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Web3 都传颂着一套绝对去中心化和对抗主权的叙事，市场也颇为买账 但现实是残酷的，当叙事层次上的自嗨撞上主权国家的国家机器，轻则雁过拔毛，重则被锤出屎来 - 被黑灰产奉为圭臬的 Tornado Cash 2022 年遭美国财政部铁拳制裁，两名核心创始人面临 5 年监禁或更长的刑期 - 市值万年前五的 Ripple 20-24 年与 SEC 持续拉锯，最终被判处 1.25 亿美元巨额民事罚款，数亿法务成本和浪费掉的时间成本，让生态元气大伤 - TON 曾计划开启全球规模最大的 ICO，主网上线前夕遭到 SEC 紧急限制令强行叫停，最终创始人被迫放弃项目，向投资者退还 12 亿美元，并支付 1850 万美元罚金，宏大叙事彻底流产 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技术可以去中心化，但团队不可能去中心化，项目也根本无法和国家机器对抗 因此抱国家大腿，和监管机构媾和，并不是退让反而是一种应当奉行的务实心态 在这方面，同为元老级项目的 IOTA 其实就做的非常不错 IOTA 它及早放弃了去中心化无政府主义的幻想，转而全力重塑为一套能够嵌入传统金融和政府治理的底层基础设施 - 中东合规桥头堡： 设立受严格监管的 IOTA 基金会，拿到阿联酋贸易科技基金 1 亿美元支持，专攻代币化贸易金融 - 国际组织共建： 联合世界经济论坛等机构共建 TWIN 全球贸易网络，让英国、东非的贸易数字化试点真正跑在链上，甚至让英国政府多名官员全职派驻长达 12 个月 - 非洲三国国家级合作： 官宣的 ADAPT 计划将肯尼亚、摩洛哥、尼日利亚定为首批实施国，由非洲自贸区秘书处联合推动，经过了政治承诺、监管准备度等多维度严格筛选 值得一提的是，在 ADAPT 计划中选择这三个国家，并非随机拼盘，而是看中了它们在数字化转型上的互补性 - 尼日利亚作为非洲第一大经济体，拥有庞大的市场体量和极高的加密渗透率 - 摩洛哥则是非洲数字化程度最高、基础设施最成熟的标杆 - 肯尼亚作为移动支付鼻祖，全民对数字资产有着天然的接受度 体量、技术、渗透率的精细组合，配合各国政府明确的政治承诺，让 IOTA 得以在一个确定性极高的沙盒内，运行起跨境贸易清结算的合规飞轮 这三板斧下来，大大减少了被主权机构猛锤的可能性 提前在中东、欧洲和非洲卡好支付层与身份层的位置，可以说 IOTA 很早就预测到了全球监管会全面加速的局面

🚀 Arthur Hayes 万字狂飙：AI 泡沫是史上最大印钞机！闭眼买入加密资产，趁散户还没醒来！ BitMEX 联合创始人 Arthur Hayes 刚刚发布了一篇极具煽动性的宏观长文《The Butterfly Touch》。他的核心判断非常暴力：不管世界怎么乱，中美印钞机都已经全速开启。AI 泡沫和地缘冲突正在制造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法币洪流，而比特币和 Crypto 将是最大的受益者。 他建议所有人：现在是牛市，闭上眼睛，按下买入键。别搞砸了。 如果你不想错过这轮史诗级的放水，请务必读懂他背后的四层硬核逻辑： 1、AI 军备竞赛：无底洞的算力与电力消耗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需要前所未有的资本支出（CAPEX）。中美两国都把 AI 霸权视为生死存亡的红线。为了赢，科技巨头和政府根本不在乎烧多少钱。 更可怕的是“杰文斯悖论”和“红皇后效应”： AI 越便宜、越聪明，用它的人就越多，消耗的算力和电力就会呈指数级暴增。 竞争对手只要推出了更强的模型，你之前砸下的千亿算力就会瞬间贬值，逼着你继续投入万亿去追赶。 这笔钱从哪来？靠利润根本不够。中美两国的银行和央行正在通过狂放贷款、疯狂印钞来支持科技和电力基建。政治意愿 + 财务放水 = 加密货币的完美温床。 2、地缘冲突打破了“美元信仰” 特朗普轰炸伊朗，根本不在乎全球供应链死活，因为美国自己有便宜的化石燃料和粮食。 但这把其他国家（欧洲、亚洲、非洲）吓醒了。他们突然发现，过去几十年把国家盈余存在“美国国债”里是极其愚蠢的。当战争导致买不到化肥和石油时，手里拿着美债和标普 500 ETF 有个屁用？ 未来的趋势是：各国主权基金将慢慢抛售美元金融资产，转而去囤积实物商品、建设基建和国防。 