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早上我醒得早，她不在床上。 我出去看，她坐在露台上，对着海，整个海是黑的。没开灯，天还没亮。 我问她怎么起这么早。 她说，我在算日子。 我说算什么。 她说，你回去睡吧。 我在她旁边坐了一会儿，不知道说什么。后来我回去睡了。 我再醒过来的时候她已经化好妆了。 在马尔代夫待了十四天，没有一个人认出她。 第十三天晚上在餐厅，她把墨镜摘了。过了一会儿，帽子也摘了，放在桌上。她就那样坐了一顿饭。隔壁桌是一对德国老夫妻，服务生是斯里兰卡人，没有人多看她一眼。 吃完她把帽子戴回去了。 妈妈说，我们回去吧。 我说不是还没住够吗。 她说，太安静了。   回到香港，妈妈见了我父母。 当天晚上她说，家里要筹备两家见面和婚事，尽可能多打点。还是景国庆和田心爱。 我没问为什么。 我说一天一张卡限额一百万。 妈妈说太慢了。 转五张。 五张卡，两个账号，轮着转。转到第三张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我还是转完了。 妈妈说，效率太低了。 我说，过年把咱爹妈接到香港来一起过吧。 妈妈说，今年已经定好在海南过年了。明年吧。 春节，维港放烟花，来了一百万人。没有她。 凌晨三点，我把父母送回去。 路上很空，红灯没有一辆车在等，我还是停了。 妈妈说先不见了，马上去洛杉矶取卵了。手头的事情要先处理完。 妈妈又问，能来北京吗？ 我沉默了。 她没有说北京有什么。我也没问。 妈妈说，香港必须买一套房子，写她的名字。 我说，好吧。 情人节也没见面。 有一次她在电话里说，今天早上抽了八管血。 我说这么多。 她说还好。 我说辛苦了。 然后我们聊了别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种抽血要空腹，要在月经周期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日子不能错。她那天早上大概六点就出门了，北京的冬天，天还没亮。后来的检查越来越多。我知道这件事，是因为助理每月的汇总付款单里多了一项。第一次出现是去年，金额不大，几千块。后来每个月都有，有时候两三笔。我批得很快。这类金额不需要我看明细。后来才知道那些是抽血、激素六项、B超、AMH。要看她还有多少储备，能取出来几个，值不值得往下走。 这些都是在北京做的。 我不知道是哪家医院。我也不知道她是自己去的，还是有人陪。 2月25日她落地香港。 她说不去洛杉矶了，除非先看到香港的房子。 我把过去半年看的十几套房都发给她。她都嫌不好看。那十几套房我一套也没去过，是助理花了半年一间一间挑的，助理转给我，我转给她。有一套在半山，视频里能看见维港，拍的是傍晚。有一个瞬间镜头晃了一下，拍到了拍视频的人的影子在墙上。我看着那个影子想，这个人是谁，他今天走了多少路，看了多少房，他知不知道这套房是给谁看的。 时间太紧，她还是上了去洛杉矶的G700，2月28日飞到蒙太奇拉古纳海滩。   ---   第八天妈妈打了电话。她那边是下午，我这边是凌晨。 她说，五千万，美元。 我说，让我想想。 她没有说话。我听见她那边有海。 过了一会儿她说，好。 她挂了。 我认识她以来，没有对她说过“让我想想”。 我用Claude Code读API把所有现金资产跑了一遍，结论是对我不会有任何影响。我又核了一遍。我在Claude Code里输入了问题，Claude说，不要把这五千万美元给她。 我问，她不再爱我了吗？ Claude说，对于爱情，我不关心，也不理解。但是你不能把这五千万美元给她。 我从来没有拒绝过她，不是慷慨，是害怕。害怕下一秒的答案。 而现在有人替我说了。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让我毛骨悚然的不是它聪明，是Claude一点犹豫都没有。 