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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套《海映光牧师中国摄影集》由美国宣道会传教士海映光(Carter D. Holton)牧师拍摄。此次整理了共5099幅,记录民国时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习俗、风土人情。拍摄时间为1923至1949年,拍摄地主要在甘肃、青海、西藏、北京等区域。此套影像现藏哈佛大学图书馆。介绍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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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历史中学习金融:看完你会比90%的人更懂金融! 金融从来不是孤立的钱的游戏, 本质就是人性逐利冒险与文明规则约束的千年博弈。 人性要逐利冒险,文明要立规矩防混乱, 正是两者不断拉扯,才长出了今天我们熟悉的金融世界。 其实咱们现在天天纠结的: 该不该买股票? 利率涨了怎么办? 本质和几千年前古人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 借粮食怕还不上,就像现在怕房贷断供; 想多赚点利息,就像现在想靠理财增值。 金融的源头,本来就是人性的真实需求,加上文明为了满足需求搭起的规则框架。 今天我们就顺着时间线,把这场跨越千年的博弈理清楚。 01)金融的起源:信用从泥板里诞生,规则从约束贪婪开始 很多人都觉得一定是先有货币,才有金融。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请看以下这张图,这是公元前2800年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文明泥板上的借据——核心两个字:信用。 那时候两河流域还没发明像样的货币,但苏美尔人已经把借贷关系刻在泥板上了。比如一块出土泥板清楚写着:「普兹拉姆从太阳神沙马什那里领了三巴舍克勒白银,收货时连本带利还,利率百分之二十」。 为什么选泥板?因为黏土在当地遍地都是,烧硬了能保存几千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合同——就算双方翻脸,旁人看泥板也能说清谁欠谁。这就是最早的信用凭证:金融的起点从来不是钱生钱,而是「我信你能还,咱们留个证据」。而且泥板上不仅记账,还写清楚了违约规则:还不上就用小麦抵押,实在还不上就当三年奴隶——从一开始,信用就和规则绑在了一起。 只靠熟人信任和简单约定,应付不了复杂情况,总有人把利息抬得离谱,逼得借债人卖儿卖女,整个社会都会乱套。于是文明出手定规矩,就有了我们熟悉的《汉谟拉比法典》——这其实是人类最早的金融监管法。 公元前1750年的古巴比伦,法典专门给借贷定了红线:借谷物,利率上限是33.3%;借白银,利率上限是20%;谁敢超收,直接没收他借出去的东西。为什么定这么严?当时美索不达米亚人爱喝啤酒,40%的小麦都用来酿酒,如果高利贷把农民逼得种不出小麦,不光没酒喝,整个社会的粮食供应都要出问题。所以规则的意义从来不是扼杀金融,而是保护信用不被贪婪破坏,让借贷能长久做下去。 到了古希腊,金融又长出了新玩法——期权的雏形。哲学家泰勒斯其实是个隐藏的金融高手:有一年他通过天文观测,预判来年橄榄会大丰收,就提前付了定金,锁定了当地所有橄榄榨油机的未来使用权。等真的丰收,农民们都要榨油,只能从泰勒斯手里租机器,他一下子赚得盆满钵满。 这操作放到今天就是标准的期权:用少量定金锁定未来资源,按约定条件交易,本质和我们现在买期货期权没区别,支撑这笔交易的核心还是信用——泰勒斯信农民会履约,农民信泰勒斯会付定金。 说到这里我们再想「利息」的起源,其实特别实在:苏美尔语把利息叫「moss」,埃及语叫「ms」,都和「声誉」挂钩;日语里利息的词源,本意是「子嗣带来的利益」。这不是古人浪漫,而是本质就是:借出去一头牛,明年可能多一头牛犊;借出去一袋小麦,明年能多收半袋。利息本来就是对出借方「信用风险和机会成本的补偿」,你帮了我,我得让你不吃亏——这本身就是最朴素的规则。 所以金融的源头其实很清楚:信用是地基,没有信任,没人愿意把钱或东西借出去;规则是承重墙,没有规矩,贪婪会把整个信用体系拆塌。 02)中世纪金融:禁令下的博弈,逼出更灵活的创新 等到了中世纪的欧洲,这套「信用+规则」的逻辑突然被打乱了——基督教直接出台利息禁令:说「时间是上帝的,收利息就是赚上帝的钱」,给刚发展起来的金融套了个紧箍咒。 但规矩是死的,人要做生意要谋生,金融总能绕着禁令找活路,反而在道德枷锁和现实需求的拉扯里,催生出了更灵活的金融玩法。 我们先看看这个禁令有多严: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就规定,神职人员不能放贷收息;过了500年,到850年直接加码:放贷的人直接逐出教门。可现实呢?国王要打仗,商人要运货,农民要种庄稼,谁都有急用钱的时候。12世纪的意大利,商人运丝绸从威尼斯到布鲁日,光成本就要几千金币,自己拿不出只能借,禁令再严,也不能眼睁睁看着生意黄了。 所以第一个妥协的,反而是出台禁令的教会。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上,教会松口了:「要是借债人逾期不还,收点罚金,不算利息」——这其实就是换个说法,本质还是补偿出借人的损失。后来更直接,你放贷赚了钱,买张赎罪券就能免罪,变相承认了利息的存在。甚至教皇克雷芒七世出身的美第奇家族,直接发行教廷公债,每年付10%的利息——毕竟教会要盖教堂、养神职人员,也需要钱。