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板明夫先生遇袭的本质，与我在日本（王戴）所受恐吓】 这绝非针对个人恩怨。这是一场旨在向台日社会植入「恐惧种子」的心理恐怖主义！ 近日，资深媒体人矢板明夫先生在台湾遭到香港黑帮和胜和袭击的案件（截至7月15日的最新侦办进展），与目前身在日本的我（王戴）正遭受的持续恐吓与威胁，在本质上完全是地地道道、一脉相承的「国家级跨境镇压」。 ① 矢板案解析：为什么仅仅是「打一拳」，却要耗费如此巨资？ 经台湾警方调查，在台中殴打矢板先生的香港籍廖姓嫌犯，经证实是香港的黑帮「和胜和」成员。该组织正是2019年香港反送中期间，在元朗地铁站手持铁棍无差别暴打无辜市民的「721白衣人」主力。 在这里，有一个核心逻辑必须点明：这起袭击绝对不是针对矢板先生的个人恩怨。假使矢板先生的言论只是单纯得罪了某个黑帮老大，对方根本不可能动用如此庞大的组织网络、花费这么多资金、派遣这么多人跨海潜伏，最后却「仅仅是打了一拳」就收手。 香港黑帮的原定计划是极其精密的「完美犯罪」——在犯案后迅速销毁所有线索，让犯人轻松带着所有证据逃往国外（韩国）。他们不惜代价打这一拳的真正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堵住矢板先生一个人的嘴，而是为了让所有台湾人看到「批评中共的下场」，从而在每个人心里埋下恐怖与恐惧的种子，进而对整个自由社会产生寒蝉效应。 ② 我在日常所受的恐吓： 这场心理恐怖主义正在日本上演！ 而这种通过制造恐惧来实施言论封杀的心理恐怖主义，此时此刻，正实实在在地发生在身在日本的我（王戴）身上。我目前正成为他们密集恐吓与敲诈的目标。 物理上的暴力袭击（台湾矢板案）与阴暗处的恐吓信号（我的遭遇），本质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企图通过「不论你在哪，我们都盯着你」的威胁，将恐惧植入人心，不仅逼迫发声者闭嘴，更试图恐吓发声者身边的朋友和合作机构。这种卑劣的手段，正在日本国内公然上演。 ③ 致日本社会： 我们真的安全吗？「和平痴呆」该醒了 面对这起案件，台湾已启动国家安全级别的《反渗透法》，正在对背后包括台湾本地接应者在内的整个组织犯罪链进行彻查。 然而，日本准备好了吗？许多人至今仍沈溺在「日本治安好、很安全」的幻觉中。但事实上，中共的「海外110警察站」、红色侨领以及地下的红色黑帮势力，早已深深渗透进东京、大坂的街头巷尾。 如果今天，我们对矢板先生遭遇的暴行保持沉默，对我（王戴）所遭受的恐吓不闻不问，那么他们的阴谋就会得逞，恐怖的种子就会在自由社会蔓延。到了明天，同样在新宿、池袋或银座的街头，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红色黑帮公然袭击的，就将是批评体制的日本学者、资深媒体人、民运人士以及每一位热爱自由的普通日本市民！ 我们绝不能容忍任何企图用暴力与恐怖践踏「言论自由」这一民主基石的暴行。强烈呼吁日本政府及警方等相关当局，必须大幅加强对国内外国威权势力非法威胁、渗透行为的警戒与取缔，用尽全力捍卫在日本土地上生活的每一个人「免于恐惧的自由」！ #矢板明夫# #王戴# #言论自由# #跨境压迫# #国家安全# #坚决反对言论打压# #日本社会的危机#

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黄默：“台湾转型正义既没有针对过往威权统治下人权侵害行为设定明确的罪刑法律，也没有积极的去追溯加害人。虽然，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有些加害人已经过世或移居海外到加拿大、美国，但政府缺乏积极的追诉行动，也成为民间团体长期诟病的议题。再者，台湾也没有制定类似德国‘除垢法’的机制，禁止在蒋介石、蒋经国政府时期担任公职的加害人继续留在政府工作，这也是引发‘东厂事件’的原因。” ------ 1、转型正义的概念与理论：在我们生活中，常见到先发生了一件事情，或是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而后我们经过沉思，再给予概念化，提出我们的理论。转型正义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转型正义是一个牵涉广泛的议题。二战以后、七零年代，许多国家民主转型以后，新的政府接替了被推翻的专制政体，不能不面对被推翻的政府侵犯人权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学术界也有非常多的讨论，但是“转型正义”一词与最早的一个转型正义理论，却是到了2000年才被提出来。