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摧毁了南中国满清的基层统治，顺带把南边的财富洗劫一空，然后这些财富又被曾国藩的湘军带走。 而南方满清基层的被摧毁，加上曾国藩解散湘军，就有了大量有钱的湘军将领回湖南老家办私塾和新式学堂，这在愚民为首要任务的清前期根本是不可能的。 在历史上相对比较贫穷的湖南安徽两省，在清朝末期民国时期人才辈出，和湘军淮军军功集团的崛起，以及获得的大量财富，是分不开的。 就是这些新式学堂和私塾，培养出了革命年代一波又一波的湖南精英。并在最终，养出了教员。 让那个腐朽溃烂的旧世界，在他的手中，被彻底颠覆。 辛亥革命也是尊太平天国为先例的，孙中山本人就自称过是洪秀全激励了他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而共和国得国之正，更是史无前例。 所有的救亡途径统统遍历，所有的英雄统统都登台表演，所有的旧秩序一扫而空，最后真的是重整旧山河，朝天阙。 其他国家的建国史都充满了妥协与将就 比如美国，其引以为豪的就是建国的时候各方利益的妥协； 比如大英帝国和日本，还保留着王室；比如俄罗斯，来回横跳； 比如法国，巴黎公社凌厉血腥，但二战后原地滑跪，血性全无； 比如南亚大国，居然绝食撒娇都能建国。 像共和国这样，彻底全面，堂堂正正，从极弱中艰难且踏实地步步生长，全世界再无第二例了。

最近几年来，中共挟持庞大的金钱实力，开始对西方国家进行各种各样的渗透，包括意识形态上的渗透，而进行这样的渗透的一个主要管道，就是各种各样的基金会。 大家还记得这个案子吗? 原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华能源基金会秘书长的何志平，涉嫌向非洲国家查德总统及乌干达外交部长，前联合国大会主席等提供数百万美元贿赂，换取一家中国能源公司在两国石油等能源投资的利益，而在纽约被捕，被控违反《美国反海外贪污法》的案件。 这个案子中值得注意的是，何志平是一家总部设在香港的智库－中华能源基金会－的负责人，何志平所在的这个非政府组织，具有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特别咨商”（special consultative status）的身份，它是一家总部设在上海，资产数十亿元的国际性能源公司全资设立的，而该公司也是受贿案的受益方。这家中华能源基金会原定11月22日在纽约举办中国石油产业论坛，邀请前中国助理外交部长沉国放等出席，它还于11月21日中午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第三届能源大奖颁奖典礼。去年颁同样的奖项的时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都有参加，可见其影响力。 另外一个例子是: 华裔美国籍女商人陈晓燕旗下也有一个基金会，叫做“中国艺术基金会（CAFI）”，该基金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外宣传机构牵连甚深。该组织自称以促进文化瞭解为宗旨，以“东、西方民众、领导人与各组织间沟通”为已志，为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的么女邓榕所创立，海外统战的意味非常浓厚。这个基金会也在美国举办过很多大型的活动。可想而知，这些活动都是以宣传中国的伟大，中国发展的进步为宗旨的。而陈晓燕的公关工作，已经做到了川普家族成员身上，就更加耐人寻味了。 这些年来，中国作为“精緻的极权主义”，在对西方社会的渗透工作上，手法也变得精緻了很多。他们没有像美国那样，直接通过类似媒体甚至外交干预的方式进行价值输出，而是採取了更为灵活，更为隐蔽的手法。上述两个基金会及其活动，打着“文化交流”的名义，在美国这样的开放社会中，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受到欢迎的，看起来无懈可击。但是何志平一案就告诉我们，在“文化交流”的旗帜背后，这些基金会其实还承担着更不能为外人所知的任务。这些活动，事实上已经造成对美国原有的主流价值观的挑战，一些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的做法也逐渐在美国社会蔓延开来，这些，都是美国在庆祝自己的250岁生日的时候不能不警惕的。 @baodiantimes

周作人因当汉奸被判枪毙，被胡适等人救下，改判坐牢，49年出狱后写信给毛主席，没想到毛主席的一句话，改变了周作人后半生命运。  周作人，曾被誉为民国散文第一人，文学造诣无人能出其右，他曾痛骂日本侵虐行径，甚至利用自己对日本的了解，揭露日本国内反法西斯统治，妥妥的抗日积极分子。 然而，在民族危亡之际，他却听从妻子的挑拨，先是与哥哥鲁迅决裂，后来打着“文化交流”的幌子，最终走上了卖国求荣的汉奸路。 1908年，和哥哥一起在日本读书的周作人与为他们做饭的女孩羽太信子好上了。两人认识不到半年，周作人就向她求婚，贫穷的羽太信子急不可耐地答应了两人的婚事。 婚后三年，周作人结束学习，带着羽太信子一起回到老家绍兴。 婚后不久，羽太信子开始怂恿丈夫周作人，把她的妹妹和弟弟都接过来。 周作人知道妻子娘家的生活并不好过，为了满足妻子的想法，他欣然答应。 周老太太虽然极不情愿，但是为了儿子的幸福生活，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此时家里人的想法就是，羽太信子有心机，周作人又对她言听计从。 1919年，周作人一家还有羽太信子的弟弟妹妹，搬到鲁迅在北京八道湾购买的房子里。 在个家里，由于朱安不识字，鲁迅又不喜欢她，她根本没有话语权，于是掌家大权就轮到了羽太信子的手里。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羽太信子从女佣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家庭的掌权人，她开始无尽的挥霍起来。 虽然周作人和哥哥每个月的收入不菲，但是也经不起羽太信子使劲造，一下子请了十几个仆人。孩子一点小病，都要请较贵的日本西医。不合意的饭菜和衣物，随意赏赐给下人，买货专挑较贵的日本货。每次出门都坐轿，架势十足。 后来鲁迅看不下去了，他提醒羽太信子要节俭，但同时也让羽太信子对大伯哥产生了厌恶之心。 之后，羽太信子为了把鲁迅，朱安和周老太太赶出去，竟无耻的向周作人说鲁迅偷窥她洗澡。 周作人自然而然是站到妻子这一边的，所以他气急败坏，连问都不问哥哥这件事是否属实，就给鲁迅写了一封绝交信，从此，两兄弟决裂。 不仅如此，周作人还因为听信妻子的话，和弟弟周建人也决裂了。 原因是羽太信子为了让妹妹嫁给周建人，她给妹妹出了损招：生米煮成熟饭。她让周作人把周建人灌醉，然后将他带到妹妹芳子的房间，一觉醒来他才发现自己上当了，结果就是周建人无奈之下娶了芳子。 后来，周建人在上海遇到了自己喜欢的姑娘，羽太信子知道后，非常生气。 周作人害怕妻子生气，就与弟弟周建人也不来往了。 对妻子言听计从的周作人，不仅与两兄弟都失和，而且还走了一条不归路。 1937年抗战爆发，许多教育界的人士纷纷撤退，去了昆明。 周作人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选择留下来，而且也做好了打算，如果北平沦陷，他就以隐居的方式平安度日，再不问世事。 