再严的道德禁令,遇到真实的资金需求,也得给现实让路。 那普通人借钱找谁呢?犹太人成了这个领域的主力军。犹太教规矩里有一条:「借给弟兄不能收利息,但借给外邦人可以」。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是少数群体,不能买土地,不能当公务员,只能靠商业谋生,放贷就成了他们的主要活路——不是犹太人天生爱做高利贷,是规则把他们逼到了这个领域。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原型就是中世纪的犹太放贷人,他要一磅肉的极端约定,其实也是无奈:犹太人没有土地做担保,只能靠这种极端方式保障自己的本金。 伊斯兰世界的玩法更聪明:伊斯兰教也禁止收利息,但商人想出了「贸易差价」的办法——我帮你买一批香料,你卖掉再给我钱,我多收的服务费,其实就是变相利息;他们还早早搞出了汇票,商人在开罗买货,不用带沉甸甸的金币,开张汇票到巴格达就能兑钱,比欧洲早了好几百年。没办法,横跨欧亚非的商路需要便捷的支付工具,禁令反而倒逼出了更聪明的创新。 除了这些玩法,中世纪还给金融打下了两个关键的技术基础:一个是斐波那契把阿拉伯数字引入欧洲,写了《计算之书》,替代麻烦的罗马数字,算清复杂生意账;另一个是卢卡·帕乔利发明了复式簿记,一笔生意有借必有贷,赚了多少欠了多少一目了然。这看似是数学和会计的小事,其实是金融的基础设施——只有算清账,商人才能攒下信用,才能聚集更多资本做大事。 所以你看,中世纪的金融没被禁令打死,反而在博弈里攒下了一身新本事:有了变相收息的办法,有了跨区结算的汇票,还有了算清账的工具。这些积累都不是白费的,等大航海时代来了,要给哥伦布的探险凑大钱,这些本事正好派上了用场。 03)大航海时代:资本的地理冒险,改变了整个世界结构 大航海时代探险家们敢闯大洋,从来不是只靠勇气,背后是资本在赌一把——赌新航线能带来比陆地贸易高几十倍的利润,这就是一场资本的地理大冒险:敢花钱、敢担风险,为的是赚别人赚不到的差价。 这场冒险最大的诱饵,就是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胡椒。在16世纪的欧洲,胡椒比黄金还金贵:欧洲吃的胡椒都从印度东南亚运,中间经过伊斯兰商人好几手倒卖,每过一次价格翻一倍,到欧洲内陆,价格已经是产地的十倍,普通农民根本吃不起。所以商人都琢磨:要是能绕开中间商,直接从产地运,利润不就全归自己了?开辟新航线的需求,本质就是资本想赚差价的需求——没有高利润诱惑,谁也不会拿大笔钱赌远洋航行。 那钱从哪来?我们都熟的哥伦布,其实就是一个找投资的「连续创业者」:一开始找葡萄牙国王,人家觉得他算错了航线,不投;又找法国贵族,人家也不感兴趣;最后磨了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好几年,还承诺找到新陆地,西班牙分一半收益,女王才咬牙拿出钱。这不就是现在创业公司融资的样子吗?创始人画饼,投资方看收益评估风险,最后才掏钱;而且哥伦布还特别懂「定制方案」:跟西班牙说能找到亚洲捷径,跟法国说能发现新金银产地,这套看人下菜碟的融资逻辑,放到现在风投圈也不过时。 新航线打通之后,资本带来的连锁反应,直接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最典型的就是「白银引发的价格革命」:1545年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波托西银矿,之后大量白银顺着航线流回欧洲,1595年美洲出口商品里95%都是白银。这么多白银突然涌入,欧洲物价直接涨了四倍——原来一个金币能买一百斤小麦,现在只能买二十五斤。 这一下子就冲击了旧秩序:靠固定地租吃饭的封建主惨了,收的地租还是老价钱,却买不到原来多的东西,慢慢就破产了;商人却赚翻了,用白银进货再高价卖出,差价越赚越大。资本就这么悄悄完成了社会结构洗牌:旧贵族退场,新商人崛起,资本开始主导社会财富分配,这就是大航海给文明带来的最深刻改变。 还有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我们现在说「美元」,其实根子能追溯到这场大航海。美洲白银发现之前,欧洲有个「泰勒银币」,用波西米亚山谷的白银铸造,成色足分量准,成了欧洲通用货币。后来这个银币传到西班牙叫「dolara」,传到英国变成「dollar」,几百年后传到美国就成了「dollar」也就是美元,甚至我们人民币的「元」,日元的「円」,都和这个银币有关系。货币从来不是凭空造出来的,都是跟着资本和贸易走的,大航海把银币带到全世界,也为后来的全球货币体系埋下了种子。 当然,这场冒险从来不是稳赚不赔:投资的船队遇到风暴沉了,钱全打了水漂;囤白银赌涨价,结果白银太多价格跌了,反而亏了本——这和现在的风险投资一模一样,高收益必然带高风险,资本愿意冒这个险,只是因为一旦成功,收益能翻几十倍。 大航海能成,本质就是中世纪金融经验的升级:复式簿记能帮商人算清远洋贸易的成本利润,汇票能不用带金币就完成跨洲结算,甚至中世纪的放贷逻辑都用来给船队融资。这些攒了几百年的基本功,才是资本敢闯大洋的底气。但远洋贸易成本越来越高,一趟下来成本是中世纪陆地贸易的十倍,单靠几个商人凑钱根本扛不住,还得有新的组织形式,把很多人的钱聚起来,还能分摊风险——于是,改变现代金融的两个发明就登场了:股份制公司和证券交易所。 04)现代金融基石:公司和交易所,是资本的双刃剑 荷兰人拿出的两个发明——荷兰东印度公司和阿姆斯特丹交易所,被板古敏彦称为「资本的双刃剑」:一边解决了「聚钱+分摊风险」的大问题,让大航海能规模化推进;另一边,也催生出人类第一次全民投机泡沫,告诉我们:再好的制度,也挡不住人性的贪婪。 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核心的制度突破,就是有限责任。