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目前最好战的是女人，你猜是为什么？ 日本一方面又是修宪又是扩军的，喊的调门呢很大。 另一方面呢连续三年招兵都招不满，为什么这么割裂呢？ 直到看到民调我才明白过来，敢情日本现在最狂热的好战分子呢，根本不是男人，而是日本女性。 属于是喊口号的，不用上战场。 而真要上战场的，其实根本不敢打。 日本自卫队已经连续好几年掉链子了，征兵指标呢一年比一年难看，2023财年征兵整体完成率仅51%，2024整体满编率跌破90%，是25年来最低。 很多人想当然的觉得右翼狂热，那肯定都是男性，但在日本呢还真不是这个样。 日本女性其实是日本及右翼政党的核心票仓。像著名的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它的基本盘大半都是女性。 那些民调底的口号，社交平台上的情绪啊，那都未必准确。 问问那些真要扛枪、真要流血、真要付出实际代价的男人，他们愿不愿意，这才是最重要的。 最后给开头的问题一个答案：因为老公阵亡，那抚恤金和遗产就全都是她们的了。

拿“七七”当“七夕”？日本品牌，你这是在国人伤疤上撒盐！ 今天咱不聊别的，就聊聊一个日本口罩品牌——PITTA MASK，干的那件让人火冒三丈的事儿！ 就在7月6号下午1点19分，这个牌子的官方微博发了条营销文案，写着“明天就是七夕了，七夕真正浪漫的地方……”，还搞什么转发抽奖。它口中的“明天”，是7月7号！2026年的7月7号是什么日子？是“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就在同一天上午，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警钟长鸣。而咱们真正的七夕节，是农历七月初七，今年是8月19号！差了整整一个多月！你管7月7号叫七夕？你是真分不清公历农历，还是在这装傻充愣、揣着明白装糊涂呢？！ 有人说，哎呀人家是不是搞错了日期啊？我告诉你——不可能！ 记者早就扒出来了，这个品牌在中国深耕市场好多年了，过去三年的七夕节，人家都是按咱们中国的农历日期，准准确确地搞营销，一次都没错过！怎么偏偏到了2026年，到了“七七事变”89周年这个节骨眼上，它就“分不清”了呢？ 这不叫失误，这叫刻意！故意的！这叫拿着咱们的民族伤疤当噱头搞促销，把国耻日包装成浪漫节日！它想干什么，大家心知肚明，就是糟践你！ 更可气的是什么？评论区里早就有无数网友提醒他了，告诉他这是“七七事变”纪念日，不是七夕。结果呢？人家愣是视而不见，从账号更新频率看也不存在什么长时间“无人值守”，隔了一整夜都不删帖、不道歉！这不是无知，这是纯坏！是站在中国人头上拉屎！ 还有人为它洗地说，日本人的七夕就是公历7月7号啊，这话就更可笑了！ 没错，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把七夕改到了公历7月7号。但你可别忘了——1937年的7月7号，日本军队炮轰宛平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自己的历史学家、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纐缬厚都承认，“卢沟桥事变是侵华日军自导自演的事件”。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生也明确指出，“卢沟桥事变是侵华日军蓄意谋划的”。更有甚者，曾主导对华“和平工作”的日本高级特务今井武夫在自己的回忆录里直接“坦白”——事变前，东京政界消息灵通的人士中早就流传着一个小道消息：“七夕晚上，在华北会发生和柳条湖一样的事件”。所谓“柳条湖事件”，就是九一八事变。“日本的‘七夕’就是公历7月7日，”张生说，“所以这个日期是早就定下来的”。 什么意思？“七七事变”和日本的“公历七夕”在历史上就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联！在这个日子搞“七夕”营销，你说是巧合？鬼才信！ 而且，你们再仔细看看它这个抽奖——截止日期定在7月31号！7月31号是什么日子？731！侵华日军731部队的编号！那个在中国土地上搞人体实验、细菌战的恶魔部队！一次是巧合，两次踩线还是巧合？7月6号发帖、7月7号当七夕、7月31号开奖——这一串数字连起来，每一个都扎在中国人的心上！你说它是无心之失，谁信？！ 这个PITTA MASK在中国赚了多少钱？它是日本ARAX株式会社旗下的品牌，产品在中国市场颇受欢迎，鹿晗、欧阳娜娜、胡歌等不少明星都是它家产品的使用者，号称“明星同款”“小脸神器”。咱们中国市场开放包容，欢迎全世界来做生意——但不是让你来赚钱的同时，还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的！ 《北京日报》说得太对了，这就叫“吃饭砸锅”！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既想赚中国消费者的钱，又要在历史问题上装糊涂、踩红线！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北京日报》的评论还指出，退一步讲，就算日期上确有所疏忽，但品牌方在网民提醒后仍不处理，无论是“故意装瞎”还是“根本无所谓”，都“够恶心了”。评论强调，模糊关键节点就是在模糊历史真相。 长期以来，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横行，“七七事变”在他们的教科书上早已“消失”，甚至颠倒黑白，污蔑中方率先对日开枪。日本历史学家纐缬厚说得很透彻——这种捏造、歪曲、否定真实历史的历史修正主义，“背后隐藏着的，是日本不愿承认侵略，不愿承认‘加害责任’的心态”。日本长崎核爆资料馆甚至计划将“南京大屠杀”展板文案改为“南京事件”，删除日本殖民侵略的相关历史表述。这种扭曲的历史观，现在投射到商业行为上——从品牌营销的无知无畏，到动漫IP的擦边“拜鬼”，某些日本商家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中国人的底线！ 对小日子的企业来说，搞这种暗戳戳的恶心动作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21年6月30日，索尼宣布新款全球发布会中国场时间定在7月7日晚上10点——正是1937年“七七事变”的发生时刻，引发中国网友强烈质疑。