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外文摘：中国强化国防动员，因为输不起】 台湾学者洪浦钊指出，中共修订《国防动员法》，是因为对它而言战争一旦开打就只能赢不能输，军事失败将动摇统治正当性，甚至带来亡党风险。 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许成钢2023年曾在播客采访中判断中国已陷入流动性陷阱，三年后他表示，情况不但没有走出来，最近还在迅速恶化。 阅读文摘：

🚨中共8月28日颁布修订的《国防动员法》，10月1日起施行。几个关键变化： 1️⃣ 后备兵员可被快速征召 国防动员实施后，被征召的后备兵员必须按要求报到；未经批准不得离开登记地。 2️⃣ 18—60岁男性、18—55岁女性原则上承担国防勤务 包括支援军队作战、战争灾害救助以及协助维护社会秩序。交通、通信、医疗、能源、食品、工程、新闻媒体等行业也被明确纳入国防勤务范围。 3️⃣ 政府可征收、征用民用资源 动员后，如果战略储备无法满足需求，县级以上政府可以依法征收、征用个人和企业使用的设施、设备、交通工具、场所等民用资源，并规定相应补偿。 4️⃣ 金融、交通、通信、能源、食品等行业可被实施管制 国防动员实施后，根据需要，可以对金融、交通运输、电信、信息网络、能源水源、医药卫生、食品粮食、商业贸易等行业实行管制，也可以限制人员活动和物资、车辆进出。 5️⃣ 企业也必须为动员做准备 企业可能被要求储备设备、材料、技术、数据、软件和专业人员，并承担军品生产、扩大生产、维修保障等任务。 6️⃣ 不履行义务可能被强制执行 拒绝征召、拒绝国防勤务、拒绝征收征用民用资源、拒绝提供相关统计资料等，可以被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以强制履行，严重的还可能受到治安处罚甚至刑事追责。 这部法律的核心，就是把和平时期的经济、社会、人员和资源，建立起一套在需要时能够迅速转入国防动员状态的制度。

卧槽？中国开始进入全民成军？ 是的，你没听错！ 这个国庆，中国新版《国防动员法》开始实施 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我又没当过兵，打仗跟我有什么关系？ 但今年全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已经敲定，将于今年10月1日全国正式实施。 新法明确法定标准，18~60周岁男性，18~55周岁女性，全部具备国防勤务义务。 不管你是上班族、学生还是自由职业者，只要在规定年龄段内， 都是国家后备防御力量的一份子，必须履行对应的国防责任。 这部法到底是干什么的？ 简单说，就是给国家装了一个平战转换开关。 和平时期，全社会跑的是经济民生模式。 可一旦动员令下达，全国就切换到另一种状态，人力、物资、产业链，甚至你家的车闲置设备都在合法征用范围之内。 这里得专门讲一个大众最关心的问题，很多人一听征用就担心自家财产被无偿收走，这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新法规则透明，国家征用绝不白拿。 所有民间资源征用一律有偿使用，造成损坏或损耗的，全部按照市场原价足额赔偿， 而且还划了一条不能碰的红线：个人和家庭生活必需的物品和居住场所、托育机构、幼儿园、养老机构这些保障特殊群体生活必须的场所，通通列入免征用清单。谁也不能动。

给正直发育关键期的13岁女孩子接种HPV疫苗； 给正好领取养老金、退休金的65岁农村老人接种流感疫苗； 国防动员法更新后，18～60岁男性成为备选炮灰，18～55岁女性成为备选炮灰；生命国有化，器官国有化，财富国有化，资产国有化，连你家的宠物都可以成为战时物资而征收…… 农业法更新后，你家的地种什么不再由个人和市场决定～ 中共这段时间突击立法和落实各种政策，单个看已令人惊愕不已，联系在一起看，反而令人清醒。 卖鞋的安踏老板坐飞机跑了～ 卖机票的携程老板被逼到徒步越境，还失败了～ 袁腾飞落地德州～ 老梁落地加拿大～ 有钱的、有知识、有认知的走了～ 中国在中共执政70多年后，又一次面临历史的抉择。 北京的美国领事馆排队签证的人群，和北京毛泽东纪念馆排队的人群……他们彼此唾弃着对方。一方代表着认知和财富，一方代表着愚昧和偏见。 谁对？ 谁错？ 唯有历史方可评。

