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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分離 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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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過程中 腦中立馬有好多想拍的劇情 -四季更迭,唯有陪伴,始終如初- 自行腦補許多姐妹相處的橋段 漂泊者是不是要喊一聲:真香!! 即使前路困難重重 回頭便是妳 敬最好的姐妹 不可分離 #鳴潮# #WutheringWaves# #秧秧玄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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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16次北冰洋考察,加克洋中脊調查獲新突破】中國第16次北冰洋考察隊於近日完成北極加克洋中脊東段的地球物理調查任務,首次獲取了加克洋中脊跨越2500萬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記錄,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進展和新發現。 洋中脊是新生洋殼的誕生地,其擴張速率指兩側洋殼每年新生並向外分離的速度。加克洋中脊是全球擴張速率最慢的洋中脊之一,對其開展綜合調查,能夠在較短測線距離內獲取更長時間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此次調查測線的長度達100千米,記錄了約2500萬年來相關岩石圈的演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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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訊:高牆內外的歲月 徐文立夫婦22年合著《獄中獄與獄外獄》 2026-11-09 09:37閱讀時間 8 分鐘 徐文立賀信彤夫婦金婚合照。(受訪者提供) 【大紀元記者林子晨採訪報導】一份從監獄裡輾轉傳出的手稿,讓一位母親讀到深夜,仍捨不得放下。數十年後,83歲的徐文立回憶母親當年的話——兒子沒有做錯事,跟他的父親一樣。說到這裡,他一度情難自已。 11月6日,徐文立教授接受本報遠程專訪,講述與妻子賀信彤合著《獄中獄與獄外獄》的經歷。兩度入獄、實際服刑16年,他記得在三平方米的「反省號」監房裡度過的五年寒暑,也記得妻子如何將家裡的一點一滴寫進信中,讓無法相見的丈夫彷彿仍在家中。 從2004年起筆、2021年中文書出版,到今年英文版《Prison Within and Beyond》在全球問世,夫妻倆用了22年時間。他稱之為「22年磨一劍」:透過一家人的遭遇,揭示中共統治下「不在獄中,便在獄外獄」的處境;也將兩人的經歷留下,獻給父母與後代,向歷史交出一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不食言的人生答卷。 夫妻分別執筆,留下高牆內外的記憶 2002年12月24日聖誕夜,徐文立以保外就醫名義,在妻子陪同下抵達美國,與女兒團聚。此後,他在布朗大學沃森國際研究院任資深研究員。 徐文立教授在哈佛法學院。(受訪者提供) 來美後,老友胡平勸他寫下這段經歷,並將記憶比作珍珠:若不及時串起,散落後可能再也撿不回來。 夫妻倆決定分別執筆:他寫獄中的生活,她寫獄外的遭遇。那些年,兩人被迫分離,各有對方無法親見的生活,如今終於能一起慢慢回想、寫下並編輯成書。 當時他既要教課,又忙於政治事務,只能抽空寫一點。他說,兩人性格都很頑強,決定做的事,就從未想過放棄。 三平方米的「獄中獄」 徐文立1978年參與民主牆運動,創辦了《四五論壇》及其前身《四五報》;1981年被捕,後被判15年徒刑。1998年參與創建中國民主黨,再被判13年。兩次刑期共28年,實際服刑16年。 第一次走進監獄時,他還不到40歲,心想:「我還能夠出得來嗎?」於是決定把自己的經歷與想法寫下來。 