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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也不可能消灭红军,红军结束长征虽然人困马乏,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在红军中已经确立,不存在象江西苏区时期那样的权力斗争拉扯, 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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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没有西安事变,之后该怎么走##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也不可能消灭红军,红军结束长征虽然人困马乏,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在红军中已经确立,不存在象江西苏区时期那样的权力斗争拉扯,# 政治方向党内军内已经高度统一,以蒋介石的脾性,肯定是迫着东北军西北军去围剿红军,阎锡山人精人一个,绝不可能卖力,西北军与蒋介石同床异梦,东北军也被红军打怕了。利用军阀部队去消耗削弱军阀的力量,军阀的心知肚明,蒋介石要消灭红军,必须要从南方抽调中央军主力北移, 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南方军阀就有了倒蒋的重要抓手,淞沪南京等国民党统治中心兵力空虚下,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陈济棠等极可能趁虚而入。红军长征在爬雪山前,毛主席已经规划好了与红四方会师后即发起松潘战役,控制嘉陵江两岸,背靠秦岭控制关中平原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复刻江西苏区的辉煌。只可惜张国焘反党分裂红军,红军才被迫过草地出甘南陕北造成了红军的巨大损失。 没有西安事变,红军会大慨率南下川陕甘建立新苏区,因为北上已经走不通(兵败河西走廊)出东北日本人的势力非常强大,内蒙古又太贫瘠养不起足够的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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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前一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夜里十点左右,张学良从宴会上赶回西安的公馆,把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叫进客厅。东北军的几个高级将领都坐在屋里。他当着众人下令:明天凌晨去临潼华清池,把住在那里的蒋介石扣起来。 “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孙铭九正要退出去,张学良回过头盯着他,又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他用手比了一个鸡蛋大的圈。 张学良这时的官衔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剿的是陕北的红军。他敢在这一夜押上身家性命,是因为他剿了一年的陕北中共告诉他,斯大林会扶他。 他这样指望斯大林,因为他手里只剩一支军队,脚下已经没有一寸自己的地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东北军没有抵抗,退进关内,东北老家丢给了日本;一九三三年又丢了热河;一九三五年,南京照日本人的要求,把留在河北的东北军也调走。从此东北军每月二百万元的军饷,只能向南京要。照他的想法,吃人家的饭,也得听人家的话。 南京要东北军去打红军。部下私下抱怨:“副司令真傻!”“人死了,枪丢了,国民党政府也不给补……都打光了怎么办!”有人把这些话说给张学良听,他有时说:“要相信到西北以后我会有办法的!” 到了西北,先来的是败仗。一九三五年秋天,东北军在陕北的劳山、直罗镇被红军接连吃掉两个师,两个师长阵亡。张学良向蒋介石请求补充枪弹,给两位阵亡师长各发十万元特别抚恤。蒋介石的答复是:“特恤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撤销。”东北军上下都明白,蒋介石派他们剿共,是要他们和红军两败俱伤。再这样打下去,东北军打光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要另找靠山,新疆的盛世才就是个样子。他几次私下请苏联驻华大使转告斯大林:靠苏联撑腰坐稳新疆的盛世才,是他的老部下,苏联扶得了盛世才,也该扶他。斯大林这时最怕日本从东边打苏联,要的是蒋介石领着中国去打日本,不会为张学良拆蒋介石的台;可他也不把话说死,只让人捎话,叫张学良去和中国共产党联系。他就去了。 这时的中共也走投无路。红军长征到陕北,剩下几万人,四面是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和马家军,陕北地瘠人穷,养不活这支队伍。围剿他们的主帅自己找上门来,毛泽东求之不得。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秘密到了洛川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他自己带着密码,借军长王以哲的电台,在洋蜡烛底下译电,往陕北发报。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给再去洛川的李克农下了谈判训令,头一条是“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二十八日,李克农和王以哲谈定一个口头谅解,里面有一句:“红军过路应予通行”。 这时红军主力已经从陕北渡过黄河,到山西去弄粮食和兵。红军在山西打土豪,也向县城要钱,彭雪枫打电话给浮山县县长,“要他交出5万元款子,否则就派兵攻打县城”。阎锡山向南京告急,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匪主力过河既已明了……则我军应速向北推进,封锁黄河西岸各渡口。此机万不可失。”张学良回电推说陕甘边区“股匪极为活跃”,要“先行肃清”。蒋介石再三催,他不动。 三月五日凌晨,张学良自己开着飞机到洛川,见了李克农。中共让李克农备好一套话,预备张学良替蒋介石说话时驳他,几乎没用上。张学良只催着要尽快见中共的领导人,还请中共替他介绍代表去苏联。 四月九日晚上,周恩来被张学良派去的人接进延安城,两人在城里的天主堂从九点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张学良说,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周恩来会后给中央的报告里,记下了他那一夜问的事: “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 周恩来请他到时候放红军渡回黄河西岸,再接济红军弹药。