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政策轉向 台當局另一“友邦”也不穩】 立陶宛近日踩下“刹車”，叫停了與台當局的經濟合作談判。與此同時，該國總理宣布辭職，內閣啟動重組程序，總統和新任總理候選人接連表態，希望修復對華關係。而此前台當局領導人賴清德費盡心思出訪的非洲國家斯威士蘭，內部也發出呼籲與中國建交的聲音。 立陶宛外交部日前表示，由於“國內政治環境的變化”，與台當局的“經濟合作行動計劃”相關談判，已在雙方同意下暫時擱置。據報道，談判可能要等新一屆政府就職且其施政綱領獲得正式批准後才能恢復。 6月23日，立陶宛總理魯吉尼埃內宣布辭職。根據安排，立陶宛將啟動新內閣組建程序。外界普遍預計，社會民主黨主席辛克維丘斯有望出任新總理。辛克維丘斯曾公開表示，盼與中國的關係恢復至其他歐盟國家水平。這一表態釋放出修復對華關係的信號。 立陶宛外交部長布德里斯的去留則仍存在不確定性。他被認為在修復對華關係方面進展不足，受到了政府內部批評。立陶宛總統瑙塞達日前接受立陶宛國家廣播電視台採訪時發出“最後通牒”，強調布德里斯只有在搞好對華關係的情況下才能保住自己的職位。 美聯社報道稱，在與中國經歷多年緊張關係後，立陶宛新一屆政府已承諾，將奉行更加務實的對華政策。 立陶宛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莫圖扎斯此前向媒體透露，立陶宛方面已經同意中方在該國設立臨時代辦處。目前雙方已達成協議恢復領事協助服務，這一消息令本國商界人士倍感振奮。 前幾年，台當局拉攏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立陶宛等國拼凑起所謂“水餃聯盟”，因這些地區都有類似“水餃”的傳統美食，以此炒作共同價值觀。美國彭博社日前觀察到，這樣一個刻意拼凑的“聯盟”，如今已經在國際現實的重壓下，加速走向分崩離析。 文章指，上述國家如今已明顯轉向更謹慎的對台態度，昔日高調姿態逐漸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對經貿利益、對華關係和本國政局的重新權衡。 與此同時，台當局在非洲地區的唯一“友邦”斯威士蘭，也迎來轉向。賴清德上個月出訪斯威士蘭後，斯威士蘭被曝正在推動一項評估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可能性的提案。 據報道，斯威士蘭首相拉塞爾·德拉米尼日前邀請美國知名經濟學家傑弗里·薩克斯發表演講。受聘擔任該國經濟顧問的薩克斯建議，斯威士蘭應盡快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以獲取更廣泛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空間。這一動向迅速引發台灣輿論強烈反應。 斯威士蘭新聞還提到，這一討論發生在中方宣布對所有與其建交的非洲國家實施零關稅政策之後，而斯威士蘭因違反聯大第2758號決議，即堅持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的原則，一直未被納入這一政策。 分析認為，斯威士蘭內閣評估與中方建交，表明其官方內部對華政策正發生實質性鬆動，決策原則正從“意識形態捆綁”轉向“經濟務實主義”，也反映出民進黨當局依賴巨額“金援外交”維繫關係壓根換不來所謂支持，在現實政治面前註定碰壁。（來源：香港新聞網） 詳情： #斯威士蘭# #台灣#

分析美日联手干预日元汇率 一、从“干预成功”到“多空拉锯” 2026年7月31日，国际外汇市场见证了一场历史性事件。美日两国宣布时隔15年首次联合干预、28年来首次实施“买入日元”干预。此前，日元兑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4附近，创下1986年以来近40年的历史最低点。干预消息一出，日元瞬间从164拉升至155附近。 然而仅仅过了三天，8月3日的市场给出了更冷静的答案：当日日元盘中一度冲高至155.20，创下5月以来新高，但随即遭遇抛压，快速回落至156.70上方，全天在155.2至157.8之间巨幅震荡。多空拉锯正式展开。 日本财务省财务官三村淳用“日美货币同盟的完成形”来形容这次合作。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明确表示“将毫不犹豫参与进一步干预”。但与此同时，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抛出惊人言论：“干预是为了赚钱。”这句话让市场更加困惑联手稳汇率，怎么变成了生意？ 今天，我们从历史视角、最新数据和机构预测出发，深度剖析这次干预的真实效果与隐藏风险。 二、事件全貌：一次历史性的联合行动 2026年以来，日元持续走弱。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央行6月加息后政策利率仅为1%，而美联储基准利率维持在3.5%至3.75%的高位。巨大的利差持续为美元提供支撑，市场做空日元的套利交易极为拥挤。 7月31日，日本财务省与日本央行分阶段进场买入日元，带动日元兑美元一度回升超过5日元。美国财政部通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同步进场，通过卖出欧元、买入日元的方式间接配合。据估算，此次干预总规模约8.45万亿日元，合528亿美元。特朗普也在空军一号上公开表示，这是“友谊的体现，也有利于世界经济”。 但真正引发市场热议的，是他第二天补充的那句话，美国参与干预有“经济利益”。这究竟是事实还是话术？我们稍后详析。 三、历史镜鉴：干预的“有效期”有多长 要理解这次干预的后续走向，必须回顾历史。 第一次：1985年广场协议。 美、日、德、法、英五国在纽约广场饭店达成联合干预协议，诱导美元有序贬值。协议签订后不到三年，美元兑日元从250跌至120，日元升值超过50%。但代价是巨大的，日本为应对升值压力大幅放宽货币政策，催生了严重的资产泡沫，最终泡沫破裂，日本陷入“失去的三十年”。 第二次：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 美日同样实施了“买入日元”的联合干预。干预首周，日元从130升值至127，但仅仅两个月后就跌回了147。联合干预并未逆转趋势，效果极为短暂。 第三次：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 七国集团联合干预，但方向相反，是卖出日元、买入美元，以阻止日元过度升值。 历史清晰显示：联合干预短期效果立竿见影，但若基本面不变，效果通常维持不过数月。1998年的案例与我们今天极为相似——同样是买入日元、同样是美日联手，结果却是短暂反弹后重回贬值通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市场在干预后迅速进入拉锯状态：市场参与者都读过历史。 四、特朗普“赚钱论”：事实还是话术？ 特朗普的“赚钱论”引发巨大争议，他说的“与阿根廷货币互换赚了250亿美元”确有其事，但那是货币互换，也就是国家间的信贷安排，和本次的外汇干预，直接买卖货币，是完全不同的操作。