本文中“转型正义”只涉及一个新兴的民主政府怎么样来面对被推翻的专制政府侵犯人权的罪行、怎么样去处理这问题，不涉及较广泛的范围。 2、台湾的转型正义经验：二战后，中国国共内战再起，蒋介石政权退到台湾，以专制手段统治，并实施长达30多年的戒严，直到蒋经国过世前一年才解除。但在这段长时期间，台湾经历了非常多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迁、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的成长，使专制政府面对非常大的压力，不得不向新兴力量及民主改革的诉求妥协与让步，转型正义的议题也慢慢地浮现。 到了七零年代，党外运动逐渐成为一个力量。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坜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八零年代民主进步党成立，直到2000年陈水扁代表民进党参选，才完成政权的和平转移。那么，台湾转型正义的经验是什么呢？蒋中正与蒋经国政府所犯下的严重人权侵害，最初在学术界与民间的讨论中，十分倾向于“南非模式”，这一点我有把握这样说，当时我也参加了相关的讨论。我与一些同仁最同情、认同的是“南非模式”──追求真相与和解，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处理，而非报复性地追究责任。这一做法，无疑比早期政府的态度进步一些。 蒋经国过世后，李登辉总统不愿意从事转型正义的工作，他在上任之初就公开表达不希望再回顾过去，而应该往前看，实质上采取的是所谓“遗忘”的立场，类似阿根廷的模式。但是，这种立场当然受到民间团体的反对。因此，他不得不推动一些象征性的措施，例如建立了二二八纪念馆、公园，公开道歉，并透过设立基金会，给予受害人或其家属申请，经过审查后进行补偿。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政府强调的是“补偿”而非“赔偿”，这两者之间的用语差异，在政坛上引起非常大的纠纷。 陈水扁政府初期作了不少承诺，一方面试图引进国际人权法典，另一方面也思考设立国家人权委员会。在我看来，我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陈水扁执政时应该是推动转型正义最为恰当的时机，当时军方已失去政治干预的能力，而国际社会、国内民间团体也都期待改革。然而，事与愿违，在他第二任时期，朝小野大，既受到国民党在立法院的牵制，同时，他与家人、亲信也逐步陷入反贪污的浪潮中，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政党轮替时的雄心壯志，也都付诸东流。2007年一些学界同仁对政府的表现非常不以为然，于是组成了“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希望透过民间的努力，推动真相调查，进而促进政府推动转型正义的工作。 马英九政府基本上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试图在课纲方面“拨乱反正”，推翻李登辉与陈水扁政府在教育方针上的“台独”倾向，但他却引进了国际人权法典，并建立了邀请国际学者专家来台湾审查政府人权报告的先例，不能不说是一大突破。 蔡英文总统八年任期内的政策，可说是一步一步转向“惩罚”，一个程度上学习“东德模式”，其中荦荦大者，一是透过党产会将国民党所设的企业、基金会宣告为“附属机构”，而其拥有的资产称为“不当党产”，收归国库。二是设立“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促转会），主要工作包括保存与整理政治档案，并开放受害人申请调阅；保存不义遗址，如当年枪决政治犯的刑场；拆除蒋介石铜像。蒋介石铜像遍布公共场所，公园、博物馆、学校纪念馆、军营，但这些年来国防部仍然据以力争，坚持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如何处理台北中正纪念堂也仍然争议不断、悬而不决。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了，如果以“东德模式”来讲，台湾转型正义既没有针对过往威权统治下人权侵害行为设定明确的罪刑法律，也没有积极的去追溯加害人。虽然，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有些加害人已经过世或移居海外到加拿大、美国，但政府缺乏积极的追诉行动，也成为民间团体长期诟病的议题。