张学良都答应了。两边谈定了停战、通商、互派代表,“无线电、药品他可代购办,并可送弹药”。跟周恩来同去的戴镜元记得,张学良“先拿出二万银元,说是他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他又送给我们二十万元法币。”周恩来报告中央:“张对经济、通商、交通上助我,确有诚意。”张学良也有自己的算盘:他想让红军留在黄河东边和中央军拼,自己好扩大地盘。 二十二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头一句是“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又说:“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刘鼎临走,周恩来交代他:“你带报务员去建立秘密电台,密码由你自己掌握”。张学良在洛川见到刘鼎,握着他的手说:“好呀,你再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了。”又对他说,延安那一夜,“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最后说: “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几天后,张学良亲自开飞机带刘鼎回西安,让刘鼎坐到驾驶座上,绕道黄河上空。刘鼎住进张公馆的东楼,对外是张学良的随从军官。他在东楼地下室装了一个小电台,中共中央和张学良之间的来往电报,从此都从这间地下室进出。 五月初,红军在山西站不住了,带着钱粮,押着近万山西壮丁,分批渡回黄河西岸。西岸是东北军的防区,红军西渡没有受到东北军阻碍。五月十二日夜里,周恩来又和张学良谈了一次,张学良答应给红军七九子弹十万发;六月一日,其中六万发送到了延安。 这年夏天,中共长征以来和莫斯科断掉的电讯,借张学良剿总的电台接上了。李克农后来说:“张学良部队还给我们送电台、送药品过来。”线一接通,中共就向莫斯科要钱,理由是东北军的军饷“全部靠南京拨款”,一旦起事就会断,问能否“每月给我们300万元的援助”。 六月底,刘鼎给中央发电报,电报里的“日”是张学良的代号: “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 七月二日,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把这件事报告莫斯科。电报说东北军“虽附属于蒋介石,并未给他地盘,且在待遇上歧视他”,又说“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到了最后决斗的时期”;对张学良入党,写的是:“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八月九日,毛泽东等人给张学良的信里已经叫他“同志”,说“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 八月十五日,莫斯科回电。电报说,叫他们特别不安的,是“你们关于甚至打算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说法”,“只有那些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工人、农民和学生才能加入党的队伍”;同张学良的接触必须保持,“利用这种接触在张学良的军队中开展我们的工作”,“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同盟者”,他“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动摇甚至是公然背叛我们”。 这封回电,毛泽东瞒住了张学良。他一面向莫斯科表示服从,一面告诉张学良,入党的申请批准了,往来的密信里照旧叫他同志;还说苏联已经在新疆备好了大批军火,等红军去取,请他配合打通道路。张学良信了,以为是斯大林接纳了他。早在七月里,他已经和周恩来商定了一个西北大计划:打通苏联,割据西北,成立西北国防政府。计划里要打的是中央军和宁夏青海的马家军,华北的日军不在里面。计划成了,他就有了西北这块地盘,背后靠着苏联。中共也指望它救命:八月二十五日给莫斯科的电报说,红军财政粮食已经十分困难,联不成东北军反蒋,南京又不肯停止剿共,就只好放弃陕北。 钱也一直从他这里出。八月,中共派到西安的潘汉年报告:“我们借钱,立刻应许,已交五万元(存刘处)”。十月,叶剑英到了西安,说红军经费困难已极,冬衣更难,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学良借三十万元。张学良一口答应,只说西安一下只能办到五万元,其余二十五万元到上海去想办法;棉衣给一万套,从西安送往兰州,请红军半路去取。入冬以后,中共给莫斯科的电报叫苦:“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这时中共向张学良借的钱已经有六十万元;十一月下旬,又从他那里借了十万元。 十一月底,德国和日本签了反共协定,矛头对着苏联。斯大林更要蒋介石领着中国抗日,严令中共放弃反蒋,拥护蒋介石。毛泽东不理会这道命令,反倒派周恩来去和张学良商量:把蒋介石请到西安来,扣下。张学良几次打电报请,又亲自到洛阳去请蒋介石来西安,给将士们训话。 蒋介石这边,红军已经被压在陕北一角,他要趁这时一举剿灭。十二月四日,他住进临潼华清池,召见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给了两条路: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开上前线剿共;不然,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陕甘交给中央军。杨虎城是陕西本地人,十七路军三万来人,全靠陕西这块老地盘,调去安徽就什么都没有了;他身边多年埋着中共党员,妻子谢葆真也是党员。七日,张学良当面求蒋介石停止剿共,蒋介石说,剿共已经到了最后五分钟。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动手。张学良发电报到陕北,要中共的叶剑英回西安一起策划。毛泽东回电说叶剑英已经上路,其实没有让他动身。 十一日夜里,张学良对将领们说,蒋拍着桌子骂他:“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一位军长问:“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说: “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孙铭九出门的时候,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旁边对他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十二日凌晨,卫队营的卡车冲到华清池门口,门卫开枪拦,被打倒,枪声和喊声混成一团。