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要為善不欲人知？還是要為善怕人不知？在這裡要說點逆風的話：其實我是贊成「為善怕人不知」的。因為出發點在於「希望能藉此激發社會的善心共振」，集合眾人的力量來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不過，重點就在於「出發點」，我們又稱為「初發心」。如果又要自稱低調，又要出動團隊，在明顯經過設計的拍攝角度下，向支持者展示自己身穿白衣白鞋清淤卻一塵不染的低調身影，然後透過媒體和側翼洗版宣傳下讓全世界都知道，如果背後真正目的是累積個人政治聲量，甚至轉化為選舉資產，這樣的「為善怕人不知」其實很容易被人看破手腳。 當「行善」被賦予了飽和的行銷與政治目的時，它究竟是擴大了「善的漣漪」，還是淪為一場精準計算的劇場表演？ 在現代社群政治中，「低調」已經不再是一種個人品德，而是被政治幕僚包裝出來的「商品」。傳統的「低調」是做了不說，默默離開。但現代政治的「低調」卻是做了之後，由身邊的側翼、粉絲、網紅「不小心發現」並大肆讚揚。 然而，這種運作模式最大的盲點在於：群眾對「宣傳痕跡」的敏銳度早已被訓練得像顯微鏡一樣。當媒體與側翼在同一個時間點、用著相似的語調、搭配精心構圖的照片（甚至是高角度、俯瞰等非一般路人能捕捉的無死角機位）在大喊「看啊！他多低調」時，這種操作痕跡就已經將「低調」這兩個字徹底汙名化了。 在傳播學中，影像的「真實感」來自於細節的合理性。在泥濘、混亂的勘災與清淤現場，「白衣、白鞋、一塵不染」成為了最具破壞力的視覺符號。這種高反差非但無法傳達深入基層的實幹形象，反而給人一種「與勞動現場格格不入」的疏離感。現代閱聽者對政治影像的解讀能力，已遠高於過去，甚至到達吹毛求疵的程度。當防護裝備的潔淨程度與周遭的汙泥形成強烈對比時，畫面傳遞出的訊息就不是「共體時艱」，而是「擺拍路過」。 「為善怕人不知」若能激發社會善心共振，其前提是坦然與誠實——我做了這件事，我希望大家一起來做。 然而，當宣傳機器（不論是親近媒體或社群側翼）試圖同時貼上「低調行善」與「大張旗鼓宣傳」這兩個互斥的標籤時，邏輯就產生了混亂。既然要低調，何來無死角的精準機位？何來鋪天蓋地的洗版讚揚？這種「被製造出來的低調」，在本質上就容易形成對公眾判斷力的低估，自然會引發輿論反彈與翻車。 過去的政治宣傳是「舞台劇」，台下觀眾距離遙遠，只能看到聚光燈下的美好。然而現在是自媒體的微觀時代，每個人手上都有放大鏡，任何一個不自然的眼神、過於精準的側翼發文時間點，都會被截圖、對比、做成梗圖。當政治團隊還在用舊時代的劇本演戲時，台下的觀眾早就已經退場，甚至開始拆除舞台了。 現代政治傳播的悲哀在於，許多政治團隊仍迷信「有圖有真相」的傳統宣傳套路，卻忽略了在自媒體時代，群眾對於「作秀痕跡」的辨識力已達到上億像素級的精細。 「為善怕人不知」並不可恥，如果是為了號召大眾、激發社會的善意，坦坦蕩蕩地開直播、呼籲大家一起來幫忙，群眾反而會給予掌聲。 最讓人反感的，莫過於「既要政治紅利，又要道德牌坊」。當政治團隊把人民當成可以輕易操弄的觀眾，在無死角的鏡頭前演一齣名為「低調救災」的行動劇時，他們忘了，台下的觀眾早已看過無數場類似的戲碼。那把名為「真實」的尺，早就藏在每個人的心裡了。