據他回憶,他在六平方米的單人監房裡,以申辯形式撰寫《獄中手記》。1985年前後,手稿傳到海外,在《中國之春》發表,隨後,他被轉入「反省號」。 那裡約三平方米,兩平方米睡覺,一平方米踱步,沒有窗戶。一排十幾間監房,其他監房的人都被移走,只留下他一人,約五年不能與家人見面。 北京的冬天,太冷了,他只能一層層裹上棉衣,像一個棉球般;夏天,沒有通風條件的監房如同一個暖爐,只能把身體貼在水泥牆上降溫。他還被限制用筆,只有寫家信時才能領取,寫完即被收走。 後期,他曾養貓、養狗,也讓蜘蛛走進瓶子,觀察牠結網、產卵。他說,有這些事情能轉移他的思緒,緩解長期獨處的壓力;看著小蜘蛛出生,也讓他想到,一代人過去,下一代自會「奔向前方」。 家書讓他彷彿仍在家中 高牆外,賀信彤與女兒徐瑾也承受著分離的痛苦。徐文立回憶,被捕最初一年多,家人不知道他關在哪裡,也不知他的死活。女兒曾設法尋找能望見監獄的高處,也盼望從經過的囚車裡看見父親。 不能相見時,夫妻便靠書信互訴近況。賀信彤兩三天就寄一封,連家中的房間怎樣整理、書櫃搬到哪裡,都細細寫下,讓丈夫知道家裡的一切。 談及這些信,徐文立說,妻子不僅體貼,文筆也好。兩人總有說不完的話,連監獄警察都曾問,怎麼有那麼多話可講。 徐文立妻子賀信彤。(受訪者提供) 他認為,家人雖未被判刑,卻因他的政治身分受到監視、歧視,生活也充滿不確定,這就是,「獄外獄」。 母親抱著手稿,像抱著孩子一樣 談到妻子與母親,徐文立一度難以繼續。 據他回憶,賀信彤設法取得獄中傳出的手稿後,母親連夜讀完。老人抱著它,像抱著嬰兒,一遍遍的翻看,夜裡仍忍不住與兒媳談論手稿中的內容。 他記得妻子描述當時的情景,老人抱著手稿邊說邊哭:「兒子沒有做錯事,跟他爸爸一樣。」 父親徐裕文在抗戰期間放下醫學院的平穩工作,帶學生到江西建立後方軍醫院。這段經歷影響了他,使他從年輕時起便立志踐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徐文立父親徐裕文抗戰勝利紀念章證明書與紀念章。(受訪者提供) 母親從文字中理解了兒子的選擇;她對兒媳的疼愛,也讓獄外苦撐的賀信彤得到溫暖與鼓勵。徐文立特別感念妻子的努力,讓母親有機會理解他的政治理念。 從一家人的遭遇,看見「獄外獄」 徐文立希望讀者看見的,不只是家庭的分離。 他認為,中共透過基層組織、思想匯報及日常監視,把控制延伸至工作、鄰里和家庭。他回憶,妻子一次探監時,曾在監獄獄政科辦公室牆壁上看到各監號負責監視、向獄方提供情報的報告員名單。 在他看來,當人們擔心自己的言談被人偷偷報告時,彼此之間便難以互相信任;即使身在監獄之外,也可能生活在互相無法信任的恐懼與轄制中。 「中國一定要回到一個正常社會。」他希望年輕人了解所處的環境,再思考如何改變。出版英文版,則是希望海外讀者透過他們一家人的經歷,更透徹的了解中國。 向歷史交卷,把選擇留給後人 夫妻將書獻給雙方父母與後代。談到這份歷史答卷,徐文立提及「不食言」:年輕時把對國家、社會的責任付諸行動,現在,再用文字留下這些經歷。 如今,他的獄中手稿、書信、照片等文獻原稿,已由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圖書館與檔案館收藏。 他希望後人讀到這些故事,但不強求子女走自己的路。「一,不打聽;二,不干涉。」讀不讀、學不學,都由他們自行決定。 從獄中偷偷寫下手稿,到與妻子共同完成《獄中獄與獄外獄》,再到英文版問世,兩人如今都已年邁,平均已80歲高齡。 徐文立說,希望透過自己的獄中生活與妻子的獄外遭遇,讓讀者了解他所說的「不在獄中,便在獄外獄」,也向歷史交出一份答卷。他多次強調: 「這(代指英文版書籍出版)是我們人生當中最喜悅、最難得的事情之一。」 作者簡介 徐文立,1943年7月9日生,1978年北京民主牆運動參與者與組織者、《四五論壇》主編,1998年中國民主黨創黨領袖之一。兩次被中共判刑共28年,實際服刑16年。在美國克林頓、喬治·W·布什政府及國際社會營救下,先後於1993年、2002年獲釋,2002年聖誕夜流亡美國。曾在布朗大學服務10年,2003年獲該校人文科學榮譽博士學位(L.H.D.)。 出版資訊 徐文立、賀信彤合著《獄中獄與獄外獄》英文版《Prison Within and Beyond》,紙本於2026年11月7日發行,全書696頁(電子書1159頁),含80頁彩色文獻圖片與歷史照片,定價60美元。另有中、英文電子書,可透過Amazon、Kobo等平台查詢選購。 