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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接纳移民发达国家,获得巨大经济收益】 美国Giovanni Peri(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等学者撰写的一篇论文指出,在过去35年中,大规模接纳移民的发达国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该论文将于下周在European Central Bank(ECB)于葡萄牙辛特拉举行的会议上进行介绍。 论文还认为,许多发达国家目前仍有进一步吸纳移民劳动力的空间。 近年来,围绕移民问题的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升温。背景是主张反移民政策的极右翼政党,将移民问题提升为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 论文对OECD成员国进行了调查,分析认为,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极有可能因移民流入而得到显著提升。 论文指出: “在大量移民流入期间及之后,移民接收国的劳动生产率均出现了明显增长。” 此外,研究认为,与一些政治宣传所描绘的形象相反,大多数移民实际上拥有较高的职业技能。 数据显示,流入OECD成员国的域外移民人数已从1990年的约2500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约1亿人。与此同时,许多发达国家本国(不包括移民)的常住人口已开始减少。 论文作者指出: 如果一个国家新增的移民数量相当于其总人口的1%,那么: 在5年内,可使人均GDP(按每名劳动者计算)提高约1.2%; 在10年内,可提高约1.9%。 这种效果在欧盟国家尤为明显。 自2015年以来,欧盟本土人口(不含移民)持续下降,而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后,人口减少速度进一步加快。 论文认为,在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1990年至2024年期间,人均经济增长中最多约三分之一可能是由移民带来的。 以西班牙为例: 1990年至2024年间,成年人口中移民所占比例提高了15个百分点。 这一变化可能使西班牙劳动者人均GDP提高了28%。 而同期西班牙实际的人均GDP增长约为75%,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增长中约三分之一可以归因于移民流入。 论文最后指出,随着移民数量增加,移民带来的经济收益并不会递减。 长期大量接纳移民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经验表明,这些国家仍有能力继续吸纳更多劳动力,而不会牺牲劳动生产率和投资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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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日(9月5日),德国东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将举行州议会选举。德国选择党(AfD)有望获得绝对多数席位。该党宣布,如果能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执政,将实现政治“大转折”。该党谋求单独执政,并希望由其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出任州长。该州德国选择党组织已被德国安全部门认定为“确凿的右翼极端主义组织”。在其执政纲领中,德国选择党提出了一系列深远的改革措施。 大幅收紧难民政策 “即刻驱逐!”这是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若赢得选举后的核心承诺。