紐約的聯邦眾議員，新一代民主黨領袖，非常被看好選總統的AOC，最近說Woke 1.0，即第一代的「覺醒運動」，有點瘋狂。所有人都說她這是為了選總統舖路，往中間靠，和過去的激進左派切割。我是不買單這種輕飄飄地改寫歷史，把責任甩到一邊的政治變色龍行為，而且「牛牽到北京還是牛」，這種社會運動起家、沒幹過什麼實事的傢伙，豈有一夜清醒的可能？ 但我是想提一下Woke 1.0有多瘋狂，講我親身經歷的事情。大概是歐巴馬任期的最後，左派得勢，但看著川普的MAGA興起，有新的敵人出現，鬥志因此高昂，不斷地推動新名詞、新話語、新運動。有一次參加一個給大一新生的座談，學校的牧師主持，好些個高年級的學生，在台上分享大學經驗。一開始，牧師就介紹她自己，「我是直女cis woman」，女牧師在美國的各宗基督教派裡不稀奇，稀奇的是「覺醒」的牧師。那是我第一次聽到cis這個用法，當然是不懂，但接下來就有學生一個個說cis man，cis woman，牧師大概是看在座老人聽眾一臉胡塗，她就解釋cis就是相對於trans，生理性別和性別認同不一樣，為了尊重變性人的權利，我們要在公眾場合初次見面，表達自己的性別認同，是一個尊重的開始，這世界太多恐變性人的自大、偏見，我們要先從正視這個不同開始。 非常冠冕堂皇的一段話，誰想當自大、偏見狂呢？多數人不會在意他人的性別認同，這種要求「必也正名乎」的宣言，看起來也只是麻煩，而不是問題。但覺醒左派，不是只要喊喊口號，他們要的是真實權力，要鬥倒反對他們意識型態的對手。對手是誰呢？保守派，信教很深的那種，一來有些宗教狂熱人士，真的很愛管人閒事，很討厭，二來，覺醒派也深知，在名稱或是廁所的議題上，吵一吵，保守派就會受不了，就會有過激行為，那覺醒左派就有藉口出征，就可以像紅衛兵一樣，開批鬥大會。多少知名或是不知名的人，在那一段時間，只是因為沒有表態或是表錯態，就被cancel，「身敗名裂」。 而且，就像紅衛兵鬥爭一樣，不要變成鬥爭犧牲品的一個方法，就是衝到最前面，取得最大的話語權，也許是希望不要變成被鬥的對象，也許就是好鬥的本性，越鬥越興奮，越起勁。 那場座談會讓我最吃驚的不是直男、直女的稱謂，而是有一個女生，介紹自己的時候，說她是醫生開過證明的「智障」，mentally retarded。What?我心裡大叫，這沒問題嗎？學校的標準已經降成這樣，醫生證明的智障也可以唸大學？又有哪一個醫生、醫院開智障證明？但聽她講話，非常正常，打扮也很漂亮的白人女生，為什麼要自稱智障？ 史丹福大學說有近四成的學生，聲稱有身體或是心理障礙，需要考試或是住宿的特殊安排。這是很誇張的事，不是史丹福收了很多殘障，而是這些有錢人家的小孩，從小就要求特殊待遇慣了，找不到方法用特權，就用疾病的理由取得特權，考SAT有雙倍時間，學校考試可以進單人間特考，住不到單人房的宿舍，就拿醫生證明理直氣壯要單人房，進了史丹福名校，甜頭吃慣了，當然要繼續，不然怎麼比得過卷得很的亞裔學生？史丹福誰也不敢得罪，大門一開，就更多家長、學生要求特殊安排，真是一個向下沉淪的過程，原本都是那些白人有錢人在搞這種，現在也有許多亞裔懂這門道，能拿就拿，何必吃苦呢？ 所以，也許那個白人女學生，不以為醫生證明的智障，是個不能說的禁忌，反正從小到大，都在用，大大方方地講出來，沒什麼。但我觀察她講的話，非常有「社會正義戰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的樣子，我判斷她應該是太投入覺醒運動，而她的身份背景，完全是階級敵人的模樣，既沒有LGBTQ，還是個白人，也許就是要取得身份認同的階級地位，所以說自己是智障？實在是太匪夷所思。

二二八纪念公园与总统府只有几百米，就像犹太人纪念碑与柏林国会大厦很近一样，AI说这叫“对抗性空间设计”，是为了让国家权力与历史记忆长期共存、彼此提醒。简单来说，二二八事件就是战后台湾社会与新接收政权之间的全面冲突，并成为后来白色恐怖时代的起点。里面有很多个案都是绕过司法程序的直接政治处决，手段极其残酷。对它的彻底平反，说明台湾社会已形成了尊重法治、保障人权的现代文明共识。据说现在每年二二八官方都有道歉与追思，成为一种政治传统、固定仪式。PS.看到观众留言里有一句“民进党永远领导台湾就是守护民主的最佳解”觉得有点迷，连我这种没有民主体验的人都晓得这句话有点问题。 #台北旅行见闻#

