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 #每日一推# # 第405期:第五届”纽西兰双银蕨自由民主勇士奖”获奖人揭晓,他们分别是: 广西民主人士陆辉煌;河南人权捍卫者余江帆;中国民主胜利党成员刘振刚.该奖是为纪念王岳中,习卫国于6年前今天(2020年7月21)前往首都惠灵顿参加国会听证会并递交反渗透请愿书的途中,不幸遭车祸罹难而设立 “纽西兰双银蕨自由民主勇士奖”(简称:双银蕨勇士奖)是纽西兰民运团队旨在纪念王岳中,习卫国两位民主勇士的同时,以他们的奉献精神和生前实现中国自由民主宪政的愿望,鼓励并支持在中国国内有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事业的同道,并把这份情感传递到国内。颁奖对象主要为国际关注度不高的草根抗暴勇士,尤其是身在狱中受中共迫害的义士。给他们送去一份应得的荣誉和温暖…..(详情请浏览本推文结尾附件:纽西兰双银蕨自由民主勇士奖章程。 以下为获奖者简介: #陆辉煌，壮族，1978年2月7日生，广西桂平市垌心乡上瑶村方和屯人，民主人士。长期以写作方式在网络发表政治与社会评论。2013年、2016年、2018年间，曾多次撰文#,如:《致中共中央公开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和建议》《“妄议”国事》《对当前政局的分析与呼吁》《“艰时克共”的建议》等文章，表达对国家政体的看法，建议推进民主宪政改革，呼吁关注农民工权益，并反对修宪及个人崇拜倾向。其文章通过QQ群、微信群、电子邮件等传播，部分刊载于境外《北京之春》网站。 2018年7月，陆辉煌发表《致“中国劳工观察”组织的信》，反映中国劳工特别是农民工处境并寻求维权支持。同年8月被深圳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后被起诉。2020年4月30日，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年6个月，二审维持原判；2021年1月31日刑满释放。 出狱后，陆辉煌透露其在羁押期间因拒绝认罪曾遭电击、禁食、戴镣铐等虐待，并因长期睡地板导致风湿及腰椎疾病，通信权亦受到限制；其多次提出申诉未获解决。 2022年2月18日，陆辉煌因呼吁当局彻查徐州“铁链女”事件，其在南宁市居住地被广西警方带走并刑拘。2022年11月20日，贵港市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陆辉煌有期徒刑4年6个月；其上诉后，二审维持原判，刑期至2026年8月17日。 2023年3月2日，陆辉煌被送往广西钦州监狱（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北营路1号 邮编: 535099）服刑。 #余江帆，女，1989年11月24日出生，河南省南阳市人，河南省邓州市夏集乡杨河移民村村民，公益维权访民、人权捍卫者，因长期为南水北调移民安置问题维权而被称为“访二代”。# 2011年，余江帆随家人从河南省淅川县搬迁至邓州市移民村。2013年其父因反映移民安置房存在质量安全隐患而遭打压，不久去世。此后，余江帆继承父亲遗愿，持续就移民安置及房屋质量问题依法申诉，并因此多次遭刑拘。 2014年，余江帆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2017年刑满释放。此后赴北京务工，并参与公民维权及公益活动。2017年至2019年间，又多次因上访和维权活动被行政拘留。 2018年9月底，余江帆赴香港参加“十一大游行”，并与他人在香港公开拉出横幅：“支持香港十一大游行，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结束暴政”。 2019年9月，余江帆再次被抓捕，后被以“寻衅滋事罪”起诉。案件经审理及重审后，于2022年8月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刑期至2024年3月25日。两次获刑累计超过八年。 2024年3月刑满释放后，余江帆以来持续关注弱势群体和人权个案，探访比如:张盼成,谢小玲,胡石跟等受难者家属和社会活动人士。他从一名为家庭权益奔走的普通访民，成长为持续关注公共事务的公民行动者，其经历也成为中国“访二代”群体的代表案例之一。 #刘振刚，男，1987年9月9日出生，河南省汤阴县菜园镇人，长期居住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网名“南宫道人”“刘子德”。据公开资料显示，其为中国民主胜利党重要成员，也是“泸州2022大抓捕案”涉案人员之一。# 2022年5月至9月，四川省泸州市发生针对多名民主人士的大规模抓捕行动。2022年5月19日，刘振刚被泸州市警方抓捕，随后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9月7日，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9月30日，经泸州市检察院批准逮捕。检方指控其参与中国民主胜利党的筹组与发展活动，并将其认定为案件的重要参与者。 2024年6月19日，四川省泸州市中级法院对相关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刘振刚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同案另有5名被告因被指参与组建和发展中国民主胜利党，被分别判处3年至12年不等有期徒刑。刘振刚等人随后提出上诉。 2024年12月2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预计至2028年1月。公开消息称，案件办理期间，多名当事人与外界长期失去联系，家属会见、委托律师及获取案件信息均面临困难。刘振刚此前羁押于四川省泸州市看守所，2025年4月被转送至四川省川中监狱六监区服刑(邮编637100)。 #HRIC# #关注良心犯# #陆辉煌# #余江帆# #刘振刚# #双银蕨勇士奖# #王岳中# #习卫国# #反中共渗透# 附件:紐西蘭雙銀蕨自由民主勇士獎章程 : “紐西蘭雙銀蕨自由民主勇士獎”（簡稱“雙銀蕨勇士獎”），是 為了紀念王岳中、習衛國兩位勇士於 2020 年 7 月 21 日由奧克蘭 前去首都惠靈頓國會呼籲清除中共滲透、捍衛紐西蘭民主價值的途中突遭車禍罹難身亡而設立的獎項。銀蕨是紐西蘭國家的標誌，也是和平文明的象徵。 該獎項在紀念兩位勇士的同時，以他們的精神和生前實現中國民主 憲政的願望，鼓勵在中國國內有志於推動中國民主事業的同道，並 將海外民運的情感傳遞到國內，海內海外胼手胝足，篳路藍縷，反 抗暴政，實現民主，讓中國早日成為文明世界大家庭的成員。 頒獎對象主要針對國際關注度不髙、在中國身處民間草根的抗暴勇 士，尤其是身在獄中遭受迫害的人士，給他們帶去一份應得的榮譽 和温暖。 “雙銀蕨勇士獎”是由長期關注中國人權狀況並積極幫助受迫害群體的知名義工提名，再經本委員會評定通過，每年獲獎者至少為兩名，並於當年七至八月份頒布。 紐西蘭雙銀蕨自由民主勇士獎委員會 2022 年 4 月 20日

一名21岁、同时持有中国与土耳其护照的维吾尔男子阿拉法特・阿迪尔（Arafat Adil），近日在德国申请庇护期间遭遣返中国，引发人权团体关切。 阿迪尔的母亲向美联社表示，阿迪尔于周二（21日）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遭遣返，周三抵达北京后即遭中国执法人员拘留并接受讯问。她质疑，阿迪尔同时持有土耳其护照，德国却选择将他遣返中国，而非土耳其。 截至目前，德国与中国官方均未证实此案。德国联邦内政部表示，德国并未全面暂停将维吾尔人遣返中国，但联邦移民与难民署现行指导原则规定，凡涉及以中国为原籍国的维吾尔人案件，通常应给予保护。 事件曝光后，引发维吾尔人权团体关切。总部位于挪威的非营利组织“维吾尔援助”（Uyghur Hjelp）创办人阿尤普（Abduweli Ayup）表示，德国此举开了“坏先例”，恐让中国境内外维吾尔人对获得国际保护失去希望。 这并非德国首度发生类似事件，2025年，德国曾因“行政疏失”，误将一名维吾尔女子遣返中国，2018年也曾误遣返一名正在申请政治庇护的维吾尔男子。 国际人权团体和媒体质疑中国政府持续在新疆设立“再教育营”，并推动同化政策。此外，中国也被质疑施压其他国家把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其中最受瞩目的案例之一，是泰国于2025年2月将至少40名维吾尔人遣返中国。 中国官方一概否认侵犯维吾尔人权，主张没有所谓“再教育营”，而是“职业训练所”，目的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