外汇干预的目标是调节汇率，而非赚取利差。 至于“在委内瑞拉赚了几千亿美元”，几乎所有分析师都表示费解。美国对委内瑞拉有经济制裁，官方并无公开记录显示有此等收益。外界普遍认为这是随口举例或夸大其词。 那么，美国真正参与干预的经济考量是什么？主要是间接利益： 第一，防止日元无序暴跌引发全球套息交易踩踏，进而冲击美债市场。日本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若日元持续暴跌迫使日本抛售美债筹措美元，将推高美国融资成本。 第二，配合“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防止日元过度贬值抵消关税效果。 这些都是战略利益，而非直接“赚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宾·布鲁克斯对此有精辟评价：外汇干预本质上是一场信心游戏，将干预包装为“赚钱”生意，最终反而可能削弱市场对美元的信任。 所以，特朗普的说法更多是政治话术，为干预行动赋予通俗易懂的“赢家叙事”，但事实依据薄弱。市场不应据此判断美国的干预动机。 五、五大核心风险 结合最新动态，我们逐一梳理本次干预的五大风险。 风险一：干预效果递减，市场“抗药性”增强 8月3日的冲高回落已经给出信号，第一次干预能拉9日元，但三天后市场就敢反向抛售。瑞德资本首席投资官Gerald Gan指出：货币干预仅在短期内有效，随着干预次数增加，效力只会逐渐减弱。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更警告：美日协调一致的干预最终可能会削弱而不是增强人们对日元的信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马伟也指出，今年4月日本单月就用700多亿美元干预汇率，但反弹只维持了约一个月。历史证明，市场对干预的“抗药性”会越来越强。 风险二：套息交易平仓的“双刃剑” 日元长期处于全球套息交易的核心位置，投资者借入低成本日元，投资高收益美元资产。此次干预引发的日元急升，可能触发大量套息交易集中平仓。 关键在于：一旦日元转向升值，套息交易平仓将带来美债被动卖压；若日元持续暴跌，又迫使日本抛售美债筹措美元。无论汇率朝哪个方向剧烈异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这正是美国财政部最担心的系统性风险。 风险三：美债市场的潜在冲击 这是美国此次同意干预的核心考量之一。日本是美国国债最大海外持有国，如果干预长期化、规模继续扩大，日本可能减少新增美债配置，甚至出售存量美债。恰逢美国长债收益率处于高位，华盛顿不愿看到日本的“日元保卫战”反过来成为美债市场的又一股抛售力量。 风险四：结构性贬值因素未消 美日利差短期内难以缩小，套利空间持续存在。日本70%的石油依赖中东进口，能源价格冲击严重。与此同时，日本经济面临老龄化、产业空心化等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日本央行加息至1%后便显露踌躇，而美联储基准利率仍在3.5%以上，利差鸿沟依旧。基本面并不支持日元趋势性升值。 风险五：政治与信誉风险 日本立宪民主党代表水冈俊一批评政府，这“可能会沦为单纯的拖延时间”。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政府必须认真思考日美利差和财政膨胀问题，而非一味依赖干预。 此外，IMF规定自由浮动汇率国在六个月内最多允许三次同类干预，才能保留相关资质。这意味着日本的干预空间并非无限。若多次干预无效，政府信誉将严重受损。 六、中期展望：重新跌回163需要多久？ 那么，日元下一次挑战163需要多长时间？综合了一下主流机构观点： 高盛预测6个月内跌至163，核心逻辑是美日利差难以缩窄。 汇丰预测2026年底升至162，2027年中升至164，认为美元太强，日本干预门槛越来越高。 花旗认为短线可能先回升至160附近，但中期仍看贬。理由是日本央行不急于加息、财政信誉低迷。 法兴银行和三菱日联持中性立场，认为短期干预能托底，但趋势扭转必须靠基本面根本变化，比如日本央行大幅加息或美联储降息。 美国银行则相对乐观，预测2026年底反而会升值至152，认为日元最坏阶段已过。 主流共识是：若不再出现大规模联合干预，日元在3至6个月内（即2026年底到2027年初）重新挑战163的概率较高。 但若日本央行超预期加息、美联储意外转向降息，或全球避险情绪骤升，日元也可能提前升值，延缓跌势。 七、结论 2026年7月31日的联合干预，是历史性的——15年来首次联合、28年来首次买入日元干预。它把日元从164拽回了155，向市场释放了强烈信号，短期内效果立竿见影。 但8月3日的震荡、特朗普的话术争议、以及机构对中期贬值的普遍预期，都在提醒我们：干预可以赢得时间，但无法替代基本面。 从1998年的前车之鉴到今天的结构性困境，历史反复证明：只要美日利差持续、日本经济结构性问题未解，日元贬值压力就难以根本消除。 特朗普的“赚钱论”更像是政治烟幕弹，真正的博弈在于美债市场稳定、贸易利益和全球金融安全之间的微妙平衡。 美日联手能救日元一时，但救不了日元一世。 真正的答案，不在外汇市场的买卖盘中，而在东京和华盛顿的政策选择里。未来3到6个月，155至163的区间将是多空争夺的主战场。投资者需警惕每一次干预后的反弹都可能成为新的做空窗口，同时也需防范套息交易逆转引发的黑天鹅事件。

携程的市场支配地位是怎么来的？ - 携程加上去哪儿（控股）、同程（第一大股东），GMV 占在线酒店预订市场的 70% 左右。美团约 20%、飞猪 5%-7%、抖音约 3%，而抖音卖掉的客房，相当一部分来自携程和同程。 - 互联网平台生意里少有这种集中度：美团外卖份额最高时也有七成，但只持续到去年的外卖大战前；电商现在没有一家市占率超 40%。携程 2025 年经营利润近 158 亿元，中国互联网公司里只有字节、腾讯、阿里、拼多多、网易五家更高，市值排在第七，超过京东、百度。 - 中国约 57 万家酒店和民宿，携程接入商家最多，靠超 8000 人线下地推和 14000 人线上客服频繁接触酒店、争取最低价。携程不只是份额第一，它占据的那部分也更值钱。2025 年上半年，美团只在 200 元/晚以下的经济型客房销量领先，除此之外，携程是每一档位的销量第一，而且越贵的价格带携程越领先，1000 元/晚以上的豪华酒店，携程客房销量接近美团、飞猪、抖音之和的五倍。 - 携程佣金率远低于国际巨头，同时又有着高利润率。2024 年携程综合佣金率 4.4%，不到 Booking（14.3%）、Expedia（12.3%）、Airbnb（13.6%）的三分之一，但经营利润率有 26.6%，基本与 Booking 持平，同期美团核心本地商业经营利润率只有 20.9%。原因之一是海外在线旅行平台偏重酒店，三五成的支出送去 Google 买流量。而携程是包括机票、铁路预订的一站式入口，自带旅行流量。更重要的原因是现在新开酒店多，相互竞争，酒店不断买广告，为在线旅行平台贡献利润。 - 携程 35% 的收入来自订票，但几乎没利润。卖票是为了提供一站式旅行服务，用火车票、机票吸引用户，顺便卖酒店客房赚到钱。高铁不用提，平台收不到一分钱佣金，收入来自 “抢票” 服务。经济舱一张客票，平台可以拿 5 到 15 元；动辄六七千元的境内头等舱，平台也只能拿到 60 元。