再者，台湾也没有制定类似德国“除垢法”的机制，禁止在蒋介石、蒋经国政府时期担任公职的加害人继续留在政府工作，这也是引发“东厂事件”的原因。 促转会成立之初，一名副主任委员在内部会议中主张，应以政治手段干预、阻止某位国民党县市长候选人当选。这个消息传出后引起轩然大波。 促转会结束了任务后，转型正义的工作已经移交行政院，由不同的行政部门分别承办，整体来看，台湾转型正义的工作应该已经接近尾声。 3、想象中的中国转型正义：我们试探来想象中国民主转型与转型正义的问题。去年十月我在本刊《中华联邦：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选项》访谈文中指出，中国的民主转型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能发生。我的初步判断： 1）是经济衰败，人民生活极度艰难时，中国的菁英、掌权者、民间社会与海外意见领袖，才可能认真思考民主转型的问题； 2）是战争失败的情境下，比如说台湾问题引起美国与中国的战争，若中国以战败结束，就有民主转型的可能。 而转型正义，一个程度是伴随民主转型来的，这点想必大家现在已经十分了解了。我建议在讨论、谈判“联邦宪法”时也将转型正义的几个大原则做出决定。参考了南非、东德与阿根廷的经验，我先提出以下两个原则： 1）时间界定必需明确。中国的转型正义应该有清楚的追溯时期范围，不能无限制地回溯所有的历史事件。我建议以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的三十多年为期限。虽然毛泽东时代存在大规模的人权侵害，但许多当事人已逝，资料也较难取得。更关键的是，邓小平执政后已启动了一波平反的工程，在胡耀邦主持下，针对毛泽东时期遭受迫害的人民，进行名誉恢复与职务复原，虽然这工程并不完善，但也算是做过了。因此，我们应该将重心放在1989年以后发生的事情。 2）聚焦重大事件。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企图处理所有的不公平、不正义的历史。阿根廷的经验提醒我们，应优先专注于关键的重大事件，而非日常发生的经验，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 我们应该从哪几个重大的事件做起？ 1）八九民运的受害者； 2）江泽民执政期间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 3）八零年代以来，在城市化过程中广泛发生的土地侵占与迫迁事件。不论在城市或乡村，到现在还对很多人的生活造成影响； 4）近年来透过新科技的全面监控，包括人脸辨识、生成式人工智慧等科技，对人民隐私与自由的侵害； 5）西藏同化政策； 6）新疆的再教育营(集中营)问题； 7）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 8）中国政府在海外设立监控网络，例如建立海外警察局以监控海外中国公民与移民。 我想假如能在这些方面开始展开工作，已经是跨出一小步了。 ------- 在转型由掌权者启动、主导的情况，放弃起诉和审判反人权犯罪是否有合理性、是否有悖正义的原则？从迄今的情况看，中国未来最可能的民主转型模式是什么？基于不同的模式，应选择什么转型正义政策？为什么责任的追究需要限于少数犯有严重反人权罪行的人，而不宜扩大到在专制政权中工作的所有人员？ 详见笔谈《转型模式与转型正义：中国必将面对的一个问题》：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Substack专栏：

#中国人权# #每日一推# #良心犯# 第437期:2026年8月21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前香港支联会前正副主席李卓人、邹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他们将面对最高十年监禁。曾经百花齐放、自由香港及其民主运动，因此次判决再受打击，香港的公民运动已被香港和中国当局严重瓦解与扼杀。 自1989年后的三十年来，由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组织的烛光晚会是唯一能够每年吸引数万人悼念中国受害者的的大型公开纪念活动。活动于2020年新冠疫情第一年被禁止，几周后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以镇压2019年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 #李卓人，1957年2月14日出生，祖籍广东潮阳，生于上海、成长于香港，基督徒，香港著名民主及工运人士，前立法会议员、工党主席、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主席。