最后被北京市朝阳区市监局按照《广告法》顶格罚款100万元。日立家电也曾以“七七节”为名搞促销，被罚了60万元。一次次的前车之鉴摆在那儿，PITTA MASK是瞎了还是聋了？它看不见、听不见吗？不，它看见了，它听见了，它就是故意的！ 好消息是，咱们网友的眼睛是雪亮的！事件一出，群情激愤，直接把这事儿骂上了热搜。7月7号晚上，PITTA MASK的官方微博就被禁言了，理由是“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电商平台的旗舰店客服也表示“坚决尊重历史，目前已暂停该品牌推广，并正在向品牌方反馈消费者的不满”。连代理公司的工作人员都说“没货了，不做了”。这就是民意的力量！这就是中国人的态度！ 最后我再说一遍——在维护历史正义、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中国人绝不容任何挑衅！今天你敢把“七七事变”当“七夕”搞营销，明天你就给我滚出中国市场！ 卢沟桥的石狮见过1937年7月7日的炮火，也看得见2026年7月6日这条文案。历史不会忘记，中国人更不会忘记，你要胆敢再伸爪子，直接给你剁了！

巴黎综合征就是形容日本人的。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就崇洋媚外了，一直到二战才开始逆转。然后二战打输了，被美国改造后又开始崇洋媚外了。 不过好玩的是，日本媚法国，法国一样媚日本，这两个国家都有点不合群。

二战终战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但仍遭中国官方批判，说她交了“香火钱”。如果说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要肯定二战侵略，那么高市首相访美时，去阿灵顿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埋葬有二战时轰炸东京的美军官兵尸骨，她难道去肯定美军向日本扔原子弹？参拜靖国神社的争议背后，主要是中共当局刻意煽动反日仇恨。我的最新文章—— 曹长青：参拜靖国神社的中日较量 在标志二战结束（日本称之为终战日）的8月15日，很多日本人，包括政界人士，去东京的靖国神社祭拜。但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只是自费献了“玉串料”（祭祀费），而且是以自民党总裁身分，而不是首相。以高市早苗的既往立场，她会去祭拜；这次明显是为了不刺激中国，而特意选择没去。但是，她对中国释出的一番善意，还是被中国官方扭曲，渲染她交了“香火金”。然后就是一顿批判。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多年来都被中国政府刻意渲染成政治问题，近年更演变成诋毁日本、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巩固中共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2008年我曾去参观靖国神社。随后撰文比较了靖国神社和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我在夏威夷住过一年半，曾两次参观珍珠港纪念馆）。在近二十年前的那篇文章中，我对靖国神社内当时尚存的退役老兵在那儿摆姿态喊口号的现象及讲解影片颇批评，更欣赏美国人对二战事件的理性、平和审视的人生哲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靖国神社已经大为改观，尤其是我对靖国神社的历史和日本人的信仰等问题的进一步理解，越发感到，中国政府是刻意利用中日两国人民对宗教的不同理解，尤其是通过垄断媒体，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洗脑毒化中国人，目标清晰地煽动仇恨。 对靖国神社，可从这几个层次来看： 第一是死亡和神灵观。日本人多信奉神道，神社在日本最为常见，可谓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神社。日本人的神道观念是，人死后成为神灵，被祭祀后成为“守护神”的一部分。在这种观念下，靖国神社供奉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 246 万战殁者的名册（神社内既无骨灰也无牌位），他们祭祀的是“灵”，而非个人的道德审判。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包含甲级战犯，也被视为“战殁者的灵”。在宗教层面，祭祀不等于为其历史行为背书。 此外，日本社会还有“死者净化”的传统，主张避免对死者过度批评，重视“成佛”与“安息”，认为对亡者过度指责会招致不祥。这种观念部分源自佛教的往生思想与神道的祖灵观。因此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生前可受严厉批判，死后随即转为“追悼对象”。日本没有“鞭尸”，或像中国那样制作跪像供人唾骂（如秦桧像）的习俗。 日本这种宗教哲学跟西方也有很大差异。基督文化中，“罪”具有永恒性审判意义，“悔罪”是核心概念。而日本传统文化更重视“和解”与“安魂”，较少强调“永远的罪”。这导致对历史责任的语感差异。对中国和韩国而言，战争记忆仍属历史创伤，祭拜被理解为荣耀战争。但对日本人而言，祭祀亡灵并非道德肯定。两种文化的碰撞，老百姓不懂，政客就拿来操作成保住自己权力的工具。政客可耻，百姓可悲。 据日本宪法第20条：政教分离。国家不可给宗教以特权，但同时也不可干预和剥夺宗教自由。这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强调政教分离、但保护宗教自由的原则几乎一样。 因此：日本政府不可以命令靖国神社“撤下”某些祭拜对象，不能强制分祀甲级战犯，也不能改变其祭祀方式；这些权利属于神社自身。 1978年靖国神社合祀甲级战犯（如东条英机）后，曾有日本首相私下希望“分祀”，但神社方面明确表示：合祀后不可撤回，这是宗教仪式，不是政治名册。