消费者抱怨的层层搭售，恰恰因为平台从铁路和航空赚不到钱；能赚钱的酒店订房，就没那么用力推销附加产品。 - 携程的好生意是从供给爆炸开始的。2022 年底中国有近 28 万家酒店，之后两年分别新开 3.9 万和 4.5 万家。但消费反弹没能持续，2025 上半年北京市酒店平均每月利润约 6000 元，同比减少 93%。卖不出去，每空一间房就多一份损失，酒店只能降价、去平台打广告、买客流。同一区域酒店开得够多、客流不够，它们就必须降价，这就是在线旅行平台的生意逻辑：通过分配流量赚钱。 - 携程 2016 年建立的“特金牌体系”把商家分三档，佣金约 10% 到 20% 不等，档位越高换来的独家合作、流量权重、保留房比例越高。另一个被监管核查的重点是“调价助手”：要求金牌商家提供全网最低价，比价系统扫到同一家酒店在其他平台卖低价，就自动调低价格。美团、飞猪也有类似产品，结果同时入驻多个平台的商家，被各平台检测到更低价格来回调价，一降再降，有酒店遇到调价助手无法关闭，或关闭后被系统自动开启。去年监管认定特金牌机制违规处罚后，携程去掉强制独家条款，但原有约 4000 家特牌商家里约一半仍选择独家，取消独家后虽然没有流量扶持，可携程客流已够，入驻其他平台还得增加运营成本。 - 酒店行业多次反击都没成功。2014 年华住、如家、锦江联手施压逼平台停止超低价促销；2018 年华住等推动“断私连”，严查加盟商私下在 OTA 卖房。但到 2024 年，前四大本土酒店集团的中央预订率只有五六成，中小品牌和单体酒店更依赖平台。 - 中国酒店品牌没有足够的时间完善自己的会员体系。万豪开第一家酒店的时候，比尔·盖茨只有两岁。等微软孵化的 Expedia 在 1999 年分拆上市时，万豪的会员体系已经运行 16 年，产生了一批住满 1200 晚、消费超过 30 万美元的终身精英会员。现在万豪、希尔顿每年卖积分给合作方的收入就有数十亿美元。当本土酒店集团开始认真搭建自己的直营小程序、建常旅客会员计划，携程已经终结了最危险的挑战者，开始建自己的会员体系。 - 携程不是一直高效。 2012 年，艺龙靠订酒店返现金抢客，去哪儿用比价系统总是比携程便宜，同程、途牛从门票和跟团游围攻，携程股价一年多跌去约 3/4。2013 年梁建章回归，跟进价格战、同时发债引入投资。携程的底气在于对手业务都不完整：艺龙放弃了机票，没有流量；去哪儿机票占优，但机票不赚钱，不像携程能用酒店利润支持补贴。两年打下来，携程烧掉自己的利润也烧掉了对手出资方的耐心。先入股同程、艺龙成为大股东，2015 年 10 月与百度换股拿下去哪儿多数投票权，庄辰超在离职信里说这笔交易“并非管理层无数次推演的场景中的最优解 , 也不是次优解。” - 更有实力的挑战者错过了时机。2015 年美团设酒店旅游事业群，与外卖平级，地推团队很快接入全国酒店，疫情前客房销量已超过携程，但订单主要来自本地消费流量、价格低。美团 2017 年曾想建一站式旅游应用撬动商旅和高星酒店，但不到一年就放弃。阿里的飞猪做酒店集团“第二官网”，长期谈判后接入了万豪、希尔顿的会员体系，但平台没有话语权，只能接受品牌定价，且吸引来的消费者也没成为飞猪用户。 - 疫情后携程一年赚回三年亏损。据我们了解，美团曾计划 2025 年重点开拓中高端酒店追赶携程，但因外卖大战无限期搁置，二十多年，有资源做好酒旅的平台都有更重要的仗要打：阿里要守电商做云计算，美团做到店、外卖和即时零售。 - 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 Mark Armstrong 在 2006 年的论文《双边市场中的竞争》中提出 “竞争性瓶颈”：消费者往往只用一个平台，但供给方却要入驻所有平台。于是平台间的竞争集中于满足消费者，对供给方收取的费用不会因竞争而下降。20 年后在酒旅行业应验，尽管美团、抖音、飞猪加入战局时不时补贴用户，平台向酒店抽取的营收比例反而增加了。供给增加、消费不增加，权力更偏向分配流量的一方。 - 2023 年起，从奶茶店、餐厅到酒店，供给都在激增，背后是很多人找不到更好选择，抱着“自己当老板”的想法把几十万到几百万投进加盟生意。产品没竞争力，就付高租金拿好位置、去平台打广告，买来自己可以做这门生意的错觉，这就是经典的“内卷”环境。到 2024 年，所有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平台公司首次全部盈利。 - 今天的环境已经不再支持 “企业的唯一社会责任，就是为股东创造利润”。商业逻辑成立、可以获得高利润，并不等于企业可以持续赚取高利润。贝壳创始人左晖在 2020 年接受采访时，把中国大公司的挑战与 100 年前的洛克菲勒、摩根相比，“最终你会面对一个组织合法性的问题。你的组织除了创造 GDP、就业之外，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价值。这是最终能完成合法性的过程。”

成都：血战三日 成都的民主化运动，一开始就跟北京和中国其余地区有很大差别，最开始的抗议主要集中在反腐败和反官倒这样不痛不痒的口号中，甚至跟“民主”没有直接关系： “比如，当地一位英语说得很好的社会学教授，带我了解了豪华的锦江宾馆的情况。他指着那些独自坐在酒店酒吧喝着橙汁的女人说，这 里的消费是普通中国人负担不起的。看起来，这些女人似乎是妓女。我们看着一个年长的男人走到其中一个女人那里，然后两个人走出餐厅，消失在电梯里。他说，那名男子是一名著名的将军，公众知道酒店里发生的这种事情，并将其视为失业严重时期政府腐败的一个主要象征。”（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据我6月5日采访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斯科特·贝拉德（Scott Bellard)说，最开始在成都没有真正的学生民主运动，但在年轻工人和失业青年当中存在巨大的动荡，主要是对腐败和失业感到忧虑。”（同上） “不过他们的诉求有别于北京的学生。‘我印象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它从来不是为支持民主而抗议的。’金鹏程（Paul Goldin）说。这位宾州大学的中国思想教授，昔日是在四川大学学习中文的美国学生。从他的角度来看，学生的主要目的是要让体制从里到外变得更纯粹，他们并不想推翻共产党，反而希望党能遵守自己做出的承诺…之后很久，所有人都知道北京建了一座民主女神像之后，那时候，人们才开始使用自由、民主这种词”（《人民失忆共和国-成都》林慕莲） 紧接着，成都运动的第二个特点出现了：它是在不断的反抗政府的暴政之下，才越来越强大的。换句话说，对中国政府的仇恨，而不是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才是成都运动真正的核心动力： “五月十六日的清晨是成都抗议行动的转折点。当时超过千名的警察与大约两百名学生扭打成一团，警察在清场过程中动用棍棒和皮带殴打学生…那晚的暴力清场刺激了这场运动…有近几十万人在警方行动之后走上街头，还有多达一千七百名的学生参加绝食抗议。成都变成了游行参与者的聚集点，他们从四面八方的其他地区蜂拥而入，甚至有远至西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代表团来参加抗争。