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公告！8月28日毛主席纪念堂发布通知：9月1日起恢复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上午8:00‑12:00，国家法定节假日、有关纪念日开放时间另行通知。瞻仰参观请记得提前实名预约。 #毛主席纪念堂# #重要公告# @CNS1952

全球只有5位领导人被永久保留遗体，为啥有的能保存百年完好如初，有的却被中途移出火化？在这些遗体背后，藏着多少技术难关与历史抉择？ 在人类历史中，死亡往往意味着生命故事的结束，但有一些特殊人物，在离世之后却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留存在公众视野中。 水晶棺、恒温设备、专业维护团队，这些看似神秘的安排背后，其实是一场持续几十年的科学工程。 为什么有些遗体能够保存近百年，依然保持稳定状态？为什么同样采用类似方式保存的人物，后来却改变了安葬方式？ 答案并不只是防腐技术，更涉及时代背景、历史评价以及社会记忆的变化。 目前国际上长期保存并公开展示的领导人遗体案例，主要包括列宁、毛泽东、胡志明、金日成和金正日。 这些案例共同特点是，都需要长期科学维护，而不是简单处理后“一劳永逸”。遗体保存，本质上是一场与时间较量的工程。维基百科 最早形成现代长期保存体系的，是列宁遗体保存工程。 1924年列宁逝世后，苏联科研人员开始研究如何让遗体长期保持稳定状态。 传统防腐方式只能维持较短时间，而供公众瞻仰的遗体，不仅要求防止腐败，还要尽可能保持外貌状态，因此难度远远超过普通医学保存。 经过研究，相关团队建立了一套包含化学处理、环境控制和定期维护的方法。 此后几十年，列宁陵墓一直依靠专业人员进行检查和维护。温度、湿度以及遗体状态，都需要长期监测。 这项工作最大的难点在于，人体组织会随着时间变化，保存并不是简单“放进去就结束”。 就像养护一件珍贵文物一样，需要不断观察和调整，只不过这件“特殊文物”的维护对象是人体组织。 中国毛泽东遗体保存，则是在特殊历史阶段完成的一项重要医学任务。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相关科研力量迅速组织起来，开展遗体保存研究。由于此前中国缺少类似经验，科研人员需要面对技术探索、设备建设和长期维护等多方面挑战。 经过研究，相关团队完成了遗体处理工作，并建设了毛主席纪念堂。 此后，纪念堂专业人员持续负责相关维护，使遗体保存环境保持稳定。毛主席纪念堂也成为承载历史记忆的重要场所。维基百科 从技术角度来说，长期保存遗体最关键的是环境控制。 温度过高容易加速变化，湿度异常容易影响组织状态，微生物控制也必须严格。因此，纪念堂内部不仅是一处纪念空间，也是一套长期运行的科学维护系统。 胡志明遗体保存，则面对了战争环境和热带气候带来的双重挑战。 1969年胡志明逝世时，越南仍处于战争时期，相关保存工作得到外部技术支持。 由于越南气候较为炎热潮湿，防潮、防霉以及稳定保存成为重要问题。 经过技术处理后，胡志明遗体被安放在胡志明纪念堂。这里不仅是纪念场所，也成为越南重要历史建筑之一。 朝鲜方面对于金日成和金正日遗体保存，则形成了连续性的纪念体系。 1994年金日成逝世后，其遗体被安放在锦绣山纪念宫。 2011年金正日逝世后，其遗体也被安放于此。相关设施长期保持恒温、恒湿环境，并由专业人员进行维护。 这些案例说明，长期保存遗体需要的不只是技术突破，更需要持续投入。 没有稳定的设备、专业人员和长期管理，任何防腐技术都难以维持几十年的效果。 但历史并不会因为遗体保存而停止变化。 斯大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其遗体曾与列宁遗体共同安放在红场陵墓中。 但随着苏联内部对历史问题的重新评价，1961年斯大林遗体被移出陵墓，之后重新安葬。 这一变化说明，遗体保存不仅是医学问题，也受到历史环境影响。当社会评价发生变化时，纪念方式也可能随之调整。 