它不为难。 我当时想，这大概是更高的一种东西。人做不到这样。 她不再爱我了吗。 第二天她打回来。 妈妈说，海很大。 我说是吗。 她说，这层楼太大了，有回声。早上有人来打扫，我躲在卫生间里等她们走。 我说可以不让她们来。 她说不用。 她说，诊所问我，孩子的父亲什么时候到。 我说我可以派人过去。 她说，不用。 然后她说，想好了吗。 我没有说话。不是在想，我没有在想任何事。电话里她那边有海，我这边是维港，两边都没有人说话。我数了一下，十一秒。 景甜说，行。 景甜说，我知道了。 她挂了。 我后来无数次回想过，那两天她除了五千万还说了什么。海很大，这层楼太大，她躲在卫生间里。就这些，我全记得，一个字不差。我记不起来的是她的声音——她说“我知道了”的时候，是什么语气。 我想不起来。后来我就不想了。 我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屏幕朝下。然后我做了一件事，至今不知道为什么：我把手放在胸口，数了一下。 心跳很稳。 我又数了一遍，还是很稳。一分钟六十几下，和平时没有区别。我坐在那里，手按着自己的胸口，像一个医生在给别人做检查。 我想，原来是这样。 那天剩下的时间我什么也没干。我在房间里待到天黑又到天亮，看着维多利亚港从蓝色变成灰色再变成黑色。早晨六点，维港对面的金融中心一栋一栋地开始亮灯。中间助理敲过一次门，问晚餐怎么安排，我说不用了。 我没有哭。我一直在等我哭。   ---

今天看-他竟然说，丁锐给了一个印度教的概念-瑜伽四道-知、爱、业、修--还挺有启发的，感觉到目前为止自己的前半生确实花了太多时间，在知的寻求和业的建立上，而对爱-情感连接和亲密关系上的思考和行动以及修-身心秩序、修身养性与自我觉察上花的时间和精力是不够的。

全国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浅浅显然已经为成为一个诗人做了充分准备，她熟悉那些外国诗人——现代诗的神祇们，她熟悉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她的口音里有本能的古意。”“浅浅的词语和句子——那是好的……或者说，仅仅因为一朵花开一声鸟鸣，她就拥有或失去了江山。”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张清华：“浅浅诗歌里面的诗意是自然的绽放，来源于本身的素养、修为，她把自然看作是生命本身的投射，因而她的诗里能读到很多禅意。”《当代》杂志主编孔令燕：“她从生活细节入手，有着朝圣者般的细腻与真诚，在古典美学与现代生活的夹缝中，找到某种黠慧的表达方式，并以自然和平等的审度，达到了一种新境界，一种自然和健康的爱欲观。”西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晓辉：“孔子曾将人分为‘生而知之者’和‘学而知之者’，约翰·斯图尔特·米尔进而将诗人分为‘天成的’诗人和‘炼就的’诗人。贾浅浅可能就属于‘生而知之者’，注定是‘天成的’诗人，甫一出道，就像一只轻盈的百灵，用婉转嘹亮的歌声恣情肆意地吟诵着对自然和人世的思考与情怀，不但在向来以小说见长的陕西文坛特别突出，甚至在全国也赢获了不俗的口碑。”著名诗人西川：“贾浅浅仿佛有两百根感知世界的手指，对生活的感知细腻又丰富，诗歌里的幽默感独一无二、极其难得，没有天生的顶级诗才，绝对写不出这样的作品。她的创作对当代新诗有着开创性意义。”北师大教授、著名诗人欧阳江河：“其诗歌泛着灵性，且是万物有灵的东西。”

