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终战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但仍遭中国官方批判，说她交了“香火钱”。如果说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要肯定二战侵略，那么高市首相访美时，去阿灵顿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埋葬有二战时轰炸东京的美军官兵尸骨，她难道去肯定美军向日本扔原子弹？参拜靖国神社的争议背后，主要是中共当局刻意煽动反日仇恨。我的最新文章—— 曹长青：参拜靖国神社的中日较量 在标志二战结束（日本称之为终战日）的8月15日，很多日本人，包括政界人士，去东京的靖国神社祭拜。但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只是自费献了“玉串料”（祭祀费），而且是以自民党总裁身分，而不是首相。以高市早苗的既往立场，她会去祭拜；这次明显是为了不刺激中国，而特意选择没去。但是，她对中国释出的一番善意，还是被中国官方扭曲，渲染她交了“香火金”。然后就是一顿批判。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多年来都被中国政府刻意渲染成政治问题，近年更演变成诋毁日本、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巩固中共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2008年我曾去参观靖国神社。随后撰文比较了靖国神社和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我在夏威夷住过一年半，曾两次参观珍珠港纪念馆）。在近二十年前的那篇文章中，我对靖国神社内当时尚存的退役老兵在那儿摆姿态喊口号的现象及讲解影片颇批评，更欣赏美国人对二战事件的理性、平和审视的人生哲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靖国神社已经大为改观，尤其是我对靖国神社的历史和日本人的信仰等问题的进一步理解，越发感到，中国政府是刻意利用中日两国人民对宗教的不同理解，尤其是通过垄断媒体，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洗脑毒化中国人，目标清晰地煽动仇恨。 对靖国神社，可从这几个层次来看： 第一是死亡和神灵观。日本人多信奉神道，神社在日本最为常见，可谓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神社。日本人的神道观念是，人死后成为神灵，被祭祀后成为“守护神”的一部分。在这种观念下，靖国神社供奉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 246 万战殁者的名册（神社内既无骨灰也无牌位），他们祭祀的是“灵”，而非个人的道德审判。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包含甲级战犯，也被视为“战殁者的灵”。在宗教层面，祭祀不等于为其历史行为背书。 此外，日本社会还有“死者净化”的传统，主张避免对死者过度批评，重视“成佛”与“安息”，认为对亡者过度指责会招致不祥。这种观念部分源自佛教的往生思想与神道的祖灵观。因此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生前可受严厉批判，死后随即转为“追悼对象”。日本没有“鞭尸”，或像中国那样制作跪像供人唾骂（如秦桧像）的习俗。 日本这种宗教哲学跟西方也有很大差异。基督文化中，“罪”具有永恒性审判意义，“悔罪”是核心概念。而日本传统文化更重视“和解”与“安魂”，较少强调“永远的罪”。这导致对历史责任的语感差异。对中国和韩国而言，战争记忆仍属历史创伤，祭拜被理解为荣耀战争。但对日本人而言，祭祀亡灵并非道德肯定。两种文化的碰撞，老百姓不懂，政客就拿来操作成保住自己权力的工具。政客可耻，百姓可悲。 据日本宪法第20条：政教分离。国家不可给宗教以特权，但同时也不可干预和剥夺宗教自由。这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强调政教分离、但保护宗教自由的原则几乎一样。 因此：日本政府不可以命令靖国神社“撤下”某些祭拜对象，不能强制分祀甲级战犯，也不能改变其祭祀方式；这些权利属于神社自身。 1978年靖国神社合祀甲级战犯（如东条英机）后，曾有日本首相私下希望“分祀”，但神社方面明确表示：合祀后不可撤回，这是宗教仪式，不是政治名册。所以法律上政府无权强制。 虽然无权干预神社内部事务，但政府可以决定：首相是否参拜。这是政治选择，而非宗教仪式问题。例如：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安倍晋三曾在任内参拜一次。如果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可能被质疑违反政教分离。但日本法院历来倾向：不明确判定违宪，视为政治人物自己的判断范围。所以这是一个灰色地带。 日本首相的拜谒，本质上是出于对战死官兵的传统追思，而非肯定二战中的侵略行为。如前所述，在日本宗教文化中，人死后转化为灵，便与生前的罪错脱钩，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脱与超越。 回顾历史，中方曾经热情款待二战时日本军政人物，毛泽东曾在北京招待二战时侵华战争主要指挥官之一的远藤三郎中将；周恩来也曾多次接见二战时日本陆军中将藤田茂（Fujita Shigeru），他去世时把周恩来赠送的中山装作为寿衣。 更值得注意的是，1978 年靖国神社将 14 名甲级战犯入祠合祀时，中国官方并未立即抗议。次年日本首相参拜，北京方面也无显著反应。直到七年之后的1985 年，北京才开始把此议题政治化，以此煽动反日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国内统治。 第二个层次，中国官媒和御用学者热衷渲染的是，日本对二战责任“不认错、不谢罪”。但这完全不是真实情况： 二战后，日本政府对“侵略与殖民统治”向中国及亚洲多国正式或准正式道歉过很多次。如果只算“首相或内阁级正式表述”，一般学界与媒体整理大约 10多次；如果把外相、官房长官与国会决议也算上，超过20次。大致如下——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首相田中角荣）表述：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 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中国时表示，“日本过去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不幸，我们对此深感遗憾。” 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访华时说：日本过去有一段时期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苦难，我对此深感痛惜。那是日本天皇首次访问中国。 1993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承认日本军方与慰安妇制度有关，表示：衷心道歉与反省。 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日本在过去某一时期的国策下，走上战争道路，对亚洲诸国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我在此表明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这是最具代表性的官方道歉。 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对过去侵略战争造成的损害和痛苦表示深刻反省。 2005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战后60年讲话：对殖民统治与侵略给许多国家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由衷道歉。 2010年日本首相菅直人日本战后65年谈话：对殖民统治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 2015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过去的战争给许多国家人民带来巨大损害与痛苦。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并表示：历代内阁的道歉立场将继续坚持。 