# 1959年，李卓人的父母为躲避中共统治下针对所谓“黑五类”的政治迫害，抱着年幼的他举家逃离上海、前往香港。这个家庭的逃亡经历，也成为李卓人后来追求自由、民主与人权的重要人生背景。 大学毕业后，他长期投入劳工权益及社会运动，1990年参与成立香港职工会联盟，1995年首次当选立法会议员，此后长期活跃于香港政坛，曾多次连任。2011年，他接任支联会主席，并参与创立工党，长期推动民主普选、劳工权益及人权事业。 李卓人先生与支联会最重要的历史角色之一，是三十多年坚持纪念“六四”。1989年北京民主运动遭中共军队武力镇压、造成大量民众死伤后，支联会长期在香港举办维园“六四”烛光晚会，悼念死难者、要求平反六四，并提出“结束一党专政”等民主诉求。2020年起，六四纪念活动被当局禁止；2021年支联会被迫解散，结束32年历史。 2021年，李卓人与邹幸彤、何俊仁被控《香港国安法》下“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2026年8月21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支联会、李卓人与邹幸彤罪成(何俊仁此前已认罪)。香港法院认为“结束一党专政”的纲领构成煽动颠覆；案件将于8月28日听取求情，最高可判10年监禁 李卓人曾在今年3月份的庭审中自辯称，当年亲睹天安门镇压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塑造了他对推动民主的“终身承诺”。"结束一党专政"这一呼吁不是关于结束党的领导，而是关于走向民主，让人民决定谁来领导他们，并且共产党不应实行专政。 #邹幸彤，女，1985年1月24日出生，香港大律师、民主人权活动人士，前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副主席，曾获第35届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及林昭纪念奖，并获韩国光州5·18纪念基金会年度人权奖等荣誉。# 她早年就读英国剑桥大学哈默顿学院物理学系，后赴香港修读法律，取得法律专业资格，成为执业大律师。2010年开始参与支联会工作，2016年出任副主席。此后，她长期推动香港民主、人权事业，积极组织参与每年香港维园“六四”纪念活动，坚持让香港社会记住1989年天安门镇压及死难者。 2020年后，随着支联会多名负责人相继被捕，邹幸彤成为继续推动六四纪念的重要人物。2021年6月4日，当局禁止支联会举行维园六四烛光晚会，她仍公开表示将以个人身份纪念六四；翌日即被捕。其后又因拒绝向国安处提交支联会资料而再次被捕，并被控《香港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她始终否认控罪，强调自己纪念六四、发表文章，是为了让公众勿忘历史、悼念死难者，而非煽动犯罪。 她曾因此遭判刑入狱，部分定罪后来经上诉撤销；但在支联会案中，她再次选择抗争到底。2026年8月21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及邹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案件将于8月28日听取求情。 作为一名法律专业人士，她深知坚持法治与自由意味着什么；作为六四的纪念者，她更没有因牢狱和压力而沉默。她以法律人的理性、民主人士的信念和一个普通人的良知，坚持追问历史、捍卫记忆。身陷囹圄而不改其志，面对强权而不低头——邹幸彤，已成为香港民主抗争中坚贞不屈的象征。 邹幸彤,这位大律师在年初的自辩中表示:结束一党专政意味着结束权力不受限制的状态。她批评本案中判断是非的标准被本末倒置。结束一党专政并不等同结束共产党领导。前者针对的是权力结构，后者则指个别集团实际权力，两者属不同概念。她同时又指，即便被告要求的是结束共产党领导亦非违法。 ............................................. 中国人权积极持续关注此案的进程。并在此强烈谴责中共制下的香港高院对李卓人、邹幸彤这一不公正的裁决! 此案审理与裁决更进一步的凸显昔日香港在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司法独立已经荡然无存。 中国人权在此重申:爱国无罪! 公道自在人心。国家利益高于任何政党和组织，爱国更不等于爱党。支联会诉求"结束一党专政"，是追求民主、自由与宪政的政治主张,并非反对自己的国家,恰恰相反这是爱国爱人民的公义行为。支联会为悼念六四死难者、追求民主而存在；李卓人、邹幸彤等香港诸多仁人志士为此坚持三十多年。就此而言，支联会无罪，李卓人无罪, 邹幸彤无罪！ #HRIC# #关注在押良心犯# #李卓人# #邹幸彤#