可是事情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 日本拿下平津后，邀请周作人出来做官。起初周作人闭门不出，保持了气节。 但当时北京的大学都已南迀，失去教职的周作人，收入大幅缩水，养活一大家子愈发困难，只能靠微薄的稿费支撑。 羽太信子奢侈惯了，她不想过拮据的生活，于是她就劝周作人接受日本人的邀请。 周作人架不住妻子的软磨硬泡，再加上他差点被自称是他学生的人行刺，他最终同意为日本人做事， 1940年，汪精卫死后，周作人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自此，周作人在汉奸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周作人在全民都在抗战的日子中过得相当安逸。不仅还清了欠下的债务，还成了汉奸界的著名文人，名和利都有了。 然而，1945年抗战结束后，周作人被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最终被判枪毙。 但是后来胡适等人纷纷出来为他开脱求情，1946年11月，高等法院判处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改判10年有期徒刑。 或许是周作人比较幸运，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在和谈期间，下令释放了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监狱。 之后，周作人靠着写文章得来稿费生活。 1952年，为了能生活得更好，周作人直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里满是为自己当汉奸之事辩解的字句。 毛泽东看了信后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就这样，周作人后半生的命运再次得到了改善：人民出版社请他译书，买下他的稿子，每个月给他预支稿费200元。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因病去世。 周作人与哥哥，本是同父同母的两兄弟，最终却因妻子的挑唆而反目，自己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切的根源虽与羽太信子有关， 但根源还在于他自己意志不坚定。 周作人的故事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个好女人能成就一个好男人，反之她就毁了这个男人。

为了防止一些新翻墙的网友忘记了，这里重新发一下任志强的长文《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疫情已经结束了，现在再看，任志强说的基本上是全对 2月18日落笔了“记忆与反思”，本想就此罢手了，尤其是不愿再碰触2月19日的伤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 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 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在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讲话分为一、二、三、四和最后，我也来个一、二、三、四和最后吧！ 一、 第一部分是“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这里讲的是表彰自己的伟大成绩，包括1月7日的批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要靠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国体制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失序，以及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总之都是一尊亲自靠“巨大政治勇气”做出的决策和亲自指挥而取得的重大成绩。 网上有位名为李锦的专家，出版过国企政策的书籍多本，被媒体誉为“我国国企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专门写了篇《“17万人大会”的抗疫历史传奇》的长文，将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与“17万人大会”并列称为党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将载入史册。对此次会议大肆吹捧，已到了无耻之极了！ 中国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可谓是党内执政的一次危机，并提出了“不怕批评，敢于接受批评，敢于自我批评”的信息。对“反右倾”和“大跃进”及瞒产、瞒报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对真相的追查，最终刘少奇用“三七”开承认了七分人祸的错误。毛则在大会上终于作了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事后还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这才让危机渡过了。 这次的大会，也许同样面临的是党内执政的危机，但人们没有看到大会上有批评的意见，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批露，没有查清疫情暴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日的批示才开始。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信息？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中央电视台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为什么会有1月3日的训诫？为什么会有1月3日对美国通报的疫情信息？为什么不提1月7日之前已发生的各种危机？为什么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会公布？至今也未公布！为什么1月7日之后还会召开了各种聚集性的全国大会？为什么还出境访问？为什么在云南敲鼓庆春节？…… 这所有只用1月7日和1月20日来试图终止与斩断国民与社会对疫情发生原因和扩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权力者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也拒绝社会追究这些责任。