而且，1995年日本国会战后50周年正式通过决议：对殖民统治与侵略表示深刻反省。 总结来看，首相或内阁正式谈话约10次以上；外交文件（联合声明等）约5次；国会决议1次；天皇表述多次。合计约15-20次或以上。 所以，很多国际学者的评价是：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中道歉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德国虽然道歉非常深刻，但次数反而没有日本这么多，因为德国更强调国家制度与法律层面的责任。 中国政府对日本的这些道歉刻意回避，官媒不予报导。所以日本社会，尤其保守派认为，日本这种不被接受的道歉不要再继续了，应该摆脱二战阴影。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至今仍是专制国家，仍在做残害中国人民的事情。二战期间，因为日本侵略，确实造成中国军民死伤惨重，中国政府最高估计是3500万人。但是，在没有任何外敌侵略的和平时期，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可能多达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死于政治迫害、枪杀、人为政策造成的饥荒，以及各种政治运动导致的自杀等等。造成如此大众死亡的中共政权没有道德资格谴责日本。它应该先向本国人民谢罪，退出历史舞台。 第三点，中共官方多年给民众灌输：日本没有赔偿二战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这更是故意扭曲事实。 真实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掌权的七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签署声明，中方正式放弃了对日本的二战索赔。这不是毛泽东们的慷慨大度，而是背后的政治算盘，或者说是“交易”。北京政权用正式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日本政府同意一个中国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放弃和台湾“中华民国”的邦交。 而在中国正式放弃对日索赔后，日本却做出了变相的赔偿行动。在中国经济开放起步时，日本向中国投入各种援助，包括低息贷款，无息贷款，还有无偿援助等，高达3.66万亿日圆。到2022年3月全部援助项目结束，前后跨度长达42年！ 日本援助资金重点投入中国的基础设施、能源和民生。主要有：上海港改扩建工程，秦皇岛港煤炭码头扩建，天津港改造工程，京秦铁路（北京—秦皇岛），广深铁路部分改善工程，大亚湾核电站（技术与融资），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等。 仅以中国上海为例，如果没有日本援助，上海港口的吞吐能力提升可能晚5–8年。如果按“结构性影响”排序，中国最得益于日本援助的城市是：上海，天津，秦皇岛（能源枢纽），广州／深圳（间接），北京（公共与环境）。据专家推算，如果没有日本的援助，中国的工业基础建设会延迟约5-10年，出口起飞可能晚一个五年规划期。 但这些中国官方媒体都不愿报导，甚至有意回避。所以至今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日本做了这些，还在跟着政府的指挥棒“反日”，跟着抗日神剧“仇日”。 中国的经济开放，当然得力于邓小平的改革决断。但若只谈“改革勇气”，却刻意忽略改革最初的资金来源，那就是选择性地讲历史。经济转型不是口号工程，而是资金工程。 中国在1978年之后，能够避免社会崩溃式转型，靠的不是单纯制度设计，而是两笔关键性外部资源。第一笔，是来自香港、台湾、美国等地的海外华人资本。这些资金既有文化连结，也有风险承担能力，成为改革初期的第一波托底力量。 第二笔，更关键——是日本长期、大规模的低息贷款、无息贷款与无偿援助。这不是象征性姿态，而是实打实的基础设施投资：港口、电力、交通、环保工程。没有这些工程，中国沿海出口体系不可能那么快成型。中国经济腾飞，背后站着日本的融资支撑，这是结结实实的事实。 对比俄国，更凸显中国的超级“幸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震荡疗法”，价格放开、国企私有化，结果经济急剧萎缩，社会秩序崩坏。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外部启动资金托底。俄国没有自己的“香港、台湾”，也没有一个日本式的邻国，愿意长期低息融资。 当年推动俄罗斯改革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电视受访时说，他当时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应该向亲西方的叶利钦总统领导的俄国提供类似“马歇尔计划”的支持，帮助当时俄国一下子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度过资金缺口的难关，但遭到老布什政府，以及随后的克林顿政府的完全拒绝。 与白宫高层有相当关系、深知内情的萨克斯教授后来说，这是因为美国要保持全球唯一超强，阻止俄罗斯再次强大的心理因素作祟。 作为当时叶利钦政府的头号美国经济顾问，萨克斯在波兰等好几个前东欧国家推动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都相当成功，因为美国在关键时刻给了这些国家援助，尤其是对波兰帮助最大。萨克斯当时以为美国一定会同样援助俄国、力挺俄国成功进行市场经济转型、进一步鼓励支持俄国当时非常亲西方的立场。但完全出乎萨克斯的意料，美国一口拒绝了。这是俄国那场震荡疗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俄国因缺乏外部资金托底，没有像中国那样有香港、台湾、美国的华人投资，更没有中国那样的邻居日本，在关键的经济起步阶段，大量给予低息、无息贷款，甚至无偿援助。而日本就没有防范中国经济强大的那种美国防范俄国的心理。日本人和美国人的这种对比，太多中国人，甚至学者们完全不知道，当然就更不知道领情、感恩。 结果因为缺乏外部资金支持，叶利钦总统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失败，俄罗斯的经济近乎崩溃，民众生活水准剧降。后来普京当选总统，力挽狂澜，才开始经济复苏，这也是很多俄国人感激和支持普京、对叶利钦多有批评的原因之一。 同样是共产大国转型，结果巨大差别，有无启动资金是最重要一环。就如同大家都在创业初期，谁拿到银行贷款或资助，决定了谁能成功。所有创业者都知道第一桶金的决定性作用。否则，无米之炊谁做得出来？ 更讽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给苏联造成约2700万人死亡。这是一个极其惨烈的数字。但1990年冷战结束后，已经相当繁荣富有的德国，并未对俄罗斯提供长期、有规模的经济援助。德国选择的是什么？是姿态政治。当时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下跪道歉的那一幕，确实震撼。但那是一个动作，一个象征，一个历史镜头。象征感人，却不能当钱花。 德国的历史反思，在道德语言上高度鲜明；但在实际经济补偿层面，并没能给俄罗斯托底。而日本呢？没做戏剧化的忏悔场面，却在长达42年期间持续向中国提供低成本融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完成援助项目。这种方式，不够上镜、不够让媒体鼓掌，但它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支持。下跪，是瞬间。融资，是几十年。 如果要比较“实质性谢罪”，那么长期资金投入与基建支持，远比一次政治动作更具有实际意义。 问题是——在中国的官方叙事中，这段历史被刻意淡化。援助不被提及，合作被简化为“正常往来”，却在需要动员情绪时，重新高喊“对方从未谢罪”。这种叙事选择，不是历史评价，而是政治需要。中国改革成功，固然有自身努力；但若否认外部资金与合作的作用，那就是违背现实，否定真实，没有感恩之心。 真正的反思，不在媒体的闪光灯上，而在几十年流动的资金上。日本选择的是实质性补偿；德国选择的是象征性忏悔。谁更“高尚”？可以各有看法；但谁对经济命运产生直接影响，答案并不复杂。 真实且完整的历史，不能只播放下跪的画面，更应该同时列出融资数字。否则，那不叫记忆，而叫选择性记忆。所有选择性记忆，都是为了意识形态服务。 中国当局利用对官方媒体的控制，对社交媒体的管制，在靖国神社、日本援助、二战是否道歉谢罪等问题上，都不仅是“选择性记忆”，而且是“选择性攻击”，以扭曲事实来攻击日本，煽动中国人的仇日情绪。而被仇恨烧焦的灵魂，绝无法建出一个健康的社会。 