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二战时期日本的地图有多严谨吗？想想都可怕。1950年，一位解放军排长靠一份日军地图确定行军路线，当行至一座大山前面时，排长看着地图说，有一条小道可以直穿大山，不用绕道走，但就是找不到路口所在，问遍了当地人也说不知道有这条路。   最后还是找来一位当地老人，在荆棘灌木丛中砍出一个路口，真的找到了一条浓荫蔽日、藤蔓缠绕的崎岖小路。   令人惊讶的是，这份地图竟然绘制于昭和三年，也就是1928年。这意味着，在全面抗战打响9年前，日本就已经把中国的家底摸了个底朝天。   这张图不是临时侦察的产物。日本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1889年成立，直属参谋总长，下设三角、地形、制图等科，还负责培养测绘军官。它的任务很明确，为扩张政策准备中国及周边地区的兵要地图。甲午战争前，日本已借朝鲜局势派武官搜集情报；甲午开战后，测量部设临时测图部随军进入东北和台湾。1913年临时机构撤销，但16名测绘员没有撤回，而是挂在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名下，组成土地调查班。这个名称像学术单位，实际是长期驻华测绘的常设点。一名测绘员用杂谷商身份掩护，在中国秘密工作33年。   精度层面，抗战中缴获日军地图的老军人评价很高。图上道路和桥梁用颜色、符号区分，路面能承多重、破损到什么程度、雨季能不能通行，河流哪几个月涨水、水深和流速如何，桥梁多宽、载重多少，都有标注。指挥官拿到图，不必先派侦察兵冒险，就能判断哪条路能走车、哪条河会挡路。   1938年武汉作战，冈村宁次从空袭岱家山到占领汉阳用了三天。其参谋事后回忆，武汉作战多亏有五万分之一地图。那套华中中部地图，还是冈村早年在孙传芳处当顾问时借来制定方案，孙传芳兵败后他撤离仍把图带走。   所以，日军测绘的严谨不是单个测绘员的本事，而是国家层面把一件事连续做了几十年：设专门机构、培养专业人才、长期驻点、按军事需求标注。地图只是结果。真正拉开差距的，是开战前几十年就已经开始的组织化准备。今天看这段历史，结论不在“日本地图很准”，而在于一个组织如果目标明确、方法扎实、执行足够久，它能在战争开始前拿到多少先手。

西安事变的前一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夜里十点左右，张学良从宴会上赶回西安的公馆，把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叫进客厅。东北军的几个高级将领都坐在屋里。他当着众人下令：明天凌晨去临潼华清池，把住在那里的蒋介石扣起来。 “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孙铭九正要退出去，张学良回过头盯着他，又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他用手比了一个鸡蛋大的圈。 张学良这时的官衔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剿的是陕北的红军。他敢在这一夜押上身家性命，是因为他剿了一年的陕北中共告诉他，斯大林会扶他。 他这样指望斯大林，因为他手里只剩一支军队，脚下已经没有一寸自己的地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东北军没有抵抗，退进关内，东北老家丢给了日本；一九三三年又丢了热河；一九三五年，南京照日本人的要求，把留在河北的东北军也调走。从此东北军每月二百万元的军饷，只能向南京要。照他的想法，吃人家的饭，也得听人家的话。 南京要东北军去打红军。部下私下抱怨：“副司令真傻！”“人死了，枪丢了，国民党政府也不给补……都打光了怎么办！”有人把这些话说给张学良听，他有时说：“要相信到西北以后我会有办法的！” 到了西北，先来的是败仗。一九三五年秋天，东北军在陕北的劳山、直罗镇被红军接连吃掉两个师，两个师长阵亡。张学良向蒋介石请求补充枪弹，给两位阵亡师长各发十万元特别抚恤。蒋介石的答复是：“特恤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撤销。”东北军上下都明白，蒋介石派他们剿共，是要他们和红军两败俱伤。再这样打下去，东北军打光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要另找靠山，新疆的盛世才就是个样子。他几次私下请苏联驻华大使转告斯大林：靠苏联撑腰坐稳新疆的盛世才，是他的老部下，苏联扶得了盛世才，也该扶他。斯大林这时最怕日本从东边打苏联，要的是蒋介石领着中国去打日本，不会为张学良拆蒋介石的台；可他也不把话说死，只让人捎话，叫张学良去和中国共产党联系。他就去了。 这时的中共也走投无路。红军长征到陕北，剩下几万人，四面是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和马家军，陕北地瘠人穷，养不活这支队伍。围剿他们的主帅自己找上门来，毛泽东求之不得。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秘密到了洛川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他自己带着密码，借军长王以哲的电台，在洋蜡烛底下译电，往陕北发报。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给再去洛川的李克农下了谈判训令，头一条是“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二十八日，李克农和王以哲谈定一个口头谅解，里面有一句：“红军过路应予通行”。 这时红军主力已经从陕北渡过黄河，到山西去弄粮食和兵。红军在山西打土豪，也向县城要钱，彭雪枫打电话给浮山县县长，“要他交出5万元款子，否则就派兵攻打县城”。