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我曾多次在日本的旧书店闲逛。那些狭窄却整洁的木架上，陈列着数量惊人的中国古籍译本，现代文学的鲁迅、沈从文等大家也多在其中。它们静静伫立在东京、京都的街角，仿佛某些失传的经典和文化记忆，却因外邦语种而得以保存延续。那是一个文化彼此借重、互相启迪的年代，中国输出的不仅有知识与技艺，还有“天人合一”的哲学。这种曾经长达千年的一脉相知，彼此共享了先贤的才华和智慧。 我在这些译本面前，从未有过所谓的民族骄傲，反而常常生出一种隐秘的自卑。因为那意味着一个事实——在遥远的过去，中国文化和文学，也许曾经是迷人的，值得被珍视和引介。而在这几十年间，我们却鲜少再有能够打动外国读者，还能被重视并严肃译介的著述。 野夫 | 尘世间的挽歌

6月，重庆“山姆打包哥”虐杀猫哥事件还未平息，6月28日，广州揭阳四少年虐杀狗妈妈旺旺和牠的三只幼崽，更是激怒世界。旺旺和牠的孩子也让人为之心碎。事件之残忍，编者无法复述，无力复述。借用今天文章中卢梭的名言：“世人啊，请保持你们的人道！这是你们的首要职责。倘若脱离了人道，你们还能什么智慧可言？” 在6月16日，书评曾刊发英国作家亨利·S·索尔特（ Henry Salt，1851–1939）的《动物权利：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考量》一书的第一章《动物的权利》，在这一章中，索尔特论证了动物有权免受不必要痛苦，并享有一定“受限自由”，即权利。本文选自最后一章，我们怎么该为动物争取权利呢？索尔特明确指出两条路径：教育与立法。索尔特还指出：“倡导动物权利远不止于为那些遭受虐待的受害者恳求同情或正义；我们为之辩护，不仅仅、也不主要是为了受害者，而是为了人类自身。我们真正的文明、我们种族的进步、我们的人性（在此词最完美的意义上），都与这一发展休戚相关；当我们践踏那些我们恰好对其拥有管辖权的同胞——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的权利时，我们伤害的恰恰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那充满活力的生命直觉。”“人类跨越一切时代的伟大进步，应当以人道的增长和残酷的消减来衡量”。 亨利·S·索尔特 | 为动物争取权利的方向：教育与立法

2025年11月起，日本读道社陆续推出“过秦阁丛书”中的首三本《强龙逞威：中国改革前的“反地方主义”运动》（2025年11月）、《反人类的“爱国者”：1940年代东欧极右民族主义评述》（2026年2月）、《多民族联邦的成败：南斯拉夫与印度之比较》（2026年3）。“读万卷书、行千里路”、知行合一，一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修身理想，而这也成为学者秦晖在被退休之后的践行，也是这套“过秦阁丛书”的来源。本文为《反人类的“爱国者”：1940年代东欧极右民族主义评述》一书结论部分。 秦晖 | 人为邦本，民贵君轻——爱国的理由和边界

