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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Biteye说，WAIC的n个故事 》（上） 一、FOMO的时代：全民AI 7月19日早，匆匆闯进上海地铁8号线，只剩下贴门的最后一个落脚地。放眼望去，左右的人群是如此眼花缭乱。 紧贴左手的大哥三十四五面相，格子衫、棒球帽，耳朵里牢牢塞着白色的Airpods，俨然大厂程序员的打扮。他对着手机里WAIC论坛的直播频频点头。 转眼向右，蓝色座椅上是三五衣着鲜亮、浓妆淡抹的年轻美女，WAIC的胸牌或橙或白，随着这趟有些老旧的8号线微微摇晃。 一站接着一站，少有人下车，也没有什么交谈，车厢内的空气很沉凝。咣当咣当行进间，“中华艺术宫到了”的提示音终于响起，像是打破了所有积淀着的过去。人群哗啦哗啦，一股脑地涌下了车厢。出站的时候，栏杆上挂着的喇叭嘶吼着：“...如果人流量过大，将关闭所有地铁入口...” 中华艺术宫，十六年前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但这次蜂拥的人群，不是为了它而来。AGI的时代还在路上，生怕被AI浪潮甩在身后的人们已经到了。 ——Alan 二、无奈中挣扎：应用侧我们做不过大厂 “坦率地和你讲吧，现在AI做PPT这一块，我们不可能做得过大厂。” PPT生成的产品，25个月获全球3000万＋用户。母公司像素绽放（PixeelBloom）得到了视觉中国、智谱、36氪、北京市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等一系列投资。 但就是这样一家曾位列福布斯中国AI Top50的AI应用层创业公司，它的MKT在WAIC大会和我说出如上的一句话。 CodeX、Claude Code的火爆，让国内大厂纷纷加大对工作流的占领。在本次WAIC上，腾讯Workbuddy的展板已经随处可见。 “我们的AI做PPT优势....那就是先发吧，我们做的早。”展会人员略带尴尬地笑着，“我们也在探索其他业务....”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AI应用侧，初创公司貌似越来越守不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了。 ——Alan 三、旧瓶装新酒：贴上AI，身价翻倍？ 在徐汇西岸的WAIC展馆，倒是像个琳琅满目的消费展，AI眼镜、小机器狗、AI吉他等等，故而倒是有很多带着孩子来的家长。 我驻足时间最长的，倒是一家卖“AI戒指”的公司，我被他们惊人的销售力折服了。 1,2,3……我正默默观察着，一位浑身珠光宝气、略微发福的中年妇女牵着十来岁的小朋友来了。展位的小姑娘笑靥如花，朗声介绍到，“我们的智能戒指原价1588，WAIC特价688，大会过了就恢复原价了哦....” 接着不到两分钟，挑选颜色、尺寸，一气呵成。自己一个，小朋友一个，老公一个，婆婆一个。 我实在按捺不住好奇了，上前问那位刚刚完成一笔大单，脸上还残留着些许兴奋的女孩：“你们的产品和Oura Ring有什么区别？” 这着实是一个扫兴的问题，我们最终不欢而散。 AI戒指，或者说智能戒指，实在不是个新鲜的玩意儿。 就拿Oura Ring举例，它是芬兰产的智能戒指，算是这个品类最成功的母产品，经过各路海外CEO、成功人士的带货，现在淘宝上的买手报价普遍在4000元往上。而Oura公司也累计融资约15亿美元、估值约110亿美元。当然，他们没有宣发任何戒指与AI相关的功能。 所以，你硬要我说它和一百出头的小米手环比有啥优势，我恐怕给不出有信服力的解释。 据了解，就在中国深圳华强北，这一枚充满科技感的戒指，批发的身价或许只有50-80人民币。而在拼多多上，价格战目前也已经打到了百元出头。 但是一加上AI，可能只是在APP里接了基模的API生成了一个健康对话助手，可能是不知真假的高深AI探测技术，又或者只是贴了个标签，这枚戒指赫然是科技前沿的弄潮儿、人类智能技术智慧的结晶了。 而在WAIC，这样的“AI＋”远不止一个。 ——Alan 四、空中花园：AI想听懂全世界，但却听不懂现场 走到Mossland展台前，一座巨大的“声音巴别塔” 几近占据了我的所有眼眶。 参观者只需要对着麦克风说上一句话，AI便会识别语言、口音、表达特征，生成一张属于自己的“声音人格卡”。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声音，会逐渐点亮塔上的节点。 巴别塔的隐喻是，几千年前，人类因为语言被分化而失去彼此理解的能力，进而失去了接近神祇的能力。 今天，人们仿佛能够借助AI，把这座倒塌的的巴别塔再建——让不同语言、不同口音、不同表达习惯的人重新建立连接。 