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儿子的江湖术语叫“建设银行”。相信这句话，家里有男孩的早就听过吧。对此，自从儿子高磊出生那天起，我就有了心理准备。只不过，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我还是被狠狠的刺激到了。女方不仅要求我们是“建设银行”，而且需要验资才能过关。只听说买房要验资，没曾想，见未来儿媳妇也要验资。那滋味，真是一言难尽。 关于我们两口子是如何辛苦把儿子养大这件事，就不用赘述了。天下当父母的，所有养育本就天经地义。而且，儿子18岁之后，我们夫妻也没停止奋斗。毕竟，以现在的高房价，光靠年轻人自己的收入，是很难买得起房子的。所以，这么些年来，我和老公勤俭持家，日子从不敢奢侈。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升不了官，发不了财，没有赚外快的能力，钱只能靠攒。 儿子大学毕业后，应聘到温州一家国企搞技术，月薪七千元左右。工作基本稳定了，下一步该考虑的，就是结婚成家。我们在湖南一个小县城，就我和老公的收入来说，在当地的生活水准还算可以。但比起温州的房价，那就杯水车薪了。孩子在温州属于外地人，要想找个好的结婚对象，房子肯定是必须的。 虽然大家对这份约定俗成觉得不公平，但，这就是现实。孩子小时候，我们当父母的不能让他输在起跑线上，而现在，同样不能让他输在另外一条起跑线上。所以，儿子工作确定后，我们便拿出全部积蓄，外加跟大姑姐借了10万，在温州首付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每月的房贷我们也会偶尔帮衬。有了房子，我们也仿佛有了定心丸，就等着儿子领女朋友回家了。 没多久，儿子谈了恋爱。女孩叫珠珠，是一名会计，温州本地人，是高磊大学时的师妹。得知儿子恋爱了，我们很开心。这场恋爱，他们差不多谈了整整一年。今年国庆节，两人终于决定见双方家长了。我和老公激动不已，为人父母的万里长征，就差这最后一程了。在见我们之前，两人商量好，为了以示男方的尊重，选择先去拜访珠珠的爸妈。我们欣然同意。 为了这次见面，儿子各种买买买，几乎花光了他将近一年的工资。给准岳母买了条一万六的金项链，给准岳父买了一提茅台，包括女方的爷爷奶奶等亲戚都准备了礼物，且都不便宜。看着那些东西，我和老公挺心疼钱的。我们就是普通的工薪家庭，这些东西，根本不是我们消费得起的。说来寒酸，老公近50岁的人了，这辈子，还不知道茅台是什么滋味。这么多年，我们给自己买件超过五百元的衣服，都觉得奢侈…… 儿子工作这么久，每次他说要给我们买什么礼物，我们都是百般拒绝，就是觉得挣钱不容易，省下来的钱，还有大用。也正因为这样，在儿子心里，觉得父母那么节俭，买了也是让我们不安吧。所以，看着他如此一掷千金，我们虽然心里不是很舒服，但还是什么都没说。人生大事，他想给自己撑场面，表足诚意，我们当父母的，能说什么呢？ 国庆节当天，儿子跟珠珠去了她家。初次见面，珠珠爸妈对高磊也很满意，孩子们的婚姻大事就此搬上了日程。儿子当场就提议，让珠珠爸妈这次跟他们一起来湖南，让我们准亲家之间见个面。 令我们没想到的是，珠珠爸妈答应见面的同时，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我们拿出50万现金或写着高磊名字的银行存单。他们说得很明确：“珠珠是我们养尊处优培养的，不可能让她裸婚，既然谈到了结婚，那你们的小家必须有启动资金，这样我们才能放心。”他们还说：“这50万，我们分文不要，也不会再额外要什么彩礼钱。” 儿子当时就很震惊，他跟准岳父母说：“爸妈为了给我买婚房，这辈子的积蓄都拿出来了，而且还借了钱。”但准岳父母说：“所以呢，你们小夫妻婚后的抗风险能力是很低的，将来怎么养孩子，万一一方失业了，怎么办？你替你爸妈考虑，但我们当父母的，必须为自己的女儿思虑周全。与其让你们婚后为钱的事情吵架，不如在婚前，把这些麻烦都规避掉。” 珠珠爸妈还说，他们就这么一个女儿，也不可能不给嫁妆：“你们家50万，我们家至少25万，你们出100万，我们家就出50万，但这50万，是底线。”言下之意，如果我们拿不出这50万，那这门亲事，就算了吧。 接完儿子的电话，我真的手都是抖的。万箭穿心，不过如此。50万？儿子结婚，需要对父母进行验资？也真的是活久见了。 