“我的工作是战争” ——西尔斯基的回应 值得一看。 乌防长费多罗夫突遭解职，导致全国暴发罕见的大规模民众抗议。费多罗夫曾公开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向总统发出最后通牒，迫使泽连斯基将他解职。他还指责瑟尔斯基分裂国家，并呼吁解除对方的职务。 对此，瑟尔斯基7月20日在乌克兰《军事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章，详细阐述了他与费多罗夫之间的问题。 以下为凤凰网“天下事”摘编： 坦白地说：我对媒体工作不感兴趣。我不打造个人形象，也没有政治野心，我在打仗。24/7。正因如此，我很少接受采访，几乎从不写专栏。但最近几天，我的沉默开始被解读为默认。围绕军队和总参谋部，滋生出一整套关于冲突和破坏的传说。因此，我要一次性把所有事情说清楚。 关于“冲突” 对我来说，得知我和部长先生之间存在冲突，我感到很意外。我一直把我们的关系视为工作关系：有复杂的问题，有不同的立场。在大战期间，两大机构之间本就应该如此。 如果我曾因什么事情冒犯了谁：米哈伊洛·阿尔贝托维奇，请您原谅。我有时会很严厉，但我也请求您，以及所有现在正兴致勃勃关注这件事的人：让我们把焦点放在大局上，而不是纠结个人恩怨。把心思放在怎么胜利上，因为有一个比任何个人姓名都更重要的观点：乌克兰大于西尔斯基、大于费多罗夫、大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乌克兰能够挺住，不是因为它有不可替代的人，而是因为它有军队、有机构，还有数百万各司其职的人。把这场战争简化为两个人之间的对立，是我们能为敌人做出的最大贡献，这不仅适用于我和费多罗夫先生之间。我看到人们正在分裂成“费多罗夫阵营”和“西尔斯基阵营”。一旦与战争或军队相关的问题被政治化，它就会被简化为口号。 而现在网络上争论的每一个问题——合同、采购、动员——都远比任何关于它的帖子复杂得多。用口号无法做出决定，而这些决定关系着人们的生命。第二个重要观点，也是接下来我所说一切的基础：赢得战争靠的是实际工作，而不是围绕工作的公开闹剧。因此，下面说的不是人际关系，而是工作。 谁对什么负责 让我们从讨论中被遗忘的基本事情说起。国防部负责军队保障、采购、政策制定以及对武装部队的文职控制。这是一项巨大的工作，没有它军队就无法作战。部长不需要亲自到前线零公里，也不应该是战争战略家。这不是他的任务，也不是他的责任。战争战略、作战规划、前线局势——根据法律，这是我对最高统帅承担的责任。 远程打击、孤立克里米亚——这是由武装部队、安全局、军事情报总局、边防局等单位执行，并由最高统帅和我协调的。不是因为我“不让”别人获得成功，而是因为全世界所有军队都是这样建立机构流程的。 当有人指责我“缺乏战略”时，我想提醒一个简单的事实：战争战略不是公开文件，也不是社交媒体上的帖子。它是向最高统帅报告的内容，而它的结果体现在前线——百万大军第四年仍在抵御优势敌军。那些要求总司令“公开展示战略”的人，实际上是在要求向敌人展示军事机密。 最近我们经常听到“愿景”这个词。愿景是有用的东西：有了愿景可以创办初创公司，但要赢得战争，需要的是战略。愿景描绘的是理想的未来。战略则要回答如何获取预备队、炮弹、人员和时间，才能抵达那个目标。 关于“微操” 我在军队服役超过40年，我是一个军人：我不会向自己的上级下最后通牒，也不会通过即时通讯软件指挥军队。百万大军不是靠WhatsApp来指挥的，它通过司令部、命令和现场指挥官的责任来指挥。最近的一项决定是：我向军级指挥官下放了权限，包括在军内调动军人的权力，这恰恰是反驳“微操”的证明。 关于无人机 我听过的最奇怪的指责是，我据说“不愿意用无人机作战”。无人系统部队作为独立兵种，是在我任内创建的。我亲自向总统推荐了马扎尔，以便让他担任无人系统部队的指挥官。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决定，我承担了全部责任。 为什么是他？因为他不仅从士兵成长为军官，还创建了一个独特的部队，并且拥有愿景，成果我们每天都能看到。一个“不愿意用无人机作战”的人，不会创建世界上第一个独立无人系统兵种，也不会违背所有军事等级传统，把一个上尉放在军种司令的指挥位置上。 但我也要说出另一半真相，我必须说出来，因为战场结果依法由我承担。今天无人机提供了很大一部分杀伤效果，这是事实。但要为无人机有效发挥作用准备战场，需要炮兵、迫击炮、工兵、防空、电子战以及其他几十种装备组成体系。 总参谋部向国防部提交了战争所需的全套清单，所有东西都要考虑到，而不仅仅是采购当下流行的东西。我们不是在和某个假想的小国作战，对手是在各方面都占优势的敌人，他们同时使用炮兵、航空兵和步兵。