所以法律上政府无权强制。 虽然无权干预神社内部事务，但政府可以决定：首相是否参拜。这是政治选择，而非宗教仪式问题。例如：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安倍晋三曾在任内参拜一次。如果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可能被质疑违反政教分离。但日本法院历来倾向：不明确判定违宪，视为政治人物自己的判断范围。所以这是一个灰色地带。 日本首相的拜谒，本质上是出于对战死官兵的传统追思，而非肯定二战中的侵略行为。如前所述，在日本宗教文化中，人死后转化为灵，便与生前的罪错脱钩，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脱与超越。 回顾历史，中方曾经热情款待二战时日本军政人物，毛泽东曾在北京招待二战时侵华战争主要指挥官之一的远藤三郎中将；周恩来也曾多次接见二战时日本陆军中将藤田茂（Fujita Shigeru），他去世时把周恩来赠送的中山装作为寿衣。 更值得注意的是，1978 年靖国神社将 14 名甲级战犯入祠合祀时，中国官方并未立即抗议。次年日本首相参拜，北京方面也无显著反应。直到七年之后的1985 年，北京才开始把此议题政治化，以此煽动反日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国内统治。 第二个层次，中国官媒和御用学者热衷渲染的是，日本对二战责任“不认错、不谢罪”。但这完全不是真实情况： 二战后，日本政府对“侵略与殖民统治”向中国及亚洲多国正式或准正式道歉过很多次。如果只算“首相或内阁级正式表述”，一般学界与媒体整理大约 10多次；如果把外相、官房长官与国会决议也算上，超过20次。大致如下——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首相田中角荣）表述：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 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中国时表示，“日本过去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不幸，我们对此深感遗憾。” 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访华时说：日本过去有一段时期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苦难，我对此深感痛惜。那是日本天皇首次访问中国。 1993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承认日本军方与慰安妇制度有关，表示：衷心道歉与反省。 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日本在过去某一时期的国策下，走上战争道路，对亚洲诸国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我在此表明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这是最具代表性的官方道歉。 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对过去侵略战争造成的损害和痛苦表示深刻反省。 2005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战后60年讲话：对殖民统治与侵略给许多国家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由衷道歉。 2010年日本首相菅直人日本战后65年谈话：对殖民统治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 2015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过去的战争给许多国家人民带来巨大损害与痛苦。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并表示：历代内阁的道歉立场将继续坚持。 而且，1995年日本国会战后50周年正式通过决议：对殖民统治与侵略表示深刻反省。 总结来看，首相或内阁正式谈话约10次以上；外交文件（联合声明等）约5次；国会决议1次；天皇表述多次。合计约15-20次或以上。 所以，很多国际学者的评价是：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中道歉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德国虽然道歉非常深刻，但次数反而没有日本这么多，因为德国更强调国家制度与法律层面的责任。 中国政府对日本的这些道歉刻意回避，官媒不予报导。所以日本社会，尤其保守派认为，日本这种不被接受的道歉不要再继续了，应该摆脱二战阴影。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至今仍是专制国家，仍在做残害中国人民的事情。二战期间，因为日本侵略，确实造成中国军民死伤惨重，中国政府最高估计是3500万人。但是，在没有任何外敌侵略的和平时期，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可能多达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死于政治迫害、枪杀、人为政策造成的饥荒，以及各种政治运动导致的自杀等等。造成如此大众死亡的中共政权没有道德资格谴责日本。它应该先向本国人民谢罪，退出历史舞台。 第三点，中共官方多年给民众灌输：日本没有赔偿二战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这更是故意扭曲事实。 真实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掌权的七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签署声明，中方正式放弃了对日本的二战索赔。