尽管被视为强硬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展示了成熟政治家审时度势的一面。在拜谒靖国神社问题上，她表现得相当谨慎。例如在去年10 月的靖国神社秋季大祭，高市早苗并未现身，当时她还没有当选党总裁和首相。虽让部分保守派失望，但她是为了避免日本与中、韩关系恶化，并防止国内左翼媒体的攻击。这种“忍耐”反映出她在追求目标时，仍会优先考量国家的大局利益。 这次她在“终战日”仍然选择没有去靖国神社拜祭，也是在顾全中日关系的大局。但仍是遭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攻击，说她给靖国神社交了“香火钱”。 看看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就懂得，西方文化的核心不是仇恨，而是不忘记历史，但向往与追求的是和平（以及平和之心）。日本的靖国神社，连任何灵位都没有，只是一本花名册，里面是自明治维新以来、过去150多年日本246 万战殁者的名字而已。 靖国神社今年6月还推出新规，禁止穿军服（现役军人除外）、带军械、以及奇装异服等进入靖国神社，就是阻止极右翼破坏靖国神社的设立初衷。 高市早苗当选首相后首次访问白宫时，特意去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有二战时轰炸东京、向广岛扔原子弹的美军官兵尸骨，这就是日本的文化，高市首相是拜祭死者，没有道德和政治评价，对于日本人来说，人死了，就变成了神灵，无数的神灵汇集一起，就成为活着的人们的保护神。 而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他们什么也不信，也不懂，只懂得要权力、煽动仇恨，而有了众多义和团，就最容易保住慈禧太后们。 一个煽动和制造仇恨的国家，形成世界的奇观：韭菜们在欢呼镰刀！ ——原载台湾《锐传媒》2026年8月17日

从被动答题到主动出题——中国如何用“法理牌”掀翻日菲的桌子 大家发现没有，中国在国际博弈中，正在完成一场从“被动答题”到“主动出题”的华丽转身。 过去这些年，咱们看惯了这样一种场面：日本在台海问题上蹦跶，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闹腾，咱们每次都是被动接招、疲于应对。对方出什么牌，咱们就想办法拆什么招。但现在不一样了，中国开始主动出题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现在轮到它们被动应战了。 一、日本拿台湾说事？咱们谈谈琉球 先看日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公然发表“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挑衅言论，还拒不撤回。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从根本上损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日本现职领导人竟然公开发出试图武力介入台湾问题的错误信号，讲了不该讲的话，越了不应碰的红线。 好，既然你敢拿台湾问题“搞事”，那咱们就谈谈“琉球问题”。 去年10月9日的联合国会议上，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一席话，让日本国内集体破防。为什么破防？因为他们最怕有人揭开这段被刻意掩盖的历史。 《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日本领土仅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四座大岛和周边小岛，压根没提琉球。1951年《旧金山和约》第三条确立了美国对琉球群岛的施政权，但没明确主权归属。1971年美日私自签订《冲绳返还协定》，把施政权“归还”给日本，可主权归属至今悬而未决。联合国至今都没承认日本对琉球拥有主权。 张维为教授说得好，琉球从来都不是日本的固有领土。1972年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擅自移交行政管辖权，中国政府当即提出严正抗议。若明确琉球不属于日本，将从根本上动摇日本在东海抛出“中间线”等所谓主权声索的法理基础。 当然，光在嘴上说不行，还得在行动上做。福建师范大学首创的“琉球学”入选中国社科院“绝学”扶持计划；大连旅顺博物馆展出“明谕琉球国王敕”；北京近30位学者召开“战后80周年琉球冲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座谈会。这就是把学术主动转化为战略主动。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 “你敢伸手到我家内政，我就把你脚下的地板给你掀开” 。 二、菲律宾炒作南海仲裁？咱们谈谈巴丹群岛 再看菲律宾。今年7月12日，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满十年。菲律宾方面借着这个十周年节点，拉着美、日、澳等14国发表联合声明，妄称裁决“具有法律拘束力”。中国外交部明确回应：所谓“裁决”非法无效，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既然菲律宾执迷不悟，那巴丹群岛的归属问题，咱们也该好好说道说道了。 今年5月，日菲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他们划的什么界？北部从日占八重山群岛的与那国岛和石垣岛算起，南部从菲占巴丹群岛算起，西部到中国台湾兰屿。八重山群岛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主权归属至今存争议；巴丹群岛更不用说——日菲这是拿别人的地盘当筹码私下分赃！ 6月30日，暨南大学菲律宾研究中心主办了一场“日菲‘划界’背景下巴丹岛主权问题”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十名涉海问题专家学者，从地理、文化、历史、法律四个角度，一致认定巴丹群岛主权属于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以全版篇幅刊文，建议北京正式声索巴丹群岛主权。 地理上，巴丹群岛距中国台湾兰屿仅99公里，距台湾本岛142公里。在地质构造上，巴丹群岛与台湾岛本就相连，同处一个连续地质带，水下大陆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它是台湾岛的自然地理延伸。 文化上，岛上1万多伊瓦坦人与台湾兰屿达悟族语言相通、习俗相近、住同款“地下屋”。暨南大学新闻稿明确指出，巴丹群岛在历史上是“台湾南岛文化圈”的一部分，岛上族群在文化上更接近台湾少数民族，而非菲律宾人。今年6月，兰屿达悟族人还驾驶大型拼板舟“黄金友谊号”跨越巴士海峡到巴丹群岛“寻亲”。3000年血脉相连的证据摆在这里。 历史上，巴丹群岛古称“浮甲山”。明清时期，巴丹群岛被纳入台湾府管辖，属中国传统渔民的作业区。1895年，新西兰《北奥塔哥时报》和美国《纽约时报》先后转载俄国圣彼得堡电讯，显示清政府当时已计划将巴丹群岛与巴布延群岛一并割让给日本。只有对该地区拥有合法主权者，才能将其纳入割让范围——这段历史恰恰反映出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拥有巴丹群岛主权的承认。 法律上，1898年美西《巴黎条约》第三条明确规定，菲律宾领土北界为北纬20度线。巴丹群岛核心岛屿巴丹岛位于北纬20度25分至21度之间，完全不在该条约划定的菲律宾领土范围内。1900年《美西割让菲律宾偏远岛屿条约》将部分北纬20度以北岛屿强行塞给菲律宾，本质上就是“非法侵占”。1946年《马尼拉条约》将菲律宾独立后的领土限定在北纬20度以南，巴丹群岛亦不在此范围。 二战后，1943年《开罗宣言》明确指出：“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巴丹群岛作为台湾附属岛屿，理应随台湾一并归还。1945年《波茨坦公告》第八条重申《开罗宣言》必将实施。1951年《旧金山和约》未提及巴丹群岛，中国至今未承认该和约。依据“附属岛屿随主岛”原则，巴丹群岛作为中国固有领土具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 菲律宾1946年趁战后秩序重建之机，单方面宣布设立巴丹群岛省，完全是趁乱非法占据。未经协商、未经中国同意，单方面改变国界、侵占他国领土——从根子上就是非法的。 菲律宾方面急得跳脚。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中国学者的主张“异想天开”，强调“菲律宾对巴丹群岛的主权早已确立，不容争辩”。国防部长特奥多罗直骂“荒謬可笑”“毫无根据”。军方发言人把学术研讨污蔑为“切香肠战术”。菲律宾国家历史委员会也跳出来“谴责”。 