只想用伟大成绩来为自己遮羞，同时动用各种党所控制的媒体，用所谓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宣传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迹，引导舆论的正能量等方式坚决堵住各种追查事实真相的言论。坚决堵住追究造成这次疫情责任的言论，坚决不承认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认体制与决策无能的事实！ 但这种遮羞式的宣传，大约只能欺骗那些愿意被你欺骗的人，却无法欺骗那些只相信事实与真相的人。 无论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无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欢乐的节日，失去了亲人的破碎家庭。也无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和家庭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满篇的讲话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扩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会没有看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情况。同时不提党的领导的统一体制之下的弊病；不提谁应对疫情的扩大化承担责任；更不会检查和检讨自去年12月以来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诏”，七千人大会尚有检讨、自我批评和认错，但这伟大的“十七万人”的大会，却只有表扬和功劳，并无原因、真相与责任。 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见红卫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马后炮”。伟大与英明正确的战略策略，本应都是防御疫情发生和扩大的工作，但却都发生在钟教授的严重警告之后，而非发生在钟教授的呐喊之前。这也敢称是英明？也敢自吹为成绩？也敢自吹是“及时制定和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明明是在事后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挽救，是在补漏洞、堵窟窿，却被吹成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真是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二字了！ 皇帝可以骗自己是穿了衣服了，但连孩子们都知道皇帝是光着屁股的，那些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穿着新衣，什么是没穿衣服。齐奥塞斯库以为人民仍然会相信他的谎言欺骗时，却不知道船已调头了！ 二、 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 这段讲话的核心大约在“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是在告诉社会，目前的情况全党、全国都纳入了一体，是在同一条船上。将疫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下放到各级政府的头上，告诉全党和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去取得胜利。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我领导的，没我你们都不行。如果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则我死就会中国共产党死，中国共产党死，中国也就死了！ 因此必须保住湖北、保住武汉、保住北京，用举国体制支援重疫灾区，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尤其是防控的重点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做好防控工作，没有我不行，没有党不行，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没有所有人共同为维护核心的努力不行。 皇权意识的传统是国为君天下，臣为君命，故同船同命。没有了君，就没有了国，也就不会有臣的地位与权力了。因此只能是同船同命运，要先共同保住这条船，保住这个君，才能保住臣与民。 当一个现代的国家中，民为天下之主时，则并非是同船同命的概念，也并非都与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袖同命运。如果是个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制度可以选择谁当船长，也可罢免和撤换船长。同样不但可以撤换船长，还可以撤换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大副和水手们。 即使是现代的中国也同样，可以没有一尊，也可以没有执政党，但绝不能没有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 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君则只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地位与利益。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只听君命而不顾民情的情况。当疫情已经发生时，却不敢在没有君令的情况下，向民众公布疫情。不敢公布事实与真相，反而用抓批“谣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传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传播。 此时所有人并非站在一条船上，各自严守着各自的利益，却将一国之民抛弃于后。但当疫情发展到失控时，皇帝却变成了英明的指挥与部署者，让全党全国都被捆绑于这个指挥和部署的船上，成为了必须和只能为皇帝承担责任的人。皇帝可以随意的撤换任何不为维护皇权而献身的臣子，也可以用同船同命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为了党的利益去打好这场保卫战，迎接此次大考。 如果没有上命之错，又何来危机与大考？既然党中央已对疫情形势有了准确的判断，既然亲自指挥已采取了有力有效的举措，既然各项工作部署都是及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疫情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呢？这些并非事前、事中的举措与预防，而是造成了事后的补救。