男人离了婚，能不再娶就别再娶——你娶的那个，大概率是别人挑剩下的，基本没几个像样的。 道理很简单：一个女人离婚后，如果她自己足够优秀、经济独立，她根本不会再嫁。再嫁，说明她活不下去了——经济实力不行，养不起孩子了，才需要找个男人接盘。你娶了她，你就是供养者，就是提款机。你挣的钱，得给她花，给她孩子花，压得你喘不过气。这婚结了图啥？ 再说第二层：二婚女人，基本没情也没爱。她要是重情重义、懂得经营婚姻，原配老公怎么会留不住她？原配都留不住的人，你一个二婚老公能拴住？她嫁给你，不是看中你这个人，是看中你的钱包。你帮她度过难关，她支棱起来了，还能正眼瞧你？ 你说绝对没有好女人吗？不能说得太死，但90%以上，咱碰上的都是不优秀的。真知书达理、通情达理、能把家庭经营好的女人，根本不会离婚。凡是离了婚的女人，要么太强势，要么蛮不讲理，要么极度不稳定——今天跟你过，明天觉得你不好，扭头又走了。最大的毛病就是不稳定。 所以，二婚这趟浑水，能不蹚就别蹚。前人踩过的坑，没必要拿自己的后半生去复刻。

1888年出生的史蒂文生，可以說是在一個鳥不生蛋的地方長大。在德州奧斯汀西方兩百英哩的地方，離文明很遠，地也種不出東西，所以他很小就會騎馬，因為放牧牛馬是當地人唯一的謀生管道。史蒂文生上學總共上了七年，之後他就開始賺錢。十來歲的小朋友，開了個馬車貨運行，從他的家鄉拉貨到附近比較大的鎮，單趟75英哩，但來回要一個星期。就像牛仔一樣，史蒂文生駕著馬車趕著貨，露宿野地。晚上就著營火讀書，把握機會，史蒂文生開始自學簿記，然後一邊讀著歷史。這樣的生活過了幾年，史蒂文生聽說附近開了銀行，憑著他的簿記知識，他去應徵了簿記員，但銀行不缺行員，缺清潔工，為了這個鄉下難得的機會，史蒂文生不幹貨運，到銀行當起了清潔工。 工作勤奮的史蒂文生(Coke Stevenson)，終於在簿記員生病的時候，頂上了缺，二十歲，還不到法定成人的年紀，他當上了銀行的行員。二十五歲的時候，銀行重組，史蒂文生被推選為銀行的總裁。但這五年時間，史蒂文生把一天當兩天用，他追求鎮上醫生的女兒，結了婚，沒錢買大房子，用自己的兩隻手，利用晚上下班的時間，拆掉舊房子的木頭，拿來蓋新房。同時，他又在晚上自學法律，在律師事務所當學徒。在當上銀行總裁的那年，同時也考上律師。 為人正直不阿的史蒂文生，很快變成縣裡的重要人物，先是被推選為縣的檢察官，專門抓偷牛馬的賊。在他的任內Kimble縣的馬賊消聲匿跡。然後他被民眾選為縣裡的大法官，在德州地廣人稀的鄉下，法官也兼縣長，所以史蒂文生變成縣城最大的官。在他的任內，把通往州府奧斯汀的馬路修了起來，完成了鄉民最渴望的公共建設。史蒂文生不貪污，不搞複雜的人際關係，他買了個牧場，不工作的時候，就在牧場裡蓋房子、修花園，沒水沒電，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給自足生活。但他的名聲響亮，讓他一再地被選為政治領袖，從州議員開始，一路當到了州長。他是德州第一個當到州議長、副州長及州長三冠王的政治人物，他也是在那個時候在德州州長任期最久的政治人物，每次他的選舉，都是超過對手極大比例的壓倒性勝利，一直要到1948年聯邦參議員的選舉，碰到不世出的政治奇材，後來當上總統的詹森(Lyndon Johnson)，史蒂文生才首吃敗仗，當然詹森的選舉髒得不像話，買票作票，無所不用其極，但那是另外的故事了。 1888年的德州鄉下，遠遠不比1889年希特勒出生的奧地利小鎮，也比不上1878年史達林出生的喬治亞，也許和1893年毛澤東出生的湖南韶山相差不多。但史蒂文生生長在美國，就算是鄉下，就算是機會稀缺，但廣大的自由土地，讓任何人都可以憑著自己的雙手，憑著自己的意志與努力，找尋到生命的出路，敬天愛人的過上有意義的一生。相比之下，希特勒、史達林、毛澤東這些魔頭，生長的社會沒有希望，也沒有讓年輕人可以有機會靠著自己雙手做點事，如果有點野心，又加上有社會的思想騷動，很容易就想賭一把，走向革命之路，變成亡命之徒，這樣的年輕人，失敗的時候多，而他們真的成功了，對世人，也是災難，而不是救贖。