美國前中央情報局官員艾麗克斯．芬莉（Alex Finley）說：「對我來說，那些遊艇不只是遊艇。以俄羅斯為例，那些遊艇深切體現了寡頭們正在幫助獨裁者摧毀我們的民主體制，同時利用民主來牟利……那些遊艇背後正是浮士德式的資本主義，說明我們願意為了短期利益而出賣民主體制。」八旗文化4月出版的歐逸文（Evan Osnos @eosnos ）的新書《億萬富豪與他們的超級遊艇》則以頂層視角書寫，有點像是超級富豪的生活指南，目的在於捕捉全世界最有權勢之人的想法與行為，尤其聚焦於川普再次上任後，他們主導國家政治的野心。本書藉由評估他們的策略、迷戀、舉止與妄想，試圖呈現這些極富階層人士如何看待自己，看待那個被他們日益主宰的世界。 事實上，這種寡頭政治已經在美國醞釀數十年，本書正是深入探討該議題的重磅之作。身為知名政治記者的歐逸文，憑藉生動的敘事手法與縝密的報導功力，揭開鮮為人知的面紗，把這些巨頭們放縱揮霍的生活、一幕幕荒誕離奇的場景呈現讀者眼前，像是：超級巨型遊艇上的豪華裝備與生活百態；矽谷工程師精心打造的地下堡壘末日避難所；精英與富豪的各種避稅手段；滔滔不絕的政治捐款；私募財富管理人背叛豪門家族；流行巨星為孩童的奢華派對獻藝；摩納哥與棕櫚灘的遊艇碼頭排位其實呈現了富豪內心焦慮。同時，歐逸文抽絲剝繭般解開好萊塢史上最大龐氏騙局的謎團；深入業務覆蓋全球三分之一人口的新興科技巨頭的內心世界，探究這些矽谷權貴的品格和良知，如何成為左右公民社會的最大力量；還有神祕的中國億萬富商郭文貴，到底是如何憑藉與中國國安及權貴精英的微妙關係，成功打入川普政府當中；歐逸文詳細剖析這些美國寡頭政治勢力的崛起與對華府前所未有的影響力，以及這些超級富豪到底是如何日益主宰我們所身處的世界。 本文選自序章和第一章，八旗文化授權刊發。 歐逸文 | 億萬富豪與他們的超級遊艇：川普跟他的好朋友，美國金權政治實錄

大多數的革命發生後，革命勢力都會忙著輸出革命，因為革命不但破壞了國內秩序，也改變了國際政治，一方面革命的意識型態經常讓革命家充滿使命感，需要把「好東西」和世人分享，另一方面，外國勢力經常「反動」，極欲恢復舊有秩序，因此對革命家來說，外國勢力是危險需要對付的目標，輸出革命，是為了製造對革命安全的環境。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是斷裂歷史的大事，因此輸出革命和保守反動的鬥爭，驚天動地，拿破崙戰爭打了近二十年。然後是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規模及影響，不下於法國大革命，到現在，我們都還在體驗這個餘震。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47年了，伊朗的神學政權一直是驅動中東騷動及全球政治的重要角色。許多人不知道，卡特的大衛營協定，算是解決了以阿衝突，如果不是伊朗，之後的美國，根本不用捲入這麼多的衝突。 但我要講的是這個輸出革命的心態，對這些革命起源國家的影響，尤其是共產革命。如果你戴上了意識型態的眼鏡，你看的世界從此不一樣，你以為不再「被唬弄」，你覺得「看清了世界運作的方式」，但你也「容不下其它的觀點」，當世界只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世界的運行都是靠階級鬥爭的時候，你如何心平氣和的看這世界？永遠都有不公不義，永遠都不可能享受繁榮富裕，因為朱門永遠酒肉臭，路上永遠有凍死骨。然而當你的無產階級專政了，財產都公有化了，為什麼人間天堂還沒來？為什麼外面的資本主義邪惡世界，歌舞昇平，他們不是該失敗了嗎？怎麼他們又有車、又有房、還有手機？為什麼我們什麼都沒有？這一定有原因，一定不是我們的革命理念出了問題，一定是有敵人在破壞我們，資本家的帝國主義，一邊破壞我們的發展，一邊還要假裝幸福快樂，邪惡地不得了，我們只能加強防備敵人，找出內部的反動份子，那些和外國勢力勾結的壞份子，一再鬥爭，一再肅清。 