#中国人权# #每日一推# # 第405期:第五届”纽西兰双银蕨自由民主勇士奖”获奖人揭晓,他们分别是: 广西民主人士陆辉煌;河南人权捍卫者余江帆;中国民主胜利党成员刘振刚.该奖是为纪念王岳中,习卫国于6年前今天(2020年7月21)前往首都惠灵顿参加国会听证会并递交反渗透请愿书的途中,不幸遭车祸罹难而设立 “纽西兰双银蕨自由民主勇士奖”(简称:双银蕨勇士奖)是纽西兰民运团队旨在纪念王岳中,习卫国两位民主勇士的同时,以他们的奉献精神和生前实现中国自由民主宪政的愿望,鼓励并支持在中国国内有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事业的同道,并把这份情感传递到国内。颁奖对象主要为国际关注度不高的草根抗暴勇士,尤其是身在狱中受中共迫害的义士。给他们送去一份应得的荣誉和温暖…..(详情请浏览本推文结尾附件:纽西兰双银蕨自由民主勇士奖章程。 以下为获奖者简介: #陆辉煌，壮族，1978年2月7日生，广西桂平市垌心乡上瑶村方和屯人，民主人士。长期以写作方式在网络发表政治与社会评论。2013年、2016年、2018年间，曾多次撰文#,如:《致中共中央公开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和建议》《“妄议”国事》《对当前政局的分析与呼吁》《“艰时克共”的建议》等文章，表达对国家政体的看法，建议推进民主宪政改革，呼吁关注农民工权益，并反对修宪及个人崇拜倾向。其文章通过QQ群、微信群、电子邮件等传播，部分刊载于境外《北京之春》网站。 2018年7月，陆辉煌发表《致“中国劳工观察”组织的信》，反映中国劳工特别是农民工处境并寻求维权支持。同年8月被深圳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后被起诉。2020年4月30日，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年6个月，二审维持原判；2021年1月31日刑满释放。 出狱后，陆辉煌透露其在羁押期间因拒绝认罪曾遭电击、禁食、戴镣铐等虐待，并因长期睡地板导致风湿及腰椎疾病，通信权亦受到限制；其多次提出申诉未获解决。 2022年2月18日，陆辉煌因呼吁当局彻查徐州“铁链女”事件，其在南宁市居住地被广西警方带走并刑拘。2022年11月20日，贵港市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陆辉煌有期徒刑4年6个月；其上诉后，二审维持原判，刑期至2026年8月17日。 2023年3月2日，陆辉煌被送往广西钦州监狱（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北营路1号 邮编: 535099）服刑。 #余江帆，女，1989年11月24日出生，河南省南阳市人，河南省邓州市夏集乡杨河移民村村民，公益维权访民、人权捍卫者，因长期为南水北调移民安置问题维权而被称为“访二代”。# 2011年，余江帆随家人从河南省淅川县搬迁至邓州市移民村。2013年其父因反映移民安置房存在质量安全隐患而遭打压，不久去世。此后，余江帆继承父亲遗愿，持续就移民安置及房屋质量问题依法申诉，并因此多次遭刑拘。 2014年，余江帆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2017年刑满释放。此后赴北京务工，并参与公民维权及公益活动。2017年至2019年间，又多次因上访和维权活动被行政拘留。 2018年9月底，余江帆赴香港参加“十一大游行”，并与他人在香港公开拉出横幅：“支持香港十一大游行，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结束暴政”。 2019年9月，余江帆再次被抓捕，后被以“寻衅滋事罪”起诉。案件经审理及重审后，于2022年8月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刑期至2024年3月25日。两次获刑累计超过八年。 2024年3月刑满释放后，余江帆以来持续关注弱势群体和人权个案，探访比如:张盼成,谢小玲,胡石跟等受难者家属和社会活动人士。他从一名为家庭权益奔走的普通访民，成长为持续关注公共事务的公民行动者，其经历也成为中国“访二代”群体的代表案例之一。 #刘振刚，男，1987年9月9日出生，河南省汤阴县菜园镇人，长期居住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网名“南宫道人”“刘子德”。