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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〇年秋天,上海一户人家的大女儿被抓走了。一年多以后,家里才开始收到她从看守所寄出来的信。每封信都要家里送白被单进去。母亲和妹妹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关在号子里的人,要那么多白被单做什么。 大女儿叫林昭,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一九五七年五月北大鸣放。十九日黄昏,大饭厅东门外的墙上贴出一张红纸大字报,是同学张元勋和沈泽宜合写的诗《是时候了》。诗里问:“为什么有无数墙壁隔在我们中间?为什么你和我不能坦率交谈?”末尾是:“歌唱真理的兄弟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另一些同学反对,说五四的火炬是对敌人的,对人民内部不该再举起来,还说这诗的情调简直像白毛女伸冤。林昭也写了诗支持它。 大字报上的笔仗打了三天。五月二十二日夜里,宿舍楼外的马路上围满了人,讲话的人站在饭厅的餐桌上,批张元勋的一个接一个,有人说大字报里的话是反革命煽动。林昭也登上一张餐桌: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黑暗里有人吼了一声:“你是谁?” “我是林昭!……你是谁?还是你们是谁?你怎么不敢也报报你的家门?”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社论,说有右派分子借机向党进攻。她在日记里写: “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她被划成右派,开除团籍,劳动察看。母亲后来告诉张元勋,女儿划成右派,是因为那句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还有和他来往多。她自杀过一次,救过来以后大声说,我决不低头认罪。学校说她态度恶劣,处分加重成劳动教养三年,留在学校苗圃劳动。一九五九年她回上海养病。大饥荒正在蔓延,几个同样戴着右派帽子的年轻人编了一本刊物,叫《星火》,她在上面发了长诗。那个把党叫作母亲的学生,丢掉了共产主义信仰,皈依了基督教。她后来写道: “正因为我本来是党的追随者、拥护者,所以才更要反党!” 《星火》的人很快一个个被抓。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她以反革命罪被捕。公安人员到家里搜查,父亲在一旁看着,当场变了脸色,说起胡话来,没过多久就自杀了。林昭后来在给母亲的信里写,正在我被捕整整一个月以后,爹爹毅然殉难。 一九六二年三月,她保外就医回到家里。家里人问她要那么多白被单做什么,她支支吾吾。母亲看见她手腕上的伤痕,一把拉起她的袖子,整条手臂上都是细小的切口疤痕。送进去的被单,她都撕成了布条,割开血管,蘸着血在上面写字。母亲放声大哭: “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贱自己?这也是我的血肉呀!” 在家这几个月,她和朋友起草了一个“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的纲领,又托人把她的文章带到国外发表。十一月,她又被收监。 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她绝食,喊口号,整夜敲牢门。看守给她上手铐,她后来一样一样记了下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她绝食的时候不解,胃病发作疼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不解,来月经的时候也不解,两副里头暂时取下一副都没有过。她提出抗议,得到的回答是: “手铐该怎样戴或该戴几副又不曾有过规定!” 一九六四年,她在一件衬衣的背上用血写了四个字:天日何在。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法院判她有期徒刑二十年。第二天她用血写了一份声明: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 判刑以后她关进提篮桥监狱。母亲去探监,公安局希望母亲说动她坦白认错,他们也好借此收场。母亲说得口干舌焦,她一句也听不进去,说他们是不会放过她的,她一定会死在他们手里。