我不可能在两个月内就把百万大军“全面转向无人机”，然后说：现在我们就这样打仗了。这除了是一场明显的冒险之外，这种大规模实验的代价，将由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人民来支付。 关于人事问题 有人说我只提拔“忠诚的人”。请看看事实：马扎尔、阿波斯托尔、赫纳托夫、比列茨基、雷迪斯、韦列斯、阿喀琉斯、卡拉斯……这个名单我可以一直列下去。 这些人都是从初级军官成长到领导岗位的。我任命他们、提拔他们、支持他们，其中许多任命在体系内都不受欢迎。我做出这些决定，因为我唯一的标准是结果。是的，调动程序漫长而复杂。但这些程序是由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这些文件在我上任前很久就制定好了，而修改它们正是国防部的职责。我支持任何不会破坏军队可控性的简化措施。 关于行政工作 我不会进行人身攻击，我只说事实，因为它们关系到百万军人的士气。 新合同在一个多月前就已公布。截至今天，在百万大军中，签署新合同的军人约有2000人。与此同时，我收到大量士气低落的士兵和军官，他们原本期待一种条件，实际得到的却是另一种。关于“实验”的决议本身就存在严重的法律问题。 对比一下：内务系统提高薪酬是通过修改预算并经最高拉达通过的，这就是“决定”与 “口号”之间的区别。因为口号不能变成自我展示：每张幻灯片背后都必须有文件、预算和程序。否则，军队得到的不是解决方案，而是失望。 同样的问题也涉及动员改革，这是总统下达的任务。陆军和兵役中心归我指挥，我们已准备好进行改革：我们参加最高拉达的所有会议，将所有违规行为移交给国家调查局，坚持让警察参与。但改革的本质是立法和行政工作，由国防部负责。我和全国人民一样都在等待这项改革。 最后一点，我不能保持沉默的是薪酬保障问题。部长先生自己公开说过，部分军人工资资金被用于采购无人机。因此，下半年出现了支付薪酬的资金问题。我要直说：士兵的工资不是用来再分配的储备金，而是国家对每天冒着生命危险的人的义务。我们目前正与政府一起寻找解决方案，确保每一名军人及时、足额地拿到属于自己的薪酬，没有其他选择。但必须为将来得出结论：涉及数十亿的决定，不能在没有计算对百万人后果的情况下做出。 特别说明：这篇专栏不是写给在社交媒体上争吵的人的，它是写给每天扛起战争重担的人的。我们的战士不在乎谁在互联网上吵赢了谁，他们需要的是炮弹、轮换、及时的薪酬，以及对国家在他们身后认真工作而非内斗的信心。我上面所写的一切，正是关于这一点。 结论 我没有和国防部打仗，我在和俄军打仗，总参谋部从未对抗过国防部：我们过去合作过，未来也将与国家任命的任何部长合作。因为在军队里，不能选择和谁一起服役。在军队里，服从命令是最高要求，哪支军队都一样。做好自己的工作，而且要高质量地完成。 我的工作是打仗。是战略、前线、人员。我过去在做，今后也会继续做，最好没有采访和专栏。乌克兰大于任何人的名字，只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就一定能挺住。

重读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cnfinancewatch 为什么我反对民科讨论国际政治？无论你选择爱还是恨普京，其实你都没有立场，你没有所谓政治立场。你只是被某种特定话语塑造甚至话语都算不上，你是被廉价的感情塑造。 回到我想说的： 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发表《文明的冲突？》，三年后扩为专著。彼时冷战刚结束，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正处在智识市场的最高点。亨廷顿却反其道而行，宣告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冲突的终结——冲突将沿文明断层线重新展开。三十余年过去，这个判断的准与不准，同样触目。 亨廷顿的核心命题是一个简化到近乎粗暴的等式：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根源不是阶级、不是贫富，而是文化认同。他划出七八个文明板块——西方、儒家、伊斯兰、东正教、印度教、日本、拉美——并断言，文明的核心国家将取代意识形态阵营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这个框架的野心在于，它试图用一条线把所有后冷战时代的冲突串起来：波黑、车臣、克什米尔、巴以。 