在这之前,欧洲的公司基本都是无限责任:你投100吨开公司,万一船沉了欠了500吨债,你得卖掉房子田地凑钱还债,一次投资就赌上全部身家,谁敢轻易投?所以那时候要么是家族小生意,要么是国王特许的垄断商,做不大。 但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一样:明确规定股东只以出资额为限承担风险,你投100吨,最多亏100吨,不用卖房子还债。就这一条,彻底改变了资本的态度:原来只有大富豪敢投资,现在普通工匠、店主都愿意拿出积蓄——反正亏了也不影响生活,赚了能分远洋贸易的利润。公司成立的时候一下子募集了650万荷兰盾,是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十倍,没有有限责任根本凑不齐这么多钱。 它还有个更绝的设计:不按单次航海结算,做长期事业。原来的贸易公司,一趟航海回来就分钱散伙,下一趟再重新凑钱;荷兰东印度公司直接把21年的航海计划打包成长期项目,股东的钱能一直用在开辟据点、垄断贸易上,就像现在的长期基金,能做需要长期投入的大事——建商馆、控制航道,这些都不是一次航海能搞定的。也正因为事业长期稳定,股票才有了交易价值,这就为交易所诞生埋下了伏笔。 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作用,就是给资本找了个公开流动的「菜市场」: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急用钱,想把股票换成现金,不用挨家挨户问,直接去交易所卖就行。这个交易所不止交易股票,还能做期货、期权:有人觉得明年胡椒涨价,就提前约定价格买东印度公司股票;有人怕股票跌,就花点钱锁定下跌风险;甚至连盐渍鲱鱼都能做期货,鱼还没捞,就先把未来的鱼卖掉,和现在农民提前卖粮食锁定价格逻辑一模一样。 但制度的另一面很快就露出来了——郁金香泡沫。17世纪30年代,荷兰人疯狂炒作郁金香球根:普通球根能卖几十吨,稀有品种「总督」球根能卖两万吨,相当于一个工匠十年的工资。为什么会炒成这样?有限责任让普通人也能进场投机,交易所让球根交易和股票一样方便,大家根本不关心郁金香能不能开花,只关心下一个人会不会出更高价买。结果1637年2月,球根价格突然崩盘,很多人早上还以为能靠球根发财,晚上就血本无归。 这就是泡沫的本质:当制度让交易变得太容易,人性的从众和赌性就会被无限放大,最后把资产价值炒成空中楼阁。不过这场泡沫也不是全没意义:它让人们意识到,光有聚钱的制度不够,还得有防炒作的规则——后来荷兰政府开始限制无实物交割的期货交易,就像现在监管裸卖空一样。而且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没受太大影响,因为它有真实的胡椒贸易利润支撑——这也告诉我们,有真实收益支撑的资产,才经得起泡沫的考验。 公司和交易所解决了「资本怎么聚、怎么流动」的问题,但还有两个大风险没人扛得住:国家要打大仗,动辄几百万英镑,国王自己掏不起;商船出海,万一沉了被抢了,船主一辈子家底就没了。单个机构和个人扛不住这么大的风险,就需要能把风险拆碎分摊的新工具——于是,国债和保险就诞生了。 05)风险分摊神器:国债和保险,把大风险拆给所有人 国债和保险的核心逻辑其实一句话:不消灭风险,而是把风险拆成小块,卖给很多人——国家把战争风险分给成千上万投资者,船主把海上风险分给成百上千投保人,这就是金融最聪明的「风险分摊术」。 先说说国债:本质就是国家学会了「靠谱借钱」。在这之前,欧洲国王借钱就是一锤子买卖:打赢了可能还点,打输了直接赖账。1672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欠了金匠银行家一大笔钱,直接宣布不还,好多银行家直接破产——所以那时候没人敢给国王借钱,谁愿意把钱借给一个说赖账就赖账的人? 直到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明确国王不能随便征税,也不能随便赖账,国债才真正有了信用。法案写得清楚:没议会同意,国王不能征税——这就意味着国债的还款来源有了保障,不是国王一句话就能改的。1692年英国出台专门的国债法,把原来国王的私债,变成了国家欠所有人的钱,还发明了「统一公债」:没有偿还期限,每年固定付利息,想变现随时能在交易所卖掉。 这下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原来投资者怕国王赖账不敢买,现在知道有议会担保,还能随时卖,纷纷掏钱买。英国国债从1739年的4400万英镑,涨到1816年的7亿英镑,全靠这套靠谱规则。国家把战争风险变成了「每年拿利息」的投资机会,投资者自然愿意接。而且设计还特别灵活,曾经发行过「彩票型国债」:买100英镑国债,不光每年拿利息,还能抽奖中额外奖金,一下吸引了很多普通民众,街边面包师都愿意拿出积蓄买,国家轻轻松松就凑够了军费——背后逻辑很简单:风险越大,就要给投资者越多甜头,大家才愿意一起扛。 再看保险:本质就是把「小概率大风险」,变成「大概率小支出」。最早的海上保险雏形古希腊就有了:船主借钱买货,约定船安全到港就还本金加利息,要是船沉了就不用还——其实就是用高利息买风险保障,只是没形成正规制度。真正把保险做成生意的,是伦敦的劳埃德咖啡馆。 1687年爱德华·劳埃德开了这家24小时咖啡馆,水手、船主、商人都爱来这歇脚,慢慢就有人在这「赌船」:船主花点钱,找几个有钱人约定,船安全到了,钱归有钱人;船沉了,有钱人赔船主钱——这些签字画押的有钱人,就是最早的承保人,这就是现在劳合社的前身。那时候承保人要承担无限责任,船沉了得卖房子赔钱,但还是有人愿意干,因为大多数船都能安全到港,保费攒下来就是稳赚的。 这就是保险的本质:大多数人没出事,他们的保费就用来补偿少数出事的人,大家一起扛住单个扛不动的风险。