该党在竞选纲领中明确表示,其目标是“尽可能多地”驱逐非法移民。 在难民政策方面,德国选择党宣布将进行全方位收紧:加强驱逐拘留力度,要求对寻求庇护者实行强制劳动,并取消所有用于促进移民融入社会的资金。该党将国家支持的援助项目称为“庇护产业”。此外,它还希望将没有德国永久居留权的儿童和青少年排除在主流学校之外。为协调该州的难民政策,州政府将设立一个“再移民专项协调办公室”。“再移民(Remigration)”曾被选为年度恶词,评审团认为,该词被极右翼势力利用,用来美化其对移民进行强制遣返和大规模驱逐的要求。 德国选择党州政府究竟能够实施上述哪些措施,目前尚存争议。例如,为难民设立特殊班级可能违反国际法和欧洲法的相关规定。而关于谁可以被驱逐、谁不能被驱逐,这项权限属于联邦政府,而非单个联邦州。 反移民纲领 德国选择党反对移民进入德国。在其执政纲领中,该党要求在移民政策上实现“180度大转折”。因此,其明确目标是减少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移民人数。然而,该州多年来一直面临严重的专业人才短缺问题,尤其是在医疗护理和养老护理领域。 德国选择党希望通过吸引移居海外的德国专业人才回国,缓解专业人才短缺问题。为此,该党打算推出一项“回国计划”:提供所谓的“回国奖金”作为激励措施,并在寻找住房和幼儿园名额方面提供支持,所有这些措施仅面向从国外返回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家庭。德国选择党预计会有多少回国人员以及计划为“回国计划”拨付多少资金,目前尚不清楚。 三十多年来,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一直深受人口外流影响:自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该州的人口萎缩幅度在所有联邦州中最为严重。知名经济学家、哈雷莱布尼茨经济研究所所长赖恩特·格罗普(Reint Gropp)警告称,如果德国选择党执政,专业人才短缺问题将进一步恶化:“尤其是高素质专业人才是有其他选择的。如果他们觉得自己不受欢迎,或者担心遭到敌视,他们就会选择其他地区。”他在接受德国《世界报》采访时如是表示。 详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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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真正完犊子的,可能还不是经济方面。经济问题有的时候很容易变成表面上那个最突出的矛盾。但是,在经济背后,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往往会被眼前的这些矛盾所掩盖。 经济不好,还能靠政策挪一挪。钱紧了省着花,税变了调一调,工厂慢了补点补贴。可人口这事不跟你商量,今天不生,二十年後就没年轻人干活。 欧盟统计局的数摆着:2024年欧盟人口破4.5亿,但出生356万、死亡482万,自然少了126万。多出来那点人,基本是靠外来移民补上的。 本地人为啥不爱生?说白了就是日子贵。房子贵、带孩子贵、读书看病都贵,年轻人自己还没稳住,就不敢要小孩。欧盟总和生育率长期在1.38左右,离「每对夫妻生2.1个能稳住人口」差得远。 论语讲,不患寡而患不均。可这儿不是分多分少,是没人接着干活。 法国最典型。二战後缺工人,就从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这些前殖民地招劳工。开始是单人去挖矿、进厂,後来搞「家庭团聚」,一家老小都接过来,第二代第三代就生在法国了。 穆斯林移民群体年纪轻、生育率高些。皮尤早年的数:穆斯林女性平均生2.6个,非穆斯林1.6个。 这不是啥秘密,也不是「阴谋」,就是现实差距。 老子讲,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可这儿连「不怕死」都不用,日子自己往前走,等你看清,结构已经变了。 移民进来能补工人缺口,可也带出新麻烦:住处挤、饭碗抢、学校紧、文化不合,法国郊区那些移民聚居带就是老问题。 欧洲现在右翼抬头、反移民情绪上来,也是从这来的。 网友说「还账」,话粗但有道理。