每当我批评白左的时候，总有一些脑残跳出来说是白左接纳我的庇护申请，我的言行是忘恩负义。我统一在这里回复一下。 对受到迫害的人提供人道庇护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基本政治原则，这不是左派政府独有的。就连独裁中共都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尽管他们自己是最大的人权迫害者。我到西方来寻求庇护不是冲着左派来的，是对西方民主自由和文明的基本信任。 相反，西方左派才是故意歪曲人道庇护政策的。他们在实际操作中偏袒那些敌视西方基督教信仰的群体，特别是穆斯林群体，引进大量支持左派政策、试图消灭西方传统文明的底层民众。左派和他们引进的这些非法移民是现代文明的敌人。 而对于我们这些反抗中共独裁暴政、向往西方民主自由的受迫害者在左派当权的时候一直受到歧视。我几次申请美国签证都被拒绝，原因就是我因为参与8964民主运动、有坐牢经历，因此有移民倾向，所以被拒绝。 现在右派川普上台，走向另一个极端，打击非法移民的同时，也打击受到中共迫害的民主人士。我同样对川普进行强烈批评。 尽管现在的荷兰政府并不是完全左派，是各个派别联合执政。但是对于申请庇护的难民明显倾向于穆斯林。跟我住在同一个宿舍的好几批穆斯林的庇护早就完成了，只有我这个反共基督徒一直在等候。 但是荷兰是一个民主法治国家，我一直在通过合法路径维权。法院已经两次对我的庇护案子进行判决，要求移民局尽快完成我的庇护程序，并对移民局进行了罚款。国家监察专员也两次受理我的投诉，第一次成功影响移民局启动我的庇护面谈。第二次干预也即将到来。同时荷兰众议会相关部门也受理了我的投诉。 我相信民主法治的荷兰政治法律体制会保护我的合法庇护权利。就算最后移民局拒绝我的庇护，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如果所有的合法程序都不能使我的庇护被同意，我也坦然接受。因为我相信上帝掌管一切，下一步上帝必会有更好的安排。 我们一家在中共国收到迫害的时候到处流浪，但是我们一家人一直在一起。我来到民主荷兰寻求庇护，造成一家人三年多的分离，确实让人很痛苦。中共长时间大规模在媒体上对我们进行污蔑和丑化。老婆孩子精神上已经处于严重病态。我多次向荷兰移民局求助，他们根本不理。如果不是上帝的看顾和保护，我们一家很可能都崩溃了。唯有上帝是我们的救主！荷兰是否接受我的庇护上帝都与我们同住。我相信上帝必会拯救我们到底！

最近老说日本越来越排外。 経営管理 500万→3000万，加雇佣，加日语能力，加经营经验或学历替代，加专家確認，加独立事業所。永住审查也更看纳税、年金、保险。 是收紧了，没错。 但"排外"这词太大。 把签证变难、租房被拒、职场不适、语言不通、个人社交失败，全都装进"排外"两个字里——方便。 方便到不太像在讨论问题了。 要谈制度，得有参照物。最合适的是美国——那位常被拿来当"移民国家招牌"的对比对象。 先看签证费。 日本永住许可 1 万日元。 美国 I-485 调整身份 $1440。 B1/B2 短期签证 $185。另有 $250 Visa Integrity Fee 已经入法，落地待执行。 工签。 日本工签审学历、公司、职位、工资，审完就完了。 美国 H-1B：你 employer 要你，条件够，工资够——先得抽。现在还是 wage level 加权抽。 2025 年 9 月又出了一项 $10 万 proclamation fee，不是所有 H-1B 都交（既有的、已提交 petition 的、续签都不适用），主要针对部分新 petition。但一个工签能多出 1500 万日元级别的附加成本，本身就够说明问题。 创业。 日本経営管理新基准 3000 万日元，是高，没错。 美国 EB-5 投资移民 $80–105 万。1.2–1.6 亿日元起跳。 绿卡 vs 永住。 日本永住原则连住 10 年，高度人才 3 年 / 1 年路径，到点是能申，不是必过。 美国绿卡：类别 + 年度名额 + 国别上限 + 排期。中国、印度生人光排期就是制度成本，排个十几年是常态。 还有税。 拿了美国绿卡，通常就是 resident alien，按全球收入申报，人不在美国账也跑不掉。 日本当然也有税务居民规则，但永住身份本身不像绿卡那样直接绑住你。 各国有各国的国情，各按各自的逻辑调整，无可厚非。 但同样的制度收紧，日本叫"排外"，美国叫"政策更新"。这个落差本身就挺值得想想。 社会层面的排外情绪是真的。租房对外国人的区别对待是真的。这些该认真讨论。 日本社会规则多，对不熟规则的外国人不友好。