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暴涨超19%，美股存储芯片巨头市值首破万亿；兆易创新、沪电股份等热门股发布重要公告 宏观新闻 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徐亮表示，下一步，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对零就业家庭，提供针对性岗位援助，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2、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日主持例行记者会。记者提问，伊朗是否已请求中方协助将高浓缩铀转运至中国？毛宁强调，我们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我们也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和世界和平稳定。” 3、当地时间26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 4、美国《华尔街日报》26日援引美军官的话报道称，美国海军“已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行业新闻 1、Choice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全市场已有151只基金发布清盘公告，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四成。此外，仅5月就有68只基金发布清盘风险预警，这些基金未来也可能走向清盘。 2、工信部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其中提出，重点围绕驾驶自动化、网联功能与应用、信息安全与数据安全、资源管理与信息服务、汽车软件、汽车数据、“车路云一体化”等领域加速标准研制与迭代。其中还提出，推进控制芯片、计算芯片、车内通信芯片、安全芯片、功率芯片等标准审查报批。 3、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家长不应过度纠结孩子“应该学什么专业”。他指出，与其追逐所谓“不会被AI取代的学科”，学生更应该学会利用AI来深化学习、提升自身技能与专业能力。 4、AI算力硬件需求的爆发，令聚苯醚(PPO)及其改性材料变得供不应求。财联社记者从多家企业获悉，当前PPO树脂供应确为紧俏，处于满产满销状态。 5、中国信通院发布数据，2026年4月，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2573.3万部，同比增长2.8%，其中，5G手机2473.6万部，同比增长24.4%，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96.1%。 6、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获悉，我国领衔亚洲首个合成细胞十年技术路线图发布。该技术路线图系统梳理了构建合成细胞面临的核心挑战，并提出分阶段目标，为亚洲未来十年攻关合成细胞指明了行动方向。 7、两项光伏组件强制性国标发布。其中提出，通过规定组件铭牌中电性能参数值的最大允许公差和验证判定值，明确测量方法、规定量值溯源要求、测量结果可追溯，以杜绝功率“虚标”现象。 8、支付宝昨日举行AI支付生态大会。会上，蚂蚁集团研究院院长庄蹯表示，Token消耗将迎来指数级增长，2030年预计Token消耗量将增长超300倍，拥有22亿的活跃智能体，年执行任务可达400万亿次。 9、北京时间2026年5月27日0时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二十四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公司新闻 1、*ST闻泰公告，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闻泰转债”转股价格。 2、兆易创新公告，持有长鑫科技股份仅占其当前总股本的1.80%，持股比例较小。公司还公告，在5月11日至5月25日期间，实控人朱一明累计减持公司股份632.99万股。 3、海螺水泥公告，拟以6亿元至10亿元回购公司A股。 4、燕东微公告，股东亦庄国投拟减持不超1%股份。 5、盛视科技公告，全资子公司签署60亿元算力产业合作协议。 6、深科技公告，子公司拟扩大高端存储芯片封测产能，项目计划总投资14.7亿元。 7、林州重机公告，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8、天赐材料公告，拟开展年产16万吨高压实磷酸铁锂项目前期工作，预计总投资不超过21亿元。 9、沪电股份公告，随着PCB行业整体产能持续释放，未来市场竞争预计将会加剧。 10、欧科亿公告，股东询价转让定价为96.45元/股，较昨日收盘价折价31.1%。 11、亚世光电公告，第一、第三、第四大股东拟合计减持不超5.28%股份。 12、*ST汇科公告，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变更为“汇金科技”。 13、新亚制程公告，业务不涉及半导体的设计、制造、封装等。 14、仕佳光子公告，终止购买福可喜玛通讯公司事项。 15、甬矽电子公告，2.5D封装产品线目前正在与客户送样验证中，尚未实现量产。 环球市场 美股三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道琼斯指数跌0.23%，标普500指数涨0.6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1.19%。纳斯达克中国金龙指数收涨0.57%。美光科技收盘大涨超19%，总市值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盘中一度涨超20%，创2011年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国际原油期货结算价涨跌不一。WTI原油期货结算价收跌2.81%，报93.89美元/桶。布伦特原油期货结算价收涨3.58%，报99.58美元/桶。 富时罗素表示，符合条件的快速准入IPO将在初始上市后第五个交易日收盘后纳入。

美国的大门已经彻底关上了。 特朗普曾宣布三个重大决定， 条条都在堵路。第一，美国不 再接纳第三世界国家的人，翻 译过来就是别来了，来了也白 来。第二，所有拜登时期非法 入境的，全部驱逐，不分国籍 、不问理由，只要是非法入境 ，统统走人。第三，想占美国 的便宜不行了，终止向非美国 公民发放联邦福利，以前来了 就能吃救济、领补贴的日子彻 底结束了。过去很多人把美国 边境想象成"人生重启按钮" ，仿佛只要跨过去，账单有人 兜底，孩子有人上学，日子立 马开挂。可到了2026年5月，这 个故事明显不好讲了。特朗普 政府重新把移民问题推到台前 ，边境、福利、遣返、绿卡申 请，全都开始收紧。美国这扇 门，不能说彻底消失，但门口 的安检，已经比机场还严。先 看最新动向。2025年1月，特朗 普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联邦 政府加强移民执法，重点针对 可被遣返人员，并强调维护美 国人的安全、经济和财政利益 。白宫随后又在2025年2月发 布措施，要求防止纳税人资源 被用于支持非法移民。到2025 年4月，白宫进一步提出，防 止非法移民获取社会保障法相 关福利。也就是说，特朗普不 是嘴上喊两句，而是把"美国 优先"写进了政策文件。边境 数字也能说明风向变了。美国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数据显示， 2025财年美国边境巡逻队在美 墨边境记录的移民遭遇数大幅 下降。皮尤研究中心根据美国 官方数据分析称，2025财年这 一数字为237538次，是1970年 以来最低水平。这个变化背后 ，既有执法收紧，也有政策信 号变冷。更让外界关注的是遣 返。美国国土安全部2026年1月 称，特朗普政府正在推进更强 硬的移民执法。白宫官网也宣 称，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 已有大量非法移民被遣返或自 行离境。不过，不同机构对具 体人数统计口径并不完全一致 ，所以稿件中不宜写死"几千 万""全部驱逐"这类绝对说法 。稳妥写法应是：美国正在推 动更大规模遣返，并鼓励部分 非法移民自行离境。美国真正 头疼的，并不只是边境那道线 ，而是线后面的账本。非法移 民进入后，教育、医疗、住房 、司法、收容都要花钱。过去 美国经济家底厚，很多问题还 能捂一捂。如今通胀、债务、 党争、治安焦虑一起冒头，普 通美国人看着账单，心里自然 不舒服。这就像一桌饭，本来 主人家自己都快不够吃，门口 还排着长队。嘴上说"欢迎大 家"，手里却开始悄悄数米袋 。特朗普抓住的，正是这种社 会情绪。还有一个最新变化很 关键。2026年5月22日，美联社 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宣布，部 分在美国境内申请绿卡的外国 人，需要返回原籍国或境外美 国领事机构办理，不再像过去 那样轻松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 。此举不仅影响非法移民，也 影响部分合法居留者、留学生 、工作签证持有人和与美国公 民有家庭关系的人。这说明， 美国政策收紧已经不只盯着" 偷渡者"，连合法移民通道也 在变窄。过去是"先进来，再 慢慢办身份"；现在更像是" 先出去，再排队"。门没完全 拆，但门槛明显加高了。当然 ，标题里"美国不再接纳第三 世界国家的人"这种说法，需 要处理得更严谨。美国并没有 公开宣布永久拒绝所有所谓第 三世界国家人员入境。更准确 的表述是：美国政府正在通过 签证审查、福利限制、遣返行 动、绿卡程序调整等方式，压 缩来自部分国家和群体的移民 空间。这样写，既有力度，也 不容易被事实打脸。这场移民 风暴，说白了就是美国模式的 一次反噬。过去美国一边喊自 由开放，一边享受全球人才和 廉价劳动力红利；等内部矛盾 变多，又开始把门关紧。需要 人时讲包容，缺钱时讲规矩， 这算盘打得噼啪响。相比之下 ，中国的发展逻辑更稳。中国 强调的是把本国事情办好，坚 持发展实体经济，改善民生， 推动合作共赢。靠偷渡改命， 终究像买彩票；靠国家稳定发 展，才是踏实过日子。美国今 天的移民困局，也提醒很多国 家，真正可靠的不是远方的救 济，而是脚下的产业、秩序和 发展能力。美国的大门没有神 话里那么敞亮，特朗普的政策 也不是简单一句"关门"能概 括。它背后是美国财政压力、 社会撕裂、党争加剧和国家战 略收缩。曾经的"美国梦"还 能不能继续吸引世界，已经打 上大大的问号。对普通人而言 ，与其幻想翻墙进别人家的院 子，不如把自己的家园建设好 。真正能让人民安心的，从来 不是别国福利，而是稳定的国 家、踏实的饭碗和看得见的未 来。

🚨中共8月28日颁布修订的《国防动员法》，10月1日起施行。几个关键变化： 1️⃣ 后备兵员可被快速征召 国防动员实施后，被征召的后备兵员必须按要求报到；未经批准不得离开登记地。 2️⃣ 18—60岁男性、18—55岁女性原则上承担国防勤务 包括支援军队作战、战争灾害救助以及协助维护社会秩序。交通、通信、医疗、能源、食品、工程、新闻媒体等行业也被明确纳入国防勤务范围。 3️⃣ 政府可征收、征用民用资源 动员后，如果战略储备无法满足需求，县级以上政府可以依法征收、征用个人和企业使用的设施、设备、交通工具、场所等民用资源，并规定相应补偿。 4️⃣ 金融、交通、通信、能源、食品等行业可被实施管制 国防动员实施后，根据需要，可以对金融、交通运输、电信、信息网络、能源水源、医药卫生、食品粮食、商业贸易等行业实行管制，也可以限制人员活动和物资、车辆进出。 5️⃣ 企业也必须为动员做准备 企业可能被要求储备设备、材料、技术、数据、软件和专业人员，并承担军品生产、扩大生产、维修保障等任务。 6️⃣ 不履行义务可能被强制执行 拒绝征召、拒绝国防勤务、拒绝征收征用民用资源、拒绝提供相关统计资料等，可以被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以强制履行，严重的还可能受到治安处罚甚至刑事追责。 这部法律的核心，就是把和平时期的经济、社会、人员和资源，建立起一套在需要时能够迅速转入国防动员状态的制度。