当年殖民挣过一波,後来又要人干活又没真让人融进去,两笔账搁一块了。 过日子一个理。你家铺子缺人手,邻村人来帮忙,开头挺好;可规矩不立、房子不分、孩子上学不管,过二十年两家准闹。不是人来错了,是主家早没想好。 欧洲这局,经济是皮外伤,人口是骨头里的病。钱能调,人生不出来就是真没接班人。往後几十年,劳动力一年比一年紧,养老金一年比一年沉,这事儿不是喊两句能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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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华裔和越南裔政治立场对比】在美国,越南裔的政治立场比较一致,华裔则被出身、与母国的关系和美国国内议题几头拉扯。两边都不是铁板一块,但复杂程度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Pew Research Center 2022 至 2023 年对亚裔登记选民的调查显示,越南裔是主要亚裔群体里唯一明显偏共和党的:约 51% 认同或倾向共和党,42% 倾向民主党。华裔是 56% 民主党、39% 共和党。印度裔、菲律宾裔、韩裔大约三分之二偏民主党,华裔内部的分裂比他们大,不过整体仍偏民主党。造成这个差距的不是性格,是移民史。 先说越南裔。核心人群是 1975 年西贡陷落后的难民,加上 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的船民。他们逃离的,是一个打赢内战之后用再教育营和政治清洗收拾失败者的共产党政权。反共对他们不是后来贴上的标签,而是共同的起点:有人的家人死在海上或营地里,有人的财产被没收,所有人都回不去。 这段记忆还和美国政党连在了一起。很多人记得共和党执政时期的难民安置,记得里根时代的反共话语,再加上橙县小西贡、休斯敦、北弗吉尼亚的教会、退伍军人团体和越语媒体几十年的反复强化,老一代的默认立场就很清楚了:国内政策可以吵,对共产党政权不能手软。年轻一代正在往中间和民主党挪,近年的调查里认同共和党的比例也在下降,但反共的底色还在,没有被经济移民的逻辑冲淡。 华裔就非常的复杂。他们不是同一批人从同一个政权手里出来的。按普查口径,华裔大约 500 万人,里面叠着好几层彼此对不上的经历。 大陆移民是近几十年的主体,多数是留学生、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和家庭团聚,没有哪一波是单一的难民潮。他们对中共的态度跨度很大:有强烈敌视的,比如六四一代和部分近年离境的人;有务实中立的;也有仍然觉得祖国强大、值得维护的。台湾裔在 Pew 的分类里通常单列,政治经验和大陆移民不同,对北京更警惕,但在美国国内议题上不会自动站到共和党一边。香港移民,尤其是 2019 年之后来的那一批,反共立场很明确,只是人数少。东南亚华侨又是另一段历史,有的人本身就是逃离共产政权或排华浪潮的。 时间把这个群体又撕了一遍。十九世纪的劳工后裔,1949 年前后跟着国民党出来的人,1965 年移民法之后的专业人士,改革开放后留下来的留学生,2000 年代以后的投资和技术移民,各自形成政治观的年代完全不同。越南裔的政治身份基本是被一场败仗定型的,华裔没有这样一场共同的失败。 和母国的关系也不一样。离开南越的时候,政权已经赢了,回头的路基本断了。离开中国的人,家人、生意、信息环境往往还连着。同一批 Pew 调查里,华裔对中国有好感的约 41%,高于其他亚裔看中国的 14%,但低于多数亚裔看自己祖籍国的比例。移民比美国出生的华裔更正面,大约 45% 对 25%。对台湾有好感的约 62%,比对中国还高。家人还在国内,微信是日常信息源,统战和反统战同时在社区里活动,“对北京什么态度”于是变成了内部的裂缝,而不是社区共识。越南裔社区里,反共长期接近共识;华裔社区里,亲北京的侨团和异议人士、法轮功、香港人、台湾人公开对立。 美国国内议题又切了一刀。在大学录取里反对把种族当考量因素,华裔里的声音特别大,这把一部分人推向了共和党;治安、税收、小生意也有同样的作用。但华裔高度集中在沿海城市和专业阶层,移民政策、枪支、堕胎又把很多人留在民主党。结果是同一个人可能对华政策很鹰派,国内选举却投民主党,也可能反过来。 所以对比其实很直接。