阎锡山向南京告急，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匪主力过河既已明了……则我军应速向北推进，封锁黄河西岸各渡口。此机万不可失。”张学良回电推说陕甘边区“股匪极为活跃”，要“先行肃清”。蒋介石再三催，他不动。 三月五日凌晨，张学良自己开着飞机到洛川，见了李克农。中共让李克农备好一套话，预备张学良替蒋介石说话时驳他，几乎没用上。张学良只催着要尽快见中共的领导人，还请中共替他介绍代表去苏联。 四月九日晚上，周恩来被张学良派去的人接进延安城，两人在城里的天主堂从九点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张学良说，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周恩来会后给中央的报告里，记下了他那一夜问的事： “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 周恩来请他到时候放红军渡回黄河西岸，再接济红军弹药。张学良都答应了。两边谈定了停战、通商、互派代表，“无线电、药品他可代购办，并可送弹药”。跟周恩来同去的戴镜元记得，张学良“先拿出二万银元，说是他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他又送给我们二十万元法币。”周恩来报告中央：“张对经济、通商、交通上助我，确有诚意。”张学良也有自己的算盘：他想让红军留在黄河东边和中央军拼，自己好扩大地盘。 二十二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头一句是“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又说：“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刘鼎临走，周恩来交代他：“你带报务员去建立秘密电台，密码由你自己掌握”。张学良在洛川见到刘鼎，握着他的手说：“好呀，你再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了。”又对他说，延安那一夜，“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最后说： “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几天后，张学良亲自开飞机带刘鼎回西安，让刘鼎坐到驾驶座上，绕道黄河上空。刘鼎住进张公馆的东楼，对外是张学良的随从军官。他在东楼地下室装了一个小电台，中共中央和张学良之间的来往电报，从此都从这间地下室进出。 五月初，红军在山西站不住了，带着钱粮，押着近万山西壮丁，分批渡回黄河西岸。西岸是东北军的防区，红军西渡没有受到东北军阻碍。五月十二日夜里，周恩来又和张学良谈了一次，张学良答应给红军七九子弹十万发；六月一日，其中六万发送到了延安。 这年夏天，中共长征以来和莫斯科断掉的电讯，借张学良剿总的电台接上了。李克农后来说：“张学良部队还给我们送电台、送药品过来。”线一接通，中共就向莫斯科要钱，理由是东北军的军饷“全部靠南京拨款”，一旦起事就会断，问能否“每月给我们300万元的援助”。 六月底，刘鼎给中央发电报，电报里的“日”是张学良的代号： “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 七月二日，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把这件事报告莫斯科。电报说东北军“虽附属于蒋介石，并未给他地盘，且在待遇上歧视他”，又说“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到了最后决斗的时期”；对张学良入党，写的是：“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八月九日，毛泽东等人给张学良的信里已经叫他“同志”，说“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 八月十五日，莫斯科回电。电报说，叫他们特别不安的，是“你们关于甚至打算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说法”，“只有那些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工人、农民和学生才能加入党的队伍”；同张学良的接触必须保持，“利用这种接触在张学良的军队中开展我们的工作”，“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同盟者”，他“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动摇甚至是公然背叛我们”。 这封回电，毛泽东瞒住了张学良。他一面向莫斯科表示服从，一面告诉张学良，入党的申请批准了，往来的密信里照旧叫他同志；还说苏联已经在新疆备好了大批军火，等红军去取，请他配合打通道路。张学良信了，以为是斯大林接纳了他。早在七月里，他已经和周恩来商定了一个西北大计划：打通苏联，割据西北，成立西北国防政府。计划里要打的是中央军和宁夏青海的马家军，华北的日军不在里面。计划成了，他就有了西北这块地盘，背后靠着苏联。中共也指望它救命：八月二十五日给莫斯科的电报说，红军财政粮食已经十分困难，联不成东北军反蒋，南京又不肯停止剿共，就只好放弃陕北。 钱也一直从他这里出。八月，中共派到西安的潘汉年报告：“我们借钱，立刻应许，已交五万元（存刘处）”。十月，叶剑英到了西安，说红军经费困难已极，冬衣更难，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学良借三十万元。张学良一口答应，只说西安一下只能办到五万元，其余二十五万元到上海去想办法；棉衣给一万套，从西安送往兰州，请红军半路去取。入冬以后，中共给莫斯科的电报叫苦：“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这时中共向张学良借的钱已经有六十万元；十一月下旬，又从他那里借了十万元。 