许万平访谈录：为了理想坐牢，我无悔无怨 作者中国公民运动网撰写 编者：四川民主党人许万平，自1989年开始，因理想先后三次被重判入狱，累计刑期长达23年之久，在监狱中度过了20余年没有自由的岁月。出狱后，虽面对生活的种种艰难和严密的监控，但民主理念初衷不改，“结束专制统治”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为了让中国早日步入民主自由的社会，他依然行走在充满荆棘的抗争之路上。 交谈中，“无悔无怨”这个词反复从他的口中平淡地说出来。30年来，许万平有20余年在监牢里，这是大多数自由战士必然要历经的苦痛，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过程中，不知还有多少像许万平一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勇毅和执着，支撑着苦难民族最后的一点希望。在当下严酷的政治环境中，许万平们的坚守或许会让我们继续坚定地前行。以下是对许万平的访谈。 问：大家都知道您坐过大牢，累计刑期有20多年，不管是在监狱里，还是走出小监狱回到社会这个大监狱中，您一直都在为自由民主事业抗争，请您谈一谈曾经的坐牢经历和这么多年的抗争史。 许万平（以下简称许）：这要追溯到1989年的那场学生民主运动。当时参加八九运动时我27岁，我在重钢印刷厂工作，惊闻六四血腥镇压天安门大屠杀的当晚，我义愤填膺写下一首诗，其中有“惊闻屠刀举，山河化悲哀”的句子，我当即决定成立“中国行动党”，称邓为秦始皇第二，提出铲除中共暴政，推翻独裁统治，一个月后被抓捕。 坐牢虽然痛苦，但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献身，为了所做的一切最终达成愿望――那就是独裁政权早日被推翻，坐牢就不算什么了，既然选择了就没什么可逃避的，就要坦然去面对。对个人而言也就不会留有遗憾，无悔无怨。在看守所期间我被带着反铐，睡觉也戴着，这是非常严重的酷刑。这时候想家庭，想亲人都没用，并不是我无情无义，而是必须要面对残酷的现实政权，就是死也要坦坦荡荡的。 我在1989年7月被抓捕后，当局指控我六四后组建中国行动党，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当时是反革命罪）判刑7年，参与六四社会运动判刑2年，合并执行8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权权利5年。1990年3月我被送往重庆第三监狱（川东监狱）服刑。在监狱里我被刑事犯打掉两颗门牙，可能是20年的牢狱生活，营养不良、睡眠不好加上身心被摧残，我的牙齿已经掉了13颗，我想如果生活在正常的环境下，我的牙齿不应该掉这么多。 问：真敬佩您当时的勇气和担当，谢谢您给我们讲述了这么多，您最近一次出狱是哪一年？ 许：我一共被判三次刑，第一次就是刚刚讲到的89年，第二次是98年被劳教3年，第三次是2005年被判刑12年。我是2014年获判刑出狱。89年坐牢的时候，监狱方也曾希望为我判刑，但我表示敢作敢为，不要求减刑。但第三次坐牢时，我的母亲年事已高，我想早一点自己回家照顾年迈的母亲，当时我的心态就是能减就减，不减也没关系。我出狱后重庆国保总队队长对我说：我不知道你减刑了，不然我一天也不会给你减。 问：您萌生这样的理念是在什么时候，这些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许：萌生这种想法是因为长期在社会环境中看到的不公，感觉这个制度是有问题的。记得1981年厂里播元旦社论，社论中提出去年有哪些伟大成就，今年要做什么，空话一大堆。但是成就在哪里不知道，也看不到，明显在骗人。还有就是社会自79年就提出改期开放，民主选举，当时我在单位当团书记和厂工会委员，推动厂里的民主选举，推动厂长和工会由民主选举产生，最后虽然厂长是通过民主选举上来的，但上面很不高兴。另一点是我在选举中被选上厂工会主席却不被承认，工会主席最后由上面直接任命。 问：您怎么看待制度与人的关系？ 许：它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制度不好，每个人生活的就不会，人无法获得自由。比如现在大家在一起聚一聚，谈一谈时局，都可能会指控“寻衅滋事”，这个制度让人压抑，所以为了自由只有抗争。 问：您的梦想与现状有什么差距？ 许：差距很大。我的梦想是每个人都要生活的开心，有真正的自由，人权有充分的保障。现实却是中共政权对你的生活进行种种限制，如薛仁义做绿叶行动，是民间自发的环保行动也不被允许，被抓捕至今未放。 问：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您的生活吗 许：诚实做人，平凡一生。 问：您最难忘的记忆和最痛苦的感受是什么？ 许：母亲。母亲走的时候我没能为她送行，在母亲的晚年，我们陆陆续续分别20年之久，她孤孤零零的，我知道她的痛苦和辛酸。还有就是杨天水的离去，天水是我最亲密的战友，没料想就在他还有两个月就要出狱的时候却患了脑廇猝然离世，他在中共的监狱里坐了23年黑牢。 问：您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许：做任何事情不应该有什么后悔的，错了就错了，好与不好只要在做就行了。如果说有什么后悔，那就是89时候我再勇敢一点，勇敢的力量也许能带动更多的人。 问：哪件事对您的生活或命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许：八九六四。 问：您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是什么？ 许：89年6月5日成立中国行动党，宣称铲除中共暴政。 问：您对谁最怀感激之情？最敬佩的人是谁？ 许：我要感激的人很多，在监狱的时候有很多朋友给我的家人写慰问信，打电话，经济上帮助。我出狱后朋友们说我坐了这么多年牢，不要再冲在前面了，我对所有关心我的人都心怀感激。最敬佩的人也有很多，老秦，天水，新公民运动的许志永等等。 问：您认为谁最值得效仿？ 许：荆轲。 问：您有没有伤害过他人，用语言或者行动？ 许：语言上可能会有。但是，我们没有仇恨，没有矛盾，有的只是观点的不同，大家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哪怕打破头都是兄弟。 问：您有没有一直无法释怀的人？ 许：我的妻子，她为了我受了很多苦。 问：如果有一个人需要您牺牲自己换取他活下去的机会，这个人会是谁？ 许：天水。我会义无反顾。 问：假如您最多还能活一年，您会把这个消息告诉谁，这个消息会给您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 许：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会第一时间告诉我的对手，这一年我会继续和你们战斗，继续做我该做的事。对我生活的最大影响就是要加倍努力了，把时间一分一秒都用起来，直到闭眼的那一刻。 问：如果您失去了自由，您最担心会发生什么？您希望别人能做什么？ 许：这时候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牵挂肯定会有，但想什么都是多余，只有坦然面对。如果外面的人能够轻轻触动一下屏幕和键盘给予关注，就很满足了。 问：如果能实现的话，您愿意从头开始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吗？ 许：只有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了，我才可以和家人一起过平淡的、开心的生活。 问：如果能重返生命的某一刻，您愿意回到哪个时间点？ 许：青春热血时代，有充沛的精力和时间和制度斗争。 问：您认为最完美的生活是什么？ 许：国家有充分的自由民主人权保障，还有干净的空气，健康的食品，享受蓝天开开心心过自己的生活。 问：您最满意自己的哪一点，最想改变自己的哪一点？ 许：满意的是做事情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无悔无怨，自己想做的事都去做了。最想改变的是，从现在起在生活中有更多的生活元素，除了现在一天为了民主奋不顾身，还应该在其他方面有多种表现。 问：别人的评价与您的自我评价一致吗？ 许：估计很多人会认为我性格倔强，应该和自我评价一致。我这个人有话就说，要做的事谁也阻挡不了。 问：对于我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您有没有解决的方案？您希望怎么去实施？ 许：有方案，但却要一步一步去实施，但愿好的愿望能有好的结果。从事民运的人不仅要脚踏实地，还必须要有担当。虽然控制言论，但网络的便捷可以让更多的人快速了解真相。一个是要有团队总的意识，不管什么观点，但大的目标都是为了推动民主制度早日实现，所以不能互相切割。另外，行动不仅是口头上的表达，还需要多种形式的努力，推动社会进步需要多元，只要我们不懈去努力，制度总有一天会改变。 问：您有没有曾经深信不疑如今却深感怀疑的东西如观念、信仰、认识等等？ 许：有。我05年第三次被抓捕的时候，我认为大的框架已经完成，全国性联运已经形成，但是我2014年出狱的时候，看到的不是很满意，很多人和事都已经面目全非了。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对社会有了更深层的思考和认识。 问：您感到过孤独吗？ 许：在监狱里经常会有，但是挺过去就行了，告诉自己要坚持、坚持。 问：您认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许：做自己该做的事，对得起自己、家人、社会。 问：您最近一次的哭泣在什么时候？ 许：不久前看到了一篇我在监狱里写给家人的信，无限感怀。 问：您得到的最热烈的掌声是因为什么？ 许：是89年5月26号，当时我在重庆人民大礼堂广场上搞了一个形为艺术，就是将写有“李鹏强奸民意”的牌子挂在胸前，头上戴着尖纸帽，手里拿着“镇压”的牌子，周围挤满围观的民众，大家热烈鼓掌，人群中照相机也不停地捺下快门。 问：您对死亡的态度是什么？如果现在就死去，您觉得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没有做或还有什么重要的话没有说？ 许：我对死亡的态度是坦然。没有实现我的理想，没有看到这一天的曙光。 问：您现在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要采用什么方式去实现？ 许：我们的民运朋友们都能够把自己的素质再提高，增加彼此的交流，加强大家的紧密联系。 问：您愿意与他人分享生活中的哪些内容？ 许：监狱和爱情传奇，对家庭的责任感。 问：您生活的动力是什么？ 许：天就要亮了！ 问：在上述问题中，只能选择一个的话，您以为哪个问题最重要？ 许：我们的天，明天就会亮！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感谢您愿意与大家分享您的不凡人生经历。 以上文字根据对许万平先生的访谈视频整理，相关视频将酌时发布。 附：许万平简介 许万平，1961年4月11日出生，重庆异议人士。1980年代开始从事民间选举等推动中国实现民主的事业，1989年六四镇压后，因组建“中国行动党”及参与六四运动，被重庆市中级法院指控“反革命宣传罪”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判处8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权权利5年；1998年10月14日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罪”行政拘留，获释后12月被重庆市政府判处劳教3年；2005年4月30日再被刑事拘留，2005年12月21日被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2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 判决书中罗列了许万平的诸多“罪状”，包括救助良心犯家属，筹建中国民主党的通信及许万平撰写的文章等等。在累计服刑20年后，许万平于2014年4月29日第三次走出监狱的铁门，目前依然战斗在推动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一线。 1 月 8, 2019

台湾何去何从：北京会在什么时候认为“不能再等”？ ---从台湾世代变化、芯片产业、中美军力和2035窗口谈起 讨论台湾问题时，人们往往喜欢寻找一个年份。 有人说2027，因为那是解放军建军百年节点；有人说2049，因为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年；还有人认为根本不会打，两岸会无限期维持现状。 我越来越觉得，这三种说法都把问题简单化了。 真正决定台湾问题何时进入终局的，未必是哪一年写在日历上，而是北京什么时候得出一个判断： 继续等待，已经不会让统一变得更容易。 如果这个判断始终没有出现，两岸完全可能继续拖下去。 但如果中国的军事、经济、科技条件已经成熟，而台湾社会又越来越明确地把“永久维持分治”当成最终状态，那么北京的决策逻辑就可能发生根本变化。 从今天能够看到的趋势出发，我认为真正值得观察的不是2027，而是2035年前后。 一、先说台湾：年轻人越来越“台湾化”，却不等于越来越支持法理独立 台湾最明显的长期变化，不是哪一个政党支持率高了几个百分点，而是身份认同。 政大选举研究中心几十年的长期调查非常清楚地显示，单一“台湾人认同”长期上升，而单一“中国人认同”已经降到很低；在统独选择上，各种形式的“维持现状”长期占据主体。 这意味着未来台湾年轻人的主流政治心理，很可能既不是传统国民党的“中国统一”，也不是早期独派意义上的“赶快成立台湾共和国”。 更像是： “我是台湾人。” “我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 “但是没有必要为了改国号打一场战争。” “现在这样自己选总统、自己治理自己，最好一直维持下去。” 这是台湾社会最值得北京重视的变化。 因为从台湾人的主观角度看，这叫“维持现状”。 但从北京的长期国家目标看，如果“维持现状”的真实含义逐渐变成： 2026这样，2046这样，2066还是这样，而且永远不讨论统一， 那它最终就不再是一个临时状态，而接近永久分治。 问题就出在这里。 《反分裂国家法》并没有规定“台湾必须在某年以前统一”，但它明确保留了在“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等情况下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的空间。2025年《反分裂国家法》实施20周年时，北京仍把“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并强调大陆发展进步和综合国力是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 所以台湾社会越觉得“永久维持现状”是最安全的选择，北京反而越可能在更远的未来产生另一个判断： 如果再等下去，和平统一的社会基础只会越来越小。 这是两岸今天最大的结构性矛盾。 二、但是，台湾年轻人越来越台湾化，不代表台湾一定越来越支持民进党 这一点经常被混淆。 2024年总统选举的年龄结构很有代表性。柯文哲在年轻人中明显占优，侯友宜在年轻层严重落后，赖清德则保持了相当稳定的基础。 这说明台湾年轻人的变化首先是： 传统蓝绿政党认同变弱，台湾身份认同却变强。 一个30岁的台湾人完全可以同时认为： “台湾当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的一部分。” “我不想统一。” “但我也讨厌民进党。” 所以未来真正可能消失的不是“国民党”这个组织，而是传统国民党的某些政治叙事。 如果国民党想长期活下去，它最终很可能必须进一步台湾化，变成一个主张中华民国框架、反对法理台独、重视两岸交流、但同时明确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控制的台湾中间偏右政党。 