当疫情失控的大量传播时，也才出现了危机。如果是事前的预防，又何来的大考？ 当前的所有举措都是在失了先机的情况之下的补救，是在掩盖与纠正错误的不得已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如能提前预告与预防就不会有武汉500万人的流动，不会有武汉各种的聚会，不会有几十万人的密切接触，不会有几万人的确诊，也不会有几千人的死亡和全国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春节，更不会有不能营业与开工的各种经济损失了！ 防控的重点不是在那些具体的工作上，而在于不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弊病，则无论用什么样的举国体制，能解决了此次的疫情问题，也还会再出现下一次的灾难。十七年前的教训，并没有让这个体制发生彻底的改变，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再次暴发。此次不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下次也一定会再出现更大的灾难。 疫情发生的原因也许尚未查清，但疫情出现之后，未能及时让国民知情，则在于“上无令则下不行”。同时也在于“媒体姓党”，没有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如今又加了个“对借机恶毒攻击”要严惩的罪名！ 真相并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反到是没有真相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当问题已经出现，社会要求查明真相时，执政党却将所有人的命运试图用捆在一条船上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共同努力来救这条船。并试图用同为一条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责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试用用以法制止借机恶毒攻击来扼杀可能对圣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条船上，各级的责任也各有不同。船长本就应承担船长的责任，这是大副及水手们无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体的概念掩盖船长应承担的责任则是幕后的真实目的。 “同舟共济”是当今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疫情的必要，但却不能用此来掩盖船长的责任。 三、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执政党的文化是习惯于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统一于一个命题之下。如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本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却能合并为一个特殊的无法合理解释的词。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担负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已经没有了民主而只剩下专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语，每当“既”和“又”连在一起时的两个定义通常是相对的，这大约就是一种两面开刀的艺术。 讲话的前者是强调防控的重点，后者则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于是就有了既要重点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经济发展工作的部署与安排。 如果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信息是完全开放与公开的，经济是由市场化的方式自我调节的，那么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之下，这个小政府都无法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去调控经济与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险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提出对疫情防控的要求，却无需为人民选择的市场行为提出限制。 但在一个专政的国家，一个非市场化的国家中，极权的宏观政策调控则成为市场经济的障碍。这个统一指挥的调控中，既包括了要服从于疫情防控的一切严格的要求，同时又要精准复工，却又难以获取疫情防控的真实信息，还要由企业承担重点防控的疫情控制，要保证不发生病情的出现，这就更难上加难了。疫情并不能将企业家们变成神仙！ 疫情是一种关系人情、生命和难以防控的风险。企业经营同样是有各种风险的，也涉及员工、股东和上下游等。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企业家会在这两种不同的风险中做合理的评估和防预的对策，并做出适当的选择。 但非市场的情况下，则难以进行合理的安排。也许上下游并不能因疫情和各种规定给以配合，也许你的生产复工也因各种规定而无法满足上下游的要求。尤其是当政治排在第一位时，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场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断而只能服从于政治的责任。又有谁敢跨越雷池呢？在这种连完全复工正常生产都难以兑现时，又何谈扩大与维护就业呢？ 两面开刀则必然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但这已成为执政党文化的特征。因此才有了冲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本是为挽救生命的主力军，却大量的被感染而变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许多的生命，失去了优秀的医学界人才。 为什么浙江也出现了全国病人第二多的地区，但却没有一例医务人员染病呢？原因与差别正在于一种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级绝对服从于上级，政治第一且信息无法公开。另一种则是市场化的方式，将信息公开并各有灵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与权利！ 