这着实令我心潮澎湃，我站到麦克风前，先试着用英文说了一句“Weclome to Shanghai”。 几秒钟后，系统识别成了中文，而且驴唇不对马嘴。略感意外，我又尝试了一次，“你好，上海”，结果中文又识别成了其他语言。 旁边的工作人员赶忙解释：“现场声音太嘈杂了，可能影响了识别效果。” 这当然Make sense，但是巴别塔的譬喻显然要让位了，空中花园？乌托邦？ AI理解声音这件事，远比发布会上的Demo复杂。真实世界绝不会像录音棚里只有控制好的变量。人群的交谈声、展台的宣传声、麦克风距离、不同人的口音、情绪变化，都会成为AI需要处理的信息。 过去，我们要求AI“听见”。 现在，我们开始要求AI“听懂”。 而从听见到听懂，中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Denise 五、AI 初创公司的三个「不得而知」 1. 在家办公 奇绩创坛孵化的一个AI 创业公司的CTO在台上讲着，我们公司从2个人到3个人到现在的60多个人，全都是在家办公。 我旁边的年轻人，David，是一位从Web3转向AI创业的founder，他听到这话，立马在我耳边补充：初创公司在家办公是不行的！ 过了一会，Seele，另一家做AI游戏的创始人也开始在台上讲述他们全员远程办公的经经历，David苦笑着又跟我强调了一遍：初创公司在家办公是真的不行。 粗浅认为，David的话还是值得深思的。作为吃过remote work红利的Web3从业人员，David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事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不得而知。 2. 先发优势 另一方面，听到了四五家AI初创公司的故事，好像都惊人的相似： 讲了一个叙事，用户有，但也不多；护城河在哪里，如何盈利，大多含糊其辞。 “我们有先发优势。”“我们是这个领域的开拓者。”这是最多听到的话。 这自然不假，但倘若追问，你们跟基模公司比，做这个东西的优势是什么？ 又是上面那个David悄悄告诉我：其实任何一个基模公司想做这个事情，分分钟都可以做，一定是降维打击。 那AI创业公司的护城河在哪里呢？优势在哪里呢？我好像又不得而知了。 3. VC的fomo式投资 “我们公司半年融了四轮。”一个做具身智能的公司这样跟我分享。 还有一个叫AhaCreator的做创作者经济的，创始人是个00后，已经拿了锦秋基金，金沙江创投等知名VC的很多融资了。 对应的，是锦秋基金的人谈到自己的portfolio，扼腕道：“增长也不及预期”。 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知名投资人朱啸虎说过，他更倾向于投那种，知道自己的客户在哪里，知道应用场景在哪里，知道怎么赚钱，所有的场景都想的很清楚的founder。 那，WAIC上策展的公司们，即便是非初创公司，在拿到融资时想好这些场景了吗？我又又又不得而知。 ——Amelia

重读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cnfinancewatch 为什么我反对民科讨论国际政治？无论你选择爱还是恨普京，其实你都没有立场，你没有所谓政治立场。你只是被某种特定话语塑造甚至话语都算不上，你是被廉价的感情塑造。 回到我想说的： 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发表《文明的冲突？》，三年后扩为专著。彼时冷战刚结束，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正处在智识市场的最高点。亨廷顿却反其道而行，宣告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冲突的终结——冲突将沿文明断层线重新展开。三十余年过去，这个判断的准与不准，同样触目。 亨廷顿的核心命题是一个简化到近乎粗暴的等式：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根源不是阶级、不是贫富，而是文化认同。他划出七八个文明板块——西方、儒家、伊斯兰、东正教、印度教、日本、拉美——并断言，文明的核心国家将取代意识形态阵营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这个框架的野心在于，它试图用一条线把所有后冷战时代的冲突串起来：波黑、车臣、克什米尔、巴以。 但问题恰恰出在“文明”这个概念的弹性上。“文明冲突”成了一个万能解释框架——凡是不好归因的冲突，都可以塞进去。俄乌战场上的无人机对决，加沙废墟下的7.4万条人命，都可以被轻巧地标注为“东正教-西方”或“伊斯兰-犹太教”的断层线冲突。 