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并分享邀请链接,可获得视频播放与邀请奖励。

搜索结果 大批判
大批判 贴吧
一个关键词就是一个贴吧,路径全站唯一。
创建贴吧
用户
未找到
包含 大批判 的推特
韩国这个国家我真的搞不懂,国家队世界杯失利,连李在明都严厉批评主教练战术决策荒谬。虽然背后有李在明推动足协改革的动机,和对现代集团财阀的情感。但比赛输了直接全国大批判的风气也太极端了。
显示更多
0
85
235
7
转发到社区
为了防止一些新翻墙的网友忘记了,这里重新发一下任志强的长文《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疫情已经结束了,现在再看,任志强说的基本上是全对 2月18日落笔了“记忆与反思”,本想就此罢手了,尤其是不愿再碰触2月19日的伤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 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 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在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讲话分为一、二、三、四和最后,我也来个一、二、三、四和最后吧! 一、 第一部分是“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这里讲的是表彰自己的伟大成绩,包括1月7日的批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要靠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国体制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失序,以及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总之都是一尊亲自靠“巨大政治勇气”做出的决策和亲自指挥而取得的重大成绩。 网上有位名为李锦的专家,出版过国企政策的书籍多本,被媒体誉为“我国国企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专门写了篇《“17万人大会”的抗疫历史传奇》的长文,将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与“17万人大会”并列称为党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将载入史册。对此次会议大肆吹捧,已到了无耻之极了! 中国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可谓是党内执政的一次危机,并提出了“不怕批评,敢于接受批评,敢于自我批评”的信息。对“反右倾”和“大跃进”及瞒产、瞒报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对真相的追查,最终刘少奇用“三七”开承认了七分人祸的错误。毛则在大会上终于作了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事后还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这才让危机渡过了。 这次的大会,也许同样面临的是党内执政的危机,但人们没有看到大会上有批评的意见,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批露,没有查清疫情暴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日的批示才开始。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信息?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中央电视台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为什么会有1月3日的训诫?为什么会有1月3日对美国通报的疫情信息?为什么不提1月7日之前已发生的各种危机?为什么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会公布?至今也未公布!为什么1月7日之后还会召开了各种聚集性的全国大会?为什么还出境访问?为什么在云南敲鼓庆春节?…… 这所有只用1月7日和1月20日来试图终止与斩断国民与社会对疫情发生原因和扩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权力者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也拒绝社会追究这些责任。只想用伟大成绩来为自己遮羞,同时动用各种党所控制的媒体,用所谓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宣传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迹,引导舆论的正能量等方式坚决堵住各种追查事实真相的言论。坚决堵住追究造成这次疫情责任的言论,坚决不承认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认体制与决策无能的事实! 但这种遮羞式的宣传,大约只能欺骗那些愿意被你欺骗的人,却无法欺骗那些只相信事实与真相的人。 无论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无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欢乐的节日,失去了亲人的破碎家庭。也无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和家庭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满篇的讲话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扩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会没有看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情况。同时不提党的领导的统一体制之下的弊病;不提谁应对疫情的扩大化承担责任;更不会检查和检讨自去年12月以来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诏”,七千人大会尚有检讨、自我批评和认错,但这伟大的“十七万人”的大会,却只有表扬和功劳,并无原因、真相与责任。 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见红卫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马后炮”。伟大与英明正确的战略策略,本应都是防御疫情发生和扩大的工作,但却都发生在钟教授的严重警告之后,而非发生在钟教授的呐喊之前。这也敢称是英明?也敢自吹为成绩?也敢自吹是“及时制定和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明明是在事后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挽救,是在补漏洞、堵窟窿,却被吹成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真是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二字了! 皇帝可以骗自己是穿了衣服了,但连孩子们都知道皇帝是光着屁股的,那些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穿着新衣,什么是没穿衣服。齐奥塞斯库以为人民仍然会相信他的谎言欺骗时,却不知道船已调头了! 二、 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 这段讲话的核心大约在“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是在告诉社会,目前的情况全党、全国都纳入了一体,是在同一条船上。将疫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下放到各级政府的头上,告诉全党和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去取得胜利。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我领导的,没我你们都不行。如果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则我死就会中国共产党死,中国共产党死,中国也就死了! 因此必须保住湖北、保住武汉、保住北京,用举国体制支援重疫灾区,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尤其是防控的重点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做好防控工作,没有我不行,没有党不行,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没有所有人共同为维护核心的努力不行。 皇权意识的传统是国为君天下,臣为君命,故同船同命。没有了君,就没有了国,也就不会有臣的地位与权力了。因此只能是同船同命运,要先共同保住这条船,保住这个君,才能保住臣与民。 当一个现代的国家中,民为天下之主时,则并非是同船同命的概念,也并非都与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袖同命运。如果是个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制度可以选择谁当船长,也可罢免和撤换船长。同样不但可以撤换船长,还可以撤换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大副和水手们。 即使是现代的中国也同样,可以没有一尊,也可以没有执政党,但绝不能没有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 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君则只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地位与利益。