他们为什么这么急？因为法理上根本站不住脚。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日菲想隔空分家产？对不起，中国要开始算总账了。 三、从被动到主动：中国国际博弈的策略升级 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你就能发现一个清晰的脉络： 过去我们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日本在台海问题上挑衅，我们抗议；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闹腾，我们交涉。每次都是被动接招，永远在别人的节奏里跳舞。 现在我们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你日本拿台湾说事，我就跟你谈琉球归属；你菲律宾炒作南海仲裁，我就跟你论巴丹群岛主权。你出招我接招？不，我直接重新定义战场、重新设定议题。 这就是从“被动答题”到“主动出题”的转变。我不在你设定的题目里跟你纠缠，我直接把你拉到我的考场上，让你答我的题。 四、这盘棋才刚刚开始 琉球归属问题，巴丹群岛归属问题，这两笔历史旧账，我们不是今天才知道它们的存在。但为什么偏偏是现在拿出来说？ 因为时机到了。 中国的综合国力到了，国际话语权到了，法理研究的储备到了，舆论战的底气也到了。我们不再满足于在别人设定的框架里打转，我们要用自己的话语体系、自己的法理依据、自己的历史叙事，重新定义这场博弈的规则。 琉球议题交织着历史、法律和民意三重维度。巴丹群岛问题同样如此。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都是被刻意掩盖的国际法理漏洞。以前我们顾不上、没能力、没时机去碰，现在—— 该算的账，一笔都不能少。 日本若不能正确对待自身历史问题，又凭什么在台湾问题上“舞枪弄剑”？菲律宾若连自己领土的法理边界都说不清楚，又凭什么在南海问题上指手画脚？ 棋局才刚开始。琉球不是日本的，巴丹群岛不是菲律宾的，这两笔旧账，咱们慢慢算。从被动答题到主动出题，中国的国际博弈，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7月1日，《民族团结促进法》正式施行。其中第63条规定中方可追究境外分裂行为，引发广泛疑虑。7月2日，一名藏族活动人士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外自焚以示抗议。7月6日，日本媒体人矢板明夫在台湾遭人袭击，血流不止。经查行凶者有香港黑帮背景，疑为中共所派。中共为什么要颁布这项法律？是为了同化少数民族吗？这会是大规模跨境镇压的开始吗？欢迎你加入讨论！ 时间：7月18日/六 10:30am EDT

本来以为台独分子已够让对岸头痛，没想到翻开历史课本一看，当年最挺「分裂国家」的祖师爷竟是毛泽东本人。 最近有美国学者挖出中共最不想面对的黑历史。每天把「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挂在嘴边的北京，其实建国初期根本没把大一统当回事。1920年的毛泽东不仅公开反对中央集权，还在报纸上大声疾呼，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分裂，把当时版图分成27个国家，并号召湖南人建立「湖南共和国」。 这剧情连八点档编剧都不敢这样写。当初共产党为推翻国民政府，高举「地方自主」大旗，1931年宪法大纲甚至白纸黑字承认少数民族有脱离中国的自决权。结果一拿到政权，这段承诺直接被塞进记忆黑洞，马上改用高压统治维持帝国版图。说穿了，所谓的「自古以来」，不过是看老板需要什么剧本的权宜之计。 笑完对岸的双标后，学者也点出台湾最大的战略盲区。我们总以为只要跟美国买最新武器、疯狂刷防御预算，就能把北京吓退。 无论装备多先进，真正能成为谈判筹码的关键是「政治耐力」。就像美军在中东和阿富汗的惨痛教训，硬实力再强，若国内民意先崩盘、社会经济扛不住长期消耗战，仍会被对手的灰色地带骚扰慢慢拖垮。 台湾现在最该问自己，不是飞弹够不够多，而是社会韧性、能源安全与经济抗压能力，能否撑过北京长期的恶意消耗？对岸其实比我们想像中更焦虑，因内部认同脆弱，只能靠武力威吓维持纸牌屋。 面对这种对手，我们除了要理直气壮戳破他们「不可分割」的历史神话，更要把自己的韧性与抗压性点满。这从来不是一枪毙命的科技对决，而是一场比谁先耗尽的意志力马拉松。 来源：ENews

“我是书店店员” 有罪吗？香港书展首日，两家独立书店“留下书舍”、“田园书屋”遭到搜查，共5人涉嫌煽动罪被捕。涉事书籍包括由台湾“卫城出版社”出版的《唯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Let Only Red Flowers Bloom: Identity and Belonging in Xi Jinping's China，以下简称《唯红花绽放》）。本书作者冯哲芸（Emily Feng）是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国际记者，曾常驻北京，后迁往台湾。 据报道，《唯红花绽放》因为打压意外爆红，在台湾登上博客来、诚品等各大购书网站排行榜第一名，下单已呈现只能预购状态。流亡华盛顿的华人书店季风书园也表示，这是其近期最受读者关注的作品之一。本期《墙外文摘》辑录几篇相关书评。 独立书店“飞地/Nowhere”创办人张洁平在本书推荐序中介绍说，冯哲芸是华裔移民的第二代，在美国长大，却选择以记者的身份长期生活与报导中国。当她在北京首都机场被盘查数小时，被要求检查电子设备，甚至被官媒嘲讽为“香蕉人”时，她开始意识到一件事：即使在海外出生长大，她依然会被认定为“中国人”，但同时又被指责为不配代表中国。她被期待以华人身份替国家发声，“讲好中国故事”；但当她报导那些不符合官方叙事的故事时，又被贴上“境外势力”或“民族叛徒”的标签。 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之中，更深的问题逐渐浮现：谁有权决定，谁才算是中国人？这个身份的内涵与边界，选择或者放弃，如何决定？谁说了算？ 张洁平说，《唯红花绽放》提醒我们，真正的问题也许不是哪一个版本才是真正的中国，而是：当权力试图垄断“中国”的叙事时，我们——那些生活在民间社会里的人——是否仍然允许不同、甚至互相冲突的中国想像同时存在。就像冯哲芸所说的，像一片“百卉千葩”的花园。 《书页杂志》（BookPage）发表Alden Mudge的书评文章指出，冯哲芸这本精彩之作，审视了习近平主席如何铲除多样性、建立单一文化的中国人身份。书名出自一位名叫优素福（Yusuf）的回族穆斯林之口。"只许红花开放"是优素福对毛主席一句名言的讽刺化用。那句名言曾一度带来意识形态和文化控制的松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自1949年共产党掌权以来，中国政府控制思想和言论的努力时紧时松。在优素福发现并培育自己宗教身份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这种起伏。维吾尔人是一个穆斯林少数民族，外貌特征明显，足以被人脸识别技术监控和管制。与维吾尔人不同，优素福和他的家人在外貌上与占多数的汉族人并无区别。但习近平的政策，通过大大小小的举措，缓慢却不可阻挡地压制穆斯林社群，可能使回族疏离于他们在中国身份和历史中根深蒂固的角色。优素福本人已被迫流亡。 优素福的故事，只是冯哲芸在书中讲述的十几个扣人心弦的故事之一。最后一个故事则令人不寒而栗，讲述中国政府对海外华人——包括美国华人社区——的长臂管控。 详细报道👉

康奈尔大学人类学家芒努斯 · 菲斯克修（Magnus Fiskesjö）接受《中国民主季刊》采访谈中国扩张性的帝国体制跟民族主义政策。 为什么说中国的民族政策仍然延续着帝国传统呢？中国的民族政策仍然残留有帝国体制对付“蛮夷”的意识形态。 菲斯克修：关键在于帝国的扩张性。这是理解帝国运作方式的核心。帝国通过兼并和同化，将不属于其统治体系的民族纳入统一的政治框架，最终实现扩张。这一过程都伴随着同化。这种同化有时是强制的，有时较为缓慢，但目的始终是吸纳被征服的民族。 中国历史就是这种扩张模式的一个例子。长江以南曾居住着不同语言的民族，有些与汉族毫无关系，甚至有独特的语言文化，但如今这些大多已被同化为汉族。而如今，这些语言和文化大多已经消失了。学者们通过研究，试图寻找这些文化遗存。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有时会出现一些特殊词汇，甚至会附带注释，说明这些词源自于曾经生活在南方的“异族人”。 在罗马帝国历史中也看到类似情况。凯撒征服高卢，将高卢语言和文化逐渐消灭，取而代之的是罗马文化和拉丁语。高卢作为一个独立身份消失，罗曼语族成为了统治力量。这种历史过程与中国的同化逻辑相似。在中国的历史中，扩张和同化的过程一直在持续。我曾写过一篇引以为傲的关于帝国背景的文章，涉及到中文的术语“生蛮、熟蛮、生夷、熟夷”。