欧阳夏丹现在的状态，明眼人都能看出个大概。她不是那种会急着把自己交代出去的女人。活到这把岁数，事业、见识、心气，哪一样都不低。这样的人，对另一半的要求，早不是有房有车、模样周正这么简单。她要的是，能聊到一块儿去。是她说话时，对方能接住。是她不言语时，对方也能陪着安静。这种要求，说高也高，说虚也虚。可一旦你自己站到了某个位置，再想往下将就，就难了。 她身上有股很正的东西。新闻出身，常年在严肃的镜头里说话。她习惯的是准确、克制、不拖泥带水。她也爱运动，跑步、爬山，日子过得清爽。她不是那种需要靠恋爱来填满生活的人。她一个人，已经活得很完整。这时候，如果另一个人走进来，不能让她更舒展，反而让她收着、藏着，那还不如一个人。她太清醒。清醒到，可能对方一开口，她就知道，是不是一路人。所以，她的难，不是没人追。是追的人里，没有那个，能跟她并肩看风景的。 欧阳夏丹以前的感情事，她没怎么说过。别人问，她也就是笑。这几年离开北京，回到更松散的环境里，她反而更自在。她录视频，聊生活，谈父母，说工作。她把自己的节奏，调得很慢。这种慢，是一般人配不上的。一个急性子的、世俗的、只想赶紧成家的男人，到她跟前，会显局促。而她，又不会为了谁，去硬撑。她要的，是一段真正能让自己松弛下来的关系。这，在她的位置，确实不好找。不是她挑。是能跟她齐肩的人，本来就不多。 再有，欧阳夏丹对外界的评价，早就不那么在乎了。她经历过聚光灯，也尝过冷清。她现在要的，是真实。是两个人的时候，比一个人舒服。可往往，人越简单，越难遇到。尤其过了四十，人会越来越像自己。合不合，一眼就知。她不会再把时间，花在试错上。所以，她还在等。等一个，不必费力解释，就能懂她的人。这个人，没到。她就不动。

我为什么第一批参加了八九广场示威？ 曾经有官员问我：是不是有人鼓动你上广场？ 我说，是自发的，更多的出于对胡耀邦的尊敬与祭念。 如果说完全没人组织，也不是事实，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境外或境内敌对势力煽动的。 组织者是一位同学他来自北师大，他后来参与高自联对话团，也应该与北师大有关。 耀邦去世，我们很快能想到他为改革为平反所做的许多努力，特别是他的朴素真诚与亲民作风。当年他考察到芜湖，当地官员要与他合影，居然遭拒，却与下榻的宾馆工作人员合影留念了。 所谓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耀邦受保守势力打压，知识界、大学当然站在耀邦一边，这是大学快速动员上广场纪念示威的强大动员力。 当时一则传言，也是促动我上广场的情感力量： 说是耀邦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高层会议，他主张增加教育经费，杨尚昆等人要增加军费，耀邦得不到支持，一时气急，送医之后，与世长辞。 而当时物价上涨，我们读研可以拿到六七十元补贴（因为工作过，拿九成工资），几乎满足不了生活需要，其他没工资补贴的学生可想而知。有背景资源的，搞官倒，越往上越腐败，这些因素也是导致人们大量上街游行抗议的重要动因。 以下为我十年前（2014）的回忆文字摘录，还有相关内容以后整理再发。 一个人的八九六四纪事 1 我是1988年秋季入学的研究生，我考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文艺学专业，当时住在恭王府，离天安门广场不到20分钟自行车车程。 1988年五四前后我到北京面试，我面试之后，花了半天时间一个人端坐在广场纪念碑石阶上，每下个方向坐半小时，我强烈的印象是，天安门竟这样矮小，甚至有些破落，有点像生产大队的大队部。 