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敌人当着秦鸿钧妻子的面，把他捆在老虎凳上，边往鼻子里灌辣椒水，边在脚下加砖。没想到妻子见后冷冷的说道：“我俩夫妻感情不和，就算你们把他打死了，和我也没关系！” 1949年初春的上海，阴冷潮湿，街面上还残留着过年时零星的红纸屑，但空气中早已没了年节icon的喜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这些日子像发了疯一样，四处抓人，尤其是对共产党的地下电台，更是布下了天罗地网。   3月17日深夜，秦鸿钧正在阁楼上发报。韩慧如坐在楼下纳鞋底，耳朵却始终竖着，留意着外面的动静。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弄堂口传来，紧接着是猛烈的砸门声。韩慧如心里一沉，刚站起身，门已经被撞开了。 十几个特务冲了进来，领头的正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人。他们直奔阁楼，秦鸿钧来不及销毁电报稿，就被几个人死死按住。   夫妻二人被押到了亚尔培路二号，这里是国民党特务的一个秘密审讯点。韩慧如亲眼看着自己的丈夫被拖进刑讯室，那扇厚重的铁门在她面前砰地关上，她的心也跟着沉了下去。   刑讯室里，秦鸿钧被捆上了老虎凳。特务们把他按在凳子上，双腿并拢，膝盖弯处横着一条粗木杠，脚后跟下开始一块一块地塞砖。 与此同时，一个特务端着一碗红通通的辣椒水，捏住秦鸿钧的鼻子就往下灌。辣椒水呛进气管，秦鸿钧剧烈地咳嗽起来，脸涨得通红，额头上青筋暴起，身子在老虎凳上痛苦地扭动，可绳子捆得紧紧的，他根本动弹不得。   特务头子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翘着二郎腿，不紧不慢地说：“秦先生，你给共产党干了这么多年电台，总该知道点头绪。说说吧，你的上级是谁？发报的时间、频率、密码，还有你在上海的联系人，都交代出来，我保证你和太太平平安安地出去。”   秦鸿钧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不知道。”   特务一挥手，又加了两块砖。秦鸿钧的腿关节发出咯咯的响声，他额头上的汗珠大颗大颗地往下滚，可他硬是一声不吭。辣椒水还在一碗一碗地往鼻子里灌，红色的液体顺着他的下巴滴到衣服上，混着汗水，把前襟染成一片暗红。   这时，铁门被推开一道缝，韩慧如被两个特务押了进来。特务头子站起来，皮笑肉不笑地说：“韩女士，你丈夫在这里受苦，你看得下去吗？劝劝他吧，只要他开口，你们夫妻俩都能活命。我说话算数。”   韩慧如的心像被人攥住了狠狠地拧，可她脸上却没有露出半点慌乱。她甚至冷冷地笑了一下，用不高但很清楚的声音说：“我俩夫妻感情不和，你们就算把他打死了，和我也没关系。”   特务头子一愣，随即哈哈大笑：“好，好，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韩女士既然这么说，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他转身对其他人说：“先把她押到隔壁去，等会儿再问。”   韩慧如被押了出去，铁门再次关上。她靠在外面的墙壁上，双腿发软，几乎站不住。那冷冰冰的一句话，旁人听来薄情寡义，可只有她自己知道，每一个字都像刀子在割她的心。秦鸿钧明白，她也明白，这是他们之间不需要说出口的默契。 她不能在他面前掉一滴泪，不能露出半点软弱，更不能让敌人看出他们夫妻感情深厚，拿她来要挟他。她越冷淡，敌人越不会在她身上花心思，秦鸿钧也越能没有牵挂地坚持到底。   然而她的“冷淡”并没有让敌人放过她。第二天，特务们开始单独审问她。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威逼利诱，甚至同样的刑具。韩慧如被绑在刑椅上，特务们用皮鞭抽她，用烧红的铁条烫她的手臂，逼她说出丈夫的秘密。她疼得浑身发抖，嘴唇咬出了血，可回答始终只有三个字：“不知道。” 审讯持续了将近两个月。敌人用尽了各种办法，秦鸿钧的腿几乎断了，走路时需要人架着，可他的嘴始终没有松开。韩慧如也被打得遍体鳞伤，但她咬紧牙关，没有吐露一个字。 1949年5月7日，上海解放前二十天。那天傍晚，牢门突然被打开，特务们把秦鸿钧和其他几位同志一起提了出去。韩慧如听见动静，扑到牢门口，透过门上的小窗往外看。 秦鸿钧被几个人架着，走到走廊拐角处，忽然回过头来，朝她的方向望了一眼。昏黄的灯光照在他消瘦的脸上，他的目光平和而坚定，嘴唇无声地动了动，像是在说：“我没事，别担心。”   那是韩慧如最后一次看见他。   当晚，秦鸿钧和李白、张困斋等十二位同志被押到浦东戚家庙刑场。枪声响起之前，秦鸿钧和战友们站在一起，面对着黑沉沉的夜色，没有一个人跪下，没有一个人求饶。他们牺牲在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韩慧如活了下来。上海解放后，她才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组织上找到她，告诉她秦鸿钧临终前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只托人转告她：“让她好好活下去。”   多年以后，韩慧如回忆起那段日子，说：“那天在审讯室里，我说夫妻感情不和，其实我心里想的是，鸿钧他一定懂我的意思。我们做地下工作的，生死早就不放在心上了。只要革命能成功，个人的命算什么？”   她后来一直留在上海工作，直到晚年，还常常去龙华烈士陵园看秦鸿钧。墓碑上刻着他的名字，照片上的他依旧年轻，目光沉静，像在看着她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