十一月底，德国和日本签了反共协定，矛头对着苏联。斯大林更要蒋介石领着中国抗日，严令中共放弃反蒋，拥护蒋介石。毛泽东不理会这道命令，反倒派周恩来去和张学良商量：把蒋介石请到西安来，扣下。张学良几次打电报请，又亲自到洛阳去请蒋介石来西安，给将士们训话。 蒋介石这边，红军已经被压在陕北一角，他要趁这时一举剿灭。十二月四日，他住进临潼华清池，召见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给了两条路：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开上前线剿共；不然，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陕甘交给中央军。杨虎城是陕西本地人，十七路军三万来人，全靠陕西这块老地盘，调去安徽就什么都没有了；他身边多年埋着中共党员，妻子谢葆真也是党员。七日，张学良当面求蒋介石停止剿共，蒋介石说，剿共已经到了最后五分钟。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动手。张学良发电报到陕北，要中共的叶剑英回西安一起策划。毛泽东回电说叶剑英已经上路，其实没有让他动身。 十一日夜里，张学良对将领们说，蒋拍着桌子骂他：“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一位军长问：“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说： “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孙铭九出门的时候，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旁边对他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十二日凌晨，卫队营的卡车冲到华清池门口，门卫开枪拦，被打倒，枪声和喊声混成一团。孙铭九一路趴着往前爬，摸进蒋介石住的五间厅，人已经不在了。他摸了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朦胧的曙色里，他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乱摆在桌上。一个卫士跑来报告：“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蒋介石的亲信蒋孝先从西安往这边赶，在公路上被截住，枪毙了。 天色快要全亮的时候，卫队营满山搜。一个叫陈思孝的班长在前面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他们先前看见一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走动，搜过去，洞里蜷着一个人。士兵喊，再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蒋介石钻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光着两只脚，上身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一条白色睡裤，浑身是土，冻得发抖。他抬头看了孙铭九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 “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上午，蒋介石被押进西安城的新城大楼，一言不发，送来的大衣不穿，牛奶不喝，只问孙铭九：“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大约半个钟头后，张学良穿着一件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带着得意，对他微微欠身： “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 蒋介石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孙铭九退出门，就听见两个人在屋里吵了起来，声音很高。 同一天将近中午，陕北保安毛泽东住的窑洞里，中共的领导人围着读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张国焘也在场。有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朱德抢先说：“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指的是蒋介石和他的随员。毛泽东一直在那里狂笑，接着说： “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张、杨，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国焘记得，当天发给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说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拟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决裂。