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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米克拉”致台灣多地淹水 民進黨被批不治水只會潑髒水】 受颱風“米克拉”外圍環流及西南氣流影響,全台出現強降雨,多地出現淹水災情。不料,積水迅速消退的台北市成綠營眾矢之的,災情更嚴重的高雄、屏東等南部縣市卻“無人問津”;台當局領導人賴清德更藉水患催審“總預算”,遭批滿腦政治算計。在民進黨“執政”下,這場水災正演變成一場荒謬的政治鬧劇。 6月25日,台北市降下短時強降雨,內湖區多處發生積水,水深甚至淹至成人大腿根部,部分山坡地更發生土石崩落,造成該區域20年來少見的大淹水。台北市長蔣萬安首當其衝,台北市政府則被質疑“調度緩慢”。 台北淹水災情很快演變成“政治攻防戰”。民進黨的議員、“立委”將矛頭直指蔣萬安,稱其施政無能、“市政神話破功”,親綠媒體隨之“帶風向”,“青鳥”(台灣綠營的激進支持者)則在社媒平台放話“這就是選蔣萬安的代價”,並為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造勢。據傳“深夜勘災”的沈伯洋本人更是“刷了一波存在感”,被綠媒直誇“看起來已經像台北市長”。 面對質疑,今天(26日)前往內湖勘災的蔣萬安回應,根據台北市各個雨量測站數據,在25日雨量排名前10的測站中,有7處都在內湖區,其瞬時雨量甚至超過100毫米,超出排水系統保護標準,造成積淹水災情,但也可以看到水排得非常迅速,代表市政府定期都有在做各項清疏工作。蔣萬安也表示,雖然積水很快消退,但仍為許多居民、店家帶來生活上的不便,“我們感同身受,也會持續檢討”,同時宣布只要符合災害救助標準,每戶最多可申請2萬元(新台幣,下同)救助金。 值得注意的是,全台多地發生淹水災情,台北內湖雖一度積水,但積水在1小時內就消退,但蔣萬安和台北市政府幾乎“霸屏”新聞版面;反觀淹水災情更嚴重的高雄、屏東、台南等南部縣市,卻得不到輿論關注。台灣網友直言:“為什麼只關注台北?”“青鳥看到綠色就眼瞎?” 不少輿論指出,這種落差背後,濃厚的政治操作意味不言而喻。年底選戰將至,蔣萬安作為藍營“明星市長”,民調持續領先民進黨參選人沈伯洋。曾有分析直言,除非蔣萬安“自己犯錯”,否則沈伯洋很難贏。 對此,藍營直指民進黨“不會治水,只會潑髒水”。國民黨“立委”陳菁徽批評,過去民進黨“在野”時,說治水責任在台當局,如今民進黨“執政”,看到水患卻只會見獵心喜,攻擊地方政府,完全是潑髒水、甩責任的政治操作。曾任中國國民黨發言人李明璇也發文質疑,綠營第一時間不是關心災情和後續的家園整理,而是“出征出征再出征”,“除了沒有人性,更沒有擔當”。 但最令人錯愕的,是賴清德的態度。賴清德25日聲稱,台當局總預算案還沒過,若發生災害,當局“拿什麼錢去救災”,遭台灣網友諷刺“有錢又怎樣,還不是要自己爬屋頂”。藍營也隨即反擊,痛批賴清德身為台灣地區領導人,竟帶頭製造恐慌,這不是負責任的防災態度,而是政治甩鍋。新黨台北市議員侯漢廷表示,全台淹水,民進黨卻只想到政治攻防,“值得唾棄”。 台灣《聯合報》指出,即使台當局總預算仍在審查,台當局仍可動支上年度已核准的經常性、延續性業務預算,目前台當局手上至少有147億元治水經費,救災工作根本不受影響。賴清德當過市長、“行政院長”,心裡比誰都清楚,如果不是從選舉攻防出發,何出此言?真相卻是,藍白放行治水等民生預算時,民進黨“立委”全數投反對票。如果台當局真的沒錢救災,民進黨才是元凶。 在台灣,民生議題政治化已不是新鮮事。淹水災情四起,當政客及輿論都忙於政治攻防而不是救災時,議題就已失焦。對此,台灣網友不由感慨:“以前不管哪裡淹水大家都是互相關心,現在淹水大家都是互相攻擊、嘲笑。這就是民進黨‘執政’十年帶給台灣人所謂的‘團結’。”(來源:香港新聞網) 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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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台灣聯合報記者提問:問:台灣中央社日前有篇報導,引述台灣國安人士說法指稱,今年北戴河暑休期間,中共聚焦討論政事與人事,包含對美與對台策略,而中共對台聚焦反對以武謀獨、強化對台實質治理、爭取台灣各界反對台獨,以及年底地方選舉給予「在台愛國力量最大支持」等4策略。          之後賴清德也說,北戴河會議甚至將這次年底選舉的勝敗,當作是中國對台策略有無成功的指標,而高雄會承受很大的壓力。          中央社這篇報導應該是台灣台灣國安高層刻意放給中央社,我對前述訊息的真實性高度懷疑,習真會在北戴河暑休期間對台灣問題做出重大裁示?不曉得蔡老師會怎麼看待這些訊息。 答:我認為,台灣國安情報部門對所謂「北戴河會議」的解讀有些過度。北戴河暑期活動本質上帶有休假、休養和非正式交流的色彩,不會集中討論重大決策,更不可能涉及中共視為最核心的台灣議題。事實上,並非所有現任政治局委員都會前往北戴河,習近平本人是否到場,也不能僅憑外界傳聞判斷。因此,如果把北戴河與中共對台重大決策直接掛鉤,我認為訊息並不准確證據也不充分。 