但问题恰恰出在“文明”这个概念的弹性上。“文明冲突”成了一个万能解释框架——凡是不好归因的冲突，都可以塞进去。俄乌战场上的无人机对决，加沙废墟下的7.4万条人命，都可以被轻巧地标注为“东正教-西方”或“伊斯兰-犹太教”的断层线冲突。 亨廷顿本人对此心知肚明。 他在书中不断用“可能”“或许”“倾向于”来修饰核心论断，这种修辞上的谨慎与他公共表达上的斩钉截铁形成刺眼反差。一个哈佛教授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理论有多少漏洞。但他选择把漏洞留在学术文本里，把口号留在《外交》季刊上。这是一种精明的自我营销，也是一种危险的自我实现。 “文明的冲突”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它错了，而在于它太容易被当真。当一个大国的核心学术机构告诉世界“你们本质上是对立的”，对立就会获得理论合法性。当精英阶层用文明标签来简化复杂的利益博弈，简化就会滑向动员。亨廷顿不是冲突的制造者，但他为冲突提供了一个过于顺手的叙事外壳。 当今世界的状况，正在以两种方式与这本书对话。 第一种是验证。 2026年，俄乌冲突进入第五年，前线陷入拉锯和消耗，双向纵深打击常态化，无人机每周上千架次地飞向对方纵深。巴以冲突满三周年，加沙90%的建筑被毁，停火协议形同虚设。这些冲突确实发生在亨廷顿划定的“断层线”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在莫斯科的叙事框架里是“东正教文明”对“西方扩张”的抵抗；哈马斯的袭击与以色列的报复，被简化为“伊斯兰-犹太教”的千年宿怨。 第二种是证伪。 但把这些冲突还原为文明对立，等于放弃了理解。俄乌冲突的根源是北约东扩的安全困境、苏联解体后的身份焦虑、以及普京对“战略缓冲带”的执念。宗教在其中的角色，远不如地缘政治和能源利益来得实在。同样，加沙的悲剧首先是占领、封锁和难民问题的产物，宗教修辞只是动员工具。把这些都说成“文明的冲突”，是一种智识上的懒惰。 更深的矛盾在于欧洲。 2026年的欧洲正在经历一场全面的政治右转。法国国民联盟在参议院首次获得足够席位，德国选择党在图林根州成为第一大党，英国改革党在地方选举中斩获1400余席。亨廷顿会怎么解释？他大概会说这是“西方文明内部的认同危机”。但真实的原因写在选民的愤怒里：能源账单、移民压力、制造业外迁、以及那种“建制派执政几十年什么都没解决”的幻灭感。 欧洲的右转不是文明的冲突，是福利国家模式的财政破产，是代议制民主在复杂治理面前的失灵。把选民用选票表达的经济焦虑包装成“文明认同危机”，是对选民的二次剥夺——先剥夺他们的经济安全感，再剥夺他们愤怒的真实理由。 亨廷顿最根本的盲区，是他对“文明”的静态理解。 在他的世界里，文明是给定的、稳定的、边界清晰的。但现实中的文明是流动的、混杂的、不断被政治重塑的。“西方文明”在2026年的欧洲，表现为法国人对穆斯林头巾的立法焦虑，表现为德国人对“德国选择党”的宪法围堵，表现为英国脱欧后对移民的管控执念。这些不是“文明”在冲突，是政治在利用“文明”的标签重新划分敌我。 亨廷顿曾在书中引用迈克尔·迪布丁的话：“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 这句话暴露了他全部理论的底层逻辑：认同需要敌人。 这不是对世界的描述，这是对一种政治策略的辩护。 所以《文明的冲突》到底是一本什么书？ 它不是预言。它是一份诊断书，诊断的对象不是世界，而是美国在冷战后的身份焦虑。一个失去了苏联这个“他者”的超级大国，急需一个新的敌人来维持内部凝聚力。亨廷顿提供的，就是这个敌人——一个由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结盟”构成的非西方挑战者。这套叙事在华盛顿的智库圈里畅销了三十年，因为它精准地服务于一个目的：为美国的全球干预提供文化正当性。 三十年后，这套叙事正在反噬它的制造者。当特朗普政府删除国防战略报告中“头号安全威胁”的对华措辞，转而寻求“稳定的和平”时，它承认了一个亨廷顿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大国之间的利益博弈，远比文明标签更顽固，也更可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