民众党或者未来其他第三势力同样可能占据这个空间。 换句话说，台湾未来未必越来越“绿”，却很可能越来越形成一个跨党派的共识： 不主动宣布独立，也不愿接受统一。 这才是北京真正要面对的东西。 三、台湾今天经济很好，但最大的长期危险不是衰退，而是“不再不可替代” 有一种说法认为台湾已经经济不行了，这与现实不符。 2025年台湾实际GDP增长超过8%，2026年在AI、半导体和服务器需求推动下，官方最新预测甚至达到11%左右。台湾2025年出口达到约6400亿美元，美国已经以31%的占比超过中国大陆及香港的26.6%，成为台湾最大出口市场。 所以台湾现在绝不是一个正在经济崩溃的地方。 真正的问题在于另一件事： 台湾目前最重要的战略价值，很大程度建立在它拥有一些大陆和世界短期难以替代的技术与产业。 最典型的当然是先进半导体。 台湾过去几十年很多优势其实已经经历过类似过程。 LCD面板、普通电子制造、部分PCB、LED、太阳能等领域，过去台湾都有很强的领先地位。大陆产业规模扩大以后，并不是台湾突然不会做了，而是大陆也会做，而且很多领域做得更多、更便宜。 台湾于是只能继续往产业链上游跑。 从PC代工跑向晶圆代工，再跑向先进封装、AI服务器、高性能计算。 问题是，这是一场永远不能停下来的比赛。 中国目前已经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约32%，超过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四国之和。 所以长期真正值得问的问题不是： “中芯国际今年是不是已经追平台积电？” 而是： 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制造体系、远大于台湾的研发投入、完整产业链和巨大工程师规模的经济体，如果连续二十年把先进半导体国产化当成战略目标，台湾能否永远保持两三代优势？ 我认为很难把答案理所当然地设定成“可以”。 如果到2035年前后，大陆在先进逻辑制程、存储、半导体设备、材料、AI芯片等主要领域都已经能够满足自己的核心需求，那么台湾对大陆最重要的一张经济牌就会明显贬值。 大陆未必需要制裁台湾。 只要自己会做了，台湾原来的稀缺价值自然就下降。 这反而比制裁更加不可逆。 四、台湾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大陆从下面追，美国从上面搬 台湾现在有一个长期容易被忽视的夹击。 大陆不断向高端制造爬升。 与此同时，美国又在主动降低先进半导体过度集中台湾的风险。 2026年美台达成的半导体与投资安排中，台湾半导体及科技企业承诺至少新增2500亿美元美国投资，以加强美国本土先进半导体、能源与AI产业能力。 这当然不会让台湾半导体产业明天消失。 台积电最重要的研发、人才和先进产能目前仍然高度集中台湾。 但长期方向很值得关注： 大陆希望降低“没有台湾芯片就无法正常发展”的风险； 美国也希望降低“台湾出事美国科技产业就瘫痪”的风险。 这意味着台湾过去最重要的“硅盾”，实际上同时受到两边侵蚀。 大陆追赶它。 美国复制它。 台湾仍然可能长期保持富裕、先进和高技术，但存在一种2035至2045年的可能： 台湾从一个全球高度不可替代的科技节点，逐渐变成一个非常优秀、非常富裕，却没有过去那么不可替代的发达经济体。 如果出现这种变化，最大的影响甚至不是台湾人的收入，而是台湾在大国战略计算中的重量。 五、为什么我认为北京最容易做的，反而不是政治工作，而是继续发展经济和扩充军力 两岸和平统一最难解决的，其实一直不是经济问题。 而是政治互信。 北京可以承诺： 统一以后台湾保持现有生活方式； 保护私人财产； 保持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 台湾可以享受大陆巨大市场。 2022年大陆统一白皮书确实仍然强调这些内容。 问题是台湾人真正担心的是： “今天答应了，三十年以后怎么办？” 这是一种典型的可信承诺问题。 哪怕大陆明天把香港政治制度重新放宽，也未必能让台湾多数人马上接受统一。 因为台湾对统一的拒绝已经不只是制度恐惧，还包含非常深的政治共同体认同。 一个人完全可能认为大陆民主、富裕、自由，却仍然说： “很好，那我们就做关系很好的两个华人社会，为什么一定要合并？” 所以政治互信可能是北京最难解决的问题。 相反，有两件事的结果非常容易验证： 经济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军事实力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芯片造出来就是造出来。 军舰下水就是下水。 导弹、无人系统、核力量、造船工业和航空工业有没有形成规模，也都是客观能力。 这就产生一个非常现实的战略逻辑： 如果北京认为未来十年自己的综合实力仍然会上升，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在今天承担战争、制裁、资本外逃和战后重建的巨大成本？ 继续投入经济、科技、军工和抗制裁能力，本身就具有更高的期权价值。 最理想的军力从来不是打出去的军力，而是让别人重新计算选择的军力。 六、2035为什么比2027更值得注意 2035不是公开的台湾统一期限。 这一点必须说清楚。 但是2035本身确实是中国官方军事现代化的重要节点。中国公开规划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美国国防部最新中国军力报告也仍然把2027、2035和2049作为解放军三个主要现代化节点。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真正值得观察的是2035前后，而不是把2027当成所谓“攻台截止日期”。 到2035年可能同时出现几件事。 第一，中国在第一岛链的常规军事能力与今天相比更加成熟。 第二，中国战略核力量更加完整，美国干涉台海需要考虑的已经不是损失几十架飞机，而是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失控升级的可能。 第三，大陆先进产业对台湾关键技术的依赖进一步下降。 第四，台湾年轻世代的政治认同进一步固化，北京对“台湾民意以后自然转向统一”的期待更低。 第五，美国、日本、台湾也在加速军事建设，因此北京同样不能假设时间永远只对自己有利。 所以2035的特殊意义不是： “到这一年必须打。” 而是： 到这一阶段，北京可能第一次同时具备更成熟的实力，又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继续等待的政治收益在下降。 这两个条件同时出现，才是真正的风险窗口。 七、美国到底会不会为了台湾与中国开战？ 这是台湾问题里最容易被情绪化讨论的问题。 支持台湾的一方经常默认美国一定会来。 另一边又经常默认美国绝不会来。 两种判断都缺乏依据。 美国对台湾没有类似美日安保条约那样的自动共同防御义务。美国长期政策本身就是战略模糊。 这意味着美国希望同时达到两个目标： 让北京相信美国可能介入，因此不敢轻易动武； 又不提前把自己锁死，真正发生战争时仍然保留选择。 台湾对美国当然重要。 它位于第一岛链中央，关系日本、菲律宾、西太平洋力量平衡和美国亚洲联盟信誉。 因此把台湾简单说成“美国只关心芯片”同样不准确。 但台湾对中美双方的重要性是不对称的。 对北京而言，台湾同时涉及： 国家统一、民族历史叙事、中共政治使命、沿海安全、西太平洋军事地理和中美战略竞争。 对华盛顿而言，它主要涉及： 地区力量平衡、亚洲联盟信誉、第一岛链、供应链、经济利益和民主价值。 中国可以认为： “这是我的国家统一问题。” 美国不会认为： “没有台湾美国就不是完整的国家。” 这个差异非常重要。 如果未来中国第一岛链常规军力越来越强，核二次打击能力越来越可靠，而美国又逐渐把先进芯片产能分散出去，华盛顿最终面对的问题会越来越尖锐： 台湾很重要，但重要到值得美国本土冒核战争风险吗？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美国和整个北约可以提供巨额武器、资金、情报和制裁支持，却始终避免美俄军队直接全面交战。 台湾与乌克兰当然不能机械类比，中国与俄罗斯也不是同一个国家。 但乌克兰战争至少证明了一点： 面对另一个核大国，“支持一个伙伴”与“本国军队亲自参战”是完全不同的决策。 未来中国实力越接近甚至局部超过美国，这个区别只会更加重要。 八、日本也是同样的问题，而且风险比美国更加直接 日本近年来明显把台湾海峡稳定与自身安全联系起来。 日本2025年防卫白皮书继续把中国军事活动称为日本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之一，同时反复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从地图看，日本有充分理由担心台湾被大陆控制以后西南诸岛安全环境恶化。 但另一面同样存在。 如果日本真正参加台海战争，就意味着日本与中国发生热战。 这不是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能够概括的事情。 战争意味着冲绳、九州军事基地可能进入攻击范围，中日经济关系断裂，而且还要面对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武大国和世界级工业国。 所以日本同样面临一个悖论： 为了避免未来安全环境恶化，要不要今天承担一场可能直接破坏自身安全的战争？ 我认为日本会长期坚持“台海和平关系日本安全”。 但未来日本政府是否愿意把这句话自动兑换成军事参战，则会越来越取决于当时的中美军事力量和日本社会自己的风险判断。 九、经济压力真正可怕的，不只是金融，而是现代工业的“不可替代时间” 过去谈长臂管辖，人们通常想到美国。 美元、银行、保险、金融结算使美国拥有非常强大的域外制裁能力。 但中国拥有另一种性质不同的力量： 实体制造和供应链。 中国目前占全球制造业约32%，在大量工业中间品、电子零部件、关键材料和加工环节拥有巨大的规模优势。 对于台湾这种高度发达、供应链极其复杂的岛屿经济体，危险之处不是“少买一些中国手机”。 手机可以晚一年换。 真正困难的是工业系统中某一个价值很低，却必须每天供应的零件、材料或中间品突然消失。 现代工业的特点是： 一个几美元的零件可能卡住几万美元的设备。 找到第二家供应商，也不代表第二天就能使用。 可能还需要验证、认证、重新设计生产流程。 所以中国制造业形成的经济影响力不能简单按进口金额计算。 当然，这种工具一旦频繁使用，也会产生强烈反作用，刺激台湾、美日欧不计成本建设替代供应链。 这也是为什么从北京自己的长期利益看，最理想的状态并不是不断制裁，而是： 中国的市场和产业越来越重要，以至于别人主动认为脱离中国的成本太高。 威慑的最高状态仍然是不用。 十、台湾相对大陆越来越小，也会改变统一后的政治经济计算 九十年代，两岸经济体量差距远没有今天这么大。 今天台湾已经是一个不到大陆5%经济规模的经济体，而且随着大陆继续增长，这个比例未来还可能下降。 这会产生两个方向相反的结果。 一方面，北京越来越没有必要为了台湾的财富破坏台湾经济。 未来大陆如果比台湾大几十倍，那么即使给予台湾非常优厚的财政、税收、市场和社会制度安排，对全国来说也只是很小的成本。 从这个角度看，台湾人担心“统一以后大陆会把台湾的钱拿走”，反而越来越缺乏经济逻辑。 但另一方面，台湾经济占全国越小，也意味着一旦台湾某些政治制度与北京认定的国家安全和中央权威发生冲突，北京为了保护台湾经济而克制自己的动力也会降低。 所以未来统一承诺中： 财产权、企业制度、福利和商业规则可能相对容易保障； 真正最困难的仍然是政治权利。 问题最终还是那几个： 台湾还能不能选出一个北京不喜欢的领导人？ 媒体能否主张台湾重新独立？ 台湾地方政治与中央国家安全发生冲突时，谁拥有最终裁决权？ 这不是钱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政治互信可能永远比经济利益难解决。 十一、所以我为什么把真正的窗口放在2035前后 把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一个很特殊的交叉。 台湾社会长期来看，统一意愿没有明显上升的理由。 大陆的经济、工业、军力和科技能力却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美国和日本当然也会加强准备，但中国具有本土地理、全球最大制造业体系和军力集中于西太平洋的优势。 于是北京未来真正需要判断的是： 我的实力增长速度，是不是仍然快于台湾及其外部支持体系的增强速度？ 如果答案一直是“是”，那么北京越没有理由提前行动。 因为2026能做的事情，2030可能成本更低。 2030能做的事情，2035可能根本不用做就能形成威慑。 但到了某一个阶段，情况可能反转。 台湾身份继续固化。 美日军事体系继续强化。 台湾供应链继续向美国和东南亚转移。 大陆人口和经济增长开始进入新的阶段。 于是北京可能开始问： 再等十年，到底会更容易，还是更难？ 我认为这个问题真正进入决策层核心议程的时间，很可能就在2030年代。 所以我的基准判断不是： “2035年中国会攻打台湾。” 而是： 2035前后很可能成为北京重新评估“时间到底还站不站在统一一边”的关键节点。 如果北京仍然认为时间有利，完全可能继续等。 如果北京认为军事实力已经足够，而台湾和平统一的社会基础正在永久消失，继续等待反而降低统一概率，那么整个台海战略逻辑就会发生改变。 十二、最理想的结果，反而可能是不打 中国真正追求的最优结果显然不是： 花费巨大军费建设几十年，然后把这些军力全部投入一场破坏两岸经济、摧毁台湾基础设施、触发全球制裁甚至中美战争的大战。 如果实力增长最终能够让三个地方同时改变计算： 华盛顿认为直接与中国战争的成本超过台湾的战略价值； 东京认为台海虽然重要，但没有重要到值得日本本土进入中日战争； 台湾社会认为永久拒绝政治谈判已经不是一个没有成本的选择； 那么北京就可能获得远高于今天的谈判地位。 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真正含义。 它并不是台湾人突然热爱统一。 甚至可能大多数台湾人在感情上仍然最喜欢维持现状。 只是到了那时，他们面对的现实选择已经从： “统一还是永远维持现状？” 变成： “在现有力量格局下，怎样安排两岸关系能够最大程度保留台湾现有生活方式？” 一旦问题发生这种变化，台湾政治就已经进入了完全不同的时代。 结语：台湾问题真正的倒计时，不在日历上 我不认为北京已经存在一个公开或可以证明的“2035统一时间表”。 我也不认为战争是必然。 台湾经济目前仍然非常强，台湾也正在强化防御、降低对大陆贸易依赖并重新组织供应链；美国、日本同样不会坐着等待中国实力增长。2027年台湾国防预算预计首次突破1万亿新台币，本身就说明力量变化一定会产生反作用。 所以任何简单的线性外推都可能失败。 但如果一定要回答“台湾问题什么时候最值得担心”，我不会选择2027，也不会机械地选择2049。 我会看2035前后。 不是因为2035有什么神秘期限。 而是因为到那个阶段，有可能同时出现： 中国军事现代化进入新的成熟阶段； 先进产业对台湾依赖明显下降； 战略核威慑进一步增强； 台湾年轻世代的身份认同更加固化； 美国和日本是否愿意为台湾承担战争风险变得更加现实； 北京也第一次需要认真判断，继续等待究竟是在积累实力，还是在永久失去和平统一的政治基础。 台湾问题最后真正的临界点，很可能不是台湾哪一天宣布独立。 而是北京哪一天得出一个判断： “继续等下去，已经不会更好了。” 在那以前，时间是战略资源。 在那以后，时间本身就可能变成压力。 所以，与其天天猜“哪一年开战”，不如关注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 未来十年，中国的实力增长，台湾的身份变化，以及美国、日本承担战争风险的意愿，究竟哪一条曲线变化得更快？ 这三条曲线最终交叉的位置，才可能是真正决定台湾何去何从的地方。