中共當然高度關注台灣2026年中期選舉,但中期選舉畢竟不同於總統大選。以國民黨長期累積的地方組織和政治資源而言,在不少縣市仍具有一定優勢;民進黨守住南部基本盤就可以了,真正具有指標意義的戰場仍是台北。如果民進黨能夠攻下台北,即使其他縣市互有勝負,也足以在政治氣勢上宣稱取得重要勝利。目前國民黨已完成2026年縣市長選舉布局,並公開把中期選舉與2028年重新執政連結起來。 至於北京對台統戰,除了透過媒體、輿論及其他渠道影響台灣社會之外,實際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選舉結果,仍然值得懷疑。尤其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的兩岸路線過度向北京靠攏,反而在台灣社會引起疑慮,甚至造成國民黨內部的严重不安。鄭麗文自2025年當選國民黨主席後,確實把2026中期選舉及2028重新執政列為重要政治目標;因此,北京即使希望藉由國民黨重新取得執政權,也不能假定其統戰政策必然能轉化為選票。 真正值得觀察的,其實是2028年總統大選。如果賴清德成功連任,兩岸政治對立必然進一步延續,北京對台政策也必然轉向更強硬,甚至不排除以武統的方式奪回台灣。反過來說,如果2028年國民黨重新入主總統府,兩岸很可能重新啟動政治談判,甚至不排除討論某種形式的和平協議。那麼台灣大概率會歩上香港的後塵,只是時間更久台灣人付出的代價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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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紐約市政府於9月2日宣布,2026至2027學年起,將禁止公立學校的幼兒園到八年級生在課堂上使用AI,為期一年。市府屆時將停止使用超過38種教育軟體,Chatgpt、Claude等主流生成式AI和陪伴型聊天機器人也均遭禁用。新政預計影響60萬名學生,是目前影響最多美國學生的AI禁令。教師可以繼續使用AI來制定教學計劃。 紐約市長曼達尼(Zohran Mamdani)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孩子們需要在與同齡人的相處中培養能力,與老師建立信任,並學習獨立解決難題。」他認為,科技業想讓大家相信AI帶領的早期教育是必要的,但他並不同意。 同時,市公立學校系統也將在部分高中試點,使用指定AI工具輔助的課堂亦將收緊學生使用螢幕時間:二年級以下學生不建議使用,三至五年級每日上限30分鐘,六至八年級上限45分鐘。而身心障礙學生、多語言學習者及參與電腦科學等職涯準備課程的學生有豁免空間。 未來一年,由學生、教師、家長代表、民選官員、工會與專家組成的「學校科技聯盟」(Technology in Schools Coalition)將評估禁令與試點成效,並提出後續建議報告。 👉點擊連結,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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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指创下历史新高,一个真相:AI越火,数据中心反而越难建 现实世界却开始对AI说“不”。 美东时间周一,美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涨,纳斯达克指数在英伟达、微软等大型科技股带动下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这已经是纳指连续第二个交易日大幅上涨。 推动市场的逻辑并不复杂。美国9月非农就业数据弱于预期,市场迅速下调了对美联储继续加息的押注。交易员目前预计,美联储10月政策会议加息的概率只有24%,而一周前这一数字还高达70%。 利率压力下降,油价回落,科技股继续上涨。华尔街再次把钱压向AI。 但就在资本市场不断为AI刷新估值的同时,一个完全相反的趋势正在全球出现。 特朗普强调美国必须赢得AI竞赛,微软、Meta、亚马逊、谷歌、英伟达不断宣布更大的数据中心、更大的GPU集群、更高的资本开支。 问题是,越来越多普通居民开始问一句非常现实的话: 这些数据中心,到底为什么要建在我家旁边? 这可能是当前AI投资浪潮中最容易被忽视,却又最重要的变化。 AI越成功,对数据中心的需求越大;数据中心越多,对电力、土地、水资源和电网的消耗就越大;而基础设施规模越大,当地居民的反弹反而越强。 换句话说,AI最大的瓶颈,未来可能不再是GPU。而是有没有地方愿意让你建。 欧洲420亿美元投资被卡住 过去两年,市场一直担心英伟达GPU够不够、HBM够不够、电力够不够。 现在,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 即使你有GPU、有服务器、有钱、有电,你可能仍然拿不到许可。 研究数据显示,由于公众反对、审批收紧以及监管限制,欧洲已经有大约420亿美元的数据中心投资受到影响,其中包括大量项目延期甚至取消。 