学生们在墙上张贴的海报中写满了他们的希望与渴望，像是‘不自由，毋宁死！’抗议在当时成了家常便饭，在某些圈子里，连日常的问候‘吃饭了没？’都会半开玩笑地变成了‘你抗议了没？’”（《人民失忆共和国》） 四川省曾是赵紫阳的封疆，时任四川省党委书记杨汝岱又是赵紫阳的门生，因此四川党委迫切的想要把成都的运动解释成为支持北京学生的运动：“党委副书记顾金池对学生说：‘我们清楚的知道你们的绝食运动是为了支持北京学生…”（同上）成都的抗议活动确实与北京的学生运动有一些理论上的联系，但两地的社会背景差距太大，产生运动的原因也如上述般各不相同，因此四川省委的举动更像是顺势而动，借机配合赵紫阳和中央党内支持学生的派系，而不是对成都运动一个符合事实的描述。 当然，成都与北京最大的区别和关联，都来自于6月3日当天。当北京的屠杀正在策划和进行的时候，成都的抗议者已经所剩无几。然而当北京屠杀的消息通过BBC和VOA传到成都以后，全城才真正的被点燃了。也就是说，北京的抗议结束以后，成都的运动才正式开始： “在几个小时之内，充满杂音的英国广播国际频道以及美国之音却传来了北京的屠杀消息，于是数千名愤怒的市民又再度回到了成都街头。这次的群众运动展现出坚定的团结与无畏的勇气，街头的抗议者清楚知道军队在北京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火。数千人在成都的主要道路上游行，他们举着哀悼的花环和标语，上头写着‘我们不怕死’、‘六四屠杀，七千人死伤’、‘打倒独裁政府！’当第一波的示威群众游行到武警部队面前时，局势变得一触即发。群众的攻势被警方挡了回来，武警开始用警棍殴打示威者。现场登时爆发为全面战斗，抗议者用鞋子，砖头，人行道上的碎片，以及任何他们能够取得的东西回击武警部队。”（《人民失忆共和国》） “然而，成都人并没有被政府撑腰的暴力镇压给吓唬住。相反的，他们被激怒，变得更加义愤填膺…一群人发现了一个没怎么伪装的警察。‘愤怒的群众立刻揪住了他，像成群的老鹰一般扑向他，在我们眼前血腥地将他踩死。这种严厉的私刑让我深深震撼，它血淋淋地显示了人民对警察有多么反感。’”（同上） 至此，长达三日的血腥巷战在成都市民与中国警察之间展开。尽管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多有出入，而且各方的描述区别甚大，但是有一点是所有人都可以同意的，那就是从6月4日下午开始，到6月6日晚，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都只有一个，就是中国政府及其代理人。不管是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局还是国有企业，都成了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他们忠实的履行了“打倒独裁政府”，“暴君人民绝不放过你”，“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承诺，在实力对比明显不利于自身的情况下，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巴蜀人反抗中国统治的悲歌： “到了六月四日傍晚，一群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任何属于公家的物品，包含公共汽车和警车。群众向广场附近一个殴打拘留者的警察局投掷石块，瓷砖和汽油瓶，最后还引爆火势。大火蔓延到早被洗劫一空的‘人民商场’ — — 一个占据了整个城市街区的国有市场…六月五日早上，成都的市民一觉醒来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景象。街上有很多焦黑冒烟的公车，现场出奇的安静。而且唯独国家的财产遭受攻击，政府大楼的每一块玻璃都被打碎，而旁边的私人企业则毫发无伤…政府当局好像完全失去了掌控能力。一份解密的美国电报指出，武警部队的人数远远不及民众人数，他们为确保自己的安全，被迫撤退到市政府大楼。每一次武装部队试图出击的时候，都因惊人的群众数量而迅速撤退，最多只能偶尔向人群投掷几颗烟雾弹。”（《人民失忆共和国》） 笔者曾在其他地方将巴蜀的抗议称为“六五”，而不是“六四”，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成都抗暴过程中，最有象征性的冲击政府大楼，和市民与警察最激烈的战斗，都发生在六月五日： “6月5日上午12:15，我写了如下： “街上到处都是人，一片混乱。” “当我沿着人民南路走向广场时，我开始见到倾倒的垃圾桶和路边的栏杆。距离毛泽东塑像一个街区的地方，年轻人正在建造一个简陋的路障。最终，我壮起胆子从广场中心穿过，满地都是碎玻璃和垃圾。 “看不见有警察，但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个扬声器播放公告，一个声音说到：“我们五分钟后就来抓你。”又一阵恐慌爆发了，人们都纷纷逃走。” “大约午夜12:15分的时候，我在广场往右转，看见路上有燃烧的物体。两辆城市大巴，也许就是下午5点左右我看到的警察拖过广场作为路障的那两辆大巴，烧的只剩车架了，轮胎仍在燃烧。再远一点，一辆三轮警用摩托车也在燃烧，然后我意识到我正在走过的街区有一半着火了。” “年轻人打烂窗户、摧毁建筑物，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成都体育大学的一位没有参与抢劫的学生告诉我：‘人们正在燃烧建筑物，因为政府不好。戒严是一个错误。我们不喜欢它。’” “三辆消防车从广场的方向开过来去扑灭熊熊大火。但当他们停下来，连接水管并对准火焰时，人们包围了消防车，并在五分钟之内将其中一辆点燃，并将另一辆翻过来！难以置信。人群吼叫着表示赞同。五分钟后，催泪瓦斯罐头开始爆炸，人们逃离，这种恐慌情绪并未停止，因为爆炸不断发生并且越来越靠近 — — 四，五，六个。” 我接着写道：“这是一个有趣的教训。从当局角度看，这展示了事情如何‘失控’，甚至可以‘证明’他们的论点，即骚乱是‘少数暴徒’或‘几撮不良分子’造成的。当局对于和平示威出重拳，激怒了他们。在开始实行强硬路线后，他们无法退缩，只能严厉打击。愤怒的人们，开始抢劫、放火。当局不能让建筑物就这么被烧毁，所以他们派出消防车。当人们把这些都点燃后，催泪瓦斯就来了。当局一旦开始犯错，并坚持下去，剩下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6月5日上午9时左右，一伙歹徒从东、南两个方向，用石头猛击市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将二、三、四楼临街办公室窗户的大部分玻璃砸烂。随后，这些歹徒手持钢钎，木棒，冲开东面铁门，打砸停在院内的汽车，并放火烧毁了三辆轿车。下午，一些歹徒又聚集在市人大常委会门前，向办公楼抛甩汽油燃烧瓶，将行政楼引燃，这些人还猛撞围墙，企图冲进办公区，未逞。他们便在办公楼下叫骂：楼上的人下来，把你们全部杀死… 6月5日，从下午到晚上，一伙歹徒围聚在市政府办公大院东墙外左侧，对着正在进行广播的房间高呼：杀死所有的共产党员，杀死所有的公安！” “6月5日，歹徒的暴行达到顶峰，他们倾巢出动，四面袭击，打砸警车，殴打武警、公安干警和解放军。