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送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同事 Kenya，她将开启自己的事业，创立一家属于自己的律所。感谢她在机构四年又一个季度的陪伴和贡献，一路看着她从年轻律师走到今天独当一面，心里既有不舍也有祝福，希望她未来可以展翅高飞。 也是因为这件事，最近和很多年轻朋友聊了不少。在这个行业里多走过几个春秋的人，很多都陷入了一种说不清的迷茫。有些人在犹豫要不要离开行业去拥抱 AI，有些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这几年到底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我自己也是过来人，想借这个机会聊几句心里话。 2013 年我遇到过一位很不错的面试官，她让我写一份 BTC 的研究报告作为面试题。报告写完，我没有加入她的公司，但是为了写那份报告做的功课，让我下了重仓买入人生第一个大饼。这件事我念叨了很多年，时常感恩一路上遇到的这些老师。后来在券商的日子，早八晚五每天夺命连环 call，研究所长办公室经常传出研究不达标被骂哭的声音，但是那些老师在研究方法上从不藏私。严厉的要求造就了严苛的方法论，也成就了一批后来的明星分析师。我现在回头看，那段被骂的日子才是真正给我打底的日子。 回到我们这个行业，年轻人三年换三份工作的事情屡见不鲜。过去几年这件事是被充分定价和认可的，web3 创业公司雨后春笋，交易所各种使出钞能力挖人，从传统行业跳过来或者连环跳槽的小伙伴在市场上是稀缺品。那是一个奖励"敢动"的周期。 但是今时不同往日。不仅是熊市来了，整个行业这一轮也并没有收获我们曾经预期的果实。然后 AI 来了，无数公司进入缩编周期，各家交易所今年的裁员目标据说是 30%，融资不达预期、还没跑出收入的创业公司那边是 50%。同样一个跳槽动作，在两个不同的周期里，市场对你的解读是完全相反的。 前几天有个年轻朋友在群里随口说了一句"哪个年轻人不能靠炒币轻松赚 20 万美金"，群里炸了一阵。这句话我想了好几天。20 万美金在牛市的某个瞬间确实满地都是，但是站在今天回头看，"轻松"两个字其实是把幸存者当成了样本。亏掉一辆车、亏掉一套首付的人，从来不发推，也不在群里说话，圈子的回声永远是赢的那一边的。这件事和这一波离职潮放在一起看，其实是同一件事，年轻人的参照系被牛市拧歪了，等熊市把椅子搬回原位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还站在原地。 所以在这样的周期里，我自己也在反复想，长期到底要做什么，在哪里可以真正获得成长，怎么在下行的时候好好把自己照顾好。 这一路走过来，我一直习惯用严于律己的方式给自己定期设目标，所以不管在什么样的组织、什么样的 leader 下面，"创造超预期"是我自己的工作哲学。这件事不是为了让谁看见，是因为我真的喜欢研究和投资。做研究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在海里游泳，很快乐；投资里遇到的困惑这些年从来没少过，每一次困惑逼着我去补一块短板，去深化一层 soft skill，也让我有机会和很多最优秀的 founder 学到东西。回头看，那些让我真正成长的，从来不是哪家公司的 title，是我自己愿意在每个阶段把手上的事做到心里那条线之上。 说回来，选哪家公司在今天这个周期里其实差异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把能力内化在自己身上，才是真正能跟着你走的东西。当你的能力到了那条线，最好的机会和最好的公司，会自然而然和你互相吸引，会发现你，也会找到你。 祝 Kenya 一切顺利，也祝看到这篇的朋友，在这个不容易的周期里，慢一点，稳一点，把自己长成你想要成为的样子。

最近跟一位在圈內闖蕩多年、已經財富自由的朋友交流。 她提出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洞察： 「現在的錢，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好用了。」 為什麼？ 因為在高度工業化的現代，過去王公貴族才能享受的生活品質，現在平民老百姓都觸手可及。 這位朋友提出了一個經典例子：Jeff Bezos 拿的 iPhone，跟普通人拿的 iPhone 沒有任何差別。即便你再有錢，你也買不到一台比 iPhone 領先 50 年的通訊設備，因為技術邊界就在那裡。 我仔細想想，好像真的是這樣。 在清末，慈禧太后用的馬桶是檀香木刻、鋪著綢緞與香料的「官盆」，而平民用的是簡陋的茅坑，兩者有著天壤之別。但在今天，你家裡的馬桶跟首富家裡的，本質上已無代差。