为了防止一些新翻墙的网友忘记了，这里重新发一下任志强的长文《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疫情已经结束了，现在再看，任志强说的基本上是全对 2月18日落笔了“记忆与反思”，本想就此罢手了，尤其是不愿再碰触2月19日的伤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 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 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在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讲话分为一、二、三、四和最后，我也来个一、二、三、四和最后吧！ 一、 第一部分是“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这里讲的是表彰自己的伟大成绩，包括1月7日的批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要靠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国体制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失序，以及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总之都是一尊亲自靠“巨大政治勇气”做出的决策和亲自指挥而取得的重大成绩。 网上有位名为李锦的专家，出版过国企政策的书籍多本，被媒体誉为“我国国企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专门写了篇《“17万人大会”的抗疫历史传奇》的长文，将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与“17万人大会”并列称为党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将载入史册。对此次会议大肆吹捧，已到了无耻之极了！ 中国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可谓是党内执政的一次危机，并提出了“不怕批评，敢于接受批评，敢于自我批评”的信息。对“反右倾”和“大跃进”及瞒产、瞒报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对真相的追查，最终刘少奇用“三七”开承认了七分人祸的错误。毛则在大会上终于作了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事后还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这才让危机渡过了。 这次的大会，也许同样面临的是党内执政的危机，但人们没有看到大会上有批评的意见，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批露，没有查清疫情暴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日的批示才开始。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信息？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中央电视台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为什么会有1月3日的训诫？为什么会有1月3日对美国通报的疫情信息？为什么不提1月7日之前已发生的各种危机？为什么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会公布？至今也未公布！为什么1月7日之后还会召开了各种聚集性的全国大会？为什么还出境访问？为什么在云南敲鼓庆春节？…… 这所有只用1月7日和1月20日来试图终止与斩断国民与社会对疫情发生原因和扩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权力者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也拒绝社会追究这些责任。只想用伟大成绩来为自己遮羞，同时动用各种党所控制的媒体，用所谓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宣传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迹，引导舆论的正能量等方式坚决堵住各种追查事实真相的言论。坚决堵住追究造成这次疫情责任的言论，坚决不承认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认体制与决策无能的事实！ 但这种遮羞式的宣传，大约只能欺骗那些愿意被你欺骗的人，却无法欺骗那些只相信事实与真相的人。 无论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无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欢乐的节日，失去了亲人的破碎家庭。也无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和家庭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满篇的讲话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扩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会没有看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情况。同时不提党的领导的统一体制之下的弊病；不提谁应对疫情的扩大化承担责任；更不会检查和检讨自去年12月以来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诏”，七千人大会尚有检讨、自我批评和认错，但这伟大的“十七万人”的大会，却只有表扬和功劳，并无原因、真相与责任。 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见红卫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马后炮”。伟大与英明正确的战略策略，本应都是防御疫情发生和扩大的工作，但却都发生在钟教授的严重警告之后，而非发生在钟教授的呐喊之前。这也敢称是英明？也敢自吹为成绩？也敢自吹是“及时制定和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明明是在事后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挽救，是在补漏洞、堵窟窿，却被吹成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真是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二字了！ 皇帝可以骗自己是穿了衣服了，但连孩子们都知道皇帝是光着屁股的，那些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穿着新衣，什么是没穿衣服。齐奥塞斯库以为人民仍然会相信他的谎言欺骗时，却不知道船已调头了！ 二、 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 这段讲话的核心大约在“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是在告诉社会，目前的情况全党、全国都纳入了一体，是在同一条船上。将疫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下放到各级政府的头上，告诉全党和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去取得胜利。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我领导的，没我你们都不行。如果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则我死就会中国共产党死，中国共产党死，中国也就死了！ 因此必须保住湖北、保住武汉、保住北京，用举国体制支援重疫灾区，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尤其是防控的重点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做好防控工作，没有我不行，没有党不行，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没有所有人共同为维护核心的努力不行。 皇权意识的传统是国为君天下，臣为君命，故同船同命。没有了君，就没有了国，也就不会有臣的地位与权力了。因此只能是同船同命运，要先共同保住这条船，保住这个君，才能保住臣与民。 当一个现代的国家中，民为天下之主时，则并非是同船同命的概念，也并非都与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袖同命运。如果是个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制度可以选择谁当船长，也可罢免和撤换船长。同样不但可以撤换船长，还可以撤换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大副和水手们。 即使是现代的中国也同样，可以没有一尊，也可以没有执政党，但绝不能没有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 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君则只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地位与利益。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只听君命而不顾民情的情况。当疫情已经发生时，却不敢在没有君令的情况下，向民众公布疫情。不敢公布事实与真相，反而用抓批“谣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传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传播。 此时所有人并非站在一条船上，各自严守着各自的利益，却将一国之民抛弃于后。但当疫情发展到失控时，皇帝却变成了英明的指挥与部署者，让全党全国都被捆绑于这个指挥和部署的船上，成为了必须和只能为皇帝承担责任的人。皇帝可以随意的撤换任何不为维护皇权而献身的臣子，也可以用同船同命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为了党的利益去打好这场保卫战，迎接此次大考。 如果没有上命之错，又何来危机与大考？既然党中央已对疫情形势有了准确的判断，既然亲自指挥已采取了有力有效的举措，既然各项工作部署都是及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疫情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呢？这些并非事前、事中的举措与预防，而是造成了事后的补救。当疫情失控的大量传播时，也才出现了危机。如果是事前的预防，又何来的大考？ 当前的所有举措都是在失了先机的情况之下的补救，是在掩盖与纠正错误的不得已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如能提前预告与预防就不会有武汉500万人的流动，不会有武汉各种的聚会，不会有几十万人的密切接触，不会有几万人的确诊，也不会有几千人的死亡和全国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春节，更不会有不能营业与开工的各种经济损失了！ 防控的重点不是在那些具体的工作上，而在于不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弊病，则无论用什么样的举国体制，能解决了此次的疫情问题，也还会再出现下一次的灾难。十七年前的教训，并没有让这个体制发生彻底的改变，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再次暴发。此次不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下次也一定会再出现更大的灾难。 