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只听君命而不顾民情的情况。当疫情已经发生时,却不敢在没有君令的情况下,向民众公布疫情。不敢公布事实与真相,反而用抓批“谣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传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传播。 此时所有人并非站在一条船上,各自严守着各自的利益,却将一国之民抛弃于后。但当疫情发展到失控时,皇帝却变成了英明的指挥与部署者,让全党全国都被捆绑于这个指挥和部署的船上,成为了必须和只能为皇帝承担责任的人。皇帝可以随意的撤换任何不为维护皇权而献身的臣子,也可以用同船同命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为了党的利益去打好这场保卫战,迎接此次大考。 如果没有上命之错,又何来危机与大考?既然党中央已对疫情形势有了准确的判断,既然亲自指挥已采取了有力有效的举措,既然各项工作部署都是及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疫情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呢?这些并非事前、事中的举措与预防,而是造成了事后的补救。当疫情失控的大量传播时,也才出现了危机。如果是事前的预防,又何来的大考? 当前的所有举措都是在失了先机的情况之下的补救,是在掩盖与纠正错误的不得已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如能提前预告与预防就不会有武汉500万人的流动,不会有武汉各种的聚会,不会有几十万人的密切接触,不会有几万人的确诊,也不会有几千人的死亡和全国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春节,更不会有不能营业与开工的各种经济损失了! 防控的重点不是在那些具体的工作上,而在于不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弊病,则无论用什么样的举国体制,能解决了此次的疫情问题,也还会再出现下一次的灾难。十七年前的教训,并没有让这个体制发生彻底的改变,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再次暴发。此次不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下次也一定会再出现更大的灾难。 疫情发生的原因也许尚未查清,但疫情出现之后,未能及时让国民知情,则在于“上无令则下不行”。同时也在于“媒体姓党”,没有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如今又加了个“对借机恶毒攻击”要严惩的罪名! 真相并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反到是没有真相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当问题已经出现,社会要求查明真相时,执政党却将所有人的命运试图用捆在一条船上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共同努力来救这条船。并试图用同为一条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责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试用用以法制止借机恶毒攻击来扼杀可能对圣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条船上,各级的责任也各有不同。船长本就应承担船长的责任,这是大副及水手们无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体的概念掩盖船长应承担的责任则是幕后的真实目的。 “同舟共济”是当今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疫情的必要,但却不能用此来掩盖船长的责任。 三、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执政党的文化是习惯于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统一于一个命题之下。如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本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却能合并为一个特殊的无法合理解释的词。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担负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已经没有了民主而只剩下专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语,每当“既”和“又”连在一起时的两个定义通常是相对的,这大约就是一种两面开刀的艺术。 讲话的前者是强调防控的重点,后者则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于是就有了既要重点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经济发展工作的部署与安排。 如果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信息是完全开放与公开的,经济是由市场化的方式自我调节的,那么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之下,这个小政府都无法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去调控经济与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险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提出对疫情防控的要求,却无需为人民选择的市场行为提出限制。 但在一个专政的国家,一个非市场化的国家中,极权的宏观政策调控则成为市场经济的障碍。这个统一指挥的调控中,既包括了要服从于疫情防控的一切严格的要求,同时又要精准复工,却又难以获取疫情防控的真实信息,还要由企业承担重点防控的疫情控制,要保证不发生病情的出现,这就更难上加难了。疫情并不能将企业家们变成神仙! 疫情是一种关系人情、生命和难以防控的风险。企业经营同样是有各种风险的,也涉及员工、股东和上下游等。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企业家会在这两种不同的风险中做合理的评估和防预的对策,并做出适当的选择。 但非市场的情况下,则难以进行合理的安排。也许上下游并不能因疫情和各种规定给以配合,也许你的生产复工也因各种规定而无法满足上下游的要求。尤其是当政治排在第一位时,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场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断而只能服从于政治的责任。又有谁敢跨越雷池呢?在这种连完全复工正常生产都难以兑现时,又何谈扩大与维护就业呢? 两面开刀则必然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但这已成为执政党文化的特征。因此才有了冲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本是为挽救生命的主力军,却大量的被感染而变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许多的生命,失去了优秀的医学界人才。 为什么浙江也出现了全国病人第二多的地区,但却没有一例医务人员染病呢?原因与差别正在于一种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级绝对服从于上级,政治第一且信息无法公开。另一种则是市场化的方式,将信息公开并各有灵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与权利! 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停工与延长假期本就给社会带来许多的问题,但试图用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前武汉发出了17号令,会后则撤消了17号令的原因。前者也许是想增加复工的可能,后者则重在疫情的防控,导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冲突。 靠中央或国家统筹,还是靠市场自我调节,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个别省市敢政府付费用专车、专列、专机去迎接农民工入境,支持企业复工,这也许是市场化的需要,政府给以支持和补充,但绝不是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企业的事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但双面开刀的统筹则将两种责任关系混为一谈了!企业也成为了防疫的责任主体了,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脚!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出现了疫情,但各国却采取了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措施。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社会承担社会的义务,企业负责企业的经营,各司其职让国家在没有统筹之中,也并未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正常生活。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无法认定疫情后续的变化,但分工与职责的承担,则十分清楚。