英文版紙本書: 英文版電子書: 中文版電子書: Amazon Ki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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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政策轉向 台當局另一“友邦”也不穩】 立陶宛近日踩下“刹車”,叫停了與台當局的經濟合作談判。與此同時,該國總理宣布辭職,內閣啟動重組程序,總統和新任總理候選人接連表態,希望修復對華關係。而此前台當局領導人賴清德費盡心思出訪的非洲國家斯威士蘭,內部也發出呼籲與中國建交的聲音。 立陶宛外交部日前表示,由於“國內政治環境的變化”,與台當局的“經濟合作行動計劃”相關談判,已在雙方同意下暫時擱置。據報道,談判可能要等新一屆政府就職且其施政綱領獲得正式批准後才能恢復。 6月23日,立陶宛總理魯吉尼埃內宣布辭職。根據安排,立陶宛將啟動新內閣組建程序。外界普遍預計,社會民主黨主席辛克維丘斯有望出任新總理。辛克維丘斯曾公開表示,盼與中國的關係恢復至其他歐盟國家水平。這一表態釋放出修復對華關係的信號。 立陶宛外交部長布德里斯的去留則仍存在不確定性。他被認為在修復對華關係方面進展不足,受到了政府內部批評。立陶宛總統瑙塞達日前接受立陶宛國家廣播電視台採訪時發出“最後通牒”,強調布德里斯只有在搞好對華關係的情況下才能保住自己的職位。 美聯社報道稱,在與中國經歷多年緊張關係後,立陶宛新一屆政府已承諾,將奉行更加務實的對華政策。 立陶宛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莫圖扎斯此前向媒體透露,立陶宛方面已經同意中方在該國設立臨時代辦處。目前雙方已達成協議恢復領事協助服務,這一消息令本國商界人士倍感振奮。 前幾年,台當局拉攏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立陶宛等國拼凑起所謂“水餃聯盟”,因這些地區都有類似“水餃”的傳統美食,以此炒作共同價值觀。美國彭博社日前觀察到,這樣一個刻意拼凑的“聯盟”,如今已經在國際現實的重壓下,加速走向分崩離析。 文章指,上述國家如今已明顯轉向更謹慎的對台態度,昔日高調姿態逐漸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對經貿利益、對華關係和本國政局的重新權衡。 與此同時,台當局在非洲地區的唯一“友邦”斯威士蘭,也迎來轉向。賴清德上個月出訪斯威士蘭後,斯威士蘭被曝正在推動一項評估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可能性的提案。 據報道,斯威士蘭首相拉塞爾·德拉米尼日前邀請美國知名經濟學家傑弗里·薩克斯發表演講。受聘擔任該國經濟顧問的薩克斯建議,斯威士蘭應盡快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以獲取更廣泛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空間。這一動向迅速引發台灣輿論強烈反應。 斯威士蘭新聞還提到,這一討論發生在中方宣布對所有與其建交的非洲國家實施零關稅政策之後,而斯威士蘭因違反聯大第2758號決議,即堅持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的原則,一直未被納入這一政策。 分析認為,斯威士蘭內閣評估與中方建交,表明其官方內部對華政策正發生實質性鬆動,決策原則正從“意識形態捆綁”轉向“經濟務實主義”,也反映出民進黨當局依賴巨額“金援外交”維繫關係壓根換不來所謂支持,在現實政治面前註定碰壁。(來源:香港新聞網) 詳情: #斯威士蘭#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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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正在靠AI幫助研究農曆,這主題過去我一直有心但無力。曆法牽涉了上古史幾乎所有範圍,從天文學、考古學、古文字學、器物紋飾學、神話學、上古思想、宗教、上古數學,還有一堆專門術語,日纏、月離、分野、章蔀等 沒修過相關學分,光靠讀書,跟打超級馬利一樣,走兩步就一個坑,爬幾階就一堵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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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莽撞、熱血的年紀後,慢慢會了解「塞翁失馬」的意義,人生的喜悲不要跟著遭遇上的禍福起伏比較好,因為我們永遠不知道人生的下一個轉彎處,等在那裡的命運,是好,還是壞。