当外国人不再买单，美国市场怎么办？美联储和财政部只能继续放宽金融条件（比如放松银行的资本杠杆率要求 eSLR），自己印钱自己买。结论：宽松的货币环境将持续数十年。 3、更高的通胀，更久的狂欢 战争永远是通胀的催化剂。AI 基建和地缘冲突给了政客们完美的支持印钞的借口。这也是为什么自 2 月 28 日以来，比特币的表现彻底碾压了黄金和美股科技股。 很多人抱怨过去 24 个月 BTC 涨不过科技股，那是他们根本不懂比特币对法币流动性扩张的极端敏感性。 Hayes 断言：背后有数万亿即将印出来的美元和人民币做后盾，BTC 重回 126,000 美元已经是板上钉钉。 当价格突破 9 万美元，逼迫大量看涨期权卖方平仓时，上涨轨迹将极具爆发力。 4、狂欢何时结束？现在该买什么？ 这场狂欢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会停止： 市场被撑死：出现极其荒唐的巨额 AI 相关 IPO 或并购，导致市场崩盘，资金开始质疑 AI 是否真的值那么多钱。 政治清算：2028 年美国大选前，如果 AI 消耗了太多电力导致电费飙升、通胀失控，政客们为了选票会开始反击 AI。 但现在，派对才刚刚开始！ Hayes 已经把旗下基金 Maelstrom 的风险拉满了。除了重仓的 $HYPE 和 $ZEC（主打隐私和抗审查叙事），他下一个强烈看好的山寨币是 $NEAR（隐私叙事 + 意图交易将带来正向现金流）。 “这是牛市。闭上眼睛买入。会有卖出的时候，但绝不是现在。趁乌合之众还没醒来，趁 AI 泡沫还没破裂，让我们一起疯狂吧！”

人工智能会如何威胁民主政治？政治学界早就对这个问题引起了警惕。 《中国民主季刊》将康奈尔大学政治学家莎拉·克雷普斯（Sarah Kreps）和道格·克里纳（Doug Kriner）联合发表的论文《人工智能如何威胁民主》译介过来以飱读者： 以下是精彩选段： 生成式人工智能（AI）聊天机器人 ChatGPT 推出仅一个月后，月用户量就达到了 1 亿，成为历史上增长最快的应用程序。与之相比，如今家喻户晓的视频流媒体服务 Netflix 用了三年半的时间才达到一百万月活用户。但与 Netflix 不同的是，ChatGPT 的迅速崛起及其潜在的利弊引发了广泛讨论。学生们是否能够使用，或者更准确地说，滥用这一工具进行研究或写作？它会让记者和程序员失业吗？它会不会像《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所说的那样，“劫持民主”（hijack democracy），通过允许大量虚假信息的输入，从而影响民主的代表性？ 而最根本的（也是世界末日般的）问题是，人工智能的进步是否真的会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 新技术引发了不同程度和紧迫性的新问题和新担忧。例如，人们担心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产生新内容的人工智能——会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这种担心既不可能在短期内成为现实，也不一定是可信的。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的回形针场景（paperclip scenario），即一台经过编程以优化回形针的机器，会消灭阻碍其实现目标的任何东西，而这一场景尚未成为现实。 儿童或大学生是否将 AI 工具用作捷径是一个有价值的教学争论，但随着应用程序越来越无缝地集成到搜索引擎中，这个问题应该会自行解决。生成式 AI 对就业的影响最终将难以判断，因为经济是复杂的，难以区分出 AI 造成的就业损失与行业增长的净效应。然而，它对民主的潜在影响却是直接而严重的。生成式 AI 威胁着民主治理的三大核心支柱：代表制、问责制，以及政治体系中最重要的货币——信任。 生成式人工智能最大的问题在于它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产生大量内容，充斥着媒体、互联网和政治交流，轻则毫无意义的胡扯，重则虚假信息。对政府官员来说，这会削弱他们了解选民情绪的努力，威胁到民主代表制的质量。对选民而言，这威胁到他们监督当选官员的工作及其行动结果的努力，削弱了民主问责制。在这样的媒体环境下，合理的认知预防措施是什么都不相信，这种虚无主义与充满活力的民主背道而驰，也会腐蚀社会信任。随着客观现实在媒体话语中的进一步消退，那些没有完全置身事外的选民很可能会开始更加依赖其他经验方法，如党派偏见，这只会进一步加剧两极分化和对民主体制的压力。 ------ 《人工智能如何威胁民主》全文下载：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Substack专栏：

