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陈一谘先生的回忆录,提到余英时先生一段往事,很感慨。
1989年六四后,大批知识分子流亡到海外,当时大家热情高涨,热火朝天,充满必胜的信心和期待,唯有余先生头脑冷静。
他对来访的老陈说:“我也是中国的流亡者,原来一直想很快能回国,可一等就是几十年。你们出来了,也要做好长期不能回国的准备。”
三十多年过去了,时间证明了余先生的远见。
但我觉得更可贵的是,余先生并没有因为有这种冷静的远见而放弃积极的努力。不管是不是会成功,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去做。这一点,才是真正难得的。
余先生,堪称当代的“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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