026年6月23日多州民主党初选，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再次引起关注，尤其在纽约。 纽约市长佐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支持的DSA候选人在纽约国会众议院初选中几乎实现“横扫”：布拉德·兰德（Brad Lander）在第10选区以约66%得票率击败现任议员丹·戈德曼（Dan Goldman）；达里亚莉萨·阿维拉·谢瓦利埃（Darializa Avila Chevalier）在第13选区以49%对46%击败现任阿德里亚诺·埃斯帕亚特（Adriano Espaillat）；另一名DSA成员克莱尔·瓦尔德斯（Claire Valdez）赢得第7选区开放席位。这些均为安全民主党选区，初选胜利基本锁定11月席位。此外，DSA在纽约州立法机构也赢得多席，包括州参议员阿伯·卡瓦斯（Aber Kawas）等，整体12场关键初选中胜出11场。 《纽约时报》称其为“纽约左翼的超级星期二”，强化了马姆达尼的政治影响力，使DSA成为当地“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全国其他地区，DSA支持的候选人也取得零星胜利，如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选区克里斯·拉布（Chris Rabb）胜出，以及科罗拉多、佛罗里达和密苏里等州的初选进展，尽管规模小于纽约。 《华盛顿邮报》认为这是DSA在纽约“巩固权力”的表现，通过年轻、多族裔选民 联盟扩大基础，但全国推广仍具挑战。《Politico》指出DSA正借势布局2028年。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成立于1982年，由迈克尔·哈灵顿领导的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DSOC，1973年从美国社会党分裂而出）和新左派组织新美国运动（NAM）合并而成，初始成员约6000人。早期长期处于边缘，成员数徘徊在数千至上万，主要在民主党内推动进步议程、支持工会和左翼候选人。2015年后迎来爆发式增长：伯尼·桑德斯2016年竞选普及“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特朗普胜选激发反建制情绪，2018年AOC【AOC，即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兹，美国国会众议员（纽约州第14选区），1990年出生，2018年以28岁之龄当选，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国会议员之一，也是DSA 重点支持并背书的标志性人物】当选国会众议员成为标志性事件，成员从约6000人激增至2020-2021年的9万+高峰，目前稳定在约10万，遍布50州支部。DSA不是独立政党，而是会员制激进组织，主张通过民主手段实现经济民主、医保、住房等改革，近年在纽约等城市展现强劲地方动员能力，成为美国当代左翼最重要的平台。 DSA能否是民主党的未来？书评以此为主题，推荐四本书/文章。 书讯 | 民主社会党（DSA）能否拯救民主党？

翻译家孟凡礼：从思想史脉络来看，“人的条件”恰恰是阿伦特她那个时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吸收改造的唯一恰当对应译法。阿伦特深受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存在哲学的影响，对人要回应自己的生存境遇反复强调。但恰恰是在这里，阿伦特走了一条与追随两位德国先驱的法国存在主义者截然不同的道路。马尔罗、加缪、萨特和梅洛-庞蒂等一众法国存在主义作家，针对人的处境（human condition），提出了一套反抗荒谬、反抗绝望的哲学，以寻找人类生存的勇气；而阿伦特认为，人的条件（human condition）本身，在任何情况下可以说都是人类得以在地球上成就生命的根本条件，它只能被回应，而不能被反抗，当然更不可像极权政权那样去“调试”、去“改造”。而对人的条件的最重要的回应，就是重新理解劳动、制作以及最核心的行动，给予它们在人类活动等级中的重新定位。

Ashley Frawley在2026年6月25日COMPAC发表的文章《停止谈论心理健康》中，强烈批评当前主流的“心理健康意识”运动。文章指出，OECD报告称OECD和欧盟国家中超过五分之一的人有心理障碍，并呼吁加大预防和干预投入，但这实际上可能适得其反。 作者认为，数十年来从自尊、幸福、正念到如今的“心理健康”浪潮，每一次“治疗式” fad 都承诺解决社会问题，却让人们更不快乐、更不适。心理标签并非中性描述，而是会重塑人们的自我认知和行为，导致病理化正常经历。多项最新研究证实：心理健康宣传材料会降低诊断门槛、增加症状扫描，甚至加重症状，尤其影响年轻人。荷兰等国的案例显示，大力推广心理健康意识后，诊断率和求助需求反而上升。在英国和美国，心理健康框架被用来正当化各种政策（如社交媒体管制），却回避根本的社会经济冲突。它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技术官僚的“韧性”干预，让人们忽略物质条件等真正重要因素。作者结论：我们需要停止无休止地谈论心理健康，因为这艘船短期内难以转向，但人们仍本能地知道真正政治应聚焦何处。 “Psychological labels do not merely describe us; they give us new ways of being and understanding ourselves.”