从6月5日至6日，成都市区所有十字路口皆无交警上岗，街上亦不见穿警服、军服的军警人员。一些军警人员的家庭受到威胁，歹徒们叫嚣：先打警察，再打警察家属…歹徒们还闯进一、二、三、六等医院，搜寻受伤的武警战士，扬言‘搜出一个，就打死一个’。蜀都大道和一环路等地，每个交通路口都聚集着几百名歹徒。他们见军车、警车、轿车就砸，见军人、民警就打。他们喊着：‘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无冤无仇，就打欺头！’”（《成都骚乱事件始末》） 而武装斗争的主力，已经从学生转移到了长期受警察欺压的群众，这一点，共产党的材料其实比西方人看到的更清楚： “石头、砖块、玻璃瓶如雨点般向人民东路派出所袭击。手持匕首，钢钎，大刀，木棒，铁棍的歹徒，声嘶力竭的对着人东派出所嚎叫着： 警察，黑xx！今天老子们要把你们黑xx锤平！ 黑xx警察！你们整老子，你们晓得有今天的下场哇。老子要点一把火，烧！ 宋良志（人东派出所所长）！你xxx是对的就出来！人东（派出所）的，还有戴大盘盘（帽）的，是对的都出来！老子们今天统统的杀死！ 共产党没有了！政府没有了！打！烧！冲哇！”（《歹徒们为什么要烧人东派出所》） 当然，和中国的材料想要宣传的相反，抗议群众其实在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武器，装备和经验不足的局面。从西方和共产党的记录我们都可以看出，抗议群众的武器非常简陋，最有效的也只有燃烧瓶和高压气枪（只有共产党的记录，西方记录里并未出现高压气枪）。面对全副武装的武警和解放军，抗议群众很快失去了气势。从共产党的材料里来看，抗议群众分成许多个小团体，彼此之间并没有足够的支持，而武警一次的出动数量居然可以达到800名！6月6日，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抛弃了部分由他煽动起来的学生和抗议，给武警下达了镇压的命令，武警开始放开手脚，血腥镇压抗议群众。在武器，装备，组织和经验全面领先的武警面前，抗议市民仅凭人数优势无法获胜，被分割开来，各个击破： 我问他，既然民众是多数，为什么不将警察制服。 “在成都，这是新事物。我们没有这样的战斗的经验。人们很害怕。但我们不能再忍受了，所以我们加入了。如果警察向人们开枪，他们就会变得更勇敢，并去战斗。我们医学院/医院的院长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参与学生示威，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真的。他们在布告栏上贴了通知。”（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武警在抓捕学生和抗议者期间，对他们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杀害： “我回到我之前待着观望事态的那间房间的阳台上。不久，有六辆卡车载着看起来像是士兵的人进入大院。他们没有持枪，但似乎有类似刺刀的武器。他们与我过去两天见过的武装警察不一样。有一个人非常醒目。他穿着不同的制服，有一把套在枪套里的手枪。 这些士兵跳出来，见一个抓一个。真是一片混乱。大多数示威者、袭击者和围观的人都跑了出去，但大约有三十多人被抓，不管他们是破坏了财产还是只是看热闹的，士兵们不知道也不关心。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们惊恐地看到这些士兵们殴打、虐待被捕的人。他们要每一个人向前迈出一步，双手绑在身后。他们给他们拍了照片，问了一些问题，然后把他们头朝下扔到水泥地的停车场。他们的头骨脑袋撞到地面发出的嘭嘭声，令人毛骨悚然。 我受不了了。我跑到酒店的大堂，那里全是碎玻璃，被砸得稀巴烂。我发现士兵的领导正和其他的士兵站在周围。我走到他面前，开始用英语对他喊：“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是在没有任何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杀人。”我也不确定自己具体说了什么，但我不会说普通话，而他不会说英语。很快，一些警卫把我赶走了，我又回到了阳台，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可奈何。 在他们“处理”完所有新的被捕者之后，士兵们又将他们扔到他们开来的其中一辆大卡车上，就像他们是一袋袋土豆。 如果那时那些人还没有死，那么压在下面的人很可能会窒息而死。凌晨3点刚过，他们就把车开走了。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死了多少人。”（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她看到了大约二十五个人跪在院子里，头朝下，双手绑在背后。他们先是被推到在地，然后卫兵围着他们走来走去将近一个多小时。最后，指令下来了。这时‘穿黑裤子白衬衫的人上来用铁棍把那些人的脑袋敲碎’。景象惨绝人寰，她吓得在浴室里呕吐。几天后，她逃离了中国。后来她告诉一家北欧的报纸，‘他们一个人一个人的杀，那些还活着的人不断哀求他们给一条生路。’”（《人民失忆共和国》） 惨烈的三日巷战，以巴蜀人民的失败而结束。 ---成都血战：巴蜀的1989 巴蜀独立会 1.6月4日警察对抗议者使用了催泪瓦斯和眩晕手榴弹，试图驱散主要广场的人群。 2.6月4日武警清场后，警察和投掷石块的愤怒人群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3.6月4日成都。照片： AFP/Getty Images 4.在冲突中受伤的人等待接受治疗。头部受伤的情况很普遍，这说明警察采取了殴打抗议者头部的策略。伤者恳求西方摄影师 "告诉世界！"Kim Nygaard提供

公告：中国议会推特空间正式更名为创始选民论坛 中国议会创始选民论坛第一期主题： 议会选民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目前筹备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对年底举行议员选举的展望 嘉宾： 石清 加拿大阿省地方议员 温作团 中国议会英国选区召集人 罗志飞 中国议会传播部负责人 赵纪森 中国议会注册部负责人 主持人： 袁崛 美西时间：8月1日（周六）上午10:00