我们一代一代人，小学第一课，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 2 1989年元旦，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首诗歌，我记得有两句诗，不知道为什么会写出来，这两句诗像谶言一样，惊现在六月初的夜晚。 天空起火了 孩子们快跑 每一个星星都变成枪眼 3 耀邦4月15日逝世，我们第二天开始听到传言，说他是被气死的，他重视教育，在中央会议上要求增加教育经费，而杨尚昆等军头们要求增加军费，打击排挤胡耀邦，无论传言是否属实，对耀邦的纪念，是必须的。有同学说已有人到广场送花圈了，我们也应该制作花圈，送到广场，表达心意。 4 我们17号一早就从食堂借来了平板车，集资购买了花圈，一行十多个同学（我们88届只有十一个研究生，还有十多个进修生），把花圈送到纪念碑边摆好，上面写着纪念胡耀邦的挽联，然后就要纪念碑边照相留影。当时大家并没有什么悲情，说实在的，普通学生对领导人不可能有多么深切的情感，大家去送花圈，也就是表达敬意，还有一份对现实的不满，即，对让胡耀邦下台靠边的境遇不满。一些女同学穿红着绿，照相时也是喜喜乐乐的样子，这一镜头也被有心人记录下来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19号的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批评所指就是我们这些同学，说我们不严肃，云云。 当我们午间撤离广场时，只见长安街西路大批大学生赶到，他们人多势众，打旗喊口号，我们感受到某种振奋。 5 激烈的行为也在身边发生，有同学去敲打正在上课的教室门，要求他们停课到广场游行，授课老师不高兴。 有同学看起来积极，但并不参加集体游行，待我们到达广场时，他在旁观人群中。 6 中国艺术研究院是一个副部级单位，而院长多由文化部长兼任，时任文化部长是王蒙，常务副院长是著名红学家李希凡，一个被毛泽东点过名的小人物。当时的院领导与研究生部的领导对学生参与纪念胡耀邦的活动似乎一直没有干预，不支持不反对的样子。一位博士生拿着募捐箱去找院领导募款时，居然也得到了他们的资助。当时的领导们不像现在的单位领导们这样官僚化，对上级脸色㦗若寒蝉。当时的领导们更多一些文人气，尽管口中不说什么，但心里多是支持学生的 @baodiantimes

《听Biteye说，WAIC的n个故事 》（上） 一、FOMO的时代：全民AI 7月19日早，匆匆闯进上海地铁8号线，只剩下贴门的最后一个落脚地。放眼望去，左右的人群是如此眼花缭乱。 紧贴左手的大哥三十四五面相，格子衫、棒球帽，耳朵里牢牢塞着白色的Airpods，俨然大厂程序员的打扮。他对着手机里WAIC论坛的直播频频点头。 转眼向右，蓝色座椅上是三五衣着鲜亮、浓妆淡抹的年轻美女，WAIC的胸牌或橙或白，随着这趟有些老旧的8号线微微摇晃。 一站接着一站，少有人下车，也没有什么交谈，车厢内的空气很沉凝。咣当咣当行进间，“中华艺术宫到了”的提示音终于响起，像是打破了所有积淀着的过去。人群哗啦哗啦，一股脑地涌下了车厢。出站的时候，栏杆上挂着的喇叭嘶吼着：“...如果人流量过大，将关闭所有地铁入口...” 中华艺术宫，十六年前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但这次蜂拥的人群，不是为了它而来。AGI的时代还在路上，生怕被AI浪潮甩在身后的人们已经到了。 ——Alan 二、无奈中挣扎：应用侧我们做不过大厂 “坦率地和你讲吧，现在AI做PPT这一块，我们不可能做得过大厂。” PPT生成的产品，25个月获全球3000万＋用户。母公司像素绽放（PixeelBloom）得到了视觉中国、智谱、36氪、北京市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等一系列投资。 