这不是毛泽东们的慷慨大度，而是背后的政治算盘，或者说是“交易”。北京政权用正式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日本政府同意一个中国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放弃和台湾“中华民国”的邦交。 而在中国正式放弃对日索赔后，日本却做出了变相的赔偿行动。在中国经济开放起步时，日本向中国投入各种援助，包括低息贷款，无息贷款，还有无偿援助等，高达3.66万亿日圆。到2022年3月全部援助项目结束，前后跨度长达42年！ 日本援助资金重点投入中国的基础设施、能源和民生。主要有：上海港改扩建工程，秦皇岛港煤炭码头扩建，天津港改造工程，京秦铁路（北京—秦皇岛），广深铁路部分改善工程，大亚湾核电站（技术与融资），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等。 仅以中国上海为例，如果没有日本援助，上海港口的吞吐能力提升可能晚5–8年。如果按“结构性影响”排序，中国最得益于日本援助的城市是：上海，天津，秦皇岛（能源枢纽），广州／深圳（间接），北京（公共与环境）。据专家推算，如果没有日本的援助，中国的工业基础建设会延迟约5-10年，出口起飞可能晚一个五年规划期。 但这些中国官方媒体都不愿报导，甚至有意回避。所以至今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日本做了这些，还在跟着政府的指挥棒“反日”，跟着抗日神剧“仇日”。 中国的经济开放，当然得力于邓小平的改革决断。但若只谈“改革勇气”，却刻意忽略改革最初的资金来源，那就是选择性地讲历史。经济转型不是口号工程，而是资金工程。 中国在1978年之后，能够避免社会崩溃式转型，靠的不是单纯制度设计，而是两笔关键性外部资源。第一笔，是来自香港、台湾、美国等地的海外华人资本。这些资金既有文化连结，也有风险承担能力，成为改革初期的第一波托底力量。 第二笔，更关键——是日本长期、大规模的低息贷款、无息贷款与无偿援助。这不是象征性姿态，而是实打实的基础设施投资：港口、电力、交通、环保工程。没有这些工程，中国沿海出口体系不可能那么快成型。中国经济腾飞，背后站着日本的融资支撑，这是结结实实的事实。 对比俄国，更凸显中国的超级“幸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震荡疗法”，价格放开、国企私有化，结果经济急剧萎缩，社会秩序崩坏。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外部启动资金托底。俄国没有自己的“香港、台湾”，也没有一个日本式的邻国，愿意长期低息融资。 当年推动俄罗斯改革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电视受访时说，他当时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应该向亲西方的叶利钦总统领导的俄国提供类似“马歇尔计划”的支持，帮助当时俄国一下子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度过资金缺口的难关，但遭到老布什政府，以及随后的克林顿政府的完全拒绝。 与白宫高层有相当关系、深知内情的萨克斯教授后来说，这是因为美国要保持全球唯一超强，阻止俄罗斯再次强大的心理因素作祟。 作为当时叶利钦政府的头号美国经济顾问，萨克斯在波兰等好几个前东欧国家推动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都相当成功，因为美国在关键时刻给了这些国家援助，尤其是对波兰帮助最大。萨克斯当时以为美国一定会同样援助俄国、力挺俄国成功进行市场经济转型、进一步鼓励支持俄国当时非常亲西方的立场。但完全出乎萨克斯的意料，美国一口拒绝了。这是俄国那场震荡疗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俄国因缺乏外部资金托底，没有像中国那样有香港、台湾、美国的华人投资，更没有中国那样的邻居日本，在关键的经济起步阶段，大量给予低息、无息贷款，甚至无偿援助。而日本就没有防范中国经济强大的那种美国防范俄国的心理。日本人和美国人的这种对比，太多中国人，甚至学者们完全不知道，当然就更不知道领情、感恩。 结果因为缺乏外部资金支持，叶利钦总统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失败，俄罗斯的经济近乎崩溃，民众生活水准剧降。后来普京当选总统，力挽狂澜，才开始经济复苏，这也是很多俄国人感激和支持普京、对叶利钦多有批评的原因之一。 同样是共产大国转型，结果巨大差别，有无启动资金是最重要一环。就如同大家都在创业初期，谁拿到银行贷款或资助，决定了谁能成功。所有创业者都知道第一桶金的决定性作用。否则，无米之炊谁做得出来？ 更讽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给苏联造成约2700万人死亡。这是一个极其惨烈的数字。但1990年冷战结束后，已经相当繁荣富有的德国，并未对俄罗斯提供长期、有规模的经济援助。德国选择的是什么？是姿态政治。当时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下跪道歉的那一幕，确实震撼。但那是一个动作，一个象征，一个历史镜头。象征感人，却不能当钱花。 德国的历史反思，在道德语言上高度鲜明；但在实际经济补偿层面，并没能给俄罗斯托底。而日本呢？没做戏剧化的忏悔场面，却在长达42年期间持续向中国提供低成本融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完成援助项目。这种方式，不够上镜、不够让媒体鼓掌，但它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支持。下跪，是瞬间。融资，是几十年。 如果要比较“实质性谢罪”，那么长期资金投入与基建支持，远比一次政治动作更具有实际意义。 问题是——在中国的官方叙事中，这段历史被刻意淡化。援助不被提及，合作被简化为“正常往来”，却在需要动员情绪时，重新高喊“对方从未谢罪”。这种叙事选择，不是历史评价，而是政治需要。