即便多花了幾十倍的錢，頂多也就是多了免治功能或自動掀蓋——在最基本的生理尊嚴上，現代工業已經抹平了階級的鴻溝。 這代表財富在「物質功能」上的邊際效應遞減得極快： 食： 財富自由的人吃一頓米其林三星，跟你吃一頓精緻料理的飽足感與美味落差，已不再是天壤之別。 衣： 頂級訂製西裝與優質成衣的差距，比起百年前的絲綢與粗麻，視覺上的階級感大幅縮小。 行： 頭等艙與經濟艙雖然舒適度有差，但抵達目的地的時間是一樣的。 如果第一個 100 萬美金帶給你的邊際效用是 10（它解決了安全感與基本自由）； 那麼第二個 100 萬美金，效用可能就遞減到 5； 到了第三個，效用可能只剩下 1。 這個效用遞減函數不是線性的，而是斷崖式的（Cliff）。 這位朋友說，她見過不少人白手起家，資產從 A6 翻到 A9，又從 A9 跌回 A6（單位是美元）。 很多人財富增加了，心態卻仍停留在 Degen 慣性。簡單來說，就是賭上癮了。 他們成了數字的囚徒，為了追逐帳面上更高的收益，在錯誤的時間點重倉豪賭，冒著 100% 返貧的風險，去換取那早已遞減到幾乎為零的邊際效用。 我跟她也有類似的觀察。或許是華人基因裡帶有上一代的苦難記憶，我們普遍對金錢有一種深層的恐懼感，喜歡囤積數字、喜歡攀比。這種「匱乏感」就像是一種基因病毒，代代相傳。 即便我們已經生活在物質過剩的時代，腦袋裡的作業系統卻還停留在「飢荒模式」。我們習慣用資產的數字來填補內心的不安全感，卻忘了問自己：當邊際效應已經進入斷崖區，繼續透支生命去交換那些多出的數字，代價究竟是什麼？ 如果你觀察那些在幣圈起伏、最終卻無法守住財富的人，你會發現，他們追求的往往不是「更好的生活」，而是「贏過別人的感覺」。 他們買超跑、買名牌，本質上不是為了自己爽，而是買給別人看的。 試想一下，如果你住在一個無人島上，你會想開一輛藍寶堅尼嗎？上下車得彎腰、椅子難坐得要死，進出車庫還怕刮到底盤。在沒有觀眾的地方，這些財富象徵反而是一種累贅。 有趣的是，這種「優越感」完全是比較出來的結果。再做另一個思想實驗：如果你住的不是無人島，而是所有人都開藍寶堅尼的小島，你還會想開它嗎？應該也不會，因為當超跑變成標配，它就失去了炫耀的價值。 這種對「優越感」的追逐，本質上是一場永無止盡的西西弗斯推石遊戲。 優越感不是來自於你「擁有的多」，而是來自於你「比別人多」。這意味著你的幸福感並非建立在自己的基座上，而是漂浮在別人的目光裡。一旦進入更高階層的圈子，原有的優越感會瞬間崩塌，迫使你投入更多的人生預算去換取下一個階梯的虛榮。 這正是為什麼有些資產 A9 的人依然活得像個飢餓的囚徒。因為在優越感的金字塔中，永遠有比你位居更高處的人。 真正通透的人生，是把自主權從別人的眼光奪回到自己手裡。 這意味著你清楚知道自己需要多少物質就能抵達「舒適」的邊界，而邊界之外的每一分精力，你都選擇用來餵養自己的靈魂，而不是用來滿足無止盡的攀比。 真正的自由，並非擁有買下一切的權力，而是擁有一種「即便不參與這場遊戲，也不覺得自己輸給任何人」的底氣。 當你不再是數字的囚徒，也不再是別人的對照組，你終於能在這擁擠的世界裡，找到一個最讓自己舒服的坐姿。 就像風清揚傳授獨孤九劍時，對令狐沖說的那句：「根本無招，如何可破？」 如果說人生也有獨孤九劍，那麼破除一切煩惱的招式，就是放下心中的比較心——「根本無人，何必去贏？」

2026年普利策 国际报道奖： 美联社：《内部文件显示：硅谷技术助长了中国残酷的大规模拘押与监控体系》 执法记录仪挂在输液架顶端，记录着杨国良躺在病床上的每一次轻微抽动。他在遭警方用砖块殴打后，满身是血、瘫痪在床。 到那时，对中国农村的杨家来说，监控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被困在一套以美国技术为基础的复杂网络中，这套系统不仅监视他们，还试图预测他们下一步会做什么。 他们的火车票、酒店预订、消费记录、短信和电话都会被转交给政府。他们家周围布满十多个摄像头。过去几年里，他们试图前往北京约20次，但常常还没出发，就有蒙面男子出现并将他们带走。去年，杨的妻子和小女儿被拘押，如今面临审判，罪名是“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最高可判十年监禁。 但杨家人说，他们并不是罪犯。他们只是农民，试图请求北京阻止地方官员夺走他们在江苏东部的1.5英亩土地。 “我在自己家里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杨国良坐在黑色窗帘后说。那些窗帘是为了挡住警灯直射他家的强光。“他们的监控让我无论在哪里、什么时候都感到不安全。” 在中国各地，数以万计像杨家这样被标记为“麻烦人物”的人，被困在一座数字牢笼中。他们被禁止离开所在省份，有时甚至不能离开自己的家。而这套全球最大的数字监控系统中，大部分技术来自一个长期宣称支持全球自由的国家：美国。 