孙铭九一路趴着往前爬,摸进蒋介石住的五间厅,人已经不在了。他摸了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朦胧的曙色里,他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乱摆在桌上。一个卫士跑来报告:“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蒋介石的亲信蒋孝先从西安往这边赶,在公路上被截住,枪毙了。 天色快要全亮的时候,卫队营满山搜。一个叫陈思孝的班长在前面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他们先前看见一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走动,搜过去,洞里蜷着一个人。士兵喊,再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蒋介石钻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光着两只脚,上身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一条白色睡裤,浑身是土,冻得发抖。他抬头看了孙铭九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 “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上午,蒋介石被押进西安城的新城大楼,一言不发,送来的大衣不穿,牛奶不喝,只问孙铭九:“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大约半个钟头后,张学良穿着一件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带着得意,对他微微欠身: “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 蒋介石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孙铭九退出门,就听见两个人在屋里吵了起来,声音很高。 同一天将近中午,陕北保安毛泽东住的窑洞里,中共的领导人围着读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张国焘也在场。有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朱德抢先说:“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指的是蒋介石和他的随员。毛泽东一直在那里狂笑,接着说: “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张、杨,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国焘记得,当天发给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说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拟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决裂。他给张学良起草复电,尊他为全国抗日领袖,夸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说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朱德要毛泽东明明白白叫张学良杀蒋,毛泽东笑着说,他已经着力暗示了,“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他对张国焘解释过,电文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 十三日晚上,莫斯科的电报到了,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西安事变是日本的阴谋,苏联不会给任何支援,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能领导抗日的只有蒋介石,中共要促成和平解决。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后来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说斯大林当时对他讲,张学良分量不够。窑洞里,毛泽东踱来踱去,急躁地说: “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周恩来坐着张学良派去的飞机到了西安。张学良见面就问:莫斯科有没有电报?对西安的事是什么态度?周恩来告诉他,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当场发了火,觉得自己被共产党卖了:从前他们一直说苏联会帮忙,现在他骑在虎背上,他们临阵抽腿。周恩来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中共一定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凭本身的力量,来担当一切。 宋子文、宋美龄先后飞来西安谈判。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带去斯大林的许诺:把蒋介石的长子、扣在苏联多年的蒋经国放回来。蒋介石的态度一下子变了,答应停止剿共,事变照斯大林的意思收了场。毛泽东想借张学良的手除掉蒋介石,没有做成;被围在陕北、眼看要被剿灭的红军,倒因此活了下来。 二十五日下午,张学良陪着蒋介石夫妇和宋子文飞离西安。孙铭九后来记得,他临走前说过,三天以内就回来。飞机上,蒋介石对他说: “你闯下了这样大祸,如果这时去南京,南京方面众怒难犯,定要杀你,你去不得的。” 张学良说:“应该杀我,我是有罪的人。” 很多年以后,他说起这一趟:“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枪毙了,我不在乎。我到南京送蒋先生,我是请罪,简单地说,我甚至把后事都预备好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的急电到了保安。张国焘记得,毛泽东显得特别焦急,断断续续地说,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向中共头上? “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 他接连给周恩来发电报,要周恩来对蒋介石的亲信说明中共事先并未参与,和张、杨断绝明显的来往,还要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件。 二十六日中午,蒋介石的飞机落在南京,林森以下文武百官都在机场,军乐、爆竹,人山人海。