据公开资料显示，其为中国民主胜利党重要成员，也是“泸州2022大抓捕案”涉案人员之一。# 2022年5月至9月，四川省泸州市发生针对多名民主人士的大规模抓捕行动。2022年5月19日，刘振刚被泸州市警方抓捕，随后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9月7日，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9月30日，经泸州市检察院批准逮捕。检方指控其参与中国民主胜利党的筹组与发展活动，并将其认定为案件的重要参与者。 2024年6月19日，四川省泸州市中级法院对相关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刘振刚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同案另有5名被告因被指参与组建和发展中国民主胜利党，被分别判处3年至12年不等有期徒刑。刘振刚等人随后提出上诉。 2024年12月2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预计至2028年1月。公开消息称，案件办理期间，多名当事人与外界长期失去联系，家属会见、委托律师及获取案件信息均面临困难。刘振刚此前羁押于四川省泸州市看守所，2025年4月被转送至四川省川中监狱六监区服刑(邮编637100)。 #HRIC# #关注良心犯# #陆辉煌# #余江帆# #刘振刚# #双银蕨勇士奖# #王岳中# #习卫国# #反中共渗透# 附件:紐西蘭雙銀蕨自由民主勇士獎章程 : “紐西蘭雙銀蕨自由民主勇士獎”（簡稱“雙銀蕨勇士獎”），是 為了紀念王岳中、習衛國兩位勇士於 2020 年 7 月 21 日由奧克蘭 前去首都惠靈頓國會呼籲清除中共滲透、捍衛紐西蘭民主價值的途中突遭車禍罹難身亡而設立的獎項。銀蕨是紐西蘭國家的標誌，也是和平文明的象徵。 該獎項在紀念兩位勇士的同時，以他們的精神和生前實現中國民主 憲政的願望，鼓勵在中國國內有志於推動中國民主事業的同道，並 將海外民運的情感傳遞到國內，海內海外胼手胝足，篳路藍縷，反 抗暴政，實現民主，讓中國早日成為文明世界大家庭的成員。 頒獎對象主要針對國際關注度不髙、在中國身處民間草根的抗暴勇 士，尤其是身在獄中遭受迫害的人士，給他們帶去一份應得的榮譽 和温暖。 “雙銀蕨勇士獎”是由長期關注中國人權狀況並積極幫助受迫害群體的知名義工提名，再經本委員會評定通過，每年獲獎者至少為兩名，並於當年七至八月份頒布。 紐西蘭雙銀蕨自由民主勇士獎委員會 2022 年 4 月 20日

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许田波（Victoria Hui）：为什么暴力鼓吹者不看好非暴力抗争❓为什么社会普遍有一种错觉以为非暴力只对“不那么残酷”的政权有效❓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下载： ------ 我借鉴已故的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及其他学者和实践者的著作，在世界各地教授了近二十年的非暴力和暴力运动。每一次运动都始于和平行动。那些转向暴力的人总是得出“非暴力已经让我们失望”的结论。让我简要阐述一下对这种具有普遍性的情绪的看法。 人们经常以为，非暴力只对“不那么残酷”的政权有效，比如对抗英国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和抵制吉姆·克劳法（Jim Crowlaw）的美国民权运动。然而，经历过1919年阿姆利则（Amritsar）大屠杀和1930年达拉萨纳（Dharasana）盐场的残酷殴打的印度人，以及在美国南方目睹种族私刑的黑人们，不会理解这种言论。值得注意的是，莫迪今天尊崇的是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而不是甘地（Ghandi）。鲍斯坚信“英国人永远不会和平地离开印度，必须通过武力驱逐他们”。他寻求德国和日本的帮助，招募原英属军队里的印度人战俘，组成了印度国民军。麦尔坎·艾克斯（Malcom X）与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之间的路线之争更是广为人知。 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最能说明以非暴力和暴力对抗非常残酷的政权的逻辑。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在《漫漫自由路》中声明：“只要非暴力抗议有效，我就呼吁使用它。”