这些国家并不会追求领导者的伟大胜利,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绝不会让人民用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胜利,并承担本应由决策者承担的错误责任。 国家为复工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减息、减费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业自救与发展,许多人将此认为是一种上天的恩惠。但却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布于众,并相应防治,又岂会有如今的各种损失与困境,又何需靠各种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与其说这是政府对企业的恩惠,不如说这是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恶果,是理应承担的赔偿。 在武汉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并非是党与政府走在了前面,而是各种民间组织与私人企业走在了前面,并无私的奉献了许多。为了人的生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的支持和支援,则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虽然中央下达了上千亿的资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没有此前不负责任的隐瞒疫情的错误,又岂会有后续的发展与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补救自己决策的失误,而民间的投入则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免受政府失误的侵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不能并列与同解,更不能将政府的责任与民间的奉献混为一谈。 但在一尊的眼中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伟大的亲自指挥与亲自部署! 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更重要的体现出的是人格上的素质差别! 四、 加强党的领导 这才是所有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引用唐太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言,一语道破了圣心之意。重不在我为上,重在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让党旗高高飘扬,尤其是用此疫辨诚臣。 你若冲在前,必被我所用,你若退于后,必被我所杀之“决不容忍”!关键时刻要冲上去,并用关键时刻来考察干部,委以重任。 此疫的责任在于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而非党的领导的失责失职,以此来推卸党的领导的相关责任。正是一边高喊加强党的领导,高喊此次“两个亲自”的功劳,一边却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将责任推给了党的领导之下的短板,似乎这样就能回避社会对疫情未能及时发布与公告真相的责任追究了。但这恰恰揭穿了这个体制的病根。所有在讲话中存在的这些党的组织中的问题,其根源都来自于一个不受人民监督,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政党,只忠于皇权与维护核心的体制,来自只讲对党负责在前,而将人民于后的责任关系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承包制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党的领导,党决定一切。承包制就是要让人民自己说了算,自己对自己负责,同时对人民负责。先交国家的,再交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如果坚持党的领导,又如何承包呢?这里最简单的道理正在于如果你要领导,你就必须承担责任。就像这次疫情的暴发正是在“东西南北中,一切服从于党的领导”之下发生的,那么这里所有的责任就不是哪一块短板的问题,而是党的领导的责任。而承包切割了党的领导,却明确了承担责任的人,也因此才有了改革的成功。 当这个国家再次回到了党领导一切,但党绝不对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管理体制中时,那么不但会出现本不应出现的疫情暴发,也会让疫情扩大到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康幸福的地步,也许还会在党的领导中出现更严重的其他问题。 从彻底否定邓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到修改宪法都证明了,这个执政党在试图重新建立一党专政的党国体系。这个一党专政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将人民踢出去,由党代替了人民民主。此后看到的正是纪委领导着监察委、党的网信办领导着国家的体系B,并可任意的制定超越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而是只有党的国家,而无人民的利益与权利了! 这段话还告诉所有的党员,你们今天都同在一条船上,但如果你不去努力的救这条党国的船,那么我就将你扔到船下去,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另想当“逃兵”,没门!加大问责的刀已经架在了你们的脖子上了! 讲话的最后提出了三点要求,并引用了著名的古诗来鼓励全党下定决心冲向第一线,落实再落实这些党领导一切的指示。 我只好奇的是皇上重提了2018年1月就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姓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但这次为什么这句话没有用在自己身上?皇上自称今年的1月7日就做出了批示,说明早已知道了疫情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否则又何需批示?但为什么这个见叶知秋的敏锐却未能让这个批示公示于众,甚至没向社会透露丝毫疫情的公开消息?中国已于1月3日向美国通报了疫情情况,为什么如履薄冰的谨慎,却未能将在1月3日向美国通报的信息也同时向中国人民公告呢? 从全文的开始到最后,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在用各种谎言来当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事实。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时,却已将自己置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之中。越是吹则让遮羞布飞的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和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也许这些口号与古诗会让许多人倍受鼓舞,但聪明的人都能看到这些美丽装饰的背后,是其绝不为此次疫情暴发和领导失误准备承担任何的责任,反倒准备用全国人民的努力与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防治的“胜利”为自己庆功,准备迎接全国人民欢呼“万岁”的战果。 中国执政党用隐瞒前期疫情暴发的原因,靠后续封城的举国之力,骗取了世卫组织的信任,并赢得了国际的称赞。但身历其中的中国人却难以再次欺骗。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痛苦,但中国人知道这次疫情的暴发和所引发的一切本不应出现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严禁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体制。 不管中国的管理体系上有多少的短板,但如果有了言论自由,那么国民在提前知道事实真相时,就会主动的采取各种自我保护,也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失控和传播。比如被当成谣言者的李文亮的微信,不正是在告诫朋友和亲属们要严防疫情的传播吗!如果这不当成谣言,而变成政府对社会警告,那么又何需1月7日的批示和后来发生的一切呢?或许仅靠民间的言论自由的传播就早已取得了防治疫情的伟大胜利了,也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巨大代价的付出! 无论如何去吹嘘党的领导和“两个亲自”,都无法向中国人民解释1月1日的中央电视台的抓批“谣言”的广播,都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对疫情暴发现任的追究。也许不是今天,但迟早这些政党对人民欠下的债,都是要还的! 我无法为2月23日的讲话欢呼,反倒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会在那些为讲话而欢呼的声音中更快的发酵。当无耻和无知的人们试图甘心于伟大领袖的愚蠢中生存时,这个社会就会在乌合之众中难以发展与维持了。也许不远的将来,执政党也会在这种愚昧中清醒,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的运动,再来一次邓小平式的改革,重新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 24日公安系统学习2月23日讲话的大会上,给出的信号是政治第一。全国的公安系统要为了“政治第一”而行动起来。拿起刀,扛起枪,坚决消灭一切借机恶毒攻击的势力,为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惜一切代价! 你愿意成为这个代价吗?代价能让你从梦中清醒吗?