“生”与 “熟”这一对概念，主要用于晚期帝制时期，用来区分自生自灭、未受中国国家控制的“生”蛮夷，和已经受中国国家控制，强制纳税、被征召入帝国军队，被迫建造城墙等工程，但他们仍保留一些文化差异，仍然使用自己语言的“熟”蛮夷。 在我的分析中，“熟蛮夷”象征着被帝国同化的民族，他们逐渐失去原有的身份、语言和文化。这种同化过程显然还在进行中。“生蛮夷”则指尚未被征服、仍在帝国边界之外的民族。帝国在某种程度上“需要”这些“蛮夷”。因为他们为帝国的军队、国家以及皇权的存在提供了存在的理由。 帝国本质上是永无止境的扩张体制，如果所有的“蛮夷”都被消灭或同化，帝国将寻找新的“蛮夷”，以维持这一扩张过程。这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明显。 对于这样的帝国，存在一种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帝国按照扩张逻辑不断前进；尤其是在中国的例子中，帝国将自己描绘为仁政的中心，将“蛮夷”视为感激被纳入的群体。“归化”（returning）一词的使用尤为值得注意，“归”意味着“返回”，暗示这些民族本该属于帝国，征服后即被视为“归来”。可以将这种修辞看作是帝国主义的一种宣传策略。 他们将“蛮夷”描绘为自然归属于帝国的群体，若试图反抗，就会被战争征服。因此，帝国始终存在这样一个边界：一边是已经被征服并纳入帝国的“蛮夷”，另一边是未来可能被征服的“蛮夷”。只要帝国体制及其相关的意识形态继续存在，扩张的趋势就不会停止。 这是我对中国为何既是一个试图实现自身同质化的帝国，又同时具有扩张性的解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18 世纪的台湾。平定台湾后，清朝内部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将台湾正式纳入帝国版图，另一派则警告过度扩张的风险，认为国家资源有限，建议将汉人撤回福建，放弃台湾。 最终，支持吞并的一派获胜，认为扩张对国家和人民有利，可以获得新领土和资源。台湾被纳入帝国版图。然而，清政府仍禁止汉族定居者深入原住民居住的山区。这被视为满族分而治之的策略，以确保整体控制并避免与原住民发生冲突。清政府甚至为此修筑了边界墙，限制定居者活动范围，原住民则被禁止进入平原区。这种行为可能反映了帝国希望保留部分“蛮夷”的愿望。政府常宣称：“你们必须信任皇帝，因为‘蛮夷’非常危险，必须对他们进行控制。”保留一些尚未被同化或征服的“蛮夷”对帝国有利。清政府在18、19 世纪允许原住民留在山区，或许正是为了保留这种正当性。 当今中国政府在谈论台湾时仍在使用“归还”或“回归”这样的词汇，就像“香港回归”一样。这与帝国时代描述“蛮夷”时的术语相同。翻译这个词很困难，因为它描述的是从未属于你的人，但你却声称他们理应属于你，因为他们“自然”地归属于你。怎么会有人不属于中国这个世界中心、仁政统治的中心呢？这种意识形态暗示，所有“蛮夷”都渴望成为帝国的一部分。“请统治我们，请接管我们” ，这是帝国希望传达的形象。当然，确实有许多“蛮夷”会臣服，成为“熟蛮夷”。他们在这一过程中被“烹熟”，没有遭到屠杀，得以生存并最终逐渐被同化，失去原有的身份认同。因此，帝国的这一同化过程是缓慢而有序的。 相比之下，2017 年中共在新疆发动了非常严厉的强制同化运动。这与他们新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相吻合。统一的目标意味着对不同民族的存在表现出公开的敌意。虽然在名义上，少数民族今天依然存在，但显然政府的目标是让他们首先成为“中国人”。他们可以保留一些象征性的身份特征，用于旅游等目的，但不再被允许拥有独立的政治和文化存在，语言也应当逐渐消失，充其量被博物馆化。因此，这一趋势与先进的现代监控和治理技术密不可分。今天几乎无人能够逃避这种控制。 过去，人们可以逃到山里成为土匪，隐匿于“生蛮夷”的土地上，与帝国边界外的未征服者共存。这也解释了为何帝国会将拒绝服从统治的人犯罪化。一旦服从，就被称为“归化”，意味着“回归”了。然而，这种“回归”并非服从者的自我认知，他们只是为了生存下来。我们缺少这些人自述的记录，但从帝国的视角来看，这一现象反复出现——帝国宣称本应属于它的人“回归”了，因为帝国自认为至善，所有人都应归属其中。 ------ 有关这次访谈的全部内容，敬请阅读原文《从帝国遗产到DNA政治：中国民族主义与少数民族政策的深层逻辑》：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Substack专栏：

中國民主黨黨校徐文立校長 優秀學員嘉獎令（2026年8月13日） 嘉獎令 （2026年8月13日） 全校未來將領和第一期教官培訓班學員 吾校自2026年5月24日義工同仁創立以來 已經完成了第一期「實戰學習」階段 從7月11日開始了「理論學習」階段 應馬迎來常務副校長推薦 我特授予 韓雲霄 同時授予 胡建華、趙志澤、程建、彭雲龍、許瀛濤、王奕翔 優秀學員獎 （難免掛一漏萬，請諒解） 关于表彰韩云霄先生的申请报告 尊敬的徐校长： 我谨向学院推荐韩云霄先生，并申请对其予以表彰奖励。 韩云霄先生在参与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海外）英国委员会各项工作期间，态度认真，积极负责，始终保持较高的工作热情。他不仅积极参与党务工作和街头抗议活动，而且十分重视自身政治理论素养的提高，能够认真学习学院开设的各项课程，积极参加相关学习活动。 韩云霄先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良好的责任感、进取精神和组织意识，在工作和学习方面均表现突出。为肯定其努力，鼓励其继续进步，同时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我建议学院向韩云霄先生颁发“优秀学员奖”或相应荣誉证书，以资鼓励。 以上申请，恳请徐校长审议批准。 此致 敬礼！ 推荐人：马迎来 日期：2026年8月11日 Yunxiao Han 韩云霄 @leoefgf · 8月8日 回覆 @xu_wenli 感謝徐校長的勉勵！榮譽是鼓勵，更是責任。我們會記得前輩走過的路，接過這份責任，繼續為自由、民主與中國的未來努力。致敬前輩！ 徐文立 於 2026年7月10日週五 下午4:01寫道： 深謝！ Xiao Han 於 2026年7月10日週五 下午3:41寫道： 尊敬的校长，恩师： 您好！ 值此八十三岁寿辰之际，谨向您致以最诚挚、最美好的祝福！八十三载春秋，阅尽人生风雨，积淀了智慧与慈爱，也凝聚了无数美好的回忆。您的勤劳、善良、宽厚与坚韧，始终是晚辈学习的榜样。 此致 敬礼！ 您的学生：韩云霄 韓雲霄佳文品賞 寄件者： 徐文立 <@gmail.com> Date: 2026年7月9日週四 下午11:13 Subject: Re: To: Xiao Han <@gmail.com> 深謝！ Xiao Han 於 2026年7月9日週四 下午7:寫道： 尊敬的徐校长： 早上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新学员韩云霄！6月4日经歐洲马迎来主席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党。我很荣幸能成为您的学生，并有机会聆听您的教诲！ 作为一名刚接触政治、仍处于政治启蒙阶段的新人，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和提高的地方。下面将我的三篇演讲稿按时间、地点和主题整理如下，希望您给予指导！ 6月20日台湾民主两周年纪念活动演讲稿 地点：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主题一：中国跨国镇压离我们有多远？ 主题二：台湾独立：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人决定 7月1日反对中共民族团结进步法抗议活动演讲稿 地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门前 主题三：揭穿中共《民族团结进步法》的阴谋 下面是演讲稿具体内容： （一）中国跨国镇压离我们有多远？ 各位同学、各位朋友： 大家好！ 很多人听到“跨国镇压”这个词，可能会觉得这是国际政治，是外交官和政府之间的事情，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来到英国读书、工作或者定居，你觉得自己应该拥有什么权利？ 我相信大多数人的答案都一样：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可以参加和平集会，可以批评政府，也可以支持政府，而不用担心有人因为你的政治观点来威胁你。 然而，对于像我们来自中国、香港、新疆、西藏等背景的人来说，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2022年，在英国曼彻斯特，一群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人在中国领事馆外进行和平示威。