美联社调查发现，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美国科技公司在很大程度上设计并建设了中国的监控国家体系，其在助长人权侵犯方面的作用，比外界此前所知更深。尽管美国国会和媒体曾反复警告这些工具正被用于压制异议、迫害宗教团体和针对少数族群，但这些企业仍向中国警方、政府和监控公司出售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技术。 尤其关键的是，美国监控技术使中国在西部新疆地区开展残酷的大规模拘押行动成为可能。该系统几乎针对、追踪并评估整个维吾尔本地人口，目的在于强制同化和压制他们。 美国公司将“预测性警务”带入中国。这类技术会吸收和分析数据，试图在犯罪、抗议或恐怖袭击发生之前加以预防。 系统会挖掘大量信息，包括短信、电话、支付、航班、视频、DNA采样、邮件投递、互联网记录，甚至水电使用情况，以找出被认定为可疑的人，并预测其行为。但这也使中国警方能够威胁亲友，并在所谓犯罪尚未发生之前就提前拘押相关人员。 例如，美联社发现，中国国防承包商华迪曾与IBM合作，为北京设计名为“金盾工程”的主要警务系统，用于审查互联网，并打击所谓恐怖分子、法轮功宗教团体，甚至被视为“麻烦”的村民。相关依据来自一名举报人带出中国的数千页机密政府蓝图，经美联社核实后首次公开。IBM及其他作出回应的公司均表示，它们过去和现在都完全遵守适用于中国业务的所有法律、制裁和美国出口管制。 在中国各地，监控系统追踪被列入黑名单的“重点人员”，限制并监控他们的行动。 在新疆，管理人员会将人划分为高、中、低风险等级，常常采用100分制评分，蓄胡须、年龄在15至55岁之间，甚至仅仅因为是维吾尔人，都会被扣分。 一些科技公司甚至在营销中直接涉及种族。 2019年，戴尔与一家中国监控公司曾在戴尔官方微信账号上推广一款“军用级”AI笔记本电脑，称其具备“全种族识别”能力。而在今年8月美联社联系之前，生物科技巨头赛默飞世尔科技的网站仍在向中国警方推销DNA试剂盒，称其“专为”中国人群设计，包括“维吾尔族和藏族等少数民族”。 2019年以后，随着新疆暴行引发国际愤怒和制裁，美国技术流入中国的速度明显放缓。但这些技术已经为中国监控体系奠定基础，随后中国企业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并在某些情况下实现替代。直到今天，人们仍担心出售给中国的技术最终会流向何处。 例如，20名前美国官员和国家安全专家在7月底写信批评英伟达向中国出售用于人工智能的H20芯片的交易，其中15%的收入将交给美国政府。他们表示，无论芯片卖给谁，最终都会落入中国军方和情报部门手中。 英伟达表示，公司不制造监控系统或软件，不与中国警方合作，也没有为警务监控设计H20芯片。英伟达曾于2022年在其微信账号上称，中国监控企业银河水滴和GEOAI使用其芯片训练AI巡逻无人机和步态识别系统，但英伟达告诉美联社，这些合作关系已不再继续。白宫和商务部未回应置评请求。 根据网上帖子，赛默飞世尔和硬盘制造商希捷今年仍在会议和展会上向中国警方推广产品。北京街头的警员使用摩托罗拉对讲机。采购文件显示，英伟达和英特尔芯片仍是中国警务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而维护既有IBM、戴尔、惠普、思科、甲骨文和微软软件及设备的合同仍普遍存在，且常通过第三方执行。 十多年前从中国开始的这一切，如今也可被视为其他国家的警示，因为全球范围内监控技术的使用正在急剧上升，包括美国本土。在特朗普政府的鼓励下，美国科技公司比以往更强大，而总统特朗普也撤销了拜登时代一项旨在防止新监控技术侵害公民权利的行政命令。 随着这类技术能力与复杂程度不断提升，它们的覆盖范围也在扩大。如今，监控技术包括用于在美国追踪和拘押移民的AI系统，也包括在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中识别击杀目标的系统。与此同时，中国利用从美国学到的东西，把自己变成监控超级大国，并将相关技术出售给伊朗、俄罗斯等国家。 美联社此次调查基于一家中国监控公司的数万封泄露邮件和数据库、数万页公司和政府机密文件、公开中文营销材料以及数千份采购文件，其中许多由非营利机构亚洲协会旗下数字杂志ChinaFile提供。 美联社还参考了数十份公开档案申请，并采访了100多名现任和前任中美工程师、高管、专家、官员、管理人员和警察。 尽管这些公司常声称自己不应为产品用途负责，但IBM、戴尔、思科和希捷的营销材料显示，有些企业曾直接将其技术包装为帮助中国警方控制公民的工具。 它们在公开和私下销售话术中引用了中共用于镇压抗议的常用语，如“维稳”“重点人员”和“异常聚集”，并点名提到用于压制异议的项目，如“网警”“雪亮工程”和“金盾工程”。 