疫情发生的原因也许尚未查清，但疫情出现之后，未能及时让国民知情，则在于“上无令则下不行”。同时也在于“媒体姓党”，没有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如今又加了个“对借机恶毒攻击”要严惩的罪名！ 真相并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反到是没有真相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当问题已经出现，社会要求查明真相时，执政党却将所有人的命运试图用捆在一条船上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共同努力来救这条船。并试图用同为一条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责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试用用以法制止借机恶毒攻击来扼杀可能对圣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条船上，各级的责任也各有不同。船长本就应承担船长的责任，这是大副及水手们无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体的概念掩盖船长应承担的责任则是幕后的真实目的。 “同舟共济”是当今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疫情的必要，但却不能用此来掩盖船长的责任。 三、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执政党的文化是习惯于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统一于一个命题之下。如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本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却能合并为一个特殊的无法合理解释的词。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担负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已经没有了民主而只剩下专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语，每当“既”和“又”连在一起时的两个定义通常是相对的，这大约就是一种两面开刀的艺术。 讲话的前者是强调防控的重点，后者则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于是就有了既要重点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经济发展工作的部署与安排。 如果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信息是完全开放与公开的，经济是由市场化的方式自我调节的，那么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之下，这个小政府都无法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去调控经济与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险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提出对疫情防控的要求，却无需为人民选择的市场行为提出限制。 但在一个专政的国家，一个非市场化的国家中，极权的宏观政策调控则成为市场经济的障碍。这个统一指挥的调控中，既包括了要服从于疫情防控的一切严格的要求，同时又要精准复工，却又难以获取疫情防控的真实信息，还要由企业承担重点防控的疫情控制，要保证不发生病情的出现，这就更难上加难了。疫情并不能将企业家们变成神仙！ 疫情是一种关系人情、生命和难以防控的风险。企业经营同样是有各种风险的，也涉及员工、股东和上下游等。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企业家会在这两种不同的风险中做合理的评估和防预的对策，并做出适当的选择。 但非市场的情况下，则难以进行合理的安排。也许上下游并不能因疫情和各种规定给以配合，也许你的生产复工也因各种规定而无法满足上下游的要求。尤其是当政治排在第一位时，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场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断而只能服从于政治的责任。又有谁敢跨越雷池呢？在这种连完全复工正常生产都难以兑现时，又何谈扩大与维护就业呢？ 两面开刀则必然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但这已成为执政党文化的特征。因此才有了冲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本是为挽救生命的主力军，却大量的被感染而变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许多的生命，失去了优秀的医学界人才。 为什么浙江也出现了全国病人第二多的地区，但却没有一例医务人员染病呢？原因与差别正在于一种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级绝对服从于上级，政治第一且信息无法公开。另一种则是市场化的方式，将信息公开并各有灵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与权利！ 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停工与延长假期本就给社会带来许多的问题，但试图用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前武汉发出了17号令，会后则撤消了17号令的原因。前者也许是想增加复工的可能，后者则重在疫情的防控，导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冲突。 靠中央或国家统筹，还是靠市场自我调节，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个别省市敢政府付费用专车、专列、专机去迎接农民工入境，支持企业复工，这也许是市场化的需要，政府给以支持和补充，但绝不是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企业的事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但双面开刀的统筹则将两种责任关系混为一谈了！企业也成为了防疫的责任主体了，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脚！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出现了疫情，但各国却采取了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措施。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社会承担社会的义务，企业负责企业的经营，各司其职让国家在没有统筹之中，也并未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正常生活。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无法认定疫情后续的变化，但分工与职责的承担，则十分清楚。这些国家并不会追求领导者的伟大胜利，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绝不会让人民用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胜利，并承担本应由决策者承担的错误责任。 国家为复工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减息、减费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业自救与发展，许多人将此认为是一种上天的恩惠。但却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布于众，并相应防治，又岂会有如今的各种损失与困境，又何需靠各种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与其说这是政府对企业的恩惠，不如说这是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恶果，是理应承担的赔偿。 在武汉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并非是党与政府走在了前面，而是各种民间组织与私人企业走在了前面，并无私的奉献了许多。为了人的生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的支持和支援，则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虽然中央下达了上千亿的资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没有此前不负责任的隐瞒疫情的错误，又岂会有后续的发展与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补救自己决策的失误，而民间的投入则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免受政府失误的侵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不能并列与同解，更不能将政府的责任与民间的奉献混为一谈。 但在一尊的眼中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伟大的亲自指挥与亲自部署！ 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更重要的体现出的是人格上的素质差别！ 四、 加强党的领导 这才是所有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引用唐太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言，一语道破了圣心之意。重不在我为上，重在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让党旗高高飘扬，尤其是用此疫辨诚臣。 你若冲在前，必被我所用，你若退于后，必被我所杀之“决不容忍”！关键时刻要冲上去，并用关键时刻来考察干部，委以重任。 此疫的责任在于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而非党的领导的失责失职，以此来推卸党的领导的相关责任。正是一边高喊加强党的领导，高喊此次“两个亲自”的功劳，一边却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将责任推给了党的领导之下的短板，似乎这样就能回避社会对疫情未能及时发布与公告真相的责任追究了。但这恰恰揭穿了这个体制的病根。所有在讲话中存在的这些党的组织中的问题，其根源都来自于一个不受人民监督，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政党，只忠于皇权与维护核心的体制，来自只讲对党负责在前，而将人民于后的责任关系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承包制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党的领导，党决定一切。承包制就是要让人民自己说了算，自己对自己负责，同时对人民负责。先交国家的，再交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如果坚持党的领导，又如何承包呢？这里最简单的道理正在于如果你要领导，你就必须承担责任。就像这次疫情的暴发正是在“东西南北中，一切服从于党的领导”之下发生的，那么这里所有的责任就不是哪一块短板的问题，而是党的领导的责任。而承包切割了党的领导，却明确了承担责任的人，也因此才有了改革的成功。 当这个国家再次回到了党领导一切，但党绝不对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管理体制中时，那么不但会出现本不应出现的疫情暴发，也会让疫情扩大到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康幸福的地步，也许还会在党的领导中出现更严重的其他问题。 从彻底否定邓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到修改宪法都证明了，这个执政党在试图重新建立一党专政的党国体系。这个一党专政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将人民踢出去，由党代替了人民民主。此后看到的正是纪委领导着监察委、党的网信办领导着国家的体系B，并可任意的制定超越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而是只有党的国家，而无人民的利益与权利了！ 这段话还告诉所有的党员，你们今天都同在一条船上，但如果你不去努力的救这条党国的船，那么我就将你扔到船下去，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另想当“逃兵”，没门！加大问责的刀已经架在了你们的脖子上了！ 讲话的最后提出了三点要求，并引用了著名的古诗来鼓励全党下定决心冲向第一线，落实再落实这些党领导一切的指示。 