但就是这样一家曾位列福布斯中国AI Top50的AI应用层创业公司，它的MKT在WAIC大会和我说出如上的一句话。 CodeX、Claude Code的火爆，让国内大厂纷纷加大对工作流的占领。在本次WAIC上，腾讯Workbuddy的展板已经随处可见。 “我们的AI做PPT优势....那就是先发吧，我们做的早。”展会人员略带尴尬地笑着，“我们也在探索其他业务....”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AI应用侧，初创公司貌似越来越守不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了。 ——Alan 三、旧瓶装新酒：贴上AI，身价翻倍？ 在徐汇西岸的WAIC展馆，倒是像个琳琅满目的消费展，AI眼镜、小机器狗、AI吉他等等，故而倒是有很多带着孩子来的家长。 我驻足时间最长的，倒是一家卖“AI戒指”的公司，我被他们惊人的销售力折服了。 1,2,3……我正默默观察着，一位浑身珠光宝气、略微发福的中年妇女牵着十来岁的小朋友来了。展位的小姑娘笑靥如花，朗声介绍到，“我们的智能戒指原价1588，WAIC特价688，大会过了就恢复原价了哦....” 接着不到两分钟，挑选颜色、尺寸，一气呵成。自己一个，小朋友一个，老公一个，婆婆一个。 我实在按捺不住好奇了，上前问那位刚刚完成一笔大单，脸上还残留着些许兴奋的女孩：“你们的产品和Oura Ring有什么区别？” 这着实是一个扫兴的问题，我们最终不欢而散。 AI戒指，或者说智能戒指，实在不是个新鲜的玩意儿。 就拿Oura Ring举例，它是芬兰产的智能戒指，算是这个品类最成功的母产品，经过各路海外CEO、成功人士的带货，现在淘宝上的买手报价普遍在4000元往上。而Oura公司也累计融资约15亿美元、估值约110亿美元。当然，他们没有宣发任何戒指与AI相关的功能。 所以，你硬要我说它和一百出头的小米手环比有啥优势，我恐怕给不出有信服力的解释。 据了解，就在中国深圳华强北，这一枚充满科技感的戒指，批发的身价或许只有50-80人民币。而在拼多多上，价格战目前也已经打到了百元出头。 但是一加上AI，可能只是在APP里接了基模的API生成了一个健康对话助手，可能是不知真假的高深AI探测技术，又或者只是贴了个标签，这枚戒指赫然是科技前沿的弄潮儿、人类智能技术智慧的结晶了。 而在WAIC，这样的“AI＋”远不止一个。 ——Alan 四、空中花园：AI想听懂全世界，但却听不懂现场 走到Mossland展台前，一座巨大的“声音巴别塔” 几近占据了我的所有眼眶。 参观者只需要对着麦克风说上一句话，AI便会识别语言、口音、表达特征，生成一张属于自己的“声音人格卡”。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声音，会逐渐点亮塔上的节点。 巴别塔的隐喻是，几千年前，人类因为语言被分化而失去彼此理解的能力，进而失去了接近神祇的能力。 今天，人们仿佛能够借助AI，把这座倒塌的的巴别塔再建——让不同语言、不同口音、不同表达习惯的人重新建立连接。 这着实令我心潮澎湃，我站到麦克风前，先试着用英文说了一句“Weclome to Shanghai”。 几秒钟后，系统识别成了中文，而且驴唇不对马嘴。略感意外，我又尝试了一次，“你好，上海”，结果中文又识别成了其他语言。 旁边的工作人员赶忙解释：“现场声音太嘈杂了，可能影响了识别效果。” 这当然Make sense，但是巴别塔的譬喻显然要让位了，空中花园？乌托邦？ AI理解声音这件事，远比发布会上的Demo复杂。真实世界绝不会像录音棚里只有控制好的变量。人群的交谈声、展台的宣传声、麦克风距离、不同人的口音、情绪变化，都会成为AI需要处理的信息。 过去，我们要求AI“听见”。 现在，我们开始要求AI“听懂”。 