陳：您參與推動動保相關法律的修訂，能否談談這方面的努力？ 莽：看到如此多的虐待動物的狀況，就會想去推動法律的改變，這應該是很自然的。如果在一個社會，傷害、虐待動物的成本太低，事實上就會放任甚至鼓勵虐待動物。其實，法律不僅具有懲罰性，還具有引導人心的作用。這一點被我們的立法者大大地忽視了。 我從1997年開始撰文呼籲制定《反虐待動物法》。2002年因為清華大學學生劉某用硫酸、火堿潑燒北京動物園黑熊事件，又寫了一些文章，述及立法保護動物的迫切性。劉某傷害五頭熊的殘忍行為當時引起公憤，警察在第一時間將他抓捕歸案，公眾也很自然地認為，故意傷害動物是一種犯罪行為。但法律學者們卻發現，在中國法律裡竟然沒有一個適合的罪名起訴劉某，最後只好以毀壞財物罪起訴他。這個結果讓公眾、包括抓捕他的警員都很難理解，甚至感到失望。這本來是一個很好的制定《反虐待動物法》的時機，因為大眾在當時的認知是比較明確的。 陳：結果，錯過了那個時機？ 莽：是的。記得電視裡一位接受採訪的老人說，你一個大學生去殘害動物，太不應該了，罪過。這是一種很樸素的倫理認知。其實在中國，一直存在一些婦孺皆知的反對傷生害物的基本道理。這些道理歷經千百年傳到今天，是我們社會基本觀念的一部分。這一點從社會大眾對劉某案的態度裡可以清楚地看到。這是保護動物立法的民意基礎。 同樣在2002年，一些深圳的小學生在世界環境日發出稚嫩的聲音，懇請人們善待動物，不要折磨牠們。這些小學生在菜市場裡看到殺雞場地與活雞籠子靠得很近。殺雞人靠近雞籠，雞就很恐懼往後躲。他們又看到殺豬場裡待宰的豬在聽到被殺的豬嚎叫時，都嚇得背對著躲到一邊，有的豬哆嗦到無法走路。所以，孩子們請求「不要在活的動物面前宰殺動物了」。當時，這樣的倡議得到了輿論的積極呼應。 那時候，大規模偷貓偷狗野蠻食用的情況還沒有演成廣泛的違法犯罪，也沒有引致民眾對吃狗吃貓等問題的認知分裂。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當時在中國、韓國和越南做了一次民意調查，詢問人們對待動物的態度。有90%的受訪者認為「我們對盡可能減少動物的苦難負有道德責任」；其中有77%的中國人和韓國人，以及90%的越南人表示「法律應該規定，動物遭受的苦難應該盡可能減少」。一些研究者認為，從調查結果來看，在這些國家為保護動物而立法的時機已經成熟。 但遺憾的是，立法機關並沒有及時回應民意和治理上的緊迫需要，為社會架起一道防止虐待動物和保護人心的法網。立法機構在制定保護動物法律上面的遲鈍與拖延，會對社會和國家的治理造成深層危害。這一點隨著整個社會的日益商業化將愈益明顯。在未來，如果還是遲遲不能為保護動物提供法律保障，殘害動物的暴戾氣息會更加漫延。而虐待動物的暴戾習氣終究會轉化到傷害人與人的關係。

2026年6月，重慶「山姆打包哥」事件爆发（詳細經過見「昨天Yesterday」紀錄片「重慶事件：中國民間反虐待動物第一槍」），引發中國對動物保護事業的關注。《思想》雜誌授權《波士頓書評》重新刊發2015年10月《思想》29期訪談《陳宜中 | 動物保護事業在中國：莽萍先生訪談錄》，訪談者為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研究員陳宜中，訪談對象為中国动物福利事业倡导者莽萍先生。 陳宜中 | 動物保護事業在中國：莽萍先生訪談錄