我只好奇的是皇上重提了2018年1月就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姓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但这次为什么这句话没有用在自己身上？皇上自称今年的1月7日就做出了批示，说明早已知道了疫情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否则又何需批示？但为什么这个见叶知秋的敏锐却未能让这个批示公示于众，甚至没向社会透露丝毫疫情的公开消息？中国已于1月3日向美国通报了疫情情况，为什么如履薄冰的谨慎，却未能将在1月3日向美国通报的信息也同时向中国人民公告呢？ 从全文的开始到最后，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在用各种谎言来当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事实。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时，却已将自己置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之中。越是吹则让遮羞布飞的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和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也许这些口号与古诗会让许多人倍受鼓舞，但聪明的人都能看到这些美丽装饰的背后，是其绝不为此次疫情暴发和领导失误准备承担任何的责任，反倒准备用全国人民的努力与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防治的“胜利”为自己庆功，准备迎接全国人民欢呼“万岁”的战果。 中国执政党用隐瞒前期疫情暴发的原因，靠后续封城的举国之力，骗取了世卫组织的信任，并赢得了国际的称赞。但身历其中的中国人却难以再次欺骗。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痛苦，但中国人知道这次疫情的暴发和所引发的一切本不应出现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严禁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体制。 不管中国的管理体系上有多少的短板，但如果有了言论自由，那么国民在提前知道事实真相时，就会主动的采取各种自我保护，也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失控和传播。比如被当成谣言者的李文亮的微信，不正是在告诫朋友和亲属们要严防疫情的传播吗！如果这不当成谣言，而变成政府对社会警告，那么又何需1月7日的批示和后来发生的一切呢？或许仅靠民间的言论自由的传播就早已取得了防治疫情的伟大胜利了，也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巨大代价的付出！ 无论如何去吹嘘党的领导和“两个亲自”，都无法向中国人民解释1月1日的中央电视台的抓批“谣言”的广播，都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对疫情暴发现任的追究。也许不是今天，但迟早这些政党对人民欠下的债，都是要还的！ 我无法为2月23日的讲话欢呼，反倒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会在那些为讲话而欢呼的声音中更快的发酵。当无耻和无知的人们试图甘心于伟大领袖的愚蠢中生存时，这个社会就会在乌合之众中难以发展与维持了。也许不远的将来，执政党也会在这种愚昧中清醒，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的运动，再来一次邓小平式的改革，重新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 24日公安系统学习2月23日讲话的大会上，给出的信号是政治第一。全国的公安系统要为了“政治第一”而行动起来。拿起刀，扛起枪，坚决消灭一切借机恶毒攻击的势力，为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惜一切代价！ 你愿意成为这个代价吗？代价能让你从梦中清醒吗？

李笑来的核心思想是：先重写概念，再管理注意力，用自学和长期复利改变命运，最后把个人成长升级成家庭、知识产品和财富系统。 ## 1. 概念先行：人是被概念控制的 李笑来很重视“概念”。 他不是单纯讲道理，而是不断重新定义基础词： - 什么是时间？ - 什么是注意力？ - 什么是财富？ - 什么是学习？ - 什么是定投？ - 什么是家庭教育？ - 什么是人工智能时代的能力？ 他的底层判断是： > 很多人不是不努力，而是脑子里的概念表错了。 比如很多人说“时间管理”，但他会说： > 时间根本不能管理，真正能管理的是自己。 很多人说“戒烟需要意志力”，他会说： > 不一定。坏习惯本质是潜意识行为，要用 self talk 改写身份和因果。 很多人说“孩子小，听不懂道理”，他会说： > 讲道理就是讲因果，小孩很早就可以开始听因果。 所以他的方法论第一步永远是： > 先把概念弄清楚，否则后面的努力都可能是错的。 --- ## 2. 注意力是第一生产资料 他讲时间，但更底层其实是在讲注意力。 时间人人都有，但注意力不是。 一个人真正的人生，是由注意力投向哪里决定的。 你把注意力投给短视频、情绪、八卦、无效争论，你的人生就会长成那个样子。 你把注意力投给英语、写作、投资、AI、自学、孩子、家庭系统，它也会慢慢长成那个样子。 所以他很强调： > 注意力是一切生产力的来源和保障。 这点在 AI 时代更重要。 因为 AI 会让很多事变容易，但也会让人更容易偷懒。 有判断力的人用 AI 放大自己；没判断力的人用 AI 糊弄自己。 --- ## 3. 自学是普通人的核心杠杆 李笑来长期讲自学，不是简单说“自己看书”。 他的自学系统大概是： 1. 选一个真正重要的技能； 2. 投入足够密度的注意力； 3. 反复练； 4. 处理前置引用； 5. 建立反馈； 6. 输出、使用、创造。 他提出过一个很硬的说法： > 用你的注意力填满 1000 小时，就能练成任何你所需要的技能。 重点不是“1000 小时”这个数字，而是： > 注意力密度。 每天 10 分钟低密度打卡，和每天 3 小时高密度训练，完全不是一回事。 所以对英语、AI、写作、公开表达、编程、投资理解，他都会倾向于说： > 别装作自己在学，要真的练到能用、能造。 --- ## 4. 复利不只是钱，是人生底层规律 李笑来很早就把“复利”从金融概念扩展成了人生概念。 钱可以复利，知识也可以复利，经验也可以复利，写作也可以复利，信用也可以复利。 他真正想强调的是： > 只要能长期积累、能迁移、能复用的东西，都可能产生复利。 所以他反复讲： - 写作； - 英语； - 自学； - 投资； - 公开表达； - 技术工具； - 家庭教育； - AI 能力。 这些都不是一次性消费，而是会越滚越大的能力资产。 普通人最该问的不是： > 这个东西今天有没有用？ 而是： > 这个东西 7 年后会不会越来越有用？ --- ## 5. 定投：普通人的“被动聪明”机制 李笑来讲定投，不只是讲投资策略。 他讲的是一种普通人可执行的长期机制。 所谓定投，本质是： > 在值得长期持有的标的上，持续、定期、长期投入。 它的价值不只是买入动作，而是让普通人避免： - 追涨杀跌； - 情绪交易； - 短期预测； - 一把梭； - 被市场波动打爆心态。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被动聪明”。 意思是： > 你可能本来不聪明，但只要选了一个正确机制，你后面的很多行为会自动变聪明。 这件事不只适用于投资，也适用于： - 每天写作； - 持续学英语； - 长期练 AI； - 定期陪孩子共读； - 持续积累家庭资产； - 每天做内容输出。 好的机制，会让普通人不用每次都靠意志力。 --- ## 6. Self Talk：改变习惯不是靠意志力 从得到《长谈》里看，李笑来最近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是 self talk，自我对话。 他会认为，很多坏习惯不是清醒意识的问题，而是潜意识行为。 所以戒坏习惯，不能只靠： > 我要坚持，我要忍住。 而要用新的身份和因果反复输入大脑： - “我从来不抽烟，因为烟很臭。” - “我是每天早上进健身房的人。” - “我是一个持续写作的人。” - “我是一个会把 AI 当生产工具的人。” 这背后不是玄学，而是一个判断： > 大脑会被重复的自我叙事塑造。 所以改变自己，不只是改行为，还要改身份声明。 --- ## 7. 家庭教育：父母先升级，孩子才会升级 李笑来后期很重要的转向，是从个人成长、投资、英语，转向家庭教育和家族传承。 这点对你尤其重要。 他的家庭教育核心不是“鸡娃”，而是： > 父母自己先成为持续学习、持续生产、持续思考的人。 孩子看的是父母怎么活，而不是父母怎么说。 他讲规矩、因果、产权、生产、财富、自学，背后都是在讲： > 家庭是孩子最重要的操作系统。 学校不教的，家庭要教。 社会不负责的，父母要负责。 未来需要的，父母要先学。 所以他从“写给学生”，到“写给同学”，再到“写给家人”，其实是人生阶段升级： - 《把时间当作朋友》：给学生； - 《通往财富自由之路》：给同学； - 《财富的真相》：给家人； - 家庭教育课程：给父母。 这说明他最终把知识变成了家庭系统。 --- ## 8. 财富地图：生产、销售、投资 从《财富的真相》相关材料看，他对财富的理解不是简单“买什么赚钱”。 他会把财富能力拆成： 1. **生产知识** 2. **销售知识** 3. **投资知识** 传统教育最大的问题之一，是让很多人远离生产。 会考试，不等于会生产。 有学历，不等于有财富能力。 懂知识，不等于能创造价值。 所以他强调学习闭环： > 学 → 练 → 用 → 造 只停留在“学”，不算真正学会。 能用，能造，能卖，能复利，才真正进入财富系统。 --- ## 9. AI 时代：判断力变得更重要 李笑来最近明显进入 AI 时代叙事。 他不是简单说“AI 很厉害”，而是更关心： > AI 会让谁变强？又会让谁降智？ 他的判断是： - 有判断力的人，会用 AI 加速学习、写作、生产、创造； - 没判断力的人，会用 AI 偷懒、糊弄、沉沦； - AI 降低了学习成本，但也降低了偷懒成本。 所以 AI 时代最重要的不是会不会提问，而是： > 你有没有判断力？ 以及： > 你有没有值得被 AI 放大的长期方向？ --- ## 总结成一张图 李笑来的思想可以压缩成这个链条： ```text 概念清晰 ↓ 注意力自由 ↓ 高密度自学 ↓ 长期复利 ↓ 机制化行动 ↓ 知识产品化 ↓ 家庭系统化 ↓ AI 时代继续升级 ``` 如果用更接地气的话说： > 先别急着努力，先把概念搞对； > 别浪费注意力，把它投到能复利的事情上； > 别等学校和老师，自己学、自己练、自己用、自己造； > 别幻想一夜暴富，用正确机制长期投入； > 别只改变自己，还要把家庭变成持续学习和生产的系统； > 到了 AI 时代，更要用判断力驾驭工具，而不是被工具带着沉沦。

从世界历史中学习金融:看完你会比90％的人更懂金融！ 金融从来不是孤立的钱的游戏， 本质就是人性逐利冒险与文明规则约束的千年博弈。 人性要逐利冒险，文明要立规矩防混乱， 正是两者不断拉扯，才长出了今天我们熟悉的金融世界。 其实咱们现在天天纠结的： 该不该买股票？ 利率涨了怎么办？ 本质和几千年前古人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 借粮食怕还不上，就像现在怕房贷断供； 想多赚点利息，就像现在想靠理财增值。 金融的源头，本来就是人性的真实需求，加上文明为了满足需求搭起的规则框架。 今天我们就顺着时间线，把这场跨越千年的博弈理清楚。 01）金融的起源：信用从泥板里诞生，规则从约束贪婪开始 很多人都觉得一定是先有货币，才有金融。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请看以下这张图，这是公元前2800年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文明泥板上的借据——核心两个字：信用。 那时候两河流域还没发明像样的货币，但苏美尔人已经把借贷关系刻在泥板上了。比如一块出土泥板清楚写着：「普兹拉姆从太阳神沙马什那里领了三巴舍克勒白银，收货时连本带利还，利率百分之二十」。 为什么选泥板？因为黏土在当地遍地都是，烧硬了能保存几千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合同——就算双方翻脸，旁人看泥板也能说清谁欠谁。这就是最早的信用凭证：金融的起点从来不是钱生钱，而是「我信你能还，咱们留个证据」。而且泥板上不仅记账，还写清楚了违约规则：还不上就用小麦抵押，实在还不上就当三年奴隶——从一开始，信用就和规则绑在了一起。 只靠熟人信任和简单约定，应付不了复杂情况，总有人把利息抬得离谱，逼得借债人卖儿卖女，整个社会都会乱套。于是文明出手定规矩，就有了我们熟悉的《汉谟拉比法典》——这其实是人类最早的金融监管法。 公元前1750年的古巴比伦，法典专门给借贷定了红线：借谷物，利率上限是33.3%；借白银，利率上限是20%；谁敢超收，直接没收他借出去的东西。为什么定这么严？当时美索不达米亚人爱喝啤酒，40%的小麦都用来酿酒，如果高利贷把农民逼得种不出小麦，不光没酒喝，整个社会的粮食供应都要出问题。所以规则的意义从来不是扼杀金融，而是保护信用不被贪婪破坏，让借贷能长久做下去。 到了古希腊，金融又长出了新玩法——期权的雏形。哲学家泰勒斯其实是个隐藏的金融高手：有一年他通过天文观测，预判来年橄榄会大丰收，就提前付了定金，锁定了当地所有橄榄榨油机的未来使用权。等真的丰收，农民们都要榨油，只能从泰勒斯手里租机器，他一下子赚得盆满钵满。 这操作放到今天就是标准的期权：用少量定金锁定未来资源，按约定条件交易，本质和我们现在买期货期权没区别，支撑这笔交易的核心还是信用——泰勒斯信农民会履约，农民信泰勒斯会付定金。 说到这里我们再想「利息」的起源，其实特别实在：苏美尔语把利息叫「moss」，埃及语叫「ms」，都和「声誉」挂钩；日语里利息的词源，本意是「子嗣带来的利益」。