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平安春喜图》册由清代董诰绘。共十幅，描绘以象征吉兆的喜鹊，两两成对盘桓鼓噪于梅竹、松柏等岁末年初耐寒植物之间。依次为：梅石群鹊、梅竹双鹊、梅竹四鹊、朱竹飞鹊、竹溪鹊戏、梅竹群鹊、梅柏喜鹊、梅竹喜鹊、喜鹊栖松、冬卉喜鹊。此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介绍下载：

此《越王宫殿图》卷应为清人临摹绘本（可能临摹自南宋底本）。画卷内容描绘的可能是宋代绍兴子城（越子城）贾似道宅邸及其周边的景象。其中殿阁廊亭，栉比鳞次，囿中遍置奇花异卉，松、竹、柳树，夹道列植，一片繁华缛丽。 此卷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介绍下载：

此《百兽图》卷由清代华嵒绘。画卷描绘沃野滩涂、溪涧幽谷、沟壑密林间绘犬、牛、羊、马、狼、虎、鹿、猴、熊等九种近百只畜兽及其生长环境，其间生长着竹、柏、松、柳、梧桐、芦苇等各色植物。百兽率舞寓意政治清明，天下太平。此卷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介绍下载：

谭松：自由天空下的第一行眼泪 2017年11月20日，我离别的前一天。这天，重庆气温陡降，风雨交加。 这时我才去告诉母亲，我要走了。我不敢看她，怕她受不了。这些年来，母亲独自住在养老院，一直是我去看望她关照她，是她的最大的安慰和依托。当我告诉她第二天我要走了时，母亲并未露出我所担心的那种 反应。她沉默片刻，很理解地说：“走了好。”看来，我虽然是她最大的安慰和依托，但也是她长期的“心病”和“负担”。 “这些日子我电话都不敢给你打，怕他们追踪到你的行踪。”母亲说。 同去世的父亲一样。母亲在很年轻（18岁）时，受中共《新华日报》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宪政的新中国”的感召，在重庆女子师范学校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开始了提心吊胆的地下工作。“新中国”到来后，母亲仍然提心吊胆，批胡风、反右派……尤其是文革期间，批斗、逃亡……我亲眼目睹了那些年她的提心吊胆。 这些年来，晚年的她又为我提心吊胆。十余年前，我从狱中出来后她对我说：“我没法阻止你，因为你做的是对的，当年我同你爸也是这样在做，这样在追求。但是，作为一个母亲，多么担心……” 母亲掏出钥匙，打开抽屉，拿出她的全部积蓄——十余张存折。存折零零碎碎，五千、一万、两万。“你出去后花费大，要尽量多备点钱。” 我不要，说这些钱换成美元也没多少，而且我第二天一早就走也来不及换了。母亲坚持要给我，仿佛不这样我就会流落街头，她就更加不安。 什么是一颗母亲的心！ 我没带身份证，只有她亲自去取。于是我扶着90高龄的母亲在风雨中走进一家又一家银行，取出她一点一点存下的五千、一万、两万。 近黄昏时，我同她告别，她站在养老院大门的外面。初冬的冷雨悄无声息，飘洒在她花白的鬓发和苍老的脸上。 我一再叫她进去，她不肯，怔怔地望着我。我不敢看她，怕看到一行苍凉的老泪，从此成为我心灵上凝固的悲伤。 到西雅图的当天晚上，对朋友谈起同母亲的告别。 突然，泪水夺眶而出！ 多年来，我在这块沉冤浩浩的大地上奔走采访，心灵早已被种种悲情和苦难打磨成钢，炼就了一种超强的耐压能力。可是，分别时，母亲冷雨中无言的凝视，竟让人肝肠寸断！ 我双手捂脸，失声痛哭。在刚踏上据说是自由的国土时，不是一声自由的欢呼，而是一行悲痛的眼泪——既为生我养我的苍老母亲，也为我爱恨交织的苍茫大地——祖国母亲。 图：妈妈与读小学时的谭松

谭松提到一位台湾学者曾问他：你做这个调查，政府给了你多少资助？（全场大笑）谭松说，他所有调查都是自掏腰包，只要政府不因此迫害他就行了。他冒着风险自费调查是为了抢救历史，也是为受难者讨还公道。他家庭不是土改的受害者，父母都是贫下中农出身，但后来接触到真相，发现自己教育受骗，正义感 被激发。 他说，他的调查非常辛苦，一是受访者分散在川东深山老林穷乡僻壤，又没有电话联络，走访非常不易。二是土改时代久远，现仍在世的当时人已寥寥可数。谭松听说一位饱受点天灯酷刑的女子冯光珍仍然在世，立即赶去采访。冯光珍当年十八岁，还是一个学生，因酷刑双手残废。谭松上午采访她，下午这个不幸女子就逝世了。三是恐惧，中国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是毛泽东时代受害最惨因而恐惧感也最深的群体，虽然毛泽东时代早已过去，但恐惧仍深，很多人不敢接受采访。作为采访者的谭松本人也很恐惧，因为他在之前做川东右派调查被重庆当局关押了三十九天，刚获释不久，而且是在保释期间，被勒令不能离开重庆地区，因此他是私下秘密采访。 土改因为涉及中共政权革命合法性问题，是中国现代史中最敏感的禁区，敢于触及的学者少，而且多是以资料做研究，像谭松这样深入一个地区大规模采访做口述历史的可能绝无仅有。 ---蔡咏梅：谭松谈川东血腥土改

谭松：《血红的土地》前言 从2003年3月开始调查，到2017年11月6日我采访最后一名地主后代为止，共采访了100多人，勉强记录了那场惊心动魄运动的一些真相。 我希望这部采访录，既为人们展示当年那真实的一幕，也为有关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一部血肉文本 和相关资料。 现在对土改真相的研究还是禁区中的禁区， 但一定要有人来做！ 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些年的采访中，我设法把绝大部分被采访者录了像，虽然工具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数码相机（带录相功能），效果欠佳，但总能看到听到当事人的鲜活形象和生动讲述。 更有幸的是，几年前我遇到了一个很有正义感的学生——懂一些视频制作的丁然同学。在她一年多的艰辛劳作下（甚至冒着被抓捕的风险），九集纪录片《血红的土地》在2017年4月制作完成，从而使人们能感受到比文字更真切、更有冲击力的历史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