2018年自由撰稿人罗小虎采访余英时先生时，余先生也特别谈到葛兆光先生这篇文章。 问：复旦大学葛兆光老师有文章《“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读<陈寅恪集书信集>的随感》，将“不古不今”理解为学术立场上的“不中不西”，在“论治”方面“迥异时流”。文化之时流主要指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思想和胡适之等的全盘西化说。两者皆走极端。陈寅恪先生所主与康之“古”、胡之“今”迥异，故而自称“不古不今”。您如何看待葛兆光先生这个观点的？ 答：我没有注意葛先生此文，或虽看过，但忘记了。照你所说，他显然是讲上引陈先生的全句，不止是“不古不今” 四个字。就全句说，我觉得他的解释是符合陈先生的整体思想的。他说他在思想上“囿于咸丰、同治之世”,那就是表示不赞同光绪以下的思想，康有为恰恰是光绪时代。他提到“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那是指曾国藩和张之洞。张尤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语著名于世。（更早的冯桂芬已表达了这个意思。）陈先生显然愿意接受“中体西用”“的立场。而且一九六一年，吴宓和陈先生长谈之后，在《日记》中说：“寅恪兄之思想与主张，毫未改变，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本位论）。”他反对“全盘西化” ，也是不容怀疑的。可见葛先生之说有坚强的根据。国内史学家中，我最佩者之一即是他。葛先生有大的眼光。他的许多研究都引起了西方和日本汉学界的重视，他的专著译成日文和英文的不下五六册之多，最新的一册刚刚由哈弗大学出版印出。葛兆光不但“博古”，而且也“通今”“。我最近读到他的一篇评价大陆上各式各样的“儒家”的长文，使我对大陆今天文化的动向有了较深切的认识。所以他对陈寅恪的“不古不今” 那句话的推论是值得重视的。

《播客如何毁掉美国 How Podcasts Ruined America》是Michael Tracey于2026年6月24日在Compact杂志发表的评论文章。 作者认为，播客正严重腐蚀美国公共话语体系。它以“对话”取代传统“采访”，鼓励嘉宾随意猜测、散布未经证实的阴谋论，而无需事实核查或严肃追问。这种轻松、娱乐优先的模式虽帮助特朗普2024年竞选绕过主流媒体赢得选举，但也制造了大量噪音和误导。作者以特朗普政府商务部长Howard Lutnick为例：他在播客上随意谈论Epstein“性敲诈”阴谋，后被国会质询时辩称“那只是播客上的猜测”。这暴露了播客对精确性的漠视。文章批评Joe Rogan等播客主导的“默认阴谋论”文化（default epistemic conspiracism），算法奖励耸人听闻内容，导致公众对重大议题（如伊朗战争、Epstein文件）的认知扭曲。传统媒体的边界也被侵蚀，公众人物更愿选择友好播客，避免问责。

1959年，阿伦特出版其代表作《The Human Condition》一书。在这本书中，阿伦特重新定义了人类活动的本质，将“行动”置于政治自由的最高位置，并深刻诊断现代社会如何被“劳动”吞噬，导致公共领域衰落与政治意义的丧失，成为理解20世纪乃至当代危机的一部奠基之作。然而，“The Human Condition”是翻译为“人的境况”，还是“人的条件”，在中文界一直有争议。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译本翻译为《人的境况》，译者王寅丽认为“条件”偏向物种生存的生物性限制或被动制约，“处境”强调有限性，而“境况”更能体现人类作为主体与客体的双重面向（主动塑造与被给定），兼顾动态与存在论维度。台湾商周出版翻译为《人的条件》，林宏涛等译者则倾向“条件”，呼应阿伦特原文中“人的存在是有条件的存在”（conditions as given parameters of possibility，而非约束），强调人类活动受地球上基本条件（如诞生性、有死性、世界性）所限定，却仍能开启新事。翻译家孟凡礼最近在重新翻译阿伦特这本书，在这个新译本中，他选择翻译为《人的条件》，为此，他特别撰文说明自己为什么选择翻译为“人的条件”而非“人的境况”。 孟凡礼 | 阿伦特的“The Human Condition”：为什么译为“人的条件”而非“人的境况”