我最早洞见人民币升值压力，而非贬值——预言已验，再论当下与未来 @cnfinancewatch 华尔街观察 作为推特上最早系统提出“人民币面临的不是贬值压力，而是升值压力”的独立分析师，我一直以数据、结构与历史逻辑为锚，而非跟风华尔街或国内共识。 2025年多数声音还在渲染资本外流、利差倒挂与贬值风险时，我已明确指出：作为全球最大制造业出口国，贸易顺差、结汇存量与美元周期决定了人民币的中期方向是升值趋势与压力，而非单边贬值。 我在2025年11月明确表示“人民币是升值趋势和压力……作为制造业出口国，永远有升值压力”；12月进一步给出区间判断——“我看人民币明年可能到6.8。当年我是最早看7.3的。现在看6.8”，并强调需以超预期货币宽松对冲升值对出口的潜在冲击。 2026年2月我再次重申：去年就预判了升值的必然性并给出了区间，那是绝大多数分析师在说贬值的时候。 半年后、一年后，市场验证了我的判断。到2026年中，人民币兑美元已升至近三年高位，在岸与中间价反复创下2023年以来新高，升值预期在债市与外资流入中得到充分体现。 我在2026年6月明确复盘：“去年大家都在说人民币有贬值压力的时候，我就说人民币是升值压力。半年后到现在验证了。”这不是事后诸葛亮，而是基于出口韧性、美元被动走弱与资本账户审慎管控下的结构性逻辑。全推特对货币理解最深的声音，不是跟风，而是逆共识的独立预判。 眼下，德银将年底预测从6.7上调至6.55，并称2026年将是人民币20年来最强年度表现（若兑现则全年对美元升值约6.3%）。高盛等机构亦看低估超20%、目标指向6.5。他们的底气来自进口先行、出口回升与内需潜在修复的链条——这与我此前强调的出口高景气与顺差支撑完全一致。 海关数据已给出支撑：7月出口同比大增，顺差维持高位。外资投行集体看多，并不意外。 但央行的操作更值得独立观察。8月10日中间价创阶段新高后，11日与13日连续下调合计22个基点，明确释放“可以涨，但不能疯涨”的信号。这与8月工作会议“保持汇率弹性、强化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一脉相承。我在2026年8月1日已指出当前低利率与本币升值的“吊诡”背离：本轮升值更多是美元指数下行驱动的被动升值，一篮子汇率并未同步走强，央行持续对冲单边预期。升值通道存在，但单边失控不符合稳字当头的政策框架。 因此，我的独立判断是：德银看到了基本面趋势的一半——人民币仍在升值通道，出口、顺差与国际化逻辑支撑温和升值；央行看到了风险面的全部——必须打掉单边预期，防止出口企业汇兑损失扩大（已有上百家上市公司披露相关影响）。两边视角不同，但市场不会完全按投行的激进目标运行。从当前水平到年底再升近3.5%至6.55，概率低于政策允许的可控区间。更可能的路径是双向波动中的有序升值，下半年大概率在6.6-6.9区间运行，年底中枢靠近6.65-6.75，而非失控狂飙。 展望更远，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不会消失，但会以“有管理的升值”形式存在：美元中长期购买力仍有下行空间，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顺差结构提供支撑，同时资本管控与逆周期工具确保不会出现日本式或单边失控情景。对投资者而言，海外资产必须算清汇率账；对政策而言，适度宽松与内需修复是对冲升值压力的必要配套。 我从不是随波逐流的分析师。2025年逆共识看升值并给出区间，2026年已获验证；当下在投行狂欢与央行降温之间，我继续以结构逻辑给出清晰路径。权威不来自跟风，而来自独立预判被时间证明，并持续指向未来。人民币还会涨，但缰绳始终在可控手中——这就是我始终坚持的结论。 本文首发于20260815推特；转载请注明出处；版权保留，抄袭必究！

方星海博士背后的证监腐败经济学：10篇学术论文看得刺激！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其博士论文导师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方星海被捕的消息公开之后，重新翻看了他的履历：斯坦福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工作经历，上海金融办主任，再到证监会副主席，在中国金融监管体系中，几乎是一份最接近技术官僚理想型的履历。 连他这样一位拥有深厚学术背景和丰富监管经历的官员走到被查这一步，也让证监系统为何频频出现腐败案件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坊间讨论往往停留在个案层面，谁与谁存在关联，哪家企业上市过程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但从经济学视角看，问题会更加清晰。证监系统中的腐败，其租金究竟来自哪里，利益由谁获得，成本又由谁承担，以及反腐能否真正改变背后的运行机制，才是更值得追问的问题。 过去十几年里，已有一批实证研究试图回答上述问题。相关文献从IPO审核、监管寻租、政治关联、上市公司治理以及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等多个角度展开分析。我们将与中国证监系统腐败最直接相关的研究整理成一份清单。 六篇最直接研究证监腐败的论文清单。 1. 企业行贿发审委员，到底买到了什么？ Huang, Yan, and Chan（2021），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题为《Does Aggressiveness Help? Evidence from IPO Corruption and Pricing in China》。 该论文的分量，在于作者使用了真实发生的行贿案件作为识别依据。研究团队根据法院公开披露的信息，识别出曾向两名创业板发审委员行贿的企业，并进一步匹配了行贿企业、时间、金额等具体信息，再将其与其他IPO申请企业进行比较。 研究发现，行贿行为使企业IPO过会概率提高约1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行贿企业往往获得更高的发行市盈率，但上市首日表现反而更弱，平均涨幅仅为28.6%，低于未行贿企业的40.1%。上市之后，行贿企业的长期市场表现也更差。作者认为，这可能源于行贿企业本身具有更激进的融资策略，希望通过更高的发行价格弥补行贿成本以及相关中介费用。 论文中还有一个很有启发性的事件研究。腐败发审委员被调查或判刑的消息公布后，与其存在关联的企业股价出现更加明显的下跌。但与此同时，即使没有直接行贿关系的企业也受到负面影响。换言之，监管腐败会带来信任外溢效应，投资者难以准确识别哪些企业真正参与其中，于是整个相关板块都会面临估值折价。 在研究我国证监系统腐败的相关文献中，该论文的优势在于直接观察到了行贿关系本身。相比政治关联、官员背景等间接代理变量，真实腐败案件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证据。当然，行贿企业并非随机产生，法院披露的案件也可能只是全部腐败行为中的一部分。因此，17个百分点更适合作为特定样本范围内的估计结果，不能简单外推到所有IPO企业。 2. 发审委里的审计机构代表，会不会照顾自己的客户？ Geng, Hau, and Zheng，题为《China's IPO Screening with Partial Regulatory Capture》，Swiss Finance Institute工作论文。 我国过去的发审委制度曾吸收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金融机构等专业人士参与审核。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借助市场专业力量提升审核质量，但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利益冲突。