下午两点左右,张学良和宋子文坐的第二架飞机落在城外一个军用机场,没有欢迎的人,只有宪兵和特务。宋子文和军统的戴笠把他拉上汽车,送进北极阁宋子文的公馆。两天前的晚上,戴笠已经把话交代给手下:“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他让特务队长刘乙光挑十几个机灵可靠、仪表好的人,都穿蓝色中山服,佩二号左轮,去看守张学良。 也是这一天,保安的中共中央听说蒋介石已经由张学良送回南京,立即把中央机关往延安搬。张国焘记得,从那不成样子的保安迁到延安,大家心胸都大为开朗。 十二月三十一日军法会审,张学良在庭上说,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他没有把反蒋的责任推到中共头上,反倒替中共开脱。判决是有期徒刑十年。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国民政府特赦了他,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他被扣以后,军需账上查明,前后接济红军的钱有七十六万元。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宣传指示。第一条说,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主张和平解决。第二条说,本党“对于张、杨十二月十二日所采取的方法却并未曾赞同过”。第三条说: “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置,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 西安城里,张学良没有回来。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杨虎城把身边的中共党员南汉宸从睡梦中叫起来,对他说: “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来到,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可以看出来,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 南汉宸把这些话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让他回去告诉杨先生:“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对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东北军里,主和的将领要服从南京,少壮军官要接着和中央军打。周恩来没有告诉他们,中共已经向蒋介石保证不再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红军改换番号,反倒照毛泽东的盘算,鼓动孙铭九这班少壮军官去打: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打起来,红军好坐收渔利。二月二日早上,孙铭九他们开会,决定杀主和派的头领王以哲。奉命带兵去的连长于肇中说:“王以哲是我的老师,我去过他的家。”一排兵坐卡车到王家的胡同口,排成队唱着歌从门口过,走到一半突然散开,缴了门口警卫的枪,冲进屋,把王以哲打死在床上。传令的营长商同昌随后赶到,看见院子里绑着一个女人,是王以哲的太太。他叫人松绑,让她赶快买棺材把王军长收殓起来。她哭着说: “我们没钱买棺材,钱都让你们兵拿去了,十条金子,三万八千元钱。” 东北军的将领们一致要求惩办孙铭九。孙铭九跑去向周恩来跪下磕头,求他帮忙,周恩来派人把他送进红军的地盘暂避。东北军随后被拆散东调,从此不复存在。 红军保住了自己的队伍和地盘,换了个番号,每月从国民政府领二三十万元的军饷。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写道,八年剿匪之功,本来预计两个星期、至多一个月就能完成,几乎全毁于一旦。 张学良这一管束就是十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被关在重庆松林坡,军统的张严佛来报告他: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天拂晓从白市驿机场起飞,直飞南京。他信以为真,很高兴。当晚给他饯行,军统的毛人凤端起酒杯对他说,委员长来电,情况有些变化,不去南京了。张学良瞪着眼问,不去南京,去哪里? “委座指示,明天的飞机直飞台湾。” 张学良一掌拍在桌上。赵一荻忙拉住他,递给他一条湿毛巾。他呆坐了一会儿,闷声问什么时候走。看守他的仍是那个特务队长刘乙光,站起来开口:“报告副座……”他打断说:“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的,干脆把我看成犯人好了!” 第二天早上,赵一荻挽着他的胳膊上了飞机。他被关进新竹五峰乡的深山,在那里写过一首诗: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杨虎城后来被撤了职,打发出国考察,到了莫斯科,向斯大林要军火要钱,说回国要再发动一次兵变。斯大林转手把这些话通报了蒋介石。一九三七年底,杨虎城被宋子文的电报诱回国,随即被扣,从此再没有出来。他的妻子谢葆真一九四七年死在囚室里。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夜里,特务把杨虎城和儿子杨拯中带到重庆松林坡,说请他们暂住两天,等委员长接见。杨拯中走在前面,怀里抱着母亲的骨灰盒,一进门,埋伏在屋里的特务拿匕首扎了进去,血喷在骨灰盒上。杨虎城往前赶了几步,刀已经刺进他的胸口。第二天凌晨,他在狱中出生的小女儿杨拯贵也被杀了。命令是蒋介石亲自下的。 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台北给张学良办九十岁寿宴,他刚刚恢复人身自由。墙上挂着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发来的贺电: “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 这是五十四年来,他头一次当众答谢关心他的人。他站起来说: “我真是虚度九十,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的即保罗所说的话:‘我是一个罪人。’我不但是罪人,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自己感觉真是万分的惭愧。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这样来给我做寿,我怎么能做寿,我有什么寿!” 他说过:“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晚年说到西安事变,他把事全揽到自己身上:“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杨虎城只是同意。 后来他住到夏威夷。中共多次托人请他回大陆看看,他都推掉了。