中国改革成功，固然有自身努力；但若否认外部资金与合作的作用，那就是违背现实，否定真实，没有感恩之心。 真正的反思，不在媒体的闪光灯上，而在几十年流动的资金上。日本选择的是实质性补偿；德国选择的是象征性忏悔。谁更“高尚”？可以各有看法；但谁对经济命运产生直接影响，答案并不复杂。 真实且完整的历史，不能只播放下跪的画面，更应该同时列出融资数字。否则，那不叫记忆，而叫选择性记忆。所有选择性记忆，都是为了意识形态服务。 中国当局利用对官方媒体的控制，对社交媒体的管制，在靖国神社、日本援助、二战是否道歉谢罪等问题上，都不仅是“选择性记忆”，而且是“选择性攻击”，以扭曲事实来攻击日本，煽动中国人的仇日情绪。而被仇恨烧焦的灵魂，绝无法建出一个健康的社会。 尽管被视为强硬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展示了成熟政治家审时度势的一面。在拜谒靖国神社问题上，她表现得相当谨慎。例如在去年10 月的靖国神社秋季大祭，高市早苗并未现身，当时她还没有当选党总裁和首相。虽让部分保守派失望，但她是为了避免日本与中、韩关系恶化，并防止国内左翼媒体的攻击。这种“忍耐”反映出她在追求目标时，仍会优先考量国家的大局利益。 这次她在“终战日”仍然选择没有去靖国神社拜祭，也是在顾全中日关系的大局。但仍是遭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攻击，说她给靖国神社交了“香火钱”。 看看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就懂得，西方文化的核心不是仇恨，而是不忘记历史，但向往与追求的是和平（以及平和之心）。日本的靖国神社，连任何灵位都没有，只是一本花名册，里面是自明治维新以来、过去150多年日本246 万战殁者的名字而已。 靖国神社今年6月还推出新规，禁止穿军服（现役军人除外）、带军械、以及奇装异服等进入靖国神社，就是阻止极右翼破坏靖国神社的设立初衷。 高市早苗当选首相后首次访问白宫时，特意去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有二战时轰炸东京、向广岛扔原子弹的美军官兵尸骨，这就是日本的文化，高市首相是拜祭死者，没有道德和政治评价，对于日本人来说，人死了，就变成了神灵，无数的神灵汇集一起，就成为活着的人们的保护神。 而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他们什么也不信，也不懂，只懂得要权力、煽动仇恨，而有了众多义和团，就最容易保住慈禧太后们。 一个煽动和制造仇恨的国家，形成世界的奇观：韭菜们在欢呼镰刀！ ——原载台湾《锐传媒》2026年8月17日

冯玮，你这个无良叫兽！你配得上“教授”两个字吗？一张海报就把你彻底暴露了——用1901年《辛丑条约》签约现场那张中国代表在列强枪口下屈辱签字的国耻照，当成你“明治维新实地研学团”的历史背景板！1868年的明治维新，和1901年的国耻赔款，时间差33年，性质完全相反，你硬是把它们拼在一起，配上“不看富士山、不逛银座”“我们对樱花国想错太多”的宣传，组织收费团拉人去九州“深度讲解”。这不是讲解历史，这是赤裸裸的吃人血馒头！ 你用先辈的血泪、民族的屈辱、当年的割地赔款（4.5亿两白银，连本带息近10亿，日本拿走大头用于工业化）做视觉噱头和卖点，招揽学生和公众交钱“研学”。一边暗示“日本多先进，来学学别想错了”，一边拿中国最痛的伤疤当背景板。冯玮，你的心到底黑到什么程度？作为一个浸淫日本史几十年的退休教授，你不可能不知道这段完整历史：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走上对外侵略道路，甲午战争、全面侵华、参与八国联军……你却选择性截取“现代化”片段，回避侵略因果，用国耻照包装商业活动。你这不是学术，这是历史消费 + 情感剥削。 复旦国学社的名义、复旦教授的头衔，被你拿来当招牌。年轻人本该在高校接受正确历史教育，结果看到这种海报只会困惑、愤怒、寒心。无数网友第一反应以为是PS恶搞，核实后更气炸——因为白纸黑字写着你的名字。汤家凤都公开质问：“复旦国学社里的年轻人，是中国的年轻人吗？”你这波操作，直接把民族情感和历史底线踩烂了。无良教授就要被开除公职，取消退休待遇。 你这种行为，已经严重玷污学术尊严、误导公众、伤害民族情感。荣休教授的头衔、复旦的平台、国家的退休保障，不是用来让你干这种事的。把国耻当背景板赚钱、博关注、推活动，性质恶劣。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门该管了——撤掉 称号、取消相关待遇、公开道歉、立即下架海报并终止活动。否则，就是对历史的不敬，对所有为民族尊严奋斗过的前辈的侮辱。冯玮，你不是“想错太多”，是你故意选错、用错、玩弄历史。 这样的无良教授，不配继续以任何学术身份示人。把你这种操作摆在公众面前，全国人民都会看清：有些人，退休了还想靠吃人血馒头续命。 滚出学术圈吧。

外界对日本的认知始终存在割裂：游客眼中的日本，干净有序、精致礼貌，服务与生活体验无可挑剔，依旧是成熟发达的社会；但从时代发展维度看，日本早已褪去引领未来的光环。日本的衰退并非秩序崩塌式的溃败，而是一场安静的时代转向：它彻底告别了创造硬未来的能力，退守为维护旧秩序和打造软体验。这一变化的背后，是中日两种文明最核心的差异：日本文明的底色是坚守连续性、守护现有秩序，而中国文明的底色是突破桎梏、重建全新未来。 日本并非没有创造未来的能力，其近代两次崛起均印证了这一点。明治维新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完成封建岛国到近代强国的蜕变；二战后依托全球贸易体系与产业重构，以精密制造、家电汽车产业领跑全球，一度成为亚洲现代化的标杆。但日本的未来创造力存在致命短板：其革新永远依赖外部危机冲击。唯有旧秩序被彻底击碎时，它才会调动极致的执行力与学习力完成迭代；一旦外部压力消退、旧秩序尚可维系，便会回归保守的默认模式，专注于修补、维稳、延续现状，丧失主动破局、重构体系的魄力。 同时，日本社会并非没有创新的内生力量，江户时代的商业文化、锁国时期的兰学研究、明治前夜的革新志士，都是内部蒸腾的突破力量。但日本成熟的旧秩序拥有极强的“免疫规训机制”，所有异质创新、突破尝试，都会被快速吸收、驯化、约束。社会默认“不破坏氛围、不制造冲突、不给他人添麻烦”的准则，允许有限的个性化，却绝不允许颠覆现有结构的变革。