亨廷顿本人对此心知肚明。 他在书中不断用“可能”“或许”“倾向于”来修饰核心论断，这种修辞上的谨慎与他公共表达上的斩钉截铁形成刺眼反差。一个哈佛教授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理论有多少漏洞。但他选择把漏洞留在学术文本里，把口号留在《外交》季刊上。这是一种精明的自我营销，也是一种危险的自我实现。 “文明的冲突”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它错了，而在于它太容易被当真。当一个大国的核心学术机构告诉世界“你们本质上是对立的”，对立就会获得理论合法性。当精英阶层用文明标签来简化复杂的利益博弈，简化就会滑向动员。亨廷顿不是冲突的制造者，但他为冲突提供了一个过于顺手的叙事外壳。 当今世界的状况，正在以两种方式与这本书对话。 第一种是验证。 2026年，俄乌冲突进入第五年，前线陷入拉锯和消耗，双向纵深打击常态化，无人机每周上千架次地飞向对方纵深。巴以冲突满三周年，加沙90%的建筑被毁，停火协议形同虚设。这些冲突确实发生在亨廷顿划定的“断层线”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在莫斯科的叙事框架里是“东正教文明”对“西方扩张”的抵抗；哈马斯的袭击与以色列的报复，被简化为“伊斯兰-犹太教”的千年宿怨。 第二种是证伪。 但把这些冲突还原为文明对立，等于放弃了理解。俄乌冲突的根源是北约东扩的安全困境、苏联解体后的身份焦虑、以及普京对“战略缓冲带”的执念。宗教在其中的角色，远不如地缘政治和能源利益来得实在。同样，加沙的悲剧首先是占领、封锁和难民问题的产物，宗教修辞只是动员工具。把这些都说成“文明的冲突”，是一种智识上的懒惰。 更深的矛盾在于欧洲。 2026年的欧洲正在经历一场全面的政治右转。法国国民联盟在参议院首次获得足够席位，德国选择党在图林根州成为第一大党，英国改革党在地方选举中斩获1400余席。亨廷顿会怎么解释？他大概会说这是“西方文明内部的认同危机”。但真实的原因写在选民的愤怒里：能源账单、移民压力、制造业外迁、以及那种“建制派执政几十年什么都没解决”的幻灭感。 欧洲的右转不是文明的冲突，是福利国家模式的财政破产，是代议制民主在复杂治理面前的失灵。把选民用选票表达的经济焦虑包装成“文明认同危机”，是对选民的二次剥夺——先剥夺他们的经济安全感，再剥夺他们愤怒的真实理由。 亨廷顿最根本的盲区，是他对“文明”的静态理解。 在他的世界里，文明是给定的、稳定的、边界清晰的。但现实中的文明是流动的、混杂的、不断被政治重塑的。“西方文明”在2026年的欧洲，表现为法国人对穆斯林头巾的立法焦虑，表现为德国人对“德国选择党”的宪法围堵，表现为英国脱欧后对移民的管控执念。这些不是“文明”在冲突，是政治在利用“文明”的标签重新划分敌我。 亨廷顿曾在书中引用迈克尔·迪布丁的话：“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 这句话暴露了他全部理论的底层逻辑：认同需要敌人。 这不是对世界的描述，这是对一种政治策略的辩护。 所以《文明的冲突》到底是一本什么书？ 它不是预言。它是一份诊断书，诊断的对象不是世界，而是美国在冷战后的身份焦虑。一个失去了苏联这个“他者”的超级大国，急需一个新的敌人来维持内部凝聚力。亨廷顿提供的，就是这个敌人——一个由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结盟”构成的非西方挑战者。这套叙事在华盛顿的智库圈里畅销了三十年，因为它精准地服务于一个目的：为美国的全球干预提供文化正当性。 三十年后，这套叙事正在反噬它的制造者。当特朗普政府删除国防战略报告中“头号安全威胁”的对华措辞，转而寻求“稳定的和平”时，它承认了一个亨廷顿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大国之间的利益博弈，远比文明标签更顽固，也更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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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新潛艇】加拿大數百億美元潛艇大單花落德國企業 總理卡尼強調北約與北極安全 加拿大總理卡尼（Mark Carney）決定選擇德國—挪威聯合方案為加拿大海軍建造新潛艇艦隊時表示，隨著北極冰層融化帶來新的安全挑戰，加拿大必須加強與北約盟國合作，共同應對不斷增長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