川粉恨麦康奈尔已经成了政治正确标配！ 小宝高呼“老乌龟脑死亡”“RINO叛徒”“深层政府走狗”，恨得咬牙切齿。 结果呢？ 川粉大多根本不知道他具体干了啥—— 就是因为其他川粉在恨，所以我也得恨。 这已经不是理性判断，这是部落仇恨仪式。 讽刺的是： 没有麦康奈尔当年力挺，川普2016-2020很多关键任命和政策都推不动。 这只“老狐狸”对特朗普是有实打实的恩的。 但现在？ 只要川普一声“RINO”，川粉立刻集体翻脸，恨得比谁都狠。 “昨天还是恩人，今天就是叛徒”——川粉的忠诚，永远只忠于当下情绪。 川小宝继续表演吧， 恨就完事了，理由？不需要知道

【習近平向全國廣大教師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節日祝賀和誠摯問候】在第四十二個教師節到來之際，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代表黨中央，向全國廣大教師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節日祝賀和誠摯問候。 習近平指出，長期以來，全國廣大教師認真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躬耕教壇、傳道授業，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習近平強調，新征程上，希望廣大教師牢記為黨育人、為國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大力弘揚教育家精神，涵養高尚師德師風，提升專業素質能力，努力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重視加強教師隊伍建設，在全社會營造尊師重教良好氛圍，匯聚起教育強國建設的強大合力。

接这个话题，多聊一下为什么中国外汇管制越来越严格和谨慎。 基本上读过经济学/金融学相关的本科，都知道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相对稳定的汇率、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不可兼得。 CN在这三角里，最看重的是政策独立性，而且能明显看到近几年以来，在发力堵上一些口子之后，管制力度越来越紧。这个有一定的历史惯性。 历史上经过94汇改、05和15汇改对央行最大的一个启发在于，资本跨境流动管理不是一个简单的边缘性、临时性的危机管理工具，它应该放在整个宏观管理，作为日常管理的一个重要工具。特别是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让央行意识到资本账户的开放，的确会放大外部冲击。 如果更深层次去看，这跟经济体的结构也有关系。 一个是中国储蓄率很高（企业和个人），那么对应的就是资产配置的需求也很高。如果资本账户放开，自然会去找海外资产配置渠道，很容易形成单边冲击，资本外流的速度会非常快。 不是因为没钱，恰恰是因为钱很多。恰恰是没钱的穷国家，根本不需要外汇管制。 另一个则是我国当前金融体系是以间接融资为主，也就是银行为主，围绕银行的则是房地产、城投债、企业债务等。客观来说，承压能力非常一般。很容易会被汇率打穿。资本管制本质就是为了切断自我贬值的预期。 代价自然也是有的。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或者受控下的人民币国家化进度是非常慢的；另一部分导致国内金融市场的市场效率极低，过分依赖间接融资。 那么资本市场比如说A股，国内资产定价很难完全由全球资本共同参与形成。