今年1月至4月,欧洲就有超过70个数据中心项目遭到否决或者限制,这一数字甚至已经超过2025年全年。 更值得注意的是,阻力已经不再只是几个居民在社区里举牌抗议。 它正在从地方政府一路蔓延到法院、监管机构甚至议会。 这意味着数据中心面对的已经不是简单的“NIMBY”,而是一场逐渐制度化的基础设施阻力。 欧洲原本正在拼命追赶美国AI,但现在最尴尬的事情出现了:欧洲想要AI,却开始不愿意承担AI背后的物理成本。 巴黎高等商学院研究能源转型的副教授奥利维尔·达尔穆尼甚至警告,这可能成为压垮欧洲AI竞争力的“最后一根稻草”。 原因其实非常现实。很少有人愿意接受家附近突然出现一座巨大的数据中心。 因为AI的好处可以分散给全社会,而数据中心的成本却高度集中在当地。 AI的收益是全国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但是噪音、耗电、用水、土地占用、电价上涨和电网压力,却全部落在少数几个社区头上。 谁得到好处,和谁承担成本,并不是同一批人。 于是矛盾开始爆发。 欧洲正在给数据中心踩刹车 爱尔兰曾经因为数据中心电力需求过大,暂停相关项目。 随后苏格兰也暂停了部分新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的规划审批。 北欧原本是数据中心运营商最喜欢的地区之一,因为那里土地充足,可再生能源丰富,气候寒冷还可以降低冷却成本。 但现在连北欧也开始收紧。 随着大型数据中心的电力申请激增,丹麦通过紧急法案,使数据中心未来在申请电网容量时可能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 西班牙则提出新的数据中心规则,要求数据中心80%的电力必须来自可再生能源。 英国一些项目则因为当地居民强烈反对而陷入停滞。 表面上看,这些政策是在规范数据中心。 但从投资角度看,本质其实只有一句话:建设AI基础设施的门槛正在越来越高。 过去建数据中心最大的竞争力可能是资本。 未来最大的竞争力可能变成四样东西:土地、电力、电网接入和当地Z府支持。 而这几样东西,恰恰都不是可以无限复制的。 一座AI数据中心,可能像“幽灵仓库” 为什么当地居民的反弹越来越强? 因为超大规模AI数据中心和传统互联网数据中心已经不是一个概念。 过去很多人对数据中心的想象,是一栋普通建筑,里面放满服务器。 但AI时代的数据中心正在迅速变成工业级基础设施。 几十万块GPU持续运行,需要巨大的电力输入,需要冷却系统,需要备用电源,需要电池,需要变电设施,还需要大量土地。 这些设施建好之后,占地巨大、耗电惊人,但永久性就业岗位却未必特别多。 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当地居民到底得到了什么? 一家耗电量接近一座城市的数据中心进入社区,可能提高土地需求、增加电网投资压力、消耗水资源,却不一定能够像制造业工厂一样创造数千个长期就业岗位。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欧洲学者把数据中心形容成巨大的“幽灵仓库”。 外面看起来规模惊人,里面装着价值数十亿美元的GPU,但真正需要长期驻场工作的员工并没有那么多。 于是AI产业的价值越高,这种矛盾反而越明显。 美股投资网认为,这很可能成为未来几年AI基础设施投资最重要的重新定价逻辑之一。 市场过去一直在讨论“GPU短缺”。 下一阶段真正稀缺的可能不是GPU,而是能够合法、快速、低成本地部署GPU的地点。 AI真正的稀缺资源,正在从芯片转向Land + Power + Interconnect,也就是土地、电力和电网接入。 韩国也开始出现同样的问题 如果你认为这是欧洲特有的问题,那就错了。类似的矛盾正在韩国出现。 韩国拥有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是全球AI半导体供应链最核心的国家之一。 今年6月,韩国z府甚至把数据中心与半导体、Physical AI并列为三大重点投资项目。中央显然希望快速扩张AI基础设施。 但是到了地方层面,情况完全不同。韩国部分地区已经出现居民长期抗议数据中心建设的情况。 7月,韩国官员宣布,计划要求部分拟建数据中心项目必须获得附近200米范围内多数居民同意,同时引入新的项目审查和纠纷调解机制。 首尔一个社区的居民甚至要求Z府撤销已经发出的建筑许可证。 这些居民连续数月在当地Z府办公楼外抗议,截至8月中旬,示威已经持续172天。 首尔南部的果川市,还有地方议员提出新的法规,希望限制全天候运行的数据中心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其中就包括备用电池火灾。 这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AI基础设施虽然是国家战略,但数据中心最终必须落在某一个具体城市、某一块土地、某一个社区。 国家想要AI,地方却未必想要数据中心。 这将成为未来全球AI扩张过程中越来越大的矛盾。 一家社区,真的可能挡住100亿美元?? Alvarez & Marsal的一位负责人说过一句非常值得投资者注意的话: 一个社区,可能有能力阻止一个价值100亿美元的数据中心计划。这句话其实直接点出了未来AI产业的一个巨大风险。 