从这些案例中可以发现，能够保存几十年甚至接近百年的遗体，背后都有一套复杂体系支撑。化学处理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长期维护。 很多人认为，保存遗体最大的难题是“防腐”，实际上真正困难的是“持续”。 一天两天容易，几十年如一日才是挑战。设备需要运行，环境需要稳定，人员需要专业，而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最终效果。 这些长期保存工程，也反映出不同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对于记忆传承方式的选择。 有人选择通过纪念建筑保存历史，有人选择按照后来形成的历史认识调整安葬方式。 一具遗体能够跨越几十年保持稳定，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体现；而它最终以何种方式存在，则反映着时代变化和社会选择。 历史不会停留在某一个瞬间，技术也不会脱离时代单独存在。 列宁、毛泽东、胡志明、金日成和金正日遗体保存至今，体现的是科学维护能力和历史纪念方式的结合。 斯大林遗体后来调整安置方式，则展现了历史评价变化对于纪念体系的影响。 对于中国而言，毛主席纪念堂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承载着重要历史记忆。

女儿含泪写信求毛主席让病重的贺子珍进京治病，不料却换来雷霆震怒与绝不答应！这场迟到了十几年的生死相隔背后，究竟藏着主席怎样锥心刺骨的苦衷？ 李敏寄出那封信后，便开始在北京的住处里等。她以为至少要等三五天。没想到第二天上午，秘书就亲自来了，站在门口没进屋，只把主席的口信一字不差地转达：“不行。让你妈妈好好在上海养病，不要来北京。”语气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李敏愣住了。她追到门口问，父亲有没有看过信的后半段？妈妈说疼起来整夜睡不着。秘书摇了摇头，只说这是主席的决定。 她不甘心。几天后，她直接去了中南海。父亲正在书房里看地图，见她进来，抬了抬眼。李敏还没开口，毛主席就指了指墙边的椅子：“坐。”然后他继续低头看地图，仿佛知道她要说什么。 李敏还是说了：“爸爸，妈妈她真的病得很重。上海那边说，北京或许有办法……”毛主席没抬头，手里的红蓝铅笔在地图上轻轻点了点：“她的病，北京治不好。”李敏急了：“还没看过怎么知道？”毛主席这才放下笔，看着她：“她的病根不在身上，在心里。北京只会让那根刺扎得更深。” 李敏没听懂，还想争。毛主席摆摆手，语气缓了些，但意思没变：“你回去多陪陪她。治病的事，听医生的。别的，不要再提。” 李敏回到上海时，贺子珍正靠在躺椅上等她。一见面就问：“你见到他了？他怎么说？”李敏不敢看母亲的眼睛，只含糊说父亲问了病情，让安心治疗。贺子珍盯着她看了几秒，然后慢慢闭上眼睛，不再问了。那天夜里，李敏听到母亲房里传来压抑的咳嗽声，一声接一声。 几个月后，贺子珍病情稍稳，忽然对李敏说：“我想去南昌看看。”李敏有些意外，那是他们早年一起工作过的地方。她立刻写信请示北京。这次回复得很快，主席同意了，还叮嘱安排好医生陪同。 到南昌后，贺子珍让推着轮椅去了旧居。她在天井里坐了很久，看着那口老井，忽然轻声说：“那时候他也挑过水。”这是她多年来第一次主动提起往事。李敏站在旁边，心里一动，隐约明白了什么。 从南昌回上海不久，贺子珍发起高烧。昏迷中她一直喊冷，护士加了被子她还是发抖。李敏守在床边，忽然想起父亲那句话——“北京只会让那根刺扎得更深。”她看着母亲即使在昏迷中依然紧蹙的眉头，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那根刺是什么。 她再次写信，这次只字不提进京，只说母亲情况不好，问能否请一位北京的专家来上海会诊。毛主席很快回复，同意，并亲自安排了两位专家南下。 专家到上海那天，贺子珍精神好了些。她问李敏：“是你爸爸派来的？”李敏点点头。贺子珍看着窗外，很久才说：“他还是老样子。