反观中国，疆域辽阔、发展不均衡、社会结构复杂，一处的固化不会阻断全域的生机，旧秩序的缝隙永远能孕育新的突破力量。简言之，日本需要外部撞醒，中国自带内生蒸腾的生命力。 这种差异根植于两国的文明底层逻辑。日本作为狭小多灾的岛国，有限的生存空间让维系共同体稳定成为第一准则，久而久之形成以“连续性”为核心的文明特质。这套文明塑造了日本社会的优点：克制守礼、细节极致、秩序井然、敬畏规则，但也埋下致命隐患：社会问题被体面掩盖，矛盾难以爆发，年轻人不敢突破，组织优先维护氛围而非直面现实，老化的系统始终被体面维系，衰退在静默中持续蔓延。 中国文明的核心则是乱世重构、迭代新生。广袤复杂的大陆疆域、频发的自然灾荒、周期性的王朝更迭，让中国文明从未追求永恒的静态秩序，而是练就了“破旧立新、重建秩序”的底层能力。中国人根深蒂固地认为，没有一成不变的既定格局，旧体系腐朽便可推翻重构，困境之中总能开荒拓新、重启开局。这也是中国人执着于逆袭、升级、突破、再造的根源，不是天性躁动，而是数千年文明历练出的生存智慧。 日本的文明底色，具象化为三大社会特征，也是其衰退的核心表征。首先是守护小世界的文化内核。日本文艺作品始终围绕“守护日常、守护温柔、守护有限美好”展开，无论是动漫、影视还是生活美学，核心都是守住眼前的小共同体、小美好，而非改造大世界、创造新未来。其审美偏爱克制、消逝、细腻的日常，追求在有限秩序内留存温度。而中国文化始终向往突破、开荒、统一、跃升，追求从废墟到新生、从弱小到强盛的跨越式成长。这一差异在科幻创作中尤为明显：中国式末日是改造世界、对抗绝境，《流浪地球》以工程化、体系化的方式拯救文明；日本式末日则是守护尊严、留存记忆，在既定命运中守住最后的温柔。 其次是社会翻盘感极度缺失。日本社会极度重视资历、秩序、连续性，容错率极低，一旦年轻人失业、掉队、偏离主流轨道，便很难重新回归核心圈层。冒险的收益极低，失败的代价却足以桎梏一生，这直接催生了年轻人的低欲望、躺平心态。日本婚恋生育的低迷也源于此：年轻人不愿承担现实生活的不确定性，转而沉溺于低成本、无压力的虚拟情感与娱乐，用符号化的欲望替代真实的生活担当，本质是对未来丧失信心，不愿为固化的社会下注新生。 最后是静默式的集体苦难。日本社会的体面秩序，是以个体的隐忍为代价的。阶层固化、薪资停滞、青年无望、地方衰败等诸多问题真实存在，却被礼貌、忍耐、不添麻烦的社会规训层层包裹。痛苦不对外爆发、矛盾不公开化解、衰退不直面正视，所有社会困境都被转化为个体的私人内耗。游客所见的整洁与温柔，背后是普通人无声的挣扎，这种“不乱的衰退”，比动荡的衰退更难逆转。 为维系体面的旧秩序，日本形成了封闭的信息茧房，优先筛选维护民族优越感、贴合旧秩序认知的信息，刻意回避自身产业衰落、技术被赶超、发展滞后的现实。长期的自我麻醉，让日本形成了“维稳拖延、极限赌国运”的危险思维：平日拒绝迭代革新，任由体系老化，当危机累积到极致，便以豪赌的方式试图翻盘，近代太平洋战争便是典型。这种模式并非创造未来，而是旧秩序不愿落幕的被动挣扎。 客观来看，日本并未彻底失去未来，只是完成了硬未来退场、软未来延续的转型。在人工智能、新能源、全球供应链、新型工业范式等硬核生产力领域，日本已丧失主导权，无法再定义时代发展方向。但其在生活美学、情感体验、文化创意、服务设计等软领域，依旧保持顶尖水准，同时在材料科学、精密零部件、机床设备等细分技术领域，拥有深厚的技术积淀。但单点的技术深耕、极致的体验打磨，无法替代系统性的产业革新、范式级的技术突破，日本也从引领时代的“未来样板”，沦为供人怀旧体验的“过去样本”。 日本的静默衰退，为中国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警示。当下中国已然出现老龄化、低生育、青年求稳、内卷焦虑等类日本现象，但中国不会重蹈日本覆辙。核心原因在于中国发展的不均衡性与未完成性，城乡、区域、产业的落差，让社会始终保有蒸腾的生机与破局的机会，永远有人渴望重启开局、突破桎梏、再造未来。 但中国同样存在自身困境：内生的创新冲动，极易沦为盲目折腾、无效内耗。很多人将无谓的冒险、跟风的内卷、不甘平庸的躁动包装成奋斗，脱离实事求是，最终陷入资源错配、自我消耗。同时，存量利益固化、形式主义、创新阻力等问题，也在持续压制社会活力。 中日文明没有绝对的优劣，只是面对时代的默认姿态截然不同：日本致力于优化旧世界，中国致力于创造新世界；日本恐惧秩序崩塌，中国害怕未来停滞。日本的教训警示我们：极致的秩序会沦为发展的牢笼，单纯的坚守终将被时代淘汰；其深耕细节、长期主义、打磨品质的优势，也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中国最珍贵的禀赋，是从未停止相信未来、从未放弃破旧立新。我们无需效仿日本的保守维稳，也需摒弃盲目躁动的内耗。唯有立足现实、实事求是，将社会的蒸腾活力转化为产业升级、技术突破、体系迭代的有效力量，才能跳出“守成衰退”与“盲目折腾”的两极困境，持续创造属于自己的全新未来。

冷知识：1895年，清朝出生人口1400万人；2025年，官方公布的出生人792万人。1895年，当时是光绪皇帝在位，但实际最高权力掌握者慈禧太后。1895年也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转折点：甲午战争以清朝失败告终；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割让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并支付巨额赔款；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公车上书”，推动维新变法；这一年的重阳节，孙中山在广州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往日本。