我和老公冷静下来后，第一时间对自家财产做了盘点。别说50万，当初为了凑首付，借大姑姐的十万元，至今还没还。我们手头现在满打满算有不到十万的积蓄，为啥没还大姑姐，就是想留着为儿子张罗婚礼。人都说，养儿子就是养一个债主。我们从前都觉得这话太偏激了。但那天，也算是真的体会了。 50万，我们真的拿不出来。除非我和老公把现在住的房子卖了。可是，事情真的要弄得这么难堪吗？为了儿子，我们夫妻前半生省吃俭用，后半生，还要居无定所吗？养儿子的父母，就这么罪该万死吗？有些事情，不摊到自己的头上，不知道疼。那天，我和老公越想越憋屈，越想越气愤，茶饭不思。而儿子那边，还在等我们的答复。对方说了，如果拿不出这50万，无论是双方父母，还是珠珠，都没有见面的必要了。 我一开始是为钱发愁，接着愁的是儿子在珠珠家的尴尬境地。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如果我们真的拿不出这笔钱，那儿子在他们面前得有多难堪？而且，看得出来，儿子是真的很喜欢珠珠，如果就因为这50万，毁了他一辈子的幸福，我们于心何忍？ 成年人的世界，在四个答案里挑出那个对的并不难，难的是，要在四个都是错的答案里，选一个。而这，就是人生。 那一晚，我和老公谁都睡不着。抚今追昔地想起了很多往事。忽然无比怀念儿子大学毕业之前的所有时光。那时候，孩子每天搞学习，我们关注他的青春期心理，觉得特别心累而焦虑。现在想想，那种累是单纯的。不像现在，除了经济上的负担，还有情感上的。如果真的拿不出这笔钱，就算他们勉强结了婚，珠珠以后跟我们的关系会怎么样？夹在中间的儿子，又该如何自处？越想，越觉得心像掉进洞里一样，明明已经尽了全力，却依然无法周全。天下父母，果然就是弱势群体，养了儿子的我们，是弱势中的弱势。 但事情总是要解决的。后来，我们给儿子打了个电话，让他转告女方父母，我们现在的确拿不出这笔钱。但，我们会想办法。而那边的回答也很干脆：“那就等你们想出办法再见面吧。”时至今日，我们都没有见到珠珠。因为她父母已经下了死命令：“钱不到位，就别见面，免得日后尴尬。” 儿子呢，每次打电话，他没说什么，但我们能感感觉出来，他的情绪一直很低落。我和老公跟他很认真地谈过。我们没有50万，除非把房子卖了。儿子听了，一万个不同意。“不行，绝对不行，为了我结婚，你们连个住的地方都没了，这说出去，我还有脸活吗？”话是这么说，除了这个，难不成我们去卖血吗？说实话，我单位旁边就是银行。为钱发愁的我，真是抢银行的心都有了。 如今，一个月过去了，这事仍然没有解决。儿子在气头上时，也说过大不了分手之类的话，但我知道，他舍不得珠珠。可50万，不是5万。这些日子，为了这笔钱，老公愁得头发都白了不少。 那天回公婆家，大姑姐见他头顶突然多了那么多白发，偷偷跟我说：“我手里还有7万私房钱，你们先拿去用吧。”大姑姐的话，生生把我的眼泪逼了出来。很丢脸！上次给儿子买房借她的钱，到现在还没还上。难道为了儿子，就得把所有人都掏空吗？我自己的父母还有公婆也都七十多岁了，如果他们病了，我拿什么给他们治病？如果我和老公其中一个病了，我们敢治吗？活到这把年纪，本以为可以松一口气，结果，却是最难最焦虑最自责的时段。 盼望着盼望着，儿子终于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却不承想，儿子要结婚，相当于把我和老公抄一次家。是我们无能吗？养儿子，都这么悲催吗？坦白说，我和老公还不算生活在底层的人，儿子结个婚都难成这样，那其他人呢？我很想知道，有多少个工薪家庭可以随随便便就拿出将近百万，给孩子结婚？

谭松：自由天空下的第一行眼泪 2017年11月20日，我离别的前一天。这天，重庆气温陡降，风雨交加。 这时我才去告诉母亲，我要走了。我不敢看她，怕她受不了。这些年来，母亲独自住在养老院，一直是我去看望她关照她，是她的最大的安慰和依托。当我告诉她第二天我要走了时，母亲并未露出我所担心的那种 反应。她沉默片刻，很理解地说：“走了好。”看来，我虽然是她最大的安慰和依托，但也是她长期的“心病”和“负担”。 “这些日子我电话都不敢给你打，怕他们追踪到你的行踪。”母亲说。 同去世的父亲一样。母亲在很年轻（18岁）时，受中共《新华日报》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宪政的新中国”的感召，在重庆女子师范学校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开始了提心吊胆的地下工作。