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停工与延长假期本就给社会带来许多的问题，但试图用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前武汉发出了17号令，会后则撤消了17号令的原因。前者也许是想增加复工的可能，后者则重在疫情的防控，导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冲突。 靠中央或国家统筹，还是靠市场自我调节，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个别省市敢政府付费用专车、专列、专机去迎接农民工入境，支持企业复工，这也许是市场化的需要，政府给以支持和补充，但绝不是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企业的事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但双面开刀的统筹则将两种责任关系混为一谈了！企业也成为了防疫的责任主体了，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脚！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出现了疫情，但各国却采取了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措施。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社会承担社会的义务，企业负责企业的经营，各司其职让国家在没有统筹之中，也并未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正常生活。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无法认定疫情后续的变化，但分工与职责的承担，则十分清楚。这些国家并不会追求领导者的伟大胜利，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绝不会让人民用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胜利，并承担本应由决策者承担的错误责任。 国家为复工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减息、减费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业自救与发展，许多人将此认为是一种上天的恩惠。但却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布于众，并相应防治，又岂会有如今的各种损失与困境，又何需靠各种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与其说这是政府对企业的恩惠，不如说这是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恶果，是理应承担的赔偿。 在武汉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并非是党与政府走在了前面，而是各种民间组织与私人企业走在了前面，并无私的奉献了许多。为了人的生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的支持和支援，则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虽然中央下达了上千亿的资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没有此前不负责任的隐瞒疫情的错误，又岂会有后续的发展与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补救自己决策的失误，而民间的投入则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免受政府失误的侵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不能并列与同解，更不能将政府的责任与民间的奉献混为一谈。 但在一尊的眼中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伟大的亲自指挥与亲自部署！ 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更重要的体现出的是人格上的素质差别！ 四、 加强党的领导 这才是所有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引用唐太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言，一语道破了圣心之意。重不在我为上，重在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让党旗高高飘扬，尤其是用此疫辨诚臣。 你若冲在前，必被我所用，你若退于后，必被我所杀之“决不容忍”！关键时刻要冲上去，并用关键时刻来考察干部，委以重任。 此疫的责任在于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而非党的领导的失责失职，以此来推卸党的领导的相关责任。正是一边高喊加强党的领导，高喊此次“两个亲自”的功劳，一边却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将责任推给了党的领导之下的短板，似乎这样就能回避社会对疫情未能及时发布与公告真相的责任追究了。但这恰恰揭穿了这个体制的病根。所有在讲话中存在的这些党的组织中的问题，其根源都来自于一个不受人民监督，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政党，只忠于皇权与维护核心的体制，来自只讲对党负责在前，而将人民于后的责任关系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承包制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党的领导，党决定一切。承包制就是要让人民自己说了算，自己对自己负责，同时对人民负责。先交国家的，再交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如果坚持党的领导，又如何承包呢？这里最简单的道理正在于如果你要领导，你就必须承担责任。就像这次疫情的暴发正是在“东西南北中，一切服从于党的领导”之下发生的，那么这里所有的责任就不是哪一块短板的问题，而是党的领导的责任。而承包切割了党的领导，却明确了承担责任的人，也因此才有了改革的成功。 当这个国家再次回到了党领导一切，但党绝不对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管理体制中时，那么不但会出现本不应出现的疫情暴发，也会让疫情扩大到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康幸福的地步，也许还会在党的领导中出现更严重的其他问题。 