显示更多
0
111
2.6K
399
转发到社区
1972.3.23上海市工人对《571工程纪要》的反映(绝密) 按: 报告第二段开头描述上海工人听到571工程纪要后的第一反映,就犹如“热油锅里撒上了一把盐,顿时炸开了”。这说得很形象,也很准确。即便人们早已知道林彪一家政变未遂而出逃毙命的事情,但571纪要的内容仍然让人大吃一惊。 571纪要中的很多话 切中时弊,反而是当局强词夺理的强行批判令人啼笑皆非。比如纪要中说“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而上海有些青工原来也对工资低想不通,但大批判的结论是“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有利于促进思想革命化,有利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备战备荒,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有利于支援世界革命。”明明是没有本钱给工人发工资,却厚着脸皮说“有利于支援世界革命”,可笑之极。 当局对于难以完全驳倒571纪要并非没有预期,“有这祥那样的担心,在组织传达讨论工作上,主观主义地设想了不少框框”,所以就避难就易,重形式而轻内容,走走过场而已。具体表现包括: 由于时间比较短,《“571工程”纪要》中的许多内容,特别是一些“尖端”问题,很多单位还没有很好批。有些问题虽然批了,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还不够。 约百分之十左右的单位,由于领导上抓的不得力,那里的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学习和批判有点深不下去。 有的满足于“开会不缺席,发言不冷场,声讨会上有气氛,传达以来很平稳”;有的认为“集中搞十天、半月过去了,计划会议传达了,工资调整快要开始了,批判‘571’可以告一段落了”。 ~~~~~~~~~~~~~~~~~~~~~~~~ 沪革工交[1972]第094号 绝 密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报告) 关于在工人群众中 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的情况报告 中共上海市委: 工交系统在工人群众中传达讨论中央[1972]四号文件,批判《“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已经半个多月了。 林贼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文件,一经和上海工人阶级见面,犹如“热油锅里撒上了一把盐,顿时炸开了”,立刻激起广大工人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遭到迎头痛击。在头几天的声讨批判会上,许多工人同志气得浑身发抖,火冒三丈,抢着发言。他们说,听到林贼这样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好比“刀割我的肉,针刺我的心”,真恨不得咬他几口。上海火柴厂老工人、共产党员张瑞娣同志,由于极度气愤,在高呼“打倒林贼”口号后,气得当场昏了过去。广大工人对林贼越恨,对毛主席越亲。物资局日晖港供应站老工人李丛润在批判会上激动地说:“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泥不生根,如果没有毛主席,那有劳动人民得翻身,林贼反对毛主席,我们工人豁出老命也要和他拼!”林贼《“571工程”纪要》中散布的那些反革命的谎言和谬论,逃不出广大工人的“火眼金睛”。有的说:“我们虽然文化低,识字不多,但道理能懂,是非能辨。”有的说:“什么叫失业,什么叫剥削,我们最有发言权;那个制度好,那个制度坏,我们心里有本账。”在上海港第四装卸区工人举行的一次批判会上,大家愤怒地说,林贼抛出这个黑纲领,为的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就是要我们再回到“臭苦力”的地位,让“钱守维”重新上台。这时,全体码头工人异口同声的高呼:“我们坚决不答应!”现在,工交系统各单位,在车间,在班组,到处摆开了大批判的战场,林贼《“571工程”纪要》这棵大毒草好比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大批判推动了大学习,广大工人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他们说:打狼要有棒,打虎要有枪,要批深批透林贼这个黑纲领,就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大学习、大批判的群众运动正在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 在这次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中,各单位普遍认真学习了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并以此统帅整个学习和批林斗争。大家体会到,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是开展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总纲,其中关于反面教员作用的问题、关于秦始皇的问题和关于反共的右派政变问题的论述,对林贼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谬论是最有力的驳斥,对我们是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上海钟表理化厂、梅林罐头食品厂、上钢五厂等单位的同志,逐字逐句地讨论,领会毛主席这些教导的历史背景、精神实质和现实意义,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他们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秦始皇问题的一段论述时,开始不少同志不太理解,后来认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论述,学习了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关于不应当割断历史的教导,又学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中评价历史人物的立场、观点、方法,有的还看了有关秦始皇的史料,再对毛主席的这段教导逐字逐句地进行讨论,逐步加深了理解。大家从“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认识到要用阶级的、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从“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认识到无产阶级为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对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实行独裁,必须以百倍的力量,回击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以“十倍的努力”进行的复辞行动;从“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认清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与历史上一切反革命专政的根本区别,秦始皇虽然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主席相比,犹如彼得大帝比之列宁一样只是沧海中之一粟。经过这样反复学习,并把学习同批判紧密结合起来,对毛主席指示的基本观点学得深,记得牢,对“571”反革命纲领的实质看得清,要害抓得住。工人们说:不管林贼三十六变,七十二变,只要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就能识破它的反革命原形,把它批得体无完肤,遗臭万年。 广大工人群众听了“571”反革命纲领传达后,纷纷以亲身的经历,列举了大量的事实,痛斥林贼一伙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对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污蔑和攻击。