微软、Meta、亚马逊、谷歌可以批准几百亿美元资本开支。英伟达可以不断推出更强GPU。 台积电可以不断增加先进制程产能。SK海力士和美光可以不断增加HBM产量。 但到了产业链最下游,所有这些芯片最终都必须插进服务器,而服务器必须放进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必须接上电网。电网必须通过审批。项目必须获得土地。当地居民还必须愿意接受。 只要其中一个环节被卡住,前面的几百亿美元资本开支都无法真正转换成算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美股投资网一直认为,AI产业真正值得关注的已经不只是芯片。 电力、变压器、配电、储能、冷却、土地、电网接入以及拥有现成电力资源的数据中心运营商,未来都可能获得越来越大的战略价值。 因为AI不是活在云里。所谓“云”,最终还是一栋栋真实存在的建筑,一根根电缆,一个个变电站,以及几十万块持续耗电的GPU。 最讽刺的一幕正在出现 特朗普和美国科技巨头都在强调,美国不能输掉AI竞赛。欧洲也在强调AI主权。 韩国也把AI基础设施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但当这些国家真正开始大规模建设AI基础设施时,却发现最大的阻力是自己国家的居民。 PS:华尔街正在疯狂招AI人才 有意思的是,当现实世界开始抵制AI基础设施时,华尔街内部却正在全面拥抱AI。 摩根大通、花旗集团、Capital One等金融机构发布的AI相关职位同比增长49%,达到139,819个。 其中一个职位增长尤其夸张。 Agent Orchestration,也就是“AI智能体编排”相关岗位,今年职位引用量暴增1,721%。 所谓Agent编排,并不是再做一个GPT聊天机器人。而是让多个AI智能体像一个团队一样协同工作。 一个Agent读取原始数据,一个Agent分析文件,一个Agent检查风险,另一个Agent负责合规审查,最后再由一个Agent把所有结果整合起来。 过去一个金融业务流程可能需要五个人。 未来可能只需要一个人管理五个AI Agent。 这才是华尔街真正开始担心、同时也真正开始下注的下一阶段AI革命。 生成式AI相关职位的薪资也明显高于传统金融科技岗位,其中生成式AI经理的基本薪资中位数已经达到大约19万美元。 这说明金融业对AI的态度非常明确。 AI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提高效率的辅助工具,而是在开始重构公司的组织结构。 未来银行需要的人可能越来越少,但能够设计、管理和协调AI系统的人会越来越贵。 于是整个AI时代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画面。 $SPY $NVDA #美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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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共如此关注列治文市选?从地下洗钱网络、袁荣祥到华人社团与加拿大政治的关系 一个只有20多万人口的加拿大城市,为什么会出现在洗钱调查、外国干预情报与跨国政治关系网络的交汇处? 把过去十多年的调查资料放在一起,会发现列治文(Richmond)具有几个特殊条件:庞大的华人社区、活跃的跨境资本、复杂的社团关系,以及能够进入加拿大政治体系的地方性接触渠道。 这些条件不代表华人社区存在问题,却能解释为什么外国政府可能特别重视这里的政治影响力。 一、为什么是列治文?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2021年人口普查,列治文约54.3%的居民属于华人人口,是加拿大华人人口比例最高的主要城市之一。 与此同时,列治文拥有国际机场、重要的物流与贸易设施、大量房地产投资,以及与中国和亚洲密切往来的商业社区。 必须强调,机场及主要港口设施并不由市政府直接管辖。但市议会掌握土地规划、开发审批、地方基础设施、部分公共采购及社区政策等权力。 对于试图在加拿大建立长期影响力的外国政府而言,地方政治的价值不只是控制某个市政决定,更可能是建立商业联系、培养政治关系和接触未来更高层级政治人物。 这不是没有现实依据的推测。 2023年3月,《环球邮报》披露一份日期为2022年1月10日的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报告。 据报道,时任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佟晓玲曾讨论利用社区组织及相关人士,支持符合北京利益的温哥华地方政治人物,并培养未来可能进入更高级别政治职位的人选。 这份情报针对的是温哥华2022年市选,并不能直接证明2026年列治文发生了同样的行动。但它揭示了一种值得注意的长期政治影响模式: 地方政治接触,可以成为未来更大政治影响力的起点。 二、列治文曾是加拿大重大洗钱调查的中心之一 2022年,BC省Cullen洗钱调查委员会确认,数以亿计加元的犯罪收益曾通过BC省赌场清洗。 