1960年的夏普维尔（Sharpeville）大屠杀，突显了非暴力手段是“一种无效的战略”，因此，暴力被认为是“唯一能够摧毁种族隔离的武器”，从而催生了军事组织“民族之矛（MK）”。曼德拉宣称：“如果现有的破坏未能产生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就准备进入下一个阶段：游击战和恐怖主义。”曼德拉因此迅速被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MK在流亡中幸存下来，但面对着“非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在南非国内，它最终被彻底根除了。而且，MK几乎没有机会从外部进行入侵。与此同时，在1980年代，一批新一代的领导人在黑人为主的郊区或城市中成长起来，他们组织了持续的消费者抵制运动。这一运动赢得了白人企业主对黑人诉求的支持，这些企业主后来为更具自由思想的德克勒克（de Klerk）的当选做出了贡献。 我来自香港，我认为将香港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与南非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进行比较，是有启发意义的。2019年7月1日，抗议者闯入立法会后，他们有个口号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是你们（特首/当局）教育了我们认识到和平游行无济于事。”香港人对非暴力的理论和实践了解不足，这是不幸的。香港人将非暴力等同于几十年来一直实践的半日游行。库尔特·肖克（Kurt Schock）在《非暴力行动及其误解》中指出，非暴力并非“被动抵抗”，而是积极主动的行动；它也不是纯粹的和平主义，而是战略性的选择，其成功的几率更高；非暴力行动也不是自发的人民力量，而是需要计划和战略化的。 埃里卡·切诺维斯（Erica Chenoweth）、玛丽亚·斯特潘（Maria Stepan）、基恩·夏普（Gene Sharp）等倡导者指出，大规模示威往往不是最有效的方法；实际上，它往往是最具自毁性的方法，容易导致像1989年北京一样的大屠杀。相比之下，分散的方法，特别是抵制和罢工，既不容易立即被逮捕和殴打，又更有可能给政权带来损失。事实上，当局似乎更担心抵制和罢工。2019年8月，在第一批汽油弹被投向警察阵线之前，北京的港澳办谴责8月5日的总罢工是“对公共秩序和法律的激进违规行为，挑战了‘一国两制’的底线和国家尊严。”另一位发言人抨击了抵制活动，称其意图是“瘫痪香港政府，夺取城市治理权，并使‘一国两制’成为空洞的概念。”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后来嘲讽称，2020年1月医护人员的罢工是一种“政治性的冠状病毒”。 中国当局懂得暴力和非暴力的战略逻辑，并早就制定好了一套证明有效的应对战略，这就越发不利了。如果非暴力行动具有很高的成功机会，政权就会煽动暴力来削弱反对运动的影响力。仅仅通过拒绝让步，就很容易让抗议者普遍得出“非暴力已经失败了”的结论。于是，激起反抗者的暴力也相对容易。抗议者最终能于2019年7月1日闯入立法会大楼，部分原因是警方神秘地消失了。此外，如果政权的暴力行为始终意在激怒并导致反对派激进化，那么香港警方在当地和国际媒体直播的情况下对抗议者的残酷殴打，则收到了挑起抗议者的暴力反应、削弱了抗议者抵抗能力的效果。 令人真正感到悲伤的事实是，抵抗政权的各种尝试变得越来越无效。这个世界上的活动人士们相信是政权的镇压行为正当化了反对派的暴力。非暴力运动的倡导者们则认为，政权的镇压并不改变非暴力抵抗是有效的这一事实。最削弱反对派的，是政权的能力。即使在天安门事件的残酷镇压之后，党国体制也无法完全控制每个人的行动，因此许多在通缉名单上的人都能够逃脱。随后，中国发展成为全球最复杂的监控国家。任何形式的抵抗都需要有组织的计划和执行，但在当前中国的情况下，抵抗者的活动几乎无法实现这种组织化。然而，如果抗议再次爆发，抗议者最好坚持非暴力的纪律，拒绝被诱使转向暴力。正如曼德拉最终认同的那样，“国家比我们强大得多，我们任何暴力行为都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这使得非暴力“成为了一种实际上的必要”。中国官员对罢工和抵制的谴责以及煽动暴力表明，他们最担心的是非暴力抵抗。 ------ 针对中国民间的暴力幻想，《中国民主季刊》专门策划了一期笔谈：《中国民间暴力思想的兴起》，下载全文：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八月 #季風人文講壇# 來了！翻譯、歷史記憶、民族認同、數字時代的自由——滿洲學者如何改寫二戰時間線、台灣民主的興起與未來、「民族」如何想像出「國家」、網絡監控的市場化、以及小說裡的2019香港——語言、歷史、國家、技術交織之下,我們如何理解和想像另一種可能。 在線報名