这不是古人浪漫，而是本质就是：借出去一头牛，明年可能多一头牛犊；借出去一袋小麦，明年能多收半袋。利息本来就是对出借方「信用风险和机会成本的补偿」，你帮了我，我得让你不吃亏——这本身就是最朴素的规则。 所以金融的源头其实很清楚：信用是地基，没有信任，没人愿意把钱或东西借出去；规则是承重墙，没有规矩，贪婪会把整个信用体系拆塌。 02）中世纪金融：禁令下的博弈，逼出更灵活的创新 等到了中世纪的欧洲，这套「信用+规则」的逻辑突然被打乱了——基督教直接出台利息禁令：说「时间是上帝的，收利息就是赚上帝的钱」，给刚发展起来的金融套了个紧箍咒。 但规矩是死的，人要做生意要谋生，金融总能绕着禁令找活路，反而在道德枷锁和现实需求的拉扯里，催生出了更灵活的金融玩法。 我们先看看这个禁令有多严：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就规定，神职人员不能放贷收息；过了500年，到850年直接加码：放贷的人直接逐出教门。可现实呢？国王要打仗，商人要运货，农民要种庄稼，谁都有急用钱的时候。12世纪的意大利，商人运丝绸从威尼斯到布鲁日，光成本就要几千金币，自己拿不出只能借，禁令再严，也不能眼睁睁看着生意黄了。 所以第一个妥协的，反而是出台禁令的教会。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上，教会松口了：「要是借债人逾期不还，收点罚金，不算利息」——这其实就是换个说法，本质还是补偿出借人的损失。后来更直接，你放贷赚了钱，买张赎罪券就能免罪，变相承认了利息的存在。甚至教皇克雷芒七世出身的美第奇家族，直接发行教廷公债，每年付10%的利息——毕竟教会要盖教堂、养神职人员，也需要钱。再严的道德禁令，遇到真实的资金需求，也得给现实让路。 那普通人借钱找谁呢？犹太人成了这个领域的主力军。犹太教规矩里有一条：「借给弟兄不能收利息，但借给外邦人可以」。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是少数群体，不能买土地，不能当公务员，只能靠商业谋生，放贷就成了他们的主要活路——不是犹太人天生爱做高利贷，是规则把他们逼到了这个领域。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原型就是中世纪的犹太放贷人，他要一磅肉的极端约定，其实也是无奈：犹太人没有土地做担保，只能靠这种极端方式保障自己的本金。 伊斯兰世界的玩法更聪明：伊斯兰教也禁止收利息，但商人想出了「贸易差价」的办法——我帮你买一批香料，你卖掉再给我钱，我多收的服务费，其实就是变相利息；他们还早早搞出了汇票，商人在开罗买货，不用带沉甸甸的金币，开张汇票到巴格达就能兑钱，比欧洲早了好几百年。没办法，横跨欧亚非的商路需要便捷的支付工具，禁令反而倒逼出了更聪明的创新。 除了这些玩法，中世纪还给金融打下了两个关键的技术基础：一个是斐波那契把阿拉伯数字引入欧洲，写了《计算之书》，替代麻烦的罗马数字，算清复杂生意账；另一个是卢卡·帕乔利发明了复式簿记，一笔生意有借必有贷，赚了多少欠了多少一目了然。这看似是数学和会计的小事，其实是金融的基础设施——只有算清账，商人才能攒下信用，才能聚集更多资本做大事。 所以你看，中世纪的金融没被禁令打死，反而在博弈里攒下了一身新本事：有了变相收息的办法，有了跨区结算的汇票，还有了算清账的工具。这些积累都不是白费的，等大航海时代来了，要给哥伦布的探险凑大钱，这些本事正好派上了用场。 03）大航海时代：资本的地理冒险，改变了整个世界结构 大航海时代探险家们敢闯大洋，从来不是只靠勇气，背后是资本在赌一把——赌新航线能带来比陆地贸易高几十倍的利润，这就是一场资本的地理大冒险：敢花钱、敢担风险，为的是赚别人赚不到的差价。 这场冒险最大的诱饵，就是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胡椒。在16世纪的欧洲，胡椒比黄金还金贵：欧洲吃的胡椒都从印度东南亚运，中间经过伊斯兰商人好几手倒卖，每过一次价格翻一倍，到欧洲内陆，价格已经是产地的十倍，普通农民根本吃不起。所以商人都琢磨：要是能绕开中间商，直接从产地运，利润不就全归自己了？开辟新航线的需求，本质就是资本想赚差价的需求——没有高利润诱惑，谁也不会拿大笔钱赌远洋航行。 那钱从哪来？我们都熟的哥伦布，其实就是一个找投资的「连续创业者」：一开始找葡萄牙国王，人家觉得他算错了航线，不投；又找法国贵族，人家也不感兴趣；最后磨了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好几年，还承诺找到新陆地，西班牙分一半收益，女王才咬牙拿出钱。这不就是现在创业公司融资的样子吗？创始人画饼，投资方看收益评估风险，最后才掏钱；而且哥伦布还特别懂「定制方案」：跟西班牙说能找到亚洲捷径，跟法国说能发现新金银产地，这套看人下菜碟的融资逻辑，放到现在风投圈也不过时。 新航线打通之后，资本带来的连锁反应，直接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最典型的就是「白银引发的价格革命」：1545年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波托西银矿，之后大量白银顺着航线流回欧洲，1595年美洲出口商品里95%都是白银。这么多白银突然涌入，欧洲物价直接涨了四倍——原来一个金币能买一百斤小麦，现在只能买二十五斤。 这一下子就冲击了旧秩序：靠固定地租吃饭的封建主惨了，收的地租还是老价钱，却买不到原来多的东西，慢慢就破产了；商人却赚翻了，用白银进货再高价卖出，差价越赚越大。资本就这么悄悄完成了社会结构洗牌：旧贵族退场，新商人崛起，资本开始主导社会财富分配，这就是大航海给文明带来的最深刻改变。 还有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我们现在说「美元」，其实根子能追溯到这场大航海。美洲白银发现之前，欧洲有个「泰勒银币」，用波西米亚山谷的白银铸造，成色足分量准，成了欧洲通用货币。后来这个银币传到西班牙叫「dolara」，传到英国变成「dollar」，几百年后传到美国就成了「dollar」也就是美元，甚至我们人民币的「元」，日元的「円」，都和这个银币有关系。货币从来不是凭空造出来的，都是跟着资本和贸易走的，大航海把银币带到全世界，也为后来的全球货币体系埋下了种子。 当然，这场冒险从来不是稳赚不赔：投资的船队遇到风暴沉了，钱全打了水漂；囤白银赌涨价，结果白银太多价格跌了，反而亏了本——这和现在的风险投资一模一样，高收益必然带高风险，资本愿意冒这个险，只是因为一旦成功，收益能翻几十倍。 大航海能成，本质就是中世纪金融经验的升级：复式簿记能帮商人算清远洋贸易的成本利润，汇票能不用带金币就完成跨洲结算，甚至中世纪的放贷逻辑都用来给船队融资。这些攒了几百年的基本功，才是资本敢闯大洋的底气。但远洋贸易成本越来越高，一趟下来成本是中世纪陆地贸易的十倍，单靠几个商人凑钱根本扛不住，还得有新的组织形式，把很多人的钱聚起来，还能分摊风险——于是，改变现代金融的两个发明就登场了：股份制公司和证券交易所。 04）现代金融基石：公司和交易所，是资本的双刃剑 荷兰人拿出的两个发明——荷兰东印度公司和阿姆斯特丹交易所，被板古敏彦称为「资本的双刃剑」：一边解决了「聚钱+分摊风险」的大问题，让大航海能规模化推进；另一边，也催生出人类第一次全民投机泡沫，告诉我们：再好的制度，也挡不住人性的贪婪。 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核心的制度突破，就是有限责任。在这之前，欧洲的公司基本都是无限责任：你投100吨开公司，万一船沉了欠了500吨债，你得卖掉房子田地凑钱还债，一次投资就赌上全部身家，谁敢轻易投？所以那时候要么是家族小生意，要么是国王特许的垄断商，做不大。 但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一样：明确规定股东只以出资额为限承担风险，你投100吨，最多亏100吨，不用卖房子还债。就这一条，彻底改变了资本的态度：原来只有大富豪敢投资，现在普通工匠、店主都愿意拿出积蓄——反正亏了也不影响生活，赚了能分远洋贸易的利润。公司成立的时候一下子募集了650万荷兰盾，是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十倍，没有有限责任根本凑不齐这么多钱。 它还有个更绝的设计：不按单次航海结算，做长期事业。原来的贸易公司，一趟航海回来就分钱散伙，下一趟再重新凑钱；荷兰东印度公司直接把21年的航海计划打包成长期项目，股东的钱能一直用在开辟据点、垄断贸易上，就像现在的长期基金，能做需要长期投入的大事——建商馆、控制航道，这些都不是一次航海能搞定的。也正因为事业长期稳定，股票才有了交易价值，这就为交易所诞生埋下了伏笔。 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作用，就是给资本找了个公开流动的「菜市场」：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急用钱，想把股票换成现金，不用挨家挨户问，直接去交易所卖就行。这个交易所不止交易股票，还能做期货、期权：有人觉得明年胡椒涨价，就提前约定价格买东印度公司股票；有人怕股票跌，就花点钱锁定下跌风险；甚至连盐渍鲱鱼都能做期货，鱼还没捞，就先把未来的鱼卖掉，和现在农民提前卖粮食锁定价格逻辑一模一样。 但制度的另一面很快就露出来了——郁金香泡沫。17世纪30年代，荷兰人疯狂炒作郁金香球根：普通球根能卖几十吨，稀有品种「总督」球根能卖两万吨，相当于一个工匠十年的工资。为什么会炒成这样？有限责任让普通人也能进场投机，交易所让球根交易和股票一样方便，大家根本不关心郁金香能不能开花，只关心下一个人会不会出更高价买。结果1637年2月，球根价格突然崩盘，很多人早上还以为能靠球根发财，晚上就血本无归。 这就是泡沫的本质：当制度让交易变得太容易，人性的从众和赌性就会被无限放大，最后把资产价值炒成空中楼阁。不过这场泡沫也不是全没意义：它让人们意识到，光有聚钱的制度不够，还得有防炒作的规则——后来荷兰政府开始限制无实物交割的期货交易，就像现在监管裸卖空一样。而且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没受太大影响，因为它有真实的胡椒贸易利润支撑——这也告诉我们，有真实收益支撑的资产，才经得起泡沫的考验。 公司和交易所解决了「资本怎么聚、怎么流动」的问题，但还有两个大风险没人扛得住：国家要打大仗，动辄几百万英镑，国王自己掏不起；商船出海，万一沉了被抢了，船主一辈子家底就没了。单个机构和个人扛不住这么大的风险，就需要能把风险拆碎分摊的新工具——于是，国债和保险就诞生了。 05）风险分摊神器：国债和保险，把大风险拆给所有人 国债和保险的核心逻辑其实一句话：不消灭风险，而是把风险拆成小块，卖给很多人——国家把战争风险分给成千上万投资者，船主把海上风险分给成百上千投保人，这就是金融最聪明的「风险分摊术」。 先说说国债：本质就是国家学会了「靠谱借钱」。在这之前，欧洲国王借钱就是一锤子买卖：打赢了可能还点，打输了直接赖账。1672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欠了金匠银行家一大笔钱，直接宣布不还，好多银行家直接破产——所以那时候没人敢给国王借钱，谁愿意把钱借给一个说赖账就赖账的人？ 直到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明确国王不能随便征税，也不能随便赖账，国债才真正有了信用。法案写得清楚：没议会同意，国王不能征税——这就意味着国债的还款来源有了保障，不是国王一句话就能改的。1692年英国出台专门的国债法，把原来国王的私债，变成了国家欠所有人的钱，还发明了「统一公债」：没有偿还期限，每年固定付利息，想变现随时能在交易所卖掉。 这下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原来投资者怕国王赖账不敢买，现在知道有议会担保，还能随时卖，纷纷掏钱买。英国国债从1739年的4400万英镑，涨到1816年的7亿英镑，全靠这套靠谱规则。国家把战争风险变成了「每年拿利息」的投资机会，投资者自然愿意接。而且设计还特别灵活，曾经发行过「彩票型国债」：买100英镑国债，不光每年拿利息，还能抽奖中额外奖金，一下吸引了很多普通民众，街边面包师都愿意拿出积蓄买，国家轻轻松松就凑够了军费——背后逻辑很简单：风险越大，就要给投资者越多甜头，大家才愿意一起扛。 再看保险：本质就是把「小概率大风险」，变成「大概率小支出」。最早的海上保险雏形古希腊就有了：船主借钱买货，约定船安全到港就还本金加利息，要是船沉了就不用还——其实就是用高利息买风险保障，只是没形成正规制度。真正把保险做成生意的，是伦敦的劳埃德咖啡馆。 1687年爱德华·劳埃德开了这家24小时咖啡馆，水手、船主、商人都爱来这歇脚，慢慢就有人在这「赌船」：船主花点钱，找几个有钱人约定，船安全到了，钱归有钱人；船沉了，有钱人赔船主钱——这些签字画押的有钱人，就是最早的承保人，这就是现在劳合社的前身。那时候承保人要承担无限责任，船沉了得卖房子赔钱，但还是有人愿意干，因为大多数船都能安全到港，保费攒下来就是稳赚的。 这就是保险的本质：大多数人没出事，他们的保费就用来补偿少数出事的人，大家一起扛住单个扛不动的风险。后来保险还扩展到了人寿：苏格兰的牧师们看到同事早逝后妻儿没人养，就搞了「苏格兰寡妇基金」，大家每年交一点钱，有人去世就从基金里拿钱给遗属；他们还聪明地用了哈雷生命表，算清楚平均多少牧师会去世，每年该交多少钱——这就是最早的保险精算，让保险从「凭感觉凑钱」变成「靠数据定价」。 不管是国债还是保险，核心都是「信任+规则」：国债靠议会担保、税收兜底，保险靠精算数据、契约精神，少了哪一样都玩不转。但随着战争规模变大，贸易范围变广，资本永远会跟着「安全+信用」走，金融中心也就开始慢慢转移——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再从伦敦到纽约，每一次转移都是一场信用的较量。 06）金融中心迁徙：资本永远选择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金融中心的转移从来不是靠军队抢来的，是资本用脚投票选出来的：谁能给资本安全感，谁能守住还钱的规矩，资本就去谁那里。 第一个转折点，是阿姆斯特丹的衰落。17世纪阿姆斯特丹本来是全球金融心脏，东印度公司股票在这交易，霍普商会能帮瑞典、俄罗斯发国债，但拿破仑战争打碎了一切：拿破仑要征重税，还要把荷兰的黄金运去法国充军费——资本最怕什么？怕被强征、怕没保障。