再叠加政策干预、产业导向和投资者结构不成熟，A 股在一定程度上会出现价格信号扭曲和资源配置能力不足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A股某些情况下会跟融资市非常像，而不是投资市。 不是说A股不值得投资，而是一个企业能不能获得融资、估值能不能抬高，并不完全取决于长期盈利能力，也和政策方向、产业导向、监管高度相关。 此外更为积重难返的问题则是，金融资源的流向问题，天然会去到抵押品充分、政府信用极强的政府部门，高增长阶段是没问题的，但是经济一旦进入低增长，债务沉淀和资产负债表的压力也会急速增长。 这些年央行反复去讲提高金融配置效率，本质原因也是在此，但这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监管很容易既要又要，风险回报的基本判断会扭曲成对监管指标的达成。 于是产业周期和轮动的速度会显著加快，阶段性的反复过热，今天是新能源，明天是半导体，后天是Ai。 市场不能够持续惩罚低效公司，那么高质量的企业也很难拔尖。同时也会让监管难度急剧上升。 所以，从一个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在低增长阶段，结构和配置效率会比总量分析更有价值。这也就是路径的代价吧。

【#详解党的6个优秀特质##】什么是##105年不断铸就辉煌的关键密码##？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刘晓波为什么会被中共关押至死？1989年学生运动期间，刘晓波从美国返回北京，留守天安门广场。在军队逼近之际，他参与劝导和保护现场学生有序撤离。此后，他因参与起草和传播呼吁民主改革的宣言而被捕入狱。 2008年，刘晓波最后一次被捕。作为《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他被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1年有期徒刑。《零八宪章》提出了主权在民、修改宪法、权力分立、司法独立、保障人权等政治主张，这些理念直接挑战了中共“党领导一切”的政治体制。其中关于实行联邦制的构想，在中共看来不仅是政治禁忌，更被视为对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的根本威胁。 在法庭最后陈述中，刘晓波留下了广为流传的一段话：“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当时，刘晓波已是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异见知识分子之一。 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称赞他是“中国人权斗争最突出的象征人物”。由于身陷狱中，他无法亲自领奖。颁奖典礼上，一把空椅子代替他接受了全世界的致敬，也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历史上最具象征意义的画面之一。 诺贝尔和平奖使刘晓波的国际声望进一步提升，也加深了中共的警惕。在中共的判断中，西方国家支持刘晓波等异议知识分子，目的在于推动所谓“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而刘晓波始终倡导“我没有敌人”的理性、和平、非暴力抗争理念，这种主张不仅在知识界，也在部分普通民众中具有广泛影响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担心，一旦允许刘晓波继续发声，或者让他流亡海外，他有可能成长为凝聚反体制力量的精神领袖，类似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或捷克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长期将刘晓波与外界隔离，并最终使其在羁押期间病逝，不仅是对其个人自由的剥夺，也是为了切断他与社会之间可能形成的政治联系，防止他持续发挥公共影响力。 @baodiantimes