后来保险还扩展到了人寿:苏格兰的牧师们看到同事早逝后妻儿没人养,就搞了「苏格兰寡妇基金」,大家每年交一点钱,有人去世就从基金里拿钱给遗属;他们还聪明地用了哈雷生命表,算清楚平均多少牧师会去世,每年该交多少钱——这就是最早的保险精算,让保险从「凭感觉凑钱」变成「靠数据定价」。 不管是国债还是保险,核心都是「信任+规则」:国债靠议会担保、税收兜底,保险靠精算数据、契约精神,少了哪一样都玩不转。但随着战争规模变大,贸易范围变广,资本永远会跟着「安全+信用」走,金融中心也就开始慢慢转移——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再从伦敦到纽约,每一次转移都是一场信用的较量。 06)金融中心迁徙:资本永远选择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金融中心的转移从来不是靠军队抢来的,是资本用脚投票选出来的:谁能给资本安全感,谁能守住还钱的规矩,资本就去谁那里。 第一个转折点,是阿姆斯特丹的衰落。17世纪阿姆斯特丹本来是全球金融心脏,东印度公司股票在这交易,霍普商会能帮瑞典、俄罗斯发国债,但拿破仑战争打碎了一切:拿破仑要征重税,还要把荷兰的黄金运去法国充军费——资本最怕什么?怕被强征、怕没保障。于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人连夜打包资产,有的去伦敦,有的去汉堡;1806年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交易量,只剩原来的十分之一——没了资本信任,再繁华的金融中心也会变成空城。 接着就是伦敦崛起,它赢就赢在靠谱的规矩和安全的环境。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一边打仗,还能让资本安心:第一,英国有统一公债,不管战争打得多凶,每年利息从不拖欠,投资者知道买了不会亏;第二,英镑和黄金稳定兑换,拿着英镑在哪都能换成黄金,比法国法郎靠谱太多;最关键的是,英国议会管住了国王的手,《权利法案》明确国王不能随便赖账,这比任何军事威慑都管用。1803年拿破仑要卖路易斯安纳给美国,美国拿不出1500万美元,最后还是英国的巴林商会帮忙发行债券凑齐了钱——连法国的交易都要靠伦敦资本,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还有谁能抢? 但伦敦的地位,最终还是被两次世界大战打垮了。一战之后,英国为了筹军费,卖了海外资产还欠了美国一大笔钱,从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二战的时候,伦敦被德国轰炸,交易所好几次停市,资本怕被炸没,纷纷跑到纽约。纽约道琼斯指数在战争期间涨了近一倍,伦敦股票市值跌了一半。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一开,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和美元挂钩,伦敦彻底失去了金融主动权——不是英国不想争,是战争耗光了它最核心的「安全+信用」,这两个恰恰是资本最看重的东西。 而纽约呢?两次世界大战都没烧到本土,还靠帮各国发债积累了信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又给了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自然就接住了金融中心的接力棒。但掌握主动权不是一劳永逸,纽约成为中心后,现代金融很快就陷入了「规则防贪婪,贪婪破规则」的循环,一次次引发动荡。 07)现代金融的循环:规则永远在给贪婪补课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到日本泡沫经济,再到2008年金融危机,本质都是同一场博弈:规则想给资本划红线,贪婪却总在找漏洞,每次博弈过后,要么是体系动荡,要么是规则升级。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现代金融第一次认真建规则:1944年四十四个国家约定,美元跟黄金挂钩,其他货币跟美元挂钩,固定汇率做生意,避免二战前汇率乱涨乱跌,让国际贸易安稳发展。结果才运行20多年,就被美国的贪婪打破了:美国为了打越战,搞「伟大社会」福利,印了太多美元,黄金储备根本不够兑换;其他国家拿着美元要换黄金,美国拿不出来,1971年尼克松直接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一下子就崩了。之后汇率自由浮动,通胀起来,石油输出国因为美元贬值,直接把油价涨了三倍,第一次石油危机就来了——这就是第一个回合:规则想绑定美元信用,美国为了自身利益突破规则,留下烂摊子给全世界收拾。 再看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就是典型的「规则跟不上贪婪」。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被迫升值,日本出口不好做,政府就放水降利率,鼓励大家借钱。这下贪婪直接冒头:企业拿着低息贷款不搞实业,全都去炒股炒房;普通人觉得房价只会涨,砸锅卖铁买房;银行也不管风险,有土地担保就放贷。那时候东京的房价能买下整个美国,日经指数从1985年的12000点,涨到1989年的38915点,所有人都觉得泡沫不会破。但日本政府那时候根本没跟上规则:没限制房地产抵押融资,也没管企业脱实向虚,等想加息降温的时候,泡沫已经太大了。1990年股价房价一起崩,日本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这告诉我们,规则要是滞后于贪婪,哪怕是经济强国,也会栽大跟头。 