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哥确实不体面,来时路劣迹斑斑,回不了北京。所以孙哥需要女明星,艺术品来假装体面。
但胡锡进、岳不群这些人就体面吗?
老胡大义凛然的抨击孙宇晨这篇半真半假的小作文不体面,但他作为在中文互联网上所谓“超级意见领袖”,在这些年里频发的小作文构陷事件中发声了吗?
老胡在这些年里确实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发言策略,经过对这些事件的梳理可以发现:在多起由“小作文”引发的性别对立或诬告事件中,老胡的整体发声态度可以概括为“前期极少针对女拳或小作文本身进行定性抨击,多以大厂文化、劳资纠纷、校园管理等角度进行‘和稀泥’或和缓引导;只有在后期官方定性、大反转成为定论后,他才可能出来发一篇‘各打五十大板’的总结。”
以下是他对这些事件的具体发声和表态情况:
🛑 第一类:老胡重点发声了,但其切入点“并不是抨击小作文或女拳”
2021年:阿里男员工被指控“性侵”事件
老胡态度:高调发声,但完全没有批判女方的“小作文”。
发声细节:在事件初期,女方发布11页小作文指控被强奸时,老胡迅速发文《阿里再遭舆论海啸,为何会有这般发酵力?》。他的批判矛头100%对准了“阿里资本的傲慢”、“大厂低俗的破冰文化”以及“畸形的陪酒文化”。后来警方通报男方不构成强奸犯罪、纯属女方编造夸大后,老胡并未就“小作文诬告”和“舆论对男方的社死”进行深刻的道歉或反思。
2021年:货拉拉女乘客坠车案
老胡态度:发声了,但主要谈的是“平台监管”与“底层互害”。
发声细节:事件发生后舆论撕裂,老胡发文主要聚焦在货拉拉平台缺乏录音录像等安全监管漏洞上。在后续男司机遭遇全网网暴、司法判决引发争议时,他更多的是从“底层打工人的误解与沟通成本”来和稀泥,避开了舆论场上最核心的“性别对立和小作文绑架司法”的焦点。
2021年:王力宏事件
老胡要求王力宏提供证据自证。
🤐 第二类:老胡“彻底沉默”或“只谈学校管理”,绝口不提小作文和性别构陷
2020年:清华学姐“咸猪手”诬告事件
老胡态度:基本沉默,未发表标志性长文。
原因分析:该事件是“社死小作文”的开山之作。老胡作为体制内媒体人,对涉及清华大学内部的舆论、且属于纯自媒体撕裂的话题,在初期保持了置身事外。他没有像普通大V那样去痛斥“清华腚姐”对学弟的精准网暴。
2023年-2025年:武汉大学图书馆“性骚扰”反转案
老胡态度:前期沉默,后期(2025年)跟进谈“高校保卫战”或“程序正义”,但不单独批判女拳。
发声细节:在2023年男生被冤枉、全网网暴时,老胡没有为男生说过话。直到2025年法院二审判决、武大通报撤销处分并追责学校干部时,老胡才出来发文,但他的核心论点是“高校管理不能向网络舆论低头”、“要保护好学生的程序正义”,将一个“小作文诬告案”成功升华为“高校行政管理优化”的宏大叙事。
2024年:上海地铁“诬告性骚扰”自证清白案
老胡态度:选择性沉默。
原因分析:该案属于成都地铁案、川大张薇案的延续。因为此时网络性别对立已经极其敏感,老胡为了防止“引火烧身”和“掉粉”,在这类纯自媒体博弈的地铁纠纷中,基本不再轻易下场发表长文。
❌ 第三类:老胡完全没有发声(纯地方性或涉警、涉隐私案件)
对于以下几起事件,老胡作为全国性政治、国际关系时评人,完全没有进行过任何公开点评:
2020年:广州“血衣案”(由于纯属刑事造谣,且迅速被警方刑事拘留,老胡未就此发表专门时评)。
2022年:广西南宁“女老总被造黄谣”案、文昌主播“榜一大哥”案。
2025年:重庆民警相亲遭“下药”诬告案(涉及一线基层公安民警的相亲隐私,且地方警方通报极为迅速,老胡未触碰)。
2026年:杭州滨江“电梯间猥亵殴打”诬告案(事件反转发生在24小时内,属于地方治安事件转化为网络谣言,老胡未下场)。
🧐 为什么老胡敢手撕孙宇晨的小作文,却在这些事件中“战术后撤”?
你提到他抨击孙宇晨,那是因为孙宇晨属于“纯商业/币圈/可以公开调侃”的公认流量网红,抨击他既有巨大的安全流量,又符合主流价值观对币圈的整顿态度,没有任何政治或社会舆论风险。
但在面对性别对立的“小作文”时,老胡的求生欲极其强烈,这源于他的“骑墙”或“和稀泥”式大V生存哲学:
害怕被贴标签:性别话题是中文互联网第一大“雷区”。老胡如果公开大搞“抨击女拳”,会瞬间遭到极端群体的疯狂围攻和举报,这对于极度看重“全网安全、体制内体面”的他来说得不偿失。
“唯官方通报是从”的滞后性:老胡的技能是“翻译和解释官方态度”。在小作文事件初期,官方往往在调查、甚至在向舆论妥协(如大厂开除、学校记过),老胡如果提前为男生说话,就等于“和官方态度唱反调”。所以他必须等,等到像2025年武大案法院判决了、学校认错了,他才敢出来充当“理性的客观裁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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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致胡锡进老师——什么才是体面》
胡锡进老师:
上次给您写信,是向您请教彩礼的规矩。这次想请教一件更大的事。
您的三篇文章,我都读了许多遍。您批评我不体面。这些天我反复想的,不是怎么回答您,而是慢慢发现:我真正不清楚的,是您说的体面和我说的体面,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什么才是真正的体面?