为什么哈耶克反对“社会正义”这个概念❓这种观念存在哪些问题❓为什么说关心社会正义仍然是必要的❓ 香港中文大学政务与政策科学院副教授周保松发文《市场秩序与社会正义：对哈耶克理论的一个反驳》对这些问题做出了解答。 以下是部分精彩选段： 哈耶克认为，“正义”这个概念根本不适用于“市场”，市场交易的过程本身并无所谓正义或不正义，故此将市场导致的结果视为不正义，是犯了“范畴错误”。他甚至很不客气地声称，“社会正义”根本是个“空洞和没有意义”的概念，是人们建构出来的“幻象”和“迷信”，背后反映了一种“知性上的不诚实”。 哈耶克对“社会正义”的批评，用词之强烈以及态度之鄙夷，确实令人惊讶。他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的“前言”中，解释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见到许多人对“社会正义”有一种宗教狂热式的追求，因此必须尽全力去否定这个概念，让人们看到它的虚假和荒谬，以免它成为“摧毁自由文明所有价值的工具”。 为什么哈耶克会有这种担忧？因为当代对资本主义最猛烈的批评，往往来自各种社会正义理论。这些理论认为，放任市场必然导致严重的社会不正 义，而正义是社会的最高价值，我们因此有理由要求政府约束和改革市场，建立更加公平的政经制度。 哈耶克担心，一旦这种论述获得广泛支持，政府就很容易将它想要的分配模式强行加诸社会，藉此限制个人自由，结果 “这个过程就会逐步走向极权主义体系。”哈耶克深信，要解除这种威胁，就不能满足于单单驳斥某一套特定的正义理论，而必须从根本处揭示“社会正义”概念上的错误和危险。这个策略如果成功，便可以一劳永逸地消解所有的社会正义论述。 哈耶克的立场，主要基于对两个问题的回应。其一，在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秩序中，“社会正义”的概念是否有任何意义？其二，假设我们接受某种分配模式为正义的，例如以人的“需要”或“功绩”来决定资源分配，那么这些模式有可能和市场秩序相容吗？哈耶克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皆为否定。我们来看看他的分析。 当我们谈论“正义”时，通常所指为何？正义是个道德概念，用来描述和评价某种事态，同时指引和约束人的行为。一个广为人接受的说法是，正义就是给予一个人其所应得（due）。哈耶克指出，使用“正义”的场景有以下特点。一，只有人的行为才有正义或不正义可言。先天残障或者自然灾害，虽然给人带来不幸，却与正义无关，因为它并非由人造成，没有人需要为此负责。二，正义的主体，可以是个人、组织或者政府。他们的共同点，是能够有意识、有目的地作出行动，影响他人的自由、财产和福祉，因此须就自己的行为负起应有的责任。三，正义的应用对象，可以是个人行为、公共政策、法律条文，以至社会制度。四，要判断某个特定环境下，什么是个人所应得，以及人该如何行动才符合正义，我们需要一组关于正义的规则。这组规则要获得充分证明成立，就既要满足某些形式条件（例如普遍性），也要体现某些道德价值（例如给予所有人公平对待）。 那么什么是“社会正义”呢？最直接的理解，就是将正义的概念应用到整个社会，并基于某些我们认为合理的分配原则，给予每个成员应得的回报。既然市场是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决定人们的机会和所得，那么它自然应该受到正义原则规范，也应该在制度安排上尽力满足正义的要求。 哈耶克指出，在这种论述中，市场其实被想象成具有独立意志和行动能力的主体，可以基于特定的分配模式将社会组织起来，并按其所设定的标准，将资源和产品分发到指定的个人和团体手上。就此而言，市场和政府的角色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都是运用权力去实现一个已经事先知道的正义目标，因此是“意志经过深思熟虑后所作的行动”(deliberate acts of will)，而这是一种将市场“人格化”(personification) 的表现。 哈耶克观察到，一旦人们对市场有这样的想象和期待，就很容易指责市场秩序极为不义，因为无数像张先生那样的家庭，正在承受这个制度带来的苦果。既然如此，要求用另一种看来更公平或更人道的分配模式，似乎便顺理成章，并很容易得到群众支持。