但我認為這是退步而落後的想法,這是無知的古人應對無法掌握的世界所發展出來的退步哲學。也不是只有東方文明講「塞翁失馬」,羅馬皇帝,以Stoicism聞名的Marcus Aurelius也在他的名著裡,告訴後世的人,不要為了你無法控制的外在事物,而失去了你可以控制的內在平和。我不懂佛教,但這種往內看的人生哲學,據說也是接近佛教的宇宙觀。因為人類無法了解這個世界如何運行,所以只能內求。但為什麼不是去了解這個世界怎麼運作呢? 先秦思想裡有儒家、法家、墨家,這些門派,都是入世而嚐試改變世界,為什麼春秋戰國之後,就剩一個禮教儒家,一個讓一般人難以用來面對世間苦難的高尚哲學?平白讓佛家、道家和各種地方鬼神信仰,得到一個需求很大的市場來安撫人心呢?又或者是古希臘城邦發展出來的各種思想,探索真理的各種嚐試,怎麼到了羅馬帝國,就退化到連皇帝都要講他「控制不了的事物就不要受影響」的那種悲觀、被動、出世的哲學觀? 照黑格爾的講法,退回Stoicism的歷史發展,是因為沒有自由的個體,中國只有皇帝有自由,希臘只有集體的自由,沒有自由的個體,就無法進入理性啟蒙的階段,必需等到基督教義普及了,神進到你的心裡,每一個人才會變成自由的個體,才會開始探索宇宙的真理。黑格爾的唯心論,對我來說,太難懂,但尼采的話,就相當清楚了,基督教是奴隸的宗教,因為只有奴隸才講眾生平等,都是神的子民。如果你是中國皇帝,你怎麼會認為眾生平等呢?如果你是中國皇帝,探索事務的真理的目的是什麼?可以吃更多的美食?可以有更多的錢?可以搞更多的女人?他不用進步的思想,就有了一切,為什麼要追尋真理? 當我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隸,當我相信人生而平等,都有不可分割的天賦人權,我就取得了我個人自由,作為一個自由的個體,我的思想不受任何限制,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壞,不管。但我的思想,不用再受限於「塞翁失馬」,我不用把事物發生的前因後果,歸咎於混沌不清的命運,就算我無法清楚地辨識出因果關係,我也知道背後的機率分佈,也就是說,我可以對世界有科學理性的了解,如果我要什麼好的結果發生,我可以安排可能需要的前因,如果要避免什麼不好的後果,我就要消除可能的壞種子。因此,當我像塞翁的兒子一樣跌斷了腿,我不會傻傻地自我安慰,好事就要發生了。我要做的是,要如何防範我再次跌斷腿。而當我想要進好學校、找好工作、有健康的身體,還是幸福的人生,我不用求神問佛,我思考先人前例,我分析我的優缺點,我調動我的資源,我努力的追求,也許我永遠得不到我想要的,但我知道,我的努力,讓我成功的機率變大,因為萬物皆有因果,而我是一個自由人。 Stoicism和塞翁失馬的哲學是人類文明史上必有的繞道之舉,並不是通往全部自由的救贖,要能狠狠地把人間苦難好好凝視,我們才能永遠脫離福禍相依的無理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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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俄羅斯大使的妻子加入,烏克蘭、義大利和愛沙尼亞大使的妻子離開了堪培拉國際婦女俱樂部——《政治報》 俱樂部主席解釋說,她不能因為俄羅斯女性的出身而拒絕她成為會員——這將與澳大利亞的反歧視立法相矛盾。 烏克蘭大使的妻子Liana Miroshnychenko強調,抗議與該婦女的國籍無關,而是與她正式代表侵略國的事實有關,該國家每天都在殺害烏克蘭人。 她還回顧了俄羅斯對擊落MH17的責任,該擊落造成38名澳大利亞人死亡。 歐盟駐澳大利亞大使代表歐洲外交官對俱樂部主管層的決定表示「深感失望」。 ➡️堪培拉國際婦女俱樂部成立於1964年。 它彙集了300多名女性參與者,其中大部分來自外交界,並將自己定位為交流、休閒、語言課程和體育的非政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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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兩項禁令來得又快又急】##美國對華AI層層加碼在怕什麼# 日前,美國宣布將外國生產的電力逆變器和先進機器人設備列入“覆蓋清單”,相關新型號產品將不得進入美國市場銷售。