而从听见到听懂，中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Denise 五、AI 初创公司的三个「不得而知」 1. 在家办公 奇绩创坛孵化的一个AI 创业公司的CTO在台上讲着，我们公司从2个人到3个人到现在的60多个人，全都是在家办公。 我旁边的年轻人，David，是一位从Web3转向AI创业的founder，他听到这话，立马在我耳边补充：初创公司在家办公是不行的！ 过了一会，Seele，另一家做AI游戏的创始人也开始在台上讲述他们全员远程办公的经经历，David苦笑着又跟我强调了一遍：初创公司在家办公是真的不行。 粗浅认为，David的话还是值得深思的。作为吃过remote work红利的Web3从业人员，David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事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不得而知。 2. 先发优势 另一方面，听到了四五家AI初创公司的故事，好像都惊人的相似： 讲了一个叙事，用户有，但也不多；护城河在哪里，如何盈利，大多含糊其辞。 “我们有先发优势。”“我们是这个领域的开拓者。”这是最多听到的话。 这自然不假，但倘若追问，你们跟基模公司比，做这个东西的优势是什么？ 又是上面那个David悄悄告诉我：其实任何一个基模公司想做这个事情，分分钟都可以做，一定是降维打击。 那AI创业公司的护城河在哪里呢？优势在哪里呢？我好像又不得而知了。 3. VC的fomo式投资 “我们公司半年融了四轮。”一个做具身智能的公司这样跟我分享。 还有一个叫AhaCreator的做创作者经济的，创始人是个00后，已经拿了锦秋基金，金沙江创投等知名VC的很多融资了。 对应的，是锦秋基金的人谈到自己的portfolio，扼腕道：“增长也不及预期”。 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知名投资人朱啸虎说过，他更倾向于投那种，知道自己的客户在哪里，知道应用场景在哪里，知道怎么赚钱，所有的场景都想的很清楚的founder。 那，WAIC上策展的公司们，即便是非初创公司，在拿到融资时想好这些场景了吗？我又又又不得而知。 ——Amelia

三分钟的龌龊交易，隐藏的是艰辛的生活和悲凉的人性!(上篇) 成都老城区的深巷，藏着一座被世俗偏见包裹的老旧舞厅。没有繁华商圈舞厅的光鲜热闹，这里外墙斑驳、门头简陋，隐在一排排老居民楼之间。外人提起它，大多带着暧昧的揣测与偏见，默认这里鱼龙混杂、是非丛生，路过时都要快步避开。可很少有人愿意走进这片昏暗，看清三分钟一曲的慢舞背后，底层成年人最真实的生存百态，以及普通人苦苦守住的微薄体面。 这座老舞厅规矩简单透明，全场统一三分钟一支舞，明码标价分为三个档次：五元、十元、二十元。价格差异，无关舞步好坏，只关乎陪伴的分寸、倾听的深浅。低廉的门槛，容纳了这座城市最普通、最落寞的一群中年人、老年人，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孤独与生计。 傍晚六点半，天色渐暗，舞厅暖黄的昏灯准时亮起，柔和的光线弱化了所有人的棱角，掩去了脸上的疲惫与沧桑。场内老式音响缓缓流淌出舒缓的老歌，节奏缓慢温柔，适配每一个来此寻求慰藉与生计的人。 舞池四周的座椅上，散落着以此谋生的女人们，年龄、样貌、状态各不相同，构成了舞厅最真实的底色。 场内最年轻的一批女人，四十岁上下，算是这里的中坚力量。她们身姿挺拔，大多穿着干净的针织小衫、修身长裤，简单化了淡妆，浅浅的口红提了气色，遮住了熬夜和生活重压带来的憔悴。眉眼还算灵动，只是眼底藏着岁月打磨的世故，没有年轻人的天真烂漫。