他对张家的后人交代,西安就不要再去了。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四日,张学良死在檀香山。从西安事变到九十岁恢复自由,他有五十四年是被人看着过的。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1998年版,第330—335、342、347—348页;孙铭九《临潼扣蒋》,收入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17—223页,另孙铭九、商同昌回忆见第481、494、506—507页,高崇民《西安事变回忆》见第67—69页,戴镜元回忆见第52—53页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8、59、61、63、76、82—83、85、105—107、121—122、171、196、249、256—257页(李克农、周恩来、刘鼎、张闻天、潘汉年电报和报告,毛泽东等致张学良信,均转引自此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26、242、244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3页;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7—28、82页;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74—375页(蒋介石、张学良往来电报转引自此书);百年潮杂志社编《中国政治局势的重大转变: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36—37页(李克农谈话);侯金卓《红军东征中党的“扩红、筹款、赤化”工作研究》,太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32页 ——唐德刚访录、王书君著述《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下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第524、562、611、687—689、708—710、720—723、930—932、947、1063—1068、1194、1202、1206页;台湾档案管理局《幽禁岁月:张学良在台湾的后半生》,2016年;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小萝卜头的故事》 ——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收入《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9页;杨奎松《1920—1940年代莫斯科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概述》,《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第44—45页;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张学良口述历史》注释索引卷,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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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喝嫖赌毒少帅张学良,活到101岁,晚年炫耀:“我告诉你这个,中外都算上,白人、中国人,那个嫖的不算,花钱买的、卖淫的不算,我有十一个女朋友,情妇!我的情妇算一算有11个。” 1991年3月,被软禁了半个多世纪的张学良,终于获准离开台湾前往美国探亲。 世人都以为,这位九十岁高龄的老人历经沧桑,终于能与相濡以沫半生的赵四小姐安享晚年。可飞机刚刚在旧金山落地,还没等行李搬下舷梯,少帅就抛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你们别管我,我想一个人去纽约会会朋友,是个女朋友。” 同行的人全愣住了。他把患病在身、陪伴他熬过半生幽禁的赵一荻留在了加州,只带了一只小皮箱,头也不回地登上了飞往纽约的班机。而在曼哈顿第五大道的豪华公寓里,早有一位气质高雅的老妇人在翘首以盼——她正是当年名动京沪的“蒋四小姐”,前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的遗孀蒋士云。 这一住,就是整整三个月。 在纽约的这九十天里,九十岁高龄的张学良宛如脱缰野马。他陪着蒋士云出入高级餐厅、看跑马、听音乐会、逛画廊,甚至公开对身边的故旧随员说:“这三个月,是我这辈子最自由、最痛快的日子。” 更令人唏嘘的是,当有人问起他身边的女人时,少帅不仅没有半点遮掩,反而脱口留下一句传遍后世的诛心之论:“张夫人可敬,贝夫人可爱。”随后他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我的最爱在纽约。” 世人传颂了半个世纪的“少帅与赵四”旷世奇恋,在这一刻被当事人亲手撕开了一道难堪的口子。 为什么到了行将就木的年纪,张学良还会这般不管不顾?后来在接受历史学者唐德刚等人的口述访谈时,张学良靠在沙发上,用一种几乎炫耀的口吻倒出了年轻时的风流底细:“中外都算上,白人、中国人,嫖的不算,花钱买的、卖淫的不算,我有十一个女朋友,情妇!” 这十一人里,不仅涵盖了民国名门贵媛,甚至还有墨索里尼的女儿埃达·齐亚诺。对于年轻时的张学良来说,女人从来不是求来的,而是扑上来的。他自己毫不避讳:“我有一样,我有权势。” 在那个军阀混战、金钱与权力至上的年代,少帅这块金字招牌对名媛贵妇有着近乎窒息的吸引力。 张学良甚至饶有兴致地讲起过民国上流社会的荒唐透顶。在这十一个情妇里,有三位名媛的丈夫对两人的私情心知肚明,却极尽能事地装聋作哑。少帅有时直接打电话到对方家里,接电话的恰好是女方的丈夫。这位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不仅不发作,反而客客气气地转头冲屋里喊:“快来接电话,你的一位好朋友找你!” 尊严在少帅的滔天权势面前被碾得粉碎,换来的只是心照不宣的利益交换。还有一次在旧上海的名流豪宴上,名流满座,宾客推杯换盏。一位知名阔太悄悄借着敬酒,把一张折叠工整的纸条塞进了张学良的掌心。张学良趁人不备展开一看,上面写着露骨的一行小字:“请你可怜可怜我,今天晚上你不要走。” 面对投怀送抱,二十多岁的张学良甚至连心跳都没乱。他慢条斯理地拔出钢笔,在纸条上随手改动了两个字,神不知鬼不觉地递了回去。 原本的“今天晚上你不要走”,被他改成了:“今天晚上你放我走。” 这种游刃有余的浪子做派,贯穿了少帅的前半生。在他看来,女人不过是权力权杖上的点缀。如果不是西安事变突发,他被蒋介石剥夺了自由、押解各处,他断然不可能在赵一荻这一棵树上栓上几十年。 对于这一点,赵四小姐其实看得比谁都透彻。当年在颠沛流离的软禁岁月里,赵一荻曾当面冷冷地对张学良说:“如果不是西安事变,咱俩也早完了!