這一禁令,距離其揚言要調查所謂的中國大模型“蒸餾”問題,尚不到一周。隨着Kimi K3的強勢突圍和中國在多個AI細分賽道實現領先,美國對華AI禁令層層加碼,恰恰暴露了自身的戰略焦慮。面對本應公平開放的科技競爭,美國頻頻動用行政力量,工具箱或許很“充足”,但少了兩個字:自信。#三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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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最後一家商業電影院結束營業】 台灣金門縣最後一家商業電影院“金獅影城”10月31日正式結束營業,加上另一家國賓影城今年上半年已關閉,金門自11月起再度陷入全島沒有商業電影院的“電影沙漠”困境。 據台媒報道,位於金門風獅爺商店街的金獅影城,31日下午5時6分隨着最後一場電影散場,正式結束超過12年的營運。不少民眾及前員工特地前往觀賞最後一場電影,為影城送別,也有大陸遊客到場觀影。 一名曾在影城工作約兩年的民眾回憶,開幕初期影城相當熱鬧,400多個座位幾乎坐滿,如今卻走到停業這一步,令人感慨。他表示,看到最後一場電影散場後播放的新片預告,想到未來已無法在當地觀賞,不禁感嘆:“預告片播的電影在金獅都看不到了。” 金獅影城所屬台開集團此前表示,由於長期經營出現巨額虧損,決定暫停營業。風獅爺商店街亦因整體營運規劃調整,於10月底結束營業,旗下免稅店則已提前於10月15日停止營業。 金門另一家國賓影城已於今年上半年因租約到期結束營業。兩家影城相繼退場後,金門居民若要到商業電影院觀看最新上映的電影,只能搭乘飛機前往台灣本島,或經“小三通”前往廈門。 早年金門實施戰地政務期間,島上曾有十多家電影院,服務駐軍及當地居民。隨着駐軍人數減少,電影院陸續停業,最後一家僑聲戲院於2008年關閉。直到2014年國賓影城及金獅影城先後開幕,當地居民才重新擁有商業電影院。 《金門日報》此前發表評論指出,兩家影城接連停業,不只是商業經營問題,也反映離島公共文化服務面臨的困境。對金門居民而言,電影院除了提供娛樂休閒場所,也具有家庭活動、青年社交及文化交流功能,值得地方政府重新思考如何維持基本文化設施。(來源:香港新聞網) 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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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言自語 我們究竟是在管制一種物質,還是在放棄一個人? 講到毒品,我其實還有一個疑問。對我來說,酒精也是一種很值得警惕的東西。它會影響一個人的判斷、反應和行動能力,有時候甚至會讓人失去控制,做出清醒時根本不會做的事情。抽菸也不是什麼健康的習慣,它會帶來成癮和長期的健康風險。 那為什麼酒精和香菸在許多社會裡可以合法販售,其他精神活性物質卻可能讓一個人直接背上犯罪的標籤?這當然不代表酒精和香菸沒有危害,也不代表所有物質都應該用同一套方式管理。它真正讓我好奇的是:我們今天對不同物質的法律分類,究竟有多少是根據它們的危害,又有多少受到歷史、文化、社會習慣和既有利益的影響? 這是另外一層問題。不能只因為酒精合法,就推論其他物質也應該合法;同樣地,也不能只因為某種物質被列為非法,就認為所有使用它的人都應該被當成罪犯。物質本身的風險、使用方式、成癮可能性、對他人的影響,以及法律應該如何介入,本來就需要分開討論。 但真正讓我感到沉重的,其實是《絕命毒師》。 我想到 Jane,也想到 Jesse Pinkman。 看這部劇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們並不是只有「使用毒品的人」這一個身分。他們有自己的生活、感情、慾望和痛苦,也會期待未來能夠變得不一樣。可是當他們逐漸陷入毒品的影響時,那些原本還存在的可能性,開始一點一點縮小。 Jane 和 Jesse 在一起使用毒品的那段故事,尤其讓人難受。因為你看得到兩個人之間的感情,也看得到他們正在走向一個可能傷害彼此的方向。你知道他們的人生不必然只能這樣發展,可是你也知道,光靠兩個人相愛,並不一定足以讓他們擺脫成癮和痛苦。 