有的以全国、本市、本厂生产建设方面的巨大发展,痛斥林賊的“国民经济停滞不前论”;有的以自己子女在农村的茁壮成长,痛斥林贼的“变相劳改论”;有的以令人和家庭在新旧社会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境遇,痛斥林贼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论”;有的以自己或亲人在五·七干校受到的锻炼和教育,痛斥林贼的“变相失业论”。在批判中,很多单位注意把摆事实同讲道理结合起来,把戳穿林贼一伙的无耻谎言同揭露其罪恶的政治目的结合起来,开展“三对比”(新旧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林贼的修正主义路线),“忆四史”(家史、厂史、党和国家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把回忆对比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许多钢铁工人对比我国解放前后的钢产量,对比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钢铁增长速度,对比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钢铁生产飞跃发展与在刘少奇一类骗子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钢铁生产“十年徘徊”的两种结果,既驳斥了林贼“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的谬论,又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比正确。沪江机械厂、上海色织二厂等单位有些青工原来对工资低想不大通,通过回顾家庭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看我国分配制度和政策的优越性;回顾本厂生产面貌的变化,看增加社会主义积累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回顾我国解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看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必要性;回顾苏联变修的教训,看工资高低悬殊的危害性,从而认识到: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有利于促进思想革命化,有利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备战备荒,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有利于支援世界革命。经过这样讨论,不仅比了苦与甜,而且分清了纲和线。 在这次传达讨论中,许多单位对《“571工程”纪要》中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些“尖端”问题,也不是回避它,而是认真地进行研究和批判。上无二厂、建工局五0一工程队等单位,工人同志在研究、批判这些“尖端”问题时,先弄清楚每一条谬论的含意,再揭露其攻击的实质和要害,把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同林贼一伙的黑话相对照,把我党几十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事实同林贼一伙的无耻造谣相对照,理论联系实际,寻根究底,批深批透。他们的体会是:打蛇打七寸,批林批要害,尖端批得好,教育受得深,大毒草可以变为好肥料。 这一段广大群众学习中央文件、批判“571”反革命纲领的实践,使各级领导骨干受到了深刻教育。原来有些同志对中央决定将《“571工程”纪要》发给全国人民来批判的重大战略意义认识不足,有这祥那样的担心,在组织传达讨论工作上,主观主义地设想了不少框框。通过反复学习中央四号文件和讨论市委负责同志讲话精神,认识逐步提高。重机公司、钟表公司、一织公司等系统的有些同志都深有体会地说,林贼的《“571工程”纪要》,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我们应当抓紧这个极好时机,组织群众认真研究,深入批判,增强对反革命毒素的免疫力,提高对一切政治骗子的识别力,在思想上筑起反修防修的长城,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意义是极其深远的。从这个认识出发,许多单位都提出:搞好这次大学习、大批判,出发点要放在对广大群众进行—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着眼点要放在放手发动群众、坚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立足点要放在搞好班组。上海照相机二厂开始规定先讨论什么,后讨论什么,工人不赞成这样傲,要求先开声讨会,让他们出气解恨。这对厂领导教育很大,于是因势利导,从全厂到车间,从车间至班组,掀起了一个万跑齐轰、声讨林贼的热潮。在组织批判活动时,他们提倡人人准备,个个口诛,不强调写稿子,工人反映很好。有个老工人说为了发言,我事先准备了整整一天,虽然在批判大会上只讲了几句,但对林贼的仇恨在我心里扎得更深了。实践证明,要充分发挥《“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面教材的作用,通过批判,大大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关键在于领导,而领导又在于指导思想是否明确。是从防修反修的长远战略目标着眼,还是就事论事只搞十天、半月;是充分相信群众,放手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还是怕这怕那,用一些条条框框去束缚群众;是注重实际效果,还是满足于“表面文章”,这实际上是对待这场严肃的斗争的根本态度问题,是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半个月来,工交系统广大工人学习中央四号文件、批判“571”反革命纲领的形势很好,发展健康,目前正在继续深入,但是发展很不平衡。由于时间比较短,《“571工程”纪要》中的许多内容,特别是一些“尖端”问题,很多单位还没有很好批。有些问题虽然批了,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还不够。还有约百分之十左右的单位,由于领导上抓的不得力,那里的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学习和批判有点深不下去。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部分干部中出现了自满、松劲思想。有的满足于“开会不缺席,发言不冷场,声讨会上有气氛,传达以来很平稳”;有的认为“集中搞十天、半月过去了,计划会议传达了,工资调整快要开始了,批判‘571’可以告一段落了”。如果这些问题不很好解决,就有走过场的危险。 目前,中央[1972]十二号文件已经下达。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问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是我们深入批判“571”反革命纲领新的有力武器。各单位正在组织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并且和学习中央四号文件结合起来,把对《“571工程”纪要》的革命大批判持续地开展下去,在这场斗争中,既要坚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又要加强领导,注意发挥骨干的作用。对部分群众中暴露出来的模糊认识和错误思想,坚持正面教育,在批林这个大方向下,通过学习讨论求得解决。认真总结经验,抓先进典型,抓薄弱环节,不断把学习和批判引向深入。当前工作多,任务重,学习和批判活动的时间虽然不能象前一段那样集中,但是批林斗争仍然是头一位的大事。一定要遵照毛主席“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教导,以批林斗争为纲,化毒草为肥料,化义愤为力量,推动其他各项工作。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指示。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出处:上海市档案馆B246-1-431 ---发帖者:陈闯创@1957spirit 来源链接: 中共国史料:
显示更多
0
23
115
41
转发到社区