从彻底否定邓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到修改宪法都证明了，这个执政党在试图重新建立一党专政的党国体系。这个一党专政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将人民踢出去，由党代替了人民民主。此后看到的正是纪委领导着监察委、党的网信办领导着国家的体系B，并可任意的制定超越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而是只有党的国家，而无人民的利益与权利了！ 这段话还告诉所有的党员，你们今天都同在一条船上，但如果你不去努力的救这条党国的船，那么我就将你扔到船下去，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另想当“逃兵”，没门！加大问责的刀已经架在了你们的脖子上了！ 讲话的最后提出了三点要求，并引用了著名的古诗来鼓励全党下定决心冲向第一线，落实再落实这些党领导一切的指示。 我只好奇的是皇上重提了2018年1月就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姓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但这次为什么这句话没有用在自己身上？皇上自称今年的1月7日就做出了批示，说明早已知道了疫情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否则又何需批示？但为什么这个见叶知秋的敏锐却未能让这个批示公示于众，甚至没向社会透露丝毫疫情的公开消息？中国已于1月3日向美国通报了疫情情况，为什么如履薄冰的谨慎，却未能将在1月3日向美国通报的信息也同时向中国人民公告呢？ 从全文的开始到最后，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在用各种谎言来当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事实。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时，却已将自己置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之中。越是吹则让遮羞布飞的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和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也许这些口号与古诗会让许多人倍受鼓舞，但聪明的人都能看到这些美丽装饰的背后，是其绝不为此次疫情暴发和领导失误准备承担任何的责任，反倒准备用全国人民的努力与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防治的“胜利”为自己庆功，准备迎接全国人民欢呼“万岁”的战果。 中国执政党用隐瞒前期疫情暴发的原因，靠后续封城的举国之力，骗取了世卫组织的信任，并赢得了国际的称赞。但身历其中的中国人却难以再次欺骗。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痛苦，但中国人知道这次疫情的暴发和所引发的一切本不应出现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严禁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体制。 不管中国的管理体系上有多少的短板，但如果有了言论自由，那么国民在提前知道事实真相时，就会主动的采取各种自我保护，也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失控和传播。比如被当成谣言者的李文亮的微信，不正是在告诫朋友和亲属们要严防疫情的传播吗！如果这不当成谣言，而变成政府对社会警告，那么又何需1月7日的批示和后来发生的一切呢？或许仅靠民间的言论自由的传播就早已取得了防治疫情的伟大胜利了，也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巨大代价的付出！ 无论如何去吹嘘党的领导和“两个亲自”，都无法向中国人民解释1月1日的中央电视台的抓批“谣言”的广播，都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对疫情暴发现任的追究。也许不是今天，但迟早这些政党对人民欠下的债，都是要还的！ 我无法为2月23日的讲话欢呼，反倒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会在那些为讲话而欢呼的声音中更快的发酵。当无耻和无知的人们试图甘心于伟大领袖的愚蠢中生存时，这个社会就会在乌合之众中难以发展与维持了。也许不远的将来，执政党也会在这种愚昧中清醒，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的运动，再来一次邓小平式的改革，重新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 24日公安系统学习2月23日讲话的大会上，给出的信号是政治第一。全国的公安系统要为了“政治第一”而行动起来。拿起刀，扛起枪，坚决消灭一切借机恶毒攻击的势力，为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惜一切代价！ 你愿意成为这个代价吗？代价能让你从梦中清醒吗？

【自称竞选洛杉矶市长的华人网红被美法院签发逮捕令】7月29日，自称将竞选洛杉矶市长的华人网红“小唐酱香饼”称，自己已被西科维纳市法院以“藐视法庭”为由签发逮捕令。小唐表示，目前尚不清楚逮捕令的具体缘由，感到十分焦虑，正在积极寻找律师代理处理相关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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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官家”的宋朝皇帝，为何天天穿红袍，却不敢穿龙袍？ 最近热播剧《太平年》里有个细节让观众愣住：赵匡胤登基后，非但不穿明黄龙袍，甚至比大臣穿得还朴素。这并非剧组臆想——恰恰还原了历史真相。 《太平年》中赵匡胤常穿素色旧衣，宫中用度力求简朴。这一设定源于真实历史：五代十国战乱多年，民间经济几乎破产。 赵匡胤深知奢靡之害，登基后带头“折腾衣服”——废掉刺眼明黄、简化图案，连礼服上的珍珠都下令拆掉。到太平兴国年间，宋朝皇帝的“上班装”就定成了绛红袍，跟大臣站一起没什么两样。 这件看似“朴素”的帝王袍服，原型直接参考了浙江黄岩赵伯澐墓出土的北宋初年宗室公服实物。一件衣服，挖出了整个考据的“老底”。 穿红袍，既是尊“火德”的礼制，更是一种政治姿态——我皇帝为了勤俭节约，连龙袍都不穿了，你们看着办。

自称被央视开盒为“台湾国军🇹🇼军情局三处中校女情战官”的林子育🙋🏻‍♀️telegram频道发布最新贴文，这次他们收到了来自中山市教体局的内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