他给张学良起草复电，尊他为全国抗日领袖，夸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说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朱德要毛泽东明明白白叫张学良杀蒋，毛泽东笑着说，他已经着力暗示了，“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他对张国焘解释过，电文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 十三日晚上，莫斯科的电报到了，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西安事变是日本的阴谋，苏联不会给任何支援，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能领导抗日的只有蒋介石，中共要促成和平解决。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后来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说斯大林当时对他讲，张学良分量不够。窑洞里，毛泽东踱来踱去，急躁地说： “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周恩来坐着张学良派去的飞机到了西安。张学良见面就问：莫斯科有没有电报？对西安的事是什么态度？周恩来告诉他，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当场发了火，觉得自己被共产党卖了：从前他们一直说苏联会帮忙，现在他骑在虎背上，他们临阵抽腿。周恩来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中共一定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凭本身的力量，来担当一切。 宋子文、宋美龄先后飞来西安谈判。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带去斯大林的许诺：把蒋介石的长子、扣在苏联多年的蒋经国放回来。蒋介石的态度一下子变了，答应停止剿共，事变照斯大林的意思收了场。毛泽东想借张学良的手除掉蒋介石，没有做成；被围在陕北、眼看要被剿灭的红军，倒因此活了下来。 二十五日下午，张学良陪着蒋介石夫妇和宋子文飞离西安。孙铭九后来记得，他临走前说过，三天以内就回来。飞机上，蒋介石对他说： “你闯下了这样大祸，如果这时去南京，南京方面众怒难犯，定要杀你，你去不得的。” 张学良说：“应该杀我，我是有罪的人。” 很多年以后，他说起这一趟：“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枪毙了，我不在乎。我到南京送蒋先生，我是请罪，简单地说，我甚至把后事都预备好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的急电到了保安。张国焘记得，毛泽东显得特别焦急，断断续续地说，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向中共头上？ “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 他接连给周恩来发电报，要周恩来对蒋介石的亲信说明中共事先并未参与，和张、杨断绝明显的来往，还要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件。 二十六日中午，蒋介石的飞机落在南京，林森以下文武百官都在机场，军乐、爆竹，人山人海。下午两点左右，张学良和宋子文坐的第二架飞机落在城外一个军用机场，没有欢迎的人，只有宪兵和特务。宋子文和军统的戴笠把他拉上汽车，送进北极阁宋子文的公馆。两天前的晚上，戴笠已经把话交代给手下：“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他让特务队长刘乙光挑十几个机灵可靠、仪表好的人，都穿蓝色中山服，佩二号左轮，去看守张学良。 也是这一天，保安的中共中央听说蒋介石已经由张学良送回南京，立即把中央机关往延安搬。张国焘记得，从那不成样子的保安迁到延安，大家心胸都大为开朗。 十二月三十一日军法会审，张学良在庭上说，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他没有把反蒋的责任推到中共头上，反倒替中共开脱。判决是有期徒刑十年。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国民政府特赦了他，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他被扣以后，军需账上查明，前后接济红军的钱有七十六万元。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宣传指示。第一条说，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主张和平解决。第二条说，本党“对于张、杨十二月十二日所采取的方法却并未曾赞同过”。第三条说： “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置，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 西安城里，张学良没有回来。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杨虎城把身边的中共党员南汉宸从睡梦中叫起来，对他说： “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来到，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可以看出来，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 南汉宸把这些话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让他回去告诉杨先生：“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对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东北军里，主和的将领要服从南京，少壮军官要接着和中央军打。