到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贪婪钻了规则的漏洞」。美国银行把次级贷款打包成次贷债券,还找评级机构给这些高风险债券评AAA级,卖给全世界投资者;银行明明知道这些贷款会坏账,还是拼命放拼命卖,因为卖出去就能赚手续费,风险都是别人的。贪婪到这一步,规则却没跟上:监管机构没查次贷打包的猫腻,也没限制银行的杠杆。最后次贷违约潮一来,雷曼兄弟破产,它的衍生品规模比美国GDP还大,银行倒闭、基金爆雷,全世界都跟着亏——这就是贪婪突破规则的代价,不止自己玩崩,还要拉着全世界买单。 但博弈从来不是只有贪婪赢,规则也会慢慢补课:2008年后,各国推出巴塞尔协议Ⅲ,要求银行提高资本金;美国重启类似《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规定,禁止银行一边做储蓄一边搞高风险投机;中国也出台资管新规,打破刚性兑付——这些都是规则在博弈后补上的漏洞。当然这场博弈永远不会停,现在的加密货币、算法稳定币,本质还是有人想绕开规则赚快钱,各国对这些新事物的监管,就是规则在跟上贪婪的新玩法。 08)金融史的永恒真相,听懂就能少踩坑 聊完了千年的博弈,最后我们总结三个不管时代怎么变,都不会变的真相,这些真相藏在泥板里,藏在股票里,也藏在一次次危机的教训里,对我们普通人特别实用。 第一个真相:金融的本质从来不是钱生钱,是信用。最早的泥板借据,苏美尔人愿意借白银,不是因为白银多,是相信刻在泥板上的承诺会兑现;英国统一公债能卖遍欧洲,不是因为军队强,是议会担保、税收兜底,不会赖账;我们现在敢把钱存银行买基金,也是相信银行不会卷款跑,基金公司会按规矩运作。信用看不见摸不着,但一旦没了,再复杂的金融体系都会塌——阿姆斯特丹被法军破坏了信用,资本立马跑光;2008年次贷骗了大家,信用破了整个市场就崩了。对我们来说,不管借钱还是投资,先想清楚「这事的信用在哪」,比先想「能赚多少」重要得多。 第二个真相:泡沫和危机是人性的必然,别指望彻底消灭。从郁金香泡沫里赌球根翻倍的荷兰人,到日本泡沫里买套房躺赢的日本人,再到次贷危机里借高利贷买房的美国人,本质都是同一种心态:「别人都在赚,我不赚就是亏」。这不是制度的错,是人性里的从众和贪婪天生就在,只要有赚快钱的诱惑,就会有人忘了资产本身值多少钱。没人能避开所有泡沫,但我们能做到不栽大跟头:别信「只涨不跌」的神话,别用自己输不起的钱去投机——要是记得郁金香不能吃不能用,只是个观赏品,很多人也不会血本无归。 第三个真相:金融不是洪水猛兽,是文明的加速器。我们总说金融干坏事,但别忘了:没有资本支持,哥伦布到不了美洲,荷兰东印度公司开不了新航线;没有国债,英国打不赢拿破仑,也建不起遍布全国的铁路;没有保险,商船不敢闯大洋,我们也用不上便宜的进口香料。金融的本事,就是把分散的小钱聚成大钱,把没人敢担的风险分给大家——它能帮普通人凑钱开工厂,帮国家修铁路,帮科学家搞研发,关键不是要不要金融,是怎么用规则管住它,不让它变成少数人投机的工具,让它服务真实的需求。 说到底,金融史就是一部「人性和规则的平衡史」: 太放任人性,就会泡沫破裂;太死守规则,就会耽误发展。 我们读金融史,不是为了记住一堆年份和事件,是为了下次听到「某某东西能翻倍」的时候,能想起郁金香的教训; 在所有人都抢着投资的时候,能停下来问问「这东西的信用在哪」。 毕竟,金融本来是为了让生活更好, 不是为了让钱焦虑,这才是学习金融史最该有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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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俊牧师和吴秋雨姊妹在锡安教案中的见证 来自 @YouTube
王志明牧师,1907年生于云南武定, 1944年被推选为武定地区教会会长。 1949年后拒绝参加任何批斗会, 他说:我为众多信徒施洗,不可沾染罪恶。 1973年在当地万人批斗会上被枪决, 行刑前,舌头被刽子手的刺刀搅烂。 1998年英国女王宣基督教十大殉道者名单, 王志明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 他的塑像与美国马丁·路德·金等人一起, 被雕刻在伦敦西敏寺的西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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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惊魂 ——高牧师开庭旁听记 王宇 11月12日西安市碑林区法院开庭审理锡安之光教会高全福牧师案件。 这个案件无论从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存在极大的问题,尤其是程序上将同一案件中的几人分案的行为,完全是为了更方便的枉法裁判。尽管我们多次控告、曝光,但法院依然违法强推,意图速战速决,将无罪之人定罪! 11日下午我到达西安市,来到碑林区法院申请旁听。在碑林区法院等了一下午,却无人接待。 12日一早我便打车来到法院,还没下车,就看到法院周围数百米内到处都是人,有数百名法警、警察,更多的则是便衣,还停着数十辆警车,团团围住法院。 我一下车,一群便衣就围了过来要查身份证,他们中有人说他们是警察,我说那你们需要先出示警察证。老套路就出现了,有一人拿出一个证件,在我眼前晃了一下,根本不让我看清就收起来了。接着他们试图来拽我。我说,我是女性,你们这些男的不要碰我,我自己会走! 很快,来了两个女便衣不由分说强制把我带到旁边一个大厦的一楼大厅里。 