列治文的River Rock Casino,以及涉及地下汇兑的Silver International调查,都是其中的重要案例。 警方调查披露,一些地下汇兑网络能够在加拿大提供大量现金,再通过海外资金安排完成价值转移。 这种机制使毒品犯罪等活动产生的现金有机会进入跨境资金循环。 调查还涉及高额赌场现金贷款和私人放贷活动。 但Silver International相关刑事检控最终中止,不能把所有被调查人员认定为已被法院判定有罪。 这些历史案件提出一个重要问题: 当跨国资金网络与房地产、赌场、私人贷款和商业活动交织时,犯罪资金的来源与真正受益人可能变得难以辨认。 而当拥有大量资金和社会资源的人士同时活跃于政治捐款、社区组织及政界活动时,公众自然需要更清晰的资金透明度。 但金融风险与政治关系同时存在,并不自动证明犯罪资金流入政治活动。 三、袁荣祥:赌场调查与政治关系之间的真实交集 2026年10月13日,Global News再次报道袁荣祥(Rong Xiang “Tiger” Yuan)。 他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2008年取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后来在加拿大经营商业活动。 根据Global News引述的BC省博彩监管记录: 2015年,袁荣祥在列治文River Rock Casino的现金买入超过400万加元。 由于现金来源问题,他被列为需要加强审查的高风险赌场客户。 相关法院资料还记载,他表示曾向他人借入大笔加元现金赌博,并在中国偿还债务。 这种跨境结算方式与历史调查发现的某些地下汇兑模式存在结构相似性,但不能因此认定袁荣祥进行了洗钱。 他从未因这些赌场交易受到洗钱刑事起诉,其律师也明确否认任何违法金融活动。 然而,袁荣祥的另一组公开记录同样值得关注。 他是Canada-China Association for Promoting Friendly Relations(CCAPFR,中加友好关系促进组织)的创始董事之一。 他曾与加拿大联邦、省、市三级政府政治人物及中国领事官员共同出席社区活动。 Elections Canada记录显示,2016年他向特鲁多所在的Papineau自由党选区协会捐赠1,500加元,另向自由党捐款约2,800加元。 同一时期,与他相关公司的其他董事也有政治捐款记录。 2018年,他与曾进入赌场现金调查视野的Paul King Jin(金京),以及时任自由党国会议员Joe Peschisolido,出现在相关社区活动的公开照片中。 这些事实证明了什么? 一个曾受到博彩监管关注的人士,也能够通过合法捐款、社团活动和社区关系接触加拿大政治人物。 它们尚不能证明其捐款违法,也没有证据证明袁荣祥接受中共指令、利用洗钱资金资助选举。 袁荣祥的律师表示,他没有与加拿大政治人物建立私人关系,也未进行超出合法捐款范围的政治游说。 2026年,CBSA又对袁荣祥提出涉及历史战争行为和移民申请陈述的严重指控,案件已被转交移民与难民委员会。他否认指控,尚未经听证裁定。 这个案例真正揭示的是:赌场监管、移民审查、跨境财富及政治接触,可以集中在同一人物的公共记录中,而这些系统过去未必能够充分共享信息。 四、中共可能通过地方社团获得什么? 公开的加拿大安全情报报告与外国干预调查,已经指出一种重要风险:外国国家行为者可能借助社区组织、商业关系、媒体渠道及代理人士建立政治影响。 这与正常的华人社团活动必须明确区分。 华人社团组织节庆、接待官员、举办商业活动、鼓励加拿大公民参与政治,本身都是正常而合法的公共活动。 问题在于:如果这些活动背后存在未披露的外国政府指令、秘密资金、胁迫或有组织的欺骗,性质就可能从正常交流转变为外国干预。 从国家利益角度分析,外国政府可能希望通过这些渠道实现几种长期目标: 首先,建立政治关系。 地方政治人物经常参与社区活动,可能在未来进入省级或联邦政治。 其次,扩大政策影响。 包括经贸合作、公共采购、对中国企业投资的态度,以及涉及台湾、香港、人权或外国干预问题时的公开立场。 再次,影响公共讨论。 地方华文媒体和社交网络能够塑造居民接触到的信息;但不能把所有亲中言论都认定为外国政府操控。 最后,建立持续的人脉网络。 相比一次性支持某场选举,能够跨越多届政府、多个党派和不同层级政治机构的关系更具有长期价值。 这也是为什么地方选举不能简单视为与国家安全毫无关系。 五、2026年的列治文,出现了什么新的警讯? 2026年8月,调查记者Sam Cooper在The Bureau报道,据直接知情消息来源,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曾向列治文市长和市议员进行关于中国外国干预风险的闭门简报。 列治文市政府确实公布过7月6日特别闭门会议的议程,但公开议程没有确认完整简报内容。 因此,CSIS简报的具体情况仍应归于记者消息来源,而不是宣称市政府已经公布全部证据。 这至少说明,有调查记者获得消息认为,列治文地方政治面临值得情报机构关注的外国干预风险。 但截至2026年10月15日,公开资料仍没有证明某位列治文市长候选人接受了中国政府的秘密竞选资金或直接指令。 六、那张“从渥太华到维多利亚”的关系图说明什么? 