结果，其中一名示威者被拖进领事馆范围内并遭到殴打。这件事被现场拍摄下来，也引起英国社会巨大震动。 为什么大家如此关注？因为英国人发现，原来有人即使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来到一个民主国家，仍然可能因为表达政治观点而面临压力和危险。 过去几年，越来越多居住在英国的香港人表示，他们在参加集会后被拍照、被记录身份信息，甚至有人担心远在香港的家人会因此受到影响。 有些学生在校园里参加讨论会时，会担心自己的发言被录下来；有些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要求匿名；还有一些人即使来到英国多年，谈论政治时仍然会下意识压低声音。 这其实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情。因为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国家来到英国，本应获得英国法律的保护。英国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无论你支持什么政治立场，无论你来自哪里，只要你遵守英国法律，你就应该有表达观点的自由。 任何人在英国，都不应该因为和平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受到威胁。如果一个香港人害怕说话，如果一个维吾尔人害怕参加活动，如果一个中国留学生害怕在课堂上表达意见，那么受到损害的不只是某一个群体的权利，而是英国社会一直珍视的自由和法治原则。 跨国镇压真正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它让多少人沉默。而在于它让人们开始自我审查，让人们觉得“还是别说了”。当恐惧跨越国界的时候，自由就会开始退缩。因此，面对这一问题，我们不需要仇恨任何国家，也不需要敌视任何民族。我们需要做的，是坚持一个简单而重要的原则：在英国，每个人都应当能够自由地说话、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参与公共生活，而不必担心来自任何外国政府的压力。 谢谢大家的聆听！ （二）台湾独立：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人决定 大家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谈谈一个一直充满争议的话题——台湾独立。 很多人在讨论台湾问题时，总是在谈历史、谈政治、谈国际关系。但我认为，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一个地方的未来，应该由谁来决定？是由生活在那里的人决定，还是由其他人替他们决定？答案应该很简单：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台湾有2300多万人，他们在那里出生、成长、工作、纳税，也承担着这片土地的未来。既然如此，他们理应拥有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力。 今天的台湾，拥有自己的政府、军队、货币、护照和选举制度。台湾人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决定自己的政策，过着自己的生活。对于很多台湾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主导自己的未来，而别人无权规划他们的未来。 既然台湾社会已经发展出自己的民主制度，那么台湾未来要怎么走，也应该通过民主的方式，由台湾人民自己来决定。 有人会问：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台湾人支持这样的想法？原因很简单，因为绝大多数年轻人，从出生开始就在台湾长大，他们接受台湾的教育，参与台湾的选举，对他们来说，“台湾人”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身份认同。他们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见，希望自己的选择被尊重。 台湾的未来，不应该通过武力决定，而应该通过和平、民主和人民意愿来决定。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别人希望台湾变成什么样子，而是生活在台湾的人希望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谢谢大家的聆听！ （三）揭穿中共《民主团结进步法》的阴谋 今天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中共颁布并于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对我们这些海外的民主人士、华人群体以及外国公民的影响！ 中共将于2026年7月1日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部表面上高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规，实则暗藏极具侵略性的第 63条「境外适用条款」。该法将中共的管辖触角强行延伸至中国境外，形同向全球发放了「跨国镇压」的合法许可证，引发国际社会强烈不满和恐慌！ 这部法律把热爱共产党放在首位！它要求我们要向孩子们灌输赞扬共产党、歌颂共产党的思想！ 它要求少数民族学校及所有的教育机构，必须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标准的教学方式，这是中共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法，让它的汉化政策全面合法化的阴谋！这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是一个灾难性的法律，因为它彻底抹杀了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 它要求任何的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以文字、图片、广播、音频和视频等方式，制作和传播所谓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信息和内容，中共所谓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包含了全球华人和其他任何国家的公民，这是明显的霸权主义！ 中共所谓的坚持宗教中国化，实际情况就是让寺庙的和尚升国旗，道家的道士唱国歌，基督教的教徒不知是信仰耶稣、还是信仰马克思、列宁？ 说一句「支持台湾」就被入罪，该法本质上是为中共武统台湾铺路。未来不论是台湾人或外国人，只要在海外公开表态支持台湾、反对中共吞并，都可能被中共强行冠上“制造民族分裂”的罪名，面临跨国通缉与法律追究！ 全球华人和民主人士集体遭殃，该法对全球自由言论进行了直接恐吓。 未来只要在海外社群媒体上批评中共的西藏、新疆少数民族政策，或宗教压迫，都将直接落入这部恶法的惩治范围，在境外将面临被定罪甚至被抓捕的风险！ 合法化「海外秘密警察」，国际社会强烈质疑，习近平政府在透过《香港国安法》测试国际底线后，如今又推出新的恶法，企图为其在全球53个国家设立的102个「海外秘密警察据点」提供正当的执法依据，全面升级法律战！ 这部新法的出台,暴露出中共极权统治的无限膨胀与内心的极度恐惧。当对内高压统治已无法维持政权稳定时，中共选择将极权黑手伸向国际自由社会。这种将跨国镇压「合法化」的无耻行径，不仅践踏了他国的国家主权，也对美、日、台等民主国家的言论自由与人身安全构成了威胁！ 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 香港独立！台湾独立！ 谢谢大家！ 徐校长，恳请您在百忙之中拨冗阅览，并对演讲内容、逻辑结构、表达方式以及存在的不足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我希望能够不断学习、持续改进，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和对公共议题的理解。 非常期待您的指导！ 学员韩云霄 2026年7月9日 英国 （韩云霄提供照片） ********* 有關胡建華 JH 於 2026年7月13日週一 上午2:14寫道： 我预言，这次将产生重大历史意义，未来一定会碾压浙江南湖那条游船! 让它沉入历史湖底! 留此言证，拭目以待! 中国民主党学员: 胡建华 2026年7月13日 JH H 于 2026年7月13日周一 08:05写道： 谢谢校长，收到(总字004)(实行令)， 这次的完整规划，若落实到位，将为未来夯实完整坚实的基础，不会继续过去松垮混乱的局面，开创全新的局面，结束过去四分五裂的派内之爭，脱颖而出，重新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会重新竖起中国民主党的大旗，成为标志性旗杆! 