我早就不跟你在一块了,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我一天也忍不下去!” 这句被历史尘封的怨言,道尽了一个女人几十年的隐忍与不甘。为了跟在少帅身边,她当年与父兄决裂、登报脱离关系,在无名无分中苦熬三十多年,直到1964年张学良受洗信奉基督教,才在宋美龄的督促下,以逼迫原配于凤至签字离婚为代价,换来了一场迟到的婚礼。 可她付出了青春与名誉,换来的却是九十岁丈夫在纽约的乐不思蜀。远在加州的赵一荻终究忍无可忍。眼看张学良在曼哈顿整整三个月没有归意,她强撑着病体“御驾亲征”,直奔纽约,硬生生把还在兴头上的少帅“押解”回了夏威夷。这趟轰动华人圈的纽约幽会,至此戛然而止。 这段公案背后,还留下了一段极具历史价值的插曲。当时唐德刚正协助张学良在贝夫人家中录制口述历史,正谈到军政秘辛的关键时刻。赵一荻的突然杀到让场面陷入极度尴尬,她不仅对少帅严加管束,更对口述内容表现出极强戒心,最终导致张学良与唐德刚合作破裂,这段珍贵的口述历史竟成了未竟之作。 数年之后,蒋士云在接受采访时坦然谈及往事,语气极为清醒:“汉卿晚年像个小孩子,喜欢信口开河。我们之间是几十年的知己,但做夫妻,我们都太要强,未必合适。” 至于赵一荻,在晚年的自白文字中,字里行间全是对信仰与宽恕的祈求。她将张学良看得密不透风,甚至防范他与旧识的一切私下接触,与其说是醋意,不如说是一个被命运裹挟的女人在晚年最无助的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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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那么多年,为何不逃跑呢?不是完全没有闪过逃跑的念头,但他从未认真策划出逃。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亲自陪蒋介石飞回南京,本意就是主动认罪、以个人牺牲换取蒋介石兑现抗日承诺,保全大局。在他自己的认知里:如果逃跑,就变成“扣蒋之后又弃责逃走”,会毁掉西安事变的政治道义,还会连累杨虎城、东北军旧部。早年他还抱有幻想,认为只要自己安心接受管束,蒋介石将来会释放他。这个想法支撑他很长一段时间,不愿做逃犯。 军统刘乙光长期负责看管,设置三层警戒:内层30多名特务贴身陪伴、24小时不离;中层一个宪兵连武装警戒;外围地方特务把控交通、通讯、关卡,住所多在深山,修筑铁丝网、碉堡。张学良可以在划定区域散步、爬山,但所有活动全程有人跟随;信件、访客全部审查。哪怕抗战时局混乱,也没有真正的空隙让他脱身 。 就算逃出去,他无处立足 东北军在西安事变之后已经被分化、整编,不再是他能直接掌控的力量,没有军队根基。一旦出逃,国民党会全国通缉。投靠延安,也会产生巨大的政治风波。家人安危会受到牵连。杨虎城一家的悲剧,张学良看在眼里,逃跑极可能招来更残酷报复。 软禁期间物质待遇不算差,有妻子赵一荻长期陪伴。但这不是他不想逃的首要原因,只是客观上削弱了冒险出逃的动力。晚年张学良口述回忆,他更多是认命,选择读书、研究明史、信仰宗教,在有限的范围内度过漫长幽禁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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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间流传,101岁的张学良晚年曾谈及往事:当年遭幽禁岁月里,能保全性命,并不单单得益于宋美龄,背后还有另一位至关重要的女人。 这个女人,便是他的原配夫人,于凤至。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力促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走下飞机便失去人身自由,从此开启漫长幽禁生涯。 蒋介石心中对他积怨颇深。同为事变关键人物,杨虎城后来惨遭迫害,而张学良能够在数十年幽禁中保全性命,很多人认为,除宋美龄从中斡旋之外,于凤至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于凤至比张学良年长三岁,这是张作霖定下的婚约。她为人通透识大体,颇有主见,早年张学良主政东北,很多家事要事都会征询她的意见。西安事变爆发之时,于凤至正带着子女旅居英国,得知变故,她当即放下一切启程回国。 她辗转到上海,拜访宋美龄、孔祥熙,多方奔走希望能够探视张学良,收效甚微。之后她赶往溪口,守在张学良的幽禁之地。 往后数年,张学良先后从溪口辗转江西、湖南、贵州,辗转多地,环境艰苦,处处都有特务监视,于凤至始终陪伴左右,同吃同住,不离不弃。 刚刚被幽禁的张学良精神备受打击,常常彻夜难眠,甚至萌生过轻生的念头。于凤至日夜宽慰陪伴,告诉他,只要活下去,就尚有希望。 1940年,于凤至确诊乳腺癌,必须远赴美国接受治疗,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别离。临行之时她对张学良说,待我病愈,一定会尽力想办法,盼你重获自由。 抵达美国治好病痛之后,于凤至没有停下奔走。她联系美国媒体、议员与学界人士,把张学良长期遭幽禁的处境公之于众,多家海外报刊对此进行过报道,引发海外社会的广泛关注。 来自海外的舆论压力,让当时身处台湾的蒋介石有所顾忌。 1964年,受当时现实处境以及基督教教规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方面提出,希望张学良与于凤至解除婚姻,成全他和赵一荻的名分,客观上也是希望消除于凤至来自海外的舆论影响。 接到消息,于凤至内心万般痛楚。电话之中,听着张学良唱起《四郎探母》,唱到“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二人都潸然落泪。 于凤至心里清楚,如果自己不肯签字,很可能会进一步危及张学良的人身安全。万般挣扎之后,她颤抖签下离婚协议书,对身边人感慨:汉卿如同笼中之鸟,命运不由自己,我连生死都不曾畏惧,又何惧一纸签名。 离婚之后,外部紧张局势得以缓和,张学良的处境暂时安稳下来。 即便签了离婚协议,于凤至始终没有放下牵挂。往后几十年,她在美国置业打拼,苦心经营,依旧自视为张家夫人。她在洛杉矶墓园购置双墓穴,心中仍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与张学良死后同穴。 她苦苦等候五十年,直至1990年在美国离世,也没能等到张学良恢复自由。 张学良晚年也曾坦言,宋美龄确实多次为自己进言,但海外于凤至造成的舆论影响,也是让对方有所顾忌的重要原因。 1990年张学良终于恢复自由,1991年前往美国,彼时于凤至已经离世一年。他来到于凤至的墓前,久久伫立,心绪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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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的輸出革命,主要原因仍在於生存,意識型態的理念驅使,只是小部份理由,證據之一,在1936年底的西安事變。