于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人连夜打包资产，有的去伦敦，有的去汉堡；1806年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交易量，只剩原来的十分之一——没了资本信任，再繁华的金融中心也会变成空城。 接着就是伦敦崛起，它赢就赢在靠谱的规矩和安全的环境。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一边打仗，还能让资本安心：第一，英国有统一公债，不管战争打得多凶，每年利息从不拖欠，投资者知道买了不会亏；第二，英镑和黄金稳定兑换，拿着英镑在哪都能换成黄金，比法国法郎靠谱太多；最关键的是，英国议会管住了国王的手，《权利法案》明确国王不能随便赖账，这比任何军事威慑都管用。1803年拿破仑要卖路易斯安纳给美国，美国拿不出1500万美元，最后还是英国的巴林商会帮忙发行债券凑齐了钱——连法国的交易都要靠伦敦资本，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还有谁能抢？ 但伦敦的地位，最终还是被两次世界大战打垮了。一战之后，英国为了筹军费，卖了海外资产还欠了美国一大笔钱，从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二战的时候，伦敦被德国轰炸，交易所好几次停市，资本怕被炸没，纷纷跑到纽约。纽约道琼斯指数在战争期间涨了近一倍，伦敦股票市值跌了一半。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一开，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和美元挂钩，伦敦彻底失去了金融主动权——不是英国不想争，是战争耗光了它最核心的「安全+信用」，这两个恰恰是资本最看重的东西。 而纽约呢？两次世界大战都没烧到本土，还靠帮各国发债积累了信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又给了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自然就接住了金融中心的接力棒。但掌握主动权不是一劳永逸，纽约成为中心后，现代金融很快就陷入了「规则防贪婪，贪婪破规则」的循环，一次次引发动荡。 07）现代金融的循环：规则永远在给贪婪补课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到日本泡沫经济，再到2008年金融危机，本质都是同一场博弈：规则想给资本划红线，贪婪却总在找漏洞，每次博弈过后，要么是体系动荡，要么是规则升级。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现代金融第一次认真建规则：1944年四十四个国家约定，美元跟黄金挂钩，其他货币跟美元挂钩，固定汇率做生意，避免二战前汇率乱涨乱跌，让国际贸易安稳发展。结果才运行20多年，就被美国的贪婪打破了：美国为了打越战，搞「伟大社会」福利，印了太多美元，黄金储备根本不够兑换；其他国家拿着美元要换黄金，美国拿不出来，1971年尼克松直接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一下子就崩了。之后汇率自由浮动，通胀起来，石油输出国因为美元贬值，直接把油价涨了三倍，第一次石油危机就来了——这就是第一个回合：规则想绑定美元信用，美国为了自身利益突破规则，留下烂摊子给全世界收拾。 再看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就是典型的「规则跟不上贪婪」。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被迫升值，日本出口不好做，政府就放水降利率，鼓励大家借钱。这下贪婪直接冒头：企业拿着低息贷款不搞实业，全都去炒股炒房；普通人觉得房价只会涨，砸锅卖铁买房；银行也不管风险，有土地担保就放贷。那时候东京的房价能买下整个美国，日经指数从1985年的12000点，涨到1989年的38915点，所有人都觉得泡沫不会破。但日本政府那时候根本没跟上规则：没限制房地产抵押融资，也没管企业脱实向虚，等想加息降温的时候，泡沫已经太大了。1990年股价房价一起崩，日本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这告诉我们，规则要是滞后于贪婪，哪怕是经济强国，也会栽大跟头。 到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贪婪钻了规则的漏洞」。美国银行把次级贷款打包成次贷债券，还找评级机构给这些高风险债券评AAA级，卖给全世界投资者；银行明明知道这些贷款会坏账，还是拼命放拼命卖，因为卖出去就能赚手续费，风险都是别人的。贪婪到这一步，规则却没跟上：监管机构没查次贷打包的猫腻，也没限制银行的杠杆。最后次贷违约潮一来，雷曼兄弟破产，它的衍生品规模比美国GDP还大，银行倒闭、基金爆雷，全世界都跟着亏——这就是贪婪突破规则的代价，不止自己玩崩，还要拉着全世界买单。 但博弈从来不是只有贪婪赢，规则也会慢慢补课：2008年后，各国推出巴塞尔协议Ⅲ，要求银行提高资本金；美国重启类似《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规定，禁止银行一边做储蓄一边搞高风险投机；中国也出台资管新规，打破刚性兑付——这些都是规则在博弈后补上的漏洞。当然这场博弈永远不会停，现在的加密货币、算法稳定币，本质还是有人想绕开规则赚快钱，各国对这些新事物的监管，就是规则在跟上贪婪的新玩法。 08）金融史的永恒真相，听懂就能少踩坑 聊完了千年的博弈，最后我们总结三个不管时代怎么变，都不会变的真相，这些真相藏在泥板里，藏在股票里，也藏在一次次危机的教训里，对我们普通人特别实用。 第一个真相：金融的本质从来不是钱生钱，是信用。最早的泥板借据，苏美尔人愿意借白银，不是因为白银多，是相信刻在泥板上的承诺会兑现；英国统一公债能卖遍欧洲，不是因为军队强，是议会担保、税收兜底，不会赖账；我们现在敢把钱存银行买基金，也是相信银行不会卷款跑，基金公司会按规矩运作。信用看不见摸不着，但一旦没了，再复杂的金融体系都会塌——阿姆斯特丹被法军破坏了信用，资本立马跑光；2008年次贷骗了大家，信用破了整个市场就崩了。对我们来说，不管借钱还是投资，先想清楚「这事的信用在哪」，比先想「能赚多少」重要得多。 第二个真相：泡沫和危机是人性的必然，别指望彻底消灭。从郁金香泡沫里赌球根翻倍的荷兰人，到日本泡沫里买套房躺赢的日本人，再到次贷危机里借高利贷买房的美国人，本质都是同一种心态：「别人都在赚，我不赚就是亏」。这不是制度的错，是人性里的从众和贪婪天生就在，只要有赚快钱的诱惑，就会有人忘了资产本身值多少钱。没人能避开所有泡沫，但我们能做到不栽大跟头：别信「只涨不跌」的神话，别用自己输不起的钱去投机——要是记得郁金香不能吃不能用，只是个观赏品，很多人也不会血本无归。 第三个真相：金融不是洪水猛兽，是文明的加速器。我们总说金融干坏事，但别忘了：没有资本支持，哥伦布到不了美洲，荷兰东印度公司开不了新航线；没有国债，英国打不赢拿破仑，也建不起遍布全国的铁路；没有保险，商船不敢闯大洋，我们也用不上便宜的进口香料。金融的本事，就是把分散的小钱聚成大钱，把没人敢担的风险分给大家——它能帮普通人凑钱开工厂，帮国家修铁路，帮科学家搞研发，关键不是要不要金融，是怎么用规则管住它，不让它变成少数人投机的工具，让它服务真实的需求。 说到底，金融史就是一部「人性和规则的平衡史」： 太放任人性，就会泡沫破裂；太死守规则，就会耽误发展。 我们读金融史，不是为了记住一堆年份和事件，是为了下次听到「某某东西能翻倍」的时候，能想起郁金香的教训； 在所有人都抢着投资的时候，能停下来问问「这东西的信用在哪」。 毕竟，金融本来是为了让生活更好， 不是为了让钱焦虑，这才是学习金融史最该有的收获。

这是不是姚诚的真面目： 姚诚：在監獄中，我開始反思中共屠殺學生鎮壓天安門事件，之後進一步反思歷來中共對人民的無情清洗和鎮壓，這些經歷，讓我徹底改變了對中共的看法，也從此改變了自身的命運。 出獄後，我加入在美國的「中國婦權」NGO組織，負責中國大陸被拐、被遺棄兒童的尋親維權工作，披露了大量有關計劃生育、兒童拐賣的社會陰暗面，激起了中共當局不滿。 2013年初，合肥異議人士張林的女兒，只有10歲的張安妮被迫失學，成為「中國最小的政治犯」。2013年9月3日，我在上海為張安妮和張儒莉姐妹辦理赴美簽證時，被合肥警方逮捕，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的罪名判刑一年十個月。那時，我的反共信念愈發堅定！ 📷2013年，姚誠和張安妮在南京孑木家。（網路圖片/姚誠提供） 流亡美國，成為反共軍事專家 向莉問：為什麽流亡？請談談流亡到美國的方式和過程。 姚誠答：我除了坐2次牢之外，在合肥經常被秘密警察跟蹤，被喝茶，被傳喚無數次，覺得沒有人身安全和自由。於是，在出獄之後萌生了逃離中國的想法。2016年我通過秘密渠道逃離中國到達越南，之後在美國大使館的幫助下來到美國。我的逃亡過程相對順利，只花了2天多時間就飛抵了美國新澤西紐瓦克機場。 向莉問：您到美國後的生活情況如何？和在中國有什麽不同？ 姚誠答：我到美國之後，打過工，現在做自己的YouTube頻道，生活相對平靜。因為人身安全得到保障，不像在國內的時候總是覺得不安全。現在到美國擁有了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這對我來說很重要。現在我和美國各個機構合作，共同研究對臺灣和對中國大陸的軍事戰略。 向莉問： 流亡生涯中，對您影響最深的事情是什麽？ 姚誠答：第一是，2022年9月我在一次會議上，跟李毅辯論臺灣問題，被網暴。之後，我辭去中國民主黨內所有職務； 第二是，眼看著中國的軍隊變成了中共的黨衛軍、習近平的家丁很是心痛，這個國家如此下去國將不國、有國無防，甚至與人民為敵； 第三是，中共度過危機的能力不可低估，1959-1961年餓死幾千萬人對他們的政權沒有影響，64大屠殺全世界制裁安然無恙，今天西方仍不以改變中共政權為出發點，令人遺憾！ 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是畢生信念 向莉問：到美國後，您如何堅持自己的理念並為之奮鬥？理念有何變化？ 姚誠答：我到美國之後，一方面繼續為「中國婦權」做義工，繼續為失孩父母提供幫助。另一方面我後來到了洛杉磯組建中國民主黨洛杉磯黨部任黨主席。之後辭去黨主席，任中國民主黨軍事委員會主席。專門研究如何對中國人民解放軍喊話，瓦解或策反他們。在這期間我在理念上有些變化，覺得中共的軍隊，不是人民的軍隊，變成黨衛軍，甚至開始蛻變成為「習家軍」，用來維護習氏專制集權統治，對此非常失望。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成為我畢生的信念。不過，中國的民主化道路還任重道遠。 📷 姚誠洛杉磯的書房（姚誠提供） 向莉問：對後來的流亡者，您有什麽建議？ 姚誠答：這兩年有很多是通過第三國從南美走線後偷渡到美國的普通流亡者，真正的異議人士因為大部分被中共實施限制離境，所以他們反而很少能流亡出來。比如像許志永、丁家喜、郭飛雄這樣的為中國民主進程和人權事業奉獻很多、犧牲很多的異議人士都被中共當局重判。我希望對中國的異議人士說，如果有機會，希望你們能出來看看外面的自由世界。附图一姚诚营救小安妮，图二姚诚的书房图片。

【習近平同英國首相伯納姆通電話】9月8日晚，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約同英國首相伯納姆通電話。 習近平祝賀伯納姆就任英國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戰略夥伴，雖然兩國社會制度和國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於分歧，雙方應當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異，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兩國政府都致力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可以優勢互補、相互助力。中國“十五五”時期將進一步擴大教育、醫療、金融對外開放，這些都是兩國合作有潛力的領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國，都有豐富的教育、文化、體育等資源，應當保持開放前瞻意識，加強各領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國投資者合法權益。中英兩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世界主要經濟體，都支持多邊主義、開放貿易，維護聯合國核心地位，要加強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世界貿易組織等框架內的溝通和協作，推動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 伯納姆對此表示贊同，表示我曾長期擔任曼徹斯特市長，與中國有着多年友好交往。習近平主席2015年對英國進行國事訪問時曾到訪曼徹斯特，對推動當地與中方的交流產生重要影響。英方願保持對華政策連續性，堅定不移發展英中長期穩定的戰略夥伴關係。英方願同中方開展高層交往，推動兩國各領域合作，加強人文交流，將雙邊關係恢復到歷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兩國人民。英方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沒有改變。在當前動盪複雜的國際變局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英中應推動通過對話解決國際熱點問題，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攜手維護世界穩定繁榮。伯納姆讚賞中方高效有力應對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災害，感謝中方為受影響的英國公民提供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