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豪门最狠的商道?
邵逸夫临终前留下遗言,如果四个子女来参加葬礼,就当场把838亿港币遗产留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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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逸夫去世时,资产大约在两百多亿港元。
他把绝大部分身家捐进了慈善基金会,那么,分到实际不多。
那些遍布内地高校的逸夫楼,就是他这笔钱去向的明证。
很多人把这事解释成豪门恩怨的终章——因为子女跟他疏远,所以他不给钱。一种临终前的终极清算。
我倒觉得,这么理解可能把事情看简单了。
在我看来,邵逸夫这个人做事,不太像在赌气。
他更像那种把账算到骨子里的商人,每一笔都有来由,每一笔都要经得起自己的逻辑。
他对钱的态度,贯穿了他整个商业生涯。
当年他在邵氏拍片,成本卡得极紧。
一个镜头该不该多拍一条,群演能不能少用一个,他都管。
李翰祥拍戏想多花钱,得跟他磨半天。
这种精打细算,不是抠门,是商业本能。
在他眼里,钱是用来做事的,每一分都有它的去处,不该花的就不花,该花的他也不含糊。
对子女,他一直也在算账。
只不过他算的不是感情账,是商业账。
儿子们在邵氏做事那几年,他给职位,给机会,但权力始终握在自己和方逸华手里。
孩子们感受到的不是父亲的培养,是老板的考核。
这种氛围下,离开几乎是必然的。
1964年长子邵维铭在新加坡被绑架那件事,很能说明问题。
邵逸夫接到电话,冷静地跟绑匪谈判,谈条件,谈赎金,最终把儿子救了回来。
危机处理得滴水不漏,像个专业谈判专家。
可儿子心里想的是另一回事——我命悬一线的时候,父亲的第一反应是谈生意。
这事没有谁对谁错。
邵逸夫的冷静是他在商场上活下来的本事,但这种本事用在家人身上,就变成了隔阂。
他能算准一部电影的盈亏,算不准儿子心里那道坎有多深。
后来四个子女相继离开香港,回到新加坡。
母亲黄美珍那边的家族给了他们支撑,他们有了自己的生意,不再需要仰仗父亲。
这种自立,既是骨气,也是无奈。
1987年黄美珍在洛杉矶去世,邵逸夫没有出席葬礼。
这个缺席,比任何激烈冲突都更决绝。
到了这个份上,父子之间的账已经没法算了。
所以当邵逸夫晚年决定把财产捐掉的时候,我认为他并不是在报复。
他只是在延续自己一贯的逻辑。
一个把账算了一辈子的人,很清楚什么值得投入、什么不值得。
慈善这事,投进去能看到实打实的结果。
一座逸夫楼立起来,多少学生能在里面上课,这个账算得清楚。
而把几百亿留给已经几十年不来往的子女,在他眼里可能是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
给了,未必能换回什么。
不给,也就是维持现状。
这跟报复无关,报复需要情绪,需要恨,需要“我要让你后悔”的执念。
但邵逸夫这个人,给人感觉是情绪很少的人。
他对子女的疏远,更多的是一种接受,而不是一种愤怒。
你们选择了离开,我接受。
我不给钱,你们大概也能猜到。
大家各自承担各自的选择,仅此而已。
这种冷冰冰的公平,比愤怒更让人难受。
愤怒起码说明还在乎,算账说明已经不在乎了。
他在生命最后几十年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两件事上:跟方逸华一起打理TVB,以及大规模地捐钱。
前者是他的事业延续,后者是他的精神投射。
子女不在其中,他也不强求。
葬礼那天,四个子女其实都来了。
长子邵维铭还帮着操办了后事。
场面上的礼数都尽到了,但那份疏远,旁观者也能感觉到。
没有争产,没有闹剧,就是安安静静地来,安安静静地走。
邵逸夫的遗产安排,最终成了他人生最后一道算好的账。
钱给了社会,名字刻在了逸夫楼上,子女过子女的日子,他留下了他想留的名声。
这大概不是普通人能理解的父爱,甚至可以说是某种冷血。
但在邵逸夫自己的账本里,每一笔都平了。
唯一算不平的,可能是当年那个从绑匪电话里听到父亲冷静谈判的少年心里,永远留下来的那块空白。
那块空白,不是钱能填的,也不是楼能补的。
这个账,精明如邵逸夫,也算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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