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代表性，聊两句： 中国外汇管理局版本的《个人购汇申请书》。里面写得很清楚境内个人办理购汇不得用于境外买房、证券投资、购买人寿保险和投资性返还分红类保险等尚未开放的资本项目。违规的可能被列入关注名单，当年及之后连续 2 年不享有个人便利化额度，并可能依据《外汇管理条例》等处罚。 这里很多人误解了 5 万美元额度。并不是说中国允许每年拿 5 万美元去境外自由投资，而是说境内个人每年有等值 5 万美元的便利化购汇额度，在额度内银行可以凭身份证件和用途申报相对便利地办理。 如果是真实留学、医疗等经常项目需求，超过 5 万美元也不是绝对不行，而是要提供真实用途材料，由银行审核后办理。 为什么不能用来境外买股票、买房？ 因为中国没有完全开放个人资本项下自由兑换。个人直接拿人民币换美元，然后买美股、买海外房产，本质是居民资本外流。对一个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开放的国家来说，是会影响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跨境资本流动、国内资产价格、货币政策独立性和金融稳定的。 别的国家是不是也这样？不完全一样。 美国、新加坡、欧盟多数国家基本没有这种个人年度购汇额度限制。比如欧盟法律原则上禁止成员国之间以及成员国与第三国之间的资本流动和支付限制，当然税务、反洗钱、金融审慎和制裁仍然要管。 但也不是所有国家都完全自由。印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印度有 LRS（ Liberalised Remittance Scheme）居民个人每个财政年度可以在规定用途下汇出最多 25 万美元，范围包括旅游、留学、移民、赡养亲属，也包括部分允许的境外投资。 至于“自己的钱，为什么不能想转多少转多少”，这个问题从个人权利角度看当然很容易理解。但从国家外汇制度角度看，人民币不是完全可自由兑换货币，中国也不是资本账户完全开放国家。拥有人民币资产，不等于天然拥有无限制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并转出境外的权利。 跨境换汇和跨境资本转移，在中国属于被监管许可的金融行为。 如果 14 亿人的资金都可以无限制换美元出境买股票、买房、存款，那么在人民币贬值预期、国内资产回报下降、外部风险上升的时候，很容易形成单向资本外流。资本外流会消耗外汇储备，冲击汇率，倒逼央行加息或加强管制。 剩下的就不能多说了😂，开展自己的联想能力吧。

从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教授跳楼，我又要复读一件事。 中国缺一种（LAC）liberal arts college，就是那种学费很贵的私立大学，教学质量非常好，养活一大堆教授， 并且直接告诉这些教授，你们不要也不配做research，你们拿到了全球QS top 50的PhD学位，你们的任务就是在大学里好好教学，好好哄学生。 每年顶级大学批量毕业一大堆PhD，除了一批有能力、有视野、有眼光的去卷tenure track AP， 剩下一群人，虽然在QS top 50的大学PhD毕业，甚至本科是清华北大，但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学术产出能力了，或者在中国卷tenure track AP考核失败，6年后卷铺盖离开的这群人， 必须找一个学校收容这些人，给他们一条活路，给他们一份工作、一碗饭。这个学校有如下特点： 1. 师生比非常低，基本维持在1:10，一个教授，对应10个在读学生，对标一系列末流藤校、主流LAC； 2. 教授们不做research，排满教学任务，唯一的工作就是把课上好、上开心、上舒服，教授们的任务就是哄孩子，给孩子不厌其烦地上课、交流，对孩子们充分包容，允许提出任何傻逼问题，都能乐呵呵耐心讲课， 全程小班制教学，每堂课最多30个学生，每个孩子名字都记得清清楚楚，上课高强度互动，教授和学生当朋友，休闲娱乐式提问，教授手把手帮孩子们装模做样地完成课程项目，水paper， 总而言之，就是假装上课，假装努力，假装写作业，假装写project paper，主打一个哄孩子们开心快乐，度过本科四年； 3. 学费非常贵，在中国大陆大概需要30万一学年，大学四年总共120万学费——并且绝大多数学费用来给教授们发工资和学校娱乐化运营，不扩张，不扩建，不投资，在运营里狠狠砸钱，买欢乐； 4. 