母亲急了: “你死后谁也不会追认你为烈士的,你死在沟壑中,无声无息……你的所作所为,只会给我们家庭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她回答,那也只能对你们不起了,我为真理不惜任何代价。 张元勋也被打成右派,劳改了好几年。一九六六年,他请假赶到上海探监。林昭出来的时候,头上顶着一方白布,布上是血写的一个冤字。她取下白布,分开头发给他看:头发已经白了一半,发根上一块一块是被揪掉头发的秃皮,大的像枣,小的像蚕豆。她说,监狱知道他要来,怕她给打伤了见不得人,这几天才停了她的斗争会,让她养伤。她的衣服和裤子用针线缝死在一起,大小便时撕开,完了再缝,线是妹妹每个月送进来的。她说,他们想强奸她,她只能把衣服缝起来。她一边说一边咳嗽,把带血的唾沫吐在卫生纸上。她问张元勋知不知道什么叫背铐。一直在旁边的管教干部再也装不下去了: “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 林昭顶了回去:“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在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 她提起九年前餐桌上那次发言:“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还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 接见一结束,张元勋被领进二门里的一间办公室。一位处长对他说: “我们对林昭已仁至义尽,她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他又说:“林昭最严重的问题是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以后,监狱不让母亲见她了。发给她的接见卡上印着罪犯两个字,她坚不认罪,接过卡就把那两个字涂掉。她在信里写,他们妄想让她处在孤零无助的地位上,好促使她屈服。从十月起,她差不多每天用血给母亲写一封信。她写,痰里带血,想买一斤葡萄糖调养也没人理;这信很难指望他们寄去,但至少可以留作他日的见证。她写,已经足足一个半月没让她用水洗脸洗衣裳了。她写,天一天天冷了,被子还没缝上,因为被单让他们拿走了不还。十一月她写,现在我的血好像稀薄了,凝血率很差。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她在这个月的家信末尾写: “我要吃呀,妈妈!给我炖一锅牛肉,煨一锅羊肉,煮一只咸猪头……烧一副蹄子,烤一只鸡或鸭子,没钱你借债去。” 她手里本来是二十年的刑期。提篮桥监狱给她另写了一份材料,题目是《林昭在服刑改造期间重新犯罪的主要罪行》,列了她一长串血书的篇目,说单独关押、专人管教、家属规劝都用过了,“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 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给她下了死刑判决书,落款是四月十九日。判决书头上印着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判决书说她在狱中大量书写反革命日记、诗歌和文章,“尤其不可容忍的是,林犯竟敢明目张胆地多次将我刊登在报纸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象用污血涂抹”;在审讯中,林犯拒不认罪,态度极为恶劣。为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是谁批准杀她,判决书上没有写。 四月二十九日,她被带出监号。同号的丁芸在日记里记下了她最后的样子:她向难友们一再招手,笑着说,诸位小姐妹,再见了。走出总监门,她想唱《国际歌》,狱卒用棉花团塞住她的嘴,她还在喊,妈妈,你在哪里。狱吏拿早就备好的布条,把她的头裹了起来。当天下午她被枪决,三十六岁。 五月一日下午两点左右,楼下有人喊母亲的名字,妹妹彭令范下楼开门。进来一个穿警服的男人,问:“你是林昭的家属吗?”听到回答是,他说:“你们得交5分钱的子弹费。”彭令范什么也没说,上楼从抽屉里找出五分钱,下楼交给他。跟着下楼的母亲问了一句为什么,人就昏了过去。 过了几天,监狱通知家属去取遗物。彭令范陪着神志恍惚的母亲领回一个包裹:一卷拆碎检查过的棉袄,几条血迹斑驳的被单,不少写着模糊血书的白布条。她们翻来覆去地找,她在狱中写在纸上的东西,一片纸、一个字也没有。大约半个月后,有人悄悄告诉彭令范,虹口一根电线杆上贴着她姐姐的判决书。她等到天黑,带着手电筒去,找了很久才找到,把判决书背了下来。