附图来自Canadian Friends of Hong Kong与Found in Translation联合发布的关系图。 它将中国政府及相关机构、商业团体、智库、华人社团和加拿大政治人物之间的多种联系放在一起。 其中涉及前BC省长Christy Clark、前厅长Teresa Wat、加拿大参议员Yuen Pau Woo,以及多名商界和社团人士。 这张图可以帮助读者理解跨机构关系研究的思路,但它是民间组织绘制的分析图,并非CSIS或法院认定的犯罪关系图。 公开接触、正常商业合作、政治捐款、政府任命、被调查的犯罪活动以及未经证实的政治指控,不能仅凭箭头连接就视为同一种关系。 它提出了值得核查的问题,却不能代替司法证据。 七、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资金和政治影响之间的透明度 将列治文的历史洗钱调查、袁荣祥的公开记录、华人社团政治活动,以及CSIS披露的外国干预情报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三个已经存在的现实: 第一,列治文曾经存在严重的跨境非法资金流转问题。 第二,部分在赌场调查中受到关注的人物,同时拥有政治捐款和社团活动记录。 第三,加拿大情报机构已经识别出中国政府试图影响地方政治、培养未来政治关系的风险。 这三项事实能够支持对金融网络、政治接触和外国影响活动之间潜在交集的严肃调查。 但它们还没有形成一条经证实的“洗钱资金→袁荣祥→中共组织→2026年列治文候选人”的完整证据链。 为什么北京可能重视列治文? 因为这里同时拥有与中国联系密切的经济活动、成熟的社区组织、重要的地方行政权力,以及通往加拿大更广泛政治体系的潜在关系渠道。 对于长期政治影响活动而言,这种组合具有现实吸引力。 但能否证明某项具体选举确实受到操纵,最终仍取决于资金记录、组织指令、通信证据和执法调查,而不是政治人物的族裔、合影或一般性对华立场。 列治文最值得追问的问题,不是哪些候选人与中国人交往,而是谁向竞选活动提供了资金、资源或指令,这些关系有没有依法披露,以及加拿大选民能否充分了解其中的外国政府利益。 地方民主的边界应该由依法享有政治权利的当地居民决定,而不是由任何外国政府秘密决定。 主要调查来源: Cullen Commission(2022) Global News,袁荣祥调查(2026年10月13日) The Globe and Mail,CSIS温哥华市选情报(2023年3月16日) The Bureau,列治文CSIS闭门简报报道(2026年8月1日) Elections BC,地方选举政治捐款规定 #RichmondBC# #列治文市选# #ForeignInterference# #MoneyLaundering# #Canada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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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下周一开始访华】 时隔八年,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将于10月26日至31日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根据德国总统府公布的消息,“访问期间,总统将与中国政治领导人以及经济、文化、科学和民间社会各界代表举行会谈。” 在北京,施泰因迈尔总统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以及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会面。他还计划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并与在校学生进行座谈。此外,他还将参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参加由科尔伯基金会(Körber-Stiftung)主办的一场研讨会。 由德国联邦议院、欧洲议会和联邦政府成员组成的一个高级代表团陪同总统访华,代表团还包括文化、科学以及公民社会的代表。 施泰因迈尔总统携夫人访华的第一站是安徽省,代表团计划参观位于合肥市的大众公司中国分部。 根据总统府发布的新闻稿,“此次访问之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在对德中以及欧中之间的政治、贸易和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入的审视。”按计划,德中双方还将讨论区域和国际责任议题。 几乎与施泰因迈尔访华同一时间,德国总理默茨也正展开对新加坡、韩国和日本的访问。 (图片摄于2018年12月9日北京中央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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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纳粹受害者的“绊脚石” 在德国一城市被叫停 德国🇩🇪萨克森州海德瑙市议会投票决定,不再铺设新的“绊脚石”(Stolpersteine)。