一旦了解了共產黨的「外敵理論」，我們就可以解釋共產黨的一些，我們外人覺得不可思議的行為。為什麼共產黨明明已經用高牆把世界擋在外面，但又不斷地滲透民主國家，搞大外宣、搞假消息戰、買通間諜？因為他們還在對抗外部敵人，還在相信社會主義遭到帝國主義的破壞，所以他們還是要輸出革命，為了天國到來，只能不停地鬥爭。因為是和強權鬥爭，所以沒有任何道德的底線，「結果合理化了手段」，偷搶拐騙，沒有關係，因為敵人更壞。 而輸出革命、抵抗強敵的這些心態，也讓我們可以預測出一些共產黨的未來行為。史達林一直要到希特勒把軍隊開到邊界，打了第一發子彈，才相信希特勒不能被收買，這一仗一定要打，不然，史達林死活都不願意放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因為共產黨的不安全感，讓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隨時都處於「求生存」的模式，為了存活，他們不會輕易開啟戰爭，他們可以移山倒海，但就是不要挑戰強權。這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因為要相信社會主義是別人害的才不能成功，所以要炮製一個外敵來破壞革命，而為了要強化這個威脅，不得不把外敵變成無所不能，時間一久，自己也相信外敵的強大，所以不敢輕易言戰。這是我一貫認定共產黨不會打台灣的重要原因。 這個「求生存」的心態，也注定了和共產黨的聯盟，永遠都是脆弱而不可靠的。習近平願意一直挺普丁下去，「友誼沒上限」，不是因為他重情重義，而是中俄幾千里的邊界，如果邊界的另一方，變成了親西方的國家，那就是共軍得派重軍駐守的邊界，就是得從台海分兵的不良發展。這也是季辛吉當年分裂中蘇同盟，接近中國，而讓蘇聯害怕的同樣原因。但伊朗和中國的關係，不能與俄羅斯同日而語，如果為了生存，把德黑蘭出賣來換取中東的石油利益，那是可能發生，而且就會很快發生。在「強敵」川普的威脅下，中國暫時作小伏低，那是說得過去的，說實話，讓伊朗擁核，對中國一點好處也沒有。因此，伊朗因為群龍無首而無法向美國投降，導致波斯灣問題無法解決的困境，將會因為習近平放棄德黑蘭，而得到一個快速解決。

博士班將畢業要上就業市場的時候，我聽從了當時正因為Freakonomics火紅，芝加哥大學教授Steven Levitt公開的建議，取了個美國化的名字。他說他都這樣建議他為數眾多的國際學生這麼做，因為他的研究證實，「名字」充滿了許多訊息，會給僱主認識到你是不是非常願意融入環境、擁抱當地的文化，你是不是想和其它人一樣，而決定要不要給你加分。講到這裡，就很多人想要舉反例，但是愛舉反例的人，常常不了解這種實證研究的意義，就業結果的差異，當然是有很多因素造成，但這種設計良好的實驗，真正的解讀方法是，「如果兩個各方面都一模一樣的人，取了一個美國化的名字那個，會有比較好的就業結果」。我那一年的就業市場正在金融風暴的谷底，任何一點加分的機會，我當然不能錯過。 Levitt的意見，放在今時今日，那是非常政治不正確的。我都可以想見各式各樣的批評，「死白男，你憑什麼要人家放棄自己的身份認同」「為什麼不擁抱自己的文化」「你很好，沒有需要改變」「是別人該來學你的名字怎麼唸，而不是你要配合他們」「世界本應該如此多元」諸如此類的看法。如果是個人的價值觀，自我的選擇，我都沒有意見，但在現實上，這些批評並沒有辦法改變這個世界上，人生下來就存在的偏見，也許社會比較文明了，社會比較多cancel文化了，這些偏見不敢顯露出來，但一直都在而去除不了，只是變成隱性的偏見而已，這也是Levitt和Ronald Fryer等人研究的價值，人是會說一套，做一套的，所以有人選擇保留自己驕傲的一切，有人極力融入新社會，那都沒有關係，「名字」的訊號傳遞機制，不會因為你做了什麼，或是不做什麼，而失去作用。