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谧的瓶瓶罐罐不过瘾。把目光投向乌克兰。 罗曼·皮亚特科夫卡 (Roman Pyatkovka) 可算老牌儿摄影师，经历过苏联和后苏联，原本是乌克兰人，又真正成为了乌克兰人。 黑白照片是地下摄影时期疯狂的反叛。他把独立庆祝活动故意涂抹上颜色，让它更具媚俗风格。他感觉到历史的讽刺意味。

陶华碧最穷的时候，连个玻璃瓶都买不起。大厂嫌她量小，没人搭理。只有贵阳一家快倒闭的小厂肯接单，价格还压得低。后来老干妈卖疯了，全国包装厂踏破门槛，报价一个比一个狠。陶华碧一个没换，她说：当年我啥也不是 陶华碧最穷的时候，连个玻璃瓶都买不起。大厂嫌她量小，没人搭理。只有贵阳一家快倒闭的小厂肯接单，价格还压得低。后来老干妈卖疯了，全国包装厂踏破门槛，报价一个比一个狠。陶华碧一个没换，她说：当年我啥也不是，就他肯帮我。那家小厂跟着她干，从小破厂干成了大厂。别人做生意看价格，她做生意看人心。谁在你最难的时候拉过你，这辈子都不能忘。 那家小厂的厂长姓周，接下陶华碧第一笔订单时，厂里连买玻璃原料的钱都是借的。工人只剩七个，机器三天两头趴窝，仓库里堆着别家退回来的次品瓶。周厂长没跟陶华碧签合同，只撂下：你先拉走用，卖了再给钱。 陶华碧也没客气。她推着板车来拉瓶子，一车装不了多少，她就来回跑。周厂长看她满头汗，叫工人把自家食堂的馒头塞给她两个。那阵子陶华碧的辣椒酱刚在附近小店寄卖，一天卖不出几瓶，玻璃瓶的订量小得可怜。 周厂长没嫌。每次陶华碧来，他都让车间先停别的活，给她烧一炉。有一回窑炉坏了，修了三天，周厂长怕误她的事，自己跑去别的厂借瓶子，回来时自行车后座绑着两筐，路上摔了一跤，瓶子碎了小半，剩下的他用衣服兜着抱回来。 陶华碧接过瓶子，看见他胳膊上蹭掉一块皮。她没多说，只从那之后，每卖出一批酱，先数出瓶子钱，用纸包好，亲自送到周厂长手里。 后来老干妈辣酱的名气从贵阳往外扩，订单从几百瓶涨到几万瓶。包装厂的人闻着味就来了。有的大厂直接在陶华碧厂门口蹲着，拿样品、递名片、报低价，其中一个业务员跟了三天，把报价压到周厂长的一半，还拍胸脯说质量绝对更好。 陶华碧没松口。厂里管采购的人急了，算了一笔账：换掉周厂长，一年能省出一套房。他拿着单子去找陶华碧，她正蹲在地上翻辣椒，头都没抬。 “你去问问周厂长，”她说，“他那窑炉换不换得起。” 采购员去了。周厂长听完，沉默半天，说换不起，但要是陶华碧真为难，他能理解。 这话传回陶华碧耳朵里，第二天她亲自去了周厂长的车间。窑炉还是那台老掉牙的，墙皮熏得黑亮，七个工人剩了五个。陶华碧站在窑口看了转头对采购员说：“给他加价。” 采购员愣住。陶华碧又说：“按市场价走，以前他亏的，慢慢补回来。” 周厂长不肯要。他说当初接单不是为了等今天。陶华碧把合同拍在桌上：“你帮我过了坎，我帮你过这个坎，天经地义。” 那之后周厂长的车间换了新窑炉，工人招到几十个。老干妈的瓶子还在他家烧，订单大到要开三班倒。周厂长偶尔还去车间盯火候，看见有气泡的瓶子，照样捡出来砸掉。 有人问陶华碧，全国那么多包装厂，为什么就认这一家。她说得简单：“我拉板车的时候，他给我馒头，我没忘。” 后来周厂长年纪大了，把厂子交给儿子。交接那天，他带儿子去老干妈厂里，指着陶华碧的办公室说：“这家人，什么时候都不能糊弄。” 他儿子点头。车间里新窑炉的火光映在墙上，和当年那台破炉子烧出来的，是一样的颜色。

1950年3月的一个深夜，北京火车站。 38岁的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主任李景均，紧紧拉着妻子和年幼的儿女，低头混入买票的人潮。他没有向任何亲友告别，只在办公桌上留下一封简短的信：“因身体欠佳，请假数月，祈勿发薪。” 这不仅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远行，更是新中国科学史上最决绝的一次“用脚投票”。 1. 基因被贴上了政治标签 作为康奈尔大学高材生、当时北大最年轻的系主任之一，李景均是经典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权威。然而，当时由于全面“一边倒”学苏联，国内学术界刮起了一股政治狂风——李森科主义。 在这股狂风下： 经典的基因学说被痛斥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反动伪科学”。 伪科学的苏联“无产阶级生物学”成为唯一铁律。 他的课被停开，研究被封杀，甚至连实验室的果蝇瓶都被砸碎。 2. 宁可流亡，绝不认错 当时的校方负责人逼他认错改行，改教苏联那一套。生性刚直的李景均看着身边那些为了生存不得不违心附和、自我羞辱的同僚，做出了一个极其冒险的决定：与其讲授自己不相信的伪科学，不如彻底离开。 他带着家人伪造了探亲证明，惊险地穿过数道关卡，经天津乘船南下。直到踏上香港的土地，他才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3. 历史的讽刺与回响 李景均的出逃震惊了国际学界。1951年他重返美国，随后在匹兹堡大学创办了生物统计学系，他撰写的《群体遗传学》成为该领域的全球世界级经典教材，他也因此成为人类遗传学的奠基人之一。

退休金多少，直接决定了你的晚年活法： 一、月入过万的，满世界旅游，下馆子像回家，新衣服名牌包随手买。 二、七八千的，每年出游两趟，日子滋润，钱够花。 三、五千左右的，旅游舍不得，下馆子心疼，名牌包看都不看——钱全花在刀刃上，一分掰成两半花。 四、两三千的，身体还行就继续打工，旅游跟他们没关系，下馆子是奢侈。 五、农村老人，每月一两百，只够买袋盐、打瓶酱油，没存款又挣不动了，就只能伸手跟儿女要。 同一个国家，同一天老去，活法却是五个世界。这是为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