您是长辈,一九六零年生人,比我刚好大三十岁。您那一代人的体面,我在父辈身上见过。无法可依的年代,两个人做成一件事,靠的是一句话、一杯酒、一个愿意作保的人。作保的人拿什么保?拿他一辈子的名声、位置、关系。
我小时候见过一位这样的长者:别人几年要不回的账,他一顿饭要了回来;两家人几乎反目,他各打五十大板,两边都服。他一生没有签过几份合同,但他说过的话,没有一句落过空。那个年代的体面是有重量的,这是那个时代资源分配的规则。我的父辈受过这种体面的恩惠。这份功劳,我认,而且记着。
我是一九九零年生人。我们这代人是在另一种东西里长大的:计算机、算法、合同、法律、白纸黑字。它冷,冷得常常让您那一代觉得无情。但当我抚摸着这些冰冷不近人情的东西,那时我隐约觉得,最大的体面,也许是不用讲体面。
我们这代人做的事,是试着把饭桌上的事情,搬进法律,搬进代码,搬进人工智能。
两代人各有一套体面,也各有一本账。我想把我想不清楚的三个问题写下来。这三个问题不是问您的,也不是问我自己的,是想把它们放到桌面上,问给下一个三十年的中国年青人。
第一问:一个人受了损害,被夺走了钱、尊严、时间,是消化它体面,还是主张它体面?
您那一代的答案是消化,咽回去。打掉牙往肚里咽,在那个年代不是懦弱,几乎是成年礼,委屈没有去处,消化就是仅有的尊严。而且你们真诚地相信,不计较是一种修养,即便内耗到难以复加。我见过这种修养最好的样子:一位老人吃了大亏,一生不提,把气力都用在往前过日子上,儿孙满堂的时候,谁也看不出他缺过什么,只是谁也没见过他深夜辗转的样子。他不是不知道自己有理,而是不相信有理有用。
我这一代的答案是主张,说出来。不是我们脾气大,是委屈第一次有了去处:什么算数、什么不算数,越来越多地写在了纸上。受了损害去立案,在我们看来不是撕破脸,是把脸交给规则去评,交给公众去评。每个人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讲台,只是讲台上说的话,同样要经得起规则的称量。
消化有消化的尊严,主张有主张的代价。哪一种更体面,我不确定。
第二问:人和人做事,彼此之间相信道德交情,还是相信合同与算法?
道德与交情的好处,我不敢小看。它快,它暖,它在规则够不着的地方依然有效,今天中国的许多事,仍然是交情在办,而且办得不坏。一个人愿意以道德为另一个人作保,这件事本身,任何时代都值得敬重。
合同与算法的好处是另一种:它让互不相识的人可以合作,让没有引荐的年青人有一张入场券,让信用离开具体的人也能存在。交情护得住熟人,护不住陌生人;合同认得了条款,认不了难处。
而我们这代人真实的处境,是站在两套办法的中间:
合同签了,还是要吃饭;道理占了,还是要找人。这中间的路要走多久、怎么走,我不确定。
但是我有预感:
年青人往后要去的地方,越来越多是没有熟人的地方,新的城市,新的行业,新的国家。在没有熟人的地方,面子是带不走的,能带走的只有合同和算法。它们不认人,所以认所有人。
我做的东西,绝大多数使用它的人不认识我,也不需要相信我的人品,他们只需要相信规则本身。这件事教育了我。
第三问:一个人未来财富的创造,应当来自他占据的位置,还是来自他创造的东西?
这一问,我把自己也放进去问。我的行业很年轻,规则来得比行业晚,我们是在创业创新长大的一代年青人,从来就没有过什么正确答案。我没有资格站在这个问题外面。正因为如此,我格外希望它被认真问下去,问所有人,也问我。一个时代敬重什么样的富人,年青人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的答案,比任何一个富人的答案都重要。
我见过两种富起来的路。一种富贵长在人身上:认识谁,跟过谁,坐在哪张桌子的哪个位置。人在,钱在;人走,茶凉。一种富贵长在东西上:一项技术,一个产品,一行代码,它做出来那天起,就不再需要主人守着,天南地北的陌生人都可以用它、检验它、靠它谋生。
两种路,中国都走过,都还在走。哪一种走得更远,我们这代人正在用自己的一生下注。
三个问题,写完了。
这三问,轮不到您和我裁决。而是今天的九零后,零零后,一零后,今年出生的孩子,三十年后正当壮年。他们会用他们认定的体面去待人、经商、成家、立业,这个国家将来是什么样子,说到底,是他们的模样。
您比我年长三十岁,见过我没见过的年代;我比您年轻三十岁,会看到您看不到的年代。可是在三十年后的年青人面前,您和我坐在同一排:都只有发言权,没有裁决权。
您让我在外多为故国做些有益的事情,故国在我心中重如千钧。太空里什么都是失重的,唯独这一样,我称过,分量没变。
您是长辈。这一排里,最该谦卑的是我。所以这封信不是论战,是交卷。
我的答案只有一句:最大的体面是不用讲体面,这就是我理解的体面。
我知道这句话会被比我年青的人修改。我期待被修改。
三十年后,如果有年青人拿着更好的答案来找我们,希望您和我都还在,都还愿意听。
孙宇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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