所以，你看為什麼這麼多東亞移民，給小孩取名字，都是非常美國化的名字，那是一個想要融入的心情，那是一個務實的心態。反觀印度人...... 但這些強調要政治正確的左派意識型態，其實還是有害的。首先，這些高大上的多元價值讓新世代對社會的運行有誤解，造成他們的認知和現實有落差。但更大的問題是，這種多元價值幾乎都不可避免地變成紅衛兵的鬥爭手法，為什麼Levitt現在不太敢再講這些實證上反多元的研究？因為那是會被人cancel的大逆不道言論。現在美國的教育界，不管是中小學，還是高等教育，通通是這種多元的氛圍，所以多數的老師，自己言論審查的厲害，而一旦開始懼怕被告發，那就當不了老師了，因為老師很多時候，是要「教育」學生，是帶有價值判斷的傳道責任。而一旦老師不敢要求，那學生其實就失去了學習做人做事道理的機會。一如我之前所說，大學的價值一在credentials，二在無憂無慮的四年探索，而如果老師都是畏首畏尾，那這個探索的過程，這個讓青少年成熟的獨特經歷，就少了一些能導正行為和看法的力量。 所以，我的課，不准用手機和電腦。學生可以遲到，可以中途離席上廁所，但我都很明白告知，你有你的來去自由，但你要知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本帳，記載了和所有人的往來好壞，你每次上課都要晚來，或者是都要用上課時間上廁所，你雖然不會在這堂課被扣分，但你在我的私人帳裡，會一直都是負值，你的印象分數就是負的。當你身邊的人，對你的帳上，記的都是這些負值，你就把自己在社會成功、人生幸福的機會一降再降，如果不自己想辦法改變，那也不要日後悔恨。是的，我就是那個沒有政治正確危機感的說教老頭，但這不就是學校給我終身職的立意初衷？

回應台灣聯合報記者提問：問：台灣中央社日前有篇報導，引述台灣國安人士說法指稱，今年北戴河暑休期間，中共聚焦討論政事與人事，包含對美與對台策略，而中共對台聚焦反對以武謀獨、強化對台實質治理、爭取台灣各界反對台獨，以及年底地方選舉給予「在台愛國力量最大支持」等4策略。          之後賴清德也說，北戴河會議甚至將這次年底選舉的勝敗，當作是中國對台策略有無成功的指標，而高雄會承受很大的壓力。          中央社這篇報導應該是台灣台灣國安高層刻意放給中央社，我對前述訊息的真實性高度懷疑，習真會在北戴河暑休期間對台灣問題做出重大裁示？不曉得蔡老師會怎麼看待這些訊息。 答：我認為，台灣國安情報部門對所謂「北戴河會議」的解讀有些過度。北戴河暑期活動本質上帶有休假、休養和非正式交流的色彩，不會集中討論重大決策，更不可能涉及中共視為最核心的台灣議題。事實上，並非所有現任政治局委員都會前往北戴河，習近平本人是否到場，也不能僅憑外界傳聞判斷。因此，如果把北戴河與中共對台重大決策直接掛鉤，我認為訊息並不准確證據也不充分。 中共當然高度關注台灣2026年中期選舉，但中期選舉畢竟不同於總統大選。以國民黨長期累積的地方組織和政治資源而言，在不少縣市仍具有一定優勢；民進黨守住南部基本盤就可以了，真正具有指標意義的戰場仍是台北。如果民進黨能夠攻下台北，即使其他縣市互有勝負，也足以在政治氣勢上宣稱取得重要勝利。目前國民黨已完成2026年縣市長選舉布局，並公開把中期選舉與2028年重新執政連結起來。 至於北京對台統戰，除了透過媒體、輿論及其他渠道影響台灣社會之外，實際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選舉結果，仍然值得懷疑。尤其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的兩岸路線過度向北京靠攏，反而在台灣社會引起疑慮，甚至造成國民黨內部的严重不安。鄭麗文自2025年當選國民黨主席後，確實把2026中期選舉及2028重新執政列為重要政治目標；因此，北京即使希望藉由國民黨重新取得執政權，也不能假定其統戰政策必然能轉化為選票。 真正值得觀察的，其實是2028年總統大選。如果賴清德成功連任，兩岸政治對立必然進一步延續，北京對台政策也必然轉向更強硬，甚至不排除以武統的方式奪回台灣。反過來說，如果2028年國民黨重新入主總統府，兩岸很可能重新啟動政治談判，甚至不排除討論某種形式的和平協議。那麼台灣大概率會歩上香港的後塵，只是時間更久台灣人付出的代價更大。