母亲许宪民为了林昭的缘故,自己也成了反革命分子,一九七三年死了。 一九七九年,北京大学把林昭的右派问题改正了。彭令范开始申请复查,几年里写了几百封信。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二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告林昭无罪。判决书说,她被错划右派以后,精神上受了刺激,一九五九年八月起患有精神病,接着写道: “林昭被错判服刑后,精神病复发,又曾用写血书、诗歌、日记以及呼喊口号表示不服,1968年将林昭在病发期间的行为,又以反革命罪处以极刑,显属错杀,应予纠正。” 彭令范接连给上海高院新上任的院长写信。一九八一年一月,《人民日报》登出长篇通讯,写到五分钱子弹费,说唯有在林彪、江青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她是医生。二月,她对复查的人说,姐姐去精神病院鉴定过几次,鉴定完还是关回监狱,从没住过精神病院。年底,上海高院又发了一份判决书,说林昭写血书、喊口号根本不构成犯罪,上一份判决拿精神病当理由,也一并纠正。 一九八二年春末,彭令范被叫到上海市公安局。进来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人,没报姓名。他说,她姐姐的案子从头到尾有两种意见,有些干部为这个案子丢了工作,坐了牢。接着他说: “你姊姊的死刑判决,是中央政治局作出的最后决定。” 屋里死一样地静。临走,他拿出几本笔记交给她,是林昭在狱中的日记和写作摘要,问她这是不是她姐姐的笔迹。彭令范说,是的,这正是她的笔迹。 ——《林昭文集》,谭蝉雪、倪竞雄编,2013年印本,第6、133、140、170、230—234、305—349页 ——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下卷,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590—592页(探监细节、彭令范回忆和丁芸日记均转引自此书) ——张元勋《“篮桥”监狱会林昭》;《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知情者回忆》(《是时候了》贴出经过、1957年5月22日餐桌发言、“受骗”一语、母亲所说划右原因、处长谈话) ——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8页(《是时候了》诗句);《反右派运动中的大字报》,《文史精华》典藏版第5册,河北人民出版社,第189页(反对者的说法) ——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一九六七年度沪中刑(一)字第16号,1968年4月19日(录文) ——彭令范《我的姐姐林昭》(1998年,林昭写诗支持《是时候了》);《林昭案卷的来龙去脉》,《南方周末》2013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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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国产 AI 中转站站长被抓后, 我给孙宇晨的 B. AI 想了一个他可能都没想到的功能。 上个月我写过一篇 B. AI 的实测,结论是“你想薅孙哥一把,连入场机会都没有”。50 万积分领不了,定价比官方还贵,评论区一片“果然是孙哥的产品”。 然后这两周,我发现身边好几个搞 AI 开发的朋友,居然真的在用 B. AI 。 我说你们不怕被割? 他们说,充 1 送 1 算下来确实可以,而且模型全,DeepSeek V4 上线第一天直接拿了消耗量冠军,稳定性比之前那些小站强。 行吧,我重新登录看了一眼。 说实话变化挺大的,包括看到 DeepSeek V4 Flash 的全网消耗占比排第一,注册用户 170 万,孙哥把推特资料都改成 B. AI了,说明这事他是认真的。 但真正让我重新审视这个赛道的,是另一件事。 今天看到 X 上在传一个消息,上海一个 API 中转站的运营者被警方抓了,拘留 37 天,取保候审,大概率要判刑。理由是通过非法技术手段获取廉价模型 API 转售。 这事放在整个中转站行业的背景下看,其实不意外。 查了下中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从 2024 年初的 1000 亿涨到 2026 年 3 月的 140 万亿,增长超过 1000 倍。 但 Claude、GPT 这些模型对国内用户有四道门槛:网络、支付、账号、协议。