AI技術已遠超出純粹的技術範疇，逐漸成為重要的政治議題，甚至牽動人類社會的長遠未來。目前美國五大AI巨頭——OpenAI（Sam Altman）、Anthropic（Dario Amodei）、xAI（Elon Musk）、Google DeepMind（Sundar Pichai / Demis Hassabis）與Meta AI（Mark Zuckerberg）——在政治理念與意識形態上各有差異，從加速主義到安全謹慎派，再到務實中間路線，與政府的互動程度也不盡相同。這些立場是否以及如何影響其在模型設計、護欄設定、開放程度、軍事應用、偏見控制及發布策略等方面的技術決策？企業是否會為了與政府合作或追求商業利益而調整甚至放棄部分原則？面對此一現況，政府是否應介入監管？若需監管，又應採取何種適當方式？6月12日特朗普政府與Anthropic之間的衝突，再次把AI與政治治理問題擺到檯前。本文特別整理相關評論，供讀者參考思考。 書訊 | AI與政治治理：Anthropic Lonely Fight Against Trump？

【徐贲按】人工智能进入知识生产领域，是当代人文学术所面临的最深刻变革之一。它不仅改变了资料搜集、文献整理和语言表达的方式，更开始介入问题提出、观点形成和思想探索等传统上被视为人类独有的认知活动。正因如此，围绕人工智能写作的规范、伦理与责任问题，已经不再只是技术问题，而成为关系未来知识生产方式的重要公共议题。 然而，与技术发展的速度相比，关于人工智能使用规范的公开讨论却明显滞后。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尚未充分厘清“作者是谁”“原创性何在”“责任如何承担”“思想与工具的边界在哪里”等基本问题，便已经开始制定各种管理规则和限制措施。这种规范先于讨论、管理先于共识的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某一家刊物或某一个机构，而是当前学术界普遍面临的共同处境。 2026年6月，《文艺研究》发布《关于规范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声明》，是国内重要人文学术刊物较早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作出的制度回应。无论人们赞同还是质疑其中的具体条款，这份文件都具有超出其自身的意义。它所触及的，并非单纯的投稿规范问题，而是人工智能时代关于作者身份、知识创造、学术责任和制度治理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 本文对这份《声明》作出回应和分析，并非为了对某一刊物作出评价，而是希望保留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思想现场。在未来回望这一历史阶段时，人们或许更关心的不是某项具体规定最终是否被保留，而是当人工智能开始改变知识生产方式的时候，学术共同体曾经如何理解这种变化、如何回应这种挑战，以及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过怎样的讨论与争论。 任何成熟的规范，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们往往诞生于实践的发展、观点的碰撞和持续的公共协商之中。人工智能写作规范同样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比起过早形成确定答案，更重要的或许是保存问题本身，并为不同意见保留表达与讨论的空间。因为未来真正能够经受时间检验的学术规范，不会来自某一次仓促的规定，而只能来自整个学术共同体长期而开放的共同思考。 徐贲 | 关于规范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致《文艺研究》编辑部的一封信