看了很多吐槽批判的文章,却没人讲这些细节。而这些细节可以让你更加全面看待一些事情。王虹,2007年16岁(16岁很多人才初中毕业)以653分考入北大,因分数未达数学系录取线才被调剂到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她入校前就想着转系了,然后大一时兼修数学系课程并通过了严格的转系考核。但你要知道,北大数院本身就天才云集,她当时展现的能力并不突出。她自己都讲过“一直在挣扎,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并坦言曾因此怀疑自己是否适合数学。本科成绩并非顶尖,因此也未能获得北大保研资格。2011年本科毕业后,她赴法留学。而且在法期间,因为前面的打击,她有半年完全脱离数学,选修建筑、在事务所实习。然后她觉得建筑受现实制约,而数学更能自主创造,于是才又回归数学。最后在2014年获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工程师学位及巴黎第十一大学硕士学位。然后她前往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导师是著名数学家拉里·古斯(Larry Guth),进入调和分析领域。在数学领域,王虹并不是一个开局很顺的人,也可能是之前年龄偏小,一些潜能还没未挥出来。而且是这几年才发了论文逐步完成了整套证明,最核心的是在25年发表的论文,正式宣布解决三维挂谷猜想。她既没有特别亮眼的竞赛成绩,属于非竞赛生的典型,早期也没有突出的成绩,属于有天赋,但早期不顺,坚持下去的典范。
显示更多
0
63
133
4
转发到社区
简汉推特有几个大V在说“日本已经死了”,甚至题目怂人听闻,“为什么说日本已经死了”。这种愚蠢的言论只能煽动愚蠢的反日情绪。不会带来真知灼见。用汽车制造业日本正在经历的困难贬日,更是肤浅。 各位多看看日经指数。各位多到日本和一些企业家谈谈,各位,东亚过去百年的历史,研究一下。日本一只是东亚历史的创造者和引领者。 告诉各位,过去150年来,日本一次都没有落下过“现代化机遇”,这就是这个国家奇特的地方。 中国的现代化是由日本启蒙的。简汉可以批判它的侵略历史,但不要轻视它的发展潜力,推荐《菊与刀》,大家可以读读。
显示更多
食神和伤官,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大不一样的。 虽然他俩经常被并在一起叫做食伤食伤。 二者共同点:都是日主所生,都是泄秀、输出、表达、才华、生财之源,也都怕过旺无制。 区别在于阴阳属性带来的气质和用法: 食神温和顺生、伤官激烈逆用。 食神重享受/福气/稳定/包容,温厚、节奏慢、重过程; 伤官重才华/表达/批判/突破。锋利、表现欲、重突破。 食神制杀较温和,伤官制杀/驾杀较激烈。不能因为叫“食伤食伤”就把它们当同一种东西。 同源而异流,同类而异性。
显示更多
居住加拿大的咨询公司合伙人、飞马国际出版社创办人李丰果先生(@LifengguoCanada)信奉保守主义价值,对西方的左右派博弈认知深刻。他近日在一篇书评中指出:“近年来海外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裂变。相当一部分人仍然依照多年的认知惯性,将西方自由民主社会整体视为一座灯塔,并在主流媒体和左派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没有充分认识到‘两个西方’,左与右的撕裂,左派的极端泛滥对西方社会的伤害,已经到了关乎文明社会生死存亡的程度。” 他认为,“ 而在应对西方左派泛滥的大潮中,日本社会天然的保守传统,又使其成为全世界几乎硕果仅存的文明样板之一,也必然成为美国保守主义复兴的最佳盟友。” 他高度评价川普总统和高市早苗首相的联手,认为“让人期待看到当年美国总统里根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联手的再现。”——这是全球无数保守派的期待,甚至确信。 世界大变局中的日本 ——读康尼、曹长青新作《高市早苗》 作者:李丰果 (台湾《锐传媒》编者注:作者李丰果先生现居加拿大,担任咨询公司合伙人,飞马国际出版社创办人,著有长篇小说《病理笔记》。) 二战奠定了我们今天的世界格局。在几十年的发展演进中,有两个最大的变化因素令人深省:一个是中国的崛起,一个是西方世界内部的分裂,即左派的极端化。 中国经济的崛起并未改变其政治倾向,相反,随著经济能力和科技力量的增强,对国内的控制变本加厉,对世界的威胁也与日俱增。用中国政府的话说,“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试图重新划定原有的国际势力框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过去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变种表达。 中国从外部对自由民主世界构成威胁,而欧美传统民主国家内部左派势力的极端化,则从内部对文化、传统、政治和社会体系进行全方位的摧毁。可以说,西方世界的文明危在旦夕,以西方文明为基础的世界文明格局也同样危在旦夕。 虽然西方左派在传统意识形态的惯性上仍然秉持著民主这面大旗,甚至很多人都认为,左派对价值观的坚持让他们在对待极权中国的问题上立场更为坚定,但实际上,西方左派的意识形态基因和共产极权有一脉相通之处,中国、苏联的共产极权,其思想和实践渊源也本自欧洲。 一个最为意味深长的现象就是,苏联解体之后的俄国,长期无法进入西方世界的怀抱,仍然被视为比共产中国更具威胁的敌对力量。这背后其实透露出俄罗斯在传统保守价值上与西方左派意识形态的冲突,也让很多人看不见俄乌战争背后更为复杂的历史与观念因素。 而中国则几乎获得了歌颂般的欢迎。如果不是因为新的领导人颟顸自大,以中国的迷惑性,加上骨子里天然亲近的西方左派的合作,对西方的渗透和影响会更加不可限度。在经济全球化、各国经济高度联动的情况下,极权和左派政府在利益寻租的空间上更为灵活,整个自由世界势必受到更加严重的侵蚀。长此以往,内外夹击,文明世界危乎殆矣。 幸运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毕竟有著深厚的自由传统和保守主义根基。以川普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力量开始艰难地改变这一格局:在美国社会内部遏阻左派的泛滥,在国际上结束跛脚的经济全球化,重新以关税等手段改变和重塑世界格局。 在这个美国孤军奋战的过程中,日本尤其关键。 在亚洲地缘政治上,日本长期处于战败的阴影之中,隐忍苟且,任由中国以二战受害者的道义制高点肆行其意。二战结束至今已经八十年,日本对中国进行了大量援助,日本人已经成为世界公民的道德典范,日本社会对国家正常化的渴望,就像德国和意大利那样,完全是合理诉求。 尤其在中国经济崛起之后,其专制面目日益暴露,并不断挑战国际规则,这更令国际社会渴望出现一个亚洲的文明代理人,日本无疑是最合适的候选者。 而在应对西方左派泛滥的大潮中,日本社会天然的保守传统,又使其成为全世界几乎硕果仅存的文明样板之一,也必然成为美国保守主义复兴的最佳盟友。在整个世界试图突破二战以来形成的格局,应对中国崛起与左派泛滥这两大威胁的转变中,日本地位的上升,是其内部呼声和外部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为高市早苗的第一本中文传记,作者曹长青和康尼伉俪,可以说天然就是这本书最合适的作者。他们的经历、学识和思想储备,使这部作品得以在短时间内以高质量面世。 曹长青先生作为中国异议人士,对中国极权体制有深入的了解和批判。近些年来,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左派极端化的批判逐渐成为曹长青先生关注的重心。 由于世界格局日益深化的复杂性,近年来海外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裂变。相当一部分人仍然依照多年的认知惯性,将西方自由民主社会整体视为一座灯塔,并在主流媒体和左派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没有充分认识到“两个西方”,左与右的撕裂,左派的极端泛滥对西方社会的伤害,已经到了关乎文明社会生死存亡的程度。更有甚者,在光怪陆离的信息面前失去了常识和理性,陷入各种荒诞的阴谋论之中。 具有中国成长背景的人,能冲破中共极权宣传,认识到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适价值,已属不易;能进一步冲破西方左派的迷魂大阵,则是更加不容易的一件事。正因为作者有这样一贯清晰独到的思想见解,本书才能准确而全面地把握高市早苗的特质,以及她在所处时代中的特殊意义。 本书把高市早苗当选将会带来的日本变革称之为再一次的“明治维新”,指向的包括日本国家正常化在内的一系列呼声。这些呼声的背景,也正基于前述自由世界所面临的内部左派政治和外部新兴强权的双重威胁。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川普总统与高市早苗的联手,让人期待看到当年美国总统雷根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联手的再现。本书详细介绍和分析了高市早苗所面临的内外部挑战和施政方向,包括对中日关系未来走向的推演,理据扎实令人信服。 高市早苗之所以能担此重任,实非偶然。本书对其所取法的保守主义思想渊源的介绍,堪称一份保守主义思想与实践的资源地图:从美国的建国先贤汉密尔顿、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到亚洲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台湾总统李登辉,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所言所行,都值得读者潜心玩味。 高市早苗的个人奋斗尤其励志。在男性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日本传统社会,女性首相的出现,而且获得压倒性的支持,实属罕见。书中高市早苗的个人成长和奋斗历程,对青年人的个人职业和事业发展亦极具启发。 从我们对台湾社会的观察就可以看到,无论在当下世界,还是人们所期待的中国社会民主化之后,左派思维都具有极大的蛊惑性和破坏力。围绕高市早苗的思想和行动,本书既呈现了世界格局正处于转捩点的重大意义,又向中文社会对什么是保守主义价值观念作了切实而深入的提示。 当下我们都习惯于在手机上碎片化地汲取信息,而这样一本难得一见、发人深省的好书,值得我们持茗安坐,获得一份深度沉浸的精神滋养。 ——原载台湾《锐传媒》2026年8月18日