这些铺在公共街道和人行道的黄铜纪念牌,用于纪念纳粹受害者。 支持该决定的理由是,部分市民、受害者家属以及相关倡议组织认为,“绊脚石”并不是一种合适的纪念形式。因此,今后新的“绊脚石”应优先在该市的北部公墓(Nordfriedhof)铺设,从而避免人们“直接踩踏纪念设施”。 这一决定引发争议,国际奥斯威辛委员会早在投票之前,就将这一提案称为一次“一眼就能看穿的尝试”,认为其目的是把海德瑙的纳粹受害者“再次赶出城市”,把他们安置到德国选择党AfD认为它早就应该去的地方——墓地。 德国联邦教育部长普里恩(Karin Prien)也将这一决定称为“丑闻”。她在接受《图片报》采访时表示,“绊脚石”每天都在提醒人们:德国应该从大屠杀历史中承担怎样的责任。 自1990年代起,德国艺术家贡特德姆尼希(Gunter Demnig)在纳粹受害者生前居住或工作的地点前嵌入边长10公分的黄铜牌,上面刻有受害者姓名、生卒信息及命运,迄今已铺设超过10万块。这些绊脚石散布于德国1200多个市镇以及另外30个国家,纪念犹太人、辛提人与罗姆人、同性恋者、身心障碍者,以及因政治或宗教原因而遭受迫害的人们。 在慕尼黑,自2004年起,市政府便不允许在市有土地上铺设“绊脚石”。取而代之的是,在相关住宅建筑前设置带有受害者照片和简要生平信息的纪念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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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永住厚生年金需要30年? 看到这个新闻,我的第一反应是高市内阁疯了,日本未来还怎么吸引人才? 第二反应是当年安倍信誓旦旦是讲:日本要大力引进人才,最快一年拿永住,日本要成为全球最快拿永住的国家! 其实,你看看,很多国家,只有位置稳定的政客不折腾外国人,比如安倍; 只有位置很不稳的政客,不折腾外国人也要折腾自己人,本质上还是为了选票。 只有心态不稳的政策,折腾起来没完美了,比如小野田。 他昨天发言说: 府中监狱:外国人占比约24.3%,每4人犯人就有约1名外国人。 而日本全国:这个比例大约4.5%,每22人约1名外国人。这比例比我想象的高,我以为会不足3%。 小野田牛呀,她特地去了日本外国人劳务人口最密集的地方,这段发言代表了她真实想法。 她自己就是混血,所以对外国人更狠,性格更扭曲了。 毕竟外国人没有选票,怎么折腾都可以。 当前,高市的支持率全面暴跌,已经低于50%,创了新低;自民党的支持率更低,一党独裁的自民党,怎么舍得大权旁落; 每一个政策的背后,都有一个摇摇欲坠的政党,都有一群摇摇欲坠的政客。 先来说说关于朝日新闻曝光的外国人取得永住许可条件的修正案。 该修正案明确指出: 1、申请人未来必须具备“自力维生能力”,且须具备“和日本人同等水平以上的经济条件”。 2、原则上,申请人年收入必须高于日本家庭平均收入,以及未来可领取的养老金金额,须达到以该收入水平工作30年并加入厚生年金时可领取的养老金水平。 3、若养老金不足,申请人持有足以弥补不足部分的存款或其他资产,也可视为符合生计能力要求。至于年轻申请人,所需补足的资产标准将相对较低。 我整了一下,大概就是这三条。 日本《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规定,取得永住许可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① 品行善良; ② 能够独立维持生计; ③ 永久居留符合日本国家利益。 这次修改将重点收紧第二项“独立生计条件”和第三项“国家利益条件”。 与此同时,还将审查日语能力和对日本制度的理解程度。关于第二项“独立生计条件”,现行指南规定,申请人必须“不成为公共负担,并且能够预见其生活具有稳定性”。 日本人的委婉,不仅在平时的生活里,也在它要修改的制度里。 你就说你想清除低端人口不得了。 或者你像老特一样,500万美刀,一张金卡。老美500万刀,你日本250万刀也行。 非得绕来绕去。 经管签证从500万到3000万,已经清除了一批低端人口了,现在永住的要求,再清除一批低端人口。 按照现在这个标准,你的年度收入没有一个700-800万日币,你怎么合规? 这就是日本式低端人口清除方案。或者说,日本式拒绝大龄来日本,新卒收入低的方案。 兜兜转转搞了半天,本质上是为了堵住外国人拿了永住后申请生活保护的路子。 再说直白一点:就是你没钱,或者你没有足够的收入,你就不别要永住了,打哪儿来,打哪儿回去吧。 看到了吧,没钱,人欺狗嫌弃的。哪哪儿都一个球样! 但是,我要说,这个政策不太可能执行。 理由如下: 1、日本是一个高度老龄化少子化国家,1.2亿的国家一年出生人口不足70万,没有外国人,或者说没有外国人才,还怎么发展? 2、现实的情况,日本大量的护理、建筑、制造、物流、服务行业等,都靠外国人支撑着,这样的外国人政策与脱离实际,相去甚远; 3、要求外国人的收入高于日本家庭的平均收入。