中转站就是在这四道门槛的缝隙里长出来的。 问题是,大部分中转站的上游来源是灰色的。批量注册薅免费额度、教育邮箱套折扣、信用卡盗刷、一个 Max 账号拆给 20 个人拼车。 印象里有人实测了 28 个中转站,45% 的端点跑的根本不是它宣称的模型。你花 Claude Opus 的钱,后台给你跑的可能是个小模型。 灰色站在被清理,但用户的需求不会消失。 这就是 B. AI 的机会窗口。 @sunyuchentron 做这件事有几个别人没有的条件:USDT 支付天然解决了跨境支付问题,波场链的基础设施解决了匿名登录和链上结算,HTX 作为自家交易所可以打通充值通道。 一边是 AI 的流量入口,一边是 Crypto 的支付基础设施,中间用 DeFi 的资金池做用户充值的理财收益,这条线如果跑通,逻辑是成立的。 定价方面,Plan Pro 200 美元 / 月,Plan Max 2000 美元 / 月。Max 档里有个功能叫“孙哥大脑”,是 BAIclaw 的精选技能包,包括 HTX、Binance、Web3 相关的 AI 技能。 说实话,“孙哥大脑”这四个字,营销天赋确实到位。 但我倒是觉得 B. AI 可以再往前走一步。现在 AI 应用最卷的不是模型本身,是 Skills,就是给 AI 装的技能包。 如果 B. AI 能做一个社区技能市场,让用户自己上传高质量的 Skill,用得多的人拿 Token 奖励,其他人付费购买,这就不只是一个中转站了,是一个 AI 技能的交易所。 中转站卖的是 Token,技能市场卖的是能力。前者拼价格,后者有壁垒。 孙宇晨、特朗普家族的 WorldClaw、傅盛的 EasyRouter,最会搞事的人同时下场做中转站。 这个赛道的需求是真实的,Token 消耗量每个月都在涨,谁能把上游做稳、把体验做好、把合规做对,谁就能吃到这波红利。 至于谁能跑出来,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但 170 万用户是真的,日均补贴 10 万人民币也是真的,“孙哥大脑”这种只有他能想出来的产品名也是真的。 这个行业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永远猜不到下一个认真做事的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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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底层穷人为什么完不成原始资本积累? 因为马克思在一百五十年前就写了答案,只是大多数人没读进去。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马克思把这个问题拆得明明白白:"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大量资本和劳动力在商品生产者手中的存在为前提。 整个运动似乎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你品品这话。你有资本才能赚钱,赚钱才能积累资本。但如果你一开始就没有资本呢?这个环从哪儿断开? 马克思给的答案是:断不开。原始积累不是勤俭节约的结果,是暴力的结果。 原文写的是"征服、奴役、劫掠、杀戮",写的是"用血和火的文字写在人类的编年史中"。这段话很多人在课本上读过就忘了,觉得是历史,跟自己没关系。 但逻辑是一样的——今天没有人拿刀枪抢你的地了,但那套"让你永远无法攒下第一笔钱"的机制,一点都没消失,只不过换了更隐蔽的方式。下面我一层一层拆。 第一层锁:你连算账的脑子都没有了先说一个让我后背发凉的实验。 哈佛大学教授Sendhil Mullainathan和普林斯顿教授Eldar Shafir做了一组研究,后来写成了《稀缺》这本书。他们在新泽西商场找了两组人,按收入中位数分成"富人组"和"穷人组",然后出了道题:假设你的车坏了,修车费300美元,你会怎么处理?修还是不修?修的话钱从哪来? 两组人的回答没有显著差别。穷人也好富人也罢,300美元的修车费虽然让人烦,但不至于想不出办法。然后他们把300美元换成3000美元。富人组的表现几乎没变化。 3000美元对他们来说也不是小数目,但还没到需要绞尽脑汁的程度。穷人组的表现崩了。不是"差一点",是智商测试分数掉了13到14分。13到14分是什么概念? 大致相当于一个人彻夜未眠后的认知水平。更准确地说,当你的大脑被"3000美元修车费怎么办"这个问题占满的时候,你的思维带宽和一夜没睡的人差不多。 你开始算:信用卡刷爆了怎么办?这个月最低还款够不够?要不要借发薪日贷款?借了利息多少?