越南裔的政治底色是逃离一个已经赢了的共产党政权,社区用几十年把这件事磨成了相对稳定的立场。华裔的底色是好几套政权下的不同经历,加上持续的跨国联系,再加上美国国内教育和治安议题的拉扯,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不是华裔更懂政治,而是他们根本不是一个政治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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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從先知穆罕默德在七世紀創立以來,就是一直在向外擴張,但基督教也是這樣,沒有奇怪。有這麼一說,佛教在東南亞形成了一個盾,擋住了伊斯蘭往東亞傳播的路,從這個角度來說,東亞文明受到了佛教的庇護,你可以想像如果今天的東亞國家都成了穆斯林王國,東亞還能有今天的繁榮嗎?寫到這裡,大概有人要罵我「恐伊斯蘭」、充滿了自大與偏見了吧,但我覺得世人恐伊斯蘭的程度還不夠,因為伊斯蘭並沒有宗教改革,伊斯蘭沒有歐洲十六、七世紀的理性啟蒙對基督教的反思,所以伊斯蘭還處在中世紀的黑暗時代,伊斯蘭嚴重阻止信徒、非信徒成為自由人,所以只要伊斯蘭還持續地要穆斯林殺異教徒、不准女人不戴頭巾,我就要「恐伊斯蘭」,我就要反對穆斯林無限制的移民到任何國家。 就算有佛教這麼強的盾,東南亞還是極大程度地伊斯蘭化,東南亞的伊斯蘭化歷史,要作為今天限制穆斯林移民政策的重要參考依據。如果去峇厘島觀光,你會看到處處都是印度教的寺廟,印度教和佛教在印尼歷史悠久,這本來也該是印度尼西亞群島的模樣,但為什麼後來就改信了伊斯蘭?在讀台灣史的時候,我們知道,十七世紀的荷蘭已經靠著東印度公司,殖民了印尼群島,鄭成功就是把荷蘭人趕回了爪哇的巴達維亞總部,那時的印尼已經是遍地穆斯林,但三寶太監在十五世紀初下西洋到爪哇的時候,爪哇還有個印度教/佛教的帝國,叫滿者伯夷。從鄭和首次出航的1405年,到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的1602年,兩百年間,伊斯蘭就完全征服了印尼,不靠武力征服,只靠著貿易和分裂的政治局勢,印尼就這樣一步一步地伊斯蘭化。 伊斯蘭最早到東南亞的地方是蘇門答臘,因為就在印度洋邊上,貿易風吹來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在宋元時期就到了泉州,海上絲路中間當然要有據點,中南半島和印尼群島就是這個中間點。穆斯林商人不相信異教徒,所以為了貿易的利益,東南亞出現了改信伊斯蘭的土著。蘇門答臘有個王子,叫拜里米蘇拉,他本來也控有新加坡,但滿者伯夷帝國把他打敗趕走,拜里米蘇拉逃到馬六甲,改信伊斯蘭,在馬六甲成立了東南亞第一個伊斯蘭蘇丹王國,隨著鄭和下西洋宣揚國威,馬六甲王國稱臣於中國皇帝,取得了阿拉伯人和中國人兩邊的信任,馬六甲順勢拿走原來爪哇香料交易的中心位置,並且成為散播伊斯蘭的中心。隨著滿者伯夷帝國勢力衰退,鄭和之後的明朝轉向面對北方敵人,印尼群島失去主導的勢力,於是就一個島一個島轉信伊斯蘭,誰要和錢開玩笑呢?在宗教教義上來說,也許伊斯蘭比印度教讓人更容易接受也不一定,但我不是這方面專家,沒辦法評論。 鄭和後的南洋,最後取得主導權的當然是大航海時代的西方的帝國主義,但不管是葡萄牙人也好,英國東印度公司也好,荷蘭東印度公司也好,他們一開始的目的都是商業,而不是政治,伊斯蘭在他們眼皮底下擴張,說不定還利於他們的統治,因此這十五、六世紀的兩百年,伊斯蘭要拿下整個印尼,也不是很困難的事。國際左派現在熱情擁抱巴勒斯坦,反猶成了左派的新信仰,連帶著開大門接納穆斯林移民,這是一個類似印尼在十五、六世紀的情況,政治分裂,而人漸漸失去傳統信仰,高度組織化的伊斯蘭取得機會影響這些文化開放的地方,甚至變成安撫人心的力量,等到他們在移入國佔據了相當的人口比例,舊有文化被洗掉的機會相當大。底特律現在是美國最大的穆斯林聚集地,底特律所在的密西根州的民主黨,剛剛選出一個穆斯林要競選年底的聯邦參議員,這傢伙是公開宣稱美國人碰到九一一,是應得的報應。我不知道正常的美國人,怎麼可能接受這種言論,怎麼可能看著國家伊斯蘭化而無動於衷。