周恩来没有告诉他们，中共已经向蒋介石保证不再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红军改换番号，反倒照毛泽东的盘算，鼓动孙铭九这班少壮军官去打：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打起来，红军好坐收渔利。二月二日早上，孙铭九他们开会，决定杀主和派的头领王以哲。奉命带兵去的连长于肇中说：“王以哲是我的老师，我去过他的家。”一排兵坐卡车到王家的胡同口，排成队唱着歌从门口过，走到一半突然散开，缴了门口警卫的枪，冲进屋，把王以哲打死在床上。传令的营长商同昌随后赶到，看见院子里绑着一个女人，是王以哲的太太。他叫人松绑，让她赶快买棺材把王军长收殓起来。她哭着说： “我们没钱买棺材，钱都让你们兵拿去了，十条金子，三万八千元钱。” 东北军的将领们一致要求惩办孙铭九。孙铭九跑去向周恩来跪下磕头，求他帮忙，周恩来派人把他送进红军的地盘暂避。东北军随后被拆散东调，从此不复存在。 红军保住了自己的队伍和地盘，换了个番号，每月从国民政府领二三十万元的军饷。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写道，八年剿匪之功，本来预计两个星期、至多一个月就能完成，几乎全毁于一旦。 张学良这一管束就是十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被关在重庆松林坡，军统的张严佛来报告他：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天拂晓从白市驿机场起飞，直飞南京。他信以为真，很高兴。当晚给他饯行，军统的毛人凤端起酒杯对他说，委员长来电，情况有些变化，不去南京了。张学良瞪着眼问，不去南京，去哪里？ “委座指示，明天的飞机直飞台湾。” 张学良一掌拍在桌上。赵一荻忙拉住他，递给他一条湿毛巾。他呆坐了一会儿，闷声问什么时候走。看守他的仍是那个特务队长刘乙光，站起来开口：“报告副座……”他打断说：“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的，干脆把我看成犯人好了！” 第二天早上，赵一荻挽着他的胳膊上了飞机。他被关进新竹五峰乡的深山，在那里写过一首诗：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杨虎城后来被撤了职，打发出国考察，到了莫斯科，向斯大林要军火要钱，说回国要再发动一次兵变。斯大林转手把这些话通报了蒋介石。一九三七年底，杨虎城被宋子文的电报诱回国，随即被扣，从此再没有出来。他的妻子谢葆真一九四七年死在囚室里。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夜里，特务把杨虎城和儿子杨拯中带到重庆松林坡，说请他们暂住两天，等委员长接见。杨拯中走在前面，怀里抱着母亲的骨灰盒，一进门，埋伏在屋里的特务拿匕首扎了进去，血喷在骨灰盒上。杨虎城往前赶了几步，刀已经刺进他的胸口。第二天凌晨，他在狱中出生的小女儿杨拯贵也被杀了。命令是蒋介石亲自下的。 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台北给张学良办九十岁寿宴，他刚刚恢复人身自由。墙上挂着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发来的贺电： “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 这是五十四年来，他头一次当众答谢关心他的人。他站起来说： “我真是虚度九十，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的即保罗所说的话：‘我是一个罪人。’我不但是罪人，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自己感觉真是万分的惭愧。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这样来给我做寿，我怎么能做寿，我有什么寿！” 他说过：“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晚年说到西安事变，他把事全揽到自己身上：“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杨虎城只是同意。 后来他住到夏威夷。中共多次托人请他回大陆看看，他都推掉了。他对张家的后人交代，西安就不要再去了。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四日，张学良死在檀香山。从西安事变到九十岁恢复自由，他有五十四年是被人看着过的。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1998年版，第330—335、342、347—348页；孙铭九《临潼扣蒋》，收入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17—223页，另孙铭九、商同昌回忆见第481、494、506—507页，高崇民《西安事变回忆》见第67—69页，戴镜元回忆见第52—53页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8、59、61、63、76、82—83、85、105—107、121—122、171、196、249、256—257页（李克农、周恩来、刘鼎、张闻天、潘汉年电报和报告，毛泽东等致张学良信，均转引自此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26、242、244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3页；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7—28、82页；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74—375页（蒋介石、张学良往来电报转引自此书）；百年潮杂志社编《中国政治局势的重大转变：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36—37页（李克农谈话）；侯金卓《红军东征中党的“扩红、筹款、赤化”工作研究》，太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32页 ——唐德刚访录、王书君著述《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下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第524、562、611、687—689、708—710、720—723、930—932、947、1063—1068、1194、1202、1206页；台湾档案管理局《幽禁岁月：张学良在台湾的后半生》，2016年；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小萝卜头的故事》 ——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收入《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9页；杨奎松《1920—1940年代莫斯科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概述》，《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第44—45页；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张学良口述历史》注释索引卷，第298页

中日戰爭的時候，國軍和我的先人是處於敵對的雙方，但小時候給國民黨教育洗腦，所以對這一點認知，沒有很清楚。但歷史也就這樣了，中華民國來了台灣，台灣變了，中華民國也變了，我還當過中華民國陸軍的軍官，所以雖然國軍抗日和國共內戰沒有和我有直接關係，但後來總是同一家人，我對台灣忠烈祠裡的英靈，還是充滿敬佩與感恩，更何況許多英勇戰死的國軍，他們矢志反共，為反共救國而捐軀，受我們後人一拜再拜，當之無愧。 有愧的是現在的國民黨敗類。先人為了反共而戰死，保存了你們的生機，庇護了你們的後代，然後你們去親共，你們去舔共，你們去和共產黨一唱一和，你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不知道為什麼，看到網上提到蔡仁傑將軍的事蹟，眼淚不住地流下來，既傷痛其英年早逝，更難過其子孫不肖。下面是青年日報對為國捐軀的蔡仁傑將軍的報導，蔡將軍的妻小後來遭共產黨迫害而身亡。親共的死國民黨，通通去跪在蔡將軍的靈前懺悔： 蔡仁傑將軍生平參與諸多戰役，屢建奇功，在「八一三淞滬之役」力抗強敵、「贛北大捷」殲滅日軍聯隊、「湘西大捷」誘敵深入，最終在孟良崮一役，時任74師副師長的蔡仁傑，遭數倍於己的共軍包圍，追隨師長張靈甫將軍殉國成仁，年僅44歲，將「只見一義，不見生死」的軍人魂表露無遺。 蔡仁傑，湖南常德人。民國15年，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遂投筆從戎，直奔廣州，考入黃埔軍校第5期。抗戰期間參與諸多戰役，於「八一三淞滬之役」苦戰數十日，力抗強敵，「南京保衛戰」則以步兵一營後殿，達成任務，勇烈可嘉；27年創下殲滅日軍聯隊的「贛北大捷」，34年在湘西誘敵深入的「湘西大捷」，均展現捍衛國家、不畏犧牲的精神。 抗戰勝利後，中共全面叛亂，蔡仁傑奉命駐防江北六合。35年，蔡仁傑任副軍長隨軍北剿，歷經淮陰、漣水各戰役，戰功顯著；同年在北京中央訓練團受訓，離結訓時間還有2週時，接獲整編74師師長張靈甫來電，催促返部，協助孟良崮地區作戰。 當蔡仁傑抵孟良崮時，共軍正以人海戰術攻擊，戰況慘烈。激戰3日後，74師逐漸遭共軍包圍，主力退守主峰附近，由於人員密集，被共軍迫擊砲炸碎的岩石擊成重大傷亡。張靈甫急召各部隊長開會，當眾宣示以死報國，蔡仁傑率先表態「師長以死報國，我等義無反顧」，各自寫下遺書要求侍從突圍遞送，便集體自戕成仁。政府為褒揚忠烈，優頒恤典，入祭忠烈祠，歸葬故鄉。

这是真的厉害：相隔如此近的距离，同步集体降落，懂点常识的都知道这是怎样的难度怎样的风险。 中国军队可以走出最整齐的编队，但绝对不敢冒这样的风险——没有官员敢担责。与之相对，台湾一定要下放指挥权，赋予基层军官充分的自主权和冒险精神。

台湾同志游行周六（31日）登场，主办单位表示，总计约17万人走上台北街头，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以及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洋，也双双在辩论会后到场致意。    历经同志酒吧搜索事件，以及出柜艺人蔡康永参与竞选活动，LGBTQ+族群权益成为台北市长选战话题之一。DW走入游行现场，访问台北游行民众对于两位候选人有何看法。

台湾地方选举倒数28天，首都台北市长两党候选人，周六（31日）首度公开辩论。 国民党候选人、现任市长蒋万安与民进党候选人、立法委员沈伯洋，辩论会中触及儿虐、食安、反毒等话题。 DW汇整辩论会中，两人在政见发表、交叉诘问以及媒体提问阶段的表述，带您一次掌握台北市长辩论的3大要点。

台湾的太监 台湾怎么会有太监?咱们说道说道这事。 1923年上海犹太富商哈同和夫人去北京玩，突发奇想"太监是不是更好用?" 在北平征集了十几位来自内廷、王府的太监，带回上海自己的别墅爱俪园，干些打扫卫生、养花、养鱼，端茶送饭的活。 后来爱俪园易主，两位太监辗转随军去了台湾。 据 亲眼见过这两位晚年太监的唐鲁孙先生描述，老太监看起来像老太婆，满脸皱纹，声音容貌有些女性化。 太监是不是女性化这点，我有点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