下个月能还上吗?还不上会怎样? 这些念头像后台程序一样疯狂运转,前台能用来做判断、做规划、做决策的脑力所剩无几。 Mullainathan管这叫"带宽税"。关键在于,这不是穷人天生笨。是同一个穷人在不同的金钱压力下,认知能力会有13到14分的波动。 你月入两万的时候觉得每月攒三千也不难,你月入四千的时候每天想的就是怎么撑到月底,哪还有脑子规划三年后的事? 所以底层完不成资本积累的第一个原因,不是懒,不是蠢,是穷本身就会让人变蠢。 你越缺钱,你的认知资源越被当下的问题占满,你越没有余力去思考怎么攒钱、怎么投资、怎么跳出这个循环。贫穷不是一种状态,是一种会自我强化的认知环境。 第二层锁:你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上面说的是"认知贫困",还有一种更实在的东西叫"时间贫困"。 2020年发表在Nature Human Behaviour上的一项研究,调查了250万美国人,发现一个结论:时间贫困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大于失业。 大于失业。你想想这有多狠。什么是时间贫困? 简单说就是,为了维持基本生活,你必须把所有清醒时间都用来换钱,没有一分钟是"你的"。你早上六点起来挤两个小时地铁去上班,晚上九点到家倒头就睡,第二天重复。 周末?周末要补觉。学习?哪有精力学习。 副业?你连正业都快干不动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做过一个测算:官方收入贫困率是9%,但如果把时间因素加进去,贫困率几乎翻倍到16%。就是说有7%的人,收入在贫困线以上,但时间在贫困线以下——他们赚到的钱刚好够活着,但为此耗尽了所有时间,已经没有任何余力去改变现状。 资本积累需要什么?需要你在工作之外还有剩余——剩余的钱和剩余的时间。 穷人两样都没有。有钱人拿八小时赚够生活费,剩下八小时思考、学习、试错、找机会。 穷人拿十六小时才勉强够活,剩下的时间只够睡觉。同样是"一天",同样有24小时,可用来自我投资的时间天差地别。 第三层锁:你攒下来的钱,正在被通胀吃掉假设你特别自律,每月硬攒下一千块。十年攒了十二万。 然后呢? 2024年中国CPI涨幅不大,但M2货币供应量呢? 过去二十年M2从十几万亿扩张到了三百多万亿。你的十二万在银行里躺着,购买力年年缩水。 你不是没攒钱,是攒下来的钱在贬值。而同一时间,有钱人怎么做的? 他们借钱买资产。贷款买房子,房子涨了,贷款没涨。用资产增值对冲货币贬值。你攒了一万,购买力从一万变成了八千。 他借了一百万,资产从一百万变成了一百五十万。你亏了两千,他赚了五十万。同样是十年,你的十二万可能还跑不赢他一年资产增值的零头。 这就是马太效应的数学基础。年化8%的收益率,1万块30年后变成约10万,100万30年后变成约1006万。 起点差100倍,终点也差100倍,但绝对差距从99万拉大到了996万。复利不认识你,它只认识本金。本金越大,复利越狠。本金为零,复利连门都不敲。 你以为你在和自己的消费欲搏斗,其实你在和一个数学公式搏斗。而数学公式不会输。 第四层锁:你以为的消费升级,其实是消费陷阱这一层我想说得直白一点。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Banerjee和Duflo在《贫穷的本质》里写过,穷人有一个看似矛盾的行为:在极度贫困的情况下,他们反而会把相当比例的收入花在"不必要"的消费上——节日庆典、面子消费、娱乐消遣。 很多人批评这是"穷人的不理性"。但Banerjee和Duflo的解读不一样:当你的人生没有任何上升通道时,今天的快乐就是你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你让一个看不到未来的人为三十年后攒钱,他凭什么? 他连三年后的样子都想象不出来。然后算法来了。短视频、直播间、拼团、砍一刀、满减券、先买后付……所有这些精心设计的钩子,瞄准的全是那个"今天想对自己好一点"的瞬间。 你辛苦一天回到家,打开手机,算法比你更懂你需要什么。 你不需要三十秒的决策时间,你只需要一个"买"的冲动。9块9包邮、0元试用、12期免息——每一个门槛都被打磨得极低,低到你的理性根本来不及启动。 2025年Oxfam的报告里有一条容易被忽略的数据:亿万富翁拥有超过一半的全球最大媒体公司,以及所有主要社交媒体公司。 什么意思?制定消费规则的人和提供消费内容的人是同一批人 第五层锁:你的孩子大概率还在起点 谢宇(北大和普林斯顿双聘教授)2022年在PNAS发了一篇论文,研究中国建国后的社会流动性。 核心发现有一层容易被忽略的含义:中国整体的社会流动性在改善,但这改善主要来自农民进城,也就是工业化带来的结构性机会。剔除农民样本后,非农职业的代际流动性反而在下降。 