这个过程中我看到卢思位被一群人撕扯拖拽,还被踢了一脚。我说:“我不清楚你们是不是警察,如果是,你们这是暴力执法,是违法行为。” 把我们带进旁边大厦的一楼大厅后,我们被强制限制在一个角落。大厅里聚满了不明身份人员。这时一个貌似负责的人过来说他们是警察,并问我们来做什么。 我说请出示警察证!这时又有一个人拿出一个证件在我们面前晃了一下,仍然是没等我看清,就收了起来。 卢思位说他被踢的很严重,要求去医院,但根本没人理他! 我和卢思位商量了一下,决定打110报警。但我刚拿出手机拨通了110,还没等说话,那位貌似领导的人大喊“不让她打电话!把手机抢过来!把他俩分开。” 我赶紧把手机装进口袋里,但冲上来一个人把我的手机从口袋里抢走了! 我很气愤,大声说“你有什么权力抢走我的手机?你这是违法行为!把手机还给我!” 根本不理我!我说,抢人手机——太不要脸了! 一个人突然跳起来说“你骂人!” 我说“我没骂人,我在批评抢我手机的行为!” 又有一个人过来,将我连人带椅的拽到了另一个角落。 过了一会儿:来了一名警察,要把我带走,我说,请出示警察证!这次他拿出警察证,我仔细看了一下:“仵峰”。 这时旁边又有女性要拽我,我说,别碰我,我自己会走!她说怕你摔倒。我说你不推我,我不会摔倒! 他们把我带上警车很快开到张家村派出所,我被带进办案区,过来一名便衣问我,来西安做什么,我说“你不给我书面传唤证,就不要和我说话!” 等了好久,申姓警察拿了传唤证进来,我瞄了一眼,是行政传唤证,那上边赫然写着“涉嫌扰乱公共秩序”,我气愤的说,我刚下车就被带走了,怎么扰乱秩序了!难道是下车姿势不对?好吧,你们把传唤证给我,我去行政复议! 他们说,这是让你签字的,等你离开的时候才能给你。 我说,你们送达给我的传唤证,不必签字,你们自己留存的我才签字,你只拿来一份,还让我签字,就没打算给我!如果不给我,我不签! 我们就这个问题又纠缠了半天,他们又回去请示。 中午,他们送来午餐,说是他们自己食堂做的,但我没吃,倒掉了。 过了很久才拿来两份传唤证,此时已是下午三点了。 我说,你们告诉我怎么扰乱公共秩序了?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扰乱了哪里的公共秩序?造成什么后果?居然把我关到现在已经5个多小时了! 他们根本无言以对,讪讪的说:这不是说涉嫌吗,你说清楚就行了。我说:我根本没有任何涉嫌违法犯罪行为,你们不是说都有监控吗?你们去调监控,从我下车到被带走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你们要是调监控,五个多小时都能看10遍了!你们不说清楚,别想让我配合! 我说,你们西安执法人员法律意识淡薄,应该加强培训! 晚上大概6点半,又送来晚餐。我说,行政传唤是8个小时,超过8小时,你们应该告知我原因,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我气愤的把盒饭摔到地上。 一旁的辅警见状说,你不要生气嘛,气坏自己,不划算!该吃吃,该喝喝,身体健康最重要嘛。你要是不爱吃这个,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我自己花钱。 我说我是通过这个方式表达我的愤怒,我无缘无故被限制人身自由,我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不满,这也是一种抗议!您不必破费,我不会吃。 大约晚上8:30左右,兰姓警察和申姓警察带着传唤证又来了,说如果要传唤证就签字,现在就可以走了。 走出办案区大门,派出所的院子里站着十几名警察,我说你们的态度再好,但违法了,我也要行政复议。 其中一名貌似负责的警察说,这不关我们的事,你怎么不想想,为什么你一下车就被带走呢? 我说我怎么知道! 他说你是已经被锁定的目标,我们不带走你,我们要担责任! 他们把我送回汉庭酒店时已是晚上九点多,不久卢思位和包龙军也到了。 回来了解到,江律和彭律在碑林区法院门口看到了我被带上警车,就躲开了。 包龙军从乌鲁木齐飞到西安,中午下飞机,无法联系上我,联系上卢思位,了解到因旁听案件被传唤,就把这个消息发了出来,他还因发消息被国宝威胁! 在此感谢朋友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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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福牧师庭审之后:陕西司法机关要面对的十二次追问 2 ——从锡安之光教案看程序正义、宗教信仰自由与法律的尊严 第六问:宗教奉献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构成诈骗? 这是整个案件最根本的法律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了诈骗罪,但并没有将宗教奉献本身规定为犯罪。 诈骗罪的认定必须审查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欺骗行为,以及相关财产处分与欺骗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等要件。 那么,高全福牧师究竟虚构了什么事实?隐瞒了什么真相?哪些信徒因此陷入错误认识?又有什么证据证明他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 如果这些关键问题无法得到充分证明,凭什么认定诈骗罪成立? 自愿奉献与刑事诈骗之间,有一条不能被任意抹去的法律界限! 我们要问: 这是在依法追究有证据支持的诈骗犯罪,还是在将正常宗教奉献不当刑事化? 第七问:教会没有登记,是否就意味着教会活动构成刑事犯罪?