#中国人权# #每日一推# #良心犯# 第449期:一年前今天(2025年9月3日)荷兰莱顿大学留学生胡洋被河南警方正式逮捕。之前,7月26日胡洋与在意大利留学的朋友相约暑期同回国探亲,二人在浦东国际机场遭警方拦截,后均被郑州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2026年7月其案在郑州二七区法院开庭审理,但外界至今未得结果 #胡洋：2000年代出生，河南省郑州市人，在荷兰莱顿大学留学生，因言获罪者。# 胡洋自幼聪慧过人，高中毕业时，曾因学业勤奋、成绩优异，被武汉大学的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相关化学专业收录，入校后又在该校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辅修法学，至大学毕业时喜获化学理学和法学双学位；因其继续备考和根据意愿申请出国留学，故于2024年9月又接续前往荷兰莱顿大学（Universiteit Leiden，欧洲历史悠久的顶尖学府之一）的莱顿哲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Philosophy，隶属莱顿大学人文学院）攻读政治与经济的哲学观点文学硕士； 2025年夏，胡洋顺利毕业并获取莱顿大学哲学硕士学位之后，计划将进一步在荷兰修学相关博士；然而，其看似美好的计划和未来愿景即将实行，殊不知却很快遭遇到中共政府无情的政治性打压； 2025年7月，胡洋从荷兰莱顿大学硕士毕业后，与原国内校友，同时也在欧洲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Politecnico di Milano）攻读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的吴昊宇相约在暑期同回国内探亲，故其二人同乘航班于7月26日飞抵上海；然而未料在飞机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时，其二人竟遭遇在机场的警方拦截，后均被河南省郑州市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自此失联； 胡洋家人因不知被抓因由，曾多次向警方查询缘由且请求能够会见，但均遭拒，仅称其等因“言论问题”而须按政治敏感案件处理；其母亲在既不知具体被抓原因、也不准会见儿子的情况下，被迫发帖文呼吁，希望有律师介入其案，结果受委托的代理律师在请求与当事人会见时依然遭拒； 同年9月1日，因胡洋长时间被刑拘之后不予释放，眼看各国际高校临近开学，故其母亲被迫在X平台等网上发布求助讯息，急寻其及吴昊宇在欧洲的同学朋友，希望能帮其二人收拾各人物品，办理退学和退掉房租等手续； 原本正常不过的求助信息，却因其母发声，当日下午竟有人找其母谈话，强迫她尽快删帖、噤声；针此，其母实感不解，勇敢发贴怒怼：“发个寻人求助信息也犯法吗？儿子房子不退每月近2000欧的租金谁负责？房东告我谁负法律责任？个人重要东西丢了谁负责？大学那么多费用谁来帮我退？帮朋友带的物品和剩余的钱寄退给谁？”