宛如移民入境美国第一眼看到的是自由女神! 学员: 胡建华 JH H <@gmail.com> 于2026年7月5日周日 09:16写道： 谢谢校长！ 这段时间以来，从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过去并不了解的历史知识。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种难得的机遇，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希望尽快学习和了解更多历史资料，努力形成自己基于事实的认识，并把这些认识分享给身边的人，尤其希望能让国内更多的人接触到不同的信息来源，拥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机会，而不是仅仅接受单一叙事。 我知道，一个人的力量十分有限，很难改变什么。但我也相信，思想和认知具有传播的力量。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主动了解历史、独立思考、理性交流，并把新的认知不断分享给身边的人，那么这种“人传人”的传播方式，终将汇聚成巨大的社会力量。正如古人所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认为，中国未来如果发生深刻的社会变革，推动力量未必会像历史上一些革命叙事那样“农村包围城市”，更有可能是知识、信息和观念首先在城市中不断传播，再逐渐扩散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这种变化不是依靠暴力，而是依靠思想、教育、信息和公民意识的不断积累。 在我看来，经过长期的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教育，许多人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思维方式。与此同时，民族主义情绪、对外部世界的戒备心理，以及“强者生存”的社会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要改变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远比改变一种生活习惯或社会风俗更加困难，因为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人的认知结构和思维模式。 长期以来，在单一信息环境下，很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容易被简单归因于外部因素，而社会内部的问题往往得不到充分讨论。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指责、相互对立，有时会使社会矛盾更多地停留在普通人之间，而忽略了制度、治理和公共政策等更深层次的问题。这种现象容易导致社会资源被内耗，公众也难以形成更多的理性讨论与合作。 我始终认为，一个社会真正的进步，不是建立在仇恨和对立之上，而是建立在事实、理性、自由讨论和彼此尊重之上。只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了解历史、尊重事实、保持独立思考，不盲从、不轻信，也不轻易否定不同观点，社会才有可能逐步形成更加成熟的公民意识。 我相信，历史终究会回归事实，思想终究会走向开放。每一个愿意思考、愿意学习、愿意传播真实信息的人，也许都只是微弱的一点光，但无数点微光汇聚在一起，就有可能照亮未来。 第一期学员： 胡建华 2026年7月5日 ********** 有關趙志澤 於 2026年8月3日週一 下午9:14寫道： 謝謝志澤深入、全面的理解！ 赵志泽Zhao Zhize 於 2026年8月3日週一 下午8:32寫道： 校长您好！ 我是学员赵志泽，我认真学习了本期《徐文立与“第三共和”》教材。读完以后，我对“第三共和”这一政治主张的历史脉络和核心含义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教材中提到，“第三共和”并不是简单否定中国过去的历史，而是把近代中国追求共和、宪政和民主的历程连接起来。它既“追随辛亥革命诸先贤开创的亚洲第一共和”，也“尊重一九四六年制宪国大确立的第二共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自由富裕、人权平等、宪政民主的中国第三共和”。我认为，这种表达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强调了历史的承接，而不是把民主建设理解为完全从零开始。 教材还特别分析了“追随、尊重、励志建设”这几个词的递进关系。对第一共和使用“追随”，体现的是对先贤和共和精神的继承；对第二共和使用“尊重”，体现的是对宪政法统和历史成果的承认；对未来则使用“励志建设”，说明最终目的不是停留在纪念历史，而是要付诸实际行动。我觉得这三个词虽然简短，却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表达得很清楚。 我个人最认同的一点，是教材所说的政治纲领应当重视“最大公约数”。民主事业如果只停留在少数人的语言和立场中，就很难形成广泛力量。“第三共和”试图把第一共和和第二共和的支持者团结起来，并以自由、人权、平等、宪政和民主作为共同目标。这让我认识到，政治理想不仅需要坚定，也需要包容，需要寻找不同群体之间能够共同接受的基础。 教材中还介绍，这一思想是在极其艰难的监狱环境中形成的，后来又在二〇〇七年中国民主党海外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得到确认。对我来说，这也说明一个政治理念能否长期存在，不只取决于口号是否响亮，更取决于它是否经过长期思考，是否能够回应中国民主转型中的现实问题。 学习完这期教材后，我更加体会到，民主不仅是一种愿望，也需要清楚的历史认识、明确的政治目标和能够团结多数人的纲领。今后我会继续认真学习党校教材，加深自己对中国民主运动、宪政和政党建设的理解。感谢校长整理和分享本期学习内容。 ********* 有關程建 徐文立 <@gmail.com> 於 2026年7月10日週五 下午4:05寫道： 極好！極為重要！ jian cheng 於 2026年7月10日週五 下午3:44寫道： 尊敬的徐文立校长： 您好！ 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一直在认真研读您此前提供给我的学习材料，并系统地了解了民主党的发展历史。在整个学习过程中 （引人深思），让我产生了许多新的认知，因此特写下这封信，向您汇报一下我的学习心得。 在研读这批材料期间 ，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材料中记录的历史脉络、细节与真实情况，同目前网络上公开流传的各种信息和言论，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网络上的信息往往流于碎片化、表面化，甚至存在不少断章取义或带有偏见的解读；而您提供的学习材料则更加严谨、立体，还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背景和关键决策。这种强烈的对比让我触动很大，也让我意识到，如果仅仅依靠网络搜索来了解民主党史，极易产生偏听偏信的误解。 这次的学习及时帮我澄清了许多过去模糊、甚至错误的看法，使我能够站在更宏观、更客观的角度，去理解民主党的初心、走过的曲折道路以及沉淀下来的历史经验。这也让我深刻体会到，珍贵且真实的文献记录对于我们廓清迷雾、保持清醒认知是多么重要。 非常感谢您抽空为我们准备并提供这些宝贵的学习资料。作为来自安徽的同乡晚辈，看到家乡前辈为民主事业做出的探索，我深受鼓舞。 在后续的学习中，我也会继续保持这种对比与思辨的态度，进一步深化理解。 祝您身体健康，万事顺遂！ 学员： 程建 （安徽同乡） 日期： 2026年7月10日 ********* 有關彭雲龍 Peng Yunlong <@gmail.com> 於 2026年7月3日週五 下午4:18寫道： 尊敬的徐文立校长 您好！ 读后感 读完这份徐文立先生的政治学院教材（8），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不是一本冷冰冰的历史资料，而是一群老人在铁窗内外用生命书写的坚持与澄清。1998年那场组党运动，像一束突然刺破黑暗的光，却也迅速招致了最残酷的镇压。文件里反复出现的，是对“投机”“急躁”等指责的回应，以及对历史真相的 painstaking 梳理。 最打动我的是那些老同志的互相印证。陈树庆的道歉、刘贤斌的“历史关头当仁不让”、王建军的波浪理论分析……他们没有把失败简单归咎于某个人，而是放在中共一党专制的必然逻辑里去理解。