其他公司，如英特尔、英伟达、甲骨文、赛默飞世尔、摩托罗拉、亚马逊云服务、微软、西部数据、ArcGIS地图软件制造商Esri，以及当时的惠普，也曾明知对象为中国警方或监控公司而出售技术或服务。四名执业律师表示，美联社揭示的这些销售，至少可能违背当时美国出口法的精神，即便不一定违反字面条文；相关公司均否认这一点。 “所有东西都是建立在美国技术之上的，”研究中国警方使用美国技术的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Valentin Weber说。“中国当时的能力几乎为零。” IBM、戴尔、思科、英特尔、赛默飞世尔和亚马逊云服务均表示遵守出口管制政策。希捷和西部数据表示遵守其运营所在地所有相关法律法规。 甲骨文、慧与科技，以及2023年收购VMWare和云公司Pivotal的科技集团博通，未作正式评论；惠普、摩托罗拉和华迪未回应；Esri否认参与，但未回应具体案例。微软告诉美联社，在“金盾工程”升级过程中，没有发现其“明知向军方或警方出售技术”的证据。 一些美国公司后来因人权担忧和制裁终止了在中国的合同。例如IBM表示，自2015年以来已禁止向西藏和新疆警方销售产品，并于2019年暂停与国防承包商华迪的业务关系。 但制裁专家指出，相关法律存在重大漏洞，而且常常滞后于新技术发展。例如，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军警装备出口禁令，并未充分涵盖后来出现的新技术或可用于警务的一般用途产品。 他们还指出，出口管制法律本身非常复杂。堪萨斯大学国际贸易法专家Raj Bhala表示，美联社描述的问题属于“我们会放进考试题里的灰色地带”。 “这会引发对可能不一致、可能违规的担忧，”Bhala说。他强调自己是在泛泛而谈，并非针对任何具体公司。“但我非常强调‘可能’。我们需要知道更多事实。” 尽管德国、日本和韩国企业也发挥了作用，但美国科技公司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供应方。 新疆政府在声明中称，其使用监控技术是为了“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及犯罪活动”，尊重公民隐私和合法权利，并不针对任何特定民族。声明还称西方国家也使用类似技术，并称美国是“真正的监控国家”。中国公安部门以及杨家所在省份的相关机关等其他政府机构未回应置评请求。 这些技术至今仍在支撑控制杨家和其他普通人的警务数据库。根据中国政府统计数据估算，过去十年中至少有5.5万至11万人被置于居住监视之下，还有大量人员在新疆和西藏被限制旅行。 分析人士称，中国城市、道路和乡村布设的摄像头数量已经超过世界其他地区总和，平均每两个人就有一个摄像头。 “因为这些技术……我们完全没有自由，”杨国良的大女儿杨彩英说。她如今流亡日本。“现在承受后果的是我们中国人，但迟早，美国人和其他人也会失去自由。” 1976年，中国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暴力中走出，当时四分之三的中国人都是农民，杨家也是如此。他们住在长江三角洲湿润葱郁的田野间，一座由瓦片和夯土建成的三间房子里。 毛泽东去世后，北京新领导人开始向世界开放中国，惠普、IBM等美国科技公司迅速进入。但政府能够接受的改变仍有严格边界。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震动北京，当局派出坦克和军队向学生开枪。 不久后，北京开始规划“金盾工程”，目标是将中国警务系统数字化。 2001年，“9·11”基地组织袭击极大推动了对监控技术的兴趣。一名研究人员声称，如果当局能通过数据库中的公开信息挖掘劫机者之间的联系，就可能阻止袭击发生。 美国公司从中获利，向美国政府出售了数十亿美元的监控技术，声称这些技术能够预防犯罪和恐怖袭击。 它们也在中国看到了同样的销售机会。研究人员警告说，这类监控技术落入威权国家手中将成为“镇压工具”。然而，IBM、思科、甲骨文和其他美国公司仍拿下了向北京“金盾工程”供货的订单。 “中国以前没有这种东西，”一名前新疆中国警官王某说。他因担心遭报复，只愿透露姓氏。“这些概念全都来自西方。” 很快，中国警方封锁敏感新闻，以令人不安的精准度锁定异议人士。 今年2月一次人权会议上，时任思科律师Katie Shay表示，企业有责任了解客户可能如何将其技术滥用于“监控和审查”。 “很多人遭受了本国政府的伤害，我想承认这种痛苦，”已于6月离开思科的Shay说。“但我也要说，思科否认有关其参与的指控。” 思科告诉美联社，公司致力于人权，但法院中的相关指控可能“打开洪水闸门，使美国企业仅因合法出口现成商品和服务而遭起诉”。 当思科被国会传唤时，IBM正与一家中国国防承包商合作，参与中国“金盾工程”二期建设。 美联社获得的机密政府蓝图显示，2009年，IBM与华迪合作建设预测性警务系统。