1976到1985年出生的群体,代际职业相关系数比1946到1955年出生的群体高出不少。 通俗讲就是,"官二代""富二代"不是错觉,是数据。教育这条路的收窄更触目惊心。1990年城乡高等教育入学率差距约3倍,2003年扩大到了约10倍。 清华大学农村生源比例2000年降到了17.6%,北京大学1999年农村生源只有16.3%。你可能觉得这是老数据了。 但换一个角度想:今天一个农村孩子和一个北京中产家庭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的教学资源、课外辅导、视野见识的差距,比2000年大还是小?答案你自己有数。 中国0.3%的家庭(约140万户)掌握了67%的私有财富,人均6900万。93%的普通人加在一起只有5%的财富,人均不到3.3万。 两者差距超过2000倍。这不是"努力就能缩小"的差距,这是"你从出生那一刻就被分配了赛道"的差距。第六层锁:你想逃,但规则不允许回到马克思。 马克思讲"双重自由"的时候,写了一段黑色幽默:工人必须是自由的,既不像奴隶那样属于生产资料,也不像自耕农那样拥有生产资料。 因此"自由得没有任何自己的生产资料"。这个逻辑放到今天依然成立。你不是奴隶,没有人强迫你劳动。但你也没有生产资料,不劳动你就没法活。 你"自由"地选择了每天通勤两小时去上班,"自由"地接受了996,"自由"地签了那份房贷合同。每一份选择都是你"自愿"的,但每一个"自愿"背后的选项都少得可怜。 法国的盐税叫Gabelle,存在了六百年。大gabelle区的人每年必须购买至少7公斤盐,不是想买就买,是政府强制你买。你不买?违法。 你买不起?借债也得买。六百年间这个税废了又立、立了又废,直到1946年才最终废止。 为什么废不掉?因为盐太刚需了,刚需到再穷的人也必须买,所以政府永远有税基。 今天的房租、房贷、子女教育、医疗支出,就是现代版的Gabelle。你省不了,你逃不掉,你每个月的收入还没到手就已经被预支了。 你没有剩余,就没有积累。没有积累,就永远在原地。那怎么办?我没有鸡汤给你。 如果上面六层锁都是真的,那任何"只要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的说法都是在侮辱你的智商。 但我想说一件事。马克思写"整个运动似乎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时候,用了"似乎"两个字。 他不是不知道有例外,但他更关心的是:为什么例外那么少?为什么只有极少数人能从底层爬出来? 爬出来的那些人,凭什么是他们?答案很残酷:有时候是运气,有时候是某把锁在某个瞬间松了一下。 Banerjee和Duflo的随机对照实验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东西:小额信贷对"有创业意愿和能力"的穷人确实有用——给了他们第一笔资本,产出出现了跳跃式增长。但对普通家庭,效果有限。 什么意思?原始资本积累的钥匙不是"钱",是"钱+能力+机会"三样东西同时到位。 少一样,钱给你也守不住。 这也是为什么底层的原始积累这么难。不是哪一把锁单独锁死了你,是六把锁同时锁着,你需要六把钥匙一起转。 而现实是,大多数人连第一把都找不到我不是来给答案的。 但如果这篇文章能让你看清锁在哪里,至少你不会把锁误认为自己的手。看清了,才有可能在某个缝隙里找到出路。 看不清,你会在自责里耗尽一生,觉得是自己不够努力。 不是你不够努力,是这个系统从设计上就不让你攒下第一笔钱。 认清这一点,比任何鸡汤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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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暴雨,延迟收到 OKX 的披萨。真的很nice,晚饭有着落了。 想要披萨的可以参与OKX钱包这个OKX 2026 Agent Pizza Day 活动。发一条推文 写我的第一笔 BTC大于140字,必带话题 @okxchinese #OKXPizzaDay# 详情: 最后感谢@okx @Cayne_okx @misaENFP @OKX_Yu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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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 Q2 全面超預期:營收 1,198 億美元、年增 24%,EPS 9.11 美元遠勝預估的 3.01,雲端年增 82% 至 247.7 億 電話會議上還有兩個數字: - 雲端積壓訂單衝到 5,140 億美元,上一季還是 4,600 億。