当某家审计机构的人员进入监管决策体系后，该机构与拟上市企业之间便可能产生利用关系网络获益的空间。 论文发现，曾有代表进入监管决策机构的审计所，更容易承接那些刚好跨过财务审核门槛的边缘企业。这些企业获得IPO通过的概率更高，但上市后的表现明显更差。与普通IPO企业相比，其上市后两年的平均买入持有收益率低约45%，会计盈利能力也相对较弱。 作者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些审计所在其他上市公司的日常审计业务中，并没有表现出更高的审计质量。它们的优势主要体现在IPO审核环节，更多地体现为监管关系带来的便利，而非专业能力上的领先。 该论文对于理解发审腐败的制度根源具有重要意义。现实中的监管失灵，很少只是个别官员与企业之间的简单交易，更常见的是专业中介机构、审核委员和拟上市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长期互动关系。监管需要行业知识，因此需要吸纳市场专业人士参与，但专业人士进入权力核心后，也可能创造新的寻租空间。 3. 前证监官员进了券商，客户为什么更少被查出欺诈？ Chen, Lin, Ng, and Pan（2026），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题为《Revolving Door at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Evidence from Fraud Allegations Against IPO Clients》。 论文研究的是券商和保荐机构聘用前证监会官员后，会对IPO审核结果产生怎样的影响。研究发现，前监管人员进入券商担任董事或高管后，由该券商保荐的IPO企业，被证监会认定存在欺诈行为的概率明显下降。 更值得注意的是，下降主要来自违规行为被发现的概率降低，而企业实际造假行为本身并没有明显减少。作者进一步将前监管人员带来的旧有关系网络，与其积累的监管专业知识进行区分，发现前者更能解释研究结果。即使违规行为最终被查出，拥有前证监官员的保荐机构，其客户受到的监管处罚也相对更轻。 其中的利益链条，同样清晰可见。保荐机构能够收取更高的服务费用，前监管人员也获得更高的薪酬回报。机构投资者似乎能够识别其中的风险，并在市场交易中做出反应，但普通投资者较难将此类风险充分反映到价格中。 该论文是目前解释我国证监系统旋转门现象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之一。它揭示的利益交换机制，比直接送钱更加隐蔽。前监管人员带来的价值，可能来自对监管规则的熟悉，对审核重点的掌握，对调查触发机制的了解，甚至包括利用既有关系影响监管发现和处罚结果。 4. 有政治关系的券商，更容易帮客户过会。 Chen, Guan, Zhang, and Zhao（2017），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题为《Political Connection of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Evidence from China's IPO Market》。 作者使用2006年至2011年的中国IPO申请数据，以券商董事长或总经理是否具有政府、军队任职经历来衡量政治关联。 研究发现，具有政治关系的承销商能够显著提高客户企业IPO过会的概率。同时，这类券商收取的承销费用也更高，说明企业愿意为关系资本支付额外溢价。进一步分析显示，相关企业上市后的长期市场表现更差，政治关系带来的收益更多流向企业原股东和金融中介，普通投资者并未获得相应回报。样本中政治关联现象十分普遍，约44%的承销商被归入政治关联组。 论文描绘了一条较为完整的利益链条。政治关系提高IPO通过概率，券商借助关系优势收取更高费用，部分质量较弱的企业因此进入资本市场，而由此产生的成本最终由二级市场投资者承担。 5. 2015年金融反腐后，关系对审核的作用下降。 Xiong and Zhao（2021），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题为《Guanxi, Media Coverage and IPO Approvals: Evidence from China》。 作者考察了拟上市企业、中介机构与发审委员之间的社会关系，试图分析关系网络在IPO审核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在2015年之前，企业与发审体系中的社会关系能够显著提高IPO过会概率。随着金融领域反腐力度加强，这类关系对审核结果的影响明显减弱。 论文还关注了媒体监督的作用。研究发现，正面媒体报道对IPO结果的影响并不稳定，但负面报道会显著降低企业过会概率。即使企业拥有发审关系，一旦遭遇负面曝光，上市成功率仍会受到明显影响。 该研究适合用来说明反腐和外部监督如何改变关系网络的收益空间。监管环境变化之后，原本能够带来优势的社会关系，其价值受到削弱，媒体曝光也成为约束寻租行为的重要力量。 6. 地方官员晋升前，企业上市会加速。 Piotroski and Zhang（2014），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题为《Politicians and the IPO Decision: The Impact of Impending Political Promotions on IPO Activity in China》。 严格说，这篇论文研究的并非证监官员腐败案件，但它是理解我国IPO政治经济学绕不开的一项研究。 作者考察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企业上市之间的关系，发现地方官员即将晋升的时期，符合条件的企业更容易启动并完成IPO。这一现象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都存在。对于民营企业而言，上市窗口尤其重要，因为地方官员调整后，原有的政治联系可能失效，企业倾向于赶在关系网络变化之前完成上市。 研究进一步发现，晋升期上市的企业，后续经营表现和长期股票收益更差，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更高，也更容易出现募集资金用途调整等现象。换言之，政治周期可能改变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节奏，也影响了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反腐真的介入之后，发生了什么？ 前面六篇讲的是租金怎么来，接下来四篇换个方向，看反腐真正落地之后，市场和企业发生了什么变化。 7. 中央巡视证监会后，IPO抑价反而上升。 