显示更多
更新啦!🥰🫶 中国现在为什么出不来大作家?当批判成为“寻衅滋事”,当苦难被禁止讲述,文学还剩下什么?《呼吸秋千》[德] 家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 来自 @YouTube
显示更多
0
44
52
3
转发到社区
#鹅腿阿姨事件# 网友评论为什么清北这种名校大学生没有质疑和批判精神:从众心理和跟团压力。 之前明明有博主拆解鹅腿和鸭腿成本揭穿骗局,却被一众大V嘲讽,还被网友围攻。
显示更多
1959年到1961年,中国没有战争,也没有大的灾年,却饿死了几千万人。人口学者曹树基按各地方志统计,三年里全国非正常死亡约三千二百五十万。1961年秋收,毛泽东仍然要各地按"高产卫星"报上来的指标征购粮食。省、地、县的书记们知道,再这样收,还要饿死人。他们不敢批评大跃进,更不敢批评毛泽东,就换了一个说法:按党章规定,该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了。党的代表大会要选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再选政治局,开会就有换人的可能。11月,毛泽东决定另开一个会:把全国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和大厂矿的负责人都叫到北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工作会议不选举,不换届。会议保密,代表不许给家里写信、打电话,报纸电台不报一个字。1962年1月11日开会,到会七千一百一十八人,后来叫七千人大会。 会前 刘少奇1961年春天回了湖南。他在乡下走了四十四天,最后几天住回宁乡炭子冲的老屋。村民告诉他,塘里有水,没有旱。他姐姐哭诉,一个小队两个月就饿死了十一个人:"你在中央做事,要做点好事,要让人有饭吃呀!"路边电线杆上有张纸条,是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贴的:"我们饿肚皮,只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民兵把这当反动标语破了案,要给孩子挂牌、游乡。刘少奇对办案的人说:"你还不许人家骂娘?"他把孩子叫来问食堂好不好,孩子说:"好个屁!背时的食堂,害人的食堂,砍脑壳的食堂!"基层干部对他直说,要不再饿死人,只有包产到户。刘少奇表态:只要能恢复生产,什么办法都可以试。宁乡随即解散公共食堂,分田包产,湖南别的县跟着宁乡学,别的省跟着湖南学。回到北京,5月31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包产到户不止刘少奇支持。邓小平主张把它合法化,陈云、邓子恢赞成。到1961年底,毛泽东改口:生产已经恢复了,粮食增产了,要把责任田的办法变回来。安徽的曾希圣请求再试一段,毛泽东不置可否。 会上 毛泽东给这次会定的开法是:不开开幕式,每人发一份书面报告,直接分组讨论,各组记录先送他圈阅,再印发。全体大会原本只放在最后一天,聚一下就散。书面报告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 1月18日,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开会,彭真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第二天陈伯达开口:"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周恩来也说,主观上的错误"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 1月27日下午,人民大会堂第一次开全体会。刘少奇没有照念书面报告,手里拿着十几页用大字写的提纲,讲了三个小时。他讲了老家的水塘: "我问他们:一九六〇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 他说,过去讲缺点和成绩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讲到全党全民"饿了两年饭",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插了一句:"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病。" 刘少奇留着余地。他说三面红旗"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说"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有人问,彭德怀庐山上那封信讲的,不就是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吗?他答,信里不少具体事情符合事实,可彭德怀的问题"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但他提出,这几年反右倾中打错的人,要平反。 就是这样一篇讲话,各组的口开了。批评一直说到中央。有人问:全国到底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死了多少牲口,这笔账应算清楚。有基层代表问,"退居二线"是什么意思。主席台上的人都听得懂,这是在问领袖换不换。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用过的办法是:先休会,到会下找支持,再复会把方向扭回来。这次他照办。1月29日,林彪上台讲了三个小时:"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眼下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林彪讲完,毛泽东带头鼓掌:"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大会材料里留下一句没有署名的话:"拿人命作学费是不好的。" 林彪讲完,毛泽东当场宣布会期延长,大家留在北京过春节,开"出气"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1月30日,毛泽东讲话:"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还警告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书记:"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他同意退到二线,由刘少奇主持一线。 2月7日闭幕。邓小平读完决议,毛泽东问:"同志们有什么修改的意见没有?"全场鼓掌。"就不需要付表决了吧?"全场又鼓掌。散会。 会后 大会散后,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议题是基层代表提出来的:毛泽东辞去党主席。毛泽东带着林彪不到会,去了南方。朱德、陈云、邓小平表态同意他辞任,其他人观望。周恩来出来说:"主席还是主席,党主席仍由毛泽东担任。"事情就这样定了。毛泽东不在会场,可会上谁说了什么,他都知道。 2月21日到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不在。刘少奇说:"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陈云说,全国大多数农民粮食不够吃。 春夏之间,田家英下乡回来主张包产到户,陈云找毛泽东谈分田,邓子恢带着调查材料力争责任田。主持一线的刘少奇没有拦。7月上旬一天下午,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在水里,刘少奇走到池边问候。