华迪是中国最大导弹军工承包商旗下的国有子公司，从中国国防部体系中分拆出来。 华迪蓝图写道：“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该蓝图显示，数据库将在线追踪数十万人。 回应美联社提问时，IBM将其可能曾与中国政府机构存在的任何关系称为“陈旧过时的互动”。 IBM称，如果旧系统如今被滥用，而IBM并不知道它们被滥用，这种滥用完全超出IBM控制范围，也并非IBM几十年前所能预见，更不能反映今天的IBM。 回到2009年，北京迫切需要这类技术来压制网上集结的批评者，其中就包括杨家。 同年4月，地方当局命令杨家和村里300多户人家离开土地。开发商看中了他们位于湖边的优质地块，计划建设“西式”公寓和别墅，配套喷泉、足球场和购物中心。 杨家当时并不知道警方正在安装能够锁定他们这样的家庭的系统。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征收了，补偿只是一套五层步梯楼里的房子，对年迈的母亲来说楼梯太多，根本难以上下。 杨家和中国各地许多农民一样开始申诉。 “我发现政府拿走我们土地的方式是违法的，”杨彩英说。“他们骗了我们。” 2009年7月，也就是杨家土地被征收三个月后，中国另一端的新疆爆发骚乱。一名维吾尔人在玩具厂被私刑杀害的血腥图片在网上传播，愤怒的维吾尔人走上街头，数百人死亡。 美国公司再次将自己的技术包装成解决方案。 政府派出军队，切断新疆电话和互联网连接。三名当时为新疆政府工作的工程师告诉美联社，在秘密会议中，官员们得出结论：警方未能发现危险信号，是因为他们无法识别被视为分裂分子、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的维吾尔人。 工程师称，当时新疆警方和数据系统已经运行在IBM、思科、甲骨文和微软等美国技术之上，美联社通过审查政府合同核实了这一点。但这些数据库彼此没有连接。 于是，新疆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将来自所有可用来源的数据，包括银行、铁路和电话公司，融合到一个中央数据库中。工程师说，官员要求提供所有可疑人员及其三代以内亲属的完整信息。他们描述了自己参与过的具体会议。三人中两人因担心在中国的家人而要求匿名，第三人Nureli Abliz如今在德国。 很快，利润丰厚的合同开始招标。IBM也在争取其中的机会。 IBM向中国官员承诺：“在问题发生之前预防问题。”在2009年8月的一份宣传册中，IBM引用新疆骚乱案例，称其技术可以帮助政府“确保城市安全与稳定”。 IBM高管奔赴中国各地，游说中国官员。2009年12月，他们在北京设立了新的“IBM电子政务创新研究院”。2011年，IBM收购了i2，一款旨在预防“恐怖威胁”的软件。公司宣传i2分析中国社交媒体的能力，并授权一家名为蓝灯软件的上海公司将其出售给中国警方，公司记录显示。 一名举报人提供给美联社的泄露账本显示，中国警方从IBM、思科、甲骨文和微软等公司购买了价值数千万美元的产品，用于升级“金盾工程”警务系统。 在中国国家机器与批评者的对抗中，美国技术使力量天平发生倾斜。 2011年，小偷洗劫了杨家，寻找他们的房产证，但没有找到。 两年后，几名剃光头、身上有纹身、戴金链子的男子砸开他们家门，打碎窗户，掀翻家具，试图逼他们搬走。杨的母亲吓得瘫倒在地。医生诊断她心脏病发作，但杨家没有钱给她装起搏器。 愤怒之下，杨家起诉了当地警方。2015年6月，法官裁定他们的土地被非法征收。杨家为此庆祝。 但判决仅数周后，中国警方通过“金盾工程”技术识别人权律师，在全国范围内给数百人戴上手铐，将他们推进警车。 一名律师后来回忆，警方在抓捕他之前，就已经监控了他在微信上关于人权的消息；他被抓后被铐在椅子上遭受酷刑。 一夜之间，中国刚刚萌芽的维权运动遭到致命打击，杨家的案件也随之瓦解。杨家被叫去，被冷冷告知原判决被推翻，诉讼未经审判即被驳回。 “我们真的太相信法律了，你知道吗？”杨国良握紧拳头说。“结果它一文不值。” 与此同时，北京正在把新疆改造成地球上监控最严密的地方，将约100万人送进营地和监狱。 2014年，习近平访问新疆数小时后，乌鲁木齐火车站发生爆炸。随后习近平要求严厉镇压。 “他非常愤怒，”曾为新疆政府工作的工程师Abliz说。“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对维吾尔人的监控还不够严密。” 第二年，2015年4月，Abliz参加了新疆一场闭门展会。前IBM合作伙伴蓝灯软件的展台吸引了他的注意。 蓝灯软件多年作为IBM i2警务监控分析软件在新疆警方的经销商，后来开始自立门户，推广类似i2的软件，声称可以在极端分子惹事前将其拘押。这种相似并非巧合。根据泄露邮件和记录，蓝灯软件的软件复制自i2。 一名蓝灯软件项目经理在邮件中写道：“该平台基于i2开发。” 