帮人，也不让人承情。” 专家会诊后，调整了治疗方案。贺子珍的病情渐渐稳定下来。但她不再提去北京的事了，只是偶尔会问李敏，北京最近有什么消息。李敏渐渐学会了回答：“一切都好。” 1976年9月，消息传到上海时，贺子珍正在听收音机。她关掉收音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李敏接到通知赶回来，看见母亲已经自己挪到了窗边，望着北方。李敏走过去，贺子珍抓住她的手，抓得很紧，却什么也没问。 三年后，贺子珍终于来到北京。她坚持要去纪念堂。轮椅缓缓推过大厅，她在水晶棺前停住，静静看着。周围很安静，只有轻微的脚步声。她看了大约十分钟，然后轻轻拍了拍扶手，示意推她离开。 走出纪念堂时，有风拂过。贺子珍抬起头，眯眼看着天空，对身边的李敏说：“今天天气挺好。”这是她那次北京之行说的唯一一句话。

这是1962年毛主席与唯一幸存的儿子毛岸青合影，毛主席曾对身边的卫士长和秘书谈过：我最怕见到他，一见到他就想到了开慧，想到了岸英。主席内心的痛是无法割舍的。 照片冲洗出来，毛主席看了一会儿，就把它放进了抽屉里。他很少把这张合影摆在桌面上。 卫士长李银桥察觉到，每次岸青同志来之前，主席会显得比平常更沉默，有时会独自在院子里多走几圈。有一次，李银桥整理书房时，发现主席正在看一本旧相册，手指停在杨开慧烈士年轻时的照片上，很久没有动。 “岸青这孩子，”主席后来对李银桥说了一句，“心思重，身体也受过损伤。我这个父亲，没有照顾好他们。” 李银桥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他记得岸英同志牺牲的消息传来时，主席独自在房间里坐了一夜，烟灰缸满了。那份痛，主席从未在外人面前失态，却全化进了对岸青更深沉的、不知如何表达的关心里。 岸青离开后，主席有时会问起他的近况。听说岸青在翻译工作中很投入，主席会点点头，说一句：“做点具体的事，好。”但不再多问细节。 一次，岸青翻译的一部德文著作出版了，他托人送了一本给父亲。主席收到后，放在枕边，断断续续看了好几天。书中有些地方用铅笔做了细细的记号，但旁边并没有批注。 1963年冬天，主席感冒了，休息时忽然对秘书说：“告诉岸青，不必常来看我。路途远，他身体吃不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把家庭照顾好，就是最好。” 这话传到了岸青那里。他放下电话，在书桌前坐了很久。妻子邵华轻声问他，是不是想去看看父亲。岸青摇了摇头：“爸爸是怕我难过，也怕他自己难过。” 他们父子之间，隔着太多无法触碰的往事。对岸青而言，哥哥岸英是记忆里一道温暖却灼人的光；对主席而言，岸青是开慧留下的仅存骨血，是他心中最深处的歉疚与牵挂。每一次见面，都仿佛同时触动了两种痛楚：失去至亲的哀伤，和未能庇护子女周全的自责。 所以，主席选择把合影收在抽屉里。那不是疏远，而是另一种笨拙的保护。他宁愿把翻涌的思念和伤痛关在自己心里，也不愿让岸青在父亲的沉默与凝视中，再次感受到那份沉重的负担。 岸青晚年时，曾对家人提起：“我明白父亲。有些话，不说出来，对我们都好。”他珍藏着的与父亲的合影，也从不轻易示人。那份父子间深藏于静默之中的理解与疼痛，或许就是他们彼此纪念开慧与岸英的独特方式——以无言的陪伴，承载无法割舍的过往

1951年3月，毛主席约老同学周世钊谈话时，对方曾问：“岸英入朝没多久便牺牲了，作为统帅的彭老总是否尽到了责任？” 周世钊问完，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他盯着毛泽东，等一个回答。 毛泽东把烟在烟灰缸边沿点了点，灰落下去一截。他看向窗外，院里那棵老槐树正抽新芽。 “这个问题，你不是第一个问的。”毛泽东转回头，“东北的工人同志里，也有议论吧？” 周世钊点头：“听到一些。都说彭老总带兵严，怎么偏偏……” “偏偏没护住我儿子？”毛泽东接上话。他往后靠进椅背，“世钊，我们算算账。志愿军过江三十万，哪个不是别人家的儿子？彭德怀发电报给我，说岸英牺牲那天，长津湖那边冻死的战士就有四百多。那些战士，谁去问他们的司令员尽没尽到责任？” 