民主黨為了利益,就像印尼人一樣,慢慢把自己變成穆斯林,但這不是我們要的美國,我們要積極對抗這個反動的宗教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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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图说话,脊背不要发凉! 首先我跟唐元隽以及那些支持他的人都没有私人恩怨! 当然那个法庭上所谓的36个受害者,利绝大部分也不是我信任的人,但是我仍然支持他们以此理由获得美国政治庇护,这也算唐元隽为所谓的民运做的最后一件善事! 到目前为止,我在纽约,在法拉盛在全世界,并不欠任何人的钱! 更没有什么爱恨情仇! 我跟唐元隽及其背后的势力的死生之争,仅限于对中共的态度! 我主张革命推翻中共,重新打造中国的政治体制框架! 而以唐元隽为代表的一伙人,却对中共爱护有加,忽悠中共会改良,并拿二十世纪几个外国人在原有民主制度基础上进行的进一步扩大民权的运动的人,对中共的迫害者进行逆向洗脑! 其实大家理念不同,各说各话也无所谓,关键是他们一伙长期极端抹黑诋毁革命,当然这个跟中共整体战略布局,理论宣传有关系! 虽然今天他逃脱了牢狱之灾,并不等于他不是中共代理人,尽管昨天法庭上法官也不经意蹦出了特务这个词,尽管这个词在中国人群口里搞笑成分大于实际情况! 以唐元隽为代表的很多人,始终代表着中共的最根本利益,这是铁定的事实! 既然你们号称反共,当然第一时间就要反对代表中共利益的唐元隽及其支持者和保护者们,这个是一条绝对的分界线,任何时候那些替唐元隽忽悠美国政府的人都不会成为我的朋友和同道! 即使有少数投机分子小鬼上不得台面的在预知结果或者得到结果后,立即短小贴文或者长篇大论向唐元隽及其背后势力递交投名状的,都是不配在反共反独裁的大是大非上有公信力的,因为他们的底色已经暴漏无遗! 我们等待的注定不会每次都是朝霞每次都是艳阳,或许还有阴雨和落日! 我们只要静静地欣赏他们的沉没,这并非阿Q,只不过上敬畏自然之后的些许无奈! 这是我们的根本分歧,也就上升到了生死之战,当然这个跟我对战的绝不是唐元隽一人,背后有哪些,公众又不是傻子! 当然一方面是美国移民政策本身在收紧,另一方面跟他们的掌门人也有关系! 你可以把一般人当傻子,作为一边号称好民运带人上街喊口号,帮忙出证明说跟他混的回去会被中共迫害,一边又跟法官上书请求宽判中共代理人,这些当然合法,可是却不合理,别把所有人都当傻子,再重复一遍,所以某绿卡批发工厂,今年已到第四季度,可谓业绩惨谈!整个一年乐观估计总产量应该不会超过十张! 这就是两边通吃的代价,牺牲的是那些交了钱的被薅羊毛的追随者! 人在做天在看,美国移民法官大抵也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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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一个民主国家元首的角度来看川普总统,他无疑是不合格的,但如果从一个帝国守门人的角度来看他,那他做的其实不错:限制并驱逐非法移民,反DEI、反性别认同政策,军事扩张和拿下格陵兰,退出全球化。。。。。一个帝国想要维持下去,不就是对外无风险的扩张,对内依旧确定主体民族的支柱地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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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在德國薩克森-安哈特州(Sachsen-Anhalt)的大選中,被該州憲法保衛局(BfV)認定為右翼極端組織的AfD贏得43.8%的選票,名列第一。若成功組閣,這將是自德國主流政黨搭建不與極右翼合作的「防火牆」以來,極右翼政黨第一次叩響州政府的大門。 然而,AfD在13年前成立之初,初創成員多為對德國政府在歐元危機中採取的無限期救助政策感到強烈不滿的保守派學者、自由市場經濟學家,自我定位為「溫和的歐洲懷疑論者」。但隨著難民危機爆發,AfD的政治焦點從反對歐元迅速地轉向反對伊斯蘭教與難民庇護政策,並強調德意志民族主義。 這場路線轉向,精準承接了選民對勞動市場與福利制度的不安全感。問題是,一旦真正掌握政府,「抗議政治」就必須變成「治理政治」。當市場需要自由流動的人力,那麼限制移民的政策要走到哪裡? 