居住加拿大的咨询公司合伙人、飞马国际出版社创办人李丰果先生（@LifengguoCanada）信奉保守主义价值，对西方的左右派博弈认知深刻。他近日在一篇书评中指出：“近年来海外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裂变。相当一部分人仍然依照多年的认知惯性，将西方自由民主社会整体视为一座灯塔，并在主流媒体和左派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没有充分认识到‘两个西方’，左与右的撕裂，左派的极端泛滥对西方社会的伤害，已经到了关乎文明社会生死存亡的程度。” 他认为，“ 而在应对西方左派泛滥的大潮中，日本社会天然的保守传统，又使其成为全世界几乎硕果仅存的文明样板之一，也必然成为美国保守主义复兴的最佳盟友。” 他高度评价川普总统和高市早苗首相的联手，认为“让人期待看到当年美国总统里根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联手的再现。”——这是全球无数保守派的期待，甚至确信。 世界大变局中的日本 ——读康尼、曹长青新作《高市早苗》 作者：李丰果 （台湾《锐传媒》编者注：作者李丰果先生现居加拿大，担任咨询公司合伙人，飞马国际出版社创办人，著有长篇小说《病理笔记》。） 二战奠定了我们今天的世界格局。在几十年的发展演进中，有两个最大的变化因素令人深省：一个是中国的崛起，一个是西方世界内部的分裂，即左派的极端化。 中国经济的崛起并未改变其政治倾向，相反，随著经济能力和科技力量的增强，对国内的控制变本加厉，对世界的威胁也与日俱增。用中国政府的话说，“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试图重新划定原有的国际势力框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过去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变种表达。 中国从外部对自由民主世界构成威胁，而欧美传统民主国家内部左派势力的极端化，则从内部对文化、传统、政治和社会体系进行全方位的摧毁。可以说，西方世界的文明危在旦夕，以西方文明为基础的世界文明格局也同样危在旦夕。 虽然西方左派在传统意识形态的惯性上仍然秉持著民主这面大旗，甚至很多人都认为，左派对价值观的坚持让他们在对待极权中国的问题上立场更为坚定，但实际上，西方左派的意识形态基因和共产极权有一脉相通之处，中国、苏联的共产极权，其思想和实践渊源也本自欧洲。 一个最为意味深长的现象就是，苏联解体之后的俄国，长期无法进入西方世界的怀抱，仍然被视为比共产中国更具威胁的敌对力量。这背后其实透露出俄罗斯在传统保守价值上与西方左派意识形态的冲突，也让很多人看不见俄乌战争背后更为复杂的历史与观念因素。 而中国则几乎获得了歌颂般的欢迎。如果不是因为新的领导人颟顸自大，以中国的迷惑性，加上骨子里天然亲近的西方左派的合作，对西方的渗透和影响会更加不可限度。在经济全球化、各国经济高度联动的情况下，极权和左派政府在利益寻租的空间上更为灵活，整个自由世界势必受到更加严重的侵蚀。长此以往，内外夹击，文明世界危乎殆矣。 幸运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毕竟有著深厚的自由传统和保守主义根基。以川普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力量开始艰难地改变这一格局：在美国社会内部遏阻左派的泛滥，在国际上结束跛脚的经济全球化，重新以关税等手段改变和重塑世界格局。 在这个美国孤军奋战的过程中，日本尤其关键。 在亚洲地缘政治上，日本长期处于战败的阴影之中，隐忍苟且，任由中国以二战受害者的道义制高点肆行其意。二战结束至今已经八十年，日本对中国进行了大量援助，日本人已经成为世界公民的道德典范，日本社会对国家正常化的渴望，就像德国和意大利那样，完全是合理诉求。 尤其在中国经济崛起之后，其专制面目日益暴露，并不断挑战国际规则，这更令国际社会渴望出现一个亚洲的文明代理人，日本无疑是最合适的候选者。 而在应对西方左派泛滥的大潮中，日本社会天然的保守传统，又使其成为全世界几乎硕果仅存的文明样板之一，也必然成为美国保守主义复兴的最佳盟友。在整个世界试图突破二战以来形成的格局，应对中国崛起与左派泛滥这两大威胁的转变中，日本地位的上升，是其内部呼声和外部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为高市早苗的第一本中文传记，作者曹长青和康尼伉俪，可以说天然就是这本书最合适的作者。他们的经历、学识和思想储备，使这部作品得以在短时间内以高质量面世。 曹长青先生作为中国异议人士，对中国极权体制有深入的了解和批判。近些年来，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左派极端化的批判逐渐成为曹长青先生关注的重心。 由于世界格局日益深化的复杂性，近年来海外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裂变。相当一部分人仍然依照多年的认知惯性，将西方自由民主社会整体视为一座灯塔，并在主流媒体和左派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没有充分认识到“两个西方”，左与右的撕裂，左派的极端泛滥对西方社会的伤害，已经到了关乎文明社会生死存亡的程度。更有甚者，在光怪陆离的信息面前失去了常识和理性，陷入各种荒诞的阴谋论之中。 具有中国成长背景的人，能冲破中共极权宣传，认识到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适价值，已属不易；能进一步冲破西方左派的迷魂大阵，则是更加不容易的一件事。正因为作者有这样一贯清晰独到的思想见解，本书才能准确而全面地把握高市早苗的特质，以及她在所处时代中的特殊意义。 本书把高市早苗当选将会带来的日本变革称之为再一次的“明治维新”，指向的包括日本国家正常化在内的一系列呼声。这些呼声的背景，也正基于前述自由世界所面临的内部左派政治和外部新兴强权的双重威胁。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川普总统与高市早苗的联手，让人期待看到当年美国总统雷根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联手的再现。本书详细介绍和分析了高市早苗所面临的内外部挑战和施政方向，包括对中日关系未来走向的推演，理据扎实令人信服。 高市早苗之所以能担此重任，实非偶然。