周世钊抿了抿嘴。 “岸英去朝鲜，是我同意的。”毛泽东说，“走之前我见了他一面。他问我还有什么交代，我说就一句：到了前线，你就是普通一兵，听彭司令指挥。这话我也跟德怀同志说了。你晓得德怀怎么回我？” 周世钊摇头。 “他闷了半天，说‘主席，我带兵几十年，从来不分谁是谁的人。上了战场，都是我的兵。’”毛泽东顿了顿，“这话我信。要是他因为岸英是我儿子就特殊照顾，那才叫没尽到责任。” 服务员进来添水。毛泽东停下话头，等门重新关上。 “去年十一月，接到电报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毛泽东声音低了些，“不是怪谁，是想这个仗。想来想去，想到井冈山。那时候我们死了多少人？你记得伍若兰吧？” 周世钊点头：“记得，朱老总当时的爱人。” “被敌人抓去，砍了头。”毛泽东说，“那时候朱德同志怎么做的？擦干眼泪，继续打仗。为什么？因为知道责任在谁——在反动派，不在自己同志。现在也一样，责任在美帝国主义，不在彭德怀。” 周世钊端起茶杯，又放下：“可岸英毕竟在你身边长大……” “所以更该去。”毛泽东截住话头，“我是中央主席，我儿子不去，怎么动员别人家的孩子去？这个道理，岸英懂。他临走前跟思齐说，等胜利了，要带她去朝鲜看看。他说那地方山好水好，重建起来一定漂亮。” 屋子里静了一会儿。能听见远处胡同里传来的自行车铃声。 “彭德怀为这个事，瘦了七八斤。”毛泽东接着说，“回来汇报，站在我面前，一个劲说对不起。我说老彭啊，你要是对不起，那我对不起的人更多——决定出兵的是我，同意岸英去的也是我。照这个逻辑，我该先处分自己。” 周世钊叹了口气：“是我问得狭隘了。” “不问才不对。”毛泽东摆手，“有疑问就要提出来，说清楚了，大家心里都亮堂。你回去要是再有人议论，就把我今天的话告诉他们：毛岸英是烈士，和其他十九万烈士一样。要纪念，就一起纪念；要追责，就追美帝国主义的责。” 谈话快结束时，毛泽东站起来走到书架前，抽出一个文件夹。里面是前线来的战报，厚厚一摞。他翻到中间一页，指给周世钊看。 “这是第三次战役的战果。你看这里，收复了汉城。下面这些名字，都是牺牲的团以上干部，二十七个。”毛泽东手指往下移，“他们都有父母，有的还有妻儿。岸英的名字，应该和他们列在一起。” 周世钊凑近看了。那些名字整整齐齐，职务、籍贯、牺牲时间写得清清楚楚。毛岸英的名字在靠下的位置，只有一行：“毛岸英，湖南湘潭人，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1950年11月25日牺牲于朝鲜大榆洞。” “就这样？”周世钊问。 “就这样。”毛泽东合上文件夹，“够了。一个战士该有的信息，都有了。” 送周世钊出门时，毛泽东在门口站了站。三月的风还有点凉，吹得他衣角掀起来。 “世钊啊。”毛泽东忽然说，“等你政治研究院毕业，回去好好办学。把孩子们教明白，教他们知道新中国是怎么来的。将来他们长大了，国家就再不会被人欺负到门口，逼得我们送儿子上战场。” 周世钊重重点头：“一定。” 他走下台阶，回头看了一眼。毛泽东还站在门口，身影被门框框成方方正正的一块。那个姿势让周世钊想起三十多年前，在一师教室门口，毛泽东也是这样站着，跟他说要办新民学会的事。 时代变了，人没变。 周世钊转身往胡同口走。他知道下次再有人问起，自己该怎么回答了。

1955年授衔时，毛主席突然想到自己已经牺牲的弟弟毛泽覃，不由得落下泪来，感慨道：“如果泽覃还在，我们毛家可能会出个将军”，可见毛主席心中确实充满了惋惜和遗憾。 1955年授衔，毛主席看着名单，突然掉了泪。 他嘴里念叨了一句：“如果泽覃还在，我们毛家可能会出个将军。” 旁边的人都不说话了。大家都知道，他说的是三弟毛泽覃。那个30岁就牺牲在瑞金山里的猛将。 毛泽覃比毛主席小12岁。从小就跟在哥哥屁股后面跑。毛主席去长沙读书，他也跟着去。毛主席闹革命，他也偷偷入了党。 1923年，18岁的毛泽覃被派到水口山铅锌矿搞工人运动。他白天跟工人们一起下井干活，晚上在工棚里点着油灯写传单。带着几千名矿工堵在矿务局门口，硬逼着洋老板把涨工资写进协议里。 矿工们都叫他“毛教员”。 1927年，南昌起义。毛泽覃是宣传科科长。