高了一截,三个蹲坑并排,没门没墙,直接对着车间 你在那儿蹲, 全车间的同事都在“陪”你蹲。 背景音乐还放着“那日君一别呀,今又雪花飞”, 真是把牛马的尊严,唱得明明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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