智小謀大的張學良,從歐洲遊覽了一圈,泡了墨索里尼的女兒,見了希特勒的大將戈林,也去了莫斯科,想見史達林,想要拿蘇共的援助,助他打日本。史達林瞧不起他,不見。回到中國後,張學良被蔣介石派去剿匪,但反而把蔣騙去了西安,兵變抓了蔣。毛澤東彼時躲在寶安的山洞裡,聽到張學良用收音機傳來的密報,大喜過望,非殺了蔣介石不可。 史達林一收到蔣介石被抓的消息,立刻在莫斯科開會,最後決定不殺蔣,要共產國際通知毛澤東放人,放了蔣,要他承諾國共聯合抗日。史達林彼時還把蔣經國控在蘇聯當人質,他可以控制蔣,所以他不怕放了蔣介石。對史達林來說,蘇聯最大的夢魘是東西兩面開戰,德國和日本,才剛簽了反共同盟,這個惡夢真實得不得了。全世界那個時候只有蘇聯和蒙古兩個共產國家,這個反共聯盟,反的不是蘇聯,還能是別人嗎?史達林怕日本怕得要死,日俄戰爭一敗把羅曼諾夫王朝一舉打趴,教訓仍在。毛澤東像個阿斗,一天到晚只會要錢,不但不聽話,還把紅軍越打越小。如果讓毛殺了蔣,何應欽這個日本軍校出身的軍頭,變成了國民黨的領袖,那中國就會倒向日本,加入反共同盟。因此史達林決定,不但不殺蔣,還要讓蔣繼續領導中國。 每當讀到這段歷史,很難不讓人想像歷史可能的不同走向。如果蔣介石在西安事變死了,日本和中國同盟,這正是日本內部兩派路線鬥爭的其中一個可能,日本帝國的侵略目標會轉向北方,變成反共的先鋒,日本不會和美國對抗,珍珠港事變不會發生,日本帝國今日仍在,而共產黨永遠無法在中國取得勝利,那會是一個多麼不一樣的世界。 張學良想當英雄,結果連狗熊都不是。史達林的決定,讓毛跳腳,他還是要殺蔣,但周恩來腦子比較清楚,中共需要蘇共的援助,不能得罪史達林。於是周從延安到西安,向校長敬禮後,要張學良放了蔣。少帥以為自己是民族英雄,下大棋,但連他自己抓的俘虜都不能決定生死。張學良後悔後,發傻,像蔣賠罪,居然和蔣回南京,蔣不殺他,一直把他軟禁到死。張學良的一生毀於一個少爺的衝動,但他更毀了億萬中國人的人生。 史達林一個鄉下讀書人,意志強大,腦筋清楚,世界大勢的判斷極為準確,但可惜的是,「你能把一個孩子,從邪教裡救出來,但你無法把他腦子裡的邪教移走」,共產天堂就是他致力人生的目標,而共產主義對世人危害這麼大,正因為蘇共政權落入了史達林這個,托洛斯基稱為「了不起的平庸」的政治天才手裡。而在史達林之前,沒有一個真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史達林一手打造出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因此,所有的共產黨,全世界的社會主義政權,只有史達林一個範本可以抄看,所以只要讀懂史達林為生存的種種手段,就可以理解並預測所有共產黨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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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年轻的时候,家庭观念不重,把老婆儿子不太当回事。 对原配老婆毛福梅不满意,嫌其没有文化,相貌平平,还是个小脚,动不动就对其动粗,典型的家暴男。 对儿子蒋经国,蒋介石也没有什么耐心,烦了就厉声喝斥,弄得蒋经国自小很怕蒋介石,见到蒋介石时候,蒋经国总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的,生怕蒋介石发脾气。 西安事变后,年过五旬的蒋介石变老了,脾气没有年轻时候那么暴躁了,对元配毛福梅的态度,也变的和善起来了。对远在苏联的儿子蒋经国,蒋介石也开始日思夜想起来了。 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帮助下,1937年,蒋经国终于被斯大林同意回中国了。 蒋介石知道了儿子即将归国的消息后,异常高兴,电示国民党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妥为安排蒋经国回国事宜。 蒋廷黻不敢怠慢,亲自邀请蒋经国到使馆,详细交待了回国注意事项。此时此刻的蒋经国,早已被西伯利亚的发配生活折腾的灰头土脸,精神不振,衣着非常寒酸。 见到蒋廷黻后,蒋经国再三询问,其父蒋介石是否真的欢迎自己回国,毕竟,当初蒋经国曾经在苏联巜真理报》上刊登文章,痛骂蒋介石背叛革命,是个新军阀。 得到蒋廷黻肯定答复后,蒋经国总算是放下了心,旋即表示自己没有钱买船票,蒋廷黻表示,一切不成问题,全部都由自己负责。 蒋廷黻不仅帮助蒋经国买好了回国的船票,还帮蒋经国及其一家人订制了新衣服,皮鞋,并准备好了送给蒋介石及宋美龄的各种礼物。 得知儿子蒋经国一家到了杭州,蒋介石先于宋美龄悄悄的跑去见了儿子一家人,见到儿孙的蒋介石,喜不自禁,心里乐开了花。专门叮嘱儿子见了宋美龄应该如何如何,蒋经国自然一一应允。 第二天见到宋美龄及蒋介石,蒋经国虽然心里十分别扭,但仍然按照蒋介石吩咐,毕恭毕敬的称呼宋美龄姆妈,宋美龄喜笑颜开,当即送给蒋经国十万法币安家费。 蒋介石担心儿子久呆苏联,被共产主义思想洗了脑袋,专门安排儿子在老家溪口读书休息,补补中国传统文化,与软禁溪口的张学良一道,每天读四书五经,曾国藩文集,并要求儿子,每周必须要写一篇读书心得,寄给自己审阅。 半年之后,蒋介石觉得儿子思想周正过来了,才正式将儿子交给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出任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兼赣南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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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什么终身没有原谅张学良? 蒋介石终身没有原谅张学良,核心根源从来不是私人恩怨,而是西安事变彻底击碎了他经营多年的政治布局。 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执意送蒋介石回南京。飞机一落地,蒋就翻了脸,张学良被扣下。消息传到西安,东北军将领炸了锅,有人拍桌子要带兵打过去,有人主张先稳住。王以哲当时是东北军里说话有分量的人,他压住众人,说少帅走前留了话,让听杨虎城的。 可杨虎城压不住局面。东北军内部很快裂成两派,年轻的少壮派军官天天嚷着要跟中央军拼命,老派将领则想先谈条件把人要回来。两边在会议室里争得面红耳赤,最后竟动了枪。王以哲就是在自己家里被少壮派的人打死的。 这一枪打出去,东北军彻底散了。 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他正在考虑怎么处置张学良的问题。王以哲的死让他找到一个现成的理由:你看,不是我不放人,是你们自己乱成这样。他把张学良的刑期报了“严加管束”,宋子文等人来求情,蒋只回一句,汉卿的事以后再说。 这一句“以后再说”,一等就是几十年。 抗战期间张学良被辗转关押,从浙江到贵州,一路跟着战局跑。蒋介石下野又复出,李宗仁当代总统时下令释放政治犯,可命令到了下面根本推不动。不是手续不全,就是路上不安全。张学良自己后来回忆,那时候他就明白了,要放他,得蒋亲自点头。 蒋到台湾后,继续关着他。有人劝蒋,说张学良都这么大岁数了,也翻不出什么浪。蒋不接这话,只让人把张学良往更偏的地方挪。