毛泽东在池子里开口:"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在更衣棚坐下,等他上岸,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刘少奇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8月,北戴河会议。原定议题是农村、粮食、商业。8月6日毛泽东在全体会上问:这两年国内的形势究竟是一片光明还是一片黑暗?他说包产到户、闹单干就是搞资本主义,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骂邓子恢"带头刮单干风",领导的农村工作部"十年没干一件好事",说田家英是右倾分子。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检讨。9月八届十中全会,他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包产到户被禁止。 1964年底。这两年刘少奇挂帅四清运动,整掉一批大跃进里作恶的基层干部。毛、刘发动这些运动,各有打算,都想整掉一批干部,换上自己的人马。各地干部开会讲"贯彻刘主席指示",他的像开始和毛泽东的像并排挂。12月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提出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泽东说:"不管怎么提,主要是整当权派。"刘少奇讲到运动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毛泽东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毛泽东讲话时,刘少奇插了话。会前邓小平还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毛泽东认定,刘、邓这个中央"一线"要夺他的权。散会后毛泽东发火:"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12月26日,毛泽东七十一岁生日,在人民大会堂请四十多人吃饭,席间说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说党有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没有人接话。12月28日,他一手拿《党章》,一手拿《宪法》走进会场:"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对刘少奇,他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1965年1月3日,三届人大选刘少奇再任国家主席,当天晚上毛泽东批他:"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中组部长安子文受众人之托去劝刘少奇:局面已经非常严重,千万不能跟主席发生矛盾。刘少奇在生活会上作了检讨。 1970年,斯诺问毛泽东,什么时候明确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答:"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为什么毛泽东一定要整死刘少奇 七千人大会让毛泽东看明白一件事:他闯了天大的祸,七千名干部关起门来骂了一个月,可军队支持他,林彪替他讲话;多数干部跟着周恩来,周恩来替他圆场;政治局议他辞任,最后还是"主席还是主席"。没有人能追究他。 可是刘少奇在游泳池说了"历史要写上你我的",毛泽东回答的是"我死了以后怎么办"。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斯大林死了三年,罪状被接班人一条条念出来。消息传来,毛泽东要中共把斯大林的功过定为七三开,让《人民日报》发文替斯大林辩护——维护斯大林,就是维护他自己的地位。现在他自己的接班人,当着他的面把饿死几千万人记成"你我"的账,记成要上书的"人相食"。他活着,刘少奇不敢写;他死了,写不写由刘少奇定。1966年5月16日的中共中央通知,毛泽东亲手加了一段:"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8月5日,毛泽东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骂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五十多天"何其毒也",接着一句:"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刘源问父亲,这"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是什么。刘少奇给儿子讲的,就是游泳池那一场。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打倒之后,刘少奇要求回湖南种地,不准。1967年8月5日他在中南海被批斗,押回办公室后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9月王光美被捕,子女赶出中南海,他一个人关在家里,停药。1968年9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签报《关于刘少奇历史三次叛变的罪行材料》,称他"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全场只有陈少敏一人没举手。11月24日是刘少奇七十岁生日,中央这天把决定在全国广播,汪东兴送来一台收音机让他听。他听完浑身发抖,呕吐,血压陡升,从此再没有说过话。 1968年7月他就得了肺炎。医疗组接到的通知是:要尽力治好,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1969年4月九大开幕,毛泽东仍是党主席,林彪写进党章做接班人。10月17日,刘少奇只穿一件上衣,没穿裤子鞋袜,裹在被子里,用担架抬上飞机,运到开封。11月12日早晨6时45分死去,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 江青后来在文革中说,毛泽东"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11月14日零点,遗体送开封火葬场。专案组对火葬场说,烧的是一具烈性传染病尸体,只留两名工人看炉点火。火葬申请单由专案组填写:死者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亡原因,病死。申请人一栏填的是他儿子刘源的名字,签字也是专案组签的。他的子女对父亲是死是活一无所知,三年后才知道。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19—421、425—426、441页;《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1961年5月31日),同书第337页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71、108、110、129、137、144—148、153、164、167、265、300、347—349页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91、117—118页 ——《刘少奇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1961年湖南调查;1962年西楼会议、北戴河会议;1964年12月20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12—113、147—148、154、158、161页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年8月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90页;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1970年12月18日),同书第十三册,第173页 ——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156页(西楼会议陈云讲话) ——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百年潮精粹·伟人印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85—86页(肖伏良纸条)
显示更多
0
2
94
19
转发到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