哈耶克却指出，这种想法完全错误，因为它彻底误解了市场：“在一个容许每个人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实现自己的目标的体制中，‘社会正义’的概念必然是空洞和无意义的，因为没有任何人的意志可以决定市场中不同人的相对收入，又或阻止它们部分地受到机遇（accident）的影响。” 简单来说，市场不是一个独立行事的组织，而是由无数自由的个体组成，每个人的目标、兴趣、技能、知识都不一样，所做的选择因此也不一样。市场中既没有组织可以指导和控制人们如何做决定，也没有人能够预测千变万化的决定会带来什么后果，至于每个人可在市场得到多少回报，完全视乎当时劳动力的供应和需求。张先生之所以失业，部分是由于缺乏市场技能，部分是由于运气不佳。即使我们很同情张先生的处境，也找不到任何要为此负责的人，因为这是市场秩序中无数参与者基于各自的选择并互为影响所导致。 哈耶克因此总结，那些指责市场不正义的人，其实问错了问题。诚然，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不平等，可是这样的结果却没有所谓的“义或不义”（neither just nor unjust）可言，因为要作出这种判断，需要一组大家都接受的分配正义原则，同时须明确知道是谁在过程中违反了原则，我们才能确定责任谁属。问题是，市场根本无法满足这些条件。首先，市场本身并没有任何特定的分配正义原则，例如按需分配或按贡献分配，而是建立一套交易规则，容许人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作出决定，包括生产什么和消费什么，以及从事什么职业等。只要交易过程没有人违反市场规则（例如不可欺骗和掠夺、尊重财产权等），那么最后得出的结果无论是什么，都应被视为道德上可接受（morally acceptable），虽然这个结果无关“应得”和“正义”。其次，每个人的处境都是由无数人在交易过程中的决定所致，可是这些决定不是出于任何不良的意图，因此没有人需要为此负责。 哈耶克因此声称，既然上述两个条件在市场中都不存在，而市场的运作逻辑从一开始就不是以给予一个人所应得的为目标，那么以“社会不正义”来形容及批评市场，就是概念混乱和没有意义之举。哈耶克视“社会正义”为“海市蜃楼”(mirage)，原因正在于此。哈耶克的观点如果成立，像张先生这样的人，似乎就没有道德投诉的基础。这也就意味着，既然没有人需要为市场的后果负责，失败者便只能接受自己的不幸是“命运”（fate）所致，而不能要求国家以正义之名去干预市场。当然，国家或他人仍然可以出于同情而向赤贫者施以援手，可是这却不是他们的道德义务，因为这无关正义。以下我将指出，哈耶克的论证并不合理，而张先生事实上有合理的投诉理由。 ------ 有关《市场秩序与社会正义：对哈耶克理论的一个反驳》：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Substack专栏：

陈情书—邹幸彤：206页判词，说来说去，就是追求民主有罪。 我不认为任何政党可以将国家主权私相授受，自称代表人民的选择，自称是唯一的领导，然后还宣称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有义务拥护它这个自封的王位。这样的所谓法律，不过是暴政的同义词。 相信专政是错的、民主是对的，这不是信念，又是什么？即使法庭和政府不停念咒，声称我们接受审判的并非信念，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在这份判决之下，相信“结束一党专政”这一理念的人，再无立足之地。在这样的“法律”眼中，我们只要抱有这种思想，就已经违宪、非法，犯下了原罪。即使我们所做的只是一件完全正当的事情，例如悼念六四，也会因为我们思想上的“不正确”而变成犯罪。 但是，法律无法控制任何人的思想。不但控制不了，当法律执意与良知为敌，输的只会是法律，失去公信力的也只会是法律。 做人要有底线，法律同样要有。民主与专政之辨，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底线，因为专政之下没有法治。当法庭完全抽空“结束一党专政”这一诉求之所以产生的事实背景和是非对错，只是一味强调政权的意志和所谓守法的义务，其实就等于说，生活在纳粹德国统治之下，就有义务参与屠杀犹太人一样荒谬。