這篇文章是英國作家John Banville，以尼采「超人」概念剖析「劍橋五人組」（Philby、Blunt、Burgess、Maclean、Cairncross），這個五個人基本就是主動為蘇聯服務的間諜。他們都是出身特權的劍橋畢業生，但效忠蘇聯馬克思列寧主義，決意摧毀自身所屬的體制。長期向蘇聯傳遞機密。Philby危害最大，Maclean加速蘇聯原子彈研發，Blunt在二戰期間甚至指揮德軍轟炸英國目標。2025年新解密MI5檔案揭露更多駭人細節。五人皆為重度酒鬼，他們並非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 劍橋五人組在暴露後命運各異，大多過得並不順遂： Guy Burgess（1911–1963）：1951年與Maclean一同叛逃蘇聯。定居莫斯科後酗酒度日，生活孤獨潦倒，於1963年因肝衰竭去世，享年52歲。 Donald Maclean（1913–1983）：1951年隨Burgess叛逃。蘇聯給予他翻譯與學術工作，但精神壓抑，持續酗酒。1983年死於癌症，享年69歲，蘇聯為他舉行國葬式火化。 Kim Philby（1912–1988）：1963年叛逃蘇聯，在莫斯科度過最後25年。獲KGB榮譽，但內心孤寂，曾多次結婚（第四任妻子為蘇聯人）。1988年去世，享年76歲，葬禮由KGB主辦。 Anthony Blunt（1907–1983）：1964年秘密認罪獲豁免，1979年被撒切爾夫人公開揭露，爵士頭銜被剝奪。留在英國擔任藝術史學家，晚年隱居倫敦，1983年因心臟病去世，享年75歲。 John Cairncross（1913–1995）：1951年起即被懷疑，1981年正式曝光為「第五人」，但未被起訴。留在西方，從事翻譯與學術工作，晚年撰寫回憶錄《The Enigma Spy》。1995年因中風去世，享年82歲。

当年采访余英时先生，余先生谈到葛兆光 的一段： 问：复旦大学葛兆光老师有文章《“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读<陈寅恪集书信集>的随感》，将“不古不今”理解为学术立场上的“不中不西”，在“论治”方面“迥异时流”。文化之时流主要指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思想和胡适之等的全盘西化说。两者皆走极端。陈寅恪先生所主与康之“古”、胡之“今”迥异，故而自称“不古不今”。您如何看待葛兆光先生这个观点的？ 答：我没有注意葛先生此文，或虽看过，但忘记了。照你所说，他显然是讲上引陈先生的全句，不止是“不古不今” 四个字。就全句说，我觉得他的解释是符合陈先生的整体思想的。他说他在思想上“囿于咸丰、同治之世”,那就是表示不赞同光绪以下的思想，康有为恰恰是光绪时代。他提到“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那是指曾国藩和张之洞。张尤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语著名于世。（更早的冯桂芬已表达了这个意思。）陈先生显然愿意接受“中体西用”“的立场。而且一九六一年，吴宓和陈先生长谈之后，在《日记》中说：“寅恪兄之思想与主张，毫未改变，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本位论）。”他反对“全盘西化” ，也是不容怀疑的。可见葛先生之说有坚强的根据。国内史学家中，我最佩者之一即是他。葛先生有大的眼光。他的许多研究都引起了西方和日本汉学界的重视，他的专著译成日文和英文的不下五六册之多，最新的一册刚刚由哈弗大学出版印出。葛兆光不但“博古”，而且也“通今”“。我最近读到他的一篇评价大陆上各式各样的“儒家”的长文，使我对大陆今天文化的动向有了较深切的认识。所以他对陈寅恪的“不古不今” 那句话的推论是值得重视的。 经典访谈 | 余英时：一种现代学术“典范”的建立（未删节版）

2026年唐奖汉学奖颁发给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以表彰他的古代思想学术成就，其中重要一点便是“何为中国”。2011年，葛兆光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出版，提倡“从周边看中国”的全新方法论，主张在历史中理解独特的国家演进。该书重新阐释了宋代对中国认同的转折意义，确立了学术主体性，成为讨论“何为中国”的标杆著作，同时更是引发了国内外历史学界、思想界及文化界十几年来对“何为中国”问题的讨论，其中香港城市大学历史学教授杨斌，便对葛兆光的《宅兹中国》一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者充分肯定葛兆光提出“何为中国”这一问题的意义，以及书中的许多精彩论述；同时也对书中“汉族中国”“宋代民族国家”等概念的使用和历史解释方法提出商榷。 杨斌 | 何为“中国”？——葛兆光《宅兹中国》引发的思考