“新中国”到来后，母亲仍然提心吊胆，批胡风、反右派……尤其是文革期间，批斗、逃亡……我亲眼目睹了那些年她的提心吊胆。 这些年来，晚年的她又为我提心吊胆。十余年前，我从狱中出来后她对我说：“我没法阻止你，因为你做的是对的，当年我同你爸也是这样在做，这样在追求。但是，作为一个母亲，多么担心……” 母亲掏出钥匙，打开抽屉，拿出她的全部积蓄——十余张存折。存折零零碎碎，五千、一万、两万。“你出去后花费大，要尽量多备点钱。” 我不要，说这些钱换成美元也没多少，而且我第二天一早就走也来不及换了。母亲坚持要给我，仿佛不这样我就会流落街头，她就更加不安。 什么是一颗母亲的心！ 我没带身份证，只有她亲自去取。于是我扶着90高龄的母亲在风雨中走进一家又一家银行，取出她一点一点存下的五千、一万、两万。 近黄昏时，我同她告别，她站在养老院大门的外面。初冬的冷雨悄无声息，飘洒在她花白的鬓发和苍老的脸上。 我一再叫她进去，她不肯，怔怔地望着我。我不敢看她，怕看到一行苍凉的老泪，从此成为我心灵上凝固的悲伤。 到西雅图的当天晚上，对朋友谈起同母亲的告别。 突然，泪水夺眶而出！ 多年来，我在这块沉冤浩浩的大地上奔走采访，心灵早已被种种悲情和苦难打磨成钢，炼就了一种超强的耐压能力。可是，分别时，母亲冷雨中无言的凝视，竟让人肝肠寸断！ 我双手捂脸，失声痛哭。在刚踏上据说是自由的国土时，不是一声自由的欢呼，而是一行悲痛的眼泪——既为生我养我的苍老母亲，也为我爱恨交织的苍茫大地——祖国母亲。 图：妈妈与读小学时的谭松

谭松提到一位台湾学者曾问他：你做这个调查，政府给了你多少资助？（全场大笑）谭松说，他所有调查都是自掏腰包，只要政府不因此迫害他就行了。他冒着风险自费调查是为了抢救历史，也是为受难者讨还公道。他家庭不是土改的受害者，父母都是贫下中农出身，但后来接触到真相，发现自己教育受骗，正义感 被激发。 他说，他的调查非常辛苦，一是受访者分散在川东深山老林穷乡僻壤，又没有电话联络，走访非常不易。二是土改时代久远，现仍在世的当时人已寥寥可数。谭松听说一位饱受点天灯酷刑的女子冯光珍仍然在世，立即赶去采访。冯光珍当年十八岁，还是一个学生，因酷刑双手残废。谭松上午采访她，下午这个不幸女子就逝世了。三是恐惧，中国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是毛泽东时代受害最惨因而恐惧感也最深的群体，虽然毛泽东时代早已过去，但恐惧仍深，很多人不敢接受采访。作为采访者的谭松本人也很恐惧，因为他在之前做川东右派调查被重庆当局关押了三十九天，刚获释不久，而且是在保释期间，被勒令不能离开重庆地区，因此他是私下秘密采访。 土改因为涉及中共政权革命合法性问题，是中国现代史中最敏感的禁区，敢于触及的学者少，而且多是以资料做研究，像谭松这样深入一个地区大规模采访做口述历史的可能绝无仅有。 ---蔡咏梅：谭松谈川东血腥土改

谭松：《血红的土地》前言 从2003年3月开始调查，到2017年11月6日我采访最后一名地主后代为止，共采访了100多人，勉强记录了那场惊心动魄运动的一些真相。 我希望这部采访录，既为人们展示当年那真实的一幕，也为有关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一部血肉文本 和相关资料。 现在对土改真相的研究还是禁区中的禁区， 但一定要有人来做！ 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些年的采访中，我设法把绝大部分被采访者录了像，虽然工具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数码相机（带录相功能），效果欠佳，但总能看到听到当事人的鲜活形象和生动讲述。 更有幸的是，几年前我遇到了一个很有正义感的学生——懂一些视频制作的丁然同学。在她一年多的艰辛劳作下（甚至冒着被抓捕的风险），九集纪录片《血红的土地》在2017年4月制作完成，从而使人们能感受到比文字更真切、更有冲击力的历史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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