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登记管理,属于宗教事务法律制度调整的范畴。 刑事诈骗犯罪,则必须依据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认定。 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如果检察机关将教会没有登记、牧者未经官方宗教组织认可,作为认定诈骗的重要依据,我们要求说明: 究竟哪一条刑事法律规定,允许将未登记的宗教活动直接认定为诈骗? 即便存在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也不意味着刑事诈骗罪必然成立。 行政违法不能自动等同于刑事犯罪! 不能因为一个宗教团体没有获得行政登记,就预先推定它的信仰活动具有欺骗性质! 第八问:为什么只审查教会收到多少钱,却不全面审查这些钱用在了哪里? 检察机关如果将教会收取的奉献款项列为涉嫌诈骗金额,就必须依法审查资金的性质、归属、使用情况及相关犯罪构成事实。 这些款项是否用于教会场地、日常运营、传道事工、人员支持、慈善救助或其他宗教活动? 是否存在完整的财务账簿、银行流水、支出凭证和相关证人? 是否充分收集了可能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 资金最终用途并不能单独决定诈骗罪是否成立,但它可能是判断资金性质、非法占有目的等问题的重要证据。 只统计收入,不审查资金性质和去向,如何保证事实认定全面客观? 刑事审判必须审查完整的证据链,而不能只选择有利于指控的部分。 第九问:庞羽师母是否因为是高全福牧师的妻子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据我们了解,庞羽师母并非教会负责人,也未参与教会行政管理。 那么,检察机关究竟依据哪些具体事实,认定她涉嫌诈骗? 她实施了什么行为?是否具有共同犯罪故意?是否实际参与了被指控的犯罪活动? 如果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她本人实施了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仅仅因为她是牧师的妻子,就对她追究刑事责任,岂不是以亲属身份代替犯罪证明? 中国刑法没有“丈夫涉嫌犯罪,妻子就必须承担刑事责任”的规定! 婚姻关系不是犯罪证据! 夫妻身份不能代替个人刑事责任! 法律不能允许株连,更不能让婚姻成为定罪的理由! 第十问:关键证人能否出庭?辩护律师能否充分质证? 本案涉及大量信徒证言和财务材料。 对于证言存在重大争议、符合出庭法定条件的证人,法院是否允许辩护律师申请其出庭? 辩护律师是否能够充分查阅、核对相关证据材料? 是否能够依法对关键证人证言、资金流水及涉案金额提出质疑? 如果存在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重大证据矛盾,法院是否进行了充分调查? 未经充分审查的指控,不能因为出自检察机关就自动成为事实! 法庭的职责不是为指控寻找理由,而是依法查明事实。 真正的司法公正,必须允许证据接受质疑,允许辩护充分展开! 第十一问:高全福牧师长期被羁押,继续羁押的必要性是否经过依法审查? 高全福牧师已年近七旬。 据家属此前公开反映,他在庭审前已经经历了长期羁押。 我们要求有关机关依法说明: 案件各阶段的羁押期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依法履行延长羁押期限的审批程序?是否审查过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 对于一位年近七旬的被告人,是否依法考虑其身体状况、社会危险性以及继续羁押的必要性? 长期羁押本身不必然违法,但羁押必须始终具有合法依据。 羁押是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不是提前执行的刑罚! 在法院依法作出生效有罪判决之前,任何人都不应被当作已经定罪的罪犯对待。 第十二问:如果证据不足,司法机关是否有勇气依法作出无罪判决? 这是我们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那么,如果检察机关不能证明诈骗罪的全部构成要件,法院能否依法宣告无罪? 如果发现侦查取证存在违法问题,能否依法审查并排除非法证据? 如果发现案件存在错误,相关机关能否依法纠正? 如果公民合法权利受到违法侵害,能否依法启动相应的救济和责任追究程序? 法律的尊严,不仅体现在能够依法惩治犯罪,更体现在敢于依法宣告无罪! 一个公正的法庭,不应以有罪判决证明自己的权威,而应当忠于事实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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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福牧师庭审之后:陕西司法机关必须面对的十二个追问 (1) ——从锡安之光教案看程序正义、宗教信仰自由与法律的尊严 2026年11月12日,陕西西安锡安之光教会高全福牧师案在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据现场人员反映,庭审从上午9时30分持续至晚上7时30分,历时约十个小时,结束时未当庭宣判。 然而,这场庭审留下的,不仅是对一位年近七旬牧者命运的深切关注,更是一系列关乎中国刑事司法公正、程序正义、律师执业权利以及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严肃问题。 