江泽民那段“必须立即制止在萌芽状态”的讲话，像一把冰冷的刀，赤裸裸地暴露了极权对任何组织化反对力量的恐惧。无论用“筹委会”还是“党部”的名义，结果都不会改变——只要触碰党禁，镇压就是注定的。这让我突然明白，1998年的行动不是莽撞，而是背水一战式的勇气。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政权，缓一步可能就永远失去窗口。 徐文立先生在文件里既是当事人，也是历史的守夜人。他承认自己“慢一拍”，却也一步步跟上时代，在牢狱中仍坚持思考中国未来的制度设计——“中华民国联邦”。这让我感受到一种罕见的韧性：不是浪漫的革命激情，而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清醒与担当。尤其读到海外那些“假民主党”的搅局，更觉得心酸。真正的反对派不仅要在国内面对监狱，还要在自由世界面对伪装的渗透和污名化。这场战斗的复杂性，远超许多人的想象。 这份材料让我重新思考“民主”在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无数人用坐牢、流亡、被污蔑换来的真实代价。那些年逾古稀的老人还在为历史正名，为后人留下教训和旗帜（包括那面双十字星旗），这种精神本身就比任何理论都更有力量。 读完后，我最大的感受是敬畏与惭愧。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相对安稳的环境里，常常把民主当话题聊，却很少有人愿意付出他们那样的代价。历史不会被轻易抹杀，真相总会像这些文字一样，一点点浮出水面。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这份坚持，中国的改变，或许就藏在这样不屈的薪火相传之中。 至此 敬礼！ 学员：彭云龙 ********** 有關許瀛濤 徐文立 < 於 2026年7月7日週二 下午3:47寫道： 極好！謝謝！ willy Rob 於 2026年7月7日週二 下午3:43寫道： 看到中国民主党党校徐文立政治学院，有众多同仁获得嘉奖，感到非常开心。 徐文立先生这一代民主运动参与者，经历了从思想启蒙、民间办刊、公开组党到长期政治迫害的全过程。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重新寻找自由、民主、法治和公民权利的时代。西单民主墙、《四五论坛》以及后来中国民主党的创建，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中国人在极权体制下争取政治主体性的连续努力。 这种历史传承的核心，不是某一个人的光环，而是一条清楚的政治线索：反对一党专政，主张宪政民主；反对政治恐惧，主张公民权利；反对个人依附，主张组织化、制度化和公开化的政治参与。 对于今天的中国民主党而言，纪念前辈最重要的方式，不是重复口号，也不是把历史变成仪式，而是从历史中提炼方法。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主运动不能只依靠激情，必须有组织；不能只表达反对，必须提出建设；不能只依赖少数人的牺牲，必须培养更多能够承担责任的人。 这也是党校建设、干部训练和组织规范化的重要意义所在。中国民主党如果要面向未来，就必须逐步形成稳定的课程体系、清晰的组织纪律、可靠的人才培养机制和面向现实的行动能力。我们需要培养的不只是会发言的人，更是能够写作、沟通、组织、协调、执行和承担责任的人。 今天的海外民主运动处在新的历史阶段。一方面，中共极权统治仍在延续，国内公共空间被高度压缩；另一方面，海外中国人拥有更大的表达空间、组织空间和国际连接能力。因此，海外民主运动不能满足于情绪宣泄，而应当承担起保存历史、训练干部、连接海内外、降低国内参与成本的责任。 徐文立先生这一代人留下的，不只是苦难记忆，也不是简单的道德资本，而是一种政治遗产：公开反对专制的勇气、坚持组织建设的意识、重视理论与制度的能力，以及在长期失败和挫折中仍然不放弃未来的耐心。 我们今天谈传承，就是要把这种遗产转化为新的能力。把历史记忆转化为政治教育，把个人经验转化为组织制度，把海外资源转化为支持国内社会变化的现实力量。 中国民主党的未来，不应只停留在纪念历史人物，而要真正成为一个能够培养人才、形成共识、组织行动、服务中国民主转型的现代政党。只有这样，历史才不是负担，而是根基；前辈的牺牲才不是被反复消费的故事，而是推动后来者继续前进的力量。 前辈对后来者的认了，塑造了这份前赴后继，重新打造出紧密的团队，给中国民运的未来打下基础。 ********** 有關王奕翔 2026年7月9日週四 下午3:10 Subject: 深謝！王奕翔！: 【投稿】恶法治下的文明黄昏：论《民族团结促进法》 深謝！王奕翔！ yuanzhang li 於 2026年7月9日週四 下午2:02寫道： 徐文立先生： 您好！针对近期强推的《民族团结促进法》，我撰写了以下文章，现呈交阅览。 恶法治下的文明黄昏：论《民族团结促进法》的同化暴政与自由抗争 在中国，所谓的“民族团结”叙事早已脱离了单纯的文化融合与平等互助，演变成为了一部关于极权体制如何将多元文化工具化、将少数民族家庭炼狱化的悲剧长卷。在这里，每一个独特的母语、每一种传承的信仰，都可能在权力的黑箱中被标记、被清洗、甚至被强行剥夺。 一、 权力的黑箱与文化身份的“耗材” 在习近平主政的政治生态下，极端民族沙文主义与极权控制的结合，使得少数民族地区成为了人权侵犯的重灾区。新推行的《民族团结促进法》打着“促进与融合”的旗号，实质则是将党权凌驾于各民族宪法权利之上的法律凶器。外界对于强迫同化、文化消杀的质疑始终未被解答，而这种怀疑并非空穴来风：在这片缺乏司法独立、完全由党权主导的土地上，独特的民族认同和宗教信仰被广泛怀疑成了体制试图抹去和清洗的隐性源头。 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制度暴行。当少数民族的文化身份被视作政权的“消耗品”或“不稳定因素”时，权贵阶层通过这套法律体系获取所谓的“大一统”延续，而亿万同胞则被困在虚假的“民族大家庭”谎言里。这种操作不仅是对人类文明的亵渎，更是在向每一个公民释放一个残酷的信号：在暴政面前，任何群体的文化尊严和生存权利都只是权力的附属品，随时可能被抹杀以换取体制的“绝对稳定”。 二、 骨肉分离的炼狱与文化根基的绝望 这场制度悲剧的最前线，是无数破碎的少数民族家庭。在强制推行单一语言教学、强行设立寄宿制学校切断血脉传承的压迫下，当孩子被强行剥夺母语和信仰，父母为了那家庭生存的一线生机，不得不低头哀求、倾尽毕生积蓄，却发现自己始终处于权力分配链条的底端。 人们的绝望是纯粹的，他们无法理解为何自己的文化根基在某些人眼中如此低贱；父母的绝望则更为深重，那是一种在权力碾压下，明知前方是文化灭绝的深渊却不得不为了孩子生存而强行跨入的无能为力。当父母被迫在“坚守民族尊严”与“孩子未来生存”之间做出非人抉择时，这种痛苦不仅是身体的煎熬，更是精神的崩溃。极权统治者利用这种绝望，将家庭拆解，让原本纯粹的亲情在文化清洗与权力勒索中腐蚀殆尽。 三、 铁幕下的“大熔炉”与沉默的代价 在这个体系中，官方的宣传机器不断高歌“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盛世和谐，却严密坚锁了强迫劳动、强行改造和文化消杀的真相。这种系统性的沉默，本身就是对社会良知的持续阉割。当民众因恐惧而不敢质疑、不敢追问那数百万被强制改变生活方式、被剥夺言论与信仰自由的同胞究竟面临何种灾难时，暴政的铁幕便在每一次沉默中变得更加坚不可摧。 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窒息的“强迫同化”并非命中注定，而是由于暴政的存在。只要权力的运作始终处于阴暗的黑箱，只要民族的价值始终取决于对政治的绝对忠诚而非普世价值，那么每一部恶法的出台、每一个家庭的破碎，都将成为这套极权体制运行的注脚。 四、呼吁结束强制同化，还多元以尊严我们不能再在恐惧中退缩，不能再对这种将公民视作“体制零件”和“同化指标”的罪恶保持沉默。这不仅是某个单一族群的灾难，更是全体追求自由的公民共同面临的防线——当一个民族的语言被强行消音，全体国民的言论与思想自由便已名存实亡。 为此，我们必须在历史的审判席前发出最严正的抗议，坚决要求立即废除一切限制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的强迫性恶法。那些割裂家庭、异化人性的寄宿制洗脑机构必须无条件解散，将抚养权与教育选择权完完全全还给父母。同时，必须打破权力对民族区域的资源掠夺，让多元文化在真正独立的司法护航下重获新生。 没有任何法律能战胜文明的生命力，没有任何暴政能锁死自由的灵魂。为了那些在恐惧中失声的同胞，为了让我们共同的未来不再是一片荒芜的文化沙漠，我们在此发出坚定的誓言：誓与极权同化抗争到底，直至自由与多元的光芒重新照亮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 学员：王奕翔 2026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