这样的做法，只会使法律失去彰显公平正义的灵魂，沦为任由权力驱使的傀儡。 纳粹和极权统治之下一次又一次的惨剧，正是这种不问是非、只求服从的态度造成的。如今，无论是法庭还是国家，都在重走同一条危险的老路。甚至随着科技进步、国家力量增强，随着国家成为公认的“大国”，今天的危险只会比当年更加严重。 作为国民，我们有责任将国家权力重新关进民主的牢笼，履行我们作为国家主人的义务，对它加以控制和监督。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替过去的伤害讨回公道，也是为了防止更大的灾难再次降临。一味以国家安全之名，喂养一部我们无法控制的国家机器，任由它蚕食人性与良知，悲剧的发生只是迟早的事。 因此，结束一党专政，是我们这一代香港人也好、中国人也好，都无可回避的责任。这件事必须由我们自己完成，也只能由我们自己完成，没有任何外人可以代劳。 这是我真诚的想法和信念，而且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信念——维园三十年的烛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结束一党专政”是人民的底线，是普世的诉求。当法律不自量力地试图挑战它，只会自取其辱。 法庭假装问题不在于传播思想，而在于所谓散播敌意。但是，“结束一党专政”这一信念，从来不需要依靠什么敌我思维，也不需要煽动仇恨来维系。我们只需要摆事实、讲道理，就足以得到所有明事理者的支持。 因为专政本身就是最大、最明显的一种不公义。它无视每个人的平等和自主，将一套毫无道理可讲的统治秩序强加于人，把自由的公民统统贬低为无权选择的奴隶。结束一党专政，不过是要争取人之为人应有的尊严。这个道理，任何不是装睡的人都应该看得明白。 只有道理讲不通的人，才总要依靠仇恨进行动员，而我们根本不需要这样做；只有毫无自信的人，才会看什么都充满敌意，而我们也根本不会这样看待世界。对于我们所相信和坚持的一切，我们有绝对的信心。专政依靠仇恨维持统治，不等于所有人都必须采用它的那一套，也不等于这个世界真的围绕仇恨运转。对平等与正义的信念，对人性与真相的尊重，从来都是比仇恨更加强大、更加持久的力量。 信念是无法计算、无法交易的。为了自己所相信的一切而求情、道歉，是最虚伪的事情，也是对所有抱有同样信念者的侮辱。所以，我不会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连屠城的刽子手都还没有站出来道歉，什么时候轮到我们道歉？！即使世道颠倒，我们也不应该为政权做错的事情道歉，让自己也成为颠倒是非的一部分。 对于过去的一切，我拒绝使用犯罪的语言和概念，去分析我们所做的事情有多么严重或不严重。如果法庭真的需要什么参考，可以去问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安公署。他们才真正懂得如何用犯罪的眼光看待争取民主和人权的努力。他们还一直毫不避讳地声称，本案性质严重，必须严惩，完全不认为自己是在干预司法独立。无论如何，如果法庭最后真的裁定我们属于“情节严重”，我会把它当作对我们的赞美，因为这说明我们确实做出了一些成绩。 能够找到自己所相信的使命，找到可以并肩作战的伙伴，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因此，对于我与支联会、与香港人共同走过的道路，我一点也不后悔。只是辛苦了我的家人和爱我的人，我唯一需要请求原谅的，也只有他们。 至于将来，无论身在狱中还是狱外，我都会继续为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香港与民主中国而努力。我会继续学习、充实自己，进行各种尝试，直到民主到来的那一天。这是我曾经无数次公开作出的承诺，也是我在烛海之中向死难者许下的庄严誓言。我不打算做一个言而无信的人。 如果这样做会使我成为永远的罪犯，如果法律真的容不下我们的信念，那么我宁愿做一个罪犯，也不愿做一个背叛良知的人。我会和所有不认命的香港人一起，继续走完这条尚未走完的民主之路。 烛光如海， 人心成涛； 粉身拍岸， 不平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