据现场人员反映,法院周围部署了大量警力,多名希望旁听的公民被阻挡在法庭之外,部分律师被带往派出所接受询问。 与此同时,案件中的分案审理、诈骗金额认定、所谓被害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牧师妻子所面临的刑事指控,都引发了值得认真审查的法律疑问。 法律不能只有追诉的力量,而没有接受质疑的勇气! 我们向陕西省有关司法机关郑重提出以下十二个问题,要求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法核查、回应,并保障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利。 第一问:同一案件、同一罪名,为何分案审理? 据案件相关人员反映,锡安之光教案涉及三名被告人,均被指控涉嫌诈骗,案件事实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却被安排在不同日期分别开庭。 我们必须追问: 究竟是谁提出分案审理?由哪个机关作出决定?分案的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分案之后,其他共同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无法参加相关庭审,是否影响他们对共同犯罪事实、关键证人证言及共同证据的质证权? 分案审理本身并不必然违法。但是,分案绝不能成为割裂证据、削弱辩护、妨碍全面查明案件事实的手段。 如果分案的实际效果是让共同被告人无法充分质证共同证据,那么这样的程序安排,究竟服务于司法公正,还是损害了司法公正? 第二问:既然公开审理,为什么公众被挡在法庭之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刑事案件原则上公开审判的制度。 公开审判意味着司法活动依法接受社会监督,而不只是宣布一个“公开审理”的名称。 据现场人员反映,庭审当天,法院周边有大量特警、民警、辅警及便衣人员,多名希望依法旁听的基督徒和其他公众未能进入法庭。 我们要求回答: 法院是否提前公布旁听安排?实际开放了多少旁听席位?限制旁听的具体依据是什么?是否存在对特定身份或群体进行选择性限制的情况? 法院当然可以依法维护庭审秩序、管理旁听人数,但任何限制都应当具有合法依据。 如果一场公开庭审,公众却无法在公平、透明的规则下申请旁听,那么公开审判的原则究竟落实在哪里? 公开审判不能沦为一句空话! 第三问:律师为何在法院门口被带离?限制其行动自由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据现场反映,律师卢思位、王宇、彭永和在法院附近被警方带往西安市碑林区太白路派出所接受询问,直至庭审结束。 我们要求有关公安机关明确说明: 这些律师涉嫌什么违法行为?警方采取了何种法律措施?是否履行了法定程序?是否告知当事人相应权利? 如果律师没有实施违法行为,仅因试图旁听庭审、表达法律意见或依法履职,就遭到强制带离甚至限制人身自由,相关行为是否涉嫌违法? 律师不是司法机关的敌人! 律师依法履职,是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真正尊重法律的司法体系,不应当惧怕律师提出质疑,更不应当以限制律师权利的方式维护所谓的司法权威! 第四问:指控诈骗2552万余元,为什么目前所述235名被害人对应金额仅有231万余元? 据案件相关材料反映,检察机关指控的诈骗金额为: 25,526,250.95元。 而据目前提供的信息,235名所谓被害人对应的金额合计为: 2,315,176.35元。 两者相差: 23,211,074.60元! 235名所谓被害人对应的金额,仅占指控总金额的约9.07%,不足10%。 我们必须追问: 剩余超过2321万元的金额,究竟来自哪里? 检察机关如何证明这些款项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刑事指控不是财务数字游戏! 如果两个金额确属同一指控范围,检察机关就必须解释其中的巨大差异。 银行流水不自动等于诈骗金额,教会收入不自动等于犯罪所得! 每一笔被认定为诈骗所得的款项,都应当有充分证据支持,并依法接受质证。 第五问:235名所谓被害人,究竟有多少人真正认为自己遭受了诈骗? 据案件相关人员反映,被列为“被害人”的信徒并不承认自己遭受诈骗。 那么,检察机关是否调查过这些信徒的真实意思表示? 他们是否基于信仰自愿奉献?是否受到虚假陈述的欺骗?是否因为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 对于明确否认自己受骗的信徒,司法机关如何评价他们的陈述? 我们承认,诈骗罪的成立并不完全取决于当事人是否主动报案,或者是否承认自己受骗。 但这绝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可以忽略信徒自愿奉献的事实,或者忽略对被告人有利的证言。 如果一个人说“我是自愿奉献的”,司法机关却认定“你是被诈骗的”,那么这种认定究竟建立在什么证据之上? 请拿出证据,而不是仅仅给出结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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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明日牧师在Freedom House演讲:盼望家属不要绝望,相信会有新的事发生 #锡安10教案# #FreeZionChu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