2026年唐獎第七屆漢學獎頒發給中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學系文科資深教授葛兆光，表彰他的中國古代思想學術專長，從早期的禪宗、道教和哲學思想史，到近年來的「何為中國」系列討論，不僅在中國啟發深遠，更影響全球華文知識圈乃至日、韓、北美、歐洲學界。為此，《思想》雜誌授權《波士頓書評》重新刊發2015年10月《思想》29期首發的葛兆光文章《對「天下」的想像：一個烏托邦想像背後的政治、思想與學術》，該文深刻剖析了当代学术界对“天下观”的重构与意识形态化，以饗讀者。 葛兆光 | 對「天下」的想像：一個烏托邦想像背後的政治、思想與學術

分析福特主义与马斯克主义区别，是本书的一个核心论述。作者认为，二者均为超越个人的政治-经济-技术体系，却代表了不同时代的资本主义“操作系统”。福特主义是20世纪的典范，它通过装配线实现大规模标准化生产，配以高工资（如福特著名的5美元日薪），形成“大众生产-大众消费”的闭环，支撑福利国家、工会谈判和代际向上流动，构建了一种“社会和平”的哲学，旨在通过物质繁荣调解劳资矛盾，实现广泛包容的现代化。 与之相对，马斯克主义则是21世纪新兴模式，强调垂直整合的“主权即服务”（Sovereignty as a Service）：马斯克的企业（如Tesla、SpaceX、Starlink、xAI）追求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全链控制，并通过技术（如电动车、卫星网络、AI）兜售个性化自主与安全幻觉，让用户或国家感觉更独立，实则加深对私人巨头的依赖。它不追求普惠分配，而是“堡垒未来主义”（fortress futurism），倾向于排他性现代化——通过排除“外人”、强化边界和“社会战争”来补偿不平等，同时与国家形成共生关系（依赖补贴与合同，却拆解公共机构）。 福特主义塑造大众社会，马斯克主义则适应后大众、原子化时代；前者是物质-包容的，后者是存在-主权的，更具控制论色彩，却面临民主、劳工与可持续性的深刻挑战。书中认为，马斯克主义既“少于”福特主义（生产不全面覆盖社会），又“多于”它（对人类共同生活的宏大宣称），正重塑我们的世界。

《马斯克主义：困惑者指南》由历史学家Quinn Slobodian和科技作家Ben Tarnoff 合作的，这不是关于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个人传记，而是将“Muskism”（马斯克主义）视为一种新兴的政治-经济-技术体系，类似于20世纪的“Fordism”（福特主义）。作者认为，马斯克不是孤立的“天才”或“怪人”，而是这种体系的化身和推动者。Muskism 承诺通过技术实现“主权”（sovereignty），让个人、国家或社会在动荡世界中获得更多自主权。但实际上，它往往导致对私人巨头（尤其是马斯克控制的垂直整合生态）的过度依赖。书中分析了马斯克的商业实践（如SpaceX、Tesla、xAI、X平台等）如何与国家形成“共生关系”（state symbiosis），同时重塑政治、经济和治理模式。作者追溯马斯克的世界观到其南非成长背景（种族隔离时期的“反应性技术官僚主义”），以及科幻、控制论等元素，探讨“堡垒未来主义”（fortress futurism）和垂直整合工业模式。

近日，最令人瞩目的事情之一莫过于埃隆·马斯克的 SpaceX 正式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这不仅让他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万亿富翁，同时更带来许多对当下经济与政治的困惑。为此，书评特别介绍两本书：历史学家Quinn Slobodian和科技作家Ben Tarnoff 合著《Muskism: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和希腊前财政部长、经济学家Yanis Varoufakis的《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前一本书将“Muskism”视为一种新型政治-经济-技术体系，剖析Musk背后的“Muskism”如何通过垂直整合、技术主权与堡垒未来主义重塑资本主义。Yanis Varoufakis的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已经死亡，取而代之的是更具剥削性的“技术封建主义”，传统资本主义依靠“利润”和“市场”运转，而如今控制世界的是苹果、谷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 书讯 | 是谁杀死了资本主义：Muskism（马斯克主义）与Technofeudalism（技术封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