张学良在井上温泉那几年,自己种菜养鸡,偶尔写点旧诗。看守他的刘乙光跟他处了半辈子,后来刘调走,张学良还去送行。 真正让张学良没想通的是另一件事。蒋介石临终前,有人试探着问,张学良怎么办。蒋没松口。据说他留了话,说张学良是“虎”,不能放。 这话传到张学良耳朵里,他半天没吭声。 后来蒋经国去世,张学良才真正恢复自由。有记者问他,这辈子最恨谁。他想了想,说恨谈不上,就是没想明白,蒋先生到死都不肯见我一面,到底怕什么。 他没等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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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不喝咖啡,个人花销几乎为零,却能绕过正规财政程序调动国库里的真金白银,这个反差才是真正值得追问的地方。 先看他的日常生活,据侍从和私人医生留下的记录,蒋介石每天起床后,先喝一杯三四十摄氏度的温开水,接着再喝一杯温度更高的热水。外出时,侍卫还要带着两个保温杯,每隔二十分钟更换饮用。 这套习惯他坚持了几十年,喝水不是渴了才喝,而是定时定量,仿佛执行命令。 饮食也很简单,没有客人时,通常是四菜一汤,偏爱宁波口味的小菜,每天一碗鸡汤、一个煎蛋,几乎没有太大变化。年轻时他还能喝酒,和宋美龄结婚后便很少再碰,烟更是从来不抽。 茶和咖啡也被排除在生活之外,闲暇时间,他常去看电影,偏爱战争片和爱国题材,哪怕局势紧张,也会抽时间看上一场。 如果只看这些细节,蒋介石很容易被塑造成一个自律、节俭的政治人物。问题在于,个人不铺张,是否就等于不动用公共资源?答案显然没有这么简单。 国民党高层长期存在权力寻租和财政混乱,许多费用并不一定从个人收入中支付,而是通过公款、特别经费和行政资源解决。蒋介石个人月收入即使只有几万大洋,也很难解释其家庭、亲属和政治活动中出现的大量支出。 上海婚礼、家族葬礼、子女留学,都曾被指涉及巨额费用。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婚礼规模极大,相关花费被一些资料估算为数百万大洋。陈洁如赴美国,费用据称达到几十万大洋。西安事变后,蒋介卿和蒋孝先的葬礼,也被报道花费数十万大洋。 这些数字和细节在不同资料中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不能全部当成精确账目,但它们共同指向一个问题,蒋家享受的资源,远远不是工资收入能够覆盖的。 蒋纬国先后前往德国和美国留学多年,相关费用同样被指达到几十万大洋。到了退守台湾后,蒋介石又因为蒋经国住所狭小,拨给他七海别墅,并配备一辆卡迪拉克轿车。 真正能说明权力运作方式的,还是1949年初那次国库资产转移。 当时内战已到最后关头,蒋介石准备在1月21日宣布引退。就在此之前,他召见联勤总部财务署长吴嵩庆,要求其与财政部、中央银行签订军费草约,以预支军费的名义,把国库中的黄金和外汇转入联勤财务署控制范围。 吴嵩庆的日记留下了较完整的过程,1月9日,他因为准备金问题迟迟没有办妥而焦虑,随后提出先按规定支取一半的方案,当晚赶赴上海。第二天,他先到财政部长徐堪家中,再前往中央银行,与总裁俞鸿钧等人商谈。 下午,他又拿着草约回到徐堪住处,确认预支安排获得认可。1月11日,草约签订,手续在当天完成。 徐堪和俞鸿钧起初都很犹豫,毕竟涉及金额太大。蒋介石给出的态度很明确,这不是让他们个人承担责任,而是由他以总统身份下令,责任由他负责。蒋经国也在此期间出面,推动有关方面接受安排。 据相关报道,这批资产约有九十万两黄金、三千万块银元和七千万美元外汇。1月20日深夜,黄金从上海运出,先转移到厦门鼓浪屿地下金库,之后又陆续运往台湾。 这笔钱到底有多大,并不是唯一看点。更关键的是,正常财政拨款需要经过财政部、中央银行等机构审批,可这次操作却是最高权力先发出指令,再让下属补上一份草约,把程序变成事后确认。 一张手令、一张便条,为什么能压过财政制度?因为真正起作用的不是纸面规则,而是蒋介石个人掌握的权力。 类似依靠手令调拨资金的做法,在他执政时期并不罕见。更早的一些具体案例,流传范围很广,但缺少足够权威的档案支持,不能简单当作定论。能够确认的是,最高权力绕过正常财政环节,直接干预资金调动,已经成为那个时代政治运作的一部分。 宋美龄介入空军采购,也常被放进这套权力网络中讨论。有关说法认为,她把不少采购事务交给孔祥熙系统办理,过程中存在虚报价格、利益输送等问题,涉款规模甚至被说成达到数亿美元。具体金额和责任划分仍有争议,但家族权力、军政采购与公共资金相互交织,却是当时无法回避的现象。 宋美龄拥有大量手工旗袍、生活方式奢华的说法,也长期流传于相关记载和舆论中。一个人可以不抽烟、不喝酒,每天只吃四菜一汤,但家庭消费和政治资源使用,完全是另一回事。 所以,节俭更多是个人习惯,廉洁却要看权力如何使用。看一杯温水、一道煎蛋,能看出自律,看一份军费草约和一批国库资产,才能看清权力边界究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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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显得最猥琐的一张照片以及其中的秘密 1933年2月17日,宋庆龄在寓所宴请萧伯纳,作陪者有鲁迅、蔡元培、史沫特莱、林语堂、伊罗生,七人在寓所阳台上留下合影。这是一个全球左派的大联合。 起初,萧无意在上海下船,直言上海“是gangs(狐群狗党)所造成的都会”。在宋的盛情邀请下,萧下船在上海待了几个小时。 宋之所以要感谢萧,原因是此前一年,萧大声疾呼帮助她营救牛兰夫妇。顾顺章被抓两个月后,牛兰夫妇被捕(是否为顾氏举报,存疑),同时被抄走四万多美元。宋心急如焚,她甚至找到蒋介石,提出用“质子”+侄子蒋经国交换牛兰夫妇。 1931年12月16日会面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所生则几矣。区区后嗣,岂余所怀耶!” 宋虽然没能说服去交换⼈质,但使⽜兰由死刑改判为⽆期徒刑。她在上海组织成⽴了“营救⽜兰”的委员会,并设法安排狱中的⽜兰 到南京⿎楼医院就医,还将他们的⼉⼦接到⾃⼰家中。 1937年12⽉,⽇军攻打南京之时,⽜兰夫妇趁乱逃跑。其间,⽜兰始终没有暴露过共产国际的秘密,共产国际间谍宋庆龄功不可没。 通过此事,宋的共产国际间谍身份已经被蒋确认。 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撰文说:“共产国际为宋庆龄提供有充⾜的经费,还派了美国⼈ 史沫特莱做她的英⽂秘书,后来又派奥地利⼈魏璐诗⼥⼠来协助⼯作。史 沫特莱和魏璐诗都是共产国际的情报⼈员,宋庆龄靠她俩和共产国际保持联系。魏璐诗和宋庆龄保持了终⽣的友谊。” 这段话中故意泄露了一个中国不愿意说的秘密:宋庆龄极力掩饰她的真实身份,在西安事变后因此与史沫特莱终生绝交。此段故事,另述。 此照片还被中共官方篡改,抹去了林语堂、伊罗生,这中间也有不少秘密。 照片由杨杏佛拍摄,鲁迅还没有来得及为这张照片迁怒他,他便挂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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