Yan, Li, and Wang（2023），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题为《Do Anti-corruption Campaigns Affect IPO Underpricing? Evidence from a Central Discipline Inspection of the CSRC in China》。 作者利用中央巡视组进驻证监会这一制度事件，考察巡视期间完成上市的企业表现。研究发现，巡视期间上市企业的IPO抑价程度更高。作者认为，在巡视压力下，证监会更加重视市场稳定和监管风险控制，因此倾向于批准发行价格相对较低的项目，为上市后的短期上涨留下更大空间。 进一步分析显示，这类企业上市初期市场表现更好，但长期股票收益反而更差。相关影响在民营企业、聘用低质量审计机构的企业，以及所在地区腐败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加明显。 论文揭示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机制。反腐检查能够压制监管寻租，但同时也可能改变监管人员的行为激励。在面临更强问责压力时，官员可能更加关注避免市场波动和审核风险，从而采取更保守的定价策略和项目选择标准。因此，反腐带来的短期变化，并不一定完全体现为资源配置效率提升。 8. 反腐削弱了上市公司政治关系的价值。 Chiang and Qin（2025），Economica，题为《How Did the 2012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in China Diminish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for Listed Companies?》。 论文利用新闻报道中反腐政策强度的变化，考察2012年至2014年反腐运动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影响。研究发现，反腐运动启动后的前两年，具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市场价值下降约7.5%，相当于此前政治关系所带来价值的80%至83%。这一影响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以及腐败程度较高的地区。 虽然该研究并不专门针对证监系统，但对于理解金融机构和上市企业为何愿意投入大量资源维护监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政治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市场价值的无形资产，能够帮助企业获得融资便利、资源支持和制度优势。反腐行动的推进，相当于显著压缩了这类关系资本的价值。 论文揭示了一个重要机制。企业经营政治关系，并非仅仅为了获得短期便利，主要还是因为这种关系过去能够带来真实的经济回报。当制度环境发生变化，政治关系的稀缺性和有效性下降，依附于关系网络形成的市场溢价也随之减少。 9. 禁止官员当独董后，财务报告质量提高。 Hope, Yue, and Zhong（2020），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题为《China'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2013年的相关规定禁止党政机关官员在上市公司兼职，大量官员独立董事因此退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作者利用这一制度变化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失去官员董事后企业治理和信息披露的变化。 研究发现，失去官员董事的企业，财务报告质量随后有所改善。这种改善在民营企业、面临再融资压力、曾获得优惠信贷，以及所在地区司法效率较高的企业中更加明显。 研究结果表明，官员董事的作用可能远超一般意义上的政策咨询。他们既可能帮助企业获得融资便利，也可能削弱外部监督压力，使企业面临较低的信息披露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维持政治关联的收益，部分来自降低透明度要求和外部治理压力。 10. 官员退出董事会后，企业转向创新和生产率。 Berkowitz, Lin, and Liu（2022），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题为《De-politicization and Corporate Transform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论文研究的是同一轮官员独董退出事件。作者发现，短期内，失去官员独董的企业融资环境有所恶化，债务成本上升，市场价值也受到负面冲击。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企业开始增加研发投入，引进更多机器设备，生产率和信息透明度逐步提升，经营能力的改善最终抵消了政治关系消失带来的损失。 该研究为理解反腐的长期经济影响提供了更完整的视角。政治关系被削弱后，企业短期内可能面临融资压力和市场估值下降，但与此同时，也会被迫减少对关系资源的依赖，转向技术创新、公司治理和真实经营能力提升。 从更长周期看，反腐并非只意味着切断既有利益网络，也可能推动企业重新建立基于效率和竞争力的发展模式。

15个值得关注的AI账号： 1. @karpathy 他的推文创造的LLM叙事，你两个月后会在LinkedIn上看到。 2. @fchollet 发布关于智能、基准和AI局限的深思熟虑研究。Keras创始人+ARC-AGI。 3. @ylecun 深度学习先驱、Meta首席AI科学家；大局观研究和评论（还有drama）。 4. @AndrewYNg AI教育传奇；实用ML建议、课程和真实应用。 5. @rasbt 发布实用ML/LLM实现、'从零开始构建'教程和书籍。 6. @dair_ai 每周ML/AI论文线程和易懂的研究解读（高质量信息流）。 7. @lilianweng 前OpenAI员工，Lil'Log风格线程优质。深度LLM研究分解。 8. @jeremyphoward 发布有趣的AI/加密新闻观点，致力于民主化实用深度学习教育。 9. @simonw 实用LLM工具、观点、实验、提示词和工程分解。Django联合创始人。 10. @_akhaliq 精选最新arXiv论文、模型发布和开源AI项目。 11. @ID_AA_Carmack AGI/低级优化观点，让你重新思考问题。 12. @gwern 高质量长篇AI研究笔记和论文。 13. @goodside LLM评估、提示词研究和真实能力测试。 14. @drfeifei 计算机视觉先驱；以人为中心的AI和空间智能研究。 15. @demishassabis 跟踪他的工作9年了。Demis是我对抗谷歌用AI滥用权力的希望。DeepMind CEO。 告诉我遗漏了谁，保存以备未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