從「教授黨」到成為極右翼政黨,AfD這十三年間經歷了怎樣的轉向?👉點擊連結,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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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台湾这么久,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我称之为台湾的“政治倒置”: 最早从大陆移民台湾的本省人后代,如邱毅、王炳忠、蔡正元,他们的先祖都是妥妥的台湾人,但往往亲大陆、反民进党; 1949年随国民党来台的外省第二代,则普遍反共,其中的代表如赵少康,强烈反共意识,也批民进党,主张“隐形台独”。 另一些过去与大陆关系密切的人,基于各种因素,包括在大陆利益受损后,从亲中转向激烈反共,甚至反华,投靠民进党。这方面的代表是曹兴诚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从民进党出身的人,又成为批评民进党和赖清德最尖锐的人,如郭正亮、沈富雄、郑丽文等。尤其前二人,曾经是鼓吹台独的重要人物,与民进党切割后,批评民进党的两岸主张和政策,用力甚猛。 比如对这次矢板明夫被打,民进党把这个事件说成大陆民族团结法实施后的“跨境镇压”,二人对这个说法很不以为然,批评民进党把这起事件刻意炒作成中共滲透台湾的“文攻武嚇”。 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说明台湾政治的某种复杂性,台湾人的政治立场早已不能简单用省籍、血缘和党派出身来解释。决定一个人最终站在哪一边的,往往不是他从哪里来,而是他的家族记忆、个人利益、现实处境,以及把谁视为最大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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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任命米勒為幕僚長傳遞什麼信息? 川普任命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接替蘇西·懷爾斯(Susie Wiles)出任白宮幕僚長,是其執政團隊內部權力結構與政策走向的重要轉折。身為川普長期最信任的政策智囊及極硬派立場的代表人物,米勒走向台前主導白宮行政大腦,傳遞出以下幾個核心政治信號: 1. 強硬移民與內政政策的極限推動 米勒是川普「美國優先」及強硬邊境控制與大規模驅逐政策的主要設計師。由他出任幕僚長,意味著白宮不再滿足於政策戰略層面的規劃,而是將行政執行力提升至最高優先級。這項人事變動傳達出川普政府將全面加速並以極高強度執行打擊非法移民、收緊簽證與邊境管控等政策。 2. 幕僚長角色的轉變:從「協調者」到「戰鬥型貫徹者」 卸任的懷爾斯(Susie Wiles)以穩健、善於斡旋和維持內部秩序著稱;而米勒則是極具攻擊性與意識形態色彩的「戰術執行者」。這一轉變顯示白宮內部正從「維持體制運作與各方平衡」過渡到「全面推進核心政治議程」。川普選擇米勒,表明他希望幕僚長能以更高效率、無妥協地貫徹其意志。 3. 對抗國會與政敵的強硬姿態 隨著國會政治局勢的深化與反對黨的強烈反彈,米勒的掌舵標誌著白宮準備全面進入「對抗模式」。米勒向來主張善用總統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s)與聯邦機構行政權力來繞過立法僵局,這預示著未來白宮與國會、司法機構及行政官僚體系(Deep State)之間的正面衝突將大幅升級。 4. 保守派與川普核心圈(MAGA)權力的徹底鞏固 米勒自2016年起便緊隨川普,是極少數經歷兩任政府仍深受極度信任的核心老臣。這一任命進一步鞏固了民粹保守派(MAGA運動)在白宮內部決策圈的絕對話語權,減少了傳統共和黨建立派對執政方向的牽制。 總結來說,川普任命米勒為白宮幕僚長,表明其執政團隊將進入一個更快、更硬、更加專注於執行核心立場與權力對抗的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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