本质上的逻辑是不欢迎外国人,但凡理智一点的日本人都不可能认同; 4、这个政策要是落地了,真正失去的,不是“成为公共负担的外国人”,而是那些在日本工作、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费、长期支撑日本社会的人才,日本商界能答应吗? 5、这个政策当前在日本国内获得一定支持的背景,并非移民政策本身,而是通过演绎“对外国人严厉的政治”来取悦民众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提出“严格了就能解决”的叙事。 政治上或许能争取到选票,但市场不会说谎,市场的反应很快就会有结果。 当前,我感觉在日本的外国人,也和日本人一样,正在被日本自民党政府强奸…… 而且希望外国人也保持日本人的高度一致的撅屁股的姿势。 日本在高市内阁一通乱折腾下,想要打造“严格选外国人的日本”,最终得到的大概率是“不再被外国人选择的日本”。 哎,转移矛盾获得支持率的心情能理解,但是民粹这东西不能碰呀? 他么的,玩政治的人,就没有几个正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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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購買力到創造力!美媒:“中國設計”正在時尚奢侈品領域崛起】 美國時尚雜志《Vogue》22日發布文章,聚焦中國在全球時尚奢侈品領域的角色轉換:一直以來,中國的重要性主要通過其消費力來體現,如今隨著本土設計師激增、本土品牌站穩腳跟,“中國設計”作為一股新興力量正在崛起。 文章稱,從西方時尚行業的角度來看,中國本土設計師品牌市場只有短短三十年歷史。如今,這一市場終於走向成熟,原因在於近年來中國設計師數量激增,當中許多人曾在歐美知名時尚學府就讀,之後回國創辦自己的品牌。 國際市場調研機構歐睿國際奢侈品部門負責人弗盧爾·羅伯茨說:“(中國)本土品牌的日益崛起正在拓寬競爭格局,為消費者提供更多元的選擇,以替代那些久負盛名的國際大牌。” 比利時時尚雜誌《A Magazine Curated by》主編布萊克·阿比指出,中國設計行業近年來發展勢頭迅猛,“大部分增長發生在近15年”。 “那麼,未來15年會是什麼樣呢?這對一直依賴中國市場實現增長的全球奢侈品牌而言,又意味著什麼?”文章留下了這樣一個疑問。 日前,中國設計師品牌荷木HEMU以“絲路”系列開啟2027春夏上海時裝周開幕大秀,該系列從絲綢之路汲取靈感,在賦予中國絲綢現代感的同時,又在廓形與氣質上彰顯東方韻味;中國品牌SAMUEL GUÌ YANG的新系列則以中國古老傳說“白蛇傳”為主題,品牌創辦人楊桂東表示,國際消費者正越來越接受傳統中國美學。 文章稱,民族自豪感持續在中國時尚界高漲,本土設計師不斷探索新途徑,將自身文化融入到設計當中。這一趨勢最早出現在2010年代後期,標誌著中國設計師逐漸擺脫對西方時尚的模仿,轉而以更具當代性的方式詮釋自身傳統。 新加坡《聯合早報》此前援引北京青山資本報告稱,中國年輕一代消費群體在本國經濟騰飛和數碼化環境中成長起來,有著全球視野與文化自信,會平等看待國貨與海外品牌,為本土品牌發展提供了深層次的心理基礎。 歐睿國際的羅伯茨指出,挖掘自身傳統是本土品牌與全球品牌競爭的關鍵,因為這能更直接地觸動本土消費者,先在國內打下堅實基礎,再藉此勢頭拓展海外業務。 《Vogue》文章稱,中國設計師的崛起,正值亞洲時尚界蓬勃發展。國際時尚人才與國際品牌都越來越多地將目光投向廣闊的亞洲,儘管該地區的時尚產業相對年輕,但已有不少成功品牌先例,比如日本設計師川久保玲創辦的Comme des Garçons。 專家一致認為,亞洲在時尚界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但將其視為潛在的“新歐洲”是一種誤導。“上海不需要成為‘新巴黎’,它需要成為‘新上海’。”國際時尚集團OTB大中華區前首席執行官喬瓦尼·普格內蒂說,“對我來說,它已經是某種中心了,但他們(中國設計師)需要找到自己的方式來發展本土時尚文化。” “從經濟角度來看,我認為亞洲的各個時尚之都將在世界舞台持續崛起、不斷發展,並獲得更多認可。”法國品牌公關專家大衛·西維基說,“摒棄西方中心主義的時尚觀念,讓我們受益匪淺。”(來源:香港新聞網) 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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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曾经无限精日的支黑,在高市政府这一轮限外政策变更中被锤。经营签眼看无法续签,投资打了水漂,精神祖国翻脸不认人。于是发誓要跟日本入管局打官司。但令人奇怪的是,他几个小时之前又转发了日本极右翼为高市限外政策站台的辩解。这种转换连精神分裂都难以解释。求仁得仁又何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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