它使用了i2开发的专有数据可视化系统。该软件支撑了所谓“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IJOP），并有权触发逮捕。 Abliz整个人僵住了。 “我当时觉得，这是人性的终结，”他说。 蓝灯软件未回应多次置评请求。IBM表示，已于2014年切断与蓝灯软件的关系，并不知道蓝灯软件与新疆公安局之间有任何互动。 2015年秋天，也就是新疆展会数月后，邮件显示，蓝灯软件与新疆警方签订合同。工作人员安装了数百万个摄像头，并连接了7000多个警务站，这些警务站常常相隔只有数百米。近10万名警员被招募来敲门，收集姓名、地址、指纹和面部扫描数据。 工程师告诉美联社，尽管中国硬件更受青睐，但外国软件因性能以及与中国基于美国技术构建的系统兼容，仍不可替代。这包括甲骨文和微软的服务器与数据库软件，以及VMWare的云软件。戴尔于2016年收购了VMWare。 2016年底，镇压开始。内部文件、一份泄露的蓝灯软件副本，以及对16名前新疆警察、官员和工程师的采访，揭示了该系统如何运作。 蓝灯软件将输入中央警务数据库的数据整合起来，为新疆大范围人口建立档案，并打上“去朝觐”“出国留学”等标签。管理人员随后进行问询，计算风险分数，并决定拘押对象。 泄露消息显示，数十万人被标记为“不可信”。泄露文件显示，2017年仅一周内，IJOP就将24412人标记为“可疑”，其中多数人随后被拘押。 “他们认为抓走数千名无辜者，也比放走一个罪犯要好，”Abliz说。 这项技术粗糙且有缺陷。蓝灯软件的邮件显示，工程师曾紧急修复一个软件漏洞，以释放数百名被错误归为高风险的人。一名前新疆警官核查身份证时也发现，监控摄像头经常误认人员。 然而，警员被告知“电脑不会说谎”，IJOP列出的目标“绝对正确”，Abliz说。软件的命令常常被恐惧、无条件地执行。 “科技公司告诉政府，他们的软件是完美的，”Abliz说。“这全是神话。” 全方位监控迫使人们完全服从：警员逮捕同事，邻居互相举报。 2017年5月，现居荷兰的教师Kalbinur Sidik被召到乌鲁木齐一栋黄色砖墙公寓楼里的区政府办公室。一名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维吾尔女性起身介绍自己是当地官员。她告诉Sidik，她被任命为所在楼栋的负责人，负责收集邻居信息。 “这些数据会用来做什么？”Sidik问。 那名女子看向电脑，屏幕上运行着蓝灯软件，列着姓名和标签：“夜间外出”“海外电话”“无业”。其中一个按钮格外醒目：“推送警报”。 女子点击按钮，屏幕上出现一串姓名。她解释说，这些人将因涉嫌与恐怖主义有关而被拘押和审讯。Sidik瞪大了眼睛。 “我恨她做的事，”Sidik说。“我知道那些人会消失。” Sidik和另外五名前警员及管理人员说，新疆官员下达了逮捕指标。Sidik惊恐地看着她所在小区每周强制升旗仪式的参与人数，从400人减少到100多人，因为居民不断被逮捕。 在区政府办公室里，她看到屏幕上不断出现这些标识：甲骨文、微软、英特尔。美联社发现，在镇压期间，三家公司的产品都被用于新疆警务和数据系统，同时出现的还有Esri、希捷、西部数据、英伟达、赛默飞世尔以及当时属于戴尔的VMWare。戴尔曾在其网站上宣传与新疆当局合作。 Sidik问当地官员这些东西从哪里来。 “我们花了很多钱进口外国技术，”她回忆对方这样告诉她。 被数字天网捕获的人之一，是新疆一所军医院的哈萨克族药剂师Parida Qabylqai。 2018年2月，Qabylqai因去哈萨克斯坦看望父母而被IJOP标记。起初，她的上司以为这是错误。 “你是个好人，不应该被列进去，”她回忆他说。然后他查了IJOP，看到了她的名字。 “这真的很严重！你会被送进营地的，”他震惊地脱口而出。 一名警官把一份认罪书塞到她手里。 “我做错了什么？”Qabylqai问。 “签字！”警官吼道。 Qabylqai被铐住、蒙头，迅速送往营地。在那里，摄像头日夜监视她，甚至在厕所里窥视她赤裸的身体。守卫通过扬声器吼叫，命令她不准说话，甚至不准动。 “他们对我们做的事，不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她说。“但他们说我的名字被IJOP列出来了，所以他们不需要解释。” 就连执行这个系统的人也未能幸免。 2018年，新疆公务员刘玉良被命令前往村里一名年轻警察的家。他和几十个人沉默站着，看着这名警察抱住哭泣的怀孕妻子。 这名警察曾把许多人送进营地。后来，他自己也被标记为拘押对象。 刘因恐惧不敢反抗，只能参与逮捕，就像那名年轻警察过去做过的那样。 蓝灯软件会在被标记人员做出任何被系统认定为可疑的行为时提醒警方，例如夜间外出或反复登录互联网。刘被派去敲门，询问那些“眼中充满恐惧”的居民。 在警方横扫新疆期间，邮件显示，蓝灯软件从后来被博通收购的云公司Pivotal购买软件。