而 Jesse 後來的遭遇,更讓這件事情變得複雜。他經歷失去、愧疚、恐懼和一次又一次的創傷。當一個人已經被生活壓到那種程度,毒品可能成為他暫時逃離痛苦的方法。這不表示毒品真的解決了問題,也不表示他不知道自己正在傷害自己。只是有時候,一個人當下想要的,可能只是讓痛苦暫停一下,哪怕他隱約知道,這個選擇可能讓明天變得更糟。 這裡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別。 我們很容易從旁觀者的角度說:「他為什麼不戒掉?」「他為什麼不做別的選擇?」「他明明知道這樣不好,為什麼還要繼續?」 可是,一個人知道某件事有害,和一個人在痛苦、依賴或成癮的狀態下,真的有能力停止這件事,中間存在很大的距離。理解這個距離,不等於替所有行為開脫,也不等於否定個人的責任。它只是提醒我們,人的選擇往往發生在特定的處境裡,而不是每個人都能站在同樣的位置上,冷靜地比較所有可能性。 有些人是出於好奇開始,有些人受到朋友影響,有些人只是沒有想清楚後果。也有人是在生活跌到谷底時,找到一個可以暫時麻痺自己的方法。最初可能只是一個看起來沒有那麼嚴重的決定,後來卻逐漸變成習慣、依賴,甚至變成自己已經很難控制的行為。 而當他終於意識到事情不對勁時,可能已經失去了一段關係、一份工作、一個原本可以走下去的人生方向。那時候再回頭看,他可能真的後悔了。可是後悔本身,不會自動把失去的東西還給他,也不會突然替他準備好一條可以走回去的路。 這就是我認為最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 如果一個人已經陷入這樣的處境,社會除了告訴他「你做錯了」,還能提供什麼?有沒有容易取得、負擔得起,而且不會讓人因為害怕被羞辱或留下紀錄就不敢求助的服務?有沒有人可以在他還沒有完全失控以前,協助他面對成癮、情緒和生活裡的問題?如果他真的需要戒治,離開機構之後,又有沒有持續的支持? 我們不能假設每一個使用毒品的人都想被救,也不能假設只要給予協助,每個人就一定會改變。但這不代表我們可以直接放棄他們。有人可能需要醫療,有人需要心理支持,有人需要離開原本的環境,有人需要很長的時間,才願意承認自己已經無法控制使用行為。制度真正困難的工作,就是辨認這些差異,並且在可能的範圍內提供相應的協助。 這也讓我重新思考,為什麼我們總是很容易把法律處罰當成一種答案。 把一個人關起來,確實可能暫時限制他的行動,也可能在某些情況下保護其他人。但如果我們期待隔離本身就能讓一個人改變,那就得進一步問:他在裡面究竟獲得了什麼?他出來之後,原本讓他陷入困境的原因還在不在?他有沒有更好的選擇?如果這些問題都沒有被處理,那麼刑罰結束了,人生裡的問題卻可能還是原封不動。 我並不是說法律不重要,也不是說每個人都不需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我想說的是,責任和協助可以同時存在。保護社會與幫助使用者也不一定互相排斥。對販運、剝削和傷害他人的行為,我們可以討論適當的執法;對有成癮問題的人,我們也可以認真思考怎麼治療、怎麼降低傷害,以及怎麼讓他重新建立生活。 回頭看《絕命毒師》,老白的角色也讓我想到另一件事:製造毒品、從中獲利,和親自使用毒品,是不同的行為,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動機和後果。不能因為一個人沒有親自使用,就忽略他對其他人的影響;也不能因為另一個人使用了毒品,就把他整個人簡化成那個行為。 我們需要看見每個人在這條鏈條上做了什麼,也需要看見他們的選擇如何影響其他人的生命。 所以,我最後想問的不是大麻一定該不該合法,也不是所有毒品都應該怎麼處理。 我更想知道的是:當一個人第一次做出可能傷害自己的選擇時,我們有沒有機會讓他理解後果?當他開始失控時,有沒有人可以介入?當他終於後悔時,這個社會還有沒有一條路讓他走回來? 因為很多人生的悲劇,並不是當事人從一開始就決定要毀掉自己。有時候,他只是做了一個當下看起來可以接受的選擇,接著一次又一次地重複,直到有一天,他才發現自己已經走得太遠。 而我們真正該思考的,是能不能在那一天到來以前,讓他有機會停下來。 一個人做錯選擇的時候,我們當然可以討論他應該承擔什麼責任。但如果我們只會在他跌倒之後判定他有罪,卻沒有能力在他還有機會改變的時候提供幫助,那麼我們究竟是在解決問題,還是在等待下一個人走到同樣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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