等等； 2025年9月3日，胡洋和吴昊宇均被郑州市警方以同罪由转正式逮捕； 10月31日，胡洋案被郑州市警方移送到郑州市二七区检察院审查起诉，但其代理律师在数天之后要求会见当事人和阅其案卷，依然拖拒，称其尚未办理换押手续，不准会见；针此，其家人分别向郑州市公安局、河南省公安厅、国家公安部以及各级检察院发出多封信访涵，希望上级领导部门监督依法批准律师会见，公开公正依法办案，以防黑箱操作和变相逼供； 2025年11月9日，胡洋在被押107天后终得获准律师会见；但会见之后律师表示，因受到当局明确限制，不能细说案情，只能向其家人报个平安，说点身体状况、精神状态及送何衣物等；另外，与其同被抓捕的意大利留学生吴昊宇，因其家人被噤音，故其具体情况无解不知； 2026年7月21日外界获悉，胡洋"寻衅滋事罪"案近期一审已在郑州市二七区法院开庭受审，但至当庭予宣判,后续结果亦未知。其时,胡洋被羁押于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近年来，随着中共当局对自身国民的信仰及言论自由年复一年出现升级性打压，以前较为少见的针对出国留学生因在海外自由言论或关注声援了中国人权活动，而在回国时被监控、警告骚扰，甚至遭抓捕判刑、强迫失踪等现象呈明显上升趋势； 据悉，仅自2024年以来，即知已有多名年轻学子，因前往欧美发达国家留学或到港台求学后，仅因在海外媒体上浏览阅读了在国内很难看到的真实讯息和新闻数据，或在网络平台评价留言让中共当局极为不爽的负面信息，或因积极参与了关注和呼吁改善中国不良人权状况的活动等，故引发中共海外网络水军（即在国际网络平台中针对特定内容发布和监控汇报特定信息的网络写手）的关注和监控汇报，而在回国探亲时被秘密抓捕和失踪。 #HRIC# #关注在押良心犯# #胡洋#

殘酷而無謂的巨大犧牲 韓戰打了三年一個月又兩天，而停戰談判從1951年7月10日至1953年7月27日延續了兩年多。在此兩年中，中朝與聯合國軍雙方在談判帳篷中舉行了575次會議，同時各自在戰場上遭受了巨大傷亡，但最終的停戰線只是從停戰談判開始時的實際控制線向南或向北移動了幾公里而已。 停戰談判開 始後不久，各方原本以為難以解決的第二項議程「軍事分界線問題」早在1951年11月27日就達成協議，而原被視為「枝節問題」的第四項議程「戰俘問題」卻意外地成為談判的最大難點。雙方在戰俘遣返問題上發生嚴重分歧：中國和朝鮮談判代表團堅持遣返全部戰俘，而聯合國軍代表於1952年1月2日提出「志願遣返」的原則，允許部份戰俘不被遣返。 交戰雙方就戰俘遣返問題進行了近兩年的軍事與政治鬥爭，美國不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強烈反對，堅持「非強制遣返」（又稱志願遣返）政策，最終三分之二（66.8%）的中國戰俘去往台灣，而只有三分之一（33.1%）回到中國大陸。 這一萬四千多名中國戰俘高喊「一顆心回台灣」的口號去台灣，其中只有兩人是台灣籍。而回到大陸的七千多人中，卻有一人是台灣籍。為甚麼兩萬多名中國人民志願軍戰俘做出如此不同的選擇？為甚麼如此眾多的戰俘選擇「回」到一個他們從來沒有去過的地方？他們是誰？在甚麼情況下他們做出了如此重大的抉擇？ 戰俘遣返問題成為談判的焦點與難點，並產生嚴重後果。在三年韓戰的後兩年，12,300名美國士兵和至少九萬名中國士兵在朝鮮半島喪生，至少14萬朝鮮平民死於空襲。[1] 大致可以說，為了給一個中國戰俘去台灣的「自由」，幾乎有一個美國大兵因此喪生。同時，為了阻止一個中國戰俘去台灣，六個志願軍戰士、十個朝鮮平民，還有數目不詳的朝鮮人民軍戰士因此犧牲。在過去的六十多年，無論在美國、中國大陸、台灣或者南北朝鮮，這樣讓人怵目驚心的等式還從未被討論。這才是韓戰後半段的本質——殘酷而無謂的巨大犧牲。 ---常成：意外开启的朝鮮战争下半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