這些訂單都已經簽下,不需要靠預測 - Alphabet 也說,Q3 要開始擴大使用第三方算力——自己蓋的,還是不夠用 2026 資本開支上修至 1,950–2,050 億美元,2027 年還要再往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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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岁的刘銮雄看演唱会,全场工作人员戴手套递毛巾,连亲女儿靠近都下意识往后躲。唯独甘比,没消毒、没垫纸,直接牵他的手。这老头有严重洁癖,圈里都知道。 2006年他花140万拍下I LOVE YOU车牌,26轮竞价,全场最高。20年过去,车换了多少辆,车牌没换过。他手里还有5号牌,1993年砸250万拿下,挂迈巴赫上。 但这些牌子,都不如那五个字招摇。甘比不漂亮,也没背景,从娱乐记者坐到刘太,靠的不是手段。是刘銮雄在她面前,能摘掉所有防备。 豪门里最贵的不是钱,是一个人愿意为你破例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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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明明早年坐过两年牢,却能和袁隆平拿同一奖项,古天乐凭什么? 年少犯错,用半生来还。 古天乐曾在节目里坦然回应那段“入狱22个月”的过往,没有洗白,没有辩解。他说:“人最重要是改过立品。” 从不敢抬头走路,到捐140多所学校。他不是在演戏,是在用行动写完“救赎”两个字。 能黑他的,真的只有太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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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内不撤回中国诉讼,每天罚500万欧元,封顶3亿!当荷兰阿姆斯特丹上诉法院企业法庭甩出这份裁决时,闻泰科技和安世半导体之间打了两年多的控制权战争,已经从董事会吵架,升级成了一场按天计费的法律围猎。 三亿欧元听着吓人,但它根本不是一张罚单。罚单是你做错了事,事后找你收钱。荷兰这份裁决是把价目表拍在桌上,告诉你接下来每一个动作卖多少钱。 撤回中国诉讼,7天期限,逾期一天500万,这一项封顶1亿。碰一下管理人的地位,一天500万。妨碍安世境外接洽新买家,一天500万。不执行东莞中院的保全裁定,一次500万。你还没动,账单已经开始跳字了。 真正要命的是那条“撤回中国诉讼”的指令。闻泰在中国法院起诉安世,求的是司法救济,东莞中院已经冻了相关主体21亿多的财产,行为保全也拿到了。 荷兰法院一纸裁决,命令闻泰7天内把中国法庭上的诉求撤回来。中国法院的保全裁定在荷兰法庭眼里,成了一张需要被“禁止执行”的废纸。闻泰在公告里把话说得很白:这是跨境禁诉令,干预中国境内正在进行的司法程序。 控制权不是一夜之间丢的。2025年9月底,荷兰经济部翻出一部1952年的《货物供应法》,以“治理问题”和“防止技术外移”为由介入安世。 几天后,企业法庭暂停了张学政的职务,把闻泰通过裕成控股持有的安世股权几乎全部交给第三方托管,只留一股。行政令后来暂停了,法院的托管纹丝不动。政府退一步,法院往前顶三步,刀换了一只手握着,刃口没变。 钱上的代价已经没法看了。2025年闻泰营收312亿,归母净利润亏了87.48亿。安世境外出表那一下,一次性确认投资损失89.48亿,比闻泰上市二十九年的净利润总和还多。 审计机构对财报出了“无法表示意见”,2026年5月6日起股票简称变成*ST闻泰,退市风险警示挂在头上,如果2026年度审计意见不翻过来,终止上市就是终点。收购安世完成时市值摸过2100亿,三季报前后不到140亿。 安世中国在断供之后做的自救,反过来成了对方起诉的理由。晶圆断了,安世中国转向国内供应链,把产品往12英寸平台搬,国产化比例从不足20%推到100%,三条核心产品线整体迁移到了12英寸晶圆上。 安世荷兰转头在阿姆斯特丹起诉,索赔20亿美元,指控的核心之一就是安世中国自建供应链“干扰境外主体运营、构成不当商业竞争”。你断了粮,人家自己种地活下来,你起诉人家种地伤你生意。 管理人已经在公开为安世股权“问价”了,征询投资者收购多数或少数股权的意向。闻泰说不接受任何强制出售安排,但在荷兰的托管框架底下,管理人的手已经伸到了股权处置的桌面上。 