邮件还显示，2018年，蓝灯软件在亚马逊云服务和微软Azure上注册账户，希望向警方客户扩展云服务。 亚马逊云服务表示，蓝灯软件“在短时间内使用了非常有限的云服务”，且并非用于新疆镇压相关软件。微软表示，蓝灯软件通过一个已于2021年停用的自助服务门户使用Azure服务，其任何数据均已删除。 新疆政府告诉美联社：“绝不存在所谓‘大规模侵犯人权’。” 刘最终辞职回到中国东部老家，试图忘记自己所见所为。但他不安地注意到，家附近也开始安装新的摄像头和检查站。 四天后，国保打电话传唤他问话。无所不在的监控系统跟着他回到了家乡。 “新疆模式正在被复制到中国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方，”刘说。 2024年，刘离开中国，尽管机场一名工作人员警告他说，无论他去哪里，都会被监视。 “这项技术本身没有情感，”刘说。“但在一个不尊重法律的政府手中，它就会变成邪恶的工具。” 杨家至今仍被美国技术困住。今年的维护合同显示，IBM、戴尔、惠普、思科和希捷的服务器、交换机和硬盘驱动着针对他们的警务系统。英特尔和英伟达芯片处理数据，甲骨文和VMWare软件运行数据库。 但杨家越是坚持，系统反扑得越狠。 2023年2月，他们带着一封信前往北京国家信访局。两天后，警方从酒店将他们抓走并送回家。 杨家继续试图向北京申诉。接下来几个月，他们在汽车站和火车站被抓走，在医院遭殴打，被救护车绑架。 去年7月，杨的母亲再次尝试。她带着一封写给习近平的信： “他们用暴力和绑架阻止我上访、阻止我求医……我们恳请总书记救救我们。” 在北京领导机关外，几个魁梧黑衣男子将杨母扑倒在地。她被关押一个多月，遭审讯、脱衣搜查、强制服药，并被剥夺食物和水。10月，她和杨的妹妹失踪。 如今，杨家的房子成了当地最后一座还未拆的房子。杨父独自居住。 亲戚们因害怕尾随他的警察而断绝联系。数千页文件藏在抽屉里、塞在袋子里、堆在浴缸里的箱子中，记录着他们16年来寻求正义的每一步。 今年4月，杨收到刑事指控文件，文件显示警方为了阻止他们一家“异常上访”花了多少钱。 成本：约3.7万美元。

《牌桌十七年：三个故事》 转自微博Liquid_Rino 我打牌第17年了。 不算大红大紫，但在这个圈子里，也算有人知道我的名字。说实话，这反而是件好事——在这个行业，名气很多时候意味着更大的波动，而不是更稳的收益。 这些年，我见过很多人。 有些人赢得很漂亮，有些人输得很彻底。 但最让我记住的，从来不是输赢，而是——人是怎么一步步走到某个结局的。 讲三个故事。 一、马总：一百万的来回，与一个消失的世界 我是在2022年认识马总的。 他做连锁餐饮和高端民宿，生意不小。那时候，他在一个线上局里已经输了大概一百万。朋友介绍我去帮他打，我就接了。 局不算特别大，20/40盲注，有时候4080抓200，但节奏很疯，一天波动五万十万是常态。 我跟他五五分。 一开始顺，赢了二十多万。后来回撤，又吐回去将近二十万。 这种局你很清楚——不是你不行，是波动本身就大。 马总这个人，有一点我一直记得很清楚： 他输的时候不骂人，但上头的时候，也绝对不听人。你指导你的，我玩我的。你让fold，我偏allin，还把别人bb了，七八万的锅，他硬给抢回来，你能怎么说？你只能把那些教条的GTO生生噎回去，老板打得好，老板精神。 后来我主动改模式，不再拿分成，改成收咨询费，一小时三五百。 对我来说，这更稳。 这段合作，大概持续了一年半。 最后，我帮他把那一百万基本填回来了，我自己赚了大概四十万。 听起来是个不错的合作。 但真正让我记住他的，不是这些数字。 有一年，他邀请我去青岛，说是度假，顺便打牌。 我去了。 住在崂山风景区旁边的一个高端民宿，叫“朴宿”。 海边的别墅，最好的套间，一晚几千块，全海景，睡觉风都是咸的甜的。 白天看海，吹风，随便走走。 晚上打牌，喝茅台。一墙的茅台。 那几天的节奏很奇怪——不像工作，更像在体验另一种生活。 他带我去他办公室，在青岛市中心，高楼上，落地窗俯瞰整个城市。 那一刻，我甚至有一种错觉，好像自己在跟李嘉诚儿子打牌。 那几天，我打牌的状态也变了。 我没有像平时那样“每一分都要挣”，反而更像是在做社交。 桌上都是他兄弟朋友。 有时候我甚至会无意识地放一点水，不去把局面“做死”。 结果就是—— 我还是每天在赢，但可能少赢了十几万。也许那几天喝完我没那状态，另外本来我在别人主场就没想把场面搞坏。 当时我心里有个很简单的想法： 如果每年都能这样来几趟，白天看海，晚上打牌，那也挺好的。 但后来你才明白—— 那种场景，本质上是“不可复制的”。 它只存在于那几天。 后来，他开始私下去打，而且越打越疯，动不动输五六十万。最主要的是，他去了新加坡，barcarrat‘小赢了几十万罢了’ 我依旧是在打牌，约会，打游戏，找姑娘切磋柔术。 再后来几个月，他开始找我借钱。说是周末麻将，不便提款，周转一下。 第一次三十万，我没多想。 第二次二十多万，我开始有点警觉。 第三次十五万，我没有再回。 