毛家三兄弟里，他是第一个拿起枪杆子的。 起义部队打散了。他跟朱德走。后来朱德要跟井冈山的毛泽东会师，派谁去联络？毛泽覃。 穿过白区，全是敌人。他改了名字，乔装打扮，翻山越岭。硬是活着到了井冈山，见到了大哥。 1928年4月，朱毛会师。这里头有毛泽覃的命。 井冈山上，毛泽东派他去宁冈县桥林乡建党支部。他一个村一个村地跑，给农民讲党课，在打土豪分田地里考察积极分子。一个月，宁冈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建起来了。 后来他当红六军政治部主任，代理军政委，跟黄公略一起打游击。打了好多胜仗。1933年，得了枚二等红星奖章。 邓小平跟他一起打过仗，多年后到韶山看到他的照片，说：“他是我军早期的一位猛将。” 1934年，红军要长征了。毛泽覃走不了，他被留下来当独立师师长，在中央苏区打游击，掩护主力撤退。 主力走了，精兵强将都走了。他手里剩多少人？没多少。枪呢？更少。对面是国民党十几万大军。 毛泽覃带着队伍在山里跟敌人转了大半年。他自己饿着肚子，还嘱咐战士：再困难也不能拿老百姓的东西。 1935年2月，他带着队伍住在瑞金黄龙的井塘村，借住在红军家属谢带发家的厅堂里。他每天帮房东挑水劈柴，还派人帮着犁田。过年了，谢大嫂送来年糕米馃，他推不掉，就拿了些苏区紧缺的火柴回赠。 后来部队要走，在井塘村吃午饭，谢大嫂多给他做了一碗菜干，放了辣椒。他掏出五角钱，谢大嫂不肯收。他说：“我们红军有纪律，买卖公平。你不收钱，我宁可不要这碗菜干。”直到收了钱，他才吃。 1935年4月25日。毛泽覃带着剩下的战士转移到瑞金安治乡黄鳝口附近的山里。晚上隐蔽在一座空闲的纸槽里过夜。 天快亮的时候，他听到了动静。爬起来往外一看——被包围了。 他冲回纸槽，叫醒所有人：“我们被包围了，大家快从侧门突围，我掩护你们！” 战士们都跑了。 他一个人端着枪，守在门口。子弹打过来，右腿中了一枪，倒了。他跪起来继续打。左腿又中了一枪。血淌了一地。他还在打。 最后，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胸膛。 那一年，他30岁。 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了染血的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还有入党证。 消息传到陕北，已经是那年的10月。毛泽东从缴获的敌人电台里听说的。他愣了好久。后来跟毛泽民说：“母亲在世时，把我叫到床前专门交代，一定要照料好小弟。我是没有尽到当大哥的责任啊！” 20年后，授衔。 那些名字一个个划过去——元帅、大将、上将，没有毛泽覃。 他死得太早了，早到连授衔的规矩都没赶上——牺牲的同志，不评衔。 毛主席说，如果泽覃还在，毛家可能会出个将军。 不是可能，是他那个弟弟，本来就是个将军。只是没等到这一天。 如今江西瑞金有条路，叫泽覃乡。他的铜像立在那里，一身戎装，目光炯炯。 碑上刻着邓小平写的字：“毛泽覃同志纪念碑”。 他埋在历史的那个清晨里，没等到授衔，没等到军装照。 可他自己，就是一枚奖章。

1955年，大授衔前，毛主席审阅拟选名单时，在少将名单中看到了韩伟的名字，不禁眉头一皱，问到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是我的警卫排长、湘江断后的那个韩伟吗？”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毛主席大笔一挥，将韩伟的名字划掉。 韩伟接到华北军区打来的电话时，正在训练场看新兵投弹。电话那头只说：“首长，有任务，请您立刻到军委来一趟。”他放下电话，拍了拍军装上的土，心里隐约觉得，是和那份已经上报的授衔名单有关。 罗荣桓在办公室里等他，递给他一杯水，开门见山：“主席看到了你的名字，在少将名单里。他问起了湘江的事。”韩伟握着杯子，没作声。罗荣桓接着说：“主席的意思，少将低了。他亲自把你的军衔提了一级。” 韩伟抬起头：“提了一级？” “对，”罗荣桓点头，“中将。