商务部把话说得很直,荷兰政府以行政令方式不当干预企业内部事务,应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混乱负主要责任。 三亿欧元的价目表挂在墙上,中国法院的保全裁定摆在桌上,退市倒计时在走,股权问价在进行。这场围猎最冷的地方不在于罚了多少钱,在于它用“按日计费”的方式,逼一家中国企业自己走进一个法律上无路可退的角落。 每天500万不是目的,目的是让闻泰在每一个天亮的时候重新算一遍账:撑下去的成本,是不是已经超过了松手的代价。那个答案不写在荷兰的裁决书里,写在*ST闻泰每一个交易日的开盘价里,写在东莞工厂12英寸产线还在转的机器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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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0月,公安人员走进浙江省军区家属院的时候,熊紫平根本没当回事。他把手里的茶杯往地上一摔,指着警察的鼻子吼:“你们算老几?知道我爸是谁吗?我爸是熊应堂!敢抓老子,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他有理由嚣张。过去四年里,他和双胞胎哥哥熊北平打着“介绍工作”“看内部电影”的幌子,把姑娘们骗进军区大院,侵害的人数后来查实超过140人。受害者里,有工厂女工,有在校学生,有小学老师,甚至还有穿军装的女兵。每次有人告发,母亲颜露就四处走动,用丈夫的名号把举报压下去。这股遮天的庇护,让兄弟俩的胆子越来越大。 但他们没察觉到,1978年的风向已经变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重建法制的号角,新任浙江省委书记铁瑛看着桌上堆积如山的举报信,拍了桌子——不管多大的官,谁的孩子犯了法,一律查到底。 远在四川绵阳的熊应堂接到消息时,手里那支红蓝铅笔“啪”地断成了两截。这位开国少将的履历,每一页都是血泡出来的。湖北黄安人,9岁死了爹,母亲被卖掉,妹妹当了童养媳。他挑着剃头担子投了红军,枪林弹雨里滚了半辈子,身上8处弹伤,4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他一辈子清廉,对老百姓比对谁都亲。可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管得了千军万马,却没管住家里那两个孽障。 那一夜,妻子颜露在门外哭得撕心裂肺,扯着他的袖子求他给老战友打电话,哪怕留一条命也行。熊应堂一把推开她,把自己反锁在书房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从天黑坐到天亮。没人知道那个漫长的夜晚他脑子里翻腾着什么。是这两个儿子从小的模样,还是那些被他们糟蹋的姑娘在证词里写下的字句。 天亮之后,他铺开信纸,提起笔。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一封写给哪位老部下的求情信。信的内容传到省委,所有人看了都愣住了——不是求情,是八个字。 “公事公办,不得求情。” 这八个字一到,所有试图说情的声音戛然而止。法庭上,弟弟熊紫平至死不认罪,态度恶劣,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79年11月14日,杭州体育馆挤了六千多人,宣判声一落,掌声和怒吼声几乎掀翻了屋顶。五花大绑的熊紫平被押赴刑场,一枪毙命。哥哥熊北平认罪态度稍好,判了死缓。但进了监狱他改不掉“大少爷”脾气,指使同监犯人给他端水打饭,结果被犯人们集体教训。失去了父亲那层光环,他连一天苦都吃不了,没多久在狱中悬梁自尽。 两个儿子,一个枪毙,一个自缢。消息传回熊应堂那里,没人敢看他当时的表情。这个身上嵌着8块弹片都没吭过一声的老兵,一夜之间老了十岁。此后他退出了政坛,把自己关在屋里,极少再露面。 那八个字后来被反复提起,每提一次,都有人沉默很久。它不是大义灭亲的爽文剧本,是一个父亲在书房里坐了一整夜之后,把自己最疼的那块肉剜了出来,放在组织纪律的天平上。他知道只要自己开口,未必没有转圜的余地,但他选择不开口。不是不爱,是他太清楚纪律一旦在将军的儿子身上撕开一个口子,就会有无数个口子等在后面。他这辈子打的最难的一仗不在前线,在书房那张信纸上。仗打赢了,心打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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