但说到底，这跟上海人看不起乡下人、北京人看不起外地人有异曲同工之处。规则成熟的地方对"不守规则的新来者"的耐心，普遍就这么点。不是日本特色。 而且很多对某个族群的"歧视印象"，是前辈们一砖一瓦攒出来的。民泊扰邻、垃圾不分类、租房把房子搞得乌烟瘴气直接跑路、経営管理签证养空壳公司——后来人想被当正常邻居对待，得先把这些账还一还。 不全是别人的问题。 收紧确实会误伤一些认真生活、认真创业的外国人。这部分该单独讨论、单独留路径。这块我同意。 但制度跟随实际情况调整，本来就是社会正常运作的一部分。问题被识别——空壳公司、签证滥用、永住套利——制度做出反应、做出纠错，这是健康的，不是"排外"。 所以真正值得聊的，不是"日本到底排不排外"这么简单。 而是：怎么让制度调整更精准、少误伤认真生活的人。怎么把社会歧视、租房门槛这些具体问题，分别拿出来讨论，而不是一股脑塞进"排外"两个字里。 把"我个人路径变难"翻译成"日本人排外"，把"旧规则不好用了"翻译成"整个国家在驱赶外国人"—— 更像是把复杂问题压成一个标签。方便到能止住讨论。

八十年代中英谈判香港前途的背景是：英国不愿意放弃香港，香港人也不愿意回归到一个专制独裁的祖国。照国际惯例香港应该享有殖民地人民公投自决的权利，可是中共凭借在联合国入常的特权，不承认香港殖民地的地位。而一八四二以来一个半世纪内，中国既不享有香港主权，也没有管治香港一天。甚至在中共 建国后也没有对香港提出领土要求，当英国议员在北京问到周恩来时，周也说过香港问题有条约限制。（甚至葡萄牙主动交回澳门，中国拒收。） 换言之，英国统治香港一百多年的根据就是三个条约。因此，英相戴卓尔夫人会见邓小平时，首提三个条约有效论，那是完全符合法理与实际的。（邓后来承认“这个女人难谈”），邓的应对是“主权问题不容讨论”，这个荒谬霸道的态度，就成为收回香港一言九鼎的主调。衍生了后来一系列决策。英方几个方案包括意欲引入香港的角色，均遭中方粗暴否定，甚至英方代表团一个华裔成员也被驱赶，民族主义牌北京玩到极致。中英谈判变成逼迫英国交械投降的过场，而将香港居民的参与权剥夺殆尽。港人形容是被一场盲婚哑嫁卖给中共。回归日，倾盆大雨，掺和着世代原居民和避秦而来的新移民的泪水，在骊歌声中送别港督乘伊丽莎白号离去。那边厢江泽民和一班奴才举杯高歌，对英国人及香港人予中国的巨大贡献没有一个谢字。 ---邓小平的遗产 作者: 金钟

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黄默：“台湾转型正义既没有针对过往威权统治下人权侵害行为设定明确的罪刑法律，也没有积极的去追溯加害人。虽然，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有些加害人已经过世或移居海外到加拿大、美国，但政府缺乏积极的追诉行动，也成为民间团体长期诟病的议题。再者，台湾也没有制定类似德国‘除垢法’的机制，禁止在蒋介石、蒋经国政府时期担任公职的加害人继续留在政府工作，这也是引发‘东厂事件’的原因。” ------ 1、转型正义的概念与理论：在我们生活中，常见到先发生了一件事情，或是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而后我们经过沉思，再给予概念化，提出我们的理论。转型正义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转型正义是一个牵涉广泛的议题。二战以后、七零年代，许多国家民主转型以后，新的政府接替了被推翻的专制政体，不能不面对被推翻的政府侵犯人权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学术界也有非常多的讨论，但是“转型正义”一词与最早的一个转型正义理论，却是到了2000年才被提出来。本文中“转型正义”只涉及一个新兴的民主政府怎么样来面对被推翻的专制政府侵犯人权的罪行、怎么样去处理这问题，不涉及较广泛的范围。 2、台湾的转型正义经验：二战后，中国国共内战再起，蒋介石政权退到台湾，以专制手段统治，并实施长达30多年的戒严，直到蒋经国过世前一年才解除。但在这段长时期间，台湾经历了非常多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迁、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的成长，使专制政府面对非常大的压力，不得不向新兴力量及民主改革的诉求妥协与让步，转型正义的议题也慢慢地浮现。 到了七零年代，党外运动逐渐成为一个力量。