她们反应快、情商高，擅长察言观色，总能第一时间留意到独自落座、神色孤寂的客人，大多接十元、二十元的中高端单，客源相对稳定。 更多的是四十五到五十五岁的中年大姐，也是舞厅人数最多的群体。她们大多素面朝天，皮肤是常年居家操劳、风吹日晒的暗沉肤色，眼角细纹清晰可见。穿搭朴素随性，多是碎花短袖、棉质T恤，头发简单扎起，不少人发丝里悄悄掺着白发。身形大多微微发福，是常年柴米油盐堆积的生活痕迹。她们性格温和内敛，不争抢不喧闹，耐心十足，主打五元平价舞曲，接的都是唐老头这样的熟客，踏实安稳，只求细水长流的收入。 角落里还坐着几位年过六十的年长阿姨，是场内最隐忍的一群人。皱纹爬满脸颊，头发大多染成黑色也遮不住花白，体态微微佝偻，动作缓慢轻柔。她们体力不济，不善主动招揽，只是安静静坐等候，靠极致的温柔耐心留住老客。对她们而言，每一曲五元的收入，都是补贴家用、减轻儿女负担的微薄底气。 有谋生的女人，就有寻暖的男人。舞厅里的男客，亦是百态丛生，各有各的孤独。 占比最多的，便是唐老头这般退休独居老人。大多六十岁以上，衣着整洁朴素，老式衬衫、休闲布鞋，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他们拿着稳定退休金，衣食无忧，物质富足，唯独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大多沉默寡言，独自靠在座椅上，眼神空洞地望着舞池，不凑热闹、不喧哗打闹，只是静静等待一场短暂的陪伴，驱散独处的冷清。 场内也不乏四五十岁的中年务工男人。皮肤黝黑粗糙，手掌带着劳作的厚茧，身上偶尔还残留着淡淡的尘土气息。穿搭是耐磨的工装衣裤，举止拘谨木讷。他们背井离乡在成都打拼，白天为生计奔波，夜里无去处、无倾诉之人，便花几块钱跳一支舞，借片刻温柔消解漂泊的疲惫与孤独。 还有少数失意的中年男人，穿着干净便装，气质斯文内敛，与市井舞厅略显格格不入。他们大多婚姻平淡、生活压抑，无人懂心底的烦闷，不愿被熟人窥见狼狈，便躲进这片昏暗，用三分钟的陪伴，短暂逃离现实的琐碎与压力。 六十七岁的唐老头，是这间舞厅雷打不动的常客。在外人眼中，他是妥妥的享福命，退休工资丰厚，无衣食之忧，邻里无不羡慕他晚年清闲自在。可光鲜的外表之下，是熬不尽的孤独。老伴多年前病逝，唯一的儿子定居外地，忙于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一年到头难得回家一次。偌大的房子，整日冷冷清清，三餐一人食，昼夜一人过，满腹的陈年旧事、生活琐碎、心底委屈，从头到尾无人倾诉。 他不爱棋牌玩乐、扎堆闲聊，日复一日的独居生活，让他愈发畏惧空旷的屋子。他频繁出入舞厅，不是贪恋跳舞玩乐，只是想逃离无边的孤寂。他花钱买的是三分钟有人陪伴、有人倾听的暖意，让他短暂摆脱孑然一身的孤寡身份，做一个有人搭理、有人共情的普通人。 常年陪伴他的，是五十四岁的张大姐。 张大姐是被就业市场彻底抛弃的中年女人。年过五十，无学历无专长，工厂嫌她年纪大、手脚慢，工地嫌她体力弱、扛不住，四处求职屡屡碰壁。可生活从不会心软，孩子的学费、家中房租、水电柴米油盐，每一笔开销都压得她喘不过气。上有老、下有小的重压之下，这间老旧舞厅，成了她走投无路后唯一的谋生出路。 在舞厅的数年里，张大姐早已练就一身恰到好处的职业温柔。待人温和有礼，笑容克制真诚，倾听时微微俯身，适时附和几句、轻声宽慰几句，精准接住老人所有的情绪。可这份温柔从来都是职业化的，每一次陪伴，她心里都精准掐着时间，紧盯墙上的挂钟。三分钟，不多不少，五元、十元或是二十元，明码标价，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她凭时间和耐心，踏踏实实赚来的养家钱，是她撑起整个家庭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