学校的入学门槛非常低，高考或者平时成绩多差，都可以进来读书，主打一个有教无类，谁都可以来享受舒服、开心、充裕的学术（实际是本科生小班教学）资源； 5. 学校充满了让孩子们开心的文化，比如完全放养、散养、快乐教育，比如系里面的文职行政们每天100%微笑服务，定期关心孩子们的冷暖，比如有非常漂亮的食堂，定期举办party，比如学校定期大量印衬衫、杯子、充电器发给孩子们； 6. 对于教授，低成本运营，每年年薪15万以下，够吃饭就可以。除了上课以外，压缩research比例，明牌告诉他们，“咱们不是卷research、卷paper、卷funding的学校，尽量别碰任何科研，任何科研都是狗屁，咱们是私立小而美的LAC”， 引导教授每天动脑筋思考，如何把课上得更有趣、更开心、更简单、更舒服、深入浅出， 如果谁想回到学术界，回去继续天天卷paper，欢迎他们离开学校，回到顶尖研究型大学继续卷，学校不留你； 7. 学校狠狠搞校友文化，学长学姐家里投资创业，接手家族生意，爸妈投1个亿成立个小基金，都要给学弟学妹们机会，大家一起玩得开心； 8. 学校还要资助一批排名，让学校在除了学术以外的领域跻身前列，打造精英名校的设定——主打一个“除了科研不行，这个大学就是顶级完美小而美开心快乐大学”。 这种学校应该大建特建，然后充分给那些名校本科和PhD毕业但不愿意卷paper的人一条出路，让他们开开心心来这种学校上课——彻底躺平，放弃research，专心哄小孩，思考如何把大学教育做到极致。 这才是市场最需要也是最欠缺的一种模式。

华尔街日报今天这篇文章不错。人工智能领域的高管如何向子女描述未来的职业前景。 一句话总结：AI领袖们普遍不建议孩子过度追求当下的技术技能，而是强调适应性、批判性思维、文科教育（通才能力）以及人类独有的情感与责任感。 观点一：当下的具体技术技能（Technical Skills）保质期极短（甚至不到两年），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应对变化的敏捷性（Agility）。 Caroline Hanke (SAP) 指出，与其纠结于现在的编程技术，不如培养批判性思维、适应性和伦理判断力。 教育的重点应从“掌握工具”转向“适应新工具”和“判断工具的使用”。 观点二：在AI时代，传统的文科教育（Liberal Arts）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因为通过自然语言与AI交互需要深厚的元认知能力。 Jaime Teevan (Microsoft) 强调，以前操作电脑是决定性的（按按钮->出结果），现在是基于自然语言的意图表达。这要求使用者具备批判性思维、提供语境和挑战AI结果的能力（即元认知）。 Ethan Mollick (Wharton) 认为通才（Generalist）将是赢家。AI可以填补技能短板，因此拥有广泛技能组合的人（如既懂医学又懂人际沟通）更有优势。 与其成为单一领域的专才，不如成为能够整合多种知识并在AI辅助下工作的“超级通才”。 观点三：AI无法承担责任，也无法替代真正的人际连接。 Daniela Amodei (Anthropic) 认为，随着AI接管工作，人类品质（同理心、善良、沟通能力）的溢价会越来越高。人类本质上渴望与其他人类共处。 Jaime Teevan 指出，AI可以给出建议，但不能承担责任（Accountability）。像法律、会计这种需要对决策后果负责的职业，依然需要人类来做最终判断（Passing Judgment）。 未来的工作重心将从“执行任务”转移到“承担后果”和“提供情感价值”。 观点四：避开纯数字化的内卷，转向原子世界（能源、医疗）和社会服务领域。 Manny Medina ( 看好能源（特别是核能）和医疗保健。无论是为了驱动AI本身（能源需求），还是解决人类疾病（癌症治疗），这些都是硬需求。 鉴于AI发展的不平衡，致力于解决社会不平等（帮助被AI抛下的人群）和环境问题（海洋污染）也将是有意义且有前景的职业路径。 最后：孩子拥有一张“白纸”，他们不需要像成年人那样去“重塑”旧观念，这是一种优势。家长们的焦虑往往源于自身的旧经验与新世界的冲突，而孩子们是AI原住民。 不要把上一代的恐惧投射给孩子，鼓励他们去玩、去实验，而不是仅仅作为使用者。 AI高管们给子女的建议揭示了一个反直觉的趋势：在一个高度技术化的未来，最不值钱的可能是纯粹的技术执行力，而最值钱的是最“复古”的人类特质——对他人的共情、对复杂概念的哲学思考（文科）、对物理世界的改造（能源/医疗）以及对决策后果的承担（责任）。教育策略应从“学习如何像机器一样高效工作”转变为“学习如何做在大机器时代中独一无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