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坜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八零年代民主进步党成立，直到2000年陈水扁代表民进党参选，才完成政权的和平转移。那么，台湾转型正义的经验是什么呢？蒋中正与蒋经国政府所犯下的严重人权侵害，最初在学术界与民间的讨论中，十分倾向于“南非模式”，这一点我有把握这样说，当时我也参加了相关的讨论。我与一些同仁最同情、认同的是“南非模式”──追求真相与和解，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处理，而非报复性地追究责任。这一做法，无疑比早期政府的态度进步一些。 蒋经国过世后，李登辉总统不愿意从事转型正义的工作，他在上任之初就公开表达不希望再回顾过去，而应该往前看，实质上采取的是所谓“遗忘”的立场，类似阿根廷的模式。但是，这种立场当然受到民间团体的反对。因此，他不得不推动一些象征性的措施，例如建立了二二八纪念馆、公园，公开道歉，并透过设立基金会，给予受害人或其家属申请，经过审查后进行补偿。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政府强调的是“补偿”而非“赔偿”，这两者之间的用语差异，在政坛上引起非常大的纠纷。 陈水扁政府初期作了不少承诺，一方面试图引进国际人权法典，另一方面也思考设立国家人权委员会。在我看来，我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陈水扁执政时应该是推动转型正义最为恰当的时机，当时军方已失去政治干预的能力，而国际社会、国内民间团体也都期待改革。然而，事与愿违，在他第二任时期，朝小野大，既受到国民党在立法院的牵制，同时，他与家人、亲信也逐步陷入反贪污的浪潮中，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政党轮替时的雄心壯志，也都付诸东流。2007年一些学界同仁对政府的表现非常不以为然，于是组成了“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希望透过民间的努力，推动真相调查，进而促进政府推动转型正义的工作。 马英九政府基本上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试图在课纲方面“拨乱反正”，推翻李登辉与陈水扁政府在教育方针上的“台独”倾向，但他却引进了国际人权法典，并建立了邀请国际学者专家来台湾审查政府人权报告的先例，不能不说是一大突破。 蔡英文总统八年任期内的政策，可说是一步一步转向“惩罚”，一个程度上学习“东德模式”，其中荦荦大者，一是透过党产会将国民党所设的企业、基金会宣告为“附属机构”，而其拥有的资产称为“不当党产”，收归国库。二是设立“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促转会），主要工作包括保存与整理政治档案，并开放受害人申请调阅；保存不义遗址，如当年枪决政治犯的刑场；拆除蒋介石铜像。蒋介石铜像遍布公共场所，公园、博物馆、学校纪念馆、军营，但这些年来国防部仍然据以力争，坚持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如何处理台北中正纪念堂也仍然争议不断、悬而不决。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了，如果以“东德模式”来讲，台湾转型正义既没有针对过往威权统治下人权侵害行为设定明确的罪刑法律，也没有积极的去追溯加害人。虽然，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有些加害人已经过世或移居海外到加拿大、美国，但政府缺乏积极的追诉行动，也成为民间团体长期诟病的议题。再者，台湾也没有制定类似德国“除垢法”的机制，禁止在蒋介石、蒋经国政府时期担任公职的加害人继续留在政府工作，这也是引发“东厂事件”的原因。 促转会成立之初，一名副主任委员在内部会议中主张，应以政治手段干预、阻止某位国民党县市长候选人当选。这个消息传出后引起轩然大波。 促转会结束了任务后，转型正义的工作已经移交行政院，由不同的行政部门分别承办，整体来看，台湾转型正义的工作应该已经接近尾声。 3、想象中的中国转型正义：我们试探来想象中国民主转型与转型正义的问题。