主席说，湘江的血不能白流，红三十四师的功勋，活下来的人得担着。” 韩伟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两个字：“太重。” 罗荣桓看着他：“这是主席定的。他还说，让你有空去见他。” 去见主席那天，韩伟特意换了一套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走进屋子，毛主席正在看文件，抬头看见他，放下笔：“韩伟，来了。”指了指旁边的椅子，“坐。” 韩伟坐下，腰板挺得笔直。 “放松点，”毛主席点了根烟，“叫你来，是想问问当年的事。湘江边上，你们团最后剩下多少人？” 韩伟喉结动了动：“报告主席，到最后，能动的不到三十人。” “你是怎么撤下来的？” “子弹打光了，命令是分散突围。我们几个被逼到崖边，没路走了。”韩伟的声音很平，“只能跳。” 毛主席吸了口烟：“跳下去的时候，怕不怕？” 韩伟顿了顿：“顾不上怕。就想着，不能当俘虏。崖底下是树林子，我挂在树杈上，摔断了肋骨，昏过去了。醒的时候天黑了，听见敌人在上头说话。” “后来呢？” “老乡发现的，把我藏在山洞里，每天送点红薯汤。伤好点能走了，就一路要饭，往西找队伍。找了三个月，在贵州边界遇上我们的侦察兵。” 毛主席没说话，把烟按灭了。过了一会儿，他说：“你们师，六千多人。名字我都记得。活下来的，不到两百。” 韩伟眼睛看着地面：“是。” “名单报上来，我看到你在少将里，就划了。”毛主席看着他，“不是因为你跟我当过警卫排长。是因为湘江那一仗，一个团打光了还完成任务，这分量，少将担不起。” 韩伟抬起头：“主席，我这些年，没打过多少大仗。” “仗不在多，”毛主席摆摆手，“关键仗，一次顶十次。红三十四师断后，中央纵队才能过去。这笔账，我一直记着。” 谈话快结束时，毛主席忽然问：“你手底下那些牺牲的营长、连长，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 韩伟愣了一下，然后从旧军装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磨得发黑的小本子，双手递过去：“记得。名字都在这儿，每年清明，我都默念一遍。” 毛主席接过本子，翻开。里面用钢笔写着密密麻麻的名字，有的名字旁边还注着牺牲地点和日期。他看了很久，合上本子，递还给韩伟：“这个本子，比勋章重。授衔的事，就这么定了。你回去，好好干。” 韩伟起身，敬了个礼。 授衔命令正式公布那天，韩伟把那个小本子拿出来，放在中将肩章旁边，看了很久。他没告诉任何人主席和他谈话的内容，只是从那以后，每年湘江战役纪念日，他都会一个人待一会儿。 有人问起授衔的事，他只说：“这衔，是给红三十四师全体指战员的。我替他们戴着。”

毛泽东有枚龙印。 “毛澤東”龙纽大印，是金石篆刻家邓散木 用寿山石刻成，在1963年8月，敬赠给毛泽东的。 大印顶部镂空琢双龙，因此又称“龙纽大印”，印的一侧刻有边款：“1963年8月，敬献毛主席，散木瑑时六十有六”。 该龙钮印章原存于中南海，1990年由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珍藏，已经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我有点好奇，林彪、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有没有？谁要是也弄一枚，把自己的名字刻上去，敢不敢摆出来？ 龙当然不全是皇家的，但龙椅、龙袍、龙印凑到一起，是什么意思，大家心里都有数。给最高领袖送礼，偏偏选了龙的造型，也真会投其所好。 天天讲反封建，怎么到了自己这里，这些东西就越看越顺眼了？ 老百姓烧个香，有人说是封建迷信。领袖收个龙印，倒成了值得赞美的文物。 1963年时，皇帝退位50多年了，怎么还有人热衷于给掌权者往身上添龙？ 嘴上叫主席，心里实际按皇上伺候，反帝反封建，实际反了个寂寞。 图源：新浪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