【香港媒体及民间噤声 六四记忆遭封】 六四事件37周年前夕，香港社会再度进入沉默状态。过去30多年，维多利亚公园曾是全球华人社会纪念六四的主要场地。港版国安法实施后，维园烛光晚会消失，支联会解散，组织者被控，香港媒体对六四纪念的报道消失殆尽。民间公开悼念空间减少，传媒相关报道趋于谨慎，六四在香港由公开纪念活动转为高风险政治议题。 2021年，支联会在港版国安法压力下解散，多名核心成员被捕或遭起诉。路透社1月21日报道，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及前副主席邹幸彤在香港高等法院面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审讯。香港律政司将支联会长期提出的政治诉求纳入控罪，该案也被外界视为香港处理六四记忆的重要案件。 图为2019年香港民众最后一次被允许在维多利亚公园集会纪念六四。 (Reuters)

邹幸彤：公道自在人心，不在一纸判决 香港活动人士、支联会前副主席邹幸彤周五在法庭上表示，即使身陷囹圄，她仍将继续为民主发声。 支联会自1990年开始连续30年举办六四烛光晚会，悼念“六四”死难者。 上周，已解散的香港支联会前正副主席李卓人、邹幸彤被裁定“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名成立。这一判决遭到了联合国、人权组织以及包括德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谴责，被指压制言论自由。 在周五举行的量刑听证会中，身为大律师并选择自行辩护的邹幸彤向法庭表示，她不接受有关判决，并将坚持为“六四”寻求平反。 邹幸彤说：“如果这（为六四平反）意味着我今后在法律眼中将被视为罪犯……那么我宁愿做罪犯，也不愿做伪君子。” 另外，邹幸彤也在其Patreon专页发文表示：“公道自在人心，不在一纸判决。”她写道：“烛光再小也永不会灭，因为我们有彼此，高墙再高也是豆腐渣，因为他分隔人心。” 六四维园烛光不再 香港和澳门曾是中国领土上仅有的允许举行公开六四守夜活动、悼念六四死难者的地方。1989年6月4日，中国当局出动军队和坦克镇压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要求政治改革的抗议活动，向抗议民众开枪、进行了武力清场。中国官方从未正式公布过具体死亡人数，但人权组织和目击者称死亡人数可能高达数千人。 香港维园的六四烛光晚会曾吸引多达18万人到场悼念。然而2020年，港府以疫情为由首度禁止举办维园“六四”晚会，数周后香港《国安法》通过，公开纪念活动实际上已被禁止。2019年，香港爆发了大规模的“反送中”运动。 “法庭无法禁锢对民主的呼唤” 周五在法庭上，邹幸彤也表示，“即使法庭能把我们关起来，也无法禁锢对民主的呼唤”，监狱的高墙只会成为他们主张的“更大扩音器”。 法官李运腾（Alex Lee）对此冷淡回应道：“那你岂不是应该感谢我们？” “是的，非常感谢法庭，”邹幸彤回答道，引得法庭内传出阵阵笑声。 法官表示，法庭将在两周内宣判。 （消息来源：法新社等）

【林荣基台北病逝，他曾告诉王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家”】原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因癌症复发，于7月2日晚7时1分在台北病逝，终年70岁。上个月，他已因身体状况欠佳，宣布在台北重开的铜锣湾书店暂停营业。 2015年，林荣基与铜锣湾书店股东、员工等5人先后失踪，引发国际关注。次年，广东公安证实其被捕，后被指因向中国大陆出售政治“禁书”涉嫌“非法经营罪”，并曾在央视公开认错。 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后，林荣基因担心被送返中国大陆，流亡台湾。 2020年，他在台北重开铜锣湾书店，却曾遭人尾随泼漆。他后来仍持续关注香港、台湾政治及港人在台权益。 他曾对BBC说：“叫我回去香港的话，我真的打死都不想回去，因为我没有安全保障。” 两年前，王局采访他时，林荣基也说： “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家。” 这句话，成了他后半生最清晰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