去年十月我在本刊《中华联邦：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选项》访谈文中指出，中国的民主转型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能发生。我的初步判断： 1）是经济衰败，人民生活极度艰难时，中国的菁英、掌权者、民间社会与海外意见领袖，才可能认真思考民主转型的问题； 2）是战争失败的情境下，比如说台湾问题引起美国与中国的战争，若中国以战败结束，就有民主转型的可能。 而转型正义，一个程度是伴随民主转型来的，这点想必大家现在已经十分了解了。我建议在讨论、谈判“联邦宪法”时也将转型正义的几个大原则做出决定。参考了南非、东德与阿根廷的经验，我先提出以下两个原则： 1）时间界定必需明确。中国的转型正义应该有清楚的追溯时期范围，不能无限制地回溯所有的历史事件。我建议以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的三十多年为期限。虽然毛泽东时代存在大规模的人权侵害，但许多当事人已逝，资料也较难取得。更关键的是，邓小平执政后已启动了一波平反的工程，在胡耀邦主持下，针对毛泽东时期遭受迫害的人民，进行名誉恢复与职务复原，虽然这工程并不完善，但也算是做过了。因此，我们应该将重心放在1989年以后发生的事情。 2）聚焦重大事件。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企图处理所有的不公平、不正义的历史。阿根廷的经验提醒我们，应优先专注于关键的重大事件，而非日常发生的经验，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 我们应该从哪几个重大的事件做起？ 1）八九民运的受害者； 2）江泽民执政期间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 3）八零年代以来，在城市化过程中广泛发生的土地侵占与迫迁事件。不论在城市或乡村，到现在还对很多人的生活造成影响； 4）近年来透过新科技的全面监控，包括人脸辨识、生成式人工智慧等科技，对人民隐私与自由的侵害； 5）西藏同化政策； 6）新疆的再教育营(集中营)问题； 7）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 8）中国政府在海外设立监控网络，例如建立海外警察局以监控海外中国公民与移民。 我想假如能在这些方面开始展开工作，已经是跨出一小步了。 ------- 在转型由掌权者启动、主导的情况，放弃起诉和审判反人权犯罪是否有合理性、是否有悖正义的原则？从迄今的情况看，中国未来最可能的民主转型模式是什么？基于不同的模式，应选择什么转型正义政策？为什么责任的追究需要限于少数犯有严重反人权罪行的人，而不宜扩大到在专制政权中工作的所有人员？ 详见笔谈《转型模式与转型正义：中国必将面对的一个问题》：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Substack专栏：

【柴静就“马卡龙”面临被德国遣返事件发声：请德国人民倾听他的故事】 曾接受柴静采访的中国籍前俄军士兵“马卡龙”在德国的庇护申请遭拒，在数日内可能被遣返回中国。 5月14日，原央视记者柴静发表公开信，信中写道：“依照德国法律，应徐本人的请求，我于4月28日向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BAMF）提交了一份书面证人陈述。在这份长达八页的陈述中，我概述了徐所经历的基本事实，并表示愿意提供全部相关证据材料。我提供了个人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以备随时配合作证和核实证据。未收到任何回复。” 根据柴静的公开信，今年5月5日，BAMF作出裁决，以“明显缺乏依据”为由驳回徐晓仁的申请，并下令将其立即驱逐回中国。裁决将柴静的书面陈述列为驳回理由之一，将其定性为：“流言与无依据的断言”（bloßes Raunen und unbelegte Behauptungen）。 柴静指出，BAMF“既未审阅我提出提交的任何原始记录，也未联系过我。此外，裁决对我个人若干基本信息的描述存在事实性错误”。 最后她呼吁德国公众关注这一事件，并作出判断。 更多详情请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