之后，我们基本断了联系。 两个月后，介绍我们认识的前领导打电话来，说他挪用8000万被纪委带走了，让我确认还有没有账。 我说，还有两万多。 他说：“算了吧。” 电话挂掉。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 你以为你是在和一个“老板、朋友、资源”建立关系， 但在他最后的阶段，你只是一个可以被调用的资金来源。 后来我听说，他的公司也基本没了。经济不好，高端餐饮没人消费，高端民宿没人住，进口牛肉事业也停摆了。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有另一个世界，他可能只是一个普通老板，偶尔打打牌，陪孩子长大。我不恨他，甚至有时候想念那些日子，而且我一直觉得他值得一个更好的结局。 但现实不是。 二、箱子：松弛、巅峰与坠落 第二个，是香港玩家，外号“箱子”。 比我小七八岁，技术很强，也很勤奋。 我第一次听说他，是一个很典型的牌圈段子： 有人打电话说有大鱼，他直接从我们这桌起身狂奔打车过去，丢给司机两百港币不用找，坐上去，十五分钟赢八万。 这种人，你一听就知道—— 他不是在“等机会”，他是在“追机会”。 我后来在澳门见到他。 那时候他打100/200港币局，这在当时已经算比较高的级别。普通玩家，大多还在25/50。 他的信息网络很强，哪里有鱼，几乎第一时间就知道。 有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去吃夜宵。 那是凌晨一两点。 他坐在那里，整个人是那种—— 不是困，而是兴奋之后的松弛。 那种状态很微妙： 你能看出来，他是认真打牌、靠这个吃饭的人，但此刻，他是赢的。 他旁边有个更年轻的朋友，非常夸张的花衬衫——那种你走过去很难不注意到的款式，拖鞋，白白净净，笑嘻嘻，整个人靠着椅子。 你一眼就知道，这种人不是装的。 是从小不缺钱，习惯被世界顺着，被周围人宠着。 那天桌上发生了一件事，我一直记得。 有个玩家，明显为了来挣钱，打法非常紧，被他连续打击，又被bad beat，再被他嘴上一顿祖安输出，整个人崩掉，连带着带来的老婆，一起灰溜溜离开。 他一边调侃，一边赢，狂赢。 桌上的人笑着跟他击掌，吹捧着他，说紧逼就是欠收拾。 那一刻，他就是这张桌子的王。 他赢了几万块。根本都是小钱。甚至不够他等桌等烦了到隔壁barcarrat的一注。 他手机响了一下，是他父亲发来的消息—— 百家乐刚赢了五十万，让他随便花。 你能理解那种状态吗？ 一桌人，七八个，酒、钱、牌局，还有一种完全不受约束的气氛。 那种场面里，你很难去谈什么“对错”。徒劳的说教在这里多么苍白。 你只会觉得： 如果他愿意，他那天就是皇子，可以带走任何他想带走的姑娘。 但问题在于—— 你很容易误以为，这种状态可以一直持续。 后来，他嫌德州等牌太慢，开始接触百家乐。 再后来，是消费、节奏、生活一起上去。什么豪车，名表，都是一晚上的事。 又过了一年。 再在北京吃饭的时候，箱子把他删了，说他扑街了。听说他因为资金问题被处理，又偷了前女友二十万的宝格丽手镯被澳门警方取保候审，在香港那边基本混不下去了。 三、对局：没有赢家的胜负 第三个故事更简单。 一个中国职业玩家，和一个日本老玩家在澳门单挑。两边都觉得对面是鱼。 1000/2000港币。 打了一天一夜。 中国玩家输了四五百万。 日本玩家赢海了，又去百家乐乘胜追击，四五百万，变1600万。 听起来像传奇。 但三个星期后—— 日本玩家把这1200万盈利，加上自己几百万，全输回赌场。 两个人，最后都没留下什么。同归于尽。 结尾 我现在快四十岁了。 有时候坐在办公室，或者像今天这样，吃完饭，随便走一走，会想这些人。 这些钱，这些局，这些关系。 你很难说它们到底算什么。 唯一能看清的，是一件事： 所有人在某一刻，都以为自己能控制局面。 然后，就失去了边界。 我现在的生活，很普通。 有工作，有节奏，偶尔打牌，但不再追求大起大落。 不是因为我不能打。 是因为我见过太多人，在波动里消失。 如果一定要问，这17年留下了什么。 我想大概是： 我见过这些故事， 但没有成为故事里的人

車上品鮑舒壓 — 車上按按摩 怎麼會變成這樣 原本想說可以車震 殊不知是我太期待 這狹小空間裡的心跳聲 吃海鮮的聲音讓我失神 傳送門🔽 #車內品嚐大餐# #想吃吃的快來#

車震一定是壞壞界天花板！！ 𝑷𝒍𝒆𝒂𝒔𝒆 𝒄𝒖𝒎 𝒂𝒍𝒍 𝒊𝒏 𝒎𝒚 𝒎𝒐𝒖𝒕𝒉 跟粉絲朝聖擎天崗 超刺激浪漫的夜晚 吃得太入迷弄得整車裡都是口水漱漱聲 我們都玩嗨了一時控制不住音量 旁邊夜遊的情侶聽的一清二楚(˶‾᷄ ⁻̫ ‾᷅˵) #現在才去會太晚嗎# #下一站想直奔烘爐地有人要跟嗎#

车震我到玩过不少，可是车上SM我还是第一次，我好害怕啊！！ 真怕到时候把我卖了这么帮我 现在跑还来的急吗？ 🚪完整版更新tg粉丝群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