本书对其所取法的保守主义思想渊源的介绍，堪称一份保守主义思想与实践的资源地图：从美国的建国先贤汉密尔顿、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到亚洲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台湾总统李登辉，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所言所行，都值得读者潜心玩味。 高市早苗的个人奋斗尤其励志。在男性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日本传统社会，女性首相的出现，而且获得压倒性的支持，实属罕见。书中高市早苗的个人成长和奋斗历程，对青年人的个人职业和事业发展亦极具启发。 从我们对台湾社会的观察就可以看到，无论在当下世界，还是人们所期待的中国社会民主化之后，左派思维都具有极大的蛊惑性和破坏力。围绕高市早苗的思想和行动，本书既呈现了世界格局正处于转捩点的重大意义，又向中文社会对什么是保守主义价值观念作了切实而深入的提示。 当下我们都习惯于在手机上碎片化地汲取信息，而这样一本难得一见、发人深省的好书，值得我们持茗安坐，获得一份深度沉浸的精神滋养。 ——原载台湾《锐传媒》2026年8月18日

乾隆从不无知，他是清醒的坏！ 很多人至今还在误解，以为满清闭关锁国是因为愚昧无知，夜郎自大。错！大错特错！真相恰恰相反——乾隆懂世界，所以才要执意封死世界。 1793年，82岁的乾隆，完整获知了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的消息。 欧洲君主陨落，民权革命席卷，整个时代的天都翻了，他心知肚明。马戛尔尼使团抬进来的蒸汽机模型、新式火炮、精密仪器、工业成果，他全部看懂了，一点都不傻。 也正是看懂了，他才极度恐惧。 满清是什么？说白了，就是几十万丁口的异族，骑在亿万汉人头上当主子的寄生政权。对这种政权而言，统治稳定永远优先于国家进步，八旗特权永远优先于民族生死。 乾隆心里那本账，算得比谁都精： 工业一旦普及，八旗赖以立国的骑射优势还有个屁用？一挺机枪就能突突掉一群巴图鲁。 机器一旦推广，小农经济瓦解，亿万双脚羊没了土地拴着，还怎么当顺民当韭菜？ 民智一旦开化，技术一旦下放，人人都知道人人生而平等，主子还能是主子吗？奴才还甘心当奴才吗？满清的统治根基，当场就要崩塌。 所以他选择了一条最自私、最恶毒、也最精致利己的国策：清醒地保守，主动地倒退。 1757年，一纸令下，一口通商，彻底锁死对外交流，把整个东洼村变成一个大号猪圈； 借修《四库全书》之名，大兴文字狱，禁毁实学、科技典籍，《天工开物》这类书在中土近乎绝版断绝； 打压火器研发，刀枪入库，口声声“国本骑射”，实则只保八旗饭碗； 终身奉行“持盈保泰”，不求富民强国，只求维稳守旧，保他爱新觉罗一家一姓万世一系。 他不是不知道开放能富民强国，他太知道了。他只是更知道，开放富的是民，强的是国，亡的却是满清！ 乾隆活到87岁，满清最长寿的帝王，熬死了所有对手。他1799年咽气，死后41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的坚船利炮，直接把他精心维护的“康乾盛世”轰得粉碎。 所以真相是什么？ 晚清的落后，从来不是意外掉队。 是乾隆为了保满人特权，主动埋葬了整个华夏的国运！ 这套路，眼熟不熟？跟毛腊肉、习包子之流一模一样！呆坏与极端精致利己主义的集大成者！方向盘就在他们手里，他们无一例外，全部选择往极度满足自己私欲的方向猛打！ 本来自私这玩意儿，是自我保护的最佳利器，人之常情。可一旦过了头，就犹如在狭窄的悬崖山路上开车，眼里只有眼前的龙椅和权杖，没有半点余光去看远方的弯道和深渊，注定要把车开下悬崖，结果就是连人带车，一起玩完！ 反观日本皇室，就明智得多。人家也自私，但懂得把自我私欲和民族国家利益兼顾一下，搞了明治维新，转型相对成功，阻力相对较小。与此同时英国、泰国一开始也顽固，后来因形势所迫，不得不选择开明立宪，也相对转型升级成功，保住了体面。 最最顽固的，就属中俄这类地方，死硬死硬！这可能跟他们各自的文化和习俗有莫大的关联——人人心里都有一颗皇帝梦、阅兵梦，都有一颗淫荡无耻、想当主子骑在别人头上的心！无论贵贱老幼，概莫能外！ 所以，别再说什么无知了。 坏，如是无知和无心的坏，还可以原谅和宽恕！毕竟是认知有限和无心之过！ 但是如杜鹃一样胎里坏和基因的坏，那只有死亡唯一可以纠正和拯救的了！【讀者来稿】

苏联的例子，回味多少次都不为过，今儿再回味一次，今儿多带上几个兄弟。 《“伟大”就像毒品，任何国家都得吸食一次，区别是最后戒毒的过程到底是平稳戒掉，还是肉身毁灭地戒掉》 一、英国也疯狂过 在工业革命初期，蒸汽机、纺织机和钢铁厂把整个国家推向了“世界工厂”的巅峰，产出狂飙、帝国扩张。 帝国一伟大吧，就把他的子民给忘了。无数手工业者失业、工人挤在肮脏的贫民窟里，实际工资几十年几乎停滞。 那种对工业与帝国荣耀的痴迷，就像第一次吸食强效毒品，兴奋过后是漫长的痛苦。 最终，大英选择了市场传导、逐步改革，让生产率的提升慢慢流向工资和消费，平稳“戒掉”了对单纯扩张的依赖，成为持续富裕的现代国家。 二、苏联吸到了极致 斯大林时期的强制工业化，钢铁、机械、军工数字令人眩目，短短几年就把农业国变成了超级大国。所有的成就不断地塑造着下一个成就，伟大之后接着伟大，又是伟大。 苏联也把自己的“农奴们”给忘了。伟大的代价是大饥荒、消费品极度短缺、长期贫困。 那咋办呢？苏联的办法是“造假”！用行政命令和强制劳动维持着“零失业”的幻觉，却从未让增长真正惠及日常的生活。当毒品的效力消退，效率低下与创新枯竭终于爆发，整个体系以肉身毁灭的方式崩塌。解体了。 三、日本韩国的道路 明治维新后的工业化，以及韩国朴正熙时代的重化工业跃进，一样，都是人类这个渺小物种对“伟大”的狂热追逐。工厂冒烟、出口猛增，国家迅速崛起。 日韩也忘记了人民，一开始都一个德性😂😂。工人低薪、农民困顿、不平等扩大、劳工被严格管控，一代人吞下了苦果。 不同的是，它们最终在出口竞争的压力下转向效率与教育，逐步放开市场空间，让中产阶级壮大，实现了相对平稳的“戒毒”——从牺牲一代人的高速增长，过渡到全民分享的繁荣。 ------ 历史反复证明：追求工业与科技的“伟大”几乎是每个国家绕不过去的阶段，它